社区卫生服务最新研究合辑
以近10年（2010—2020年）为阶段，梳理我国全科医学行业的自身优势和不足，以及其发展面临的环境机会和挑战。
以Donabedian的概念模型为框架，检验和评估中国全科医学基本医疗服务系统的质量特征；以态势分析法（SWOT分析法）为框架，分析中国全科医学发展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数据来源于2010—2020年全科医学发展相关的统计报告、期刊论文、政策与工作指南等。
（1）全科行业的结构质量：近10年来我国全科医学发展政策是以往相关政策的承袭和发展，并在全科人才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分级诊疗、区域医共体等方面继续加强，全科的财政政策和管理政策仍有提升空间。全科人力资源在数量上飞速发展，不过人力资源倒置问题未彻底解决，需要采用全职等量的算法来计划和评估人力资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量呈现稳定增长，但仍低于医院的增长速度。全科医学服务的卫生经济学数据尚需补充。（2）全科行业的过程质量：2020年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乡镇卫生院诊疗的人次数为20.45亿人次，即我国平均每人每年访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或乡镇卫生院1.5次，高于2010年每人每年平均1次的访问频率，但仍低于患者对医院门诊的访问频率（平均每人每年2.7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2020年的社区卫生服务/全科医学服务有明显影响，门诊诊疗人次数下降约20%。全科医学相关文献的发文量在2018年达到峰值，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双向转诊和分级诊疗、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全科医学、社区、慢性病（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期待随着学科发展，全科研究可以在创新和评判思维、对临床服务的循证支持、对服务质量和患者结果改善方面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3）全科医学服务的结果：全科医学服务对居民健康影响的数据不足。从居民和患者的体验和观点来看，已获得全科服务或签约家庭医生的居民有较好的体验和较高的满意度，不过尚缺乏普遍社区居民对全科医学服务感知和观点的数据。全科医生自身对行业工作的体验和看法存在较大差异，性别、年龄、职称、城乡、地理位置等影响医生的体验和满意度。全科人力资源存在不稳定性，收入、工作和时间压力是主要影响因素。（4）中国全科医学的主要优势在于有力的政策推动和政府领导，集中化体制表现出的卓越资源动员能力，能快速启动和发展全科医生队伍；中国拥有已经成熟起来的全科医学教育和培训，以及临床医学服务的中坚力量，并显示出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传统和有机结合。（5）中国全科医学存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共性问题，其自身特点包括学科发展较晚、人才队伍质量有待提高、工作压力大且职业倦怠显现，全科医生代沟对教育和实践的影响。全-专之间关系处于脱离依附和走向融合的交界点。全科师资特别是社区临床带教的教育胜任力不足。全科团队建设和管理需要从形成期向激荡期和绩效期推进。（6）健康中国和全面小康的国家战略，全球通过《阿斯塔纳宣言》重申的初级保健在可持续发展和全民健康覆盖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重视和健康素养的提升，是中国全科医学的发展机会。（7）人口老龄化，以及随之产生的疾病负担改变和社会经济变化，加上全科人力资源的老化和动态过程、城乡二元化和地区差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倒置三角等，是中国全科医学发展面临的挑战。相应的解决策略包括：加强全科医学倡导功能，建立广泛社区的协作网络，发展全科医学职业组织等。
中国的全科医学事业发展处于上升期。人力数量上有飞速发展，政府政策的推动性强，在基本医疗可及性上有快速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率明显增加。作为知识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全科业内和社会期望较高，同时存在明显压力，人力存在不稳定因素，全科医生的自我身份认同仍有提升空间。对全科医学的经济投入仍需明朗。当前，中国全科医学处于前所未有的促进环境中，医学界和全科同仁务必抓住机会促进其更好地发展，"化挑战为机会"，为全民健康赢得更好结果。
本文对《欧洲全科医学/家庭医学和基本医疗保健科研纲要》的中文译稿进行了重点摘登。该文件由欧洲全科医学科研网络制订，包括7部分内容：序言、导言、方法、结果、独立章节，讨论和启示。作为在欧洲发展全科医学科研的核心指南，该文件对欧洲的全科医学学科和科研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的全科医学体系和以此为基础而构建的学科理论共识与我国全科医学当前的实际情况可能更为接近。因篇幅所限，本文刊登了其中最重要，对中国研究者也最实用的5部分内容，包括：（1）导言——全科医学的核心能力/特征以及全科医学科研的意义；（2）结果——全科医学的6个核心领域（基本保健管理、"以人为本"的照护、解决具体问题的技能、综合的方法、以社区为导向、整体的方法）的科研范畴，研究需求和适用方法；（3）独立章节——如何发展基本的科研能力和避免常见的科研失误；（4）讨论——未来的全科医学科研重点；（5）启示——科学协会、研究机构、患者参与、科研工作、期刊、科研政策在发展学科方面应注重的问题。因欧洲的全科医学体制和我国较为相似，且存在一定的科研发展代差，该文件在当前阶段也可为我国全科医学研究者所用，基于全科医学学科的视角，从概念、分类学、范围和科研方法等方面，为我国全科医学科研的发展提供参照。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力标准（2018年版本）》，提出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该提供56种常见病种的诊疗服务，但并没有明确社区儿童常见病病种，一定程度影响社区儿童健康服务能力评价和建设。
调查分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常见儿童疾病病种及其特点，为进一步加强社区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2020年4月，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全国11个不同级别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样本单位。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内容涵盖调查对象基本情况、适宜在社区诊疗的常见儿童疾病病种及其排序。问卷由样本机构儿童健康服务人员自愿匿名在线填写，共成功调查3 090例儿童健康服务人员。调查对象将儿童相关疾病常见程度从高到低排序，选出前5种常见儿童疾病分别赋分1~5分，即排序第1的病种赋5分，排序第5的病种赋1分，未被选中的病种赋0分，计算各种疾病总得分，并按照总得分进行排序。
社区儿童常见疾病病种前5位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腹泻、支气管炎、肺炎和湿疹；排序前10位的社区常见儿童疾病中，呼吸系统疾病占3种，五官和皮肤科疾病3种，传染病2种，消化系统和生长发育相关疾病各1种。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城市和不同岗位下排序前5位常见儿童疾病一致，但排序不同，第6~10位病种及其顺序均存在差异。
目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常见儿童疾病病种覆盖面较广。社区常见儿童疾病病种存在地区、城市和岗位差异性。社区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建设要以提高社区常见儿童疾病诊疗服务能力为导向，并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城市和岗位的病种差异性。
社区健康管理是推进健康中国行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内容。日本作为世界最长寿的国家，其社区健康管理已日趋成熟。本文简要回顾了在日本国民健康战略指引下的社区健康管理发展历程，并梳理了日本社区健康管理的考核框架，归纳了其在健康体检与癌症筛查、生活方式及行为干预、重点人群健康管理三方面的具体行动，进而在总结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我国开展社区健康管理工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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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临床质控督查是提高医疗质量的有效途径。通过全科临床质控督查可对区域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临床质量状况进行系统评估，进而发现问题。
通过对2019、2020年上海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临床质控督查结果进行分析，了解上海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临床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合理化的改进建议。
2019、2020年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上海市全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研究对象，由上海市市、区两级全科临床质控督查专家采用上海市全科医学临床质量控制中心制定的《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学临床质控督查标准（基层医疗机构版）》，对上海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全科临床质控督查工作。于2021年5月采用描述性分析法比较和分析2019、2020年上海市全科临床质控督查结果，并对全科临床质控督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进行汇总分析。
2019、2020年，上海市分别有243家和24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全科临床质控督查。2019、2020年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临床质量平均标准总得分分别为（87.32±5.97）、（86.67±5.36）分。相较于2019年，2020年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基本条件（99.80%比99.93%）、全科医生人员配备及岗位职责（91.90%比93.44%）、全科医生诊疗能力（85.72%比85.82%）、全科医生慢性病管理与处置能力（80.95%比81.07%）、全科医学教学与科研（28.87%比29.99%）6个维度上的得分率升高，在全科医疗质量管理维度上的得分率降低（86.36%比85.76%）。从内容上看，全科临床质控督查中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人员配备〔提及176次（22.03%）〕、全科医生应诊能力〔提及154次（19.27%）〕、住院病史质量〔提及92次（11.51%）〕、家庭病床病史质量〔提及91次（11.39%）〕、硬件配置〔提及91次（11.39%）〕5个方面。问题被提及率方面，排在前5位的问题顺次为：全科高级职称人数占注册全科医生人数比未达标〔提及84次（10.51%）〕、科研薄弱〔提及66次（8.26%）〕、每万常住人口拥有全科医生数不足3.5名〔提及61次（7.63%）〕、基本临床操作技能欠佳〔提及40次（5.01%）〕和家庭病床数量不足〔提及36次（4.51%）〕。
以全科临床质控督查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临床质量提升初见成效。下一步，可通过深化全科医疗质量管理内涵、提升全科医生诊疗能力、提高教学和科研能力，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临床质量水平持续提升。
随着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深入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评价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评价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对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至关重要。
通过对国内外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评价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比较国内外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评价研究在评价视角、内容上的共性与差异，以期为我国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评价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
系统检索建库至2020年10月15日发表于中国知网、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PubMed的关于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评价的研究，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后，分析纳入的国内外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评价研究在评价视角、内容上的共性与差异，采用描述分析法对结果进行汇总、分析。
最终纳入英文研究62项，中文研究16项。分别有10项英文研究、7项中文研究，从社区卫生服务特征的主要维度（首诊、人性化、可及性、连续性、协调性、综合性）出发，对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其中，国外研究多以服务的协调性（7/10）、人性化（6/10）和可及性（5/10）作为评价社区卫生服务质量的出发点，国内研究则侧重于从服务的人性化（6/7）、综合性（4/7）和可及性（4/7）角度对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分别有52项英文研究、9项中文研究对具体社区卫生服务内容的质量进行评价。其中，国外研究多将慢性病管理〔2型糖尿病（12/52）、心脑血管系统疾病（11/52）、高血压（7/52）、呼吸系统疾病（7/52）、慢性肾脏病（5/52）〕作为评价内容，其他常见评价内容还包括抗菌药物使用（5/52）、肿瘤筛查（5/52）、安全用药（5/52）、儿童保健（5/52）及老年照护（5/52）等；国内研究则多将慢性病管理〔糖尿病（3/9）、高血压（3/9）〕、孕产妇保健管理（3/9）等作为评价内容。
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评价已愈发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充分重视。与国外研究相比，从涉及的社区卫生服务特征维度来看，我国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评价研究存在对首诊、协调性服务质量评价关注度不足的问题；从涉及的具体社区卫生服务内容来看，我国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评价研究的评价内容不够全面、缺乏对常见病与多发病诊疗质量的评价。下一步，需将解决上述问题作为推进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评价工作的突破口，通过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评价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健全并不断优化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古巴拥有覆盖全国的三级诊疗体系，并且实现了百分之百全民医疗免费，其中社区卫生服务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公共卫生服务、基层医疗保健、全科医生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事业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文旨在介绍古巴医疗体系的发展和现状、社区卫生服务现状、全科医生培养情况，分析古巴社区卫生服务在开展慢性病管理和传染病防控方面的具体措施，通过多方面的对比为我国社区卫生服务事业进一步发展提供思路。
老年人常罹患多种慢性病并需要同时接受多种药物治疗，在药物代谢动力学和药物效应动力学改变的背景下，易发生潜在不适当用药（PIM）的情况。老年人PIM的发生率较高，PIM可增加老年人衰弱、跌倒、认知功能衰退等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但目前我国对老年人PIM的研究较为薄弱，且在基层医疗环境下老年人PIM问题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缺乏规范化、智能化的管理手段。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老年人PIM的现状、筛查与评估工具及应对模式进行综述，旨在为减少PIM对老年人造成的危害、规范药品管理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借鉴。
医养护一体化服务有望成为解决老龄化社会中众多慢性病患者健康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服务质量有待关注。
分析社区慢性病患者医养护一体化服务体验的影响因素，为改善服务质量、提升服务体验提供借鉴和参考。
2020年6—9月，便利抽取浙江省杭州市接受医养护一体化服务的社区慢性病患者525例，对其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一般资料（个体特征）、服务相关资料（服务特征）和服务体验3部分。采用基于服务差距分析模型的服务质量评价量表，计算服务感受-期望间的差距，以测量服务体验。在结构-过程-结果质量保障模型的指导下，假设结构性因素（接受医养护一体化服务的社区慢性病患者的个体特征）影响过程性因素（医养护一体化的服务特征），两者共同影响结果（慢性病患者的服务体验），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杭州市社区慢性病患者医养护一体化服务的感受总均分为（5.14±0.44）分，期望总均分为（6.80±0.01）分，感受-期望间差距的总均分为（-1.65±0.44）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月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患病数量、是否更换过服务团队、接受的服务内容项目数和服务方式种类数是慢性病患者医养护一体化服务感受-期望间差距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慢性病患者的医养护一体化服务体验主要受到服务特征（签约时长、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智慧医疗）的影响（路径系数=-0.51，P<0.001），服务特征直接影响服务体验（直接效应量=-0.51，P=0.002）；个体特征（年龄、文化程度、自理能力、患病数量）直接影响服务体验（直接效应量=-0.14，P=0.026），并通过服务特征间接影响服务体验（间接效应量=-0.24，P=0.002）。
医养护一体化服务得到了患者的认可，但服务体验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可通过提高该服务内容的利用率、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方式、充分发挥智慧医疗的作用、为患者制定更为个性化的干预方案等途径，进一步改善社区接受医养护一体化的慢性病患者的服务体验。
社区居家安宁疗护服务是安宁疗护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社区居家安宁疗护服务为中心是安宁疗护服务发展的方向。英国与美国作为开展社区居家安宁疗护服务较早的国家，在社区居家安宁疗护服务的患者准入标准、服务团队与服务内容、经费保障等方面都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也建立起了相对健全的社区居家安宁疗护服务体系。我国可适当借鉴英国和美国社区居家安宁疗护服务的发展经验，制定适合我国的社区居家安宁疗护服务的患者准入标准，加强多学科安宁疗护团队建设，将非药物疗法纳入社区居家安宁疗护服务范畴，实行按床日付费的支付方式，使疾病终末期患者能在其熟悉的环境中安详、有尊严地离世，保障其善终权益。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老年人多病共存和多重用药现象明显增加，易发生潜在不适当用药。潜在不适当用药与不良健康结局相关。
系统评价中国社区老年人潜在不适当用药发生率及相关因素，旨在为制定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于2022年6月，检索中国知网、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EmBase和Web of Science，获取有关中国社区老年人潜在不适当用药发生率及相关因素的文献，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2年6月。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数据后，采用美国卫生保健质量和研究机构推荐的横断面研究质量评价工具评价文献质量。采用Stata 12.0软件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24篇文献，其中2篇文献质量为高，22篇文献质量中等。Meta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社区老年人潜在不适当用药发生率为34.8%〔95%CI（31.3%，38.3%）〕，其发生潜在不适当用药的相关因素有年龄≥75岁〔OR（95%CI）=1.261（1.074，1.481）〕、合并多病（≥5种）〔OR（95%CI）=3.287（1.405，7.691）〕、用药数量≥5种〔OR（95%CI）=1.800（1.305，2.481）〕和用药数量≥10种〔OR（95%CI）=4.380（2.612，7.347）〕。
中国社区老年人潜在不适当用药发生率较高，高龄、合并多病、用药数量多是社区老年人发生潜在不适当用药的危险因素，应重视对具有上述特征的社区老年人群潜在不适当用药的预防和干预管理。
2009年高血压和糖尿病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畴，目前社区慢性病患者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的利用情况如何有待深入研究。
了解深圳市社区慢性病患者利用或参加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8年9—11月深圳市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的调查数据，采用χ2检验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性别、年龄、户籍、婚姻状况、月收入、职业类型、在深居住年限、是否购买医保、疾病确诊医疗机构级别等对服务利用度的影响。
本次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10 042例，其中自我报告确诊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各1 132和402例。1 132例高血压患者中，530例（46.82%）表示参加了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提供的高血压随访管理，其中436例（82.31%）表示医生提供了测量血压服务，399例（75.25%）表示医生提供了用药指导服务；402例糖尿病患者中，194例（48.26%）表示参加了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提供的糖尿病随访管理，其中（共计193例，1例缺失）173例（89.37%）表示医生提供了测量血糖服务，154例（79.62%）表示医生提供了用药指导服务；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均表示医生进行戒烟或少吸烟、戒酒或少饮酒指导的比例较低，均低于40%。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月收入、在深居住年限、有无医保是影响高血压患者社区健康管理服务利用情况的因素（P<0.05），年龄、职业类型、月收入是影响糖尿病患者社区健康管理服务利用情况的因素（P<0.05）。
不到一半的社区慢性病患者利用或参加了社区健康管理服务。女性、18~44岁中青年、中低收入、在深居住年限较短和无医保的高血压患者、体力劳动为主的糖尿病患者利用率较低。建议针对上述重点人群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宣传教育，同时进一步提高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医生对患者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如吸烟、饮酒等）健康教育的意识。
伴随我国人口老龄日益严重，养老问题日渐突出，社区养老可有效解决当前社会养老问题。
运用决策树与Logistic回归模型探析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
2020年8—12月，依据便利抽样原则选取大庆市某3个社区为研究现场，方便选取符合入组标准的500例社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涵盖老年人一般资料、身心健康水平、家庭及社会支持等方面。采用决策树与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
共发放5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8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8%。其中，159例（32.5%）社区老年人愿意选择社区养老。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养老观念、社区养老了解度、孤独感得分、代际关系得分是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决策树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社区养老了解度、养老观念、孤独感得分、社会网络、健康自评、教育程度、居住方式为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Logistic回归模型与决策树模型筛出的前3位关键影响因素均为社区养老了解度、养老观念及孤独感得分。Logistic回归模型的灵敏度为94.34%，特异度为95.7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下面积为0.985（0.974，0.996）；决策树模型的灵敏度为88.05%，特异度为97.87%，ROC曲线下面积为0.980（0.968，0.992）。两个模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625，P=0.268）。
决策树与Logistic回归模型相结合，在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中具有较高的运用价值。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偏低，提示未来可通过改变老年人传统养老观念、关注老年人身心健康、改善老年人家庭关系等方法提高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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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最重要且有因果关系的独立危险因素。广东省老年居民血脂异常患病率较高，亟须分析老年人血脂异常的具体患病情况及影响因素，针对性地对血脂异常进行预防和控制。
调查广州市越秀区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老年居民血脂异常的流行病学现况及其危险因素。
选取2020年广州市越秀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信息系统中重要变量完整的41 469名≥65岁老年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2020年健康体检数据描述患者的基本情况、BMI和血脂水平等流行病学特征，运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年龄、BMI与血脂异常患病的变化关系。
41 469名老年居民的血脂异常患病率为53.65%（22 247/41 469），标化患病率为53.89%。其中，高胆固醇血症的患病率为21.43%（8 887/41 469），标化患病率为21.57%；高三酰甘油血症的患病率为16.50%（6 843/41 469），标化患病率为16.53%；混合型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为14.51%（6 017/41 469），标化患病率为14.61%；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的患病率为3.80%（1 577/41 469），标化患病率为3.7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BMI、锻炼情况均是老年居民血脂异常的影响因素（P<0.05），其中，女性、低龄和高BMI为老年居民血脂异常的危险因素（P<0.05）。RCS拟合结果显示，老年居民的年龄、BMI与血脂异常患病呈非线性关系；随年龄的增长，老年居民的血脂异常患病率总体呈下降趋势；随着BMI水平升高，血脂异常患病风险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低BMI下，OR显著上升，而在高BMI下，OR稍微下降。
广州市越秀区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65岁老年居民血脂异常患病率较高。该老年群体中血脂异常患病率随着年龄升高而降低，随着BMI水平升高血脂异常患病风险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提示老年人的血脂异常管理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应重点关注老年群体血脂异常的特定危险因素并进行早期预防和控制。
2型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生率高，慢性并发症是糖尿病致残和致死的根本原因。尽早规律、持续地监测以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各类慢性并发症，是降低糖尿病不良后果的根本，也是社区糖尿病管理务必重视的内容。
了解社区管理的2型糖尿病患者慢性并发症监测行为状况，分析糖尿病患病及监测相关情况与慢性并发症监测行为水平的关系。
于2019年5—11月，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成都市中心城区参与社区2型糖尿病管理的785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一般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和慢性并发症监测行为问卷（自我观测和专项筛查）的调查。
785例社区管理2型糖尿病中，103例（13.1%）没有罹患任何慢性并发症，435例（55.4%）同时罹患代谢综合征和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患者慢性并发症自我观测行为总均分为（2.58±0.86）分，检查足背动脉搏动行为得分仅为（1.33±0.67）分；患者慢性并发症专项筛查行为总均分为（2.77±0.57）分，其中视网膜检查、周围神经病变检查、下肢血管病变检查行为得分分别为（1.88±0.99）、（1.46±0.84）、（1.47±0.84）分。614例（78.2%）患者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专项筛查，主动定期筛查者仅有78例（9.9%）；分别有139例（17.7%）和385例（49.0%）患者对自我观测异常和专项筛查结果不能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确诊时间、慢性并发症罹患情况、对自我观测异常情况的处理是社区管理的2型糖尿病患者慢性并发症自我观测行为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糖尿病确诊时间、最近一次检测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慢性并发症罹患情况、参加专项筛查的原因、对专项筛查结果的处理情况是社区管理的2型糖尿病患者慢性并发症专项筛查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
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慢性并发症监测行为水平不高，且受患者糖尿病确诊时间、罹患慢性并发症情况、最近一次检测的HbA1c水平、参加专项筛查的原因及对监测结果的处理方式影响。在社区管理中应根据患者的疾病相关情况积极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促进患者主动、规律地对慢性并发症进行自我观测和专项筛查，提高2型糖尿病患者慢性并发症早诊断与早治疗率。
随着社会节奏加快，居民睡眠问题十分普遍，有研究显示睡眠时间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相关，但其和高尿酸血症的关联研究较为缺乏。
探讨睡眠时间和高尿酸血症之间的关联，并评估其量效关系。
采用2019年北京市海淀区成人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数据，以北京市海淀区18~79岁的常住居民（在海淀区居住6个月以上）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基本人口学信息（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个人生活方式（吸烟情况、饮酒情况、身体活动水平、睡眠时间）、慢性病患病情况（是否患高血压、糖尿病）、身高、体质量、血压、血糖、血尿酸、血肌酐，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探讨睡眠时间与高尿酸血症患病的关联，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分析睡眠时间与高尿酸血症患病风险的量效关系。
本研究共纳入5 380例居民，平均年龄（46.9±16.0）岁，平均睡眠时间（7.24±1.16）h。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睡眠时间7~9 h组相比，睡眠时间<7 h组和>9 h组患病风险增高〔OR<7 h（95%CI）=1.30（1.12，1.51），OR>9 h（95%CI）=1.48（1.15，1.89）〕。调整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吸烟情况、饮酒情况、身体活动水平、BMI水平、高血压、糖尿病、血肌酐后，与睡眠时间7~9 h人群相比，睡眠时间<7 h和>9 h的人群高尿酸血症患病风险较高〔OR<7 h（95%CI）=1.37（1.17，1.62），OR>9 h（95%CI）=1.39（1.07，1.81）〕。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睡眠时间与高尿酸血症患病的关联强度呈"U"型分布（非线性检验χ2=27.530，P<0.001）。
北京市海淀区成年人睡眠时间过长或过短均会增加高尿酸血症患病风险。
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的工作负担不断加重，职业倦怠凸显。当前，尚缺乏对不同等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职业倦怠的差异性研究。
比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改善家庭医生心理健康状况、促进基层人才队伍稳定性及提高基层卫生服务质量提供依据。
于2020年8月1—21日，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法在山东省泰安市6个县（市、区）抽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760例，其中201例（26.4%）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工作，559例（73.6%）在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工作。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和职业倦怠量表（MBI-GS）对纳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760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发生率为68.9%（524/76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发生率分别为63.7%（128/201）、70.8%（396/559）。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程度高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MBI-GS总得分及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得分高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年龄41~50岁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高于≤30岁者〔OR（95%CI）=7.119（1.770，28.638）〕，月收入>4 000元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2 000元者〔OR（95%CI）=0.194（0.040，0.941）〕，自评工作压力较大/非常大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高于自评工作压力无/较小者〔OR（95%CI）=3.629（1.475，8.929）〕，自评激励机制一般、比较有效/非常有效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自评激励机制极不有效/不太有效者〔OR（95%CI）分别为0.196（0.052，0.739）、0.235（0.066，0.834）〕；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女性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男性〔OR（95%CI）=0.603（0.396，0.920）〕，自评居民认可度一般、比较高/非常高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自评居民认可度非常低/比较低者〔OR（95%CI）分别为0.258（0.113，0.590）、0.428（0.199，0.918）〕，自评工作压力比较大/非常大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高于自评工作压力无/较小者〔OR（95%CI）=2.320（1.368，3.935）〕。
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的职业倦怠情况相对较重，个人成就感相对较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层面应加强对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培训，提高其薪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层面应增加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机构编制设置和晋升机会，加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宣传。此外，两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应简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流程。
用药安全是老年人医疗保健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多重用药可使老年人发生潜在不恰当用药（PIM）的可能性增加，常会引起药物间相互作用并导致药物不良事件发生，甚至会使老年人住院率、医疗费用及死亡率增加。处方精简是一种基于"以患者为中心、医患共同决策"理念的处方优化行为，旨在改善患者预后，降低与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社区是慢性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社区老年患者多病共存、多重用药问题突出。社区全科医生在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其对患者过去和当前的健康状况、患病情况和治疗方案有着详细的了解这一优势，也有利于确保处方精简的顺利实施。然而，目前对我国社区老年人实施处方精简的相关报道较少。本研究通过阐述处方精简的定义、处方精简在社区环境下的实施过程与步骤及其干预效果，进而深入探讨处方精简对社区慢性病管理的影响与意义，以期为我国社区处方精简政策的制定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参考。
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对疾病控制具有重要作用。基层全科医疗综合、连续等特点与糖尿病治疗的特点较为契合，但目前全科医疗核心特征功能与糖尿病患者治疗依从性之间的关系尚未明确。
探究全科医疗核心特征功能（首诊/第一线照护、连续性、可及性、综合性、协调性及以患者为中心）对2型糖尿病患者治疗依从性（药物治疗、饮食治疗、运动治疗、自我监测和定期复查）的影响，为今后通过强化全科医疗核心特征功能来提升2型糖尿病患者治疗依从性提供更加精确的方向。
于2019年8—9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广州市沙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家庭医生服务的2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设问卷〔患者一般信息调查表、中文版全科医疗核心特征功能量表（ASPC）、糖尿病患者院外治疗遵医行为问卷〕对其进行调查。比较不同特征2型糖尿病患者总体治疗依从情况，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全科医疗核心特征功能对2型糖尿病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共回收有效问卷224份。224例2型糖尿病患者治疗依从性总得分为（80.57±11.27）分，ASPC总得分为（72.95±11.40）分。不同性别、糖尿病相关知识了解程度的2型糖尿病患者治疗依从性总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型糖尿病患者ASPC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可影响其治疗依从性总得分、定期复查依从性得分（P<0.10）；2型糖尿病患者ASPC服务可及性、协调性服务维度得分对其药物治疗依从性得分有影响（P<0.10）；2型糖尿病患者ASPC协调性服务维度得分可影响其饮食治疗依从性得分（P<0.10）；2型糖尿病患者ASPC总得分及除协调性服务维度外的其他各维度得分对其自我监测依从性得分有影响（P<0.10）。
强化全科医疗核心特征功能各维度均有助于提升2型糖尿病患者总体治疗依从性、定期复查依从性。可通过强化可及性、协调性维度，提升2型糖尿病患者药物治疗依从性；可通过强化协调性维度，提升2型糖尿病患者饮食治疗依从性；可通过强化首诊/第一线照护、可及性、连续性、综合性及以患者为中心维度，提升2型糖尿病患者药物治疗依从性。尚未发现全科医疗核心特征功能与2型糖尿病患者运动治疗依从性之间的联系。未来，可能需要从为2型糖尿病患者提供更多运动相关的资源、环境支持等方面寻找切入点，进而提升2型糖尿病患者的运动治疗依从性。
在全科人才紧缺、社区资源有限的背景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亟须找到精准而科学的"激励"方式，"留住人、用足人"，并促成组织与个人共同成长，进而利好社区居民。
本研究通过构建全科医生群体激励机制模型，来检验现行政策的激励措施及其实际成效，以提出改进意见与建议，完善全科医生用人、留人机制。
2019年8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上海市奉贤区选取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204例全科医生，邀请其填写"全科医生对激励措施的认知与评价现况调查问卷"；于2019年8—9月，邀请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业务分管主任/公共卫生业务分管主任、医疗质量控制科室负责人，填写"奉贤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工作负荷调研表"。然后以赫兹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作为理论指导，以上海市奉贤区为研究范围，以区内全科医生为研究对象，将各级层面与激励相关的政策、制度和举措作为输入，将全科医生群体作为反应主体，提取有代表性的潜变量测量该群体的激励认知和激励评价，将全科医生群体的工作意愿、服务半径、工作量表现作为输出，建立全科医生群体激励机制模型。
204例全科医生对激励措施落实情况评价的平均得分为（0.77±0.14）分，认为激励措施落实情况对自身工作状态影响的平均得分为（0.73±0.19）分。不同健康状况、是否为行政岗位的全科医生对激励措施落实情况的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健康状况的全科医生对激励措施落实情况对自身工作状态影响的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全科医生对25项激励措施（1项街镇层面的激励措施未分析）的评价和认为激励措施落实情况对自身工作状态的影响均具有相关性（P<0.05），其中相关性程度较高的前3条激励措施分别为绩效分配（rs=0.65）、绩效工资计算方法（rs=0.62）和工资福利（rs=0.61）。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控制地区政策环境、所在街镇政府、所在工作单位变量后，全科医生对区域层面、街镇层面、机构层面激励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价与全科医生认为此激励措施落实情况对自身工作状态的影响呈正相关（r=0.38、0.39、0.53，P<0.001）。204例全科医生的工作意愿得分为（0.76±0.18）分，不同机构全科医生工作意愿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政策落实情况通过中介工作意愿影响最后的工作量表现，从落实情况到工作意愿为正向驱动（w1=0.43），而从工作意愿到加权工作量为负向驱动（w2=-0.156）。
奉贤区全科医生的工作意愿较好，也即稳定性较高，但政策的激励未能驱动有竞争态势的工作绩效表现。政策起到了保健作用，但激励作用失灵，长此以往，需考虑会否因为工作能动性的缺失，而造成留任意愿的变化；对全科医生群体而言，虽需要一定的保障，但更需多劳多得的激励，这一目标，在激励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可通过增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激励权限和比重来实现。
久坐行为是不良生活方式的一种，与脑卒中患者不良预后密切相关，认识脑卒中患者的久坐行为并根据其影响因素制定干预措施意义重大。
调查社区脑卒中患者久坐行为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0年8—1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郑州市3家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内、外科门诊复查及3个社区符合纳入标准的脑卒中患者为调查对象（n=230），采用一般资料问卷、中国成人静态行为问卷、疲劳严重度量表、脑卒中康复自我效能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社区脑卒中患者久坐行为的影响因素。
共发放问卷230份，回收有效问卷22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8%。社区脑卒中患者日均久坐行为时间为（7.10±2.75）h，179例（79.6%）患者每日久坐行为时间≥5 h。久坐与非久坐脑卒中患者年龄、常居住地、文化程度、并发症数、合并慢性病数和疲劳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并发症数、合并慢性病数及疲劳情况是社区脑卒中患者久坐行为的影响因素（P<0.05）。
社区脑卒中患者久坐行为发生率较高，健康相关管理人员可结合相应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措施，减少社区脑卒中患者久坐行为的发生。
社区全科门诊在满足慢性病患者医疗需求方面面临日益复杂的挑战。同时以合作、彼此尊重为基础的医患共同决策（SDM）正逐步成为主流医疗决策模式。将SDM模式引入社区慢性病诊疗中，对于改善慢性病患者健康结局、提高其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了解社区全科门诊慢性病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现状和程度，并分析影响其参与治疗决策的因素，旨在为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SDM的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北京市双榆树社区全科门诊7名全科医生及其于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接诊的149例慢性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现场非参与观察，采用中文版患者参与医疗决策量表-5（OPTION-5）评估医疗咨询过程中全科医生促进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程度，并采集患者个人特征、就诊与患病情况方面的信息及全科医生的一般资料。比较不同特征社区全科门诊慢性病患者OPTION-5得分情况，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探讨影响其参与治疗决策的因素。
149例慢性病患者平均就诊时长为（4.1±2.7）min；OPTION-5中位得分为6.00（3.00）分。不同年龄、就诊时长的慢性病患者OPTION-5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就诊时长、就诊咨询时是否被他人打断、家属是否陪同就诊是社区全科门诊慢性病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影响因素（P<0.05）。
社区全科门诊慢性病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程度较低。延长诊疗过程中的医患沟通时间，确保诊疗过程不被打断，以及诊疗时给予患者一个私密的空间，可能是提高社区全科门诊慢性病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程度的可行措施。
随着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进与发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成为基层卫生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这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评估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综合分析了国内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评估指标的研究进展。国外方面以英国、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代表，认为以结构-过程-结果模型为主的传统评估指标正在被一些更加关注团队组织环境、内部关系、心理状态、持续改进的模型所替代。国内近些年开始以家庭医生团队为对象构建评估指标。研究方法多样，但缺乏高质量的理论模型支撑，且未对构建的指标进行信效度检验；指标维度较单一，尤其是缺乏团队关系、情感心理、持续改进方面的指标。结合国际经验，研究者建议以投入-中介-产出-再投入（input-mediator-output-input，IMOI）模型为理论依据，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评估指标。
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调了主动健康的概念，积极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目前，主动健康尚未形成规范的体系。本文对主动健康的内涵、意义及现状进行梳理与总结，并以此为背景探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社区医务工作者实施主动健康管理的策略及效果评价体系。本文认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社区医务人员在实施主动健康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健康管理中融入"主动健康"理念，可以增强居民主动健康的意识和管理自身健康的能力，这对于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社区门诊老年患者常罹患多种慢性病，易被开具潜在不适当处方（PIP）。
分析社区门诊老年患者处方成为PIP的影响因素。
于2021年3月，采用整群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2019-01-01至2019-12-31至北京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就诊的老年患者的药物处方，由2名具有中级职称的药剂师分别依据美国老年医学会2019版Beers标准（简称Beers标准）及《中国老年人潜在不适当用药判断标准（2017版）》（简称中国标准）对处方进行评价，同时由研究者采集处方者、处方对象和处方内容相关资料，比较不同评价结果处方在处方者、处方对象特征及处方内容上的差异。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PIP开具的因素并进行敏感性分析（仅选取≥65岁患者的处方）。采用描述性分析法分析PIP中不适当用药的药品分布情况。
共纳入815张老年患者门诊处方，在Beers标准、中国标准下，分别有266张（32.6%）、182张（22.3%）处方为PIP。在Beers标准下：PIP与非PIP的处方者年龄，处方对象年龄，疾病诊断为高血压、失眠者占比，药物品种数，药物类别为心血管系统用药、抗血栓用药、中枢神经系统用药和胃肠道系统用药者占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中国标准下：PIP与非PIP的处方者年龄、职称分布，疾病诊断为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失眠和骨关节炎者占比，药物类别为心血管系统用药、抗血栓用药、非胰岛素类降糖药、中枢神经系统用药和非甾体抗炎药者占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无论在Beers标准还是在中国标准下：老年患者冠心病、失眠患病情况对PIP的开具有影响，处方中包含抗血栓用药是处方成为PIP的影响因素（P<0.05）。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老年患者高血压、冠心病、失眠患病情况对PIP的开具有影响，处方中包含抗血栓用药是其成为PIP的影响因素（P<0.05）。在Beers标准下，266张PIP涉及不适当用药共302例次，其中抗血栓药物占46.4%（140/302），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占16.2%（49/302），内分泌系统糖尿病（非胰岛素）药物占13.9%（42/302）；在中国标准下，182张PIP涉及不适当用药共205例次，其中抗血栓药物占44.9%（92/205），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占25.9%（53/205），口服非甾体抗炎药物占14.1%（29/205）。
老年患者社区门诊处方中，PIP占比较高，今后应重视社区医生对安全、合理用药知识的掌握情况，规范抗血栓药物的使用，加强对高血压、冠心病及失眠患者药物处方的审查。
随着新医改的深入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现行财政补偿机制的"短板"逐渐暴露，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内生动力"不足、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故补偿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
基于当量法，建立一种基于服务产出的、更加简便易行、科学合理的财政补偿测算模型，并评价其应用效果，从而为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财政补偿提供借鉴。
以当量法成本测算为基础，采用政策分析和文献回顾法梳理财政补偿政策，经专家咨询确定模型重要参数，构建财政补偿测算模型和财政补偿预算模型；通过对2019—2021年北京市14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财政补偿测算，评价模型的应用效果，所需数据来源于各机构的卫生财务报表及医院信息管理系统（HIS）、妇幼保健和慢性病管理系统。
构建的财政补偿测算模型主要由财政待补偿的服务当量（D）、每当量补偿标准（PG）和调节系数（T）三部分构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财政补偿预算模型。以14家机构为例进行财政补偿测算，2021年平均每家机构的财政补偿测算额为4 596.10万元，实际补助收入为4 454.68万元，实际值略低于测算值。2022年14家机构平均预算服务当量为113.99万当量，平均预算财政补偿为5 023.43万元。
基于当量法构建的财政补偿测算模型数据来源规范且易获得，便于推广使用。建议探索财政补偿新模式，灵活运用调整系数，使财政补偿模型更好地满足社区卫生服务的高质量发展需求。
随着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正日益成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
探讨社区老年人夜间睡眠时间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联。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年7—9月建立的阜阳市老年人健康与环境可控性队列，最终纳入认知功能数据和睡眠时间数据完整的4 837例老年人为本研究对象。提取其中的一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地区、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等）、生活方式、慢性病患病情况、睡眠时间和认知功能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夜间睡眠时间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联。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绘制睡眠时间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剂量-反应曲线。
4 837例老年人中，平均睡眠时间为（6.95±1.75）h，其中1 773例（36.65%）每天睡眠时间≤6 h，2 088例（43.17%）每天睡眠时间为>6~8 h，976例（20.18%）每天睡眠时间>8 h；认知功能障碍检出率为37.44%（1 811/4 837）。调整性别、年龄、地区、文化程度等混杂因素后，总人群睡眠时间≤6 h和>8 h的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检出率分别是睡眠时间>6~8 h者的1.26倍〔95%CI（1.09，1.46）〕和1.22倍〔95%CI（1.03，1.46）〕（P<0.05）。在男性人群中，睡眠时间>8 h的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检出率是睡眠时间>6~8 h者的1.35倍〔95%CI（1.06，1.72）〕（P<0.05）；在女性人群中，睡眠时间≤6 h的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检出率是睡眠时间>6~8 h者的1.29倍〔95%CI（1.06，1.58）〕（P<0.05）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结果显示，睡眠时间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风险呈近似"U"形关系，低点在7 h左右。
夜间睡眠时间较短和较长可能都是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的独立、剂量依赖性的关联因素；最佳的睡眠时间在7 h左右；男性睡眠时间较长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联强度较高，女性睡眠时间较短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联强度较高。
医疗不信任可降低患者的医嘱遵从度和服药依从性，影响临床结局，可通过有效的干预得以改善，但相关研究较少。
评估健康素养干预和运动干预对2型糖尿病（T2DM）患者医疗不信任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2015年2月至2016年3月开展的一项整群随机对照试验（RCT）。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在上海市闵行区和长宁区各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糖尿病管理系统中招募T2DM患者800例，以社区为群随机分入对照组和3个干预组。所有患者接受常规护理，3个干预组在此基础上分别实施基于提高糖尿病教育伙伴关系（PRIDE）工具包的健康素养干预、运动干预、健康素养+运动干预（综合干预）。基线时和干预实施3、6、12个月后及干预结束12个月后对患者开展调查，调查工具包括汉化版健康素养管理表（c-HeLMS）、汉化版糖尿病计算能力测试量表（c-DNT-5）、汉化版医疗不信任指数量表（c-MMI）。采用广义估计方程评估干预效果。
最终纳入780例患者。c-MMI量表在本人群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26。c-MMI的中位得分为31（7）分，医疗不信任（≥30分）率为65.9%（514/780）。随访期间，四组患者的c-MMI得分及医疗不信任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与对照组相比，健康素养干预组在3、6个月时医疗不信任风险下降，OR（95%CI）分别为0.42（0.23，0.78）和0.46（0.24，0.88）；运动干预组在6、12、24个月时医疗不信任风险下降，OR（95%CI）分别为0.50（0.25，0.99）、0.43（0.22，0.86）、0.37（0.19，0.72）；综合干预组在6个月时医疗不信任风险降低，OR（95%CI）为0.30（0.16，0.56）。
基于PRIDE工具包的健康素养干预和步行运动干预均可有效降低T2DM患者的c-MMI得分，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医疗不信任。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绝经后骨质疏松症（PMOP）发病率逐年上升，中医体质学说对于防治PMOP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阳虚质是一种常见的偏颇体质，研究PMOP患者阳虚质的影响因素可以为防治PMOP提供个性化参考思路。
梳理社区PMOP患者中医体质分布情况，探讨PMOP患者阳虚质的影响因素。
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7月随机选取北京市朝阳区、丰台区的10个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筛选PMOP患者；采用问答形式获取研究对象基本资料，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年龄、绝经年龄、民族、是否退休、曾经主要从事工作类型（包括以体力劳动为主、以脑力劳动为主、两者兼有）、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身高、体质量、体质指数（BMI）、握力体重指数、骨折史、跌倒史、骨质疏松症家族史、夜间睡眠时间、食用剩菜习惯、饮食荤素类型（包括以荤为主、以素为主、荤素搭配）；应用《中医体质量表》分析患者的中医体质分布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MOP患者阳虚质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共筛选出PMOP患者432例，其中4例《中医体质量表》数据缺失，最终纳入428例患者。中医体质类型分布频次以平和质较多（175例），偏颇体质以阳虚质较多（107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体质指数（BMI）<18.5 kg/m2、经常食用剩菜、饮食以荤为主是PMOP患者阳虚质的影响因素（P<0.05）。
基于横断面调查结果显示，PMOP患者偏颇体质以阳虚质居多，BMI<18.5 kg/m2、经常食用剩菜、饮食以荤为主是PMOP患者阳虚质的影响因素。
近视是导致视觉损害的重要病因，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问题。近视在我国有着高发病率和低龄化趋势。目前临床上尚无儿童近视的逆转方法，因此规范化开展屈光不正的筛查工作，实现近视的早发现、早干预极其重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最基层的卫生健康专业机构，能够准确掌握本地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分布情况。有效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作用，对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探讨基于社区卫生服务的学龄儿童近视防控干预模式的可行性。
本研究为队列研究，收集2019年9月至2021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学生视力与屈光状态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纳入、排除标准最终纳入2019年9月、2020年9月、2021年3月、2021年9月4组数据5 558条记录。建立学生电子屈光档案，包括裸眼远视力、矫正视力、屈光状态（球镜度数、柱镜度数、轴位）、是否戴镜、角膜塑形镜佩戴情况。设立视力筛查警戒级别从低到高分别为0、1、2和3级，分别对不同年级学生视力变化情况、视力警戒级别、等效球镜度数（SE）以及同一学生不同时间视力变化情况和警戒级别演变过程进行比较，针对不同警戒级别实施相应的干预措施，分析并讨论干预结果。
不同年级学生、男生、女生裸眼远视力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00.413、47.168、53.042，P<0.05）；与低年级（1、2年级）学生相比，中高年级（3、4、5、6年级）学生裸眼远视力均降低（P<0.003）。男生和女生裸眼远视力随年级增加而降低，其中女生比男生下降更快。各年级男、女生裸眼远视力警戒级别组成类似，主要由0、1和3级组成；随着年级增加，低警戒级别（0级）人数逐渐减少，高警戒级别（3级）人数逐渐增加。不同年级学生、男生、女生SE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474.728、121.704、123.807，P<0.05）；随着年级的增加，SE愈偏向负值，且左、右眼SE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67，P<0.05），右眼SE负值化的趋势更加显著，提示右眼警戒级别更高，右眼更易趋于近视化。追踪同一学生连续3年视力变化情况，结果显示，4次视力检测的学生、女生裸眼远视力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8.727、10.221，P<0.05）；与2019年9月和2020年9月相比，2021年3月和9月学生裸眼远视力均下降（P<0.008）。在警戒级别演变过程中，警戒级别越高，恢复为低警戒级别的可能性越低，各警戒级别向更高警戒级别进展程度随级别增高而增高。
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学生视力与屈光状态现状不容乐观，学生裸眼远视力随年级增加而降低，高警戒级别人数随年级增加而增加。在社区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建立视力筛查警戒机制，推进学龄儿童近视防控的三级预防进校园，联合家-校-医三方，有望在学龄儿童近视防控中起到积极作用。
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选择，也是当前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途径。为有效推进签约服务工作，国家陆续推出各项政策，全国各地也在积极进行实践探索，成效明显。但是，签约服务仍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执行难"是签约服务深度推进的一大困境。通过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结合签约服务政策执行过程，发现签约服务仍存在法治性不足、政策执行人员水平不高、激励不足、政策环境影响等诸多制约因素。因此，需要从法律和制度方面进行顶层设计、提升执行人员素质和职业认同、建立医患互信、优化政策执行环境等角度进行政策创新，探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社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血压/血糖控制率较低，研究者一般将其归因于患者疾病认知水平偏低、不规律服药等，但较少有研究报道疾病认知水平较高且规律服药患者的血压和/或血糖控制达标情况。
了解符合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高危人群判断标准的高血压和/或糖尿病患者在对所患疾病认知状况良好、规律服药背景下的血压和/或血糖控制达标情况，探索其血压和/或血糖控制不达标的原因，旨在为更好地防控ASCVD提供理论依据。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在深圳市罗湖区10家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全科门诊就诊且10年ASCVD发病风险预测模型（China-PAR）资料完整的签约患者，采用China-PAR对其进行评估，以筛选ASCVD高危人群（China-PAR得分≥10分）。对符合ASCVD高危人群判断标准且自愿参与本研究的高血压和/或糖尿病患者，使用自设问卷对其进行调查，最终将知晓高血压和/或糖尿病的危害、血压和/或空腹血糖控制目标且规律服药者纳入本研究。以患病情况为分层依据，比较血压/空腹血糖控制达标组与未达标组的基本情况。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法，选取全体血压/空腹血糖控制未达标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一对一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了解其血压/空腹血糖控制未达标的原因。应用NVivo 12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归类；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并提炼访谈主题。
本研究共纳入299例患者。其中130例（43.5%）为单纯高血压患者，9例（3.0%）为单纯糖尿病患者，160例（53.5%）为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290例患有高血压者中，140例血压控制达标，血压控制率为48.3%；169例患有糖尿病者中，71例空腹血糖控制达标，空腹血糖控制率为42.0%。对于130例单纯高血压患者而言，与血压控制达标组患者相比，血压控制未达标组患者年龄更小（t'=3.758，P<0.001）；对于160例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而言，与血压控制达标组患者相比，未达标组患者年龄亦更小（t'=2.203，P=0.031）；对于169例患有糖尿病者而言，与空腹血糖控制达标组患者相比，空腹血糖控制未达标组患者规律运动率更高（χ2=4.314，P=0.038），糖尿病病程更长（t=-3.180，P=0.002），平素监测血糖的频率更高（Z=2.228，P=0.026）。访谈共提炼出7个原因：患者认为不必强求达标，持顺其自然的态度；经多次治疗，血压和/或血糖控制仍未达标后选择放弃，持无能为力的态度；虽规律服药，但在药物使用上存在问题；受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受医生因素的影响，如医生认为无关紧要、"置若罔闻"等；缺乏自制力，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未达标；其他原因，如医保报销不顺利、曾出现血压/血糖过低导致不敢过分控制等。
患有高血压和/或糖尿病的ASCVD高危人群在疾病认知状况良好、规律服药的情况下，血压/血糖控制率仍较低。应密切关注年轻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以及规律运动、糖尿病病程较长或频繁监测血糖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通过鼓励患者调整心态、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加强对患者的规范用药宣传，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水平，从生物-心理-社会多层面改善患者的知信行等举措，优化社区ASCVD防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我国在COVID-19疫情防控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医共体内全科医生团队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更好地指导和规范我国医共体建设，发挥全科医生团队在疫情防控中的"桥梁"和网格化管理作用，进一步巩固我国COVID-19疫情防控成果，本项目组织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在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证据、广泛征集意见、充分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全科医学+"医共体在COVID-19疫情防控中的优势和构建经验进行汇总，形成了本专家建议（第一版试行）。本专家建议的内容包括"全科医学+"医共体的内涵、组织结构、职责与分工、运行机制、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培训与考核等，可以为各地区建设"全科医学+"医共体并发挥其在COVID-19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提供参考。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临床诊疗活动中，全科临床质量管理对于保障全科医疗质量和安全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临床质量管理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尚缺乏统一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临床质量管理评价标准和方法，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临床质量提升与改进的探索与实践研究相对较少。基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临床质量管理评价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以上海市全科医学临床质量控制中心（简称"质控中心"）为例，从实践角度出发，对2018—2020年"质控中心"开展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临床质量管理工作进行梳理、回顾。2018—2020年，"质控中心"在明确组织目标和任务，设置组织架构，配置组织人员，建立上海市市、区两级全科医学临床质控组织网络和运行体系，并构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临床质量督查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每年对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临床质量状况进行了调研、指导、督查等。"质控中心"的建设与运行及其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临床质量管理进行的有益实践与探索，为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临床质量水平持续提升、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疗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需从完善全科临床质控网络体系建设、构建科学化全科临床质量控制评价指标体系、全面动态开展全科临床质控督查、强化对全科临床质控督查的监管力度四方面出发，不断巩固和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临床质量管理工作水平。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常见并发症之一，也是糖尿病患者致残的主要原因，但目前关于Wagner分级0级糖尿病足患者对糖尿病足的知晓情况和足部自我管理行为的研究报道较少。
分析社区Wagner分级0级糖尿病足患者对糖尿病足的知晓情况和足部自我管理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选取2021年1—6月在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就诊的Wagner分级0级糖尿病足患者500例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现场调查，分析其糖尿病足相关知识及获取途径、糖尿病足自我管理行为；社区Wagner分级0级糖尿病足患者足部自我管理行为评分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500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100.0%。社区Wagner分级0级糖尿病足患者对糖尿病足的知晓率为53.2%（266/500），平均足部自我管理行为评分为（20.1±6.2）分。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糖尿病病程及是否接受过糖尿病健康教育的患者对糖尿病足的知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糖尿病病程及是否接受过糖尿病健康教育的患者足部自我管理行为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β=0.242）、文化程度（β=0.417）、婚姻状况（β=-0.175）、家庭人均月收入（β=-0.075）、糖尿病病程（β=0.175）、糖尿病健康教育（β=-0.173）是社区Wagner分级0级糖尿病足患者足部自我管理行为评分的影响因素（P<0.05）。社区Wagner分级0级糖尿病足患者糖尿病足相关知识主要获取途径为家庭医生或社区护士（62.2%）、网络（33.2%）、电视/广播（30.6%）等。
社区Wagner分级0级糖尿病足患者对糖尿病足的知晓率较低，平均足部自我管理行为评分较低且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糖尿病病程、糖尿病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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