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社区便捷优势，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基层肿瘤患者管理方案，是保障肿瘤患者院外管理的迫切需求。

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多维度分析社区肿瘤患者管理现状、需求与挑战。

2023年9—11月针对社区肿瘤患者管理现状与需求，对35例肿瘤患者和23名社区肿瘤管理医护人员进行深入访谈；2023年12月针对社区肿瘤患者管理模式核心要素，对14名肿瘤患者管理决策关键人士进行焦点小组访谈。分别采用主题框架法和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肿瘤患者在社区康复阶段不仅面临疾病与治疗带来的各种生理不适，还伴随着心理上的困扰和社交上的隔离，且对现有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管理服务态度消极。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在日常工作中已开展多项肿瘤管理工作，但内容零散、缺乏有效整合。社区主导的个性化、主动化肿瘤患者管理被利益相关方所期待，模式所带来的"负担"和"效益"被肿瘤患者管理决策关键人士所关注。

当前社区肿瘤患者管理工作尚未形成完整体系，社区肿瘤患者健康需求未得到满足，社区主导的个性化、主动化肿瘤患者管理可为下一步探索方向。

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是国家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基石，发展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是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创新、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重要议题。

分析2012年9月—2024年9月我国基层中医药人才政策的制定特征与实施成效，揭示政策工具使用偏好与人才队伍建设现状，为优化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供依据。

基于"主题-工具-评价"三维分析框架，采用潜在狄利克雷分布主题模型对47份中国政府网站公开的政策文本进行主题挖掘，运用NVivo编码分析政策工具分布，并结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其相关部门官方网站公开的数据资料评价政策实施效果。

政策主题分析结果显示当前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发展政策主题聚焦人才使用与人才培养，合计占比超65%。工具使用呈现能力建设型（47.0%）>规制型（23.5%）>激励型（20.2%）>信息与劝诫型（9.3%）的格局，但尚存结构性失衡问题，如经济激励工具仅占5%，信息提供与推广工具占比均<5%。政策评价方面，2023年基层中医药人员总量达27.7万人，以中医为主或能中会西的乡村医生达12.8万人，较2012年增长显著；人员结构方面，中医药人员在同类别机构卫生人员中的占比仍然较低，中医师占比（22.6%）仍低于25%的目标；服务能力结构方面，基层中医药人才服务的覆盖率不断提升，但人均配置量不足，高素质人才仍然短缺。

政策主题方面，当前基层中医药政策聚焦于人才使用与培养领域。政策工具方面，已初步形成"能力建设主导、规制保障执行、激励引导补充"的运用格局，其中人才培养、标准设定与非经济激励为高频子工具，但经济激励不足、信息与劝诫工具的缺位制约了政策效能。政策评价方面，当前仍面临人才结构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平衡、高素质人才匮乏等挑战。我国基层中医药人才政策已形成系统性布局，建议进一步优化工具组合与资源配置，以全面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的可及性与可持续性。

我国慢性肾脏病（CKD）患病率虽总体呈下降趋势，但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以下简称"两病"）患者的CKD患病风险较高，其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规范化管理情况尚不明确。

了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两病"患者的CKD患病率及管理现状，为基层CKD管理优化提供数据支持。

于2024年1—12月，采用两阶段随机抽样法，从成都市武侯区1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机抽取6家，再从该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机抽取符合条件的"两病"患者600例（单纯高血压205例、单纯2型糖尿病213例、"两病"共患182例）。统计"两病"患者的CKD患病率及管理现状，管理现状包括门诊管理、代谢控制、药物治疗及综合干预情况。采用EpiData 3.1软件录入数据，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两病"患者的CKD检出率为28.8%（173/600）。其中，单纯高血压患者的CKD检出率为26.8%（55/205），单纯2型糖尿病患者的CKD检出率为24.4%（52/213），"两病"共患者的CKD检出率为36.3%（66/182）。合并CKD的"两病"患者中，CKD 3期39例（22.5%），CKD 4期5例（2.9%），CKD 5期1例（0.6%），而慢性肾病特殊门诊办理率仅为5.2%（9/173），血糖达标率为59.3%（70/118），血压达标率为92.6%（112/121），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SGLT-2i/GLP-1RA）使用率为37.0%（64/173），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CEI/ARB）使用率为52.0%（90/173）。

成都市武侯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两病"患者的CKD发生率较高，且CKD患者规范化管理不足。提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提高CKD的早期筛查和干预能力，加强对CKD患者的规范化管理，改善患者代谢指标控制情况，这对有效预防和延缓疾病进展有重要意义。

慢性瘙痒（CP）在老年人群中普遍存在，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严重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

探讨北京市城区社区就诊老年CP患者的瘙痒症状强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升社区防治水平提供参考。

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于2024年9—12月在北京市城区1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选取符合研究要求的门诊就诊老年CP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瘙痒数值评定量尺（NRS）评价患者的瘙痒强度，采用中文版瘙痒患者生活质量问卷（中文ItchyQoL）评价患者的瘙痒相关生活质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患者瘙痒强度的影响因素，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瘙痒强度和瘙痒相关生活质量的关系。

发放问卷631份，回收有效问卷623份，问卷有效率为98.7%。老年CP患者的患病时间以>5年为主（327例，52.5%），瘙痒强度以中度及以上为主（434例，69.6%），瘙痒相关生活质量以轻度受损为主（569例，91.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70~80岁（与60~<70岁相比，OR=1.459，P=0.028）、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与大专及以上相比，OR=1.661，P=0.010）、饮用浓茶（OR=1.411，P=0.046）的患者瘙痒强度更高；患病时间>5年（与<1年相比，OR=0.590，P=0.016）的患者瘙痒强度更低。瘙痒强度越高的患者，瘙痒相关生活质量受损越严重（r_s=0.278，P<0.01），症状（r_s=0.325，P<0.01）、功能活动（r_s=0.283，P<0.01）和情绪（r_s=0.243，P<0.01）各子维度的损害也越严重。

加强对社区老年CP问题的重视，关注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年龄70~80岁、有饮用浓茶习惯和患病时间较短的患者，采取针对性防治措施，改善其皮肤健康问题，提升其生活质量，对促进老年人群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以基层为核心的卫生服务体系对增强卫生服务体系绩效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但我国基层卫生服务的相对利用水平较低，已成为分级诊疗实现的核心障碍。

识别与基层卫生服务利用量相关的机构运行环境及机构特征，为优化基层卫生服务提供政策建议。

于2022年12月，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Web of Science、PubMed数据库，纳入与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相关的中/英文实证研究245篇，参考WHO卫生体系六模块框架与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模型归纳影响因素。实证研究部分采用横断面设计，基于山东省某案例市2021年153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务报表、统计年鉴及机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机构运行特征及环境特征与基层卫生服务利用的关系。

系统综述结果显示，基层卫生服务利用受供方、需方、卫生体系及社会环境4类因素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解释力（R²）为0.489，预测相关性（Q²）为0.158，结果显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β=0.471，P<0.001）、公共卫生服务质量（β=0.266，P=0.037）、居民健康素养（β=0.328，P<0.001）、居民健康水平（β=0.187，P=0.041）、基层卫生服务地理可及性（β=0.270，P=0.003）与基层卫生服务利用呈显著正相关，医联体参与与基层卫生服务利用呈显著负相关（β=-0.468，P=0.023）。

为促进基层卫生服务利用，合理布局基层卫生资源、提高基层卫生服务地理可及性是基础；服务功能上需优先加强基层医疗解决居民常见病患的服务能力，在此基础上促进医防融合；医共体建设需有上下利益捆绑机制才能实现基层相对服务量的提升；供方干预的同时需持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

随着社会健康意识的提高，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的要求也随之变化，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学人才的配置是满足居民基本健康需求的有效途径。

基于冰山模型，分析我国基层医生显性和隐性能力的具备现状及其关联，发现存在的问题。

2020年8月，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并结合典型抽样的方法，首先依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梯度分布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从各区域选取样本省和地级市，在每个样本市分别选择一个区和一个县（市）作为城市和农村样本调查点。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8 537名医生开展线上问卷调查，比较城市和农村以及东、中、西部基层医生显性与隐性能力具备情况之间的差异，并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隐性与显性能力水平之间的关联情况。

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8 469份，有效回收率为99.2%。城市基层医生有2 863名（33.8%），农村基层医生有5 606名（66.2%）；在区域分布上，东部基层医生有2 953名（34.9%），中部和西部分别有3 200名（37.8%）和2 316名（27.3%）基层医生。显性能力方面，我国基层医生具备水平最低的前五位是医疗服务能力中的简易医疗器械使用[4 589/8 469（54.2%）]、医疗协同[4 800/8 469（56.7%）]、社区康复指导[5 166/8 469（61.0%）]、中医药服务能力[5 613/8 469（66.3%）]和常见病诊治能力[6 497/8 469（76.7%）]。隐性能力方面，基层医生具备人文素养的有96.4%（8 167/8 469），具备学习能力的有68.1%（5 768/8 469）。农村基层医生在多数卫生服务能力的具备率上高于城市地区（P<0.05），西部基层医生各项能力水平总体偏低，且隐性能力（人文素养、学习能力）与显性能力综合水平呈显著正向关联（P<0.001）。

我国基层医生卫生服务能力总体水平不高且存在区域差异，并面临医疗服务、学习能力不足等明显短板，同时发现隐性能力是提升显性能力综合水平的潜在重要因素，因此建议政府应当加强西部基层医生队伍建设，促进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共享流动，强化实践经验积累和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同时注重基层医生内在素质的培养，以提升基层医生的整体服务能力。

失智症患者诊断后常需要长期的照护和管理，然而目前失智症患者的长期管理存在明显不足，家庭照顾者在其长期照护中的重要作用常被忽视。

构建适用于北京市社区场景的、涵盖失智症患者及其照顾者的诊断后共同管理方案。

研究小组基于文献分析和利益相关者访谈构建管理方案初稿，并于2025年6月采用专家会议法对管理方案初稿进行论证。共邀请10名专家出席会议，基于会议邀请函收集专家的基本情况和权威程度信息。于会议结束3 d内，向专家再次求证修改后的管理方案，并请其对各项目进行重要性评分。

专家权威系数为0.86，各项目的重要性评分均数为4.3~5.0分，变异系数为0~0.22，所有项目重要性得分的肯德尔协调系数为0.140（P<0.05）。最终构建的管理方案涵盖随访评估、药物管理、非药物管理、共存健康问题管理、照顾者管理五部分内容及相应的职责分工，并制订了相应管理方式。

本研究构建的管理方案科学可靠、内容全面，且充分考虑了社区实施的可行性，为北京市社区开展失智症患者及照顾者的共同管理提供了实践依据。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工作动机评估对提升服务质量至关重要，但目前仍缺乏评价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工作动机的工具，亟须研制相应的量表工具。

编制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工作动机评估工具，激发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基于扎根理论，以文献综述为基础构建访谈提纲，并于2022年2—7月在黑龙江省、湖北省、甘肃省和广东省四省采用理论性抽样方法选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n=40）开展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提炼概念和范畴形成初始量表并经专家审定得到42个条目。2022年8—12月分两次在线发放问卷，形成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n=314）和验证性因子分析（n=327）的两个独立样本。采用SPSS 25.0和AMOS 17.0进行信效度检验，评估量表的一致性、结构效度及模型拟合度。

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641份，总体有效率为80.1%。最终的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工作动机量表包括6个维度（薪酬福利、工作内容、工作氛围、工作环境、发展规划、工作支持）共计29个条目。总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66，薪酬福利、工作内容、工作氛围、工作环境、发展规划、工作支持6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64、0.878、0.937、0.934、0.940、0.902。

本研究开发的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工作动机量表在测量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工作动机方面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为深入探究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工作动机提供了测量工具，并为组织评估和改进员工激励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

以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为支点建设健康强国已上升为国家基本战略，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工作绩效尤为重要。

分析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工作绩效的驱动因素与提升路径，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提供有益借鉴。

于2023年7—9月采用目的抽样方法对中国北部（黑龙江省）、中部（湖北省）、西部（甘肃省）和南部（广东省）的4 000名社区卫生服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情况调查表、工作动机量表、职业应激量表、工作满意度量表、社会支持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和工作绩效量表，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开展实证分析。

本研究最终回收3 854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8.2%。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单因素均不构成工作绩效的必要条件，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工作绩效的组态路径共有5条，总一致性为0.933 5（≥0.800 0），模型解释力较强。其中工作氛围动机、工作环境动机和工作支持动机是核心条件，薪酬福利动机、工作满意度和社会支持也在特定路径中扮演重要角色。工作内容动机、发展规划动机和职业应激在某些情况下是边缘条件。

工作环境动机、工作氛围动机和工作支持动机这3个动机因素是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工作绩效的核心影响要素。应从改善工作环境，打造良好工作氛围和强化工作支持体系3个方面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工作绩效。

目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人员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使得其工作积极性和动力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关于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工作动机和工作绩效关系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且无系统研究。

采取以"个体"为关注点，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探讨工作绩效的亚类别，进而探讨工作动机对工作绩效亚类别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于2023年7—9月分别对黑龙江省、湖北省、甘肃省、广东省随机选取的50家社区卫生中心或服务站中进行调查，在每家社区服务中心或服务站中随机选择20名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动机量表、工作绩效量表评价，共计4 000名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最终收回问卷3 925份，3 854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达98.2%。通过潜在剖面分析确定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工作绩效的潜在分类，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评估不同工作绩效亚类别与工作动机之间的关系，并控制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

潜在剖面分析显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工作绩效可分为低、中、高3个工作绩效类别，分别占14.71%、46.16%和39.13%；3类模型分类效果较好，各类别平均归属概率为93.8%~96.6%。不同绩效类别在任务绩效、关系绩效和学习绩效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低工作绩效、中工作绩效、高工作绩效类别的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工作年限、专业技术职称、编制类型及月均收入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控制相关人口学变量后，工作动机均能正向预测低、中、高绩效组的工作绩效（β=0.264、0.207、0.340，均P<0.001）。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工作动机通过相应的激励措施得到有效提升，将直接促进其工作绩效的改善与提高。

培养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是缓解农村医疗人力资源短缺的重要举措。截至2023年10月，已有三批订单定向医学毕业生完成了规定服务义务。然而，这些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情况及服务期满后是否继续留任基层，尚缺乏系统研究与明确结论。

基于订单定向医学生队列的8年面板数据，分析其职业生涯初期的职业发展特点及影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留任的关键因素，为我国订单定向医学毕业生的培养和管理提供政策建议。

自2010年起，选取青海大学、广西医科大学、九江学院和赣南医学院的订单定向医学毕业生，建立动态追踪队列。本研究使用2015—2019届毕业生的数据，共纳入2 041名。队列通过年度线上问卷随访，连续8年追踪其职称晋升、职务任职、平均月收入及绩效工资占比等职业发展情况，分析合同期满后基层留任与流失的情况。采用描述性分析总结职业发展特点，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订单定向医学毕业生基层留任的影响因素。

纳入的2 041名订单定向医学毕业生中男1 068名（52.3%）、女973名（47.7%）。至毕业第8年，92.0%（69/75）的订单定向医学毕业生获得主治医师职称，24.0%（18/75）担任行政职务，月收入中位数为5 214.0元，其中绩效工资占比中位数为42.5%。截至2023年12月，共有618名订单定向医学毕业生完成合同，其中232名毕业生完成合同后留任，基层留任率为37.5%。在离开基层的386名毕业生中，进入县级以上医院136名，占比最高，为35.2%；其次是县级医院107名（27.7%）；攻读研究生29名（7.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签约工作地是家乡所在县（市）（OR=2.74，95%CI=1.57~4.78，P=0.001）以及担任行政职务（OR=2.02，95%CI=1.14~3.59，P=0.016）是订单定向医学毕业生完成合同后基层留任的促进因素，毕业两年内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OR=0.37，95%CI=0.15~0.94，P=0.036）则是订单定向医学毕业生完成合同后基层留任的阻碍因素。

订单定向毕业生职业晋升速度快，超过半数合同期满后选择留在县级及以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助于加强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但需关注，毕业两年内获得执业医师资格的订单定向毕业生表现出更高的基层执业流动性。

当前乳腺癌发病率居高不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的"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旨在推动癌症高危人群早诊早治，但调查结果显示，乳腺癌高危妇女的筛查现状不容乐观。

探讨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实施的障碍和促进因素，为制订针对性实施策略提供依据。

于2024年9—11月，采用便利抽样法在江苏省南京市选取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家定点筛查医院作为研究场所，同时按照最大差异抽样法原则对参与筛查工作的医务人员及乳腺癌高危妇女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基于实施性研究综合框架（CFIR）的5个维度和48个构成要素构建访谈提纲，采用自上而下和内容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

共访谈了16名乳腺癌高危妇女、12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和10名定点筛查医院医务人员。筛查服务供方层面障碍因素包括候检和报告出具时间过长、风险评估结果解读能力有限、面向筛查需方信息传递不足、供方人力和时间需求未能充分满足，促进因素包括内部协作顺畅、反思工作充分；筛查需方层面障碍因素包括数字排斥、信息可及性受限、能力不足、动机薄弱，促进因素包括感知风险和益处、社会支持充足。

乳腺癌高危人群筛查实施存在多层次障碍和促进因素，未来需制订针对性实施策略，以促进乳腺癌筛查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为"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整体推进提供借鉴意义。

随着我国阿尔茨海默病（AD）患病率持续上升，社区医生在早期防治中的作用尤为关键。目前，阿尔茨海默病知识量表（ADKS）在该人群中的知识结构与适用性尚不明确。

探索ADKS在我国社区医生中的因子结构效度。

2021-12-01—2022-01-07通过方便取样对社区医生开展横断面研究，采用在线调查的方式收集社区医生一般资料及ADKS得分情况。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研究ADKS因子结构特点，并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最后使用R 4.3.0软件中的Lavaan包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判断模型的拟合程度。此外使用semPlot包将最终拟合良好的模型可视化，生成路径图。

共有5 313人次在线浏览调查问卷，其中1 288名社区医生完成调查。完成调查的1 288名社区医生中，男389例（30.2%）、女899例（69.8%），平均年龄为（38.5±9.2）岁，本科以下419例（32.5%），本科及以上869例（67.5%）。主成分因子分析提取出8个因子，分别为疾病归因、疾病症状、患者体验、合并症、鉴别诊断、治疗康复、照护需求以及生存结局，特征值分别为2.58、1.73、3.22、1.11、1.43、1.37、1.64、1.35，解释48.13%的变异度。本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29，卡方自由度比值（χ²/df）为3.71。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46，总体提示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其中各条目的因子负荷均在0.3以上，8个因子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以社区医生为样本的ADKS提取了8个因子，该因子结构清晰合理，能够从临床实践的角度，全面涵盖AD的知识结构维度。因此，该量表可作为有效工具，用于系统全面地评估社区医生对AD的知识掌握程度。

功能性体适能是身体多维度素质的综合表现，不同老年个体的功能性体适能多个维度水平之间是否存在高度一致性或异质性，即不同人群是否呈现了相似或不同的类别特征，此问题尚不明确。

分析社区老年人功能性体适能水平的潜在类别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2021年3—11月在苏州市内利用多阶段分层抽样获得1 122例社区老年人体适能测试（SFT）数据，结合一般人口学特征及健康状况指标，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PA）识别功能性体适能的潜在类别，并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其影响因素。

1 122例社区老年人中男458例（40.8%）、女664例（59.2%），平均年龄（69.34±6.54）岁。潜在剖面分析支持3分类模型，分别为体适能水平较高组（n=431，38.4%）、体适能水平中等组（n=582，51.9%）和体适能水平较低组（n=109，9.7%）。3类人群在各项测试指标上呈现平行变化趋势，表明体适能结构具有整体一致性，而非多维异质性。其中，起立-步行计时测试（TUGT）在3类人群中差别最大，而柔韧性指标的组间差异相对较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体适能水平较高组相比，年龄较高（OR=1.298）、男性（OR=2.399）、文化水平较低（小学及小学以下）（OR=6.748、19.052）、有慢性病（OR=3.475），其归于体适能水平较低组的风险更高（P<0.05）；年龄较高（OR=1.109）、男性（OR=1.448）、文化水平较低（OR=1.596、2.204、2.465）、有慢性病（OR=1.588）以及医疗付费自费的老年人（OR=2.200），其归于体适能水平中等组的可能性更大（P<0.05）。其中，文化水平较低者出现低体适能的风险最高（OR=6.748~19.052）。

社区老年人群的多维度功能性体适能水平可依据整体表现区分为高、中、低3个类别，TUGT或可作为社区老年人功能性体适能筛查的优选指标，对于年龄较高、男性、有慢性病者，尤其是文化水平较低者，应该增加对体适能水平的健康教育、早期筛查和干预。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和高血压是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既往研究发现两者与代谢功能障碍高度相关。心脏代谢指数（CMI）是评估人体内脏脂肪分布和代谢功能状态的综合指标，CMI与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相关性有待研究。

探讨CMI与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相关性，评估CMI对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预测效能。

选取2021年在长治市人民医院英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紫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诊断为MAFLD的老年非高血压患者，2022—2024年对该人群进行调查随访，最终将完成随访的426例老年MAFLD患者纳入本研究。收集研究对象基本信息和相关临床资料，计算CMI，按照CMI三分位数将研究对象分为T1组（CMI<0.467，n=141）、T2组（0.467≤CMI<0.758，n=142）、T3组（CMI≥0.758，n=143），并根据随访期间是否发生高血压事件将研究对象分为非高血压组（n=355）和高血压组（n=71）。绘制Kaplan-Meier曲线，分析不同CMI分组的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累积风险，并通过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差异。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和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分析CMI与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关系，采用性别分层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检验该关系的稳定性，并通过绘制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CMI对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预测效能。

本研究中位随访36.00（27.75，38.00）个月，共71例（16.7%）老年MAFLD患者新发高血压，非高血压组和高血压组年龄、腰围、BMI、CMI、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rank检验显示，随着CMI水平升高，T1~T3组老年MAFLD患者高血压累积发病风险增加（χ²=26.468，P<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结果显示，当CMI作为连续变量时，在调整了相关混杂因素后，CMI与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存在正相关（HR=1.927，95%CI=1.381~2.689，P<0.001）。当CMI作为分类变量时，在调整了相关混杂因素后，以T1组为参照，T3组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上升（HR=5.453，95%CI=2.268~13.109，P<0.001）。交互分析结果显示，CMI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P_交互=0.557）。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排除MAFLD好转者后，CMI与高血压的关联依然显著（P<0.05）。RCS结果显示，CMI与老年MAFLD患者高血压发病风险呈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非线性=0.005）。随着CMI水平升高，老年MAFLD患者高血压发病风险呈持续上升趋势，当CMI超过1.185时，发病风险增长趋势趋于平缓。时间依赖性ROC曲线结果显示，CMI对随访24个月的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预测效能最优，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22（95%CI=0.618~0.827），随着时间推移，30个月和36个月时的AUC分别降至0.648（95%CI=0.537~0.759）和0.652（95%CI=0.542~0.763）。

CMI与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呈正相关，临床上可通过测定CMI来评估该人群短期（24个月）高血压发病风险。

随着慢性病负担加重，促进居民健康行为已成为公共卫生的关键目标。尽管健康素养和管理意识逐步提升，但知识与行为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行为改变轮（BCW）理论作为系统识别行为影响因素和设计干预策略的工具，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在我国社区居民健康行为领域的实证研究仍较有限。

了解目前上海市社区居民健康行为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BCW为理论基础，提出提高居民健康行为的优化策略。

于2023年2—5月，采用分层抽样方法，结合上海市各行政区常住人口数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量，从每个区中随机抽取1~4个街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选取28家。研究团队在每家中心面向50名前来就诊的社区居民开展问卷调查，收集其健康行为相关信息。问卷内容基于BCW理论，采用健康素养管理量表（HeLMS）评估健康素养水平，自设条目评估健康管理行为、健康管理信念及健康管理项目参与情况。为控制混杂因素，采用一般个体特征倾向性得分匹配（PSM）方法进行数据平衡，并分析影响健康行为的主要因素。

共纳入1 436名社区居民，结果显示在健康管理信念维度中得分率最高[平均得分（2.58±0.63）分，得分率86.0%]，健康素养水平次之[平均得分（95.40±16.28）分，得分率79.5%]，而健康管理行为得分相对较低[平均得分（4.24±1.73）分，得分率60.6%]，实施健康管理项目的得分最低[平均得分（4.00±2.67）分，得分率33.3%]。根据健康管理行为得分，将得分≥5分者划为行为良好组（n=412），≤4分者划为行为欠佳组（n=1 024）。采用1∶1 PSM法控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区域、医疗费用来源、月收入及婚育情况等混杂变量，匹配后两组在健康素养及健康管理信念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基于BCW的社区居民健康行为的优化策略：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健康管理信念。

上海市社区居民具备较好的健康管理信念和健康素养水平，但健康行为执行和健康管理项目参与度仍有待提升。基于BCW理论，本研究提出了涵盖健康教育、能力赋能、激励机制与环境支持等多维干预策略，针对能力与动机等核心行为要素开展优化，旨在提升居民健康行为水平，为社区健康管理的系统干预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路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高血压和糖尿病防治的第一道防线，其诊疗和管理能力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有效防控这两种慢性病。

分析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和治疗服务的现状，以便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议。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2023年2—4月通过线上调查的方式，按照各省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仅指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数的10%，随机抽取30个省份（除西藏自治区外）的3 71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集各机构的卫生人力资源[执业（助理）医师、全科医师]、相关设备（心电图机、末梢血糖仪）、收入构成情况（医疗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及医保基金收入占医疗收入比重）、基本药物配备情况（降血压和降血糖基本药物配备种数）、高血压与糖尿病防治情况（年诊疗高血压和糖尿病人次、家庭医生签约率、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血压及血糖控制率）等相关信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高血压、糖尿病诊疗和健康管理服务的影响因素探讨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不同区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心电图机、末梢血糖仪配备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区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抗高血压、降血糖基本药物配备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区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每机构年诊疗高血压和糖尿病人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区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续约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区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血压控制率、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血糖控制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区域、机构类型、抗高血压基本药物配备品种数、注册全科医师数、医疗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医保收入占医疗收入的比重和签约续约率对年诊疗高血压病人次有影响（P<0.05）。区域、机构类型、执业（助理）医师数、医疗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续约率对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有影响（P<0.05）。区域、机构类型、心电图机的数量、执业（助理）医师数和医疗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对血压控制率有影响（P<0.05）。区域、机构类型、降血糖基本药物配备品种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全科医师数、签约续约率、医疗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医保收入占医疗收入比重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年诊疗糖尿病人次有影响（P<0.05）。区域、机构类型、执业（助理）医师数、医疗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续约率对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有影响（P<0.05）。区域、机构类型、执业（助理）医师数和医疗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对血糖控制率有影响（P<0.05）。

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硬件条件较优，但医疗服务能力不如东部，软实力仍待提升。高血压和糖尿病医防融合仍待落地，规范管理率和血压、血糖控制率等公共卫生指标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能力"脱钩"，公共卫生数据质量和服务内涵有待提高。

医防融合作为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的必然结果，能够有效促进人民健康。基层医生作为开展医防融合服务的先锋，其能力评价对推进医防融合工作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基层医生医防融合服务能力评价指标尚未得到充分探究和建立。

构建基层医生医防融合服务能力指标体系，为评价与提高基层医生医防融合服务能力提供参考。

2023年6—8月，采用目的抽样法，在从事医防融合理论研究、医防融合实践工作及行政管理工作3类人群中选取咨询专家。本研究使用德尔菲法开展2轮专家咨询，获得专家知情同意后，以微信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咨询问卷。根据专家咨询对基层医生医防融合服务能力指标体系进行讨论和定稿。最后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第一轮咨询问卷回收率96.7%，第二轮问卷回收率100.0%。专家权威系数为0.885。两轮专家咨询的肯德尔系数分别为0.181（P<0.001）和0.371（P<0.001）。最终构建了包含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26个三级指标的基层医生医防融合服务能力指标体系。

本研究构建的基层医生医防融合服务能力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并且确定了基层医生医防融合服务能力的核心要素，可为精确评价基层医生医防融合服务能力提供借鉴。

基层医生作为医防融合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了解其服务能力现状对于指导和优化相关工作至关重要。然而，目前缺少对基层医生的医防融合服务能力的评估研究和系统分析。

了解山东省基层医生医防融合服务能力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升基层医生医防融合服务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2023年8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对山东省477名乡村/社区医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层医生的基本特征和医防融合服务能力评价两部分。分别以总分和各维度得分的80%和60%为界，划分为高、中、低分三个组，其中，≥80%的为高分组，≥60%且<80%的为中分组，<60%的为低分组。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基层医生医防融合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

基层医生医防融合服务能力总得分为高分者273名，占比57.2%。专业知识技能和综合服务能力各维度低分组人数分别为67名（14.0%）和40名（8.4%）。本科及以上学历（OR=3.470，95%CI=1.802~6.680）、了解医防融合政策（OR=4.211，95%CI=2.742~6.468）、认为所在单位是否重视医防融合服务（OR=2.36，95%CI=1.347~4.138）、参加过两次及以上医防融合培训（OR=2.557，95%CI=1.228~5.324）的基层医生医防融合服务能力更好（P<0.05）。

现阶段基层医生医防融合服务能力水平整体良好，但在专业知识技能和综合服务能力方面仍需加强。应加大对医防融合工作的重视和宣传，实施针对性的业务培训，创新考核激励机制，以促进基层医生完善知识技能，进一步提升医防融合服务能力。

社区健康教育作为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健康促进手段受到广泛关注。但当前健康教育需求研究缺乏基于不同社区类型的分析框架，难以充分解释城市社区复杂人口构成下的居民差异性和多样化健康教育需求。

调查不同社区类型居民对健康教育内容的需求及差异，为社区健康医学科普工作提供支持。

研究于2024-04-06在杭州市内展开，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定性研究层面，通过目的抽样法在杭州市内选取异质型、转制型、均质型和并制型社区居民作为访谈对象（n=14）进行开放式访谈，了解居民对社区健康教育需求的认知；同时纳入21份政策文本，以了解居民在健康教育方面应具备的知识体系。运用Nvivo 12.0软件对文本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归类出基于居民观点和政策文件分析的健康教育内容需求。结合归纳的需求主题，设计调查问卷。定量研究层面，在杭州市选取四类社区居民作为问卷调查对象，结合Likert 5级量表对居民的健康教育内容需求进行量化。采用描述性统计、非参数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不同社区类型居民对健康教育内容的需求程度及其差异性。

定性研究共整合出基于居民观点的八大健康教育主题及其23项具体教育内容，八大健康教育主题分别为：重大疾病防治、健康生活方式、妇幼健康、心理健康、环境健康、药物健康、安全应急健康、性教育。定量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29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03%。居民认为需求度最高的健康教育内容为急救知识科普[5（4，5）分]，其次为癌症防治教育[4（4，5）分]。Kruskal-Wall H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及所在社区类型居民的健康教育需求有差异（P<0.05）。进一步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居民的文化程度对糖尿病防治、生命安全教育需求有影响（P<0.05），收入水平对心脑血管疾病防治、传染性疾病防治教育需求有影响（P<0.05），所在社区类型对自然环境污染防治教育、传染性疾病防治教育、糖尿病防治教育、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教育、急救知识科普和生命安全教育需求有影响（P<0.05）。

居民的社区健康教育需求有差异，受居民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社区健康资源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不同类型社区应紧密围绕居民对健康教育需求的认知，进行精准定位，同时确保教育资源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心房颤动（以下简称房颤）的早期发现与管理非常重要，手持式单导联心电设备被推荐用于房颤筛查，但其在中国人群中的准确性和应用证据缺乏。

分析手持式单导联心电设备（MyDiagnostick房颤检测棒）的房颤检测效能，探索该设备应用于社区人群机会性房颤筛查的效果。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准确性检验样本：纳入2022年2月—2023年8月就诊于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房颤患者296例。第二部分为社区筛查样本：2023年10月—2024年6月在广州市三所社区卫生中心就诊的居民1 577名。在房颤患者中，以12导联心电图为"金标准"，测量MyDiagnostick房颤检测棒对房颤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Kappa值；在社区人群中使用MyDiagnostick手持式单导联心电设备进行单次机会性房颤筛查，分析其房颤检出率。

MyDiagnostick房颤检测棒用于房颤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945和0.947；其与12导联心电图对房颤的诊断具有强一致性（Kappa值=0.892）。在1 577名社区居民中检出房颤60例（房颤检出率3.80%），其中新发房颤33例（新发房颤检出率2.13%）。男性（OR=2.553，95%CI=1.504~4.333）和卒中/短暂脑缺血发作/血栓史（OR=2.840，95%CI=1.330~6.064，P<0.05）是社区人群发生房颤的危险因素。

MyDiagnostick手持式单导联心电设备具有较高的房颤检测准确性，应用于社区人群机会性房颤筛查中具有较好的筛查效果。

衰弱前期是介于健康与衰弱之间的风险状态，早期有效识别并干预衰弱前期可延缓甚至逆转衰弱进程。然而，目前尚无统一的适用于社区体检老年人的衰弱前期评估工具。

比较Fried衰弱表型量表（FP）与FRAIL量表在社区体检老年人衰弱前期评估中的效果，为社区老年人衰弱前期评估工具的选择提供参考。

采取便利抽样法选取2024-12-01—2025-03-20于北京市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体检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收集一般资料，分别采用FP和FRAIL量表进行衰弱评估，采用改良Barthel指数（MBI）评估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采用生活质量评价量表（SF-36）评估生活质量，使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和Kappa值分析FP与FRAIL量表对衰弱状况评估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以MBI和SF-36评分作为效度评价标准，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Bayes判别分析两种评估工具的效度。

经FP评估的社区体检老年人衰弱前期发生率高于FRAIL量表（36.3%、25.3%）；FP与FRAIL量表评估社区体检老年人衰弱状况的结果呈中度正相关（r_s=0.713，P<0.001）。两种评估工具对81.2%（349/430）的社区体检老年人的衰弱状况评估结果一致，Kappa值为0.606（P<0.001），具有中等一致性。FP、FRAIL量表评估的衰弱程度与ADL下降均呈正相关（P<0.05），与SF-36总分、躯体健康总测量（PCS）、心理健康总测量MCS均呈负相关（P<0.05）；FP、FRAIL量表均与社区体检老年人ADL下降有一定的关联强度，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36、0.735（P<0.001）；Bayes判别分析结果显示，FP对ADL下降的交叉验证准确率较FRAIL量表高（86.3%、85.1%）。ROC曲线分析显示，FP对ADL下降的灵敏度更高（74.0%、64.4%），而FRAIL量表的特异度更优（80.1%、65.8%），二者预测ADL下降的最佳临界值均为0.5分。

FP与FRAIL量表中度相关且一致，均与生活质量评分呈负相关，对社区体检老年人ADL下降的验证能力均为中等，均可用于社区体检老年人的衰弱前期评估；FP因其更高的灵敏度以及包含客观指标，更适合于社区体检背景下旨在"早发现、早干预"的衰弱前期筛查；而FRAIL量表凭借其简便性和高特异性，可作为资源有限情况下快速识别高风险个体的备选工具。本研究结果提示，将衰弱筛查整合至社区常规体检并基于0.5分的临界值启动干预具有实践意义。

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抑郁障碍诊疗中的实际能力尚未得到系统性评估，且缺乏城郊差异的实证研究。

评估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抑郁障碍筛查、诊疗、管理等方面的能力现状，了解社区全科医生的知识掌握情况与实践困难，重点分析城郊差异，为优化基层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提供证据支持。

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法，于2025年7—8月对上海市16个行政区的24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调查，收集机构管理人员及全科医生的有效问卷共2 222份（机构244份、医生1 978份）。机构调研主要内容为：医疗机构开展抑郁障碍的筛查工具、相关检验/检查项目、药品配备、心理治疗、相关管理、专病门诊开设情况等。社区全科医生调研的主要内容为：对抑郁障碍诊疗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对抑郁障碍筛查工具认知情况、对抑郁障碍与双相障碍鉴别认知情况、对抑郁障碍随访认知情况、开展抑郁障碍诊疗和管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

上海市16个行政区的244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城区80家（32.8%）、郊区164家（67.2%）；1 978名全科医生中城区505名（25.5%）、郊区1 473名（74.5%）。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抑郁障碍筛查工具方面，城区抑郁自评量表（SDS）、患者健康问卷抑郁自评量表（PHQ-9）、抑郁障碍流行病学量表（CES-D）配备率分别为47.5%、43.8%、12.5%，郊区则分别为44.5%、38.4%、7.3%；在检验/检查方面，城区和郊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脑电图检查、超声心动图开展率分别为17.5%与4.3%、70.0%与51.8%，城区脑电图及超声心动图配备比例高于郊区（P<0.05）；在治疗药物方面，城区和郊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苯二氮类药物和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SSRIs）配备率分别为95.0%与91.5%、38.8%与33.5%；在相关专病门诊方面，城区和郊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心身疾病门诊和心理咨询门诊分别为17.5%与4.3%、15.0%与28.0%，城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心身疾病门诊开展率高于郊区，心理咨询门诊开展率低于郊区（P<0.05）；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抑郁障碍管理方面的主要困难包括：医疗资源有限、能投入专项管理人员和时间有限（95.1%）及缺乏治疗的药物和心理治疗相关技能（87.7%）以及患者依从性差、对社区医护人员不信任（60.2%）。城区和郊区社区全科医生在症状持续时间（抑郁症状至少持续多少时间具有诊断意义）方面的认知度为52.3%和57.6%，城区社区全科医生低于郊区（P<0.05）；城区和郊区社区全科医生对PHQ-9、SDS的认知度分别为64.0%与57.8%、65.9%与59.5%，城区社区全科医生高于郊区（P<0.05）；城区和郊区社区全科医生在睡眠需求减少、容易分心、自尊膨胀认知度分别为61.2%与67.3%、41.2%与49.6%、57.2%与64.3%，城区社区全科医生低于郊区（P<0.05）；上海市城区和郊区社区全科医生对抑郁障碍随访认知情况，在每月通过电话等方式随访认知方面郊区社区全科医生（82.1%）高于城区（73.9%）（P<0.05）；城区和郊区社区全科医生在抑郁障碍诊疗中的困难：在自杀风险评估能力不足、非药物治疗能力不足、诊疗后疗效评估能力不足方面郊区社区全科医生高于城区（P<0.05），管理中的困难：在抑郁障碍相关健康教育能力不足、缺乏专家下沉社区指导、缺乏与上级医院双向转诊的途径方面郊区社区全科医生高于城区（P<0.05）。

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尤其是郊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筛查工具、相关检查、检验项目、药品的配备方面有待加强，需要提升全科医生对抑郁障碍知识掌握程度、健康教育能力、心理治疗技术等。应加强制度建设、资源配置与能力提升，推动形成整合式管理体系，提升基层精神卫生服务效能。

随着签约服务工作的持续推进，家庭医生服务质量改进愈加困难，亟需成本可控、操作方便、易于落地的服务实践路径。

初步探索基于社区现有条件、在不增加额外成本原则下，开发设计的基于微信平台的签约居民强化服务包能否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效。

于2023-05-29—06-09，在上海市徐汇区康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某家庭医生工作室，由家庭医生从服务对象中遴选有微信联系方式者，告知其拟建立微信服务群，并微信邀请其加入"服务对象微信群"，按照纳排标准纳入研究对象131名，在微信平台提供研制的强化干预服务包，干预6个月。于干预前后分别调查健康管理服务利用情况、医师信任程度（采用修订版本的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评价）、家庭医生服务黏合度，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个人相关因素对健康管理服务利用与效果、医师信任程度、家庭医生服务黏合度的影响。

（1）健康管理服务利用与效果。干预后，研究对象接受医生和护士健康随访、社区建立健康档案、全专联合诊疗服务、健康宣教服务的比例，均较干预前升高；同时，对上述各项服务的评价得分也较干预前升高（P<0.05）。（2）医师信任程度。干预后，医师信任程度总得分较干预前升高（P<0.05）；其中，仅"医生的水平没有达到我认为医生应该达到的程度"条目得分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9项条目得分较干预前均升高（P<0.05）。（3）家庭医生服务黏合度。干预后，家庭医生处月均就诊人次数、家庭医生处人均就诊比例均较干预前升高，门诊月均就诊人次数较干预前下降（P<0.05）。慢性病罹患种类、受教育程度、签约时长是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总分的影响因素（P<0.05）。慢性病罹患种类是家庭医生服务黏合度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

医防"微"融合强化服务包提升和改善了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评价，并最终提高了签约居民前往家庭医生处就诊的频次和比例。这一初步探索表明，家庭医生系统整合现行服务内容、通过线上平台实现可视化、集约化输出结构化服务的改进策略，具有可行性。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赋能社区老年人健康管理提供了新机遇，但其整合效应、实施障碍及健康效益亟须系统评估。

系统梳理数智化平台赋能社区老年人健康管理领域的研究现状，为未来研究、政策制定和平台优化提供依据。

遵循Arksey & O'Malley范围综述框架，基于参与者-概念-背景（PCC）模型制订纳入与排除标准。于2025年5—6月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PubMed、Web of Science数据库，获取数智化健康管理平台赋能社区老年人健康服务相关文献，检索时限设定为2015-06-01—2025-06-01。

共检索并筛选得到相关文献50篇，其中中文13篇，英文37篇。纳入平台技术架构普遍呈现"感知层-传输层-处理层-应用层"的模式，核心功能集中于实时健康监测与预警、多源数据融合与智能决策、个性化干预及医养护资源协同整合。实证研究表明，其可有效改善老年人健康行为、提高慢性病管理效率、优化服务响应速度。

数智化健康管理平台在赋能社区老年人健康服务方面展现出显著潜力。然而，当前研究缺乏高质量实证证据。未来应着力开展基于真实世界环境的本土化、多维度实效研究。

中医在治未病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对慢性病防治和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价值。基层是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实施和推广的重要阵地，然而老年人对基层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利用情况并不理想。

了解老年人基层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并对影响因素进行重要性排序。

于2022年7—9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在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抽取6个城市的1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拦截方式对2 206名到访老年人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问卷基于安德森（Andersen）模型和社会认知理论（SCT）模型的综合框架进行设计，旨在全面收集老年人基层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利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老年人基层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利用（行为）的因素，并运用Logistic优势分析法确定这些因素的重要性。

共回收有效问卷2 081份（94.33%）。369名（17.73%）老年人在过去1年接受过基层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利用频次以1~2次居多[196名（53.11%）]。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倾向特征中的文化程度，需求因素中的患慢性病情况、疼痛/不适情况，使能资源中的感知服务环境得分，个体因素中的认知情况得分、自我控制得分是老年人基层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P<0.05）。进一步进行Logistic优势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因素重要性权重排序为：个体因素（认知情况、自我控制）>使能资源（感知服务环境）>倾向特征（文化程度）>需求因素（患慢性病情况、疼痛/不适情况）。

个体因素在老年人利用基层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提升老年人的认知水平和自我控制能力，并改善基层中医药服务环境，将有望推动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广泛普及。

当前社区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仍面临诸多挑战，血糖控制率难以有效提升，探究影响血糖控制因素以延缓或逆转糖尿病患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探索社区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具体类别特征、影响因素及其与常见并发症之间的关联，为社区糖尿病患者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于2023年3月—2024年4月采用问卷调查收集泰州市姜堰区溱潼镇、靖江市季市镇、兴化市陈堡镇共417例糖尿病患者人口学特征、健康教育、疾病情况以及健康管理情况。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患者血糖控制情况进行分类，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不同血糖控制类别下糖尿病患者并发症患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潜在类别分析结果，417例糖尿病患者分为3类，类别1：高龄-低健康素养组181例（43.40%）；类别2：中龄-中等健康素养组158例（37.89%）；类别3：低龄-高健康素养组78例（18.71%）。3组高血压、脑卒中以及神经病变并发症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高龄-低健康素养组和中龄-中等健康素养组高血压、脑卒中以及神经病变发生率均高于低龄-高健康素养组（P均<0.01）。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低龄-高健康素养组相比，高龄-低健康素养组和中龄-中等健康素养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OR=0.256，95%CI=0.129~0.510，P<0.001；OR=0.355，95%CI=0.181~0.696，P=0.003）、控制血糖措施数>3项（OR=0.272，95%CI=0.148~0.499，P<0.001；OR=0.542，95%CI=0.298~0.986，P=0.045）是影响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情况的保护因素；中龄-中等健康素养组未婚/离异/丧偶（OR=3.303，95%CI=1.208~9.035，P=0.020）是影响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情况的危险因素。

泰州市社区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情况具有明显的分类特征，不同潜在类别间高血压、脑卒中以及神经病变的分布不同，影响因素有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控制血糖措施等，应针对不同类别人群特征情况进行分类干预。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能否建设好，重点和难点都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目前针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研究主要运用间断时间序列模型及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对其运行效率进行分析，缺乏从多个维度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因此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绩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广西）39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县（市、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绩效进行评价，以期为深化广西和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2018—2021年收集39个试点县（市、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018—2021年运行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和熵权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结合秩和比法（RSR）对其进行评价。

2018—2021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绩效的C_i值依次为0.311 2、0.363 2、0.579 1、0.674 2。2021年排在第一，2018年排在最后；2021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绩效被评定为"优"的试点县（市、区）共7个，占17.95%。被评定为"差"的共6个，占15.38%。其余26个被评定为"中"，占66.67%。

资源下沉得到改善，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卫生健康公平可及性增加，医保资金使用效能提升，服务绩效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双向转诊制度有待加强，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高，利益共享机制需进一步健全，各试点县（市、区）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绩效存在明显差异。要发挥县域医共体管理委员会作用，完善医共体年度总额预算制度，健全利益分配机制，重点支持经济发展相对较差的试点县（市、区）。

基层首诊对合理利用医疗服务、缓解医疗资源供需矛盾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基层首诊率尚未达到政策预期，引导患者基层就诊具有现实必要性，深入探究患者基层首诊意愿的驱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场景，依循期望确认理论构建"期望确认-患者信任-持续基层首诊意愿"理论模型，通过实证研究验证患者持续基层首诊意愿的社会心理机制，揭示患者信任的作用路径。

以成都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研究场所，于2024年3月对该中心服务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期望确认、患者信任、持续基层首诊意愿4个部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患者信任的组间差异，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理论假设和中介效应。

调查共回收问卷318份，其中有效问卷288份（90.6%）。患者的平均期望确认得分为（3.99±0.74）分，其中高期望确认208例（72.2%）；平均患者信任得分为（4.13±0.61）分，其中技术信任、服务信任、情感信任3个维度的平均得分分别为（4.18±0.65）、（3.60±1.02）、（4.35±0.64）分。成年、≥60岁、患高血压/糖尿病、已签约家庭医生、高期望确认患者的患者信任得分较高（P<0.05），不固定医生就诊患者的患者信任得分较低（P<0.05）。患者信任在期望确认与患者持续基层首诊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P<0.05）。

患者信任在期望确认和持续基层首诊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通过针对性需求满足，为患者提供超预期体验，从而提升患者期望确认度，是培育患者信任的起点；以公共卫生服务为契机建立情感信任，依托诊疗能力提升与转诊服务优化建立技术信任和服务信任，可能是增强患者基层首诊意愿的关键路径。

基层卫生人员的工作动机关系到卫生服务的质量与可及性，其中自主性动机是更高质量的动机类型。但自主性动机并非固定不变，可能在职业经历与制度情境等因素的作用下发生变化，从而对个体的工作结果产生潜在影响。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对比基层卫生人员从医动机与当前工作动机，揭示自主性动机（指个体在完全自愿和自主选择的基础上从事某项活动）的变化情况，并分析其变化原因及对工作结果的影响。

采用混合方法学研究设计，使用多阶段整群抽样，选择山东省东部的烟台市、中部的淄博市、西部的聊城市3个城市，在每个城市内选择3个区县，在每个区县选择4家基层卫生机构，总计选择36家基层卫生机构作为调查点。调查当天，对所有在岗的卫生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公共卫生人员和医技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共计发放问卷1 271份，收回有效问卷1 113份，有效回收率为87.6%。使用目的抽样对其中107人进行深入访谈。采用自制问卷调查基层卫生人员的从医动机，采用工作动机量表修订版调查基层卫生人员的当前工作动机，将调查结果按照自我决定理论划分为"自主性动机"和"非自主性动机"两种类型。比较从医动机和当前工作动机的主导类型，构建"动机变化"变量。同时测量反映基层卫生人员工作态度与行为表现的4项关键指标：离职意愿、职业倦怠、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使用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使用主题框架法整理分析访谈资料。

从医动机中，自主性动机人员共545人，占49.0%；非自主性动机人员共568人，占51.0%。当前工作动机中，自主性动机人员为713人，占64.0%；非自主性动机人员为400人，占36.0%。"动机变化"为一个"2×2"的组合型变量，共形成4种动机变化类型，分别为维持自主性动机403人（36.2%），维持非自主性动机258人（23.2%），动机自主化310人（27.8%），动机去自主化142人（12.8%）。4种动机变化类型者离职意愿、职业倦怠、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维持非自主性动机者和动机去自主化者离职意愿和职业倦怠得分均高于维持自主性动机者和动机自主化者（P<0.05），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得分均低于维持自主性动机者和动机自主化者（P<0.05）；动机自主化者离职意愿和职业倦怠得分均高于维持自主性动机者（P<0.05），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得分均低于维持自主性动机者（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维持自主性动机者相比，其余3个类别在离职意愿和职业倦怠模型中回归系数均更高（P<0.05），在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模型中回归系数均更低（P<0.05）。访谈结果表明，动机变化主要受意义需要、胜任需要和关系需要的影响。

自主性动机能让基层卫生人员有更好的工作表现，应通过资源投入与制度建设创造更有支持性的组织环境，如加强信息化建设、完善培训机制、创新医患沟通机制等，以此满足基层卫生人员的基本心理需要，进而提高其自主性动机。

骨关节炎（OA）是一类慢性致残性疾病，亦是老年人常见的共病类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可为OA及老年共病患者提供长期、个体化的健康管理服务，能够客观反映该类人群的健康管理水平与临床诊疗现状。目前，针对OA患者共病特征及诊治现状的研究尚显不足。

了解北京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OA患者的共病特征和治疗现状，为OA共病研究及防治提供依据。

采用目的抽样方法选取北京市年门诊量超过5万人次且愿意参加本研究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研究现场，筛选2020年6月—2024年6月在样本机构就诊且符合研究要求的OA患者为调查对象。从医疗机构的诊疗系统中调取这些患者的日常诊疗数据，根据门诊号整合同一患者的就诊信息并纳入统计分析，提取性别、年龄、职业、诊断、就诊次数、治疗方法等资料，分析OA患者的临床特征、共病情况和接受治疗情况。根据患者共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OA单病、共病患者间的临床特征和治疗现状差异。

共纳入OA患者10 552例，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患者总数的31.1%，其中男4 293例（40.7%），女6 259例（59.3%）。患者平均年龄为（65.1±14.2）岁，调查期间平均在参与研究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10.5±13.1）次。平均诊断条目（3.9±2.1）种，其中仅诊断出OA的患者共计860例，占8.2%；存在其他诊断的患者以同时被诊断1~2种疾病的情况最多，占比40.9%。共计52.4%的患者同时被诊断了循环系统疾病，是最常见的慢性共病类别，其次为内分泌和营养代谢疾病（35.6%）、呼吸系统疾病（35.2%）、肌肉骨骼系统疾病（34.1%）和消化系统疾病（27.3%）；最常见的慢性疾病诊断为高血压，占比24.4%，其次为冠心病（20.8%）、血脂异常（15.2%）、骨质疏松症（11.9%）和2型糖尿病（11.7%）。共计5 013例（47.5%）接受了OA相关治疗，平均接受治疗（3.92±2.31）种，治疗方法包括口服药物（73.2%）、外用药物（24.6%）和中医外治法（2.3%）；口服药物以中草药和中成药为主，占比43.2%，其次为抗炎镇痛药物（18.7%）、抗骨质疏松药物（6.3%）和抗焦虑药物（5.0%）。统计不同年龄段的共病分布情况发现，随着年龄增加，共病患者占比从88.7%上升至93.0%，而共病超10种的患者从约1.0%上升至2.1%。根据是否存在共病情况分组发现，共病患者的复诊次数更多（P<0.01），接受治疗种类更多（P<0.001）。对接受治疗患者进行治疗种类的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年龄、共病情况、就诊次数是接受治疗种类的独立影响因素（P<0.01）。

本研究调查的北京地区4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OA患者的共病诊出率超过90%。慢性共病以循环系统疾病多见，代表性共病疾病主要有高血压、冠心病、血脂异常、骨质疏松症和2型糖尿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治疗OA以口服药物为主，其中中草药、中成药和抗炎镇痛类药物的使用率较高。相比单病种患者，共病患者的就诊次数更多，接受治疗种类更多，情况更加复杂。

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以下统称为"三高"）在人群中患病率较高，且常以共病形式存在于同一个体中，体重调整腰围指数（WWI）是一种新型肥胖评价指标，其与"三高"共病的关联研究缺乏。

探讨社区成年人WWI与"三高"共病的关联性，并分析其预测作用。

依托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于2023年10—12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深圳市宝安区18岁及以上常住居民开展调查。通过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生化检测收集数据，并计算WWI，记录"三高"共病情况。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社区人群WWI与"三高"共病的关联，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探讨WWI与"三高"共病间的剂量反应关系。按性别、年龄和BMI进行分层分析，并探索交互作用。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WWI、BMI和腰围（WC）对"三高"共病的预测能力，并采用Delong检验比较ROC曲线下面积（AUC）的差异。

本次监测共调查1 882人，排除身高、体重、WC等关键指标缺失者后，最终纳入1 846名调查对象，社区成年人"三高"共病患病率为17.06%（315/1 846）。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协变量后，WWI每增加1个单位，"三高"共病风险增加174%（OR=2.74，95%CI=2.08~3.59，P<0.05）；与WWI Q1组（WWI<9.69 cm/）相比，WWI Q2组（9.69 cm/≤WWI<10.19 cm/）、Q3组（10.19 cm/≤WWI<10.66 cm/）、Q4组（WWI≥10.66 cm/）患"三高"共病风险依次升高，OR值分别为2.62（95%CI=1.26~5.42，P<0.05）、4.68（95%CI=2.31~9.48，P<0.05）、8.09（95%CI=3.95~16.56，P<0.05）。RCS分析表明，WWI与"三高"共病风险呈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overall<0.001，P_nonlinear=0.079）。亚组分析显示，除BMI<24.00 kg/m²分层外，男性、女性、<45岁、≥45岁、BMI≥24.00 kg/m²分层的WWI Q4组人群患"三高"共病风险均升高（P<0.05）；交互作用显示，WWI与年龄存在交互作用，<45岁人群WWI与"三高"共病的关联性高于≥45岁人群（P=0.003）。ROC曲线结果显示，男性人群中，WWI、BMI、WC预测"三高"共病风险的AUC（95%CI）分别为0.742（95%CI=0.705~0.778）、0.705（95%CI=0.667~0.742）、0.738（95%CI=0.702~0.774）；女性人群中，WWI、BMI、WC预测"三高"共病风险的AUC（95%CI）分别为0.806（95%CI=0.768~0.844）、0.717（95%CI=0.669~0.765）、0.804（95%CI=0.766~0.842）；在女性人群中，WWI的预测能力优于BMI（Z=-3.134，P=0.002）。

WWI与社区成年人"三高"共病呈显著正相关，且呈线性剂量反应关系，对"三高"共病具有较好预测能力。作为一种新型肥胖评估指标，WWI为"三高"共病的早期预防和干预提供了新思路。

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二、三级医疗机构更易吸引高学历、高资质医务人员。以行政要求结合适度激励引导上级医疗资源下沉，是短期内提升基层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其中以人员下沉为下沉重点。

县级医院专科医师下沉是强基层的重要措施之一，本研究分析某市专科医师下沉活动的潜在类别，并分析不同类别对基层医务人员工作感受和能力的影响，为完善人员下沉提供参考。

于2022年10月，在山东省某市展开。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调查，一阶段抽取该市6个区县或者县级市，二阶段随机抽取每个区县或者县级市的6个乡/镇/街道（共计36个乡/镇/街道），对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日在岗所有医务人员（包括全科医生、护士、公共卫生人员、其余相关人员）以及在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机抽取的15名村医（需参与家庭医生团队工作）进行调查。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人员下沉做法评价问卷（包括与上级医院专科临床医师开展病例面对面讨论、进行门诊咨询、共同入户随访、共同参与培训或外出学习的机会）、工作满意度量表、糖尿病管理能力量表收集资料，对基层医务人员参加的下沉活动进行潜在类别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专科医师下沉帮扶的潜在类别对基层医务人员工作满意度和糖尿病管理能力的影响。

共调查2 233名基层医务人员，基层医务人员参与专科医师下沉活动可聚类为3个潜在类别：综合帮扶组（31.66%，n=707），院内帮扶组（16.93%，n=378），整体帮扶缺少组（51.41%，n=1 148）。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整体帮扶缺少组相比，综合帮扶组（B=4.798，P<0.001）与院内帮扶组（B=3.241，P=0.002）均能正向预测工作满意度得分，且综合帮扶组（B=3.922，P<0.001）与院内帮扶组（B=1.659，P<0.001）均能正向预测糖尿病管理能力得分。

基层医务人员参加专科医师下沉活动存在3种潜在类别，现实帮扶活动丰富程度不同，更丰富的帮扶活动与工作满意度和糖尿病管理能力有正向相关关系。建议关注专科医师下沉政策中帮扶工作内容的具体化和丰富化、以"综合帮扶"模式为推荐路径，同时加强政策落实的完整度，以真正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获得感和糖尿病管理能力。

随着社区健康管理需求的不断增长，心肺耐力评估在基层健康服务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直接测定最大摄氧量依赖专业设备、操作复杂，6分钟步行测试（6MWT）对场地条件要求较高，均限制了其在社区环境中的应用。因此，亟须开发一种受空间和设备条件限制较小、适用于基层场景的高效心肺耐力评估方法。

评估改良2分钟踏步测试（MS-2MST）与6MWT在社区人群中用于心肺耐力评估的相关性与一致性。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于2025年9—11月选取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北社区25名居民作为试验对象，分别完成6MWT与MS-2MST测试。其中，MS-2MST测试过程采用自主研发的可穿戴多模态监测系统，记录有效抬腿次数、平均抬腿度数、总运动量等运动参数；6MWT在室内30 m平直走廊进行，记录距离、转弯数等参数，两种运动方式均记录静息心率、运动结束后瞬时心率、运动结束2 min后心率。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不同变量间的相关性。将6MWT距离、MS-2MST有效抬腿次数按数值大小降序排列，并按三分位数分为高、中、低3组，采用χ²检验进行一致性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6MWT距离与MS-2MST总运动量之间的关系。

MS-2MST运动结束后瞬时心率及运动结束后心率变化量高于6MWT（P<0.001）；运动结束2 min后，MS-2MST瞬时心率及心率变化量高于6MWT（P<0.05）；MS-2MST疲劳评分高于6MWT（P<0.05）。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MS-2MST有效抬腿次数及总运动量均与6MWT距离呈线性正相关（r=0.664，P<0.001；r=0.724，P<0.001）。两组运动结束后瞬时心率（r=0.850，P<0.001）和心率变化量（r=0.775，P<0.001）、运动结束2 min后的瞬时心率（r=0.816，P<0.001）和心率变化量（r=0.693，P<0.001）、运动过程中的平均心率（r=0.848，P<0.001）和平均心率变化量（r=0.759，P<0.001）均呈线性正相关；两种运动过程中疲劳评分呈线性正相关（r=0.577，P=0.003）。一致性分析显示，MS-2MST有效抬腿次数及总运动量与6MWT距离均具有一致性（Kappa=0.459，P=0.001；Kappa=0.579，P<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MS-2MST总运动量（B=0.040，95%CI=0.022~0.059，P<0.001）与年龄（B=2.657，95%CI=0.697~4.618，P=0.011）是6MWT距离的影响因素。

借助可穿戴设备精确采集运动数据的MS-2MST测试，可作为简便高效的心肺功能评估手段，为基层健康筛查和个体化运动干预提供可行方案。

糖尿病前期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可延迟或预防糖尿病发生；然而，糖尿病前期管理在初级保健中的实施率普遍较低。

本研究旨在探讨基层医护对糖尿病前期的认知与管理现状，分析存在的障碍与挑战，并明确提升管理质量所需的支持因素。

2025年1—2月，在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全科医护进行糖尿病前期管理的半结构化访谈，并进行主题分析以确定主题，随后将其映射到能力、机会、动机-行为模型中，运用NVivo 11.0软件进行数据编码与分析。

共访谈15名基层医护，提取8个核心主题和15个副主题。结果显示，我国基层尚未形成系统的糖尿病前期管理路径；医护普遍具有职业责任意识与管理动机，但知识与技能不足、政策支持与激励机制有限、信息系统功能不完善、基层人力紧张及多学科协作缺乏是主要障碍。

通过构建基层糖尿病防控体系及绩效考核体系，完善"糖尿病前期"功能模块与全科-专科协作机制，强化全科医护系统培训与行为干预技能培养，通过反馈与激励机制增强医护的自我效能与管理信心等措施，促进糖尿病前期管理，推动糖尿病防控关口前移。

随着体医融合理念与实践的发展，以及膝骨关节炎（KOA）患病形势与危害的日益严峻，KOA的运动干预受到广泛关注。社区是KOA运动干预的最佳场所，但现有的社区KOA运动干预存在流程不规范、管制不明确、内容不完善等局限，亟待建立规范化模式。

构建基于体医融合的社区KOA干预模式，应用并评价该模式。

通过文献资料与现场观察法提出基于体医融合的社区KOA干预模式的"假设"，通过专家访谈法修改"假设"的构成要素与应用流程，得到社区KOA干预模式。选取2022年7—10月在南京市迈皋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62例KOA患者进行社区KOA干预模式的应用，采用随机数法将其分为运动干预组（n=21）和健康教育组（n=41）。运动干预组的患者遵循社区KOA干预模式的应用内容及流程，接受8周规范化治疗；健康教育组由医护人员与患者面对面交流，发放健康教育手册并给予指导。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后（治疗结束后1周）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评分）、西安大略麦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WOMAC）量表、欧洲五维生命质量（EQ-5D）量表、30 s坐站和起立行走试验（TUGT）进行效果评价。

基于体医融合的社区KOA干预模式从科室、人员、技术手段等方面建立了"体"与"医"的交互关联，包括5个一级要素与24个二级要素。社区KOA干预模式应用结果：运动干预组治疗后的WOMAC总分及各维度评分、VAS评分、TUGT时间均低于治疗前（P<0.05），EQ-5D健康指数和30 s坐站个数高于治疗前（P<0.05）；健康教育组治疗后的WOMAC总分及各维度评分、VAS评分低于治疗前（P<0.05），EQ-5D健康指数高于治疗前（P<0.05）；治疗后运动干预组的WOMAC总分、WOMAC关节功能评分、VAS评分均低于健康教育组（P<0.05）。

基于体医融合的社区KOA干预模式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疼痛及关节僵硬症状、提高患者下肢肌力与平衡能力、改善患者的关节功能和生命质量。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老年人多重用药现象愈发严重，老年群体中潜在不适当用药（PIM）现象普遍存在。

以3种不同的评价标准探讨社区老年患者PIM和潜在处方遗漏情况，为规范老年人药物治疗管理提供依据。

于2021年4—6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湖北省武汉市、宜昌市、潜江市和枝江市作为样本地区，随机各抽取3个街道或乡镇的共12个社区作为调研单位，选取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社区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Beers标准（2023年版）、老年人不适当处方筛查工具/处方遗漏筛查工具（STOPP/START）标准（2014年版）和中国老年人PIM标准（2017年版），分析湖北省社区老年患者的PIM和潜在处方遗漏情况。

共纳入社区老年患者1 011例，其中男420例（43.08%），女591例（57.92%）。不同性别、年龄和慢性病种类患者的服药种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Beers标准（2023年版）检出294例（29.08%）患者存在PIM；采用STOPP/START标准（2014年版）检出189例（18.69%）患者存在PIM，共发生处方遗漏229例次；采用中国老年人PIM标准（2017年版）检出296例（29.28%）患者存在PIM。采用Beers标准（2023年版）检测出PIM频率最高的药物为速释硝苯地平；采用STOPP/START标准（2014年版）筛查出PIM频率最高的药物为非甾体抗炎药，处方遗漏频率最高的条目是2型糖尿病未接受二甲双胍治疗；采用中国老年人PIM标准（2017年版）检测出PIM频率最高的药物为硝苯地平。

社区老年患者治疗过程中存在的PIM和处方遗漏问题应引起重视，需要加强对社区老年患者的药物治疗管理。三种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补充，可以更全面地筛选出PIM以及处方遗漏问题。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患者数量的增加，健康科普在提升公众健康意识和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变得尤为关键，而社区医生作为提升公众健康知识水平的重要力量，其科普能力的提升对于实现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了解北京市城郊社区医生参与科普的现状及培训需求，并探讨提升社区医生科普能力的有效策略。

2024年4—5月，采用自制线上问卷对北京市城郊社区医生进行调查。问卷内容涵盖社区医生的基本特征、科普行为阶段、参与动因与障碍、媒介偏好及培训需求等内容。运用描述性统计和组间比较等方法，对社区医生的科普实践现状进行分析，并基于数据分析结果，明确培训需求。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44份，回收有效问卷668份，回收问卷有效率89.78%。科普行为阶段分布显示，244例（36.53%）处于意向阶段、153例（22.90%）处于准备阶段、152例（22.75%）处于维持阶段。157例（23.50%）社区医生表示比较了解健康科普创作，324例（48.50%）认为社区医生的科普工作对患者的就医体验和健康管理有较大影响。社区医生不愿意投入科普活动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时间和精力（72.27%，86/119）、科普经验和能力不足（57.98%，69/119）、缺乏政策支持与鼓励（56.30%，67/119）以及健康科普收入低（56.30%，67/119）；而愿意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医疗工作者的责任感（75.96%，417/549）、医疗工作要求（71.22%，391/549）、对科普感兴趣（71.04%，390/549）以及可以丰富个人生活与工作（59.74%，328/549）。544例（81.44%）受访者表示希望提高自己的科普能力，但仅291例（43.56%）参加过相关培训，主要培训需求包括科普文案脚本写作技巧（70.51%，471/668）、科普选题与精准对接受众需求（67.66%，452/668）、科研成果转化为科普作品的方法（63.47%，424/668）等。

社区医生在科普活动中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缺乏政策支持感、资源配置不足等。为提升社区医生的科普能力，建议加强政策宣传，建立稳定的资金和资源投入机制，开展定期的科普能力提升培训，并提供新媒体工具使用的专门培训，使社区医生在健康科普实践中进一步发挥出社区诊疗的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与卫生事业的协同推进，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日益凸显。2015—2020年宁夏农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效果如何值得研究，且目前鲜有学者将基层卫生服务领域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耦合协调研究。

研究宁夏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及空间分布，并探索其驱动力。

通过构建宁夏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区域经济发展两个系统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对2015—2020年宁夏22个县（区）203个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性进行研究。

宁夏区域经济综合评价指数高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综合评价指数；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区域经济发展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序列上呈现上升态势，在空间布局上呈由南向北逐渐下降的分布格局；卫生资源、医疗服务量等因子成为驱动两个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子，区域经济因子逐渐弱化。

宁夏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区域间差异显著，需从加大卫生投入、强化医防融合等方面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逐步强化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推动两个系统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