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健康最新文章合辑
近年来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女性的脂质代谢紊乱发生率较高，与肥胖、胰岛素抵抗（IR）的关系密切。BMI正常的PCOS女性也有较高的脂质代谢水平，但目前对该类人群中血脂异常的研究较少。
探讨BMI正常的PCOS女性发生高脂血症的影响因素。
基于"针刺和克罗米芬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妇女活产率的影响（PCOSAct）"临床试验数据，选取基线较完整且符合研究标准的受试者428例。判断高脂血症的评价标准：总胆固醇（TC）≥6.22 mmol/L和/或三酰甘油（TG）≥2.26 mmol/L和/或低密度脂蛋白（LDL）≥4.14 mmol/L和/或高密度脂蛋白（HDL）<1.04 mmol/L，并据此进行分组。比较两组患者在人体测量学、性激素、糖脂代谢以及心肌酶、肝功能方面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BMI正常的PCOS女性高脂血症的影响因素。
BMI正常的PCOS女性合并高脂血症的发生率为32.24%（138/428），最常见的血脂异常类型是HDL水平降低；单一表型异常率较高[21.73%（93/428）]。高脂血症组138例、无高脂血症组290例。高脂血症组年龄、糖尿病家族史占比、体质量、腰围、BMI、腰臀比（WHR）较大，尝试妊娠时间较长，游离雄激素指数、空腹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LDL、TC、TG、载脂蛋白B、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乳酸脱氢酶（LDH）水平比无高脂血症组高，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抗米勒管激素、HDL、载脂蛋白A、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水平较无高脂血症组低（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BMI、HOMA-IR、LDH是正常BMI的PCOS患者发生高脂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OR=1.170、1.348、1.172、1.009），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是独立保护因素（OR=0.979，P<0.05）。
BMI正常的PCOS女性合并高脂血症发生率为32.24%，年龄、BMI、HOMA-IR、LDH、SHBG均是PCOS女性发生高脂血症的影响因素，临床上应该根据各诱因采取相应措施防治及延缓PCOS女性高脂血症的发生与发展。
非稳态负荷（AL）作为评价慢性压力的客观指标，与不良妊娠结局有关。目前，纵向研究分析妊娠女性AL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探讨妊娠女性不同时期AL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1年11月—2022年11月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和六安市金安区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建档的152例妊娠早期（≤14周）、中期（23~27周）和晚期（30~34周）女性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估妊娠期抑郁情绪。参考既往研究，采用代谢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的相关评估指标计算AL总分，并将AL总分≥3分作为妊娠女性不同时期高AL的判定标准。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妊娠早期、中期和晚期AL的影响因素。
在152例妊娠女性中，妊娠早期、中期和晚期女性平均AL总分分别为（2.06±1.68）、（2.07±1.84）、（2.07±1.68）分。在妊娠早期、中期和晚期分别有52例（34.2%）、54例（35.5%）和50例（32.9%）处于高AL状态（AL总分≥3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业｛商业服务业员工〔OR=0.229，95%CI（0.062，0.845），P=0.027〕、办事人员〔OR=0.164，95%CI（0.051，0.528），P=0.002〕、专业技术人员〔OR=0.278，95%CI（0.099，0.784），P=0.015〕｝、失业〔OR=5.516，95%CI（1.044，29.144），P=0.044〕、抑郁情绪〔OR=6.241，95%CI（1.403，27.757），P=0.016〕是妊娠早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年龄〔OR=1.098，95%CI（1.002，1.202），P=0.045〕和妊娠早期AL〔OR=9.965，95%CI（4.402，22.561），P<0.001〕是妊娠中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妊娠晚期夜间睡眠时长〔≥9 h/d：OR=0.176，95%CI（0.044，0.703），P=0.014〕、妊娠早期AL〔OR=4.697，95%CI（1.852，11.908），P<0.001〕和妊娠中期AL〔OR=9.426，95%CI（3.728，23.834），P<0.001〕是妊娠晚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
超过30%的女性在妊娠不同阶段处于高AL水平，且其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职业、失业情况、抑郁情绪是妊娠早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年龄和妊娠早期AL状况是妊娠中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妊娠晚期夜间睡眠时长、孕早/中期AL状况是妊娠晚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居高不下，对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已知慢性压力是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之一，而非稳态负荷（AL）作为衡量慢性应激的综合生理指标，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尚未明确。
探讨妊娠晚期女性AL对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11月—2022年1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六安市金安区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招募符合研究要求的妊娠晚期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其一般资料和产科资料等基本资料；通过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收集生物学指标，并参考AL相关文献计算研究对象的AL得分；通过查阅医院电子病历系统获得妊娠结局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AL对妊娠晚期女性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
本研究共纳入妊娠晚期女性354例，平均年龄（29.3±4.1）岁，AL总分的上四分位数为3分。本研究以研究对象AL总分的上四分位数为高风险临界值，将其按照AL得分分为低水平AL（AL<3分）和高水平AL（AL≥3分）。高水平AL孕妇占32.8%（116/354），低水平AL孕妇占67.2%（238/354）。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15.5%（55/354），其中巨大儿发生率为9.9%（35/354），其次为早产〔5.4%（19/354）〕、低出生体质量〔2.3%（8/354）〕。高水平AL妊娠晚期女性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26.7%，31/116）高于低水平AL妊娠晚期女性（10.1%，24/238）（P<0.05）；高水平AL妊娠晚期女性早产发生率（10.3%，12/116）、娩出巨大儿率（15.5%，18/116）高于低水平AL妊娠晚期女性（2.9%，7/238；7.1%，17/238）（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水平AL妊娠晚期女性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比低水平AL妊娠晚期女性增加2.465倍〔95%CI（1.315，4.622），P<0.05〕。与低水平AL相比，高水平AL是妊娠晚期女性早产〔OR=4.832，95%CI（1.545，15.114）〕、娩出巨大儿〔OR=2.868，95%CI（1.392，5.909）〕的危险因素（P<0.05）。
妊娠晚期女性高水平AL会增加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尤其易发生早产和娩出巨大儿，应加强对妊娠期女性AL的关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和自我健康保健意识显著提升，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渐延长，围绝经期女性人群逐渐庞大，围绝经期女性健康管理也变得愈发重要。围绝经期综合征可见于40~65岁女性群体，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系统评价我国40~65岁女性人群围绝经期综合征的发生率。
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维普网，收集有关中国40~65岁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情况的横断面研究，检索时间设置为建库至2023-02-01。由2名研究人员独立筛选文献，并对纳入文献进行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价，使用Stata 17.0软件进行Meta分析。
最终纳入62篇横断面研究，总样本量为82 340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我国40~65岁女性人群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为61.0%。亚组分析结果显示，40~45岁、>45~50岁、>50~55岁、>55~60岁、>60岁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分别为42.6%、53.8%、64.6%、59.7%、56.1%；月经状态为正常、紊乱、绝经的40~65岁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分别为43.6%、56.9%、61.3%；患慢性病、未患慢性病的40~65岁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分别为85.9%、68.3%；西南地区40~65岁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最高，为71.3%，华北、华东、华南、西北、东北、华中地区的发生率分别为57.4%、57.9%、50.5%、59.2%、69.5%、68.6%；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学及以上的40~65岁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分别为54.1%、55.7%、49.6%。汉族、少数民族40~65岁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分别为62.1%、64.7%。
我国40~65岁女性人群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高，其中>50~55岁、绝经、患慢性病、西南地区、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少数民族围绝经期综合发生率较高，应重视相关人群围绝经期综合征的预防、筛查和干预工作，为女性老年期健康奠定基础。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重，中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与城市女性相比，农村女性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居住条件较为落后，故更易患心理疾病，但其面临的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较低。
了解我国农村中老年女性的抑郁发生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高中老年女性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实证依据。
于2021年5—7月，提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2018年随访数据，选取其中45岁及以上的农村户籍女性为研究对象（n=6 736）。采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简化版得分判定农村中老年女性的抑郁症状发生情况。采用χ2检验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村中老年女性抑郁症状发生情况的因素（包括个体特征、健康行为、社会参与及医疗健康服务利用4个维度的因素）。
6 736例农村中老年女性的CES-D简化版得分为（20.0±6.9）分，42.46%（2 860/6 736）有抑郁症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自身健康满意〔OR（95%CI）=0.402（0.356，0.453）〕、睡眠时长≥6 h〔OR（95%CI）=0.48（0.43，0.54）〕、使用互联网〔OR（95%CI）=0.63（0.50，0.80）〕、对生活满意〔OR（95%CI）=0.25（0.21，0.30）〕的农村中老年女性抑郁症状发生风险较低，有躯体残疾〔OR（95%CI）=1.41（1.16，1.71）〕、患慢性病〔OR（95%CI）=1.35（1.21，1.50）〕、过去1个月利用过门诊服务〔OR（95%CI）=1.25（1.09，1.43）〕、过去1年利用过住院服务〔OR（95%CI）=1.31（1.13，1.52）〕的农村中老年女性抑郁症状发生风险率较高。
依据本研究结果，我国农村中老年女性抑郁状况较为严重，个体特征、健康行为、社会参与、医疗健康服务利用等方面对中国农村中老年女性抑郁的发生均有影响。建议各级政府和民政部门高度重视农村中老年女性的心理状况，特别是从健康促进与教育、医疗服务质量和信息获取的可及性等多维度进行干预和防控，以推动我国"健康乡村"及"健康老龄化"进程。
将健康政策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是我国医改的初心和使命。对于医改成效的考量作为研究热点之一，国内主要集中在横截面数据的现况研究，基于不同时点的纵向面板数据研究相对缺乏。
探索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在医改十年间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及变迁，并剖析产生不公平的主导因素。
基于"农村居民家庭健康询问调查"2009年基线数据和2019年随访数据，采用直接标准化法对比分析新医改前后样本人群卫生服务利用变化，通过对集中指数（CI）的计算和分解来衡量公平性情况及各因素对不公平性的贡献度。
2009年共纳入已婚育龄妇女4 935例，2019年共纳入已婚育龄妇女3 509例。新医改前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两周患病就诊率稍有增加，增幅为1.29%；慢性病患病就诊率明显降低，降幅为18.77%；需住院者住院率、妇科检查率、产前检查率、住院分娩率、产后访视率明显提高，其增幅分别为10.44%、8.53%、24.05%、36.52%、23.62%。2009年产后访视率CI为-0.034 5，2019年两周患病就诊率CI为-0.016 9，其他指标在两次调查中CI均为正数。经济收入、文化程度、家庭规模及年龄是不公平产生的主要因素。
新医改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全面改善且更趋于公平，但仍略偏向于高收入群体。
已知慢性应激与抑郁发生相关，非稳态负荷（AL）作为评估机体慢性应激反应的综合生理指标可能在抑郁的发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探讨妊娠早期女性AL水平与抑郁的关系。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11月—2022年6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六安市金安区妇幼保健院产检的630例妊娠早期女性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抑郁分为抑郁组（n=162）和非抑郁组（n=468）。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妊娠相关焦虑量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收集AL相关数据。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妊娠早期女性AL与抑郁的相关性。
630例妊娠早期女性抑郁发生率为25.7%（162/630）。低水平AL（AL<3分）孕妇427例（67.8%），高水平AL（AL≥3分）孕妇203例（32.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水平AL是妊娠早期女性抑郁的危险因素〔OR=1.651，95%CI（1.096，2.489），P<0.05〕。
妊娠早期女性AL与抑郁存在正向关联，高水平AL会增加抑郁的发生风险。
围绝经期女性肌肉和脂肪组织与各部位骨密度（BMD）间的关系已有研究，但存在部位分布差异，导致肌肉和脂肪组织对BMD的影响及作用部位仍未明确。
分析围绝经期女性腰椎、股骨颈和全髋BMD与脂肪和肌肉组织的关系，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质量及防治骨质疏松症（OP）提供理论依据。
回顾性选取2018年1月—2021年10月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体检的2 355例40~60岁的女性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绝经将体检女性分为绝经前女性（n=1 261）和绝经后女性（n=1 094），采用双能X线吸收法（DXA）和生物电阻抗体成分分析仪（BIA）测量体检女性腰椎、股骨颈、全髋BMD和脂肪、肌肉组织。采用Pearson相关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脂肪和肌肉组织与体检女性各部位BMD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四肢骨骼肌肉量（ALM）对绝经后女性OP的预测价值。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BMI、脂肪量、全身肌肉量、躯干肌肉量和ALM与绝经前、绝经后、总体检女性腰椎、股骨颈、全髋BMD呈正相关（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全身肌肉量、躯干肌肉量是总体检女性股骨颈BMD的影响因素（β=-0.051，0.099；P<0.05）；ALM是总体检女性腰椎、股骨颈、全髋BMD的影响因素（β=0.244，0.199，0.199；P<0.05）；全身肌肉量是绝经后女性股骨颈、全髋BMD的影响因素（β=-0.125，-0.075；P<0.05）；躯干肌肉量是绝经后女性股骨颈BMD的影响因素（β=0.150，P<0.05）；ALM是绝经后女性腰椎、股骨颈、全髋BMD的影响因素（β=0.226，0.216，0.188；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ALM预测绝经后女性全髋OP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25〔95%CI（0.742，0.908）〕，灵敏度为81.82%，特异度为76.59%，最佳截断值为16.24 kg；ALM预测绝经后女性股骨颈OP的AUC为0.760〔95%CI（0.692，0.829）〕，灵敏度为75.61%，特异度为61.89%，最佳截断值为16.68 kg；ALM预测绝经后女性腰椎OP的AUC为0.641〔95%CI（0.603，0.679）〕，灵敏度为60.85%，特异度为60.17%，最佳截断值为17.20 kg，其中ALM预测绝经后女性OP的最佳部位是全髋（Z股骨颈=-9.89，P<0.05）。
ALM与绝经后女性腰椎、股骨颈和全髋BMD呈正相关；ALM可预测绝经后女性各部位OP的发生，ALM预测绝经后女性OP最佳部位是全髋。
隐性肥胖（NWO）人群在中老年阶段易发生心血管疾病，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被证明可提高心血管健康，但目前HIIT对NWO人群心血管疾病风险改善效果的研究较少。
探究短期HIIT对NWO女大学生机体内晚期糖基化终产物（AGEs）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影响。
2020年11—12月在上海健康医学院招募137名女大学生，根据亚洲女性NWO标准筛选出40名NWO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受试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20）和HIIT干预组（n=20）。HIIT干预组在进行1周的适应性训练后，完成为期4周、5 d/周的HIIT训练。对照组不进行任何运动训练。观察两组受试者干预前、后体质量、体质指数（BMI）、体脂百分比（BF%）、内脏脂肪等级（VFL）、内脏脂肪面积（VFA）、腰围、血脂四项、心血管疾病风险（应用China-PAR模型评估）、AGEs、空腹血糖，并分析AGEs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性。
10名受试者在干预期间因个人原因退出研究（其中对照组7例，HIIT组3例）。干预后，HIIT干预组BMI、BF%、VFA、VFL、腰围、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HDL、三酰甘油（TG）/HDL、AGEs、空腹血糖均低于对照组（P<0.05）。由于心脑血管病风险评估工具适用于20岁及以上受试者，因此对HIIT干预组中9例受试者进行了评估。干预前对照组和HIIT干预组受试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为（11.82±0.47）%、（9.79±0.57）%，干预后分别为（14.13±0.97）%、（6.93±1.17）%。干预后HIIT干预组心血管疾病风险低于对照组（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AGEs与心血管疾病风险无相关关系（rs=-0.006，P=0.979）。
短期（4周）HIIT可减少NWO女大学生的体脂，降低AGEs和空腹血糖水平，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持续性生殖器官兴奋紊乱（PGAD）和生殖器官-骨盆感觉障碍（GPD）二者合称为持续性生殖器官兴奋紊乱/生殖器官-骨盆感觉障碍综合征（PGAD/GPD），是近年新发现的一种以自发或继发出现持续性性兴奋状态和/或生殖器官及骨盆其他区域感觉异常为特征的特殊病症。此病主要累及女性，因其症状特殊性，常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大多数患者处于焦虑、抑郁状态，甚至有自杀倾向。PGAD/GPD已引起国外医疗界的重视，并将其纳入国际疾病分类-11（ICD-11）。目前国内对这一新发现病症普遍认识不足。本文总结了PGAD/GPD的国外研究现状并结合国际妇女性健康研究学会（ISSWSH）最新专家共识对PGAD/GPD的流行病学特点、病理生理机制、诊断和治疗方案进行了介绍，初步探讨了PGAD/GPD的未来研究方向及国内医学界应采取的应对思路，以期引起国内广大医学工作者对此病的关注。
睡眠时间与高血压密切相关，但睡眠时间对女性人群H型高血压的影响尚不十分明确。
探讨女性人群中睡眠时间对H型高血压患病率的影响。
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选取2018年12月至2020年12月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全科和老年科住院的女性高血压患者1 709例为研究对象。依据H型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H型高血压组〔高血压且同型半胱氨酸（Hcy）≥10 μmol/L〕和非H型高血压组。按照患者自述的近1个月内的平均睡眠时长将患者分为睡眠时间<7、7~8、>8 h三组。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睡眠时间对女性人群H型高血压患病的影响；并进一步将研究对象按年龄分为≤60岁组和>60岁组，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年龄女性人群睡眠时间对H型高血压患病的影响。
1 709例研究对象中，901例（52.72%）每日睡眠时间<7 h，697例（40.78%）每日睡眠时间为7~8 h，111例（6.50%）每日睡眠时间>8 h。不同睡眠时间女性人群的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 709例研究对象中，H型高血压患者973例（56.93%），非H型高血压患者736例（43.07%）。H型高血压患者与非H型高血压患者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区、婚姻状况、BMI、运动情况、饮酒情况、睡眠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区、婚姻状况、体质指数、运动情况等混杂因素后，睡眠时间<7 h的女性H型高血压的风险是睡眠时间7~8 h者的1.291倍〔95%CI为（1.032，1.615），P<0.05〕。进一步按年龄分层后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仅在>60岁女性人群中，每日睡眠时间<7 h是H型高血压患病的危险因素〔OR（95%CI）=1.421（1.021，1.978），P<0.05〕。
在年龄>60岁的女性人群中，睡眠时间<7 h是H型高血压患病的危险因素，提示老年女性可多关注睡眠健康，以改善血压状况。
我国乳腺癌发病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女性的身心健康。提高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是改变社区女性健康结局的重要手段，但个体行为存在异质性，如何有效提高其防治行为有待探索。
了解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的潜在类别及其影响因素，为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8月，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银川市、中卫市的5个县（区）内15个乡镇/街道的1 355例社区女性为调查对象。本研究所用调查问卷包括基本情况和"宁夏地区妇女'两癌’防治知信行现况调查问卷"中的乳腺癌防治行为部分。基于调查结果对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进行潜在类别分析，进而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类别的因素。
共回收有效问卷1 327份（97.93%）。潜在类别分析结果显示，1 327例社区女性根据乳腺癌防治行为可分为防治行为积极组522例（39.34%）、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449例（33.83%）、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229例（17.26%）、防治行为一般组127例（9.57%）4个类别。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总中位得分为9.00（7.00，11.00）分。其中防治行为积极组中位得分为11.00（11.00，12.00）分，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中位得分为9.00（8.00，10.00）分，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中位得分为6.00（5.00，6.00）分，防治行为一般组中位得分为8.00（6.00，9.00）分，四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 008.493，P<0.001）。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防治行为积极组与防治行为一般组相比，所在市为中卫市、已生育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积极组，医保类型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自费及其他，已接受过激素替代治疗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一般组（P<0.05）；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与防治行为一般组相比，已生育者更容易归为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医保类型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商业保险、已接受过激素替代治疗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一般组（P<0.05）；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与防治一般组相比，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 000~2 999元者更容易归为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医保类型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一般组（P<0.05）。
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具有明显的分类特征，其防治行为处于中等水平，社区应重点关注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人群，对防治行为积极组、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以及防治行为一般组也应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干预，提高宁夏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
我国居民精神障碍死亡相关流行病学分析较少，上海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健康信息化较为完善，能够为深层次分析居民更小分类的疾病特征和死亡原因提供数据支撑，且分析上海市女性精神障碍死亡情况及趋势有助于了解当地女性精神障碍疾病负担。
分析2005—2021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居民精神障碍死亡情况及其趋势。
整理2005—2021年浦东新区全人口户籍居民死因监测资料，采用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减寿年数和减寿率等指标分析当地女性居民精神障碍死亡情况，并采用Joinpont回归模型计算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进行趋势分析。
2005—2021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精神障碍死亡1 165例，占同期总死亡人数的0.32%，粗死亡率为4.82/10万，标化死亡率为1.85/10万。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精神障碍粗死亡率2005—2012年呈下降趋势（APC=-13.05%，P=0.002），2012—2021年呈上升趋势（APC=7.66%，P=0.012）；标化死亡率2005—2012年呈下降趋势（APC=-16.79%，P<0.001），2005—2021年整体呈下降趋势（AAPC=-4.93%，P=0.009）；减寿率2005—2012年呈下降趋势（APC=-13.79%，P<0.001），2012—2021年呈上升趋势（APC=6.93%，P=0.011）。2005—2021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精神障碍死亡年龄为50.8~105.8岁，死亡年龄分布以≥80岁为主（79.48%），且≥80岁女性精神障碍死亡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AAPC=0.98%，P=0.027）；70~79岁女性精神障碍死亡比例为16.57%，其死亡比例（AAPC=-5.13%，P=0.026）、粗死亡率（AAPC=-7.20%，P=0.003）和减寿率（AAPC=-6.89%，P=0.005）整体均呈下降趋势。
2005—2021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精神障碍标化死亡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高龄（≥80岁）女性精神障碍死亡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高龄女性居民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值得当地重点关注，促进高龄女性精神健康有益于提高当地女性健康水平。
致密性骨炎（OCI）和其他疾病有时难以鉴别，探讨血清骨转换生化标志物可为OCI的鉴别诊断提供依据。
探索女性OCI患者的血清骨转换生化标志物的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回顾性选取2013年6月至2022年2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门诊及住院诊断为OCI的61例女性患者作为观察组，年龄15~50岁，平均（33.8±6.6）岁，病程2周~15年。选择同期61例女性体检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年龄15~48岁，平均（35.6±7.6）岁。比较两组一般临床资料和血清骨转换生化标志物水平，并对血清骨转换生化标志物与病情相关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观察组血清白蛋白（45.4±2.9）g/L低于对照组（46.5±2.8）g/L（t=2.190，P<0.05）。血清骨转换生化标志物比较结果显示，观察组血清1型胶原羧基末端肽β特殊序列（β-CTX）〔0.28（0.23，0.37）μg/L〕、N-端骨钙素（OC）〔13.1（11.2，16.2）μg/L〕、25-羟维生素D3〔25-（OH）VD3〕〔（14.1±5.1）μg/L〕低于对照组〔0.36（0.29，0.48）μg/L，15.6（13.7，17.3）μg/L，（17.5±6.6）μg/L〕（Z=-2.983、-3.255，t=3.081，P<0.05）。长病程亚组OC水平〔14.6（12.4，18.5）μg/L〕高于短病程亚组〔11.7（10.2，14.0）μg/L〕（Z=-2.407，P<0.05）。多孕亚组β-CTX〔0.25（0.22，0.32）μg/L〕、OC水平〔12.2（10.3，15.0）μg/L〕低于非多孕亚组〔0.33（0.26，0.44）μg/L、13.4（12.0，18.8）μg/L〕（Z=-2.486、-1.897，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观察组血清1型前胶原氨基端延长肽（tP1NP）与妊娠次数、生产次数均呈负相关（rs=-0.276、-0.298，P<0.05），OC与体质指数（BMI）、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妊娠次数均呈负相关（rs=-0.284、-0.374、-0.360，P<0.05），25-（OH）VD3水平与BMI呈正相关（rs=0.275，P<0.05）。
女性OCI患者血清OC、β-CTX水平明显降低，可为鉴别其他疾病提供依据；血清OC水平可以反映OCI患者的严重程度，同时OC水平与患者妊娠次数相关；tP1NP与妊娠次数、生产次数相关。
绝经后女性退变性膝骨关节炎（KOA）疼痛患者较为多见。绝经后女性体内性激素水平降低，体内性激素水平及关节液中炎性因子是否会影响膝关节疼痛，目前缺乏临床实践证据。
探讨绝经后退变性KOA疼痛与患者血液中性激素〔雌二醇（E2）、睾酮（T）、泌乳素（PRL）、促黄体生成素（LH）、卵泡刺激素（FSH）及孕酮（P）〕水平、膝关节液炎性因子〔白介素（IL）-1、IL-6、IL-10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之间的相关性，为临床中雌激素治疗退变性KOA疼痛提供新的诊疗依据。
选取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因退变性KOA疼痛住院的女性绝经患者90例，患者行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后分为轻度疼痛组30例（VAS评分≤3分）、中度疼痛组30例（VAS评分4~6分）及重度疼痛组30例（VAS评分7~10分）；对照组选取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同期体检的绝经后膝关节积液女性30例。所有受试者检测性激素和膝关节液中炎性因子。
四组患者体质指数（BMI）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对照组、轻度疼痛组BMI低于重度疼痛组（P<0.05）。四组患者的E2及T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中、重度疼痛组E2、T均低于对照组，中、重度疼痛组E2与重度疼痛组T均低于轻度疼痛组（P<0.05）。对照组及轻、中、重度疼痛组退变性KOA患者的PRL、LH、FSH及P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四组患者IL-1、IL-6、IL-10及TNF-α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轻度疼痛组IL-1，中、重度疼痛组IL-1、IL-6、IL-10、TNF-α均高于对照组，重度疼痛组IL-6、IL-10、TNF-α均高于轻度疼痛组（P<0.05）。E2和T与膝关节疼痛VAS评分呈负相关（rs=-0.686、-0.454，P<0.05），IL-1、IL-6及TNF-α与膝关节疼痛VAS评分呈正相关（rs=0.517、0.665、0.319，P<0.05），IL-10与膝关节疼痛VAS评分之间无相关关系（rs=0.162，P>0.05）。
绝经后退变性KOA疼痛患者体内E2及T水平与VAS评分呈负相关，不同疼痛程度退变性KOA患者的PRL、LH、FSH及P水平之间无明显差异。绝经后退变性KOA患者膝关节液中IL-1、IL-6及TNF-α水平与VAS评分呈正相关，降低关节内IL-1、IL-6及TNF-α水平可提高机体对膝关节疼痛的耐受，为临床上治疗退变性膝关节疼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在"三孩"政策开放和晚婚晚育成常态的社会现状下，女性生殖与健康话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AMH作为女性卵巢储备功能的重要标志物之一，与心血管疾病及心血管风险指标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热点研究问题。
建立乌鲁木齐地区育龄期健康女性抗苗勒管激素（AMH）参考范围，并探讨AMH与心血管疾病相关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
2018年5—7月，采用目的抽样法从乌鲁木齐市4个所住居民为常住居民的社区流行病学调查自然人群中筛选19~50岁符合纳排标准的健康女性，检测调查对象血清AMH、空腹血糖、促甲状腺激素（TSH）、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血尿酸水平，测量身高、体质量、腹围、臀围、血压等指标，分析AMH与上述心血管风险因素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
855例育龄期健康女性中位AMH为1.58（0.01，8.78） μg/L。建立了本地区育龄期健康女性AMH参考范围，即19~24、25~29、30~34、35~39、40~44、45~50岁AMH的参考范围分别为0.89~10.94、0.66~11.77、0.27~8.25、0.01~6.87、0.01~3.98、<0.01~1.87 μg/L。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AMH与年龄、体质指数（BMI）、腹围、臀围、收缩压、舒张压、TSH、TC、LDL-C呈负相关（P<0.05），与空腹血糖、TG、HDL-C、尿酸不相关（P>0.05）。
本研究建立了乌鲁木齐育龄期健康女性血清AMH的参考范围，为不同年龄段女性的卵巢储备功能评估提供了依据。育龄期女性低AMH水平与年龄升高、肥胖、腹型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心血管危险因素有关。
铁路女职工是肥胖的高风险人群，信息化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超重/肥胖人群的减重干预中，每日自我称重是基于认知干预的体质量自我监控策略，目前其对改善超重/肥胖人群体质量的效果尚存争议。
探讨基于在线互动的每日称重干预对北京铁路局超重/肥胖女职工减重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
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于2019-06-01至2019-09-01，采用招募志愿者的方式，选取北京铁路局超重/肥胖女职工72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1∶1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36例，对其进行为期3个月的减重干预。在按个体化饮食、运动建议控制体质量的基础上，试验组采用基于在线互动的每日称重干预，对照组每月测量1次体质量并接受1次随访。观察两组干预前后体成分〔体质量、体质指数（BMI）、体脂率、脂肪含量、腰围、臀围、腰臀比〕和血脂〔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指标水平、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HPLP-Ⅱ）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的变化情况。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探究北京铁路局超重/肥胖女职工体质量较基线减轻≥5%的影响因素。
共有71例研究对象完成了随访，其中试验组35例，对照组36例。干预前，两组人群体成分和血脂指标水平、HPLP-Ⅱ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试验组人群除腰臀比外的其他体成分指标、除HDL-C外的其他血脂指标水平较干预前下降，HPLP-Ⅱ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较干预前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人群体成分和血脂指标水平、HPLP-Ⅱ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干预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人群除腰臀比外的其他体成分指标、除HDL-C外的其他血脂指标水平均低于对照组，HPLP-Ⅱ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2例（31.0%）研究对象体质量较基线降低≥5%，其中16例（72.7%）来自试验组，6例（27.3%）来自对照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均显示，干预组别和基线营养状况是北京铁路局超重/肥胖女职工体质量较基线降低≥5%的影响因素（P<0.05）。
基于在线互动的每日称重干预有助于减轻北京铁路局超重/肥胖女职工的体质量，促进其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改善其生活质量。
慢性子宫内膜炎（CE）是指子宫内膜的慢性炎症。近年研究发现，CE与不孕症、复发性流产及反复种植失败密切相关，然而目前尚未有关于首次种植失败患者中CE的发生情况及抗生素治疗后该类患者再次助孕结局的研究。
探讨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助孕过程中首次种植失败女性CE的发生率及抗生素治疗对其下一次冻融胚胎移植结局的影响。
收集2017年5月至2021年5月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行IVF-ET助孕后首次种植失败的38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宫腔镜及内膜组织病理结果排除CE的患者归为非CE组（n=333），根据抗生素治疗后CE患者转归情况将CE患者分为CE转阴组（n=37）及CE持续阳性组（n=11），比较非CE组、CE转阴组、CE持续阳性组三组人群临床资料和再次助孕的妊娠结局。
三组年龄、BMI、移植日内膜厚度、不孕年限、移植胚胎数、不孕类型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间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非CE组、CE转阴组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均高于CE持续阳性组（P<0.05）。三组早期流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确诊为CE的患者应采用规范的抗生素治疗，未治愈的CE将对再次冻融胚胎移植的结局产生不良影响；建议首次种植失败患者积极进行宫腔镜检查及病理学检查寻找可能病因。
抑郁症的防治是全国精神卫生工作的重点，其中孕产妇是抑郁症防治的重点人群。如何在孕妇产前抑郁发生率高、危害大且易被忽视的时代背景下降低产前抑郁发生率？探究孕妇产前抑郁心理社会学危险因素（如婚姻满意度、伴侣支持等）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干预这些可控的危险因素显得至关重要。
探讨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婚姻满意度和产前抑郁之间的关系及婚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为母婴保健人员进行孕妇产前抑郁干预提供依据。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0月至2021年5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门诊进行常规产检的孕晚期女性。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研究对象社会人口学资料和产科资料，采用伴侣低头量表（PPS）、婚姻质量指数量表（QMI）、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分别调查研究对象的伴侣低头行为水平、婚姻满意度和产前抑郁水平。采用Mplus 8.3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分析。
共发放问卷300份，剔除无效问卷9份，共回收有效问卷291份，有效回收率为97.00%。本研究孕晚期女性产前抑郁发生率为40.89%（119/291），PPS得分为（25.6±6.3）分，QMI得分为（37.9±6.0）分，EPDS得分为（8.0±3.5）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与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r=-0.292，P<0.01），与产前抑郁呈正相关（r=0.350，P<0.01）；婚姻满意度与产前抑郁呈负相关（r=-0.338，P<0.01）。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孕晚期女性伴侣低头行为对产前抑郁的直接效应为0.214，占总效应的82.63%；婚姻满意度在伴侣低头行为与产前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045，占总效应的17.37%。
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可正向预测产前抑郁，婚姻满意度在伴侣低头行为和产前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母婴保健人员可在产前干预孕妇的伴侣低头行为，调节其婚姻关系，从而降低其产前抑郁的发生。
卵巢癌对女性健康的危害已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缺乏针对我国卵巢癌发病及死亡趋势分析的研究。
通过收集《中国肿瘤登记年报》中2005—2016年卵巢癌发病与死亡数据，描述和分析该时期我国女性卵巢癌发病与死亡变化趋势，为我国卵巢癌的科学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整理2005—2016年卵巢癌发病与死亡数据，计算每年的标化发病率、标化死亡率、年龄别发病率和年龄别死亡率。运用Joinpoint软件计算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分析我国卵巢癌发病与死亡随时间（年度）的变化趋势。
2005—2016年我国卵巢癌发病率整体呈快速上升趋势（AAPC=7.25%，P<0.05），历年城市的卵巢癌标化发病率均高于农村，35~岁年龄组以后发病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发病高峰主要集中出现在55~岁年龄组。2005—2016年我国卵巢癌死亡率整体呈快速上升趋势（AAPC=6.06%，P<0.05），历年城市卵巢癌标化死亡率均高于农村，35~岁年龄组以后死亡率随年龄的增长快速上升，75~岁年龄组以后死亡率逐渐下降。
2005—2016年我国卵巢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呈快速上升趋势，但在年龄和城乡之间表现出一定差异，应采取针对性措施，积极制订卵巢癌防治策略，降低卵巢癌的危害。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因此，加强对宫颈癌流行趋势的动态监测和预警十分必要。
探究2015—2019年广东省户籍妇女宫颈癌患病率时间和空间分布特征，为政府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宫颈癌防治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2021年5月，选取2015—2019年广东省及各地市户籍妇女（20~64周岁）宫颈癌患病率为研究资料进行分析。采用年均增长率进行描述性分析。运用ArcGIS 10.6软件进行空间可视化、空间自相关分析和Getis-Ord冷热点分析。
2015—2019年广东省户籍妇女宫颈癌患病率由50.28/10万下降至49.84/10万，宫颈癌患病率年均增长率最高和最低的地市分别是梅州市（76.05%）与潮州市（-52.81%）。2019年户籍妇女宫颈癌患病率最高的是揭阳市（210.40/10万），其次是茂名市（127.34/10万）和阳江市（108.05/10万）。2018年各地市户籍妇女宫颈癌患病率存在全局空间相关性（全局Moran's I值=0.364，P<0.05），即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局部空间自相关性结果显示，2015—2019年广州市始终呈现低值-低值集聚的局部特征，而且具有低值-低值集聚局部特征的地市范围整体上有所扩大。揭阳市和潮州市在2015年、2018年、2019年均是广东省户籍妇女宫颈癌患病率的热点地区。
2015—2019年广东省户籍妇女宫颈癌患病率有所下降，但2019年的宫颈癌患病率水平仍高于全国（43.3/10万）；相对而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户籍妇女宫颈癌患病率整体上低于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宫颈癌患病率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粤东地区。
桥本甲状腺炎（HT）是一种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引起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该病起病隐匿，无明显的临床症状，患者常因诊断不及时而延误治疗，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因此早期筛查及提高诊断效能对HT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以红外热成像技术作为HT辅助诊断工具的研究较少。
探索女性HT红外热成像人体代谢热值特点。
选择2019年4月至2021年6月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妇科门诊就诊的HT女性患者100例作为HT组，选择同期体检健康的女性100例作为对照组。两组受试者均填写《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ZYYXH/T157-2009）》调查问卷，检测甲状腺相关指标〔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促甲状腺素（TSH）、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进行红外热成像全身扫描（测量甲状腺左叶和右叶、子宫、神阙及督脉区位热值）。比较两组受试者中医体质、甲状腺相关指标及各区位热值差异性；分析HT组9种中医体质患者的5个区位热值差异性，以及5个区位热值与甲状腺相关指标的相关性；同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各区位热值与HT合并不孕症的关系。
HT患者偏颇体质分布由多至少依次为阳虚质、气郁质、湿热质及痰湿质，9种中医体质间的督脉与神阙区位热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较，HT组TGAb、TPOAb水平及TSH水平升高（P<0.05）。两组受试者FT3、FT4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HT组甲状腺左、右叶区位热值均高于对照组，其子宫、督脉及神阙区位热值均低于对照组（P<0.05）。HT组甲状腺左、右叶区位热值与TGAb呈正相关（rs=0.260，rs=0.198，P<0.05），子宫区位热值与TSH呈负相关（rs=-0.313，P<0.05）。子宫〔OR=0.413，95%CI（0.180，0.945）〕、督脉〔OR=0.270，95%CI（0.075，0.971）〕、神阙〔OR=0.264，95%CI（0.073，0.954）〕区位热值是HT合并不孕症的影响因素（P<0.05）。
HT患者好发的中医体质为阳虚质、气郁质、湿热质及痰湿质，其代谢热值变化具有甲状腺左、右叶区位热值偏高，子宫、督脉及神阙区位热值偏低的特点，该特点也为HT引发不孕症提供了新的临床理论依据。同时甲状腺左、右叶区位热值可作为HT早期诊断及筛查的指标之一，因此可将红外热成像技术作为辅助诊断工具以提高HT的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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