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且增长迅速，抑郁是老年人群常见的情绪障碍和心理健康问题，而女性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基于健康生态学模型多层次、全方位探讨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为识别及干预中国女性老年人群的抑郁症状提供理论依据。

于2024年1月提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20年调查数据，选取≥60岁女性老年人群为研究对象（n=4 594）。基于健康生态学模型将影响因素分为个人特征层、行为特征层、人际网络层、生活和工作条件层、政策环境层5个层面，采用χ²检验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并建立中国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健康生态学模型。

中国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8.06%（2 208/4 594）。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80岁（OR=0.601，95%CI=0.449~0.804）、睡眠时间≥6 h（OR=0.561，95%CI=0.493~0.639）、对生活满意（OR=0.256，95%CI=0.199~0.330）、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好（OR=0.459，95%CI=0.395~0.533）、城市户口（OR=0.717，95%CI=0.603~0.853）、对子女满意（OR=0.666，95%CI=0.472~0.940）、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OR=0.712，95%CI=0.582~0.871）、家庭收入>5万元（OR=0.822，95%CI=0.704~0.959）、所在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万~10万元（OR=0.841，95%CI=0.730~0.970）是中国女性老年人群发生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P<0.05）；已失能（OR=1.786，95%CI=1.556~2.050）、患慢性病（OR=1.159，95%CI=1.014~1.324）、中部地区（OR=1.298，95%CI=1.107~1.522）和西部地区（OR=1.407，95%CI=1.183~1.675）是中国女性老年人群发生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P<0.05）。

中国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影响因素较多，包括个人特征层的年龄，行为特征层的睡眠时间、对生活满意度、自评身体健康情况、失能情况、慢性病情况，人际网络层的户口类型、对子女满意度、地理分布，生活和工作条件层的受教育情况、家庭收入，政策环境层的所在城市人均GDP。应从各个层面，针对重点人群，联合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减少中国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的发生。

我国农村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看护人为儿童的母亲和祖母，儿童看护人的心理健康是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目前缺少对留守儿童母亲和祖母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和比较。

研究中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看护人中母亲和祖母抑郁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数据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8年4—7月开展的"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健康和发展促进项目"家访干预项目的基线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5个省的5个贫困县内各选取1~2个乡镇作为项目乡镇。平山县项目乡镇的所有村纳入调查，其他项目乡镇的村根据3岁以下儿童的数量进行分层，每层内随机抽取3个村作为干预村。在同县具有相似3岁以下儿童数量、经济水平以及与县城距离的村中匹配对照村。最终27个镇的113个村庄纳入基线调查，选取3岁以下留守儿童的母亲或祖母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收集留守儿童及其主要看护人的资料，并使用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ZSDS）评估看护人的抑郁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留守儿童主要看护人抑郁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共纳入728名调查对象，其中282名为儿童母亲，446名为祖母。728名调查对象抑郁检出率为32.8%（239/728），留守儿童母亲和祖母的抑郁检出率分别为29.8%（84/282）和34.8%（155/446）。留守儿童母亲和祖母的抑郁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儿童年龄为1~岁（OR=2.041，95%CI=1.065~3.913）、2~3岁（OR=2.128，95%CI=1.023~4.425），有看护压力（OR=4.043，95%CI=2.152~7.594）是留守儿童母亲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与外出父亲平均联系时长≥10 min/次（OR=0.396，95%CI=0.175~0.898）是留守儿童母亲发生抑郁的保护因素（P<0.05）。儿童为女童（OR=0.506，95%CI=0.331~0.772）是留守儿童祖母发生抑郁的保护因素（P<0.05），看护人年龄≥60岁（OR=1.879，95%CI=1.082~3.261）、健康状况影响看护（OR=2.402，95%CI=1.364~4.231）、母亲外出务工累计时长占儿童年龄比例高（OR=2.468，95%CI=1.059~5.751）是留守儿童祖母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

中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女性看护人抑郁发生率高，儿童母亲和祖母作为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的主要看护人，具有不同的抑郁影响因素。儿童年龄较大、看护压力大为母亲抑郁危险因素，与儿童父亲交流较多为母亲抑郁保护因素，高年龄、自评健康状况影响看护以及儿童母亲外出时间较长为祖母抑郁危险因素，看护女童为祖母抑郁保护因素。

中国已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健康老龄化是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终极目标，做好绝经女性的健康管理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基于改良德尔菲法构建一套全面的绝经女性健康管理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2023年9月—2024年2月，基于文献检索和小组研究初步构建绝经女性健康管理综合评估指标体系，遴选更年期保健及相关领域25名专家进行会议研讨，对指标体系初稿进行修订，编制专家函询表。采用改良德尔菲法通过电子问卷的方式进行两轮问卷函询，采用SPSS 24.0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两轮专家函询的积极系数均为100%，专家意见的权威程度分别是0.932、0.949。第1轮函询中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重要性评分分别为4.44~4.84分和4.00~4.88分，肯德尔和谐系数分别为0.194（P=0.001）和0.187（P<0.001）。第2轮函询中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重要性评分分别为4.44~4.84分和3.84~4.96分，肯德尔和谐系数分别为0.146（P=0.006）和0.326（P<0.001），二级指标的专家一致性明显提高。两轮函询中三级指标的合理性评分均值分别为4.24~4.68分，平均（4.47±0.10）分和4.08~4.72分，平均（4.51±0.15）分，肯德尔和谐系数分别为0.063（P=0.025）和0.129（P<0.001），专家意见趋于一致。最终构建的绝经女性健康管理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基本情况、生活方式、症状评估、检验检查及重点疾病筛查5个一级指标和年龄、绝经时长、BMI、腰围等34个二级指标，每一个二级指标再进一步分类和赋值形成三级指标。

通过改良德尔菲法构建的绝经女性健康管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科学性。这一指标体系不仅能全面评估绝经女性健康状态，而且还对具体指标进行了分类和赋值，有助于临床医生全面、分层管理患者，有望为临床实践提供指导和参考，实际应用效果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心脏急症发病迅速，严重威胁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长期以来，由于性别偏见、症状不典型等原因，女性心脏急症存在研究不足，诊断、治疗不及时的问题，且心脏急症在病理生理机制、危险因素及管理和结局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在我国，女性心脏急症发病率高、研究起步晚，且目前尚无针对女性心脏急症的权威指南发布，故加强女性心脏急症管理十分迫切。本文组织全科医学、心血管和急诊医学临床医生对急性心血管护理协会等机构发布的2024年《女性心脏急症管理》临床声明进行解读，以期规范女性心脏急症的诊疗，改善健康结局。

我国规范孕期保健的参与率上升缓慢，城乡妇幼健康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农村女性自我管理在孕期保健中的主体作用尚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调查农村女性规范孕期保健现状和自我管理行为水平，并分析其孕期保健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

于2023年1—8月，采取便利抽样方法选取黑龙江省绥化市、黑龙江省大庆市和吉林省长春市农村孕期女性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基本情况调查表、孕妇自我管理量表、简版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Dep-5）和孕产妇社会支持量表（MSSS）对其进行调查，统计农村女性规范孕期保健现状，比较不同特征农村女性孕期保健自我管理行为得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农村女性孕期保健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

共发放问卷493份，回收有效问卷47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5.33%。参加孕前检查的农村女性为218例（46.4%），首次产检时间在12周及以内的为388例（82.6%），产检地点在县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为303例（64.5%），产检次数符合孕周要求的为276例（58.7%），产检项目数符合孕周要求的仅为103例（21.9%）。孕期保健自我管理得分平均为（70.18±16.42）分，各维度得分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遵医行为维度（79.75%）、日常生活行为管理维度（77.33%）、自我防护行为管理维度（76.73%）和胎儿监护行为管理维度（70.4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居住地距离最近定点产前检查医疗机构距离（B=0.732，95%CI=0.139~1.325）、孕周（B=-1.336，95%CI=-2.119~-0.553）、妊娠期并发症（B=3.776，95%CI=1.532~6.019）、孕期抑郁风险（B=-0.356，95%CI=-0.663~-0.049）和社会支持情况（B=2.635，95%CI=2.508~2.762）是农村女性孕期保健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P<0.05）。

农村女性规范孕期保健的参加率和合格率较低，孕期保健自我管理行为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家庭居住地距离最近定点产前检查医疗机构距离、孕周、妊娠期并发症、孕期抑郁风险和社会支持情况是农村女性孕期保健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各级医疗卫生服务人员应加强对农村孕期女性群体的重视，规范其孕期保健行为，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构建科学适配、经济有效、简便易行的农村女性孕期保健自我管理干预模式。

目前关于生育因素与认知功能的研究结论尚不一致，且缺少有关女性生育因素与主观认知功能的研究。

探究女性生育因素与主、客观认知功能的关联，为认知功能下降及痴呆症的早期预防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平阴队列于2023年7月在济南市平阴县3个乡镇以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45~70岁的中老年人进行调研，获得有效样本2 165例。自行编制一般信息问卷，收集社会人口统计学信息、既往病史、生活方式、女性生育因素等信息。分别采用主观认知下降自测量表（SCD-Q9）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基础量表（MoCA-B）测量研究对象的主、客观认知功能。通过人体测量获得身高、体质量等信息，通过血液检测获得研究对象的载脂蛋白e4（APOE e4）等位基因分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女性生育因素对主、客观认知功能的影响。采用局部加权回归（Loess）分析女性初潮年龄、绝经年龄、生育期长度与MoCA-B得分的非线性关联。

本研究基于基线人群，纳入1 044例已绝经女性，其中SCD-Q9得分异常率为48.37%（505/1 044），MoCA-B得分异常率为67.43%（704/1 04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生育3个及以上的女性比生育1个及以下的女性主观认知下降的风险更低（OR=0.59，95%CI=0.36~0.98）；母乳喂养时长<6个月的女性比喂养时长6~12个月的女性主观认知下降风险更高（OR=3.69，95%CI=1.03~13.16）。初潮年龄>18岁（OR=1.91，95%CI=1.09~3.35）、绝经年龄≤45岁（OR=1.61，95%CI=1.00~2.62）、生育期≤30年（OR=1.56，95%CI=1.07~2.29）或>40年（OR=2.22，95%CI=1.05~4.72）均与较差的客观认知功能有关（P<0.05）。经Loess分析，可见初潮年龄、绝经年龄以及生育期长度与MoCA-B得分之间近似呈倒"J"形关系。

子女数量较多（≥3个）的女性主观认知下降风险更低，较短母乳喂养时长（<6个月）的女性主观认知下降风险更高。初潮年龄>18岁、早绝经（≤45岁）、生育期过长或过短均与较差的客观认知功能有关。应关注女性生育因素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以延缓认知功能下降的进程。

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是冠心病易发人群，其冠心病患病率与死亡率较绝经前显著升高。本研究在团队前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联合糖脂代谢、血管弹性等相关指标诊断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发生冠心病，以期为临床识别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的冠心病风险提供新思路。

探讨三酰甘油葡萄糖（TyG）指数、踝肱指数（ABI）、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baPWV）、脉压指数（PPI）、动脉硬化指数（AI）联合与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发生冠心病的相关性及预测价值，构建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冠心病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

本研究选取2019—2022年就诊于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内科的首次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的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分为冠心病组与非冠心病组。收集患者入院时的TyG指数、ABI、baPWV、PPI、AI等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冠心病发生风险预测模型，并绘制列线图实现模型可视化。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临床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价诊断效能。

本研究共纳入首次行冠状动脉造影的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300例，其中非冠心病组141例、冠心病组159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BI、baPWV、TyG指数、PPI、AI是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发生冠心病的影响因素（P<0.05），并根据预测方程绘制列线图。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ABI、baPWV、TyG指数、PPI、AI和联合预测模型预测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发生冠心病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62、0.687、0.659、0.700、0.612、0.808（P<0.001），预测模型预测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冠心病发生风险的灵敏度为0.780 6，特异度为0.741 0。校准曲线显示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DCA曲线表明列线图具有较好的临床实用价值。

ABI、baPWV、TyG指数、PPI、AI是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发生冠心病的影响因素，新开发模型可对冠心病风险进行有效预警。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持续革新，人类平均预期寿命逐渐延长，导致围绝经期女性群体逐渐庞大。这一趋势给社区开展围绝经期健康管理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了解社区围绝经期女性的健康特征与健康需求，探讨二者间关系，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和改进围绝经期健康管理工作提供证据支持。

选取2023年2—3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下属站就诊或陪同就诊的围绝经期女性为研究对象（n=260）。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研究对象健康特征（涉及生理阶段、社会特征、疾病状况、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对更年期的了解程度和治疗态度，以及对更年期相关知识和更年期疾病预防保健的需求。

50.0%（130/260）的围绝经期女性有慢性病现病史，51.9%（135/260）的围绝经期女性有慢性病既往史，73.8%（192/260）的围绝经期女性睡眠质量为一般/差，33.5%（87/260）的围绝经期女性几乎不运动。58.5%（152/260）的围绝经期女性完全不了解/仅听说过更年期，41.9%（109/260）的围绝经期女性对更年期治疗持消极态度，45.0%（117/126）的围绝经期女性较需要/非常需要更年期相关知识，66.6%（173/260）的围绝经期女性需要/非常需要更年期疾病预防保健。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近3个月更年期症状发生数量、对更年期治疗态度是围绝经期女性对更年期相关知识需求的影响因素（P<0.05），文化程度、对更年期治疗态度是围绝经期女性对更年期疾病预防保健需求的影响因素（P<0.05）。

本研究揭示了围绝经期女性健康特征（如文化程度、症状严重程度）对健康需求的影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基于精确数据优化围绝经期女性健康管理方案，为社区围绝经期女性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

既往研究发现单核细胞计数、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促甲状腺激素（TSH）与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相关，然而单核细胞计数/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MHR）与ACS发病的相关性研究较少，绝经期女性MHR、TSH与ACS发病是否存在关联仍不明确。

探讨MHR、TSH对绝经期女性ACS患者发病的预测价值，并研究上述指标与患者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相关性。

选择2020—2021年在苏北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诊治并行冠状动脉造影的325例绝经期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一般资料，研究对象入院后采集静脉血检测单核细胞计数、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TSH等。以双平面Simpson法测量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通过冠状动脉造影术观察冠状动脉病变情况。采用Gensini评分标准统一衡量冠状动脉病变情况。符合ACS诊断标准的患者为ACS组（n=184），非ACS者为对照组（n=141）。同时依据Gensini评分三分位数将ACS组进行分组：≤36.5分为低危亚组（n=59），36.6~66.5分为中危亚组（n=64），>66.5分为高危亚组（n=61）。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ACS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TSH、MHR及联合检测对ACS的诊断价值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究TSH、MHR及联合检测指标与Gensini积分的相关性。

ACS组与对照组患者基线资料结果示，ACS组BMI、吸烟比例、高血压、糖尿病、LDL-C、单核细胞计数、TSH、MHR高于对照组，LVEF、HDL-C低于对照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示，吸烟、高血压、BMI≥24.0 kg/m²、LDL-C≥3.30 mmol/L、TSH≥2.1 mU/L、MHR≥0.25是绝经期女性发生ACS的危险因素，HDL-C≥1.2 mmol/L为保护因素（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MHR、TSH及联合预测指标诊断绝经期女性ACS的AUC分别为0.777（95%CI=0.725~0.830，P<0.001）、0.747（95%CI=0.694~0.800，P<0.001）、0.810（95%CI=0.764~0.857，P<0.001）。中危亚组、高危亚组MHR、TSH均高于低危亚组，高危亚组MHR、TSH高于中危亚组（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示，ACS组患者MHR（r_s=0.497，P<0.01）、TSH（r_s=0.498，P<0.01）及联合预测指标与Gensini评分均呈正相关（r_s=0.600，P<0.001）。

TSH及MHR升高是绝经期女性发生ACS的独立危险因素，两指标及联合对病情预测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并与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相关，对绝经期女性ACS的早期识别及风险评估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尿失禁好发于40~60岁女性，其对女性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可造成严重影响。

了解贵州省40~60岁女性尿失禁的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尿失禁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于2022年6月—2023年1月，选取贵州省7个地区10家医院行健康体检的40~60岁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分别采用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女性下尿路症状问卷量表（ICIQ-FLUTS）和尿失禁生活质量问卷（I-QoL）测定研究对象尿失禁的严重程度和生活质量水平，根据国际尿控协会（ICS）制定的诊断标准，判断尿失禁类型，包括压力性尿失禁、急迫性尿失禁和混合性尿失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尿失禁的影响因素，并探究不同尿失禁类型和尿失禁的严重程度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共发放问卷3 000份，回收有效问卷2 966份，有效回收率为98.9%。2 966名研究对象中，尿失禁的患病率为33.4%（991/2 966），其中压力性尿失禁患病率为20.1%（596/2 966），急迫性尿失禁患病率为2.0%（58/2 966），混合性尿失禁患病率为11.4%（337/2 96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体育锻炼、月经情况、产次、盆腔器官脱垂史、会阴裂伤、会阴侧切是压力性尿失禁的影响因素（P<0.05）；盆腔手术史、流产次数、新生儿体质量是急迫性尿失禁的影响因素（P<0.05）；腰围、慢性盆腔疼痛史、盆腔器官脱垂史、会阴裂伤是混合性尿失禁的影响因素（P<0.05）。混合性尿失禁患者I-QoL总分、行为限制得分、心理影响得分、社会活动障碍得分均低于压力性尿失禁和急迫性尿失禁（P<0.05）；重度尿失禁患者I-QoL总分、行为限制得分、心理影响得分、社会活动障碍得分均低于轻度和中度患者（P<0.05）。

贵州省40~60岁女性尿失禁的患病率较高，为33.41%，不同类型尿失禁的影响因素不同，混合性尿失禁和重度尿失禁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为该人群的预防和健康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颈动脉斑块是临床颈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早期预测信号，同型半胱氨酸（Hcy）与颈动脉斑块之间的联系已被公认，但目前对绝经后中老年女性Hcy与颈动脉斑块的相关性尚无明确的定论。

分析绝经后中老年女性Hcy在参考范围对颈动脉斑块发生的风险影响，确定其风险阈值。

选取2020年1月—2023年6月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体检中心行健康体检的正常Hcy绝经后中老年女性1 465例（Hcy<15 μmol/L）。收集研究对象一般情况、血液生化指标和颈动脉超声指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Hcy与颈动脉斑块的关联。利用受试者工作（ROC）曲线确定正常Hcy绝经后中老年女性发生颈动脉斑块风险的Hcy截断值。

1 465例研究对象中有颈动脉斑块644例（43.96%）。斑块者年龄、收缩压、舒张压、总胆固醇、三酰甘油、Hcy均高于非斑块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非斑块者（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1.100，95%CI=1.070~1.130）、收缩压（OR=1.021，95%CI=1.012~1.030）、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OR=1.232，95%CI=1.077~1.411）、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OR=0.568，95%CI=0.387~0.835）和Hcy（OR=1.142，95%CI=1.080~1.207）是绝经后中老年女性发生颈动脉斑块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Hcy≥11.87 μmol/L是预测正常Hcy绝经后中老年女性患颈动脉斑块的最佳截断值，ROC曲线下面积为0.605，特异度为75.8%，灵敏度为40.4%。

Hcy是绝经后中老年女性发生颈动脉斑块的独立影响因素，且Hcy≥11.87 μmol/L是预测绝经后中老年女性在Hcy正常水平内发生颈动脉斑块的最佳截断值。这一阈值可为临床评估绝经后中老年女性颈动脉斑块风险提供重要参考。

随着人口老龄化，骨质疏松症对健康的威胁也越发突出，绝经后的女性由于卵巢雌激素分泌减少，骨质疏松症患病率将进一步增加，为男性的3倍。骨质疏松症在绝经后女性中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已有较多报道并进行过系统总结，但汇总全球范围的相关研究的系统综述较少。

系统评价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和影响因素。

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关于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及影响因素的文献，另外根据已纳入文献中的参考文献进行文献追踪。检索时间为2002-11-01—2022-11-01。两名评价人员独立进行文献筛选以及信息提取工作，采用美国卫生保健质量和研究机构推荐的偏倚风险评价标准进行质量评价。采用Stata 16.0软件对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和影响因素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68篇文献，总样本量112 097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和骨量减少的患病率分别为34.73%（95%CI=31.02%~38.44%）和41.83%（95%CI=38.19%~45.47%）。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年龄≥80岁组患病率最高（68.72%，95%CI=59.81%~77.62%），随后依次为70~79岁组（57.20%，95%CI=50.53%~63.87%）、60~69岁组（37.46%，95%CI=28.95%~45.98%）、50~59岁组（24.94%，95%CI=15.50%~34.39%）、40~49岁组（14.01%，95%CI=6.64%~21.38%）；生育次数<2次的患病率（34.24%，95%CI=24.08%~44.41%）低于生育次数≥2次（39.27%，95%CI=30.10%~48.44%）；绝经年限≥10年的患病率（47.15%，95%CI=42.27%~52.04%）高于绝经年限<10年（34.18%，95%CI=33.30%~35.06%）；发展中国家患病率（35.87%，95%CI=31.39%~40.34%）高于发达国家（30.10%，95%CI=23.97%~36.23%）。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的影响因素包括糖尿病（OR=2.79，95%CI=1.75~4.46，P<0.05）、高BMI（OR=0.53，95%CI=0.43~0.64，P<0.05）、运动（OR=0.43，95%CI=0.28~0.65，P<0.05）、生育次数（OR=2.52，95%CI=1.72~3.67，P<0.05）、绝经年限（OR=1.88，95%CI=1.43~2.46，P<0.05）、家族病史（OR=1.92，95%CI=1.38~2.67，P<0.05）、饮酒（OR=1.95，95%CI=1.54~2.47，P<0.05）、使用激素治疗（OR=0.34，95%CI=0.25~0.44，P<0.05）、非暴力骨折史（OR=3.83，95%CI=1.88~7.98，P<0.05）、年龄（OR=1.43，95%CI：1.29~1.59，P<0.05）。

骨质疏松症和骨量减少在绝经后女性中的患病率较高，约1/3的绝经后女性患有骨质疏松症，约1/2的绝经后女性患有骨量减少。高BMI、常运动、使用激素治疗为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症的保护因素，糖尿病、生育次数多、绝经年限长、家族病史、饮酒、非暴力骨折史、高龄为危险因素。临床工作中应加强对骨质疏松症的评估和干预，同时有必要向绝经后女性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绝经后女性的生活质量。

近年来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女性的脂质代谢紊乱发生率较高，与肥胖、胰岛素抵抗（IR）的关系密切。BMI正常的PCOS女性也有较高的脂质代谢水平，但目前对该类人群中血脂异常的研究较少。

探讨BMI正常的PCOS女性发生高脂血症的影响因素。

基于"针刺和克罗米芬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妇女活产率的影响（PCOSAct）"临床试验数据，选取基线较完整且符合研究标准的受试者428例。判断高脂血症的评价标准：总胆固醇（TC）≥6.22 mmol/L和/或三酰甘油（TG）≥2.26 mmol/L和/或低密度脂蛋白（LDL）≥4.14 mmol/L和/或高密度脂蛋白（HDL）<1.04 mmol/L，并据此进行分组。比较两组患者在人体测量学、性激素、糖脂代谢以及心肌酶、肝功能方面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BMI正常的PCOS女性高脂血症的影响因素。

BMI正常的PCOS女性合并高脂血症的发生率为32.24%（138/428），最常见的血脂异常类型是HDL水平降低；单一表型异常率较高[21.73%（93/428）]。高脂血症组138例、无高脂血症组290例。高脂血症组年龄、糖尿病家族史占比、体质量、腰围、BMI、腰臀比（WHR）较大，尝试妊娠时间较长，游离雄激素指数、空腹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LDL、TC、TG、载脂蛋白B、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乳酸脱氢酶（LDH）水平比无高脂血症组高，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抗米勒管激素、HDL、载脂蛋白A、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水平较无高脂血症组低（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BMI、HOMA-IR、LDH是正常BMI的PCOS患者发生高脂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OR=1.170、1.348、1.172、1.009），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是独立保护因素（OR=0.979，P<0.05）。

BMI正常的PCOS女性合并高脂血症发生率为32.24%，年龄、BMI、HOMA-IR、LDH、SHBG均是PCOS女性发生高脂血症的影响因素，临床上应该根据各诱因采取相应措施防治及延缓PCOS女性高脂血症的发生与发展。

非稳态负荷（AL）作为评价慢性压力的客观指标，与不良妊娠结局有关。目前，纵向研究分析妊娠女性AL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探讨妊娠女性不同时期AL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1年11月—2022年11月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和六安市金安区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建档的152例妊娠早期（≤14周）、中期（23~27周）和晚期（30~34周）女性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估妊娠期抑郁情绪。参考既往研究，采用代谢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的相关评估指标计算AL总分，并将AL总分≥3分作为妊娠女性不同时期高AL的判定标准。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妊娠早期、中期和晚期AL的影响因素。

在152例妊娠女性中，妊娠早期、中期和晚期女性平均AL总分分别为（2.06±1.68）、（2.07±1.84）、（2.07±1.68）分。在妊娠早期、中期和晚期分别有52例（34.2%）、54例（35.5%）和50例（32.9%）处于高AL状态（AL总分≥3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业｛商业服务业员工〔OR=0.229，95%CI（0.062，0.845），P=0.027〕、办事人员〔OR=0.164，95%CI（0.051，0.528），P=0.002〕、专业技术人员〔OR=0.278，95%CI（0.099，0.784），P=0.015〕｝、失业〔OR=5.516，95%CI（1.044，29.144），P=0.044〕、抑郁情绪〔OR=6.241，95%CI（1.403，27.757），P=0.016〕是妊娠早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年龄〔OR=1.098，95%CI（1.002，1.202），P=0.045〕和妊娠早期AL〔OR=9.965，95%CI（4.402，22.561），P<0.001〕是妊娠中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妊娠晚期夜间睡眠时长〔≥9 h/d：OR=0.176，95%CI（0.044，0.703），P=0.014〕、妊娠早期AL〔OR=4.697，95%CI（1.852，11.908），P<0.001〕和妊娠中期AL〔OR=9.426，95%CI（3.728，23.834），P<0.001〕是妊娠晚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

超过30%的女性在妊娠不同阶段处于高AL水平，且其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职业、失业情况、抑郁情绪是妊娠早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年龄和妊娠早期AL状况是妊娠中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妊娠晚期夜间睡眠时长、孕早/中期AL状况是妊娠晚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居高不下，对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已知慢性压力是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之一，而非稳态负荷（AL）作为衡量慢性应激的综合生理指标，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尚未明确。

探讨妊娠晚期女性AL对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11月—2022年1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六安市金安区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招募符合研究要求的妊娠晚期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其一般资料和产科资料等基本资料；通过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收集生物学指标，并参考AL相关文献计算研究对象的AL得分；通过查阅医院电子病历系统获得妊娠结局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AL对妊娠晚期女性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

本研究共纳入妊娠晚期女性354例，平均年龄（29.3±4.1）岁，AL总分的上四分位数为3分。本研究以研究对象AL总分的上四分位数为高风险临界值，将其按照AL得分分为低水平AL（AL<3分）和高水平AL（AL≥3分）。高水平AL孕妇占32.8%（116/354），低水平AL孕妇占67.2%（238/354）。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15.5%（55/354），其中巨大儿发生率为9.9%（35/354），其次为早产〔5.4%（19/354）〕、低出生体质量〔2.3%（8/354）〕。高水平AL妊娠晚期女性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26.7%，31/116）高于低水平AL妊娠晚期女性（10.1%，24/238）（P<0.05）；高水平AL妊娠晚期女性早产发生率（10.3%，12/116）、娩出巨大儿率（15.5%，18/116）高于低水平AL妊娠晚期女性（2.9%，7/238；7.1%，17/238）（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水平AL妊娠晚期女性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比低水平AL妊娠晚期女性增加2.465倍〔95%CI（1.315，4.622），P<0.05〕。与低水平AL相比，高水平AL是妊娠晚期女性早产〔OR=4.832，95%CI（1.545，15.114）〕、娩出巨大儿〔OR=2.868，95%CI（1.392，5.909）〕的危险因素（P<0.05）。

妊娠晚期女性高水平AL会增加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尤其易发生早产和娩出巨大儿，应加强对妊娠期女性AL的关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和自我健康保健意识显著提升，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渐延长，围绝经期女性人群逐渐庞大，围绝经期女性健康管理也变得愈发重要。围绝经期综合征可见于40~65岁女性群体，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系统评价我国40~65岁女性人群围绝经期综合征的发生率。

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维普网，收集有关中国40~65岁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情况的横断面研究，检索时间设置为建库至2023-02-01。由2名研究人员独立筛选文献，并对纳入文献进行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价，使用Stata 17.0软件进行Meta分析。

最终纳入62篇横断面研究，总样本量为82 340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我国40~65岁女性人群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为61.0%。亚组分析结果显示，40~45岁、>45~50岁、>50~55岁、>55~60岁、>60岁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分别为42.6%、53.8%、64.6%、59.7%、56.1%；月经状态为正常、紊乱、绝经的40~65岁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分别为43.6%、56.9%、61.3%；患慢性病、未患慢性病的40~65岁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分别为85.9%、68.3%；西南地区40~65岁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最高，为71.3%，华北、华东、华南、西北、东北、华中地区的发生率分别为57.4%、57.9%、50.5%、59.2%、69.5%、68.6%；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学及以上的40~65岁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分别为54.1%、55.7%、49.6%。汉族、少数民族40~65岁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分别为62.1%、64.7%。

我国40~65岁女性人群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高，其中>50~55岁、绝经、患慢性病、西南地区、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少数民族围绝经期综合发生率较高，应重视相关人群围绝经期综合征的预防、筛查和干预工作，为女性老年期健康奠定基础。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重，中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与城市女性相比，农村女性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居住条件较为落后，故更易患心理疾病，但其面临的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较低。

了解我国农村中老年女性的抑郁发生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高中老年女性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实证依据。

于2021年5—7月，提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2018年随访数据，选取其中45岁及以上的农村户籍女性为研究对象（n=6 736）。采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简化版得分判定农村中老年女性的抑郁症状发生情况。采用χ²检验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村中老年女性抑郁症状发生情况的因素（包括个体特征、健康行为、社会参与及医疗健康服务利用4个维度的因素）。

6 736例农村中老年女性的CES-D简化版得分为（20.0±6.9）分，42.46%（2 860/6 736）有抑郁症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自身健康满意〔OR（95%CI）=0.402（0.356，0.453）〕、睡眠时长≥6 h〔OR（95%CI）=0.48（0.43，0.54）〕、使用互联网〔OR（95%CI）=0.63（0.50，0.80）〕、对生活满意〔OR（95%CI）=0.25（0.21，0.30）〕的农村中老年女性抑郁症状发生风险较低，有躯体残疾〔OR（95%CI）=1.41（1.16，1.71）〕、患慢性病〔OR（95%CI）=1.35（1.21，1.50）〕、过去1个月利用过门诊服务〔OR（95%CI）=1.25（1.09，1.43）〕、过去1年利用过住院服务〔OR（95%CI）=1.31（1.13，1.52）〕的农村中老年女性抑郁症状发生风险率较高。

依据本研究结果，我国农村中老年女性抑郁状况较为严重，个体特征、健康行为、社会参与、医疗健康服务利用等方面对中国农村中老年女性抑郁的发生均有影响。建议各级政府和民政部门高度重视农村中老年女性的心理状况，特别是从健康促进与教育、医疗服务质量和信息获取的可及性等多维度进行干预和防控，以推动我国"健康乡村"及"健康老龄化"进程。

将健康政策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是我国医改的初心和使命。对于医改成效的考量作为研究热点之一，国内主要集中在横截面数据的现况研究，基于不同时点的纵向面板数据研究相对缺乏。

探索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在医改十年间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及变迁，并剖析产生不公平的主导因素。

基于"农村居民家庭健康询问调查"2009年基线数据和2019年随访数据，采用直接标准化法对比分析新医改前后样本人群卫生服务利用变化，通过对集中指数（CI）的计算和分解来衡量公平性情况及各因素对不公平性的贡献度。

2009年共纳入已婚育龄妇女4 935例，2019年共纳入已婚育龄妇女3 509例。新医改前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两周患病就诊率稍有增加，增幅为1.29%；慢性病患病就诊率明显降低，降幅为18.77%；需住院者住院率、妇科检查率、产前检查率、住院分娩率、产后访视率明显提高，其增幅分别为10.44%、8.53%、24.05%、36.52%、23.62%。2009年产后访视率CI为-0.034 5，2019年两周患病就诊率CI为-0.016 9，其他指标在两次调查中CI均为正数。经济收入、文化程度、家庭规模及年龄是不公平产生的主要因素。

新医改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全面改善且更趋于公平，但仍略偏向于高收入群体。

已知慢性应激与抑郁发生相关，非稳态负荷（AL）作为评估机体慢性应激反应的综合生理指标可能在抑郁的发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探讨妊娠早期女性AL水平与抑郁的关系。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11月—2022年6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六安市金安区妇幼保健院产检的630例妊娠早期女性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抑郁分为抑郁组（n=162）和非抑郁组（n=468）。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妊娠相关焦虑量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收集AL相关数据。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妊娠早期女性AL与抑郁的相关性。

630例妊娠早期女性抑郁发生率为25.7%（162/630）。低水平AL（AL<3分）孕妇427例（67.8%），高水平AL（AL≥3分）孕妇203例（32.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水平AL是妊娠早期女性抑郁的危险因素〔OR=1.651，95%CI（1.096，2.489），P<0.05〕。

妊娠早期女性AL与抑郁存在正向关联，高水平AL会增加抑郁的发生风险。

围绝经期女性肌肉和脂肪组织与各部位骨密度（BMD）间的关系已有研究，但存在部位分布差异，导致肌肉和脂肪组织对BMD的影响及作用部位仍未明确。

分析围绝经期女性腰椎、股骨颈和全髋BMD与脂肪和肌肉组织的关系，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质量及防治骨质疏松症（OP）提供理论依据。

回顾性选取2018年1月—2021年10月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体检的2 355例40~60岁的女性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绝经将体检女性分为绝经前女性（n=1 261）和绝经后女性（n=1 094），采用双能X线吸收法（DXA）和生物电阻抗体成分分析仪（BIA）测量体检女性腰椎、股骨颈、全髋BMD和脂肪、肌肉组织。采用Pearson相关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脂肪和肌肉组织与体检女性各部位BMD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四肢骨骼肌肉量（ALM）对绝经后女性OP的预测价值。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BMI、脂肪量、全身肌肉量、躯干肌肉量和ALM与绝经前、绝经后、总体检女性腰椎、股骨颈、全髋BMD呈正相关（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全身肌肉量、躯干肌肉量是总体检女性股骨颈BMD的影响因素（β=-0.051，0.099；P<0.05）；ALM是总体检女性腰椎、股骨颈、全髋BMD的影响因素（β=0.244，0.199，0.199；P<0.05）；全身肌肉量是绝经后女性股骨颈、全髋BMD的影响因素（β=-0.125，-0.075；P<0.05）；躯干肌肉量是绝经后女性股骨颈BMD的影响因素（β=0.150，P<0.05）；ALM是绝经后女性腰椎、股骨颈、全髋BMD的影响因素（β=0.226，0.216，0.188；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ALM预测绝经后女性全髋OP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25〔95%CI（0.742，0.908）〕，灵敏度为81.82%，特异度为76.59%，最佳截断值为16.24 kg；ALM预测绝经后女性股骨颈OP的AUC为0.760〔95%CI（0.692，0.829）〕，灵敏度为75.61%，特异度为61.89%，最佳截断值为16.68 kg；ALM预测绝经后女性腰椎OP的AUC为0.641〔95%CI（0.603，0.679）〕，灵敏度为60.85%，特异度为60.17%，最佳截断值为17.20 kg，其中ALM预测绝经后女性OP的最佳部位是全髋（Z_股骨颈=-9.89，P<0.05）。

ALM与绝经后女性腰椎、股骨颈和全髋BMD呈正相关；ALM可预测绝经后女性各部位OP的发生，ALM预测绝经后女性OP最佳部位是全髋。

隐性肥胖（NWO）人群在中老年阶段易发生心血管疾病，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被证明可提高心血管健康，但目前HIIT对NWO人群心血管疾病风险改善效果的研究较少。

探究短期HIIT对NWO女大学生机体内晚期糖基化终产物（AGEs）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影响。

2020年11—12月在上海健康医学院招募137名女大学生，根据亚洲女性NWO标准筛选出40名NWO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受试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20）和HIIT干预组（n=20）。HIIT干预组在进行1周的适应性训练后，完成为期4周、5 d/周的HIIT训练。对照组不进行任何运动训练。观察两组受试者干预前、后体质量、体质指数（BMI）、体脂百分比（BF%）、内脏脂肪等级（VFL）、内脏脂肪面积（VFA）、腰围、血脂四项、心血管疾病风险（应用China-PAR模型评估）、AGEs、空腹血糖，并分析AGEs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性。

10名受试者在干预期间因个人原因退出研究（其中对照组7例，HIIT组3例）。干预后，HIIT干预组BMI、BF%、VFA、VFL、腰围、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HDL、三酰甘油（TG）/HDL、AGEs、空腹血糖均低于对照组（P<0.05）。由于心脑血管病风险评估工具适用于20岁及以上受试者，因此对HIIT干预组中9例受试者进行了评估。干预前对照组和HIIT干预组受试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为（11.82±0.47）%、（9.79±0.57）%，干预后分别为（14.13±0.97）%、（6.93±1.17）%。干预后HIIT干预组心血管疾病风险低于对照组（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AGEs与心血管疾病风险无相关关系（r_s=-0.006，P=0.979）。

短期（4周）HIIT可减少NWO女大学生的体脂，降低AGEs和空腹血糖水平，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持续性生殖器官兴奋紊乱（PGAD）和生殖器官-骨盆感觉障碍（GPD）二者合称为持续性生殖器官兴奋紊乱/生殖器官-骨盆感觉障碍综合征（PGAD/GPD），是近年新发现的一种以自发或继发出现持续性性兴奋状态和/或生殖器官及骨盆其他区域感觉异常为特征的特殊病症。此病主要累及女性，因其症状特殊性，常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大多数患者处于焦虑、抑郁状态，甚至有自杀倾向。PGAD/GPD已引起国外医疗界的重视，并将其纳入国际疾病分类-11（ICD-11）。目前国内对这一新发现病症普遍认识不足。本文总结了PGAD/GPD的国外研究现状并结合国际妇女性健康研究学会（ISSWSH）最新专家共识对PGAD/GPD的流行病学特点、病理生理机制、诊断和治疗方案进行了介绍，初步探讨了PGAD/GPD的未来研究方向及国内医学界应采取的应对思路，以期引起国内广大医学工作者对此病的关注。

睡眠时间与高血压密切相关，但睡眠时间对女性人群H型高血压的影响尚不十分明确。

探讨女性人群中睡眠时间对H型高血压患病率的影响。

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选取2018年12月至2020年12月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全科和老年科住院的女性高血压患者1 709例为研究对象。依据H型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H型高血压组〔高血压且同型半胱氨酸（Hcy）≥10 μmol/L〕和非H型高血压组。按照患者自述的近1个月内的平均睡眠时长将患者分为睡眠时间<7、7~8、>8 h三组。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睡眠时间对女性人群H型高血压患病的影响；并进一步将研究对象按年龄分为≤60岁组和>60岁组，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年龄女性人群睡眠时间对H型高血压患病的影响。

1 709例研究对象中，901例（52.72%）每日睡眠时间<7 h，697例（40.78%）每日睡眠时间为7~8 h，111例（6.50%）每日睡眠时间>8 h。不同睡眠时间女性人群的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 709例研究对象中，H型高血压患者973例（56.93%），非H型高血压患者736例（43.07%）。H型高血压患者与非H型高血压患者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区、婚姻状况、BMI、运动情况、饮酒情况、睡眠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区、婚姻状况、体质指数、运动情况等混杂因素后，睡眠时间<7 h的女性H型高血压的风险是睡眠时间7~8 h者的1.291倍〔95%CI为（1.032，1.615），P<0.05〕。进一步按年龄分层后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仅在>60岁女性人群中，每日睡眠时间<7 h是H型高血压患病的危险因素〔OR（95%CI）=1.421（1.021，1.978），P<0.05〕。

在年龄>60岁的女性人群中，睡眠时间<7 h是H型高血压患病的危险因素，提示老年女性可多关注睡眠健康，以改善血压状况。

我国乳腺癌发病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女性的身心健康。提高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是改变社区女性健康结局的重要手段，但个体行为存在异质性，如何有效提高其防治行为有待探索。

了解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的潜在类别及其影响因素，为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8月，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银川市、中卫市的5个县（区）内15个乡镇/街道的1 355例社区女性为调查对象。本研究所用调查问卷包括基本情况和"宁夏地区妇女'两癌’防治知信行现况调查问卷"中的乳腺癌防治行为部分。基于调查结果对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进行潜在类别分析，进而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类别的因素。

共回收有效问卷1 327份（97.93%）。潜在类别分析结果显示，1 327例社区女性根据乳腺癌防治行为可分为防治行为积极组522例（39.34%）、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449例（33.83%）、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229例（17.26%）、防治行为一般组127例（9.57%）4个类别。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总中位得分为9.00（7.00，11.00）分。其中防治行为积极组中位得分为11.00（11.00，12.00）分，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中位得分为9.00（8.00，10.00）分，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中位得分为6.00（5.00，6.00）分，防治行为一般组中位得分为8.00（6.00，9.00）分，四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 008.493，P<0.001）。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防治行为积极组与防治行为一般组相比，所在市为中卫市、已生育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积极组，医保类型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自费及其他，已接受过激素替代治疗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一般组（P<0.05）；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与防治行为一般组相比，已生育者更容易归为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医保类型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商业保险、已接受过激素替代治疗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一般组（P<0.05）；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与防治一般组相比，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 000~2 999元者更容易归为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医保类型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一般组（P<0.05）。

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具有明显的分类特征，其防治行为处于中等水平，社区应重点关注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人群，对防治行为积极组、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以及防治行为一般组也应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干预，提高宁夏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

我国居民精神障碍死亡相关流行病学分析较少，上海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健康信息化较为完善，能够为深层次分析居民更小分类的疾病特征和死亡原因提供数据支撑，且分析上海市女性精神障碍死亡情况及趋势有助于了解当地女性精神障碍疾病负担。

分析2005—2021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居民精神障碍死亡情况及其趋势。

整理2005—2021年浦东新区全人口户籍居民死因监测资料，采用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减寿年数和减寿率等指标分析当地女性居民精神障碍死亡情况，并采用Joinpont回归模型计算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进行趋势分析。

2005—2021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精神障碍死亡1 165例，占同期总死亡人数的0.32%，粗死亡率为4.82/10万，标化死亡率为1.85/10万。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精神障碍粗死亡率2005—2012年呈下降趋势（APC=-13.05%，P=0.002），2012—2021年呈上升趋势（APC=7.66%，P=0.012）；标化死亡率2005—2012年呈下降趋势（APC=-16.79%，P<0.001），2005—2021年整体呈下降趋势（AAPC=-4.93%，P=0.009）；减寿率2005—2012年呈下降趋势（APC=-13.79%，P<0.001），2012—2021年呈上升趋势（APC=6.93%，P=0.011）。2005—2021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精神障碍死亡年龄为50.8~105.8岁，死亡年龄分布以≥80岁为主（79.48%），且≥80岁女性精神障碍死亡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AAPC=0.98%，P=0.027）；70~79岁女性精神障碍死亡比例为16.57%，其死亡比例（AAPC=-5.13%，P=0.026）、粗死亡率（AAPC=-7.20%，P=0.003）和减寿率（AAPC=-6.89%，P=0.005）整体均呈下降趋势。

2005—2021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精神障碍标化死亡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高龄（≥80岁）女性精神障碍死亡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高龄女性居民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值得当地重点关注，促进高龄女性精神健康有益于提高当地女性健康水平。

致密性骨炎（OCI）和其他疾病有时难以鉴别，探讨血清骨转换生化标志物可为OCI的鉴别诊断提供依据。

探索女性OCI患者的血清骨转换生化标志物的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回顾性选取2013年6月至2022年2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门诊及住院诊断为OCI的61例女性患者作为观察组，年龄15~50岁，平均（33.8±6.6）岁，病程2周~15年。选择同期61例女性体检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年龄15~48岁，平均（35.6±7.6）岁。比较两组一般临床资料和血清骨转换生化标志物水平，并对血清骨转换生化标志物与病情相关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观察组血清白蛋白（45.4±2.9）g/L低于对照组（46.5±2.8）g/L（t=2.190，P<0.05）。血清骨转换生化标志物比较结果显示，观察组血清1型胶原羧基末端肽β特殊序列（β-CTX）〔0.28（0.23，0.37）μg/L〕、N-端骨钙素（OC）〔13.1（11.2，16.2）μg/L〕、25-羟维生素D₃〔25-（OH）VD₃〕〔（14.1±5.1）μg/L〕低于对照组〔0.36（0.29，0.48）μg/L，15.6（13.7，17.3）μg/L，（17.5±6.6）μg/L〕（Z=-2.983、-3.255，t=3.081，P<0.05）。长病程亚组OC水平〔14.6（12.4，18.5）μg/L〕高于短病程亚组〔11.7（10.2，14.0）μg/L〕（Z=-2.407，P<0.05）。多孕亚组β-CTX〔0.25（0.22，0.32）μg/L〕、OC水平〔12.2（10.3，15.0）μg/L〕低于非多孕亚组〔0.33（0.26，0.44）μg/L、13.4（12.0，18.8）μg/L〕（Z=-2.486、-1.897，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观察组血清1型前胶原氨基端延长肽（tP1NP）与妊娠次数、生产次数均呈负相关（r_s=-0.276、-0.298，P<0.05），OC与体质指数（BMI）、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妊娠次数均呈负相关（r_s=-0.284、-0.374、-0.360，P<0.05），25-（OH）VD₃水平与BMI呈正相关（r_s=0.275，P<0.05）。

女性OCI患者血清OC、β-CTX水平明显降低，可为鉴别其他疾病提供依据；血清OC水平可以反映OCI患者的严重程度，同时OC水平与患者妊娠次数相关；tP1NP与妊娠次数、生产次数相关。

绝经后女性退变性膝骨关节炎（KOA）疼痛患者较为多见。绝经后女性体内性激素水平降低，体内性激素水平及关节液中炎性因子是否会影响膝关节疼痛，目前缺乏临床实践证据。

探讨绝经后退变性KOA疼痛与患者血液中性激素〔雌二醇（E₂）、睾酮（T）、泌乳素（PRL）、促黄体生成素（LH）、卵泡刺激素（FSH）及孕酮（P）〕水平、膝关节液炎性因子〔白介素（IL）-1、IL-6、IL-10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之间的相关性，为临床中雌激素治疗退变性KOA疼痛提供新的诊疗依据。

选取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因退变性KOA疼痛住院的女性绝经患者90例，患者行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后分为轻度疼痛组30例（VAS评分≤3分）、中度疼痛组30例（VAS评分4~6分）及重度疼痛组30例（VAS评分7~10分）；对照组选取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同期体检的绝经后膝关节积液女性30例。所有受试者检测性激素和膝关节液中炎性因子。

四组患者体质指数（BMI）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对照组、轻度疼痛组BMI低于重度疼痛组（P<0.05）。四组患者的E₂及T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中、重度疼痛组E₂、T均低于对照组，中、重度疼痛组E₂与重度疼痛组T均低于轻度疼痛组（P<0.05）。对照组及轻、中、重度疼痛组退变性KOA患者的PRL、LH、FSH及P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四组患者IL-1、IL-6、IL-10及TNF-α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轻度疼痛组IL-1，中、重度疼痛组IL-1、IL-6、IL-10、TNF-α均高于对照组，重度疼痛组IL-6、IL-10、TNF-α均高于轻度疼痛组（P<0.05）。E₂和T与膝关节疼痛VAS评分呈负相关（r_s=-0.686、-0.454，P<0.05），IL-1、IL-6及TNF-α与膝关节疼痛VAS评分呈正相关（r_s=0.517、0.665、0.319，P<0.05），IL-10与膝关节疼痛VAS评分之间无相关关系（r_s=0.162，P>0.05）。

绝经后退变性KOA疼痛患者体内E₂及T水平与VAS评分呈负相关，不同疼痛程度退变性KOA患者的PRL、LH、FSH及P水平之间无明显差异。绝经后退变性KOA患者膝关节液中IL-1、IL-6及TNF-α水平与VAS评分呈正相关，降低关节内IL-1、IL-6及TNF-α水平可提高机体对膝关节疼痛的耐受，为临床上治疗退变性膝关节疼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在"三孩"政策开放和晚婚晚育成常态的社会现状下，女性生殖与健康话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AMH作为女性卵巢储备功能的重要标志物之一，与心血管疾病及心血管风险指标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热点研究问题。

建立乌鲁木齐地区育龄期健康女性抗苗勒管激素（AMH）参考范围，并探讨AMH与心血管疾病相关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

2018年5—7月，采用目的抽样法从乌鲁木齐市4个所住居民为常住居民的社区流行病学调查自然人群中筛选19~50岁符合纳排标准的健康女性，检测调查对象血清AMH、空腹血糖、促甲状腺激素（TSH）、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血尿酸水平，测量身高、体质量、腹围、臀围、血压等指标，分析AMH与上述心血管风险因素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

855例育龄期健康女性中位AMH为1.58（0.01，8.78） μg/L。建立了本地区育龄期健康女性AMH参考范围，即19~24、25~29、30~34、35~39、40~44、45~50岁AMH的参考范围分别为0.89~10.94、0.66~11.77、0.27~8.25、0.01~6.87、0.01~3.98、<0.01~1.87 μg/L。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AMH与年龄、体质指数（BMI）、腹围、臀围、收缩压、舒张压、TSH、TC、LDL-C呈负相关（P<0.05），与空腹血糖、TG、HDL-C、尿酸不相关（P>0.05）。

本研究建立了乌鲁木齐育龄期健康女性血清AMH的参考范围，为不同年龄段女性的卵巢储备功能评估提供了依据。育龄期女性低AMH水平与年龄升高、肥胖、腹型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心血管危险因素有关。

铁路女职工是肥胖的高风险人群，信息化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超重/肥胖人群的减重干预中，每日自我称重是基于认知干预的体质量自我监控策略，目前其对改善超重/肥胖人群体质量的效果尚存争议。

探讨基于在线互动的每日称重干预对北京铁路局超重/肥胖女职工减重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

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于2019-06-01至2019-09-01，采用招募志愿者的方式，选取北京铁路局超重/肥胖女职工72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1∶1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36例，对其进行为期3个月的减重干预。在按个体化饮食、运动建议控制体质量的基础上，试验组采用基于在线互动的每日称重干预，对照组每月测量1次体质量并接受1次随访。观察两组干预前后体成分〔体质量、体质指数（BMI）、体脂率、脂肪含量、腰围、臀围、腰臀比〕和血脂〔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指标水平、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HPLP-Ⅱ）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的变化情况。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探究北京铁路局超重/肥胖女职工体质量较基线减轻≥5%的影响因素。

共有71例研究对象完成了随访，其中试验组35例，对照组36例。干预前，两组人群体成分和血脂指标水平、HPLP-Ⅱ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试验组人群除腰臀比外的其他体成分指标、除HDL-C外的其他血脂指标水平较干预前下降，HPLP-Ⅱ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较干预前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人群体成分和血脂指标水平、HPLP-Ⅱ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干预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人群除腰臀比外的其他体成分指标、除HDL-C外的其他血脂指标水平均低于对照组，HPLP-Ⅱ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2例（31.0%）研究对象体质量较基线降低≥5%，其中16例（72.7%）来自试验组，6例（27.3%）来自对照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均显示，干预组别和基线营养状况是北京铁路局超重/肥胖女职工体质量较基线降低≥5%的影响因素（P<0.05）。

基于在线互动的每日称重干预有助于减轻北京铁路局超重/肥胖女职工的体质量，促进其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改善其生活质量。

慢性子宫内膜炎（CE）是指子宫内膜的慢性炎症。近年研究发现，CE与不孕症、复发性流产及反复种植失败密切相关，然而目前尚未有关于首次种植失败患者中CE的发生情况及抗生素治疗后该类患者再次助孕结局的研究。

探讨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助孕过程中首次种植失败女性CE的发生率及抗生素治疗对其下一次冻融胚胎移植结局的影响。

收集2017年5月至2021年5月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行IVF-ET助孕后首次种植失败的38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宫腔镜及内膜组织病理结果排除CE的患者归为非CE组（n=333），根据抗生素治疗后CE患者转归情况将CE患者分为CE转阴组（n=37）及CE持续阳性组（n=11），比较非CE组、CE转阴组、CE持续阳性组三组人群临床资料和再次助孕的妊娠结局。

三组年龄、BMI、移植日内膜厚度、不孕年限、移植胚胎数、不孕类型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间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非CE组、CE转阴组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均高于CE持续阳性组（P<0.05）。三组早期流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确诊为CE的患者应采用规范的抗生素治疗，未治愈的CE将对再次冻融胚胎移植的结局产生不良影响；建议首次种植失败患者积极进行宫腔镜检查及病理学检查寻找可能病因。

抑郁症的防治是全国精神卫生工作的重点，其中孕产妇是抑郁症防治的重点人群。如何在孕妇产前抑郁发生率高、危害大且易被忽视的时代背景下降低产前抑郁发生率？探究孕妇产前抑郁心理社会学危险因素（如婚姻满意度、伴侣支持等）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干预这些可控的危险因素显得至关重要。

探讨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婚姻满意度和产前抑郁之间的关系及婚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为母婴保健人员进行孕妇产前抑郁干预提供依据。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0月至2021年5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门诊进行常规产检的孕晚期女性。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研究对象社会人口学资料和产科资料，采用伴侣低头量表（PPS）、婚姻质量指数量表（QMI）、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分别调查研究对象的伴侣低头行为水平、婚姻满意度和产前抑郁水平。采用Mplus 8.3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分析。

共发放问卷300份，剔除无效问卷9份，共回收有效问卷291份，有效回收率为97.00%。本研究孕晚期女性产前抑郁发生率为40.89%（119/291），PPS得分为（25.6±6.3）分，QMI得分为（37.9±6.0）分，EPDS得分为（8.0±3.5）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与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r=-0.292，P<0.01），与产前抑郁呈正相关（r=0.350，P<0.01）；婚姻满意度与产前抑郁呈负相关（r=-0.338，P<0.01）。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孕晚期女性伴侣低头行为对产前抑郁的直接效应为0.214，占总效应的82.63%；婚姻满意度在伴侣低头行为与产前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045，占总效应的17.37%。

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可正向预测产前抑郁，婚姻满意度在伴侣低头行为和产前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母婴保健人员可在产前干预孕妇的伴侣低头行为，调节其婚姻关系，从而降低其产前抑郁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