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单纯低甲状腺素血症是妊娠期甲状腺激素缺乏的一种表现，可能会影响胎儿神经发育，增加流产、早产、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但其具体机制、最佳治疗方案以及长期影响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文总结了妊娠期甲状腺激素水平与非妊娠期的差异，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全面分析了该疾病的病因、对母婴的影响及其治疗方案。本文认为缺碘及缺铁是妊娠期单纯低甲状腺素血症的主要病因，但关于胎盘生长因子等因素与该疾病的关联仍缺乏确凿证据。现阶段其对围产儿运动和神经发育产生的负面影响较为明确，但其引发的不良妊娠事件尚未得到明确证实，相关病理机制更是未完全阐明。在治疗方面，甲状腺激素替代疗法的效果及治疗时机仍存在争议，亟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对该疾病的研究现状展开综述，旨在引起临床医生的高度关注，推动早期识别与干预，减少相关不良孕产结局的发生。

膝骨关节炎（KOA）患者合并骨质疏松症临床常见，但二者的异病同治目前尚无统一方案。

探讨绝经后KOA患者"中医证型-临床特征-分子分型"的多维关系，为KOA和骨质疏松的异病同治提供研究基础。

回顾性选取2021—2023年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关节中心住院确诊为绝经后KOA且接受膝关节置换术的患者300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骨密度检查结果分为骨量正常组、骨量减少组和骨质疏松组，每组各100例。采用对应分析法探讨绝经后KOA患者中医证型与骨密度的相关性。调查不同中医证型绝经后KOA患者的临床症状[西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指数（WOMAC）]、实验室检查指标（C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血钙、血磷、碱性磷酸酶、血脂）和影像学指标[影像学Kellgren-Lawrenc（K-L）分级、髋膝踝角（HKA）、关节线夹角（JLCA）、胫骨平台下面积及低密度影面积]，并进行比较。对不同中医证型KOA患者膝关节标本进行分子生物学分析，明确关键标靶分子，随后通过Western Blotting法和免疫组化实验检测生物信息学分析获得的关键靶标，比较不同中医症候绝经后KOA患者的分子表达差异，初步建立不同中医证候的分子分型。

300例绝经后KOA患者的主要中医证候可归纳为肝肾亏虚证、气滞血瘀证、寒湿痹阻证和痰瘀互结证，分别为122、96、72、10例，其中骨量正常组中医证候主要表现为气滞血瘀证，而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组中医证候则主要表现为肝肾亏虚证。３组不同骨密度类型患者的中医证候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5.27，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肝肾亏虚证患者出现骨量减少（OR=2.37，95%CI=1.20~4.69，P=0.013）、骨质疏松（OR=3.39，95%CI=2.41~4.76，P<0.001）的风险更高。肝肾亏虚证患者WOMAC身体功能评分与WOMAC总分高于气滞血瘀证患者（P<0.05），肝肾亏虚证和气滞血瘀证患者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血钙、血磷和碱性磷酸酶及血脂四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肝肾亏虚证患者的HKA小于气滞血瘀证患者，JLCA、胫骨平台下低密度影面积大于气滞血瘀证患者（P<0.05），两个证型患者的胫骨平台下面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肝肾亏虚证和气滞血瘀证患者K-L分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肾亏虚证平均秩次（R-）大于气滞血瘀证患者（P<0.05）。Western Blotting和免疫组化试验表明，气滞血瘀证患者的趋化因子蛋白8、肿瘤坏死因子α、白介素1β分子表达量升高，而肝肾亏虚证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硬脂酰-辅酶A去饱和酶和CCAAT增强子结合蛋白α分子表达量升高（P<0.05）。

绝经后KOA患者"中医证型-临床特征-分子分型"的多维关系为："气滞血瘀-骨量正常-炎症相关分子表达升高"和"肝肾亏虚-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脂代谢相关分子表达升高"。相较气滞血瘀证而言，肝肾亏虚证患者发生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的风险更高，更易发生下肢内翻畸形，其胫骨平台下低密度影面积明显更大，膝关节功能显著降低，K-L分级更为严重。

在传统治疗策略对子宫内膜功能减退类疾病治疗效果受限的环境下，细胞疗法尤其是干细胞技术在创新性与疗效上展示着显著潜力。本综述深入讨论了经血源性干细胞（MenSCs）的研究进展以及其与补肾活血类中药联合治疗的成果与前景，从方药和MenSCs角度探讨二者治疗子宫内膜功能减退类疾病的机制，进而对MenSCs与补肾活血类中药在创新性领域应用治疗该病症进行可行性探讨。本文旨在通过综述干细胞疗法的疗效，以推动再生医学与中医药学、材料学的深度融合，从而开辟更为全面且个性化的治疗新策略。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女性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农村女性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不容乐观。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地理位置偏远，当地女性受限于文化程度，更容易忽视自身健康状况。

探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农村女性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及其对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为改善农村女性生命质量、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提供理论依据。

于2019年7—10月，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宁夏回族自治区4个县的4 682名女性进行调查。采集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卫生服务可及性、健康状况、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卫生服务利用等信息，其中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基于三水平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Q-5D-3L）测量。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对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

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女性的2周就诊率为12.43%（582/4 682），近1年住院率为22.53%（1 055/4 682），平均健康效用值为（0.88±0.15）。在EQ-5D-3L的5个维度中，存在疼痛/不适对门诊服务利用情况（OR=1.797，95%CI=1.470~2.196）和住院服务利用情况（OR=1.791，95%CI=1.512~2.121）的影响最大（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混杂因素情况下，健康效用值对门诊服务利用情况（OR=0.291，95%CI=0.172~0.494）和住院服务利用情况（OR=0.239，95%CI=0.146~0.391）均有影响（P<0.05）。

西部地区农村女性生命质量不容乐观，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与卫生服务利用密切相关，应进一步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泌乳启动延迟（DOL）是纯母乳喂养率降低的重要原因。膳食炎症指数（DII）已被证实与各种不良健康结局有关，但与DOL的关系尚不十分清楚。

了解孕晚期女性DII水平，探究其对DOL的影响。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12月—2024年6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常规产检的孕晚期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并追踪至产后72 h，采用产妇自感乳胀法确定是否为DOL人群。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孕妇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及孕产相关信息；采用食物频率问卷调查表（FFQ）收集膳食摄入信息，并计算DII；采用分娩和产后资料调查表收集分娩和产后相关信息。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DII和DOL的关系并对年龄、孕前BMI和是否有妊娠期糖尿病因素进行分层分析。

共发放问卷228份，回收有效问卷217份，有效回收率为95.2%。其中68人（31.3%）发生DOL。DOL产妇和非DOL产妇在孕次、孕期睡眠质量、妊娠期增重、产后是否有母婴分离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三分位数法将DII分为低、中、高3组，高DII组孕妇DOL发生率高于中DII组和低DII组（P<0.017）。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DII组发生DOL的风险是低DII组的2.817倍（95%CI=1.244~6.381，P=0.013）。在年龄<35岁、孕前BMI<24.0 kg/m²的妊娠晚期女性群体中，高DII组的女性发生DOL的风险分别是低DII组女性的3.144倍（95%CI=1.346~7.344，P<0.05）、2.666倍（95%CI=1.072~6.630，P<0.05）。

DII和DOL之间存在相关性，较高的DII会增加DOL发生风险，尤其是年龄<35岁和孕前BMI<24.0 kg/m²的孕晚期女性群体。妇幼保健人员应对孕妇群体进行个性化饮食指导，增加抗炎饮食的摄入量以降低DOL发生率，提高纯母乳喂养率。

子宫内膜异位症（EMT）为妇科常见疾病，坤泰胶囊能改善EMT相关症状，但其药理和分子机制尚缺系统阐明。

探讨坤泰胶囊治疗EMT中的作用机制。

于2024-01-01—04-31，通过中药系统药理学分析平台（TCMSP）、中药分子机制生物信息学分析工具（BATMAN-TCM）、Pubchem和SwissTargetPrediction数据库中获取坤泰胶囊的活性成分及对应靶点。从GeneCards、DisGeNET、TTD、OMIM和Drugbank数据库中检索与EMT相关的疾病靶点，使用维恩图获得坤泰胶囊和EMT的交集靶点。运用Cytoscape构建疾病-成分-靶点网络，并使用STRING数据库构建共同靶蛋白-蛋白相互作用（PPI）网络图。采用Cytoscape对PPI网络进行拓扑分析，筛选核心靶点。利用DAVID数据库进行基因本体（GO）富集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分析。使用AutoDockTools进行分子对接。使用GROMACS分子动力学模拟进一步验证最佳结合能量模型的稳定性。

共确定了182个共同靶点。核心成分包括谷甾醇、二甲氧基黄酮和黄芩黄酮。其中，肿瘤坏死因子（TNF）、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GAPDH）和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AKT1）在坤泰胶囊治疗EMT的生物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核心靶点主要参与凋亡途径的负调控及磷脂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PI3K-Akt）信号等癌症通路，在EMT治疗中发挥治疗作用。分子对接和分子动力学模拟进一步证实了谷甾醇与AKT1的稳定且紧密地结合。

坤泰胶囊可能通过调节核心靶点如TNF，激活多条信号通路，从而在EMT中发挥治疗效果。这些发现不仅加深了对坤泰胶囊作用机制的理解，也为传统中药在EMT治疗中的潜在临床应用提供了新的见解。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TCM药物如何干预EMT的病理过程。

围绝经期抑郁障碍（PDD）是发生在绝经前后的一种严重情绪障碍，中医药治疗PDD具有整体调节、辨证论治等优势，但目前缺乏专用的中医药治疗PDD疗效评价工具。

引入患者报告结局（PROs），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构建PDD-PROs量表及其理论模型。

2022年4—6月，使用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SinoMed）、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建库至2022-04-17发表的中医药治疗PDD相关文献，并进行文献分析；2022年9—11月，选取2017年1月—2022年8月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门诊就诊的136例PDD患者的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根据自拟访谈提纲对PDD患者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化访谈，建立条目池；筛选并建立PDD相关多学科专家咨询小组，2022年12月开始进行3轮Delphi法专家论证。

最终纳入文献123篇，涉及5类12个PPD结局评价量表；回顾性病历分析与患者访谈结果显示，PPD临床症状累计出现频次为1 465次，共涉及176个临床症状，经3轮Delphi法专家论证后，最终形成包含4个维度（心理维度、生理维度、社会维度、整体评价）43个条目的PDD中医PROs量表及理论模型。

本研究引入国际上应用较为成熟的PROs，运用文献分析法、病历回顾法、患者访谈法等构建条目池，通过3轮Delphi法专家论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成功构建PDD-PROs量表及其理论模型，可供中医药治疗PDD疗效评价研究等参考使用。

农村妊娠期女性自我管理水平较低且存在个体差异，应进一步针对其自我管理行为特征进行群组划分。

从农村女性妊娠期自我管理角度分析其类型及特征，为提出针对性的管理策略提供参考。

2023年1—8月，采取便利抽样方法选取黑龙江省绥化市、黑龙江省大庆市和吉林省长春市农村妊娠期女性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孕妇自我管理量表、一般自我效能量表、内部动机量表、妊娠期保健知识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采用SPSS 25.0的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分类，比较不同类型农村妊娠期女性的一般特征。

共发放问卷481份，回收有效问卷47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7.7%。被调查的农村妊娠期女性自我管理行为总分为（70.2±16.4）分；最佳聚类为4种类型，分别为Ⅰ类低认知不参与型（n=119，25.3%）、Ⅱ类指导合作型（n=138，29.4%）、Ⅲ类监督引导型（n=88，18.7%）、Ⅳ类主动参与型（n=125，26.6%）。不同类型的农村妊娠期女性在教育程度、职业、年收入情况、孕次、孕周、是否计划内妊娠、有无慢性病史以及有无妊娠合并症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类型农村妊娠期女性胎儿监护行为管理维度、遵医行为维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基于妊娠期保健知识水平、自我效能感及自我管理行为动机的差异化特征确定的4类农村妊娠期女性自我管理类型间具有较高的异质性：Ⅰ类（低认知不参与型）表现为知识储备不足与行为动机缺失的双重挑战；Ⅱ类（指导合作型）以自我效能感不足但具备指导依从性为特征；Ⅲ类（监督引导型）因自我管理行为动机不足，其自我管理行为调控高度依赖外部监督机制；Ⅳ类（主动参与型）作为最优类别，兼具良好的妊娠期保健知识水平、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及良好的自我管理行为。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可根据不同类型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进一步提升农村妊娠期女性自我管理能力，优化妊娠期保健服务。

抑郁和焦虑是孕妇较常见的负性情绪，心理健康服务及外界支持的不足，常导致农村孕妇的心理健康问题未得到充分重视，从而影响母婴的身心健康。

在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剖析中国农村孕妇情绪管理体验与经历，为基层卫生服务人员开展早期干预提供现实参考。

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3-10-01—12-01选取黑龙江省绥化市安达市下辖村、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下辖村有负性情绪体验的农村孕妇为调查对象，在上级妇幼保健机构下乡义诊巡诊以及建档立卡过程中进行招募。对调查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录音、文本转录进行资料收集，由2名独立编码员采用Colaizzi描述性分析框架进行分析。

共纳入13名调查对象，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共凝练出3个主题、11个亚主题：（1）微观系统层面：躯体症状影响、生育忧虑增加、自我形象紊乱、生活方式改变；（2）中观系统层面：养育成本剧增、家庭冲突凸显、同伴支持缺乏；（3）宏观系统层面：就医体验待改善、信息支持薄弱、供需对接失衡、社会压力增加。

农村孕妇面临的情绪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解决中国农村孕妇情绪问题应该从孕妇自身、孕妇的家庭以及基层医务人员等多方面入手，重视农村孕妇的不良情绪管理体验，针对性地给予科学有效的指导与干预，以提高农村孕妇的情绪管理能力，促进母婴健康。

心血管疾病是威胁女性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而绝经后女性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绝经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可能促进内脏脂肪的积累，而内脏脂肪的增加与胰岛素抵抗、慢性炎症反应以及脂质代谢紊乱紧密相关，这可能会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然而，目前关于内脏脂肪指数（CVAI）与绝经后女性心血管疾病之间联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探索绝经后女性CVAI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为绝经后女性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提供借鉴。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2020年数据，纳入2015年基线无心血管疾病且年龄≥45岁绝经后女性4 743人，将参与对象基线CVAI作为暴露因素，将2018年、2020年发生心血管疾病作为结局事件，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CVAI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分析评估剂量反应关系。

随访至2020年，4 743名绝经后女性心血管疾病、心脏病、卒中的发病率分别为20.2%（958/4 743）、13.6%（645/4 743）、8.3%（393/4 743）。研究对象基线CVAI的四分位数Q1、Q2、Q3、Q4分别为≤84.78（n=742）、（84.78，108.49]（n=1 249）、（108.49，132.01]（n=1 463）、>132.01（n=1 289）。调整混杂因素后，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以CVAI Q1组为参照，Q2、Q3、Q4组绝经后女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分别增加33%（HR=1.33，95%CI=1.00~1.76）、69%（HR=1.69，95%CI=1.29~2.21）、82%（HR=1.82，95%CI=1.38~2.14）；Q3、Q4组绝经后女性卒中的发生风险分别增加76%（HR=1.76，95%CI=1.10~2.82）、95%（HR=1.95，95%CI=1.21~3.14）；Q3、Q4组绝经后女性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分别增加57%（HR=1.57，95%CI=1.14~2.15）、68%（HR=1.68，95%CI=1.21~2.33）。RCS分析发现CVAI与心血管疾病、心脏病、卒中发生风险之间均存在剂量-反应关系（P<0.05）。亚组分析结果表明，CVAI与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的关联性在年龄<65岁、≥65岁、BMI<24.35 kg/m²、农村绝经后女性中均显著（P<0.05）。

CVAI升高显著增加绝经后女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尤其在BMI较低及农村女性中，应针对这些亚群加强内脏肥胖的监测与管理，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

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且增长迅速，抑郁是老年人群常见的情绪障碍和心理健康问题，而女性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基于健康生态学模型多层次、全方位探讨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为识别及干预中国女性老年人群的抑郁症状提供理论依据。

于2024年1月提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20年调查数据，选取≥60岁女性老年人群为研究对象（n=4 594）。基于健康生态学模型将影响因素分为个人特征层、行为特征层、人际网络层、生活和工作条件层、政策环境层5个层面，采用χ²检验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并建立中国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健康生态学模型。

中国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8.06%（2 208/4 594）。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80岁（OR=0.601，95%CI=0.449~0.804）、睡眠时间≥6 h（OR=0.561，95%CI=0.493~0.639）、对生活满意（OR=0.256，95%CI=0.199~0.330）、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好（OR=0.459，95%CI=0.395~0.533）、城市户口（OR=0.717，95%CI=0.603~0.853）、对子女满意（OR=0.666，95%CI=0.472~0.940）、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OR=0.712，95%CI=0.582~0.871）、家庭收入>5万元（OR=0.822，95%CI=0.704~0.959）、所在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万~10万元（OR=0.841，95%CI=0.730~0.970）是中国女性老年人群发生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P<0.05）；已失能（OR=1.786，95%CI=1.556~2.050）、患慢性病（OR=1.159，95%CI=1.014~1.324）、中部地区（OR=1.298，95%CI=1.107~1.522）和西部地区（OR=1.407，95%CI=1.183~1.675）是中国女性老年人群发生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P<0.05）。

中国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影响因素较多，包括个人特征层的年龄，行为特征层的睡眠时间、对生活满意度、自评身体健康情况、失能情况、慢性病情况，人际网络层的户口类型、对子女满意度、地理分布，生活和工作条件层的受教育情况、家庭收入，政策环境层的所在城市人均GDP。应从各个层面，针对重点人群，联合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减少中国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的发生。

中国已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健康老龄化是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终极目标，做好绝经女性的健康管理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基于改良德尔菲法构建一套全面的绝经女性健康管理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2023年9月—2024年2月，基于文献检索和小组研究初步构建绝经女性健康管理综合评估指标体系，遴选更年期保健及相关领域25名专家进行会议研讨，对指标体系初稿进行修订，编制专家函询表。采用改良德尔菲法通过电子问卷的方式进行两轮问卷函询，采用SPSS 24.0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两轮专家函询的积极系数均为100%，专家意见的权威程度分别是0.932、0.949。第1轮函询中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重要性评分分别为4.44~4.84分和4.00~4.88分，肯德尔和谐系数分别为0.194（P=0.001）和0.187（P<0.001）。第2轮函询中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重要性评分分别为4.44~4.84分和3.84~4.96分，肯德尔和谐系数分别为0.146（P=0.006）和0.326（P<0.001），二级指标的专家一致性明显提高。两轮函询中三级指标的合理性评分均值分别为4.24~4.68分，平均（4.47±0.10）分和4.08~4.72分，平均（4.51±0.15）分，肯德尔和谐系数分别为0.063（P=0.025）和0.129（P<0.001），专家意见趋于一致。最终构建的绝经女性健康管理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基本情况、生活方式、症状评估、检验检查及重点疾病筛查5个一级指标和年龄、绝经时长、BMI、腰围等34个二级指标，每一个二级指标再进一步分类和赋值形成三级指标。

通过改良德尔菲法构建的绝经女性健康管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科学性。这一指标体系不仅能全面评估绝经女性健康状态，而且还对具体指标进行了分类和赋值，有助于临床医生全面、分层管理患者，有望为临床实践提供指导和参考，实际应用效果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保护女性的生育力是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及愿景之一，其中输卵管再通术为输卵管性不孕患者妊娠提供了可能。

准确识别影响输卵管再通术后患者成功妊娠的影响因素，探讨随机森林算法在输卵管再通术后妊娠影响因素的筛选和预测中的应用效果。

回顾性收集2016—2018年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妇科进行的宫腹腔镜联合下输卵管再通术170例患者的病例资料，根据术后患者2年内是否成功自然妊娠分为妊娠组与未妊娠组。采用R软件在训练集[采用Bootstrap自助法抽取63.2%（108例）数据]上建立输卵管再通术后妊娠风险预测的随机森林模型，在测试集上采用预测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评价模型的预测效果。

妊娠组82例，未妊娠组88例，术后自然妊娠率为48.2%。通过随机森林算法对训练集建立的模型在测试集上验证，得出预测准确度为87.1%、灵敏度为93.1%、特异度为81.8%、阳性预测值为81.8%、阴性预测值为93.1%、AUC为0.921。采用随机森林算法通过变量重要性评分对输卵管再通术后妊娠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得到排名前3位的重要预测变量为：不孕时间、既往妊娠次数及年龄。

随机森林算法可用于输卵管再通术后妊娠影响因素的风险预测，基于不孕时间、既往妊娠次数及年龄建立的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区分度和准确度。识别输卵管再通术后的关键因素，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建议合并危险因素的患者借助辅助生殖技术提高妊娠率。

心脏急症发病迅速，严重威胁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长期以来，由于性别偏见、症状不典型等原因，女性心脏急症存在研究不足，诊断、治疗不及时的问题，且心脏急症在病理生理机制、危险因素及管理和结局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在我国，女性心脏急症发病率高、研究起步晚，且目前尚无针对女性心脏急症的权威指南发布，故加强女性心脏急症管理十分迫切。本文组织全科医学、心血管和急诊医学临床医生对急性心血管护理协会等机构发布的2024年《女性心脏急症管理》临床声明进行解读，以期规范女性心脏急症的诊疗，改善健康结局。

术前准确评估上皮性卵巢癌患者淋巴结转移情况对于制订治疗方案、评估预后等具有重要意义，影像组学技术已被作为多种癌症术前预测淋巴结转移情况的无创手段，但关于其在妇科癌症领域应用效果的研究报道较少。

采用基于¹⁸F-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摄影-CT（¹⁸F-FDG PET/CT）的影像组学技术构建上皮性卵巢癌患者淋巴结转移预测模型。

选取2020年9月—2022年12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妇科住院的上皮性卵巢癌患者98例，根据其淋巴结转移情况分为淋巴结转移组65例与非淋巴结转移组33例，同时按照7∶3比例进行随机抽样后分为训练集68例与验证集30例。分析所有患者临床特征，以淋巴结转移情况作为结果标签进行模型构建。

本研究上皮性卵巢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率为66.3%（65/98）。淋巴结转移组与非淋巴结转移组患者人附睾蛋白4（HE4）水平、原发灶位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E4水平、原发灶位置、影像组学评分（Radscore）是上皮性卵巢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预测因素（P<0.05）。以HE4水平、原发灶位置构建临床预测模型，以HE4水平、原发灶位置、Radscore构建联合预测模型。Delong's检验结果显示，联合预测模型预测训练集中上皮性卵巢癌患者淋巴结转移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为0.80（95%CI=0.70~0.90），高于临床预测模型的0.73（95%CI=0.61~0.85，P=0.042）；校准曲线显示，联合预测模型通过校准度检验（P=0.990），具有良好的区分能力；决策曲线（DCA）分析结果显示，临床预测模型、联合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良好，但联合预测模型的净效益较高。

采用基于¹⁸F-FDG PET/CT的影像组学技术成功构建了上皮性卵巢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联合预测模型，且模型稳健性较高、区分能力良好、净效益较高，可为临床医生制订患者个体化治疗方案、评估患者预后等提供参考。

目前关于残余胆固醇（RC）与孕妇抑郁及妊娠压力关系的研究有限。

探索RC等因素与妊娠中期孕妇抑郁和妊娠压力的关系，为临床识别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选择2020年6月—2024年4月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产科规律产检的妊娠早期（孕6~13⁺⁶周）孕妇为研究对象。采取纵向研究设计，收集孕妇的基线数据和血脂指标，随访至妊娠中期，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和妊娠压力量表（PPS）对孕妇的抑郁和压力情况进行评估。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孕妇抑郁和妊娠压力的预测模型。为进一步确定对结局影响最大的因子，采用随机森林（RF）算法再次构建模型，并使用SHAP工具对RF模型结果进行可视化分析。

本研究随访403例妊娠早期至妊娠中期孕妇，获得有效问卷323份，失访率为19.9%。清洗错误基线数据后，最终纳入279例孕妇。结果显示，孕妇抑郁发生率为38.7%（108/279），妊娠压力发生率为20.8%（58/279）。有抑郁和妊娠压力的孕妇，其RC水平高于无抑郁及无妊娠压力的孕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本次妊娠方式（OR=0.441，95%CI=0.251~0.775）、吃早餐频率（OR=5.086，95%CI=2.105~12.270）和RC（OR=2.759，95%CI=1.157~6.580）是妊娠中期孕妇抑郁的影响因素（P<0.05）；妊娠后是否午休（OR=0.513，95%CI=0.276~0.953）、RC（OR=3.747，95%CI=1.519~9.246）是妊娠中期孕妇妊娠压力的影响因素（P<0.05）。SHAP图显示，RC是影响妊娠中期孕妇抑郁和妊娠压力的最重要因素。

高水平的RC可能是妊娠中期孕妇发生抑郁和压力事件的危险因素。未来需通过大型队列研究或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结果，并阐明其因果关系。

我国规范孕期保健的参与率上升缓慢，城乡妇幼健康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农村女性自我管理在孕期保健中的主体作用尚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调查农村女性规范孕期保健现状和自我管理行为水平，并分析其孕期保健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

于2023年1—8月，采取便利抽样方法选取黑龙江省绥化市、黑龙江省大庆市和吉林省长春市农村孕期女性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基本情况调查表、孕妇自我管理量表、简版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Dep-5）和孕产妇社会支持量表（MSSS）对其进行调查，统计农村女性规范孕期保健现状，比较不同特征农村女性孕期保健自我管理行为得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农村女性孕期保健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

共发放问卷493份，回收有效问卷47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5.33%。参加孕前检查的农村女性为218例（46.4%），首次产检时间在12周及以内的为388例（82.6%），产检地点在县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为303例（64.5%），产检次数符合孕周要求的为276例（58.7%），产检项目数符合孕周要求的仅为103例（21.9%）。孕期保健自我管理得分平均为（70.18±16.42）分，各维度得分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遵医行为维度（79.75%）、日常生活行为管理维度（77.33%）、自我防护行为管理维度（76.73%）和胎儿监护行为管理维度（70.4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居住地距离最近定点产前检查医疗机构距离（B=0.732，95%CI=0.139~1.325）、孕周（B=-1.336，95%CI=-2.119~-0.553）、妊娠期并发症（B=3.776，95%CI=1.532~6.019）、孕期抑郁风险（B=-0.356，95%CI=-0.663~-0.049）和社会支持情况（B=2.635，95%CI=2.508~2.762）是农村女性孕期保健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P<0.05）。

农村女性规范孕期保健的参加率和合格率较低，孕期保健自我管理行为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家庭居住地距离最近定点产前检查医疗机构距离、孕周、妊娠期并发症、孕期抑郁风险和社会支持情况是农村女性孕期保健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各级医疗卫生服务人员应加强对农村孕期女性群体的重视，规范其孕期保健行为，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构建科学适配、经济有效、简便易行的农村女性孕期保健自我管理干预模式。

目前关于生育因素与认知功能的研究结论尚不一致，且缺少有关女性生育因素与主观认知功能的研究。

探究女性生育因素与主、客观认知功能的关联，为认知功能下降及痴呆症的早期预防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平阴队列于2023年7月在济南市平阴县3个乡镇以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45~70岁的中老年人进行调研，获得有效样本2 165例。自行编制一般信息问卷，收集社会人口统计学信息、既往病史、生活方式、女性生育因素等信息。分别采用主观认知下降自测量表（SCD-Q9）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基础量表（MoCA-B）测量研究对象的主、客观认知功能。通过人体测量获得身高、体质量等信息，通过血液检测获得研究对象的载脂蛋白e4（APOE e4）等位基因分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女性生育因素对主、客观认知功能的影响。采用局部加权回归（Loess）分析女性初潮年龄、绝经年龄、生育期长度与MoCA-B得分的非线性关联。

本研究基于基线人群，纳入1 044例已绝经女性，其中SCD-Q9得分异常率为48.37%（505/1 044），MoCA-B得分异常率为67.43%（704/1 04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生育3个及以上的女性比生育1个及以下的女性主观认知下降的风险更低（OR=0.59，95%CI=0.36~0.98）；母乳喂养时长<6个月的女性比喂养时长6~12个月的女性主观认知下降风险更高（OR=3.69，95%CI=1.03~13.16）。初潮年龄>18岁（OR=1.91，95%CI=1.09~3.35）、绝经年龄≤45岁（OR=1.61，95%CI=1.00~2.62）、生育期≤30年（OR=1.56，95%CI=1.07~2.29）或>40年（OR=2.22，95%CI=1.05~4.72）均与较差的客观认知功能有关（P<0.05）。经Loess分析，可见初潮年龄、绝经年龄以及生育期长度与MoCA-B得分之间近似呈倒"J"形关系。

子女数量较多（≥3个）的女性主观认知下降风险更低，较短母乳喂养时长（<6个月）的女性主观认知下降风险更高。初潮年龄>18岁、早绝经（≤45岁）、生育期过长或过短均与较差的客观认知功能有关。应关注女性生育因素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以延缓认知功能下降的进程。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是常见的妊娠期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全球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023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科医学协会发布了《2023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科医学协会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指南摘要》，本文围绕其重点内容进行解读，对中国HDP的非药物干预措施、精细化管理流程提出建议，以期为中国HDP的管理提供新的依据。

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是冠心病易发人群，其冠心病患病率与死亡率较绝经前显著升高。本研究在团队前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联合糖脂代谢、血管弹性等相关指标诊断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发生冠心病，以期为临床识别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的冠心病风险提供新思路。

探讨三酰甘油葡萄糖（TyG）指数、踝肱指数（ABI）、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baPWV）、脉压指数（PPI）、动脉硬化指数（AI）联合与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发生冠心病的相关性及预测价值，构建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冠心病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

本研究选取2019—2022年就诊于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内科的首次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的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分为冠心病组与非冠心病组。收集患者入院时的TyG指数、ABI、baPWV、PPI、AI等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冠心病发生风险预测模型，并绘制列线图实现模型可视化。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临床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价诊断效能。

本研究共纳入首次行冠状动脉造影的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300例，其中非冠心病组141例、冠心病组159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BI、baPWV、TyG指数、PPI、AI是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发生冠心病的影响因素（P<0.05），并根据预测方程绘制列线图。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ABI、baPWV、TyG指数、PPI、AI和联合预测模型预测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发生冠心病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62、0.687、0.659、0.700、0.612、0.808（P<0.001），预测模型预测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冠心病发生风险的灵敏度为0.780 6，特异度为0.741 0。校准曲线显示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DCA曲线表明列线图具有较好的临床实用价值。

ABI、baPWV、TyG指数、PPI、AI是绝经后女性高血压患者发生冠心病的影响因素，新开发模型可对冠心病风险进行有效预警。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其病因明确，通过规范筛查可以有效降低宫颈癌发病率。人乳头瘤病毒（HPV）检测是WHO推荐的首选宫颈癌筛查方法，了解成都市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rHPV）感染状况，对优化成都市宫颈癌筛查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分析成都市35~64岁参加宫颈癌筛查人群的hrHPV感染现状和宫颈病变患者的hrHPV亚型感染分布情况，探讨hrHPV阳性检出率的相关影响因素。

从"成都市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数据库"收集2023年参加成都市免费宫颈癌筛查的459 433例个案数据，分析不同hrHPV基因型感染总体分布情况以及宫颈病变患者的hrHPV亚型感染分布情况，比较不同特征人群hrHPV感染情况，并构建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rHPV检出阳性情况的相关因素。

459 433例中，hrHPV阳性检出率为11.65%（53 509/459 433），hrHPV感染随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χ²_趋势=1 501.082，P<0.001）。82.39%（131/159）的宫颈癌患者感染HPV 16或18亚型，以单纯感染HPV 16亚型为主（52.20%，83/159）。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绝经状态、避孕方式、妊娠次数、分娩次数为hrHPV阳性检出情况的影响因素（P<0.05）。

成都市女性hrHPV阳性检出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筛查过程中，要重视健康教育与随访工作，特别是对HPV 16或18亚型阳性者的后续随访工作。开展宫颈癌筛查宣传工作时应特别关注年长者、文化程度较低者、未婚或离异/丧偶者、已绝经者、未避孕或采用避孕套外的其他避孕方式者、妊娠或分娩2次以上者等重点人群，加强宫颈癌防治核心知识、生殖健康知识等的宣传，提高妇女健康素养。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持续革新，人类平均预期寿命逐渐延长，导致围绝经期女性群体逐渐庞大。这一趋势给社区开展围绝经期健康管理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了解社区围绝经期女性的健康特征与健康需求，探讨二者间关系，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和改进围绝经期健康管理工作提供证据支持。

选取2023年2—3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下属站就诊或陪同就诊的围绝经期女性为研究对象（n=260）。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研究对象健康特征（涉及生理阶段、社会特征、疾病状况、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对更年期的了解程度和治疗态度，以及对更年期相关知识和更年期疾病预防保健的需求。

50.0%（130/260）的围绝经期女性有慢性病现病史，51.9%（135/260）的围绝经期女性有慢性病既往史，73.8%（192/260）的围绝经期女性睡眠质量为一般/差，33.5%（87/260）的围绝经期女性几乎不运动。58.5%（152/260）的围绝经期女性完全不了解/仅听说过更年期，41.9%（109/260）的围绝经期女性对更年期治疗持消极态度，45.0%（117/126）的围绝经期女性较需要/非常需要更年期相关知识，66.6%（173/260）的围绝经期女性需要/非常需要更年期疾病预防保健。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近3个月更年期症状发生数量、对更年期治疗态度是围绝经期女性对更年期相关知识需求的影响因素（P<0.05），文化程度、对更年期治疗态度是围绝经期女性对更年期疾病预防保健需求的影响因素（P<0.05）。

本研究揭示了围绝经期女性健康特征（如文化程度、症状严重程度）对健康需求的影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基于精确数据优化围绝经期女性健康管理方案，为社区围绝经期女性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

既往研究发现单核细胞计数、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促甲状腺激素（TSH）与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相关，然而单核细胞计数/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MHR）与ACS发病的相关性研究较少，绝经期女性MHR、TSH与ACS发病是否存在关联仍不明确。

探讨MHR、TSH对绝经期女性ACS患者发病的预测价值，并研究上述指标与患者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相关性。

选择2020—2021年在苏北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诊治并行冠状动脉造影的325例绝经期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一般资料，研究对象入院后采集静脉血检测单核细胞计数、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TSH等。以双平面Simpson法测量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通过冠状动脉造影术观察冠状动脉病变情况。采用Gensini评分标准统一衡量冠状动脉病变情况。符合ACS诊断标准的患者为ACS组（n=184），非ACS者为对照组（n=141）。同时依据Gensini评分三分位数将ACS组进行分组：≤36.5分为低危亚组（n=59），36.6~66.5分为中危亚组（n=64），>66.5分为高危亚组（n=61）。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ACS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TSH、MHR及联合检测对ACS的诊断价值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究TSH、MHR及联合检测指标与Gensini积分的相关性。

ACS组与对照组患者基线资料结果示，ACS组BMI、吸烟比例、高血压、糖尿病、LDL-C、单核细胞计数、TSH、MHR高于对照组，LVEF、HDL-C低于对照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示，吸烟、高血压、BMI≥24.0 kg/m²、LDL-C≥3.30 mmol/L、TSH≥2.1 mU/L、MHR≥0.25是绝经期女性发生ACS的危险因素，HDL-C≥1.2 mmol/L为保护因素（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MHR、TSH及联合预测指标诊断绝经期女性ACS的AUC分别为0.777（95%CI=0.725~0.830，P<0.001）、0.747（95%CI=0.694~0.800，P<0.001）、0.810（95%CI=0.764~0.857，P<0.001）。中危亚组、高危亚组MHR、TSH均高于低危亚组，高危亚组MHR、TSH高于中危亚组（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示，ACS组患者MHR（r_s=0.497，P<0.01）、TSH（r_s=0.498，P<0.01）及联合预测指标与Gensini评分均呈正相关（r_s=0.600，P<0.001）。

TSH及MHR升高是绝经期女性发生ACS的独立危险因素，两指标及联合对病情预测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并与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相关，对绝经期女性ACS的早期识别及风险评估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妊娠期糖尿病（GDM）对母儿的近远期健康造成影响。孕前BMI与GDM密切相关，但BMI无法评估脂肪与脂肪分布情况，因此仅用其评估肥胖存在一定缺陷。隐性肥胖人群[BMI正常但体脂百分比（PBF）>30%]及正常体质量伴中心性肥胖人群[BMI正常但内脏脂肪面积（VFA）≥80 cm²]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代谢异常，然而在临床中此部分人群常被忽视，关于其与GDM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

分析孕前正常BMI孕妇孕早期体成分与GDM的相关性并探讨脂肪分布情况与GDM的关系。

本研究纳入2018年10月—2022年10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门诊建档，孕早期自愿接受营养评价并定期产前检查至妊娠24~28周的单胎孕妇1 938例。研究对象于孕早期（6~16周）进行人体成分检测、妊娠24~28周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根据OGTT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GDM组（n=382）和正常组（n=1 556）。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孕早期体成分及体脂分布与GDM的关系。

GDM组孕妇体脂量（BFM）、VFA、PBF、脂肪质量指数（FMI）均高于正常组（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早期BFM、VFA、PBF、FMI升高（OR=1.044，95%CI=1.012~1.078；OR=1.007，95%CI=1.002~1.012；OR=1.041，95%CI=1.012~1.070；OR=1.138，95%CI=1.043~1.241）（P<0.05）和中心性肥胖即VFA≥80 cm²（OR=1.396，95%CI=1.101~1.770，P<0.05）是GDM发生的危险因素。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BFM、VFA、PBF、FMI与OGTT各时点血糖呈正相关（P<0.05）。

在孕前正常BMI孕妇中，孕早期BFM、VFA、PBF、FMI是GDM发生的危险因素，中心性肥胖即VFA≥80 cm²可以独立预测GDM的发生。产检时需要关注孕妇的脂肪分布，对于中心性肥胖人群加强孕期管理。

鉴于2型糖尿病孕妇不良妊娠结局风险增加，除了控制血糖，了解妊娠期体质量增加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非常重要。

探讨2型糖尿病孕妇妊娠期增重情况及其与妊娠结局的关系。

回顾性选取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2012—2020年建档并分娩的691例2型糖尿病妇女，根据中国《妊娠期妇女体重增长推荐值标准》进行分类，分为增重不足组（n=143）、增重适宜组（n=289）、增重过多组（n=259）。比较三组人群的妊娠期增重特点、母体结局、新生儿结局。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妊娠期增重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增重适宜组相比，增重过多组增加剖宫产（aOR=1.626，95%CI=1.110~2.382）、子痫前期（aOR=1.997，95%CI=1.071~3.677）、巨大儿（aOR=1.948，95%CI=1.175~3.230）及大于胎龄儿（LGA）（aOR= 2.090，95%CI=1.321~3.306）的发生风险，降低阴道顺产率（aOR=0.617，95%CI=0.415~0.918）；增重不足组降低LGA的发生风险（aOR=0.497，95%CI=0.255~0.970），但对小于胎龄儿（SGA）的发生无影响（P>0.05）。进一步分层分析显示，孕前BMI≥24.0 kg/m²的增重过多组剖宫产、子痫前期、LGA的发生风险增加[aOR及95%CI分别为：1.673（1.082~2.587）、1.961（1.022~3.761）、2.031（1.221~3.379）]，阴道顺产率降低（aOR=0.589，95%CI=0.372~0.933）；孕前BMI≥24.0 kg/m²的增重不足组LGA的发生风险降低（aOR=0.487，95%CI=0.237~0.999）。孕早期、中期、晚期增重过多是巨大儿[aOR（95%CI）分别为1.07（1.00~1.15）、1.16（1.03~1.31）、1.16（1.06~1.27）]和LGA[aOR（95%CI）分别为1.08（1.01~1.16）、1.13（1.02~1.26）、1.16（1.07~1.26）]的危险因素；孕晚期增重过多是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的危险因素（aOR=1.13，95%CI=1.02~1.24；aOR=1.14，95%CI=1.03~1.26），孕中期、晚期增重过多是剖宫产的危险因素（aOR=1.11，95%CI=1.02~1.21；aOR=1.09，95%CI=1.02~1.17）。

妊娠期增重过多增加了2型糖尿病孕妇发生LGA、巨大儿、子痫前期、剖宫产等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妊娠期增重不足降低了LGA风险，但不增加SGA的风险；孕早、中、晚期不同阶段妊娠期增重与不良妊娠结局存在明确的相关性，2型糖尿病患者妊娠期优化血糖的同时应从孕前及孕早期加强体质量管理宣教及干预。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是导致全球孕产妇及围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增加趋势。2023年美国预防临床服务指南工作组通过评估最新研究证据并分析HDP筛查的获益和危害，更新发布了《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筛查》推荐声明（以下简称"推荐"）。该推荐与2017版推荐相比，进一步肯定了血压测量筛查HDP的重要性，肯定其具有实质性的净获益，建议在整个妊娠期测量血压以筛查HDP。本文基于《指南解读类文献报告规范的制订指南（RIGHT for INT）》，探讨分析该推荐的核心要点及其对我国全科医生的指导意义。

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胰岛素抵抗（PCOS-IR）是PCOS中治愈难度最大的亚型，病机复杂，个体差异性大。二甲双胍作为一线用药，虽然能够降低血糖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但是对于调节激素失衡、改善卵巢功能等PCOS核心病理作用有限，且胃肠道反应大，患者难以坚持服用。

评价益肾祛浊方对比二甲双胍治疗PCOS-IR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前瞻性选取2022年6月—2023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妇科门诊的102例PCOS-IR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2∶1比例随机分为试验组（n=68）、对照组（n=34）。试验组以益肾祛浊方治疗，对照组以二甲双胍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排卵率、妊娠率、性激素[卵泡刺激素、促黄体生成素、LH/FSH、睾酮、抗苗勒管激素]；糖脂代谢指标；BMI、腰臀比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治疗后试验组基础体温排卵率较治疗前升高（P<0.05）。试验组有生育需求患者13例，妊娠5例，对照组有生育需求患者5例，妊娠1例。治疗后两组妊娠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154，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LH/FSH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总胆固醇、三酰甘油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对照组腰围少于试验组（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BMI、腰围、臀围、腰臀比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治疗后试验组患者ALT、尿酸较治疗前降低，对照组UA较治疗前升高（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其他指标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期间，患者出现低血糖、乏力、胃脘不适及腹泻等不良反应，试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5/68，7.35%）低于对照组（15/31，48.39%）（χ²=20.404，P<0.001）。

益肾祛浊方调节激素失衡、改善糖脂代谢异常，治疗PCOS-IR的有效性与二甲双胍相当，对肝肾功能有保护作用，且在减少不良反应方面优于二甲双胍，鉴于二甲双胍的胃肠道反应，患者对益肾祛浊方有更好的耐受度和接受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子宫腺肌病（AM）是妇科常见的疑难病，但其具体机制尚未明确。中医药治疗AM有一定优势，前期研究显示，桂楼复方宫内缓释系统可明显降低AM模型大鼠子宫内膜细胞增殖、侵袭能力。

探讨桂楼复方对子宫腺肌病异位内膜细胞（AMDC）迁移、侵袭的影响，并研究其对Rho/ROCK信号通路的影响。

本研究于2021年10月—2023年4月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实验中心完成。使用CCK-8法检测AMDC细胞活力并筛选最佳药物浓度。设置空白组，使用桂楼复方（50、100 mg/L）处理AMDC，划痕实验检测细胞迁移能力，Transwell实验检测细胞侵袭能力，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法检测RhoA、RhoB、RhoC、ROCK1、ROCK2在蛋白和mRNA水平的表达情况。Rescue实验中使用激动剂U-46619（1 μmol/L）和桂楼复方（100 mg/L）处理AMDC，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RhoA、RhoB、RhoC、ROCK1、ROCK2的蛋白表达改变情况。

与空白组比较，100 mg/L桂楼复方干预后AMDC细胞存活率未明显降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是不影响细胞活性的最佳药物浓度。选取50、100 mg/L桂楼复方进行后续实验。与空白组比较，桂楼复方50 mg/L、100 mg/L组AMDC迁移、侵袭能力受到抑制（P<0.001），RhoA、RhoC、ROCK1、ROCK2的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下调（P<0.001），U-46619 1 μmol/L组RhoA、RhoC、ROCK1、ROCK2的蛋白表达上调（P<0.001）。与U-46619 1 μmol/L组比较，U-46619 1 μmol/L联合桂楼复方100 mg/L组RhoA、RhoC、ROCK1、ROCK2的蛋白表达下调（P<0.001）。空白组与桂楼复方50 mg/L、100 mg/L组RhoB的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桂楼复方可有效抑制AMDC的迁移、侵袭能力，不影响细胞活性的最佳药物浓度为100 mg/L，桂楼复方可下调RhoA、RhoC、ROCK1、ROCK2的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并可逆转U-46619对RhoA、RhoC、ROCK1、ROCK2蛋白表达水平的上调作用，从而抑制AM病局部异位病灶的持续进展，其作用可能与调控Rho/ROCK通路密切相关。

绝经后发生盆底功能障碍的患者逐渐增加，压力性尿失禁（SUI）严重影响女性身心健康。

探索绝经期激素疗法（MHT）联合Kegel运动对轻中度SUI患者盆底结构以及临床症状的影响。

选取2022年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更年期门诊的绝经综合征伴轻中度SUI患者75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2∶1分为MHT组和对照组，MHT组再按1∶1随机分为替勃龙亚组和雌孕激素联合治疗（EPT）亚组。对照组和MHT组均给予盆底肌训练（PFMT）治疗，又称Kegel运动，15~30 min/次，2~3次/d，2~3 d/周，连续12个月。对照组在PFMT基础上口服坤泰胶囊，4粒/次，3次/d，持续治疗12个月。MHT组在PFMT基础上，同时给予绝经激素治疗。EPT亚组包括雌孕激素连续联合（戊酸雌二醇片1 mg+地屈孕酮片10 mg，1次/d）、雌孕激素连续序贯疗法（芬吗通12个疗程），替勃龙亚组口服替勃龙，连续用药12个月。检查治疗前后各组及亚组间血清雌二醇（E2）和卵泡刺激素（FSH）水平、尿道旋转角（URA）、逼尿肌厚度（BDT）、膀胱尿道后角（PVUA）、肛提肌裂孔面积（LHA）以及尿失禁量、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表简表（ICI-Q-SF）评分、临床疗效、改良Kupperman绝经指数（KMI）评分、改良牛津肌力分级（MOS分级）的变化。

研究结束时，MHT组失访7例（其中替勃龙亚组失访5例，EPT亚组失访2例），对照组失访3例；最终共纳入65例。治疗1年后，MHT组和对照组FSH、E2、MOS分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年后，MHT组和对照组PUVA、BDT、URA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MHT组LHA低于对照组（P=0.028）。治疗1年后，EPT亚组和替勃龙亚组PUVA、BDT、URA、LHA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和MHT组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EPT亚组和替勃龙亚组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27）。治疗1年后，MHT组尿失禁量、ICI-Q-SF评分、KMI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和治疗后，EPT亚组和替勃龙亚组尿失禁量、ICI-Q-SF评分、KMI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MHT联合PFMT对盆底结构有一定改善作用，并且可以缓解尿失禁症状；然而，EPT和替勃龙在改善患者盆底结构和缓解临床症状方面并无明显差别。

颈动脉粥样硬化（CAS）作为全身动脉硬粥样化前期表现的重要指标，已有研究证明残余胆固醇（RC）水平升高与CAS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然而，关于RC与更年期妇女CAS发病的相关性研究较少。

探讨RC与更年期妇女CAS发病的相关性。

选取2020年1月—2023年10月参加国家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项目并完善颈动脉超声检查的定西市安定区凤翔镇的更年期妇女307例作为研究对象。收集人群的一般资料，并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分析参与者的颈动脉内膜特征。根据颈部超声结果结果将受试者分为CAS组和非CAS组，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究RC与CAS发病的其他危险因素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RC是否为更年期妇女发生CAS的影响因素。

CAS组（n=130）更年期妇女年龄、脑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史比例、空腹血糖（FP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RC、脉压水平高于非CAS组（n=177）（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RC与FPG、TC呈正相关（r_s=0.113、0.280，P<0.05）；与LDL-C呈负相关（r_s=-0.112，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RC水平（OR=1.539，95%CI=1.185~1.999，P=0.001）、高龄（OR=1.059，95%CI=1.003~1.117，P=0.038）、脑卒中和TIA史（OR=1.910，95%CI=1.047~3.485，P=0.035）是更年期妇女CAS发病的危险因素。根据RC中位数将更年期妇女分为高RC组（RC≥0.70 mmol/L，n=155）、低RC组（RC<0.70 mmol/L，n=152），高RC组更年期妇女患有血脂异常比例、CAS比例、腰围、BMI、TG比低RC组高，HDL-C比低RC组低（P<0.05）。

高RC水平与更年期妇女发生CAS有关，且RC高水平可能是更年期妇女发生CAS的独立危险因素。

尿失禁好发于40~60岁女性，其对女性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可造成严重影响。

了解贵州省40~60岁女性尿失禁的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尿失禁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于2022年6月—2023年1月，选取贵州省7个地区10家医院行健康体检的40~60岁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分别采用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女性下尿路症状问卷量表（ICIQ-FLUTS）和尿失禁生活质量问卷（I-QoL）测定研究对象尿失禁的严重程度和生活质量水平，根据国际尿控协会（ICS）制定的诊断标准，判断尿失禁类型，包括压力性尿失禁、急迫性尿失禁和混合性尿失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尿失禁的影响因素，并探究不同尿失禁类型和尿失禁的严重程度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共发放问卷3 000份，回收有效问卷2 966份，有效回收率为98.9%。2 966名研究对象中，尿失禁的患病率为33.4%（991/2 966），其中压力性尿失禁患病率为20.1%（596/2 966），急迫性尿失禁患病率为2.0%（58/2 966），混合性尿失禁患病率为11.4%（337/2 96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体育锻炼、月经情况、产次、盆腔器官脱垂史、会阴裂伤、会阴侧切是压力性尿失禁的影响因素（P<0.05）；盆腔手术史、流产次数、新生儿体质量是急迫性尿失禁的影响因素（P<0.05）；腰围、慢性盆腔疼痛史、盆腔器官脱垂史、会阴裂伤是混合性尿失禁的影响因素（P<0.05）。混合性尿失禁患者I-QoL总分、行为限制得分、心理影响得分、社会活动障碍得分均低于压力性尿失禁和急迫性尿失禁（P<0.05）；重度尿失禁患者I-QoL总分、行为限制得分、心理影响得分、社会活动障碍得分均低于轻度和中度患者（P<0.05）。

贵州省40~60岁女性尿失禁的患病率较高，为33.41%，不同类型尿失禁的影响因素不同，混合性尿失禁和重度尿失禁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为该人群的预防和健康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近年来，围绝经期听力损失（PMS-HL）症状得到普遍关注，但无针对性治疗。左慈丸治疗耳聋已有百年历史，但尚无该药治疗PMS-HL的相关研究。

在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动物实验验证，初步探讨左慈丸对PMS-HL的作用机制及治疗靶点。

检索数据库时限均为建库至2023年2月。根据左慈丸的组方，通过TCMSP和Uniprot数据库挖掘该药物活性成分和作用靶点，根据GeneCards、OMIM、TTD、DrugBank、PharmGKB数据库获取PMS-HL的蛋白靶点，取其交集，筛选左慈丸治疗PMS-HL的潜在治疗靶点，构建"药物-活性成分-靶点"相互作用网络图。利用String数据库的蛋白相互作用分析功能筛选核心靶点。采用Metascape数据库对蛋白的功能及其通路进行富集分析。使用Autodock和Pymol对核心蛋白进行分子对接，确定核心靶点与左慈丸的关键活性成分之间的结合能力。于2022年9月—2023年1月建立绝经大鼠模型：假手术组（SHAM）组、去卵巢组（OVX）组、左慈丸（ZCW）组，并检测血清中关键蛋白白介素1β（IL-1β）水平，使用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

左慈丸组方中化合物的活性成分90个，潜在蛋白靶点226个，PMS-HL相关靶点2 481个，左慈丸与PMS-HL交集靶点150个。基因本体论（GO）功能中获得生物过程共183个条目，分子功能103个条目，细胞成分103个条目；京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前三位分别是癌症通路、脂质与动脉粥样硬化病变通路和化学致癌的受体激活通路。分子对接显示，左慈丸治疗PMS-HL的主要活性成分有槲皮素、山柰酚、豆甾醇、β-谷甾醇、异鼠李素、薯蓣皂苷、四氢鸭脚木碱和海风藤酮；左慈丸的活性成分与核心靶蛋白：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1（AKT1）、细胞肿瘤抗原p53（TP53）、白介素6（IL-6）、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A）、胱天蛋白酶3（CASP3）、IL-1β、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雌激素受体1（ESR1）结合能稳定。3组大鼠血清IL-1β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1.73，P<0.001）。

左慈丸中的槲皮素等90个活性成分通过作用于AKT1等226个潜在蛋白，实现调控组织细胞的抗氧化应激、调节血脂血糖代谢、抗肿瘤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保护围绝经期听力功能的作用，IL-1β可能是其中发挥作用的关键靶蛋白。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成熟应用，多胎妊娠的发生率急剧增加，包括早产、胎儿畸形、先兆子痫和妊娠期糖尿病等并发症也随着增多。通过减胎手段可以改善围生期预后及胎儿存活质量，妊娠早期选择性减胎可能会比妊娠中期选择性减胎的预后更佳，提示孕早期尽早评估妊娠结局将改善孕妇及胎儿的预后。

探讨孕早期超声软指标及双胎特有指标与双绒毛膜双羊膜囊（DCDA）双胎妊娠结局之间的关系。

回顾性选取2018年5月—2022年5月在深圳市龙岗区妇幼保健院超声医学科就诊的孕早期（11~13⁺⁶周）DCDA双胎妊娠孕妇及胎儿为研究对象。分析孕早期DCDA双胎妊娠胎儿超声软指标和双胎特有指标的检出率及其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超声软指标包括：颈后透明层（NT）增厚、脉络丛囊肿、鼻骨发育不良、心室点状强回声、右房室瓣反流、静脉导管a波缺失或倒置、肠管回声增强、肾盂轻度扩张、单脐动脉、右锁骨下动脉迷走。双胎特有指标包括：双胎头臀长（CRL）差异、双胎NT差异、双胎脐带插入（UCI）差异。不良妊娠结局包括：流产、死胎、新生儿死亡、结构异常、遗传学异常，另增加体质量阳性（双胎体质量差异≥25%）作为一种特殊的不良妊娠结局。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孕早期DCDA双胎妊娠胎儿超声软指标及双胎特有指标与胎儿不良妊娠结局的相关性。

最终纳入418例孕早期DCDA双胎妊娠胎儿，其中正常妊娠结局342例（81.82%），不良妊娠结局76例（18.18%）。孕早期双胎妊娠胎儿超声软指标阳性的总检出率为10.53%（53/418）；53例超声软指标阳性的胎儿中共检出61个超声软指标，检出率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NT增厚6.94%（29/418），脉络丛囊肿2.39%（10/418）和鼻骨发育不良1.67%（7/418）。超声软指标阳性胎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30.19%（16/53），高于超声软指标阴性胎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16.44%（60/365）（χ²=5.882，P=0.01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双胎CRL差异≥15%是双胎妊娠胎儿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OR=9.955，95%CI=1.882~52.662，P=0.007），双胎UCI差异阳性是双胎妊娠胎儿体质量阳性的危险因素（OR=3.733，95%CI=1.300~10.720，P=0.014）。孕早期双胎妊娠胎儿双胎特有指标阳性的总检出率为27.27%（114/418），包括双胎CRL差异≥15%、双胎UCI差异阴性12例，双胎CRL差异<15%、双胎UCI差异阳性100例，双胎CRL差异≥15%、双胎UCI差异阳性2例。孕早期双胎妊娠胎儿超声软指标阴性但双胎特有指标阳性的总检出率为25.12%（105/418），超声软指标阴性但双胎特有指标阳性胎儿中不良妊娠结局与体质量阳性发生率为27.6%（29/105），单纯超声软指标阴性胎儿中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16.4%（60/365）；孕早期超声软指标阴性但双胎特有指标阳性胎儿不良妊娠结局与体质量阳性发生率高于单纯超声软指标阴性胎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χ²=6.641，P=0.010）。孕早期双胎妊娠胎儿超声软指标阳性合并双胎特有指标阳性的总检出率为2.15%（9/418），超声软指标阳性合并双胎特有指标阳性胎儿中不良妊娠结局并体质量阳性发生率为44.4%（4/9），单纯软指标阳性胎儿中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30.2%（16/5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212，P=0.64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T增厚（OR=2.576，95%CI=1.146~5.791，P=0.022）、双胎CRL差异≥15%（OR=13.167，95%CI=3.595~48.229，P<0.001）、双胎UCI差异阳性（OR=2.369，95%CI=1.049~5.348，P=0.038）是孕早期DCDA双胎妊娠胎儿不良妊娠结局与体质量阳性的危险因素。

NT增厚、双胎CRL差异≥15%、双胎UCI差异阳性可能是孕早期DCDA双胎妊娠胎儿不良妊娠结局与体质量阳性的危险因素。对于超声软指标阳性或双胎特有指标阳性的胎儿应提高警惕，需对其进行全面综合评估并密切随访。

现行剖宫产瘢痕妊娠（CSP）分型依据仅参照超声影像特点，目前尚缺乏该分型标准下不同类型CSP病例临床特点的分析总结。

探讨不同类型CSP的病例特点及诊治差异。

纳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2014年7月—2022年6月收治的CSP患者共862例为研究对象，根据超声分型标准分为Ⅰ型、Ⅱ型、Ⅲ型组，并对其临床特点及诊治指标进行回顾性分析。

本研究CSP患者中Ⅰ型组占36.5%（315/862），Ⅱ型组占53.1%（458/862），Ⅲ型组占10.3%（89/862）。3组患者的年龄、孕产史、既往宫腔手术史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CSP患者中腹痛发生率为24.2%（209/862），阴道出血发生率为65.0%（560/862）。3组CSP患者腹痛及阴道出血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261、0.062）。Ⅲ型组患者诊断时停经时间为55（46，64）d，妊娠物中位径线长29.6（19.1，43.3）mm，术前血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水平为60 673（17 164，122 203）mU/mL，需辅助药物杀胚治疗、腹腔镜监视下手术、子宫动脉阻断率分别为27.0%（24/89）、33.7%（30/89）、32.6%（29/89），手术时长101（67，125）min，住院时间4（3，7）d，治疗花费11 933.7（8 760.7，15 250.6）元，术后24 h累计出血量、出血≥200 mL发生率及输血率分别为83（33，178） mL、24.7%（22/89）、7.9%（7/89），均高于其他两组（P<0.001）。所有患者持续性CSP发生率为3.1%（27/862），3组持续性CSP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3.353，P=0.187）。

不同类型CSP患者的年龄、孕产史、既往宫腔手术史及腹痛、阴道出血等临床特点无明显差异。Ⅰ型和Ⅱ型患者治疗侵入性较小，Ⅲ型患者的医疗资源消耗较多，对多学科团队及个体化管理有较高要求。不同类型患者经规范管理，其治疗预后均较理想。

由于经济发展及国内生育政策改变，妊娠合并急性胰腺炎（APIP）发病率逐渐增加，不同病因的APIP临床特点不同，且对母婴预后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既往对此研究较少。

分析不同病因APIP的临床特征及其与母婴预后的关系。

收集2016—2022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收治的48例住院APIP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病因分为胆源性组（n=27）及高脂血症组（n=21），对比分析两组实验室检查指标以及母婴结局。

胆源性组起病至就诊时间长于高脂血症组，入院时孕周短于高脂血症组，既往孕次多于高脂血症组，腹泻及停止排便所占比例低于高脂血症组（P<0.05）。两组患者严重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12）。胆源性组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C反应蛋白、胆固醇、三酰甘油水平低于高脂血症组，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谷氨酰转肽酶、血肌酐、血钙、血钠、血淀粉酶、N末端脑钠肽前体水平高于高脂血症组（P<0.05）。胆源性组分娩时孕周短于高脂血症组（P<0.05）。胆源性组和高脂血症组早产率、剖宫产率、剖宫产人为干预终止妊娠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胆源性组新生儿重量小于高脂血症组，身长短于高脂血症组，病理性黄疸、呼吸窘迫、呼吸机辅助呼吸发生率高于高脂血症组（P<0.05）。

胆源性疾病目前仍为APIP患者的第一位病因，可显著缩短母体的分娩孕周，并造成胎儿低体质量，增加胎儿病理性黄疸、呼吸窘迫、呼吸机辅助呼吸的发生率，引起胎儿更为严重的预后。

颈动脉斑块是临床颈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早期预测信号，同型半胱氨酸（Hcy）与颈动脉斑块之间的联系已被公认，但目前对绝经后中老年女性Hcy与颈动脉斑块的相关性尚无明确的定论。

分析绝经后中老年女性Hcy在参考范围对颈动脉斑块发生的风险影响，确定其风险阈值。

选取2020年1月—2023年6月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体检中心行健康体检的正常Hcy绝经后中老年女性1 465例（Hcy<15 μmol/L）。收集研究对象一般情况、血液生化指标和颈动脉超声指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Hcy与颈动脉斑块的关联。利用受试者工作（ROC）曲线确定正常Hcy绝经后中老年女性发生颈动脉斑块风险的Hcy截断值。

1 465例研究对象中有颈动脉斑块644例（43.96%）。斑块者年龄、收缩压、舒张压、总胆固醇、三酰甘油、Hcy均高于非斑块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非斑块者（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1.100，95%CI=1.070~1.130）、收缩压（OR=1.021，95%CI=1.012~1.030）、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OR=1.232，95%CI=1.077~1.411）、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OR=0.568，95%CI=0.387~0.835）和Hcy（OR=1.142，95%CI=1.080~1.207）是绝经后中老年女性发生颈动脉斑块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Hcy≥11.87 μmol/L是预测正常Hcy绝经后中老年女性患颈动脉斑块的最佳截断值，ROC曲线下面积为0.605，特异度为75.8%，灵敏度为40.4%。

Hcy是绝经后中老年女性发生颈动脉斑块的独立影响因素，且Hcy≥11.87 μmol/L是预测绝经后中老年女性在Hcy正常水平内发生颈动脉斑块的最佳截断值。这一阈值可为临床评估绝经后中老年女性颈动脉斑块风险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