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型糖尿病肾病（T2DN）是2型糖尿病的主要慢性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终末期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给患者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已成为全球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

本研究旨在基于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分析中国T2DN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预测T2DN至2050年的发展趋势，为T2DN防控和公共卫生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本研究以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GBD 2021）为数据来源，提取1990—2021年中国T2DN的发病率、患病率、伤残调整生命年率（DALY率）和死亡率和作为评估T2DN疾病负担的指标。采用年度百分比变化估计值（EAPC）评估这些指标在不同性别和年龄组的变化趋势。采用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ARIMA）模型和指数平滑（ES）模型分别对不同性别和年龄组的各指标进行时间序列预测，并通过绝对百分比误差（APE）评估模型预测误差。

1990—2021年，中国T2DN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呈上升趋势（EAPC=0.42%，95%CI=0.34%~0.50%）；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呈轻微下降趋势（EAPC=-0.24%，95%CI=-0.39%~-0.10%）；年龄标准化DALY率呈轻微下降趋势（EAPC=-0.7%，95%CI=-0.8%~-0.6%）；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呈下降趋势（EAPC=-0.57%，95%CI=-0.66%~-0.49%）。按性别划分，女性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上升幅度相对较大（EAPC=0.6%，95%CI=0.49%~0.71%），男性上升幅度较小（EAPC=0.23%，95%CI=0.17%~0.29%）；男性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下降幅度较女性更为明显（男性EAPC=-0.27%，95%CI=-0.41%~-0.13%；女性EAPC=-0.22%，95%CI=-0.37%~-0.07%）；女性年龄标准化DALY率和死亡率呈显著下降趋势（DALY率EAPC=-1.13%，95%CI=-1.25%~-1.02%；死亡率EAPC=-1.10%，95%CI=-1.20%~-1.01%），男性变化较小（DALY率EAPC=-0.28%，95%CI=-0.40%~-0.15%；死亡率EAPC= -0.06%，95%CI=-0.19%~0.08%）。年龄别分析显示，各项疾病负担指标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高龄人群负担沉重，且部分高年龄组发病率和DALY率呈上升趋势。ARIMA模型预测结果显示，2050年男性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增至27.34/10万，患病率降至877.11/10万，DALY率保持在140.79/10万，死亡率保持在7.64/10万。女性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增至18.17/10万，患病率降至938.24/10万，DALY率降至69.66/10万，死亡率保持在4.77/10万。ES模型预测结果显示，2050年男性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增至19.57/10万，患病率降至1 055.85/10万，DALY率降至140.38/10万，死亡率保持在7.30/10万；女性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增至16.49/10万，患病率增至1 092.09/10万，DALY率降至105.84/10万，死亡率降至5.16/10万。模型误差评估显示，ES模型在大多数年龄标准化率和患病人数的预测上误差较小，而ARIMA模型在部分人数指标和女性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上误差相对较小。

1990—2021年，中国T2DN的整体疾病负担在年龄标准化后有所改善，尤其在死亡率和DALY率方面，但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持续上升，且疾病负担向高龄人群集中的趋势日益明显。本研究预测至2050年，中国新发病例仍将持续增加。应制定针对高风险人群，尤其是针对高龄人群和男性的精准防控策略，加强全科医学在慢病管理中的核心作用，以应对未来的公共卫生挑战。

糖尿病肾病（DN）是糖尿病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同时也是终末期肾脏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肾活检是DN病理诊断的金标准。既往关于DN的中医相关因素研究大多缺乏肾活检依据，可能导致纳入人群不够精准。

探讨DN患者中医证型的分布规律及伴大量蛋白尿、肾功能不全的相关中医证素，为DN病机研究提供中医思路。

纳入2022年1月—2024年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肾脏病医学部确诊为2型糖尿病且经肾活检诊断为单纯DN的78例患者的中医信息及临床资料。探索中医证型的临床特征及分布规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探讨DN伴大量蛋白尿（24 h尿蛋白定量>3.5 g）、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1·（1.73 m²）^-1的相关中医证素。

将DN患者按照慢性肾脏病（CKD）分期进行分组：CKD 1期组11例，CKD 2期组19例，CKD 3期组22例，CKD 4期组21例，CKD 5期组5例。不同CKD分期组间的血红蛋白、eGFR、血清白蛋白、血清肌酐、血清尿素氮、24 h尿蛋白定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照中医证型分类DN患者可分为：阴虚燥热证11例，气阴两虚证23例，肝肾阴虚证15例，脾肾阳虚证29例。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血红蛋白、eGFR、血清总蛋白、血清白蛋白、血清肌酐、血清尿素氮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KD 1~5期组中医证型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CKD 1期组阴虚燥热证、气阴两虚证所占比例较多，分别为45.5%（5/11）、27.3%（3/11）；CKD 2期组气阴两虚证、肝肾阴虚证所占比例较多，分别为42.1%（8/19）、31.6%（6/19）；CKD 3期组脾肾阳虚证、气阴两虚证所占比例较多，分别为54.5%（12/22）、31.8%（7/22）；CKD 4期组脾肾阳虚证、肝肾阴虚证所占比例较多，分别为52.4%（11/21）、28.6%（6/21）；CKD 5期组脾肾阳虚证所占比例最多（60.0%，3/5）。对应性分析显示，阴虚燥热证、气阴两虚证、脾肾阳虚证分别对应CKD分期的1、2、5期。阳虚证（OR=3.545，95%CI=1.270~9.895，P=0.016）、病位心（OR=3.208，95%CI=1.082~9.511，P=0.035）是DN伴大量蛋白尿的影响因素。阳虚证（OR=3.000，95%CI=1.141~7.890，P=0.026）是DN伴eGFR<60 mL·min^-1·（1.73 m²）^-1的影响因素。

随着CKD分期的加重，DN中医证型大致呈阴虚、气虚、阳虚的转变规律。阳虚证、病位心是DN伴大量蛋白尿的影响因素，阳虚证是DN伴eGFR<60 mL·min^-1·（1.73 m²）^-1的影响因素。中医辨证结合现代医学，有利于把握DN病机，发挥中西医结合诊疗的优势。

非甾体类盐皮质激素拮抗剂非奈利酮是用于保护糖尿病肾病患者肾脏的新药，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均为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肾脏保护药物。近期，两项针对慢性肾病患者型荟萃分析，关于非奈利酮对估算肾小球滤过率下降的影响，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鉴于此，本研究专门聚焦于2型糖尿病患者，旨在深入探究非奈利酮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系统评价非奈利酮在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计算机检索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Embase和PubMed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4年4月。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文献、提取数据，采用Revman 5.3进行Meta分析，对应用非奈利酮治疗的2型糖尿病患者的尿白蛋白/肌酐比率、估算肾小球滤过率等指标进行比较。

最终纳入7篇文献，共包括15 528例患者。结果显示，干预组（使用非奈利酮）患者尿白蛋白/肌酐比率（SMD=-0.46，95%CI=-0.48~-0.39，P<0.05）、估算肾小球滤过率（SMD=-0.15，95%CI=-0.19~-0.10，P<0.05）、肾脏复合终点（OR=0.83，95%CI=0.75~0.92，P<0.05）、全因死亡率（OR=0.88，95%CI=0.78~0.99，P<0.05）和终末期肾病（OR=0.80，95%CI=0.64~0.99，P<0.05）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组高钾血症的风险显著增加（OR=2.13，95%CI=1.89~2.39，P<0.05）。

非奈利酮能显著改善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肾脏复合终点事件，降低尿白蛋白/肌酐比率并减缓估算肾小球滤过率下降；治疗时需注意高钾血症的风险。

高血压肾病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肾脏病，已成为导致终末期肾病的重要病因，分析和预测其流行现状能为慢性肾病的防控提供一定参考。

本研究旨在分析1990—2021年我国高血压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时间变化趋势，为未来我国高血压肾病防控策略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

利用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GBD 2021）数据库获取我国高血压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数据，应用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高血压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的变化趋势，使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估计不同性别高血压肾病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并采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PC）方法对我国2022—2032年不同性别高血压肾病标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做出预测。

经过年龄标准化后，男性和女性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在1990—1995年均略有下降，随后均呈现缓慢上升趋势；1990—2021年男性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由5.44/10万下降至4.72/10万，女性由3.86/10万下降至2.75/10万，女性的下降趋势相对更加明显。Joinpoint回归模型结果显示，经年龄标准化后，我国高血压肾病的ASIR整体呈上升趋势（男性、女性AAPC分别为0.43%、0.64%，P<0.05）。不同时期结果显示，我国男性高血压肾病ASIR 1990—1992年降速最快[年度变化百分比（APC）=-1.62%，P<0.05]，2019—2021年增速最快（APC=1.30%，P<0.05）。我国女性高血压肾病ASIR 1990—1995年降速最快（APC=-1.31%，P<0.05）。经年龄标准化后，我国高血压肾病的ASMR整体呈下降趋势（男性AAPC=-0.51%，女性AAPC=-1.09%，P<0.05），女性下降趋势更加明显。不同时期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男性高血压肾病ASMR 2004—2007年降速最快（APC=-3.26%，P<0.05），1998—2004年增速最快（APC=1.30%，P<0.05）。我国女性高血压肾病ASMR 2004—2007年降速最快（APC=-4.47%，P<0.05）。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年龄组中，男性的高血压肾病ASIR和ASMR普遍高于女性，高血压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年龄60~65岁后男性和女性ASIR增速均开始加快，年龄≥70岁后死亡率增速开始加快。我国男性和女性高血压肾病发病风险的时期效应呈现上升趋势，时期对女性高血压肾病发病风险的影响稍高于男性；1992—2021年我国男性和女性高血压肾病的死亡风险随时间推移而出现下降的趋势；我国男性和女性高血压肾病ASIR的队列效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ASMR的队列效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22—2032年我国男性、女性高血压肾病的ASIR将会持续上升，ASMR将会持续下降。

1990—2021年我国高血压肾病ASIR总体呈上升趋势，ASMR呈下降趋势；发病和死亡风险均随年龄而增长，尤其在老年后增速明显。预测未来10年，ASIR将会持续上升，ASMR缓慢下降。提示应该关注男性和老年患者，有针对性地制订防控措施。

动静脉内瘘是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的主要血管通路。平均血小板体积（MPV）是心血管事件的生物标志物，MPV已被确定为心肌梗死、中风和静脉血栓栓塞的独立危险因素。MPV是否是MHD患者发生血管通路事件的危险因素尚不明确。

探讨MPV水平与MHD患者血管通路事件风险的相关性。

选取2020-09-01—15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血液净化中心行MHD的患者343例为研究对象。随访截止时间为2021-09-15，终点事件为出现血管通路事件（动静脉内瘘狭窄或血栓）或患者出现死亡。根据纳入患者MPV值的四分位数将患者分为4组：Q1组（MPV：6.1~8.1 fL），Q2组（MPV：8.2~8.8 fL），Q3组（MPV：8.9~9.6 fL），Q4组（MPV：9.7~14.1 fL）。比较4组MHD患者一般情况、实验室检查、动静脉内瘘血栓及狭窄的发病率等相关资料。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MHD患者血管通路事件发生率，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使用多重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MHD患者MPV与血管通路事件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并进一步根据分层特征进行亚组分析。

343例MHD患者中60（17.5%）例患者出现血管通路事件，Q4、Q3、Q2、Q1组MHD患者血管通路事件的发生率分别为33.7%（29/86）、17.8%（16/90）、12.2%（10/82）、5.9%（1/85）。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4组MHD患者血管通路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5.691，P<0.05）。校正混杂因素后，MPV水平升高仍是MHD患者血管通路事件发生风险的危险因素（HR=1.59，95%CI=1.28~1.97，P<0.001），且随着MPV水平升高MHD患者血管通路事件发生风险增加（P_趋势<0.00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除糖尿病分组，其他各亚组间均不存在交互作用（P_交互>0.05）。

MPV水平升高可能是MHD患者血管通路事件发生风险的危险因素，为临床医生预测血管通路事件发生的风险提供了参考指标。

目前慢性肾脏病（CKD）发病率和流行率仍较高。高血压和糖尿病常共存，并共同加速肾脏疾病的进展。脂质蓄积指数（LAPI）是预测心血管疾病和糖代谢异常的新指标，与CKD的关系有待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高血压伴糖代谢异常患者LAPI与CKD发生风险的关系。

回顾性纳入2012年1月—2019年5月收治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高血压中心的2 033例高血压伴糖代谢异常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一般资料与实验室检查指标。计算LAPI，按LAPI四分位数将人群资料分为四组，Q1组（LAPI≤44.03，n=509），Q2组（44.03<LAPI≤64.68，n=508），Q3组（64.68<LAPI≤98.90，n=508），Q4组（LAPI>98.90，n=508），对患者进行随访，随访终点事件为CKD。采用Kaplan-Meier曲线分析不同LAPI水平的CKD的累积发生率，并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差异。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LAPI与CKD的关系。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拟合多因素Cox比例回归模型探索LAPI与CKD的效应关系。采用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检验LAPI与CKD关系的稳定性。

4组年龄、性别、BMI、腰围、心率、舒张压、吸烟、饮酒、尿酸、总胆固醇、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服用钙离子拮抗剂、降糖治疗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随着LAPI水平升高，Q1~Q4组CKD累积风险升高（χ²=14.48，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LAPI每增加1个标准差，CKD的风险比例升高12.5%（HR=1.125，95%CI=1.035~1.223，P=0.005）；Q4组较Q1组CKD的风险比例升高了54.9%（HR=1.549，95%CI=1.129~2.125，P=0.007）。限制性样条回归曲线结果显示，LAPI>65.59为CKD的危险因素（P=0.007）。交互分析和亚组分析结果显示，LAPI与发生CKD风险的关系仍然稳定。

在高血压伴糖代谢异常的患者中，早期较高的LAPI会增加CKD的发生风险。

既往研究发现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计数增多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减少与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相关，然而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单核细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MHR）与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发生造影剂肾病（CIN）的相关性研究较少。

探究NLR、MHR及两者联合对STEMI患者急诊PCI术后CIN的预测价值。

选取2019—2022年在扬州大学附属苏北人民医院接受急诊PCI的437例STEMI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入组患者术后是否发生CIN，分成CIN组（65例）和非CIN组（372例）。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及实验室检查指标，计算NLR和MHR的数值，并比较2组患者临床资料。运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STEMI患者PCI术后发生CIN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NLR、MHR及两者联合预测STEMI患者PCI术后发生CIN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估NLR、MHR及两者联合对CIN发生的预测效能。

CIN组患者2型糖尿病史、利尿剂使用、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空腹血糖、NLR、MHR水平高于非CIN组，血红蛋白、淋巴细胞计数和肌酐水平低于非CIN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2型糖尿病史（OR=1.997，95%CI=1.063~3.751，P=0.032）、单核细胞计数（OR=2.372，95%CI=1.060~5.310，P=0.036）、NLR（OR=1.311，95%CI=1.171~1.468，P<0.001）、MHR（OR=7.075，95%CI=1.893~26.439，P=0.004）水平升高为STEMI患者急诊PCI术后发生CIN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结果显示，NLR、MHR及两者联合预测STEMI患者急诊PCI术后发生CIN的AUC分别为0.733（95%CI=0.669~0.796，P<0.001）、0.706（95%CI=0.633~0.779，P<0.001）、0.796（95%CI=0.740~0.852，P<0.001）；灵敏度分别为66.2%、60.0%、69.2%；特异度分别为71.8%、75.3%、73.1%。

2型糖尿病史、单核细胞计数、NLR、MHR水平升高为STEMI患者急诊PCI术后发生CIN的独立危险因素；NLR、MHR及两者联合均可作为有效识别STEMI患者急诊PCI术后发生CIN的早期生物标志物。

急性肾损伤（AKI）是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显著增加了ARDS患者的死亡率。目前临床对于ARDS并发AKI的认识及有效防治措施尚不足，探索可能的预测因子对于早期评估并及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以降低ARDS患者AKI的发生率及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

系统评价ARDS患者并发AKI的危险因素。

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anfang Data）、维普网（VIP）、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SinoMed）数据库中ARDS患者并发AKI危险因素的相关文献，检索时间从建库至2023年12月。由2名研究者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独立进行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后，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17篇文献，包含6 160例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增长（OR=1.02，95%CI=1.00~1.03，P=0.007）、序贯器官衰竭（SOFA）评分较高（OR=1.17，95%CI=1.05~1.30，P=0.004），合并糖尿病（OR=1.40，95%CI=1.09~1.80，P=0.008）、高血压（OR=1.56，95%CI=1.26~1.93，P<0.001）、心房颤动（OR=1.76，95%CI=1.09~2.85，P=0.020）、慢性肾病（OR=10.31，95%CI=3.30~32.19，P<0.001），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OR=1.02，95%CI=1.00~1.05，P=0.030）、血管生成素2（Ang-2）（OR=1.84，95%CI=1.73~1.95，P<0.001）水平升高，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40 U/L（OR=2.27，95%CI=1.56~3.31，P<0.001），动脉血pH值降低（OR=0.83，95%CI=0.75~0.92，P=0.000 6）、肾小球滤过率（GFR）降低（OR=0.92，95%CI=0.86~0.99，P=0.020），机械通气（OR=2.53，95%CI=1.96~3.26，P<0.001）、体外膜肺氧合（ECMO）（OR=1.81，95%CI=1.43~2.28，P<0.001）治疗是ARDS患者并发AKI的危险因素。而性别（OR=1.17，95%CI=0.82~1.67，P=0.390）、BMI（OR=1.27，95%CI=0.77~2.09，P=0.350）、肥胖（OR=5.88，95%CI=0.51~68.28，P=0.160）、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OR=1.20，95%CI=0.99~1.46，P=0.060）、心力衰竭（OR=4.49，95%CI=0.58~34.70，P=0.150）、意识障碍（OR=1.83，95%CI=0.88~3.84，P=0.110）、胸腔积液（OR=1.16，95%CI=0.81~1.65，P=0.410）、氧合指数（OR=4.30，95%CI=0.69~26.77，P=0.120）、降钙素原（OR=1.08，95%CI=0.95~1.23，P=0.230）、白细胞计数（OR=1.56，95%CI=0.51~4.80，P=0.440）、血浆白蛋白（OR=1.07，95%CI=0.97~1.17，P=0.170）与ARDS患者并发AKI不相关。

ARDS患者并发AKI的危险因素涉及多个方面，包括一般因素（年龄增长）、整体评估（SOFA评分高）、疾病因素（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心房颤动、慢性肾病）、实验室指标（NLR、Ang-2水平升高，AST>40 U/L，动脉血pH值、GFR降低）以及治疗方面（机械通气、ECMO）。受纳入研究数量及质量局限，本结论仍需未来更多高质量研究加以验证。

急性肾损伤（AKI）至慢性肾脏病（CKD）的过渡阶段称为急性肾脏病（AKD），目前中医药干预儿童AKI进展为AKD的研究相对较少。

探究加味升降散治疗儿童AKI和AKD的效果及对预后的影响。

选择2017年6月—2022年6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儿科收治的136例AKI患儿，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治疗组65例，对照组71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西医治疗，治疗组患儿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加味升降散汤剂口服治疗。患儿分别在治疗7 d和14 d后，收集实验室检查指标，治疗14 d评价中医证候评分。AKI患儿治疗7 d后，重新评估病情。治疗3~60个月后对患儿门诊随访。采用单因素、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探究AKI患儿进展为AKD的危险因素以及AKD患儿进展为CKD 3期的危险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患儿累积生存率的生存曲线，生存曲线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

共纳入AKI患儿136例，男81例，女55例，年龄1~17岁，平均年龄（12.6±4.5）岁。治疗7 d后共67例患儿进展为AKD，其中治疗组患儿26例进展为AKD，对照组患儿41例进展为AKD。根据前期AKI分组和治疗结果，将AKD患儿再次分为AKD治疗亚组（26例）和AKD对照亚组（41例）。治疗组治疗后血肌酐（Scr）、血尿素氮（BUN）、尿酸（UA）、尿N-乙酰-β-D-葡萄糖苷（NAG）酶、尿视黄醇结合蛋白（RBP）、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中医证候评分、CKD 3期比例低于对照组，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AKI完全恢复比例高于对照组（P<0.05）。AKD患儿治疗14 d后，AKD治疗亚组Scr、尿NAG酶、尿NGAL、CKD 3期、终末期肾脏病（ESRD）比例低于AKD对照亚组（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尿NAG酶≥9.7 U·g^-1·Cr^-1是AKI患儿进展为AKD的危险因素（HR=2.724，95%CI=1.886~4.519，P=0.007），中药治疗是AKI患儿进展为AKD的保护因素（HR=0.482，95%CI=0.319~0.843，P=0.008）；AKD 3期是AKD患儿进展为CKD 3期的危险因素（HR=2.865，95%CI=2.213~3.619，P=0.011），中药治疗是AKD患儿进展为CKD 3期的保护因素（HR=0.665，95%CI=0.422~0.953，P=0.040）。疗程结束后，AKI治疗组进展为AKD的风险低于AKI对照组（χ²=5.343，P=0.021）；随访90 d，AKI治疗组进展为CKD 3期的风险低于AKI对照组（χ²=4.623，P=0.032），AKD治疗亚组进展为CKD 3期的风险低于AKD对照亚组（χ²=7.409，P=0.006）；随访结束后，AKD治疗亚组肾脏生存率高于AKD对照亚组（χ²=8.133，P=0.004）。

加味升降散可延缓AKI和AKD的疾病进程，保护肾脏功能，改善短期及远期预后。

慢性肾脏病（CKD）是我国乃至全球不可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国内关于不同亚型CKD发病趋势预测的相关研究鲜见报道。

预测2020—2040年中国5种亚型CKD的发病趋势，为CKD的防控提供参考。

2023年4—5月，收集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数据库1990—2019年我国5种亚型CKD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和发病人数。采用变化率（%）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描述和分析我国5种亚型CKD的发病现状。运用Prophet模型预测我国2020—2040年5种亚型CKD的ASIR和发病人数。

1990—2019年我国5种亚型CKD的ASIR和发病人数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高血压肾病的上升趋势最为明显（AAPC=0.75，P<0.05）。2019年男性2型糖尿病肾病、1型糖尿病肾病、肾小球肾炎肾病和高血压肾病的ASIR和发病人数均高于女性，而女性其他类型肾病的ASIR和发病人数高于男性。2型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和其他类型肾病在65~74岁年龄组的发病人数较高。1型糖尿病肾病和肾小球肾炎肾病的发病人数多集中于<5岁年龄组。本研究预测结果表明，预计到2040年，2型糖尿病肾病的ASIR和发病人数分别为23.27/10⁵（80%UI=20.64/10⁵~26.08/10⁵）和755 375（80%UI=702 827~811 409）例，1型糖尿病肾病的ASIR和发病人数分别为0.60/10⁵（80%UI=0.47/10⁵~0.73/10⁵）和10 625（80%UI=9 519~11 787）例，肾小球肾炎肾病的ASIR和发病人数分别为3.88/10⁵（80%UI=3.01/10⁵~4.79/10⁵）和87 050（80%UI=74 470~100 460）例，高血压肾病的ASIR和发病人数分别为15.35/10⁵（80%UI=13.53/10⁵~17.29/10⁵）和470 214（80%UI=437 598~504 817）例，其他类型肾病的ASIR和发病人数分别为127.68/10⁵（80%UI=102.41/10⁵~154.68/10⁵）和3 901 317（80%UI=3 622 415~4 198 720）例。

1990—2019年我国5种亚型CKD的ASIR和发病人数均呈现上升趋势。2020—2040年中国2型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和其他类型肾病的ASIR和发病人数仍然呈现上升趋势，虽然1型糖尿病肾病和肾小球肾炎肾病的发病人数逐年增长，但总体的ASIR呈现下降趋势。未来应针对不同亚型的CKD制定相应的防控策略。

慢性肾脏病（CKD）是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CKD 4期是CKD病程中一个关键的阶段，标志着肾功能的显著下降和症状的明显出现。发酵虫草菌粉虽然长期应用于CKD的治疗之中，但其对CKD的预后影响尤其是CKD 4期的疗效缺乏循证医学证据。

探索发酵虫草菌粉治疗CKD 4期患者的长期预后情况及影响预后的潜在相关因素。

选取2013—2022年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肾病科住院诊断为CKD 4期的患者631例为研究对象。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基础上，根据是否使用发酵虫草菌粉分为虫草治疗组（339例）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组（252例）。收集患者基本信息、是否伴随糖尿病、发生终点事件情况及进入终点事件时间、确诊CKD 4期时间及确诊时相关实验室指标等资料。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消除组间基线差异后，通过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影响CKD 4期患者预后的潜在相关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CKD 4期患者预后的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生存情况差异。

按1∶1比例匹配后最终共纳入378例患者。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使用发酵虫草菌粉（HR=0.79，95%CI=0.64~0.98，P=0.030），估算肾小球滤过滤（HR=0.97，95%CI=0.94~1.00，P=0.025）、血清白蛋白（HR=0.97，95%CI=0.96~0.99，P=0.002）水平升高可延长CKD 4期患者的生存时间；男性（HR=1.37，95%CI=1.09~1.71，P=0.006）、脑利钠肽（HR=1.00，95%CI=1.00~1.00，P=0.003）、血磷（HR=2.44，95%CI=1.63~3.67，P<0.001）和24 h尿蛋白（HR=1.00，95%CI=1.00~1.00，P<0.001）水平升高可缩短CKD 4期患者的生存时间。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虫草治疗组累积生存率高于中西医结合治疗组（HR=0.70，95%CI=0.57~0.86，P<0.001）；低尿蛋白水平亚组中，虫草治疗患者累积生存率高于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HR=0.67，95%CI=0.52~0.85，P=0.001）；高尿蛋白水平亚组中，两治疗组累积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18）。

长期使用发酵虫草菌粉能够延缓CKD 4期患者肾功能进展，在积极控制尿蛋白的前提下可发挥更好的临床疗效。较低水平的脑利钠肽和血磷、较高水平的血清白蛋白也是CKD 4期患者良好预后的潜在因素。

心血管疾病（CVD）是腹膜透析（PD）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而营养不良是PD患者发生CVD及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预后营养指数（PNI）作为一种综合评估患者免疫、炎症和营养状态的指标，因其具有便利性与可靠性等优点，在肿瘤等多种疾病的预后评估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不同时间点的营养状态与PD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探讨PD患者首年PNI与CVD死亡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为多中心、回顾性观察性队列研究，纳入2000-01-01—2019-07-01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赣州市人民医院4所中心置管并开始接受PD治疗的1 640例P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患者进行随访，随访截止时间为2021-07-01，终点事件为CVD死亡并记录患者生存时间及具体死亡原因。应用限制性立方条图（RCS）分析PNI与PD患者CVD死亡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关联；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PD患者的生存曲线，绘制PNI预测PD患者CVD死亡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根据最佳截断值（cut-off=40.46）将患者分为低PNI组703例与高PNI组937例；采用Log-rank检验和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探讨PNI对PD患者CVD死亡的影响。

本研究中位随访时间为30个月，随访期间共148例患者死亡，其中CVD死亡73例（49.32%）。RCS结果表明，PNI与CVD死亡事件呈线性关联（P for Nonlinear=0.655）。ROC曲线显示，PNI预测PD患者CVD死亡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17（95%CI=0.659~0.775，P<0.001），灵敏度为74.0%，特异度为58.6%。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低PNI组CVD生存率低于高PNI组（χ²=26.685，P<0.001）。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校正性别、年龄及CVD病史等混杂因素后，低PNI组仍是CVD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HR=7.76，95%CI=1.72~35.06，P=0.008），亚组分析结果仍稳健，无明显交互作用。

PNI降低是PD患者CVD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PD首年PNI评分在评估PD患者预后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急性肾损伤（AKI）是脓毒症常见并发症，机体免疫-炎症指标是预测脓毒症并发AKI患儿预后的常用指标，目前从微小RNA（miR）方面评估的研究较少，有待临床探究。

探究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白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及miR在脓毒症并发AKI患儿中的表达，并分析其对预后的评估价值。

选取2020年3月—2023年3月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100例脓毒症并发AKI患儿为观察组，另选取同期80例单纯脓毒症患儿为对照组。收集患者一般资料，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SAA、IL-6、TNF-α水平，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miR-21-3p、miR-182-5p、miR-128-3p相对表达量。比较两组序贯性器官功能衰竭（SOFA）评分、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APACHE Ⅱ）评分。采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析血清SAA、IL-6、TNF-α及miR水平与SOFA、APACHE Ⅱ评分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探究血清SAA、IL-6、TNF-α及miR水平对脓毒症并发AKI患儿死亡的预测价值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

观察组SOFA评分、APACHE Ⅱ评分、血清SAA、IL-6、TNF-α、miR-21-3p、miR-182-5p、miR-128-3p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住院28 d后观察组74例患儿生存，26例患儿死亡。生存患儿血清SAA、IL-6、TNF-α、miR-21-3p、miR-182-5p、miR-128-3p均低于死亡患儿（P<0.05）。血清SAA、IL-6、TNF-α、miR-21-3p、miR-182-5p、miR-128-3p与SOFA、APACHE Ⅱ评分均呈正相关（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联合预测的AUC为0.926（95%CI=0.856~0.969，P<0.05）。

脓毒症并发AKI患儿血清SAA、IL-6、TNF-α、miR-21-3p、miR-182-5p、miR-128-3p异常高表达，临床检测各项指标水平对患儿预后评估有较高价值及预警作用。

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是常见的心血管急危重症之一，首选治疗方式为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PCI术后患者多发造影剂肾病（CIN），CIN会显著增加患者不良事件发生风险，早诊断、早治疗尤为重要。

探讨血清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3（NLRP3）水平、造影剂用量对STEMI患者PCI术后CIN的诊断价值。

纳入2022年6—12月在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确诊为STEMI且急诊行PCI术的257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PCI术后24、48 h是否发生CIN分为CIN组61例，非CIN组196例。收集患者基本临床资料，并记录患者术中造影剂用量。患者入院第2天抽空腹静脉血，检测肾功能指标、血脂、血糖等生化指标和血清NLRP3水平，同时心脏彩超检测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发生CIN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血清NLRP3水平及造影剂用量对CIN的诊断价值。

CIN组患者男性比例、术前血尿酸、白蛋白低于非CIN组，造影剂剂量、NLRP3高于非CIN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造影剂用量增加（OR=1.008，95%CI=1.001~1.015，P=0.017）、血清NLRP3水平升高（OR=1.139，95%CI=1.054~1.230，P=0.001）是发生CIN的危险因素。ROC曲线结果显示造影剂用量、血清NLRP3水平以及二者联合应用诊断急性心肌梗死PCI术后CIN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97（95%CI=0.716~0.879）、0.885（95%CI=0.828~0.942）、0.939（95%CI=0.896~0.981）。

在STEMI患者中，造影剂用量和血清NLRP3水平是PCI术后CIN的危险因素，可作为PCI术后CIN的预测指标，二者联合应用对CIN的诊断价值较为明确。

慢性肾脏病（CKD）是全球排名第十一位的致命疾病，其导致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正迅速增加。在所有慢性病中，CKD的致残和致死风险增长率居首位。胰岛素抵抗（IR）和肥胖与CKD的发展密切相关，三酰甘油-葡萄糖（TyG）指数可作为衡量IR的替代指标，但TyG指数与CKD发生的关系尚不完全清楚。

通过队列研究，探讨TyG指数及其肥胖合并指标与CKD发生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选取2015年1月—2022年11月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年度体检的4 921例成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将参与者根据基线TyG指数的四分位数分为4组，分别为Q1（5.43~6.66）、Q2（6.67~7.04）、Q3（7.05~7.43）、Q4（7.43~9.97）组，各组的例数分别为1 230例、1 231例、1 230例及1 230例。肥胖相关指标包括腰围（WC）、BMI和腰臀比（WHR），分别与TyG指数结合成TyG-WC、TyG-BMI和TyG-WHR指数。将参与者根据基线TyG-WC指数的四分位数分为4组，分别为Q1（204.49~523.14）、Q2（523.15~593.21）、Q3（593.22~657.16）、Q4（657.17~992.75），各组的例数分别为1 230、1 232、1 229、1 230例；根据基线TyG-BMI指数的四分位数将研究对象分为4组，分别为Q1（92.43~149.16）、Q2（149.17~168.43）、Q3（168.49~188.92）、Q4（88.93~306.64），各组的例数分别为1 228、1 231、1 232、1 230例；根据基线TyG-WHR指数的四分位数将研究对象分为4组，分别为Q1（2.76~5.66）、Q2（5.67~6.26）、Q3（6.27~6.83）、Q4（6.84~9.67）组，各组的例数分别为1 230、1 230、1 231、1 230例。TyG指数及其结合肥胖指标与CKD的发病风险采用比例风险回归模型（Cox模型），剂量反应关系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RCS）。

截至随访终点，该研究队列中新发CKD 139例，发生率为2.8%。调整混杂因素后发现，与TyG指数Q1组相比，TyG指数Q4组发生CKD风险显著增加（HR=1.756，95%CI=1.010~3.054），与TyG-WC指数Q1组相比，TyG-WC指数Q4组发生CKD风险显著增加（HR=2.532，95%CI=1.210~5.296）（P<0.05）。TyG指数与CKD发生风险呈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非线性=0.048），TyG指数越高（>6.93），CKD发生风险越高。TyG-WC指数与CKD发生风险呈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非线性=0.078），CKD发生风险随TyG-WC指数升高而呈上升趋势。

TyG和TyG-WC均为CKD的影响因素，控制TyG和WC可以有效地预防和管理CKD，对CKD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达格列净是治疗2型糖尿病（T2DM）的有效药物，还具有降低T2DM肾病进展风险、减少尿蛋白以及心脏保护等作用，然而，达格列净能否降低T2DM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对比剂肾病（CIN）发生率，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探讨达格列净对T2DM患者PCI术后CIN发病的影响。

根据达格列净使用情况以1∶1倾向性匹配原则，回顾性连续纳入2021—2023年于天津市胸科医院心内科行PCI治疗的T2DM患者共484例为研究对象，其中达格列净组242例、对照组242例。收集2组患者PCI术前的临床资料并进行比较，同时记录2组患者PCI术前、PCI术后48 h及PCI术后1周的肾功能，包括血尿素氮（BUN）、血清肌酐（Scr）、肌酐清除率（Ccr）、胱抑素C（Cys-C）、β2微球蛋白（β2-MG）、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NGAL）的变化。主要终点事件为CIN发病率，次要终点事件为PCI围术期肾功能的变化。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达格列净对T2DM患者PCI术后CIN发病的影响。

达格列净组患者CIN发病率为6.2%，低于对照组患者的CIN发病率（1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900，P=0.039）；达格列净组患者CIN危险评分及B型钠尿肽高于对照组（P<0.05）。PCI术前、术后1周，2组患者BUN、Scr、Ccr、Cys-C、β2-MG、NGAL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PCI术后48 h，达格列净组患者Cys-C、β2-MG、NGAL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IN危险评分高（OR=1.213，95%CI=1.085~1.358，P=0.001）、B型钠尿肽水平升高（OR=3.940，95%CI=1.479~10.494，P=0.006）是T2DM患者PCI术后CIN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使用达格列净（OR=0.338，95%CI=0.159~0.717，P=0.005）是T2DM患者PCI术后CIN发病的独立保护因素。

使用达格列净是T2DM患者PCI术后CIN发病的独立保护因素，达格列净并不增加T2DM患者PCI术后急性肾损伤的发病风险，并可能降低CIN的发生率。

红景天苷对糖尿病肾病（DKD）大鼠具有保护作用，但在低氧环境下是否同样起效及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观察低氧环境下红景天苷对DKD大鼠模型血生化指标、肾组织病理损伤、肾脏细胞焦亡相关蛋白表达情况，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2022年3月—2023年3月40只6周龄SPF级SD雄性大鼠，随机抽取8只作为对照组，其余大鼠造模。将24只DKD成模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红景天苷组、红景天苷+Nod样受体蛋白3（NLRP3）激活剂组进行干预，每组8只。干预结束后腹主动脉取血进行生化指标检测，苏木素-伊红（HE）染色及透射电镜观察大鼠肾脏病理改变情况，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大鼠血清白介素（IL）1β、IL-18水平。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ing）检测肾组织半胱天冬酶1（Caspase-1）、消皮素D（GSDMD）、NLRP3和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蛋白表达水平。

造模后造模大鼠体质量低于对照大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大鼠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空腹血糖（FBG）、尿微量白蛋白（UMA）、尿素氮（BUN）、血肌酐（Scr）水平明显升高（P<0.05）；与模型组相比，红景天苷组大鼠BUN、UMA、Scr水平明显降低（P<0.05）；与红景天苷组相比，红景天苷+NLRP3激活剂组大鼠UMA、BUN、Scr水平明显升高（P<0.05）。HE染色及透射电镜结果可见红景天苷组大鼠肾脏组织病理改变较模型组明显减轻，红景天苷+NLRP3激活剂组较红景天苷组加重。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血清IL-1β、IL-18水平明显升高（P<0.05）；与模型组相比，红景天苷组大鼠血清IL-1β、IL-18水平明显降低（P<0.05）；与红景天苷组相比，红景天苷+NLRP3激活剂组IL-1β、IL-18水平明显升高（P<0.05）。与对照组相对，模型组Caspase-1、GSDMD、NLRP3、TGF-β1蛋白表达明显升高（P<0.05）；与模型组相对，红景天苷组Caspase-1、GSDMD、NLRP3、TGF-β1蛋白表达明显降低（P<0.05）；与红景天苷组相对，红景天苷+NLRP3激活剂组Caspase-1、GSDMD、NLRP3、TGF-β1蛋白表达明显升高（P<0.05）。

低氧环境下，红景天苷以不降低血糖和血脂为前提发挥了对DKD大鼠的治疗作用，考虑该作用可能与抑制NLRP3从而影响NLRP3/IL-1β/TGF-β1信号通路，最终改善足细胞焦亡损伤密切相关。

临床中紫癜性肾炎（HSPN）患儿多存在纤维蛋白原（FIB）升高现象，但FIB与肾脏病变相关性的研究较少。

探讨HSPN患儿FIB与国际小儿肾脏病研究组（ISKDC）病理分级及肾单位部分微观病理变化的相关性，明确FIB能否评估HSPN患儿肾损伤轻重。

收集2017年12月—2022年12月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肾病病区住院同时行肾活检的HSPN患儿922例，汇总其做肾活检期间的临床信息、FIB及肾脏病理信息，并依据FIB水平将患儿分为A组（偏低）<2.38 g/L、B组（标准）2.38~4.98 g/L、C组（偏高）>4.98 g/L。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究FIB与ISKDC病理分级、肾小球系膜增生比例、新月体增生比例及肾小球急慢性病变情况的相关性；再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FIB对肾单位微观病理变化的预测情况。

922例已做肾活检的HSPN患儿中，FIB为（3.48±1.01）g/L。A组113例，FIB偏低率占12.26%；B组734例，FIB标准率占79.61%；C组75例，FIB偏高率占8.13%。ISKDC病理分级中Ⅱa型173例（18.76%）、Ⅱb型29例（3.15%）、Ⅲa型466例（50.54%）、Ⅲb型232例（25.16%）、Ⅳ型及以上22例（2.39%）（其中Ⅳa型2例，Ⅳb型18例，Ⅴ型2例）。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HSPN患儿FIB及FIB分组与肾脏病理ISKDC分级（r_s=0.146，P<0.001；r_s=0.129，P<0.001）呈正相关性。922例HSPN患儿中有911例（98.80%）存在系膜细胞增生，655例（71.04%）存在新月体增生。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FIB、FIB分组均与系膜细胞增生率呈弱正相关性（r_s=0.092，P=0.005；r_s=0.096，P=0.003），与新月体增生率呈正相关性（r_s=0.132，P<0.001；r_s=0.830，P=0.012）。922例HSPN患儿中肾小球急性病变763例（82.75%）、急慢性病变97例（10.52%）、慢性病变62例（6.73%）。HSPN患儿FIB与肾小球病变的急慢性情况呈正相关（r_s=0.145，P<0.001）。同时，HSPN患儿部分肾活检指标FIB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曲线显示，FIB对肾小球硬化的灵敏度最高（灵敏度=0.900，特异度=0.303），FIB最佳截断值为2.835 mg/L；FIB对小管间质纤维化正向预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0.623，对小管细胞颗粒变性反向预测的AUC=0.641。

FIB可作为一项反映HSPN患儿肾脏病理变化轻重的实验室检查指标，能反映肾脏病理分级的轻重，与肾小球硬化、球囊粘连等肾单位微观指标关系密切，可协助临床诊断和治疗。

新生儿急性肾损伤（AKI）早期诊断困难，病死率高，而目前关于重度窒息并发新生儿AKI的相关研究相对缺乏。

探讨新生儿重度窒息并发AKI的危险因素及近期预后情况，并分析相关因素的预测价值，以采取措施减少AKI的发生，并提高此类患儿的抢救成功率。

纳入2016年1月—2023年1月于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治疗的172例重度窒息新生儿为研究对象，根据患儿是否并发AKI，分为AKI组（n=43）和非AKI组（n=129）。收集患儿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并记录AKI患儿的近期预后情况（住院期间存活或死亡）。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新生儿重度窒息并发AKI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探究相关指标对新生儿重度窒息并发AKI的预测价值。

AKI组患儿胎龄、出生体质量、5 min Apgar评分、血小板计数低于非AKI组，昏迷状态比例、有创机械通气比例、合并呼吸衰竭比例、血胱抑素C（Cys C）高于非AKI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5 min Apgar评分（OR=1.553，95%CI=1.193~2.021，P=0.001）、有创机械通气（OR=2.965，95%CI=1.021~8.611，P=0.046）、血Cys C值（OR=0.231，95%CI=0.109~0.487，P<0.001）是新生儿重度窒息并发AKI的影响因素。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Cys C预测AKI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77（95%CI=0.701~0.854，P<0.05），5 min Apgar评分预测AKI的AUC为0.792（95%CI=0.715~0.869，P<0.05）。AKI组患儿住院病死率为51.2%（22/43），非AKI组患儿住院病死率为21.7%（28/129），AKI组患儿病死率高于非AKI组（χ²=13.572，P<0.001）。

低5 min Apgar评分、有创机械通气、出生后高血Cys C会增加重度窒息新生儿发生AKI的风险。5 min Apgar评分、出生后血Cys C是预测新生儿重度窒息并发AKI的可靠指标。

糖尿病肾病（DN）是糖尿病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发病率高，危害性大。早期发现DN对预防相关疾病非常重要。目前大多研究基于传统的统计预测方法，数据需满足其所要求的前提假设条件。近年来已无法很好满足其在DN预测领域的需求，有必要尝试开展机器学习等新方法在DN预测领域的应用。

利用LASSO回归和麻雀搜索算法（SSA）优化的BP神经网络（SSA-BP神经网络）构建DN预测模型。

本研究时间为2023年4—8月，数据来源于公开的伊朗133例糖尿病患者的并发症数据。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LASSO回归筛选变量。以是否患DN为因变量，分别用8∶2和7∶3的比例划分训练集和测试集，使用SSA-BP神经网络进行建模与分析，并与经典的机器学习模型对比预测性能以分析较优的DN模型。基于准确率、精确率、灵敏度、特异度、F1-score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指标进行模型评价。

剔除9例1型糖尿病患者，本研究纳入的有效样本量为124例2型糖尿病（T2DM）患者，其中73例（58.9%）被诊断为DN患者。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BMI、糖尿病持续时间、空腹血糖（FBG）、糖化血红蛋白（HbA_1c）、低密度脂蛋白（LDL）、高密度脂蛋白（HDL）、三酰甘油（TG）、收缩压（SBP）和舒张压（DBP）的T2DM患者DN危险因素（P<0.05）。训练集∶测试集=8∶2时，训练集（n=100）中有59例DN患者，测试集（n=24）含有14例DN患者。LASSO回归筛选出年龄、糖尿病持续时间、HbA_1c、LDL和SBP共5个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LR）、K近邻（KNN）、支持向量机（SVM）、BP神经网络、SSA-BP神经网络模型在测试集的准确率分别为83.33%、79.17%、79.17%、87.50%、95.83%。F1-score分别为0.846 2、0.800 0、0.800 0、0.888 9、0.960 0。训练集∶测试集=7∶3时，训练集（n=88）中有52例DN患者，测试集（n=36）含有21例DN患者。LASSO回归筛选出年龄、BMI、糖尿病持续时间、LDL、HDL、SBP和DBP这7个影响因素。LR、KNN、SVM、BP神经网络、SSA-BP神经网络模型在测试集的准确率分别为86.11%、86.11%、86.11%、72.22%、91.67%。F1-score分别为0.871 8、0.871 8、0.864 9、0.705 9、0.909 1。

LR、KNN和SVM模型在训练集∶测试集=7∶3时性能较好，BP神经网络和SSA-BP神经网络模型在训练集∶测试集=8∶2时性能较好。相较于BP神经网络模型和传统机器学习模型，SSA-BP神经网络模型的预测性能更佳，可及时准确识别T2DM DN患者，实现DN的早发现和早治疗，从而预防并减缓对其身体带来的危害。

糖尿病肾病（DN）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并发症，对其发生风险进行预测与验证，有助于提前识别高风险患者并采取干预措施，以避免或延缓肾脏疾病的进展。

分析影响2型糖尿病（T2DM）患者并发DN的风险因素，构建T2DM患者发生DN风险的预测模型并进行验证。

选取2016年1月—2021年6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的5 810例T2DM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并发DN将患者分为DN组（481例）和非DN组（5 329例）。对其中481例DN患者和非DN患者依据性别、年龄（±2岁）进行1∶1病例对照匹配，将匹配后的962例T2DM患者根据2∶1比例随机分为训练组（n=641）和验证组（n=321）。收集患者的基础数据，如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其他相关数据。采用LASSO回归优化筛选变量，利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分别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Hosmer-Lemeshow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价预测模型的区分度、校准度以及预测模型的临床有效性。

DN组与非DN组患者性别、年龄、BMI、糖尿病病程、白细胞计数、总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清肌酐、高血压、收缩压、舒张压、糖化血红蛋白载脂蛋白B、24 h尿微量总蛋白、定性尿蛋白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LASSO回归分析方法，筛选出5个与T2DM患者发生DN风险相关的预测变量，结合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病程、总胆固醇、血清肌酐、高血压、定性尿蛋白是T2DM患者并发DN的危险因素（P<0.05）。训练组DN发生风险的ROC曲线下的面积（AUC）为0.866（95%CI=0.839~0.894），验证组DN发生风险的AUC为0.849（95%CI=0.804~0.889）。Hosmer-Lemeshow校准曲线拟合度较好（训练组P=0.748；验证组P=0.986）。DCA显示当患者的阈值概率为0.15~0.95时，使用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T2DM患者发生DN风险更有益。

本研究发现糖尿病病程、总胆固醇、血清肌酐、高血压、定性尿蛋白可能是T2DM患者并发DN的危险因素，建立了包含该5个危险因素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用于预测T2DM患者发生DN的风险。

IgA肾病（IgAN）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肾炎之一，目前糖皮质激素是否能改善慢性肾脏病（CKD）进展高风险IgAN患者肾脏预后尚无明确结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激素治疗对CKD进展高风险IgAN患者的治疗反应及肾脏预后的影响。

回顾性纳入2017年1月—2021年10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CKD进展高风险IgAN患者。根据是否进行激素治疗将患者分为激素治疗组和支持治疗组，采用倾向匹配法按照性别、年龄、24 h尿蛋白定量、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对患者进行1∶1匹配筛选病例，收集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记录患者治疗1年内疾病缓解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开始支持治疗的日期作为随访起点，随访至2022-10-31，主要终点事件定义为：进展为终末期肾脏病（ESRD）或接受透析治疗。复合终点事件定义为：eGFR较基线持续下降超过30%或进入ESRD或接受透析或患者死亡；运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患者主要/复合终点事件累积发生率的差异。运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探究影响CKD进展高风险IgAN患者预后的可能因素。

共有236例原发性IgAN患者符合纳入标准，经过1∶1匹配，激素治疗组97例与支持治疗组97患者匹配成功，两组基线数据匹配均衡。激素治疗组患者完全缓解率、部分缓解率均高于支持治疗组（χ²=6.171，P=0.013；χ²=3.973，P=0.046）。中位随访时间为18.00（9.75，28.00）个月。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激素治疗组的主要终点事件累积发生率低于支持治疗组（χ²=4.495，P=0.034）；激素治疗组的复合终点事件累积发生率低于支持治疗组（χ²=4.419，P=0.036）。符合纳入标准的236例患者中有177例中等量蛋白尿患者，采用倾向匹配法按照性别、年龄、24 h尿蛋白定量、eGFR对激素治疗和支持治疗的177例患者进行1∶1匹配后，激素治疗中等量蛋白尿者和支持治疗中等量蛋白尿者各有76例患者匹配成功。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显示，激素治疗中等量蛋白尿者的主要终点事件累积发生率低于支持治疗中等量蛋白尿者（χ²=4.127，P=0.042）；激素治疗中等量蛋白尿者的复合终点事件累积发生率低于支持治疗中等量蛋白尿者（χ²=4.934，P=0.026）。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红蛋白（HR=0.982）、血肌酐（HR=1.019）、eGFR（HR=1.020）、24 h尿蛋白定量（HR=1.205）是影响CKD进展高风险IgAN患者发生主要终点事件的影响因素（P<0.05）。激素治疗组感染发生率高于支持治疗组（P<0.05）。

在CKD进展高风险IgAN肾病患者中，与单纯支持治疗相比，激素治疗可以显著提升肾脏缓解率，降低肾功能下降、肾衰竭风；但仍需警惕其不良反应的发生。

我国2型糖尿病患病率不断升高，全科医生在2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慢性肾脏病（CKD）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并存疾病，但目前我国对基层医疗中2型糖尿病合并CKD综合防治的相关研究证据较少。

基于全科医生视角了解社区在2型糖尿病合并CKD监测和管理中存在的阻碍因素。

于2022年5—7月，在北京市某城区采用滚雪球抽样法抽取全科医生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化访谈，基于理论域框架（TDF）制订访谈提纲。采用NVivo 11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归类，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并提炼主题。

本研究共访谈13名全科医生，受访者从事全科岗位工作的年限为8~22年。研究总结出与TDF中6个领域有关的阻碍因素，分别为知识/技能、对结果的信念、动机和目标、医疗背景、资源、行为规范。经过再次提炼，发现缺乏系统的CKD相关知识和技能、基层医务人员激励机制不完善、基层医疗机构与上级医院缺乏通畅转诊流程、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欠佳等是社区在2型糖尿病合并CKD监测和管理中存在的阻碍因素。

全科医生在对2型糖尿病合并CKD患者的监测和管理中存在不同层面的阻碍因素，需要加强全科医生相关知识及技能培训，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激励机制，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上级医院的有效转诊流程，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于2型糖尿病合并CKD的防治能力。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可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是造成终末期肾衰竭的主要病因。二甲双胍是治疗糖尿病的主要药物之一，在糖尿病肾病治疗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研究发现二甲双胍不仅可以通过多种机制降低血糖，还可以阻止糖尿病肾病发展为终末期肾衰竭。多项研究发现二甲双胍对于治疗糖尿病肾病具有临床疗效，应根据肾小球滤过率评估患者药物安全性。本文综述了二甲双胍治疗糖尿病肾病的药理作用和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旨在深入了解二甲双胍对糖尿病肾病的治疗作用，为糖尿病肾病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IgA肾病是我国及世界范围最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肾炎，25%~30%的患者在确诊后20年内会进展至终末期肾病。目前尚无针对IgA肾病有效且安全的治疗方案。近年来针对IgA肾病治疗的新药研究进展迅速，其中靶向迟释布地奈德胶囊是全球首个IgA肾病对因治疗药物。

基于网络药理学探究皮质类固醇布地奈德肠溶胶囊治疗IgA肾病的作用机制。

通过Chemical Book平台筛选布地奈德的作用靶点；并利用GeneCards和CTD数据库获取IgA肾病的相关靶点。通过韦恩图取交集获得布地奈德-IgAN共同靶点。构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网络图，对交集靶点进行基因本体（GO）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富集分析。

筛选出布地奈德作用靶点242个，IgA肾病候选靶点1 443个，交集靶点146个。PPI网络核心靶点15个：白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TNF）、白介素10（IL-10）、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白介素1B（IL-1B）、白介素4（IL-4）、白介素8（CXCL8）、1号染色体的基因（JUN）、白介素13（IL-13）、白介素2（IL-2）、趋化因子2（CCL2）、TOLL样受体4（TLR4）、集落刺激因子2（CSF2）、白蛋白（ALB）。富集分析共获得1 646个GO富集结果，174条KEGG信号通路，其中生物过程（BP）主要涉及磷酸化的正向调节、炎症反应、细胞运动的正向调节等，细胞组成（CC）主要涉及细胞质囊泡腔、囊腔、分泌颗粒腔等，分子过程（MF）主要涉及信号受体激活活性、信号受体调节活性、受体配体活性等。KEGG信号通路主要涉及白介素17信号通路、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癌症中的通路、肿瘤坏死因子信号通路等。

本研究初步验证布地奈德可通过IL-6、TNF、IL-10、VEGFA、EGFR等靶点作用于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通路、白介素17信号通路、癌症中的通路、肿瘤坏死因子信号通路等多条信号通路治疗IgA肾病，为布地奈德的进一步研究及临床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血尿酸（SUA）升高导致的高尿酸血症（HUA）已被证实是慢性肾脏病（CKD）发生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国内关于老年人SUA水平与CKD发生发展关联的队列研究较少。

探讨中国长寿地区老年人基线SUA水平及其变化与CKD发病风险及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变化关联。

2021年12月—2022年5月，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子队列——老年健康生物标志物队列研究（HABCS），选取2012、2014年接受健康体检并采集生物医学指标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收集基线及随访期老年人年龄、性别、血压、血脂、血糖等生物医学指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不同SUA水平与CKD发病风险关联；采用Spearman秩相关和广义线性模型分别分析老年人基线SUA水平与基线eGFR的相关性及老年人SUA水平变化与eGFR变化的相关性。

共纳入研究对象981名，中位年龄79（70，88）岁，HUA患病率为6.8%（67/981），累积随访2 029人年，中位随访2.05年，CKD新发病例共179例，随访期间CKD累积发病率为18.2%〔95%CI（15.9%，20.8%）〕，发病密度88.22/1 000人年〔95%CI（76.24/1 000人年，101.41/1 000人年）〕。以SUA四分位数分组为因变量的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与基线SUA最低四分位数组（Q1）相比，最高四分位数组（Q4）老年人CKD发病风险的HR值为2.08〔95%CI（1.27，3.41），P=0.004〕。以SUA水平为因变量的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基线SUA水平每升高10 μmol/L，老年人CKD发病风险增加4%（P<0.001）。以是否患HUA为因变量的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与基线未患HUA老年人相比，患HUA老年人CKD发病风险增加，HR值为2.00〔95%CI（1.20，3.24），P=0.007〕。老年人基线SUA中位数为270.60（223.10，325.90） μmol/L，基线eGFR中位数为84.07（73.08，98.38） mL·min^-1·（1.73 m²）^-1，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呈负相关（r_s=-0.363，P<0.001）。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基线SUA水平每升高10 μmol/L，基线eGFR下降0.897 mL·min^-1·（1.73 m²）^-1（P<0.001）。本研究随访期间老年人ΔSUA中位数为-3.55（-40.60，31.90） μmol/L，ΔeGFR中位数为3.49（-8.13，15.89） mL·min^-1·（1.73 m²）^-1，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呈负相关（r_s=-0.355，P<0.001）。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访期间老年人SUA水平每升高10 μmol/L，伴随老年人eGFR下降1.027 mL·min^-1·（1.73 m²）^-1（P<0.001）。

老年人SUA水平升高与新发CKD风险增加及eGFR的降低相关。

慢性肾脏病（CKD）严重危害老年人健康与寿命。高血压与CKD密切相关，然而关于老年人血压水平与CKD发生、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结论不一致。

探讨我国长寿地区老年人血压水平与CKD发病风险的关联。

2021年10月—2022年5月，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子队列——老年健康生物标志物队列研究（HABCS），选取2012年体检并采集生物医学指标的989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收集基线老年人群年龄、性别、身高、体质量、血压、血脂、血糖、血尿常规等指标，并于2014年进行随访监测。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血压水平与CKD发病风险的关联。

989名老年人中位年龄为79（70，88）岁；累积随访2 046人年，平均随访时间为（2.07±0.50）年；CKD新发病例共183例，随访期间CKD累积发病率为18.5%〔95%CI（16.1%，21.1%）〕，发病密度为89.4/1 000人年。随访过程中，正常血压、正常高值血压、高血压组分别有9.8%（10/102）、14.0%（47/335）、22.8%（126/552）的老年人发生CKD，三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6.40，P<0.001）。Cox回归结果显示，经调整年龄、性别、BMI、腰围、小腿围、空腹血糖、糖化血清蛋白、总胆固醇、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酸、超氧化物歧化酶、维生素D3、白细胞计数、红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尿素氮及糖尿病病史后，与正常血压老年人相比，高血压组老年人CKD发病风险较高〔HR（95%CI）=2.28（1.13，4.60）〕；基线收缩压（SBP）≥140 mmHg（1 mmHg=0.133 kPa）的老年人CKD发病风险是基线SBP<120 mmHg老年人的1.83倍〔95%CI（1.02，3.29）〕，基线舒张压（DBP）≥90 mmHg的老年人CKD发病风险是DBP<80 mmHg老年人的1.55倍〔95%CI（1.02，2.35）〕（P<0.05）。

高血压为老年人CKD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尤其是以收缩压升高为主的老年人增加慢性肾脏病筛查与防治尤为重要。

慢性肾脏病（CKD）以尿检异常或肾功能进行性下降为特征。CKD患者因肾功能受损、长期使用影响免疫系统的药物或合并基础疾病较多，较正常人群更容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且感染后重症转化率及死亡率更高。对于CKD合并COVID-19感染的治疗，合理用药尤为重要。为此，本文通过整合目前治疗COVID-19相关药物的最新研究证据，包括抗病毒药物、抗炎药物、抗血栓药物、康复者恢复期血浆与中和单克隆抗体，以及呼吸系统疾病常用对症治疗药物（如解热、止咳化痰及抗过敏药物等），突出在不同肾功能水平的调整用药方案，总结在CKD患者中使用相关药物的特殊考虑要点，以期供临床专业人员参考，辅助临床决策和合理用药，保障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急性心肌梗死（AMI）早期再灌注治疗是降低AMI患者死亡率的有效方法。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是再灌注治疗的方式之一，PCI术后出现对比剂急性肾损伤（CI-AKI）已成为急性肾损伤的常见原因之一。

探讨AMI患者行PCI术后发生CI-AKI的危险因素，基于危险因素建立关于CI-AKI的风险预测模型，并评价其有效性。

连续收集2019—2021年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初诊为AMI并行PCI的1 274例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入院时间顺序按约7∶3的比例分为训练组（2019年1月—2021年3月，900例）和验证组（2021年4—12月，374例）；并根据CI-AKI的诊断标准将训练组患者分为CI-AKI组（109例）和non-CI-AKI组（791例）。使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Lasso回归、交叉验证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CI-AKI风险列线图，通过计算C-统计量、绘制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评价其鉴别力、校准能力和临床应用价值。

训练组900例患者中，109例（12.1%）在接受PCI后发生CI-AKI；验证组374例患者中，27例（7.2%）发生CI-AKI。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OR=0.903，95%CI（0.873，0.934）〕、血小板分布宽度〔OR=1.158，95%CI（1.053，1.274）〕、平均血小板体积与淋巴细胞计数比值（MPVLR）〔OR=1.047，95%CI（1.016，1.079）〕、中性粒细胞计数/高密度脂蛋白（NHR）〔OR=1.072，95%CI（1.021，1.124）〕、血肌酐（Scr）〔OR=1.006，95%CI（1.002，1.011）〕、利尿剂〔OR=2.321，95%CI（1.452，3.709）〕是AMI患者PCI术后发生CI-AKI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建立包含LVEF、血小板分布宽度、MPVLR、NHR、Scr、利尿剂6个危险因素的预测模型并绘制CI-AKI风险列线图。训练组的C-统计量为0.794〔95%CI（0.766，0.820）〕，验证组的C-统计量为0.799〔95%CI（0.774，0.855）〕，校准图显示，预测结果和实际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决策曲线和临床影响曲线表明，列线图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CI-AKI风险预测模型包括LVEF、血小板分布宽度、MPVLR、NHR、Scr、利尿剂，该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和准确性，可以直观、独立地筛选高危人群，对AMI患者PCI后CI-AKI的发生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冠心病的第二大死亡原因，急性肾损伤（AKI）是AIS后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同型半胱氨酸（Hcy）可能是导致肾损伤和加速肾功能恶化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AIS患者中关于Hcy与AKI关系的研究尚少。

探讨AIS患者Hcy水平与AKI的发生关系，为AIS患者AKI的防治提供更多思路。

纳入2018年1月—2021年4月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住院AIS患者1 202例为研究对象，通过院内电子病历系统收集基线临床资料。依据《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诊断、治疗与预防专家共识》将患者分为3类：Hcy正常者（Hcy≤15 μmol/L，n=618）、轻型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Hcy）者（Hcy为16~30 μmol/L，n=459）及中重型HHcy者（Hcy>30 μmol/L，n=125）。动态监测患者入院7 d内肾功能和尿量变化，参照2021年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指南的AKI诊断标准，根据患者是否发生AKI分为AKI组和非AKI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Hcy分别作为连续变量与分类变量对AIS后发生AKI的影响。采用亚组分析探讨各亚组人群中Hcy与AIS后发生AKI的关系，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探究Hcy与AIS后发生AKI的非线性关系。

1 202例AIS患者中150例（12.48%）发生AKI（AKI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混杂变量后Hcy每升高1 μmol/L，AIS后发生AKI的风险增加〔OR=1.035，95%CI（1.019，1.052），P<0.05〕；以Hcy正常者为参照组，轻型和中重型HHcy者发生AKI的风险均增加〔OR=1.770，95%CI（1.150，2.724），P<0.05；OR=2.927，95%CI（1.671，5.126），P<0.0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Hcy作为连续变量时，在女性、年龄≥75岁、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无脑卒中病史、入院时为中重度脑卒中及脑卒中类型为大动脉粥样硬化型（LAA）、小动脉闭塞型（SAA）或心源性栓塞型（CE）的AIS患者中，AKI的发生风险随Hcy水平的升高而增加（P<0.05）。Hcy作为分类变量时，在男性、<75岁、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脑卒中病史、无冠心病及入院时为轻度脑卒中的AIS患者中，轻型HHcy者较Hcy正常者发生AKI的风险升高（P<0.05）。在女性、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无论年龄大小、是否有冠心病、是否有脑卒中病史、入院时为中度或中重度脑卒中及脑卒中类型为LAA、SAA或CE的AIS患者中，中重型HHcy者较Hcy正常者发生AKI的风险升高（P<0.05）。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结果显示，Hcy与AKI发生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联，且呈上凸型曲线（P=0.026）。当入院时Hcy<17 mmol/L时，AIS后发生AKI的风险随Hcy的升高快速升高；当入院时Hcy≥17 mmol/L时，AIS后发生AKI的风险随Hcy的升高而缓慢上升。

Hcy无论作为连续变量还是分类变量均是影响AIS后发生AKI的危险因素，监测患者Hcy水平有助于早期识别并预防AKI，改善患者预后。

免疫球蛋白A（IgA）肾病（IgAN）是一种涉及多因素、多基因的慢性炎症疾病，血小板/白蛋白比值（PAR）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炎症标志物，但PAR与IgAN的关系尚不清楚。

探究PAR与IgAN临床、病理指标的相关性，并评价PAR在IgAN中的临床意义。

选取2019年10月—2020年8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经肾穿刺活检确诊的210例IgAN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收集患者的一般指标〔性别、年龄、收缩压、舒张压及病程〕，实验室检查指标〔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绝对值（ANC）、淋巴细胞绝对值（ALC）、单核细胞绝对值（AMC）、血小板计数（PLT）、血清白蛋白（ALB）、血尿酸（SUA）、血尿素氮（BUN）、血肌酐（Scr）、IgA、免疫球蛋白M（IgM）、免疫球蛋白G（IgG）、血清补体C3、血清补体C4、尿红细胞数（URBC）、24 h尿蛋白总量（24 h-MTP）、24 h微量白蛋白总量（24 h-mALB）〕，肾穿刺活检病理结果，计算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PAR、免疫球蛋白A/补体C3比值（IgA/C3）、免疫球蛋白G/补体C3比值（IgG/C3）、补体C3/补体C4比值（C3/C4）、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根据PAR百分位数将研究对象分为三组，分别为Q1组（PAR≤5.626 5）、Q2组（5.626 5<PAR≤6.984 3）、Q3组（PAR>6.984 3），每组70例，比较三组基线资料的差异，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PAR与IgAN临床和病理指标的关系，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PAR对病理指标的预测价值。

三组患者性别、WBC、ANC、PLT、PLR、PAR、URBC、ALB、IgG/C3、24 h-mALB、24 h-MTP、M病变、Lee分级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PAR与PLT、WBC、ANC、PLR、URBC、24 h-mALB、24 h-MTP以及M、E病变、Lee分级呈正相关（P<0.05），与ALB、IgG/C3呈负相关（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AR〔OR=2.688，95%CI（1.178，6.135）〕、ALB〔OR=0.736，95%CI（0.587，0.923）〕是IgAN患者M1病变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ALB〔OR=0.896，95%CI（0.824，0.973）〕是IgAN患者E1病变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PAR预测IgAN患者M1、E1病变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27、0.599。

PAR与IgAN的临床表现及M、E病变程度存在显著相关，对评估IgAN活动性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对高PAR值的IgAN患者可予以更积极的治疗方案，抑制活动性病变，以改善肾脏结局。

Klotho与肾脏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盐敏感性高血压（SSH）常伴随肾脏疾病的发生。目前klotho在SSH肾损伤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研究鲜见报道。

探讨klotho在SSH肾损伤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

于2021年6月—2022年1月选取大鼠肾小球系膜细胞株HBZY1为实验细胞，将实验细胞分为对照组与造模组，采用NaCl 137 mmol/L和血管紧张素Ⅱ（Ang Ⅱ）10^-6 mmol/L共同诱导的HBZY1细胞损伤模型模拟SSH肾损伤，收集细胞。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与蛋白质印记法（Western Blot）检测klotho mRNA和蛋白的表达。构建klotho干扰载体和过表达载体与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AT1R）过表达载体，klotho干扰实验分为5组，包括对照组、空载组、klotho-siRNA1组、klotho-siRNA2组、klotho-siRNA3组；klotho过表达实验分为3组，包括对照组、空载组、klotho过表达组；AT1R过表达实验分为3组，包括对照组、空载组、AT1R过表达组。将构建的载体转染至细胞中并验证转染效率。转染成功后将实验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实验验证klotho的肾脏保护作用，实验分为4组，包括对照组、造模组、klotho过表达组与klotho干扰组，第二部分实验探索klotho的肾脏保护作用是否与AT1R相关，实验分为3组，包括造模组、klotho过表达组、klotho+AT1R过表达组。转染成功后进行下列检测，细胞计数试剂8（CCK-8）法检测细胞活力，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活性氧（ROS）水平，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法检测细胞上清液中丙二醛（MDA）与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水平，免疫共沉淀（Co-IP）检测klotho与AT1R相互作用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造模组中klotho的mRNA水平与蛋白表达均下降（t=7.102、7.506，P=0.002、0.002）。与对照组相比，klotho-siRNA2干扰效果显著（P<0.001）；klotho过表达组的klotho蛋白表达升高（P<0.001）；AT1R过表达组的AT1R蛋白表达升高（P<0.001）。Klotho对细胞活力及氧化应激损伤的影响：与对照组相比，造模组细胞活力下降（P<0.001），细胞内ROS、MDA水平升高（P<0.001、P=0.004），细胞内SOD水平下降（P=0.041）；与造模组相比，klotho过表达组细胞活力升高（P<0.001），细胞内ROS、MDA水平下降（P<0.001、P=0.003），细胞内SOD水平上升（P=0.018）；与造模组相比，klotho干扰组细胞活力下降（P<0.001），细胞内ROS、MDA水平升高（P<0.001、P=0.002），细胞内SOD水平下降（P=0.001）。Klotho通过AT1R对细胞活力及氧化应激损伤的影响：与造模组相比，klotho过表达组细胞活力升高（P<0.001），细胞内ROS、MDA水平下降（P<0.001、P=0.024），细胞内SOD水平上升（P=0.007）；与klotho过表达组相比，klotho+AT1R过表达组细胞活力下降（P<0.001），klotho+AT1R过表达组细胞内ROS、MDA水平上升（P<0.001、P=0.001），细胞内SOD水平下降（P=0.002）。Co-IP确定klotho与AT1R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Klotho通过与AT1R相互作用，抑制氧化应激损伤，从而在SSH肾损伤中发挥保护作用。

葡萄糖在目标范围内时间（TIR）是近年兴起的糖尿病血糖管理的新指标。研究证实TIR与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存在密切联系。目前对TIR与糖尿病肾脏疾病（DKD）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蛋白尿方面，常忽视了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在其中的作用，且对TIR评价血糖控制的切点划分的研究较少。

探讨TIR与2型糖尿病（T2DM）发生DKD的关系，为临床及时发现、诊治T2DM患者出现DKD提供理论依据。

纳入2021年7—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214例T2DM患者，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及用药情况。根据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和eGFR结果，将患者分为DKD组〔UACR≥30 mg/g和/或eGFR<60 ml·min^-1（1.73 m²）^-1，n=58〕和单纯T2DM组〔UACR<30 mg/g和eGFR≥60 ml·min^-1（1.73 m²）^-1，n=156〕；采用TIR值40%、70%、85%作为切点将患者分为TIR1组（TIR>85%，n=90）、TIR2组（70%<TIR≤85%，n=51）、TIR3组（40%<TIR≤70%，n=57）、TIR4组（TIR≤40%，n=16）。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TIR与T2DM患者发生DKD的关系。

随着TIR水平下降，T2DM患者DKD发生率呈升高趋势（P趋势<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校正多种因素后，TIR是T2DM患者发生DKD的影响因素〔OR=0.976，95%CI（0.953，0.999），P=0.047〕；调整各种混杂因素后，TIR3组、TIR4组相较于TIR1组是T2DM患者发生DKD的影响因素〔OR=5.287，95%CI（1.897，14.737），P=0.001；OR=4.712，95%CI（1.143，19.424），P=0.032〕，随着TIR水平的降低，T2DM患者DKD发生风险呈增高趋势（P_趋势=0.010）。

TIR是T2DM患者发生DKD的影响因素；随着TIR下降，T2DM患者DKD发生率明显增加。

糖尿病肾病（DKD）是糖尿病常见并发症，以损伤肾脏微血管为主要特征，其早期诊断、积极防治是改善预后的关键。血液炎性指标可能与DKD存在相关性。

探究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对社区老年2型糖尿病（T2DM）患者并发DKD的诊断价值。

回顾性分析2021年1—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区社区医疗部常规体检的老年T2DM患者327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并发DKD将327例T2DM患者分为非DKD组（n=112）和DKD组（n=215）。收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及实验室检查资料并进行比较。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及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老年T2DM患者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与各指标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老年T2DM患者并发DKD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SII对社区老年T2DM患者并发DKD的诊断价值，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及其95%CI。

DKD组患者的T2DM病程长于非DKD组，高血压病史比例、空腹葡萄糖（FPG）、低密度脂蛋白（LDL）、尿素氮（BUN）、血肌酐（Scr）、UACR、中性粒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NLR、PLR、SII水平高于非DKD组（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老年T2DM患者UACR与T2DM病程、FPG、三酰甘油（TG）、LDL、中性粒细胞、血小板、NLR、PLR、SII呈正相关（r=0.716、0.114、0.113、0.144、0.533、0.226、0.538、0.430、0.494，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2DM病程〔OR=1.300，95%CI（1.173，1.441），P<0.001〕、LDL〔OR=2.565，95%CI（1.320，4.985），P=0.005〕、Scr〔OR=1.093，95%CI（1.046，1.143），P<0.001〕、NLR〔OR=2.565，95%CI（1.320，4.985），P=0.005〕和SII〔OR=1.011，95%CI（1.007，1.015），P<0.001〕均是老年T2DM患者并发DKD的影响因素。NLR诊断老年T2DM患者并发DKD的AUC为0.755〔95%CI（0.696，0.814）〕，最佳截断值为2.49，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2.1%、70.5%；PLR诊断老年T2DM患者并发DKD的AUC为0.689〔95%CI（0.624，0.754）〕，最佳截断值为112.81，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0.2%、43.8%；SII诊断老年T2DM患者并发DKD的AUC为0.836〔95%CI（0.791，0.881）〕，最佳截断值为492.08，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0.5%、73.2%。

T2DM病程、LDL、Scr、NLR、SII可能是老年T2DM患者并发DKD的影响因素；SII对社区老年T2DM患者并发DKD具有较高的临床诊断价值。

特发性膜性肾病（IMN）患者病理上沉积的免疫球蛋白（Ig）G亚型以IgG4为主，亦可见IgG1、IgG2、IgG3的沉积，目前对于IMN中不同IgG亚型对肾脏病理损害作用的研究鲜见报道。

本研究旨在探讨IgG4合并其他不同IgG亚型沉积的IMN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短期预后。

纳入2015年1月—2018年6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为IMN的604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的基线资料，同时收集患者肾组织标本病理检查结果与治疗方案。根据患者肾脏病理IgG亚型的结果，将患者分为单纯IgG4沉积组（n=259）、IgG4合并IgG1沉积组（n=259）、IgG4合并IgG2沉积组（n=29）、IgG4合并IgG3沉积组（n=57）。以患者经皮肾脏穿刺活检术日期为起点，随访截至2018-11-06。绘制不同IgG亚型沉积患者预后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生存曲线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

IgG4合并IgG1沉积组患者24 h尿蛋白高于单纯IgG4沉积组（P<0.05）；IgG4合并IgG3沉积组患者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24 h尿蛋白高于单纯IgG4沉积组（P<0.05）。IgG4合并IgG1沉积组患者C3、C4、λ阳性沉积率高于单纯IgG4沉积组（P<0.05）；IgG4合并IgG2沉积组患者C3阳性沉积率高于单纯IgG4沉积组（P<0.05）；IgG4合并IgG3沉积组患者与单纯IgG4沉积组C3、C4、C1q阳性沉积率、肾小管萎缩半定量积分、肾间质纤维化半定量积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四组患者累积缓解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684，P=0.408）。

IgG4合并其他不同IgG亚型沉积患者较单纯IgG4沉积患者肾脏临床及病理改变更重，其中IgG4合并IgG3沉积患者具有更突出的临床病理表型。随访6个月缓解率无明显差异，可能与不同IgG亚型固定补体能力的不同，引起炎症反应强度不同有关。

肠道微生态结构和多样性变化导致的菌群失调在糖尿病和慢性肾脏病中发挥着与疾病互相影响的作用。合理应用益生菌、益生元等微生态制剂有利于帮助糖尿病肾病患者调节肠道菌群，对糖尿病肾病的慢性炎症具有积极治疗作用，并对延缓肾功能进一步恶化具有一定的作用。

根据糖尿病肾病患者肠道菌群变化选择微生态制剂进行干预并了解其疗效。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2019年在上海市杨浦区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115例糖尿病肾病患者，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57例（行常规治疗）和治疗组58例（行微生态制剂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治疗8周后各实验室检查指标以及肠道细菌培养结果。

115例糖尿病肾病患者中男28例、女87例，平均年龄为（62.9±10.0）岁，糖尿病肾病病程为（14.3±7.1）年。对照组和治疗组患者男性比例、年龄、体质指数、早期糖尿病肾病比例、糖尿病肾病病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干预后治疗组患者空腹血糖、三酰甘油、血尿素氮、血肌酐、尿微量白蛋白与尿肌酐比值、胱抑素C、C反应蛋白、白介素1β、肿瘤坏死因子α均降低，高密度脂蛋白、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均升高（P<0.05）。干预后，治疗组患者肠球菌（Z=16.482，P<0.001）、肠杆菌（Z=5.138，P<0.001）菌落数低于对照组，双歧杆菌（Z=2.470，P=0.014）、乳酸杆菌（Z=8.384，P<0.001）菌落数高于对照组。

微生态制剂对于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肠道菌群具有调节作用，干预后治疗组患者肠道肠球菌、肠杆菌菌落数较对照组低，双歧杆菌、乳酸杆菌菌落数较对照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