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妊娠期女性自我管理水平较低且存在个体差异，应进一步针对其自我管理行为特征进行群组划分。

从农村女性妊娠期自我管理角度分析其类型及特征，为提出针对性的管理策略提供参考。

2023年1—8月，采取便利抽样方法选取黑龙江省绥化市、黑龙江省大庆市和吉林省长春市农村妊娠期女性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孕妇自我管理量表、一般自我效能量表、内部动机量表、妊娠期保健知识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采用SPSS 25.0的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分类，比较不同类型农村妊娠期女性的一般特征。

共发放问卷481份，回收有效问卷47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7.7%。被调查的农村妊娠期女性自我管理行为总分为（70.2±16.4）分；最佳聚类为4种类型，分别为Ⅰ类低认知不参与型（n=119，25.3%）、Ⅱ类指导合作型（n=138，29.4%）、Ⅲ类监督引导型（n=88，18.7%）、Ⅳ类主动参与型（n=125，26.6%）。不同类型的农村妊娠期女性在教育程度、职业、年收入情况、孕次、孕周、是否计划内妊娠、有无慢性病史以及有无妊娠合并症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类型农村妊娠期女性胎儿监护行为管理维度、遵医行为维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基于妊娠期保健知识水平、自我效能感及自我管理行为动机的差异化特征确定的4类农村妊娠期女性自我管理类型间具有较高的异质性：Ⅰ类（低认知不参与型）表现为知识储备不足与行为动机缺失的双重挑战；Ⅱ类（指导合作型）以自我效能感不足但具备指导依从性为特征；Ⅲ类（监督引导型）因自我管理行为动机不足，其自我管理行为调控高度依赖外部监督机制；Ⅳ类（主动参与型）作为最优类别，兼具良好的妊娠期保健知识水平、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及良好的自我管理行为。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可根据不同类型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进一步提升农村妊娠期女性自我管理能力，优化妊娠期保健服务。

近年来，现行生育政策虽不断调整优化，但在孕产妇避孕服务保障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可能导致部分产妇面临非意愿妊娠及短间隔妊娠的潜在风险。目前避孕决策多集中于产后，时机相对滞后，而产前避孕决策较少。

探讨产妇对3种避孕决策模式（医生主导、患者自主与共享决策）的偏好情况及其影响因素，重点关注其在产前阶段对产后避孕决策的需求情况。

对2023年1—7月在吴忠市人民医院和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建档并分娩健康活产儿且在产后（42±7）d复查的18~45岁产妇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分为4个方面：产妇的一般人口学特征；产妇的一般人口学特征；产前避孕决策服务现状；产后避孕情况；调查对象避孕决策情况（避孕决策偏好）。通过使用问题解决决策量表（PSDM）划分产妇的避孕决策偏好情况。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产妇对避孕决策偏好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共调查并收集问卷650份，其中排除数据重复及严重缺失34份，最终纳入分析的有效问卷为616份。本次调查的616名产妇中，612名（99.4%）产妇在产前未接受过任何避孕决策相关服务，仅4名（0.6%）产妇接受了此类服务。在接受产前服务的4名产妇中，1名产妇由医生（护士）主导选择避孕方法，3名产妇更倾向于自主决策。533名（86.5%）产妇在产前阶段对产后避孕共享决策有需求，545名（88.5%）产妇愿意在产前接受产后避孕共享决策的服务。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偏好自主决策相比，产前阶段对产后避孕决策的接受情况是偏好共享决策的影响因素（OR=0.231，95%CI=0.062~0.864，P<0.05）。

产妇对避孕共享决策模式的接受度高，但实际获得相关服务的比例较低。应加强孕产妇在产前阶段对共享决策的了解和参与，推动产前和产后避孕服务相结合，进一步保障母婴健康。

抑郁和焦虑是孕妇较常见的负性情绪，心理健康服务及外界支持的不足，常导致农村孕妇的心理健康问题未得到充分重视，从而影响母婴的身心健康。

在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剖析中国农村孕妇情绪管理体验与经历，为基层卫生服务人员开展早期干预提供现实参考。

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3-10-01—12-01选取黑龙江省绥化市安达市下辖村、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下辖村有负性情绪体验的农村孕妇为调查对象，在上级妇幼保健机构下乡义诊巡诊以及建档立卡过程中进行招募。对调查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录音、文本转录进行资料收集，由2名独立编码员采用Colaizzi描述性分析框架进行分析。

共纳入13名调查对象，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共凝练出3个主题、11个亚主题：（1）微观系统层面：躯体症状影响、生育忧虑增加、自我形象紊乱、生活方式改变；（2）中观系统层面：养育成本剧增、家庭冲突凸显、同伴支持缺乏；（3）宏观系统层面：就医体验待改善、信息支持薄弱、供需对接失衡、社会压力增加。

农村孕妇面临的情绪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解决中国农村孕妇情绪问题应该从孕妇自身、孕妇的家庭以及基层医务人员等多方面入手，重视农村孕妇的不良情绪管理体验，针对性地给予科学有效的指导与干预，以提高农村孕妇的情绪管理能力，促进母婴健康。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是常见的妊娠期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全球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023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科医学协会发布了《2023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科医学协会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指南摘要》，本文围绕其重点内容进行解读，对中国HDP的非药物干预措施、精细化管理流程提出建议，以期为中国HDP的管理提供新的依据。

自"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经产妇为主要分娩人群，高龄、慢性合并症、产科并发症、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等问题日渐突出，给产科工作者带来新的挑战。

基于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对新生育政策下经产妇的剖宫产现状进行分析，为合理控制剖宫产率、提高产科医疗质量提供数据支持。

纳入2017—2020年在南方医科大学第十附属医院剖宫产分娩的产妇共19 170例，分为初产妇组（n=5 630）和经产妇组（n=13 540）。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产妇信息，包括年龄、孕产次、既往分娩情况、胎方位、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产妇结局及新生儿结局等，并对两组产妇的一般资料、产妇结局及新生儿结局进行比较。采用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根据产科特征（产次、胎位、胎儿数量、分娩孕周）对产妇进行分类，对比两组在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中的分布及各组占比随年度变化情况。

经产妇中剖宫产后再次妊娠的比例高达81.4%（11 026/13 540）；经产妇组的年龄、孕次、产次及年龄≥35岁、妊娠合并糖尿病比例均高于初产妇组（P<0.05）。修正版Robson分类在所有剖宫产产妇中，以R3类（妊娠≥37周单胎头位，至少有1次剖宫产史）为主（50.4%，9 668/19 170），其次为R1类（妊娠≥37周单胎头位初产，自然临产、诱导临产或临产前剖宫产）（20.8%，3 993/19 170）；经产妇中，R3类的占比最高达71.4%（9 668/13 540）。分析经产妇人群特征发现，2017—2020年，占比最高的R3类产妇从73.5%下降至67.1%，而R2类[妊娠≥37周单胎头位经产（无剖宫产史），自然临产、诱导临产或临产前剖宫产]、R8类[所有妊娠<37周单胎头位（包括有剖宫产史）]的占比均有所升高。经产妇组产后24 h出血量、输血比例高于初产妇组，而术后住院天数低于初产妇组（P<0.05）。19 170例产妇共分娩新生儿20 026名例，其中初产妇分娩6 077例，经产妇分娩13 949例；经产妇组新生儿出生体质量、1 min Apgar评分高于初产妇组新生儿，而1 min Apgar评分≤7分、转新生儿科比例低于初产妇组新生儿（P<0.05）；两组产妇剖宫产新生儿5 min Apgar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高龄和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是经产妇的突出特征。R3类的占比虽然逐年下降，但仍是剖宫产经产妇的主要人群，为降低剖宫产率，需有效控制初次分娩剖宫产，并在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推广R3类产妇经阴道试产。同时，经产妇中R2类和R8类的占比有所升高，对产科临床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成熟应用，多胎妊娠的发生率急剧增加，包括早产、胎儿畸形、先兆子痫和妊娠期糖尿病等并发症也随着增多。通过减胎手段可以改善围生期预后及胎儿存活质量，妊娠早期选择性减胎可能会比妊娠中期选择性减胎的预后更佳，提示孕早期尽早评估妊娠结局将改善孕妇及胎儿的预后。

探讨孕早期超声软指标及双胎特有指标与双绒毛膜双羊膜囊（DCDA）双胎妊娠结局之间的关系。

回顾性选取2018年5月—2022年5月在深圳市龙岗区妇幼保健院超声医学科就诊的孕早期（11~13⁺⁶周）DCDA双胎妊娠孕妇及胎儿为研究对象。分析孕早期DCDA双胎妊娠胎儿超声软指标和双胎特有指标的检出率及其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超声软指标包括：颈后透明层（NT）增厚、脉络丛囊肿、鼻骨发育不良、心室点状强回声、右房室瓣反流、静脉导管a波缺失或倒置、肠管回声增强、肾盂轻度扩张、单脐动脉、右锁骨下动脉迷走。双胎特有指标包括：双胎头臀长（CRL）差异、双胎NT差异、双胎脐带插入（UCI）差异。不良妊娠结局包括：流产、死胎、新生儿死亡、结构异常、遗传学异常，另增加体质量阳性（双胎体质量差异≥25%）作为一种特殊的不良妊娠结局。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孕早期DCDA双胎妊娠胎儿超声软指标及双胎特有指标与胎儿不良妊娠结局的相关性。

最终纳入418例孕早期DCDA双胎妊娠胎儿，其中正常妊娠结局342例（81.82%），不良妊娠结局76例（18.18%）。孕早期双胎妊娠胎儿超声软指标阳性的总检出率为10.53%（53/418）；53例超声软指标阳性的胎儿中共检出61个超声软指标，检出率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NT增厚6.94%（29/418），脉络丛囊肿2.39%（10/418）和鼻骨发育不良1.67%（7/418）。超声软指标阳性胎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30.19%（16/53），高于超声软指标阴性胎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16.44%（60/365）（χ²=5.882，P=0.01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双胎CRL差异≥15%是双胎妊娠胎儿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OR=9.955，95%CI=1.882~52.662，P=0.007），双胎UCI差异阳性是双胎妊娠胎儿体质量阳性的危险因素（OR=3.733，95%CI=1.300~10.720，P=0.014）。孕早期双胎妊娠胎儿双胎特有指标阳性的总检出率为27.27%（114/418），包括双胎CRL差异≥15%、双胎UCI差异阴性12例，双胎CRL差异<15%、双胎UCI差异阳性100例，双胎CRL差异≥15%、双胎UCI差异阳性2例。孕早期双胎妊娠胎儿超声软指标阴性但双胎特有指标阳性的总检出率为25.12%（105/418），超声软指标阴性但双胎特有指标阳性胎儿中不良妊娠结局与体质量阳性发生率为27.6%（29/105），单纯超声软指标阴性胎儿中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16.4%（60/365）；孕早期超声软指标阴性但双胎特有指标阳性胎儿不良妊娠结局与体质量阳性发生率高于单纯超声软指标阴性胎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χ²=6.641，P=0.010）。孕早期双胎妊娠胎儿超声软指标阳性合并双胎特有指标阳性的总检出率为2.15%（9/418），超声软指标阳性合并双胎特有指标阳性胎儿中不良妊娠结局并体质量阳性发生率为44.4%（4/9），单纯软指标阳性胎儿中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30.2%（16/5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212，P=0.64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T增厚（OR=2.576，95%CI=1.146~5.791，P=0.022）、双胎CRL差异≥15%（OR=13.167，95%CI=3.595~48.229，P<0.001）、双胎UCI差异阳性（OR=2.369，95%CI=1.049~5.348，P=0.038）是孕早期DCDA双胎妊娠胎儿不良妊娠结局与体质量阳性的危险因素。

NT增厚、双胎CRL差异≥15%、双胎UCI差异阳性可能是孕早期DCDA双胎妊娠胎儿不良妊娠结局与体质量阳性的危险因素。对于超声软指标阳性或双胎特有指标阳性的胎儿应提高警惕，需对其进行全面综合评估并密切随访。

孕期血清尿酸代谢紊乱与不良妊娠结局相关，但目前分析并比较血清尿酸及血清尿酸/肌酐水平在孕期不良妊娠结局中的关系研究较少。

分析孕妇孕晚期血清尿酸及血清尿酸/肌酐水平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

选取2015—2022年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常规产检及生产的单胎活产孕妇743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发生不良妊娠结局，将孕妇分为正常组344例和不良结局组399例。分别以四分位数将血清尿酸及血清尿酸/肌酐分为3个水平：Q1（血清尿酸<257 μmol/L）、Q2（血清尿酸257~359 μmol/L）、Q3（血清尿酸>359 μmol/L）和q1（血清尿酸/肌酐<5.88）、q2（血清尿酸/肌酐5.88~7.94）、q3（血清尿酸/肌酐>7.94）。根据孕妇中位年龄，将孕妇分为年龄<30岁亚组（341例）及年龄≥30岁亚组（402例）。根据既往孕产次情况，将孕妇分为初产妇亚组（539例）及经产妇亚组（194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血清尿酸及血清尿酸/肌酐水平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

不良结局组孕妇年龄、BMI、血清尿酸、血清尿酸/肌酐、三酰甘油高于正常组（P<0.05）。校正混杂因素后，血清尿酸、血清尿酸/肌酐对不良妊娠结局影响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Q1水平血清尿酸相比，Q3水平时子痫前期（AOR=4.41，95%CI=2.16~8.99）、宫内生长受限（AOR=3.59，95%CI=1.08~11.96）的发生风险增加（P<0.05）；与q1水平血清尿酸/肌酐相比，q2、q3水平时子痫前期（AOR=2.33，95%CI=1.13~4.79；AOR=3.56，95%CI=1.68~7.56）的发生风险增加，q3水平时早产（AOR=2.76，95%CI=1.33~5.71）、宫内生长受限（AOR=5.15，95%CI=1.39~19.14）的发生风险增加，而q3水平时巨大儿（AOR=0.43，95%CI=0.19~0.98）、大于胎龄儿（AOR=0.38，95%CI=0.15~0.96）的发生风险降低（P<0.05）。血清尿酸、血清尿酸/肌酐在不同年龄亚组对子痫前期、早产的影响结果显示，与Q1水平血清尿酸相比，Q3水平在两个年龄亚组中子痫前期的发生风险均增加（P<0.05）；与q1水平血清尿酸/肌酐相比，q2、q3水平在年龄≥30岁孕妇中子痫前期的发生风险增加（P<0.05）。血清尿酸、血清尿酸/肌酐在不同孕产次亚组对子痫前期、早产的影响结果显示，与Q1水平血清尿酸相比，Q3水平在初产妇中子痫前期的发生风险增加（P<0.05）；与q1水平血清尿酸/肌酐相比，q2、q3水平在初产妇中子痫前期的发生风险增加，q3水平在初产妇中早产的发生风险增加（P<0.05）。

高水平血清尿酸、血清尿酸/肌酐时子痫前期、宫内生长受限的发生风险均增加，其中子痫前期主要发生在年龄≥30岁的孕妇或初产妇中。高水平血清尿酸/肌酐时早产的发生风险增加，主要发生在初产妇中。血清尿酸/肌酐较血清尿酸预测的不良妊娠结局更多。

产时发热是产科常见临床表现，可使剖宫产率、阴道助产率、新生儿窒息率增加。影响产时发热的因素包括孕产期合并症及并发症、引产时间、分娩镇痛、试产时间、产房温度、内诊次数，这些因素可独立存在，也可互为因果。在产时发热的孕产妇，是否最高体温越高，母婴预后越差？对此进行研究有利于指导产时发热孕产妇的临床预后及管理策略。

探讨足月单胎初产妇试产过程中产时发热及其程度对母婴结局的影响。

纳入2019年于首都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分娩，且在产程中诊断为产时发热的足月单胎初产妇994例作为发热组，同期按照1∶1比例入组符合标准的未发热单胎初产妇作为对照组，比较发热组与对照组孕产妇的一般资料、并发症发生情况、催引产情况、分娩方式及母婴结局，进一步根据产时发热体温程度将发热组分成4个亚组：第1亚组体温37.3~<37.5 ℃，共142例；第2亚组体温37.5~<38.0 ℃，共600例；第3亚组38.0~<38.5 ℃，共213例；第4亚组体温≥38.5 ℃，共39例。对各亚组孕产妇的一般资料、催引产情况、产科并发症、分娩方式以及母婴结局进行对比分析。

发热组入组994例，对照组入组987例。发热组孕产妇催引产率、催引产时间≥3 d的比例高于对照组（P<0.05）。发热组孕产妇胎膜早破、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发热组剖宫产、产褥感染、新生儿窒息、羊水污染发生率及新生儿转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新生儿体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亚组催引产率、催引产≥3 d的比例及孕产妇胎膜早破、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亚组剖宫产、产褥感染、新生儿窒息、羊水污染、转NICU发生率及新生儿体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产时发热孕产妇并发症及催引产率、剖宫产率、产褥感染及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升高，体温升高程度与分娩方式及母婴结局之间未体现相关性。

规范的产程管理对保障母婴安全非常重要。随着新产程模式的发布，现已不再强调滞产的概念，在新产程模式下，要求尽量减少产程干预，因此总产程>24 h的产妇数量较前增多。

分析总产程>24 h产妇的高危因素及母婴结局，探讨在新产程模式下的产程管理。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收集2022年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产检并分娩的产妇临床资料，选择总产程延长的单胎、头位初产妇40例为观察组（总产程>24 h），同期住院分娩的产程正常的单胎、头位初产妇95例为对照组（总产程≤24 h），比较两组产妇的年龄、BMI、分娩孕周、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新生儿体质量、产程情况、镇痛分娩率、分娩干预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产妇总产程>24 h的高危因素。比较两组母婴结局情况：是否有产时发热、羊水污染、会阴侧切、阴道助产、宫颈裂伤、产后出血、人工剥离胎盘等，是否有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及是否转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

两组产妇年龄、BMI、分娩孕周、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新生儿体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产妇第一产程、第二产程、总产程时长均长于对照组，分娩镇痛率及分娩干预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分娩镇痛及分娩干预均不是导致总产程>24 h的影响因素（P>0.05）。两组产妇产后出血、人工剥离胎盘及新生儿窒息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产妇产时发热、羊水污染、会阴侧切、阴道助产、宫颈裂伤及胎儿窘迫、新生儿转NICU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均未发生新生儿窒息。

由于产程的延长，总产程>24 h的产妇分娩过程中的分娩镇痛率及分娩干预率显著提高。总产程>24 h不会导致产妇产后出血、人工剥离胎盘及新生儿窒息发生率的升高，但会增加产妇产时发热、羊水污染、会阴侧切、阴道助产、宫颈裂伤及胎儿窘迫、新生儿转NICU的发生率。妇产科医生应重视总产程延长导致的母婴不良结局，个体化管理产程。

妊娠期体质量适度增加对母婴健康至关重要，我国临床长期以来采用美国医学研究所（IOM）标准评估孕妇妊娠期体质量增长。自2022年10月以来我国正式颁布并采用中国卫生行业标准《妊娠期妇女体重增长推荐值标准：WS/T 801-2022》评估孕妇体质量增长。

比较采用中国卫生行业标准与IOM推荐范围评价我国单胎孕妇妊娠期体质量增长分布及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从而为中国卫生行业标准的国内应用提供临床证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前瞻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为2020年5月—2021年9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分娩并参加北京出生队列研究（注册号ChiCTR220058395）的单胎孕妇。收集研究对象基线信息，并从临床病历系统收集妊娠期并发症发生情况及妊娠结局。参照中国卫生行业标准与美国IOM推荐的单胎孕妇妊娠期增重推荐值，比较不同标准下孕妇增重分布情况；并将孕妇划分为增重不足（IOM+WS）、增重不足（IOM）+适宜（WS）、增重适宜（IOM+WS）、增重适宜（IOM）+过多（WS）、增重过多（IOM+WS）组，分析校正混杂因素后各增重组的不良妊娠结局〔大于胎龄儿（LGA）、小于胎龄儿（SGA）、巨大儿、低出生体质量儿、早产儿〕发生风险。

研究共纳入11 839例单胎妊娠孕妇。按照美国IOM标准，增重不足（IOM）、增重适宜（IOM）及增重过多（IOM）孕妇占比分别为36.7%（4 339/11 839）、38.9%（4 601/11 839）、24.5%（2 899/11 839）；按照中国卫生行业标准，增重不足（WS）、增重适宜（WS）及增重过多（WS）孕妇占比分别为16.2%（1 913/11 839）、45.0%（5 332/11 839）及38.8%（4 594/11 839）。增重不足（IOM+WS）组、增重不足（IOM）+适宜（WS）组、增重适宜（IOM+WS）组、增重适宜（IOM）+过多（WS）组、增重过多（IOM+WS）组孕妇占比分别为16.2%（1 913/11 839）、20.5%（2 426/11 839）、24.6%（2 907/11 839）、14.3%（1 694/11 839）、24.5%（2 899/11 83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增重适宜（IOM）+过多（WS）组发生总体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高于增重适宜（IOM+WS）组〔aOR=1.23，95%CI（1.07，1.41），P<0.05〕。增重不足（IOM）+适宜（WS）组发生总体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与增重适宜（IOM+WS）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OR=1.02，95%CI（0.89，1.16），P<0.05〕。孕早、中期增重过多（IOM+WS）组发生LGA、巨大儿、剖宫产及总体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高于增重适宜（IOM+WS）组（P<0.05）。

采用中国卫生行业标准将有更多孕妇符合增重适宜范围，其妊娠结局亦优于采用美国IOM标准。因此，中国卫生行业标准更适用于我国孕妇体质量管理，其中孕早、中期避免增重过多更为重要。

妊娠期糖尿病（GDM）是妊娠期常见的并发症，在GDM孕妇中实施单纯的个体化医学营养治疗依从性较差，团体认知行为治疗（GCBT）对GDM孕妇妊娠结局的影响尚不明确。

探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在GDM妊娠结局中的作用，为改善妊娠结局并制定有效的GDM管理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回顾性选取2020—2021年接受个体化医学营养治疗并在本院分娩的878例GDM孕妇为研究对象，接受GCBT的GDM孕妇为观察组（n=141），未接受GCBT干预的GDM孕妇为对照组（n=737），分析倾向性评分匹配前后两组GDM孕妇妊娠结局差异。

通过1∶2倾向性评分匹配后观察组GDM孕妇134例，对照组GDM孕妇256例。匹配后，观察组GDM孕妇增重正常比例（50.7%，68/134）高于对照组（37.5%，96/256）（χ²=6.334，P<0.05）；观察组GDM孕妇分娩孕周〔（39.0±1.1）周〕长于对照组〔（38.5±1.7）周〕（t=3.080，P<0.05），早产儿（3.7%）、巨大儿（1.5%）、低出生体质量儿（2.2%）比例低于对照组（10.5%，5.9%，9.0%）（P<0.05）。

GCBT可降低GDM孕妇分娩早产儿、低出生体质量儿及巨大儿的发生可能，为建立GDM多学科管理模式提供参考依据。

巨大儿不仅会对孕妇及新生儿造成一定危害，也会影响子代远期代谢健康。母亲体质量状态与妊娠结局密切相关，超重肥胖者多伴有血脂异常，妊娠期血脂异常升高会影响宫内环境和新生儿出生体质量。

分析不同妊娠前BMI孕妇妊娠期血脂水平与巨大儿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2018年1月—2019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建档至分娩并符合纳排标准的单胎孕妇5 287例，根据妊娠前BMI将孕妇分为低体质量、正常体质量和超重肥胖孕妇，根据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将低体质量孕妇分为低体质量孕妇非巨大儿组（A组，n=731）和低体质量孕妇巨大儿组（B组，n=27），正常体质量孕妇分为正常体质量孕妇非巨大儿组（C组，n=3 539）和正常体质量孕妇巨大儿组（D组，n=243），超重肥胖孕妇分为超重肥胖孕妇非巨大儿组（E组，n=675）和超重肥胖孕妇巨大儿组（F组，n=72）。收集孕妇相关临床及实验室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不同妊娠前BMI孕妇妊娠期血脂水平与巨大儿之间的关系。

B组孕妇妊娠晚期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于A组（P<0.05）；D组孕妇妊娠早期总胆固醇（TC）及孕晚期三酰甘油（TG）高于C组（P<0.05），妊娠中、晚期HDL-C低于C组（P<0.05）。F组妊娠早、中、晚期TG均高于E组（P<0.05），妊娠中、晚期HDL-C低于E组（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示，妊娠晚期HDL-C〔OR=0.256，95%CI（0.075，0.871）〕是妊娠前低体质量孕妇娩出巨大儿的影响因素（P<0.05）。孕中期和晚期HDL-C〔OR=0.661，95%CI（0.450，0.971）；OR=0.406，95%CI（0.271，0.610）〕是妊娠前正常体质量孕妇娩出巨大儿的影响因素（P<0.05）。妊娠早、中、晚期TG〔OR=1.546，95%CI（1.070，2.234）；OR=1.399，95%CI（1.019，1.758）；OR=1.289，95%CI（1.072，1.550）〕是妊娠前超重肥胖孕妇娩出巨大儿的影响因素（P<0.05）。

妊娠前低体质量及正常体质量孕妇妊娠期低HDL-C水平与巨大儿相关，而超重肥胖孕妇妊娠期TG水平升高与巨大儿相关。产检时对于胎儿偏大或预测巨大儿高风险的孕妇，需要加强血脂检测及控制。

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发病率居高不下，且在全球普遍流行，在中国GDM发生率高达14.8%，妊娠期高血糖严重威胁母婴健康。

探讨GDM孕妇采用基于正念的补充替代疗法的干预效果。

2021年3—1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在长沙市中心医院门诊进行产前检查的64例GDM孕妇，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n=31）和对照组（n=33）。对照组采取常规心理护理、饮食宣教、运动指导，试验组在常规心理护理基础上采用8周基于正念的补充替代疗法。收集患者基线资料，比较两组孕妇干预前后血糖水平及炎性因子、丝氨酸蛋白抑制剂（vaspin）水平，随访新生儿结局指标（出生体质量、随机血糖）。

干预后试验组孕妇空腹血糖、餐后1 h血糖、餐后2 h血糖、白介素6、白介素8、肿瘤坏死因子α、vaspin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试验组空腹血糖、餐后1 h血糖、餐后2 h血糖、白介素6、白介素8、肿瘤坏死因子α、vaspin低于干预前（P<0.05）；试验组GDM孕妇分娩时体质量、分娩时体质指数、妊娠期增重、分娩前糖化血红蛋白，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均低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新生儿随机血糖高于对照组（P<0.05）。

对GDM孕妇给予8周基于正念的补充替代疗法可降低其体质指数，有效控制血糖，降低炎性因子及脂肪因子水平，减少新生儿低血糖的发生。

妊娠期总增重与分娩孕周紧密相连，选择增重速率作为研究指标，可以减少孕周对研究结果的干扰。目前有关妊娠期增重速率的既定建议存在争议且很少有研究探讨孕中晚期增重速率与妊娠期糖尿病（GDM）孕妇母婴结局的相关性。

探讨孕中晚期增重速率对GDM孕妇妊娠期并发症及分娩结局的影响。

选取2018年3—12月在杭州市妇产科医院住院生产并纳入"杭州市母婴健康队列"（注册号：ChiCTR1900026149）的370例GDM孕妇为研究对象。根据2021年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妇女妊娠期体重监测与评价》推荐的孕中晚期增重速率，将研究对象分为增重速率过慢组（n=115）、增重速率正常组（n=152）和增重速率过快组（n=103）。分析三组孕妇妊娠期并发症发生情况及分娩结局。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中晚期增重速率过快是GDM孕妇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OR=2.661，95%CI（1.291，9.460）〕、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症〔OR=2.288，95%CI（1.090，4.805）〕、高脂血症〔OR=2.085，95%CI（1.656，6.630）〕及分娩巨大儿〔OR=4.591，95%CI（1.238，17.031）〕的危险因素（P<0.05），孕中晚期增重速率过快是分娩早产儿〔OR=0.117，95%CI（0.014，0.959）〕的保护因素（P<0.05）。

孕妇妊娠期增重不合理现象普遍，孕中晚期增重速率过快增加了GDM孕妇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高脂血症及分娩巨大儿的风险，但降低了发生早产的风险。

单纯空腹血糖升高的妊娠期糖尿病（GDM）孕妇可能对仅空腹血糖升高未重视，导致妊娠期血糖管理不佳，而这种情况是否会造成不良妊娠结局，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有待研究。

探究单纯空腹血糖升高的GDM孕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选取2020年6月至2021年3月在西北妇女儿童医院行产前检查的单纯空腹血糖升高的411例GDM孕妇为研究对象。所有孕妇随访至分娩，并根据最终分娩结局分为不良妊娠结局组和无不良妊娠结局组。收集孕妇的临床资料和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单纯空腹血糖升高的GDM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

411例单纯空腹血糖升高的GDM孕妇中157例（38.2%）接受妊娠期规范化血糖管理并达标，88例（21.4%）接受妊娠期规范化血糖管理但未控制达标，166例（40.4%）未接受血糖管理；323例（78.6%）发生不良妊娠结局（不良妊娠结局组），88例（21.4%）妊娠结局良好（无不良妊娠结局组）。两组孕妇年龄、妊娠前超重肥胖所占比例、妊娠期血糖管理情况、空腹血糖、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 1 h血糖、OGTT 2 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_1c）≥5.5%、血清总蛋白（TP）、血清白蛋白（ALB）、低蛋白血症发生率、时间-血糖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妊娠前超重肥胖〔OR=2.89，95%CI（1.45，5.78），P=0.003〕、妊娠期血糖管理〔管理未达标：OR=3.64，95%CI（1.64，8.06），P=0.001；未管理：OR=3.46，95%CI（1.91，6.25），P<0.001〕、HbA_1c〔OR=2.38，95%CI（1.06，5.34），P=0.035〕、低蛋白血症〔OR=2.25，95%CI（1.15，4.41），P=0.018〕、时间-血糖曲线的AUC〔OR=1.23，95%CI（1.03，1.47），P=0.024〕是单纯空腹血糖升高GDM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

妊娠前超重肥胖、妊娠期血糖管理未达标或未管理、高HbA_1c、低蛋白血症、时间-血糖曲线的AUC是单纯空腹血糖升高GDM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高危因素，临床上应指导孕妇妊娠前保持正常体质量、规范化管理血糖等，以促进母婴健康。

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与个体健康息息相关，低出生体质量是早期新生儿死亡的高危因素，而巨大儿的发生不仅可增加母婴产时并发症发生风险，还可增加个体成年后罹患各种慢性病的风险。因此，寻找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影响因素十分重要。

探讨孕妇肠道菌群对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影响。

以2017年1—9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出生的516例新生儿及其孕母为研究对象，根据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将其分为低出生体质量儿组（LW组，n=24）、正常体质量儿组（NW组，n=479）、巨大儿组（OW组，n=13）。采集孕母的肠道菌群参数及临床实验室检测指标，采用QIIME软件进行孕期肠道菌群组成分析和多样性分析；采用LEfSe分析，分别对三组孕妇肠道菌群属水平上的相对丰度进行两两比较，识别组间具有明显差异的菌群；通过线性模型MaAsLin进行多元分析，以捕获各实验室检测指标与微生物属之间的相关性；通过Boruta随机森林分类器模型分别基于实验室检测指标和肠道菌群分类操作单元（OTUs）构建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分类预测模型，探究孕妇肠道菌群对新生儿体质量的影响。

三组孕母的肠道菌群组成分析发现，门水平中厚壁菌门（Firmicutes）物种丰富度最高，属水平里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明显富集，三组间门水平的香农指数和辛普森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间的LEfSe分析发现：与LW组比较，NW组链球菌（Streptococcus）和罗氏菌（Roseburia）明显富集（P<0.05），而芽孢杆菌（Bacillaceae）、萝卜属菌（Raphanus）、甲烷球形菌（Methanosphaera）、巴氏杆菌（Barnesiellaceae）、普雷沃氏菌（Paraprevotella）丰度明显降低（P<0.05）；与NW组比较，OW组属巨单胞菌（Megamonas）、属粪球菌（Coprococcus）、韦荣氏菌（Veillonellaceae）、cc-115、梭菌（Closrtidiaceae）、另枝杆菌（Alistipes）明显富集（P<0.05），而布劳特氏菌（Blautia）和伊格尔兹氏菌（Eggerthella）丰度明显降低（P<0.05）；与LW组比较，OW组Closrtidiaceae、Alistipes菌群明显富集（P<0.05），而Barnesiellaceae丰度明显降低（P<0.05）。基于实验室检测指标分类器模型、肠道菌群OTUs分类器模型，区分NW组与LW组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2、0.77，区分NW组与OW组的AUC分别为0.65、0.78。

不同出生体质量新生儿对应孕母的肠道菌群存在差异，孕母肠道菌群OTUs模型可区分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大小，孕妇肠道菌群可能是预测新生儿体质量的一个良好指标。

正确的甲状腺功能指标参考区间对于准确诊断和干预孕妇甲状腺疾病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国内外对于双胎妊娠孕妇的甲状腺功能指标参考区间仍无统一标准。

探讨双胎妊娠孕妇妊娠期甲状腺功能指标合理的参考区间。

回顾性选取2009年1月至2019年9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产科门诊行产前检查的双胎妊娠健康孕妇作为双胎组。选取同期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产科门诊行产前检查的单胎妊娠健康孕妇作为单胎组。收集研究对象基本信息和实验室检查数据。本研究以双胎妊娠孕妇促甲状腺激素（TSH）和游离甲状腺素（FT₄）的第2.5百分位数（P_2.5）和第97.5百分位数（P_97.5）为确定甲状腺功能正常与否的下限和上限。TSH<P_{2.5（总TSH）}，FT₄>P_{97.5（总FT4）}则诊断为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TSH>P_{97.5（总TSH）}，FT₄<P_{2.5（总FT4）}则诊断为临床甲状腺功能减低（简称甲减）；TSH>P_{97.5（总TSH）}，P_{2.5（总FT4）}≤FT₄≤P_{97.5（总FT4）}则诊断为亚临床甲减；P_{2.5（总TSH）}≤TSH≤P_{97.5（总TSH）}，FT₄<P_{2.5（总FT4）}则诊断为低T₄血症。比较单胎组和双胎组妊娠早期、中期、晚期FT₄和TSH，记录并分析妊娠早期、中期、晚期双胎妊娠孕妇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病率。

双胎组最终纳入352例，单胎组最终纳入988例。双胎组孕妇妊娠早期、中期、晚期时FT₄均高于单胎组（P<0.05）；双胎组孕妇妊娠早期TSH低于单胎组，妊娠晚期TSH高于单胎组（P<0.05）。双胎妊娠孕妇妊娠早期、中期、晚期时FT₄的M（P_2.5，P_97.5）分别为〔11.84（7.95，26.73）〕、〔8.24（5.53，18.58）〕、〔8.37（5.80，15.79）〕pmol/L，TSH分别为〔0.67（0.03，3.99）〕、〔1.44（0.06，4.79）〕、〔2.43（0.41，6.92）〕mU/L。以双胎妊娠孕妇的数据为参考区间：双胎妊娠孕妇甲亢、甲减、亚临床甲减、低T₄血症的患病率分别为0、0.28%（1/352）、4.83%（17/352）、3.98%（14/352）；以单胎妊娠孕妇的数据为参考区间：双胎妊娠孕妇甲亢、甲减、亚临床甲减、低T₄血症的患病率分别为8.24%（29/352）、0、15.91%（56/352）、1.99%（7/352）。

本研究建议的双胎妊娠孕妇妊娠早期、中期、晚期时FT₄的参考范围分别为7.95~26.73、5.53~18.58、5.80~15.79 pmol/L，TSH的参考范围分别为0.03~3.99、0.06~4.79、0.41~6.92 mU/L。以本实验室所得的双胎妊娠孕妇的FT₄、TSH标准范围为参考标准，则检出的双胎妊娠孕妇甲状腺功能异常发生率较低，与相关文献报道相符合；而以本实验室所得的单胎妊娠孕妇的FT₄、TSH标准范围为参考标准，则可能造成双胎妊娠孕妇甲亢和亚临床甲减的过度诊断，因此建立各自实验室的特异性双胎妊娠孕妇甲状腺功能指标参考区间是必要的。

全球青少年妊娠率居高不下，造成较多不良后果，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迫切需要对青少年初产妇的妊娠特点、不良妊娠结局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青少年初产妇和其他年龄段初产妇妊娠结局差异及相关影响因素。

分析2019—2020年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产科<35岁的分娩孕周≥28周的12 222例初产妇及胎儿的妊娠结局，其中年龄≤19岁210例，设为青少年组；20~24岁1 729例，设为成人1组；25~34岁10 283例，设为成人2组。记录初产妇的一般情况、妊娠并发症、合并症、分娩情况及胎儿不良妊娠结局。分析年龄、婚姻、学历、居住地、经济状况、孕次、体质指数（BMI）对母婴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

青少年组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无固定收入所占比例均高于成人1组和成人2组，产检次数少于成人1组和成人2组（P<0.05）。青少年组胎盘早剥、贫血、阴道分娩、会阴裂伤、早产、（极）低出生体质量儿、死胎发生率均高于成人1组和成人2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24岁、未婚、BMI<18.5 kg/m²是初产妇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保护因素（P<0.05）；孕次≥3次、BMI≥28.0 kg/m²是初产妇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24岁、未婚、无固定收入、BMI≥28.0 kg/m²是初产妇发生阴道炎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19岁、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无固定收入是初产妇发生胎盘早剥的危险因素（P<0.05）；孕次≥3次是初产妇发生前置胎盘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24岁、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无固定收入是初产妇发生贫血的危险因素（P<0.05）；BMI≥28.0 kg/m²是初产妇发生贫血的保护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24岁、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BMI<18.5 kg/m²者更愿意选择阴道分娩（P<0.05），孕次≥3次者更愿意选择剖宫产（P<0.05）；年龄≤19岁、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无固定收入、孕次≥3次、BMI<18.5 kg/m²、BMI≥28.0 kg/m²是早产儿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19岁、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无固定收入、孕次≥3次、BMI<18.5 kg/m²是（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20~24岁是胎儿窘迫发生的保护因素（P<0.05）；年龄≤19岁、未婚是死胎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24岁、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无固定收入、孕次≥3次是新生儿窒息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

青少年初产妇呈现未婚、居住在农村及无固定收入所占比例高、受教育程度低、产检次数少、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高的特点。低龄、未婚、不良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多孕次、BMI过低或过高是青少年初产妇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应根据青少年高危因素制定适宜的围生期保健方案，政府及相应青少年服务机构应给予青少年母亲适当的社会经济支持，以降低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子痫前期病情严重者可进展至子痫并威胁母婴生命安全，而肠道菌群构成变化可能参与子痫前期的发生、发展，但尚无明确证据。

探讨孕早中期孕妇肠道菌群差异与子痫前期发病的关系。

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产科招募且符合本研究纳入标准的孕妇455例。将妊娠20周后确诊为子痫前期的孕妇作为子痫前期组（n=32），未发生子痫前期的孕妇作为非子痫前期组（n=423）。收集孕妇的临床资料，并分别留取孕早期（≤12⁺⁶周）、孕中期（13~27⁺⁶周）粪便标本进行肠道菌群生物信息学分析，分析其与子痫前期发病的关系。

子痫前期组和非子痫前期组年龄、孕早期Shannon指数和Simpson指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5周岁〔OR=1.894，95%CI（1.432，2.369）〕、孕早期Shannon指数下降〔OR=0.709，95%CI（0.465，0.921）〕、孕早期Simpson指数下降〔OR=0.612，95%CI（0.354，0.893）〕是孕妇发生子痫前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孕早期Shannon指数预测孕妇子痫前期发病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为0.745〔95%CI（0.652，0.838）〕，截断值为6.255，灵敏度为76.58%，特异度为60.00%；孕早期Simpson指数预测孕妇子痫前期发病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24〔95%CI（0.623，0.826）〕，截断值为0.945，灵敏度为62.90%，特异度为60.61%。

孕早期粪便肠道菌群Shannon指数、Simpson指数降低是孕妇发生子痫前期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对子痫前期发病具有早期预测价值。

泌乳启动延迟（DOL）是造成母乳喂养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妊娠期增重过多、产后抑郁会增加产后DOL的发生风险，而妊娠期体力活动（PA）可以有效防止体质量增加过多，改善产后负性情绪，有益于母乳喂养，但目前妊娠期PA与DOL的关系尚不明确。

探讨妊娠晚期孕妇PA现状及对DOL的影响，为早期预防DOL，保障母乳喂养提供依据。

采取前瞻性研究设计，取2020年12月至2021年8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产检并分娩的妊娠晚期孕妇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并收集孕妇的一般资料（包括人口学资料和产科资料）、PA和久坐行为（SB）时间（采用国际体力活动短问卷评价）、产后抑郁（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评价）及DOL情况。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妊娠晚期孕妇PA水平和DOL的关系。

共发放调查问卷261份，回收有效问卷247份，有效回收率为94.7%。247例孕妇中69例（27.9%）发生DOL。DOL产妇和非DOL产妇妊娠期增重、分娩后48 h内添加配方奶粉、抑郁情绪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1）。247例孕妇中妊娠晚期PA充足者181例（73.3%），不充足者66例（26.7%）；15.8%（39/247）的孕妇的SB时间≥6.5 h/d。DOL产妇PA水平充足发生率低于非DOL组，SB时间≥6.5 h/d发生率高于非DOL产妇（P<0.05）。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A水平〔不充足：OR=0.421，95%CI（0.223，0.797）〕、SB时间〔≥6.5 h/d：OR=0.193，95%CI（0.090，0.414）〕是孕妇DOL的影响因素（P<0.05）。

提高妊娠期PA水平、减少SB时间有助于减少DOL的发生，有效提高母乳喂养率。

分娩心理创伤与孕产妇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因此识别分娩心理创伤及评价干预效果极为重要。目前分娩心理创伤的评估工具较多，但尚缺乏评价其评估工具质量的研究。

系统评价分娩心理创伤评估工具的测量属性和方法学质量，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知网、维普网、PubMed、Web of Science、CINAHL、Embase、APA PsycArticles中关于分娩心理创伤评估工具的相关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3-11-06。文献筛选、提取与评价由2名研究者独立进行并交叉核对。

共纳入6项研究、6个评估工具：分娩创伤感知评估量表（BTPS）、产妇分娩创伤量表（MCTS）、中文版创伤性分娩感知量表（TCPS-C）、分娩创伤量表（BTS）、创伤性分娩感知量表（TCPS）、分娩创伤指数（CTI）。纳入评估工具均未报告测量误差、跨文化效度、假设检验及反应度；内容效度方面，BTPS为"不确定"，CTI未报告，其余量表为"足够"；结构效度方面，TCPS-C为"足够"，其余量表为"不确定"；内部一致性方面，MCTS为"不足"，其余量表为"足够"；信度方面，BTPS、MCTS和TCPS-C为"足够"，其余量表未报告。TCPS-C、BTS和TCPS为A级推荐，BTPS、MCTS和CTI为B级推荐。

TCPS-C、BTS和TCPS为有效评估工具，可暂被推荐，但其测量属性和方法学质量尚有不足，未来可进一步研究和持续优化，以提高评估工具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

产后抑郁不仅可能发生于产妇，还可能发生于产妇配偶，这不仅影响其生活质量、加重社会和家庭经济负担，也不利于儿童生长发育，及早识别其发生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Meta分析明确中国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发生率。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CINAHL、Embase、Cochrane Library数据库中有关中国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的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和横断面研究，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4-03-19。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对纳入研究进行数据提取、文献质量评估，采用Stata 14.0软件进行Meta分析。

最终纳入39篇文献，总样本量12 162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为14%（95%CI=12%~17%）。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产后1个月内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为17%（95%CI=13%~22%），产后1个月~1年内为13%（95%CI=10%~15%）；内陆地区为17%（95%CI=11%~23%），沿海地区为13%（95%CI=11%~16%）；测量工具为EPDS的研究中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为13%（95%CI=11%~16%），其他研究工具为18%（95%CI=10%~29%）；初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为15%（95%CI=11%~21%），经产妇配偶为14%（95%CI=11%~18%）；发表年份2007—2016年为16%（95%CI=10%~22%），2017—2023年为14%（95%CI=12%~16%）。通过逐一剔除文献的方法进行敏感性分析，合并效应量未发生明显改变，提示Meta合并结果较为稳健。漏斗图两侧各研究点分布基本对称，Egger's检验结果显示t=1.79，P=0.082，提示不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倚。

中国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较高，总发生率为14%，其中产后1个月内发生率高至17%，应重视早期筛查及防治工作。

围产期抑郁是影响妇女儿童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对其有效管理迫在眉睫。深圳市自2021年通过移动医疗平台建设在全市范围内推进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工作。

利用深圳市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项目常规数据，分析移动平台对促进项目实施的效果，探究目前最突出的实施瓶颈。

选择2020年6月—2022年5月在深圳市任一助产医疗机构（全市10个辖区共82家）分娩的孕产妇，研究人员将符合纳入标准的所有孕产妇个案记录从深圳市妇幼保健管理信息系统后台导出，建立基础数据库。根据移动平台启用时间，将符合纳入标准的孕产妇分为常规服务组（2020年6月—2021年5月分娩）和移动平台组（2021年6月—2022年5月分娩）。观察两组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以及产后的抑郁筛查率、筛查阳性率、转诊率以及干预率。

本研究共纳入311 719名孕产妇，其中常规服务组166 832人，移动平台组144 887人。移动平台组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以及产后抑郁筛查率、转诊率及干预率均高于常规服务组（P<0.05）。移动平台组孕早期、孕中期筛查阳性率均高于常规服务组（P<0.05），孕晚期、产后筛查阳性率均低于常规服务组（P<0.05）。

移动平台为围产期抑郁的常态化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方法。筛查阳性孕产妇干预率偏低是目前最突出的实施瓶颈。未来研究应致力于优化平台功能设计，探究最优干预措施组合，增强健康宣教，通过创新方法制订有效、可持续、普适性的实施策略。

保护女性的生育力是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及愿景之一，其中输卵管再通术为输卵管性不孕患者妊娠提供了可能。

准确识别影响输卵管再通术后患者成功妊娠的影响因素，探讨随机森林算法在输卵管再通术后妊娠影响因素的筛选和预测中的应用效果。

回顾性收集2016—2018年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妇科进行的宫腹腔镜联合下输卵管再通术170例患者的病例资料，根据术后患者2年内是否成功自然妊娠分为妊娠组与未妊娠组。采用R软件在训练集[采用Bootstrap自助法抽取63.2%（108例）数据]上建立输卵管再通术后妊娠风险预测的随机森林模型，在测试集上采用预测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评价模型的预测效果。

妊娠组82例，未妊娠组88例，术后自然妊娠率为48.2%。通过随机森林算法对训练集建立的模型在测试集上验证，得出预测准确度为87.1%、灵敏度为93.1%、特异度为81.8%、阳性预测值为81.8%、阴性预测值为93.1%、AUC为0.921。采用随机森林算法通过变量重要性评分对输卵管再通术后妊娠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得到排名前3位的重要预测变量为：不孕时间、既往妊娠次数及年龄。

随机森林算法可用于输卵管再通术后妊娠影响因素的风险预测，基于不孕时间、既往妊娠次数及年龄建立的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区分度和准确度。识别输卵管再通术后的关键因素，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建议合并危险因素的患者借助辅助生殖技术提高妊娠率。

目前关于残余胆固醇（RC）与孕妇抑郁及妊娠压力关系的研究有限。

探索RC等因素与妊娠中期孕妇抑郁和妊娠压力的关系，为临床识别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选择2020年6月—2024年4月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产科规律产检的妊娠早期（孕6~13⁺⁶周）孕妇为研究对象。采取纵向研究设计，收集孕妇的基线数据和血脂指标，随访至妊娠中期，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和妊娠压力量表（PPS）对孕妇的抑郁和压力情况进行评估。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孕妇抑郁和妊娠压力的预测模型。为进一步确定对结局影响最大的因子，采用随机森林（RF）算法再次构建模型，并使用SHAP工具对RF模型结果进行可视化分析。

本研究随访403例妊娠早期至妊娠中期孕妇，获得有效问卷323份，失访率为19.9%。清洗错误基线数据后，最终纳入279例孕妇。结果显示，孕妇抑郁发生率为38.7%（108/279），妊娠压力发生率为20.8%（58/279）。有抑郁和妊娠压力的孕妇，其RC水平高于无抑郁及无妊娠压力的孕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本次妊娠方式（OR=0.441，95%CI=0.251~0.775）、吃早餐频率（OR=5.086，95%CI=2.105~12.270）和RC（OR=2.759，95%CI=1.157~6.580）是妊娠中期孕妇抑郁的影响因素（P<0.05）；妊娠后是否午休（OR=0.513，95%CI=0.276~0.953）、RC（OR=3.747，95%CI=1.519~9.246）是妊娠中期孕妇妊娠压力的影响因素（P<0.05）。SHAP图显示，RC是影响妊娠中期孕妇抑郁和妊娠压力的最重要因素。

高水平的RC可能是妊娠中期孕妇发生抑郁和压力事件的危险因素。未来需通过大型队列研究或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结果，并阐明其因果关系。

甲状腺激素对胎儿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妊娠期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妊娠合并Graves病甲亢是众所周知的小于胎龄儿（SGA）的危险因素。但妊娠早期单纯低甲状腺素血症（IMH）是否影响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目前研究较少且结果不一致。

探讨妊娠早期IMH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关系。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选择2016年1月—2020年10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建档、产检并分娩或终止妊娠的单胎孕妇，根据本研究制定的妊娠早期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T₄）及促甲状腺激素（TSH）的2.5th和97.5th分成IMH组（344例）和对照组（19 426）例，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妊娠早期IMH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相关性，再依据孕前BMI（PPBMI）将研究对象分为超重/肥胖（PPBMI≥24.0 kg/m²，IMH组69例/对照组3 376例）和非超重/肥胖（PPBMI<24.0 kg/m²，IMH组275例/对照组16 050例）。比较不同分组及亚组孕妇的妊娠结局以及IMH与妊娠结局之间的关系。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IMH组巨大儿及大于胎龄儿（LGA）发生率分别为对照组的1.627倍（OR=1.627，95%CI=1.103~2.399，P=0.014）和1.681倍（OR=1.681，95%CI=1.288~2.196，P<0.001）；两组低出生体质量儿（LBW）及SGA发生率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PPBMI<24.0 kg/m²中，IMH组巨大儿及LGA发生率分别为对照组的2.021倍（OR=2.021，95%CI=1.320~3.093，P=0.001）和1.788倍（OR=1.788，95%CI=1.322~2.418，P<0.001）。而在PPBMI≥24.0 kg/m²中，两组巨大儿、LBW、LGA及SGA发生率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孕妇在妊娠早期患IMH会增加分娩巨大儿或LGA的发生风险，尤其在孕前非超重/肥胖孕妇中。在孕前超重/肥胖孕妇中，妊娠早期患IMH并不会增加巨大儿或LGA的发生风险。而LBW及SGA发生率在整体及孕前超重/肥胖、孕前非超重/肥胖孕妇中均无明显差异。

妊娠期糖尿病（GDM）对母儿的近远期健康造成影响。孕前BMI与GDM密切相关，但BMI无法评估脂肪与脂肪分布情况，因此仅用其评估肥胖存在一定缺陷。隐性肥胖人群[BMI正常但体脂百分比（PBF）>30%]及正常体质量伴中心性肥胖人群[BMI正常但内脏脂肪面积（VFA）≥80 cm²]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代谢异常，然而在临床中此部分人群常被忽视，关于其与GDM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

分析孕前正常BMI孕妇孕早期体成分与GDM的相关性并探讨脂肪分布情况与GDM的关系。

本研究纳入2018年10月—2022年10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门诊建档，孕早期自愿接受营养评价并定期产前检查至妊娠24~28周的单胎孕妇1 938例。研究对象于孕早期（6~16周）进行人体成分检测、妊娠24~28周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根据OGTT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GDM组（n=382）和正常组（n=1 556）。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孕早期体成分及体脂分布与GDM的关系。

GDM组孕妇体脂量（BFM）、VFA、PBF、脂肪质量指数（FMI）均高于正常组（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早期BFM、VFA、PBF、FMI升高（OR=1.044，95%CI=1.012~1.078；OR=1.007，95%CI=1.002~1.012；OR=1.041，95%CI=1.012~1.070；OR=1.138，95%CI=1.043~1.241）（P<0.05）和中心性肥胖即VFA≥80 cm²（OR=1.396，95%CI=1.101~1.770，P<0.05）是GDM发生的危险因素。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BFM、VFA、PBF、FMI与OGTT各时点血糖呈正相关（P<0.05）。

在孕前正常BMI孕妇中，孕早期BFM、VFA、PBF、FMI是GDM发生的危险因素，中心性肥胖即VFA≥80 cm²可以独立预测GDM的发生。产检时需要关注孕妇的脂肪分布，对于中心性肥胖人群加强孕期管理。

鉴于2型糖尿病孕妇不良妊娠结局风险增加，除了控制血糖，了解妊娠期体质量增加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非常重要。

探讨2型糖尿病孕妇妊娠期增重情况及其与妊娠结局的关系。

回顾性选取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2012—2020年建档并分娩的691例2型糖尿病妇女，根据中国《妊娠期妇女体重增长推荐值标准》进行分类，分为增重不足组（n=143）、增重适宜组（n=289）、增重过多组（n=259）。比较三组人群的妊娠期增重特点、母体结局、新生儿结局。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妊娠期增重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增重适宜组相比，增重过多组增加剖宫产（aOR=1.626，95%CI=1.110~2.382）、子痫前期（aOR=1.997，95%CI=1.071~3.677）、巨大儿（aOR=1.948，95%CI=1.175~3.230）及大于胎龄儿（LGA）（aOR= 2.090，95%CI=1.321~3.306）的发生风险，降低阴道顺产率（aOR=0.617，95%CI=0.415~0.918）；增重不足组降低LGA的发生风险（aOR=0.497，95%CI=0.255~0.970），但对小于胎龄儿（SGA）的发生无影响（P>0.05）。进一步分层分析显示，孕前BMI≥24.0 kg/m²的增重过多组剖宫产、子痫前期、LGA的发生风险增加[aOR及95%CI分别为：1.673（1.082~2.587）、1.961（1.022~3.761）、2.031（1.221~3.379）]，阴道顺产率降低（aOR=0.589，95%CI=0.372~0.933）；孕前BMI≥24.0 kg/m²的增重不足组LGA的发生风险降低（aOR=0.487，95%CI=0.237~0.999）。孕早期、中期、晚期增重过多是巨大儿[aOR（95%CI）分别为1.07（1.00~1.15）、1.16（1.03~1.31）、1.16（1.06~1.27）]和LGA[aOR（95%CI）分别为1.08（1.01~1.16）、1.13（1.02~1.26）、1.16（1.07~1.26）]的危险因素；孕晚期增重过多是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的危险因素（aOR=1.13，95%CI=1.02~1.24；aOR=1.14，95%CI=1.03~1.26），孕中期、晚期增重过多是剖宫产的危险因素（aOR=1.11，95%CI=1.02~1.21；aOR=1.09，95%CI=1.02~1.17）。

妊娠期增重过多增加了2型糖尿病孕妇发生LGA、巨大儿、子痫前期、剖宫产等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妊娠期增重不足降低了LGA风险，但不增加SGA的风险；孕早、中、晚期不同阶段妊娠期增重与不良妊娠结局存在明确的相关性，2型糖尿病患者妊娠期优化血糖的同时应从孕前及孕早期加强体质量管理宣教及干预。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是导致全球孕产妇及围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增加趋势。2023年美国预防临床服务指南工作组通过评估最新研究证据并分析HDP筛查的获益和危害，更新发布了《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筛查》推荐声明（以下简称"推荐"）。该推荐与2017版推荐相比，进一步肯定了血压测量筛查HDP的重要性，肯定其具有实质性的净获益，建议在整个妊娠期测量血压以筛查HDP。本文基于《指南解读类文献报告规范的制订指南（RIGHT for INT）》，探讨分析该推荐的核心要点及其对我国全科医生的指导意义。

妊娠期糖尿病（GDM）是妊娠期常见并发症，既往研究表明，GDM孕妇生殖道感染性疾病的患病风险较高，但相关队列研究少见。

了解GDM孕妇不同孕周阴道菌群变化特点，对比GDM孕妇与非GDM孕妇阴道菌群差异，观察阴道菌群异常对妊娠结局的不良影响。

本研究采用连续抽样法，选取2022年3月—2023年3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大兴教学医院建立档案并规范保健的孕妇，在妊娠24~28周行75 g口服糖耐量试验（OGTT）检查，诊断是否为GDM。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GDM组与非GDM组1∶1匹配，于妊娠24~28周（A阶段）、妊娠32~35周（B阶段）和妊娠37~40周（C阶段）分别采集阴道分泌物，进行3次阴道微生态检测，并进一步分为GDM阴道菌群正常组、GDM阴道菌群异常组、非GDM阴道菌群正常组及非GDM阴道菌群异常组，随访至分娩后7 d以评估妊娠结局。

本研究最初纳入426名参与者，141例发生GDM。经过PSM匹配，GDM组和非GDM组成功匹配122对，作为研究队列。本研究中有9例GDM孕妇和5例非GDM孕妇发生早产（妊娠<37周），故最终有113例GDM孕妇和117例非GDM孕妇进入C阶段。A阶段阴道菌群优势菌为乳杆菌所占比例高于C阶段，阴道pH值、阴道菌群异常发生率、细菌性阴道病（BV）及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VVC）发生率均低于C阶段（P<0.05）。A阶段GDM组优势菌为乳杆菌所占比例高于非GDM组，阴道菌群异常和VVC发生率均低于非GDM组（P<0.05）。C阶段GDM组优势菌乳杆菌比例低于非GDM组，阴道菌群异常发生率高于非GDM组（P<0.05）。GDM阴道菌群异常组（n=65）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高于GDM阴道菌群正常组（n=57）（P<0.05）；GDM阴道菌群异常组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是GDM阴道菌群正常组的1.830倍（RR=1.830，95%CI=1.293~2.590，P<0.001）。

GDM孕妇在妊娠37~40周时，阴道菌群异常发生率高于妊娠24~28周。相比于非GDM孕妇，GDM孕妇在妊娠24~28周时阴道菌群异常发生率低，而在妊娠37周后，阴道菌群异常发生风险升高。妊娠期阴道菌群异常是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建议加强妊娠期阴道微生态的检测与管理。

染色体异常是导致出生缺陷的常见原因，核型分析仍是产前诊断染色体异常的重要方法，也是出生缺陷防控的有效手段，但目前核型分析尤其是染色体图像分割分类主要依靠人工，费时费力。人工智能（AI）是核型分析的一种新方式，研究其在产前染色体核型诊断中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探讨AI在产前染色体核型诊断中的应用效果和临床价值。

选取2020—2022年在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接受介入性产前诊断、行羊水染色体核型分析的1 000例孕妇。采用双线模式：一线AI阅片后，由1名遗传医师审核，二线由另1名遗传医师应用Ikaros核型分析工作站阅片，记录各自的诊断结果及所需时间。样本的最终诊断结果以一线的人工审核和二线的人工阅片结果为准。

1 000例羊水样本中，AI诊断正常核型735例、非整倍体233例、结构异常0例、嵌合体32例。AI辅助遗传医师的诊断结果与遗传医师应用Ikaros系统的诊断结果完全一致，正常核型、非整倍体、结构异常、嵌合体分别是689、233、45、33例。与AI辅助遗传医师相比，AI诊断具有强一致性（Kappa值=0.895，95%CI=0.866~0.924，P<0.01）。AI诊断准确率为95.4%，灵敏度为95.4%，阳性预测值为100.0%。其中，诊断正常核型、非整倍体、结构异常、嵌合体的灵敏度分别为100.0%、100.0%、0、97.0%；阳性预测值分别为100.0%、100.0%、0、100.0%。AI平均诊断用时少于AI辅助遗传医师和Ikaros辅助遗传医师（P<0.001）；AI辅助遗传医师平均诊断用时少于Ikaros辅助遗传医师组（P<0.001）。

AI分析羊水核型的自动化程度高，但识别染色体结构异常的能力有待提高，建议采用AI联合遗传医师阅片的方式应用于临床，以保证产前诊断的质量并提高效率。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现代人生育观念的转变，高龄产妇的数量正在逐年增加。相较于适龄产妇，高龄产妇更可能因自身、家庭、工作等原因产生抑郁症状。

系统评价我国高龄产妇（分娩时年龄≥35岁）产后抑郁检出率，为早期预防和干预提供相关依据。

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以主题词和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检索与中国高龄产妇产后抑郁检出率相关的文献，检索时限为数据库建库至2023年7月。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过程由2名研究员独立进行。使用Stata 1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共纳入21篇文献，样本量合计5 163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高龄产妇产后抑郁总检出率为20.0%（95%CI=17.4%~22.6%）。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年龄<40岁高龄产妇产后抑郁检出率为19.5%（95%CI=13.8%~25.3%），≥40岁为40.3%（95%CI=11.4%~69.3%）；文化程度高中以上为19.7%（95%CI=11.7%~27.7%），高中及以下为30.7%（95%CI=19.1%~42.3%）；初产妇为21.1%（95%CI=14.4%~27.9%），经产妇为16.2%（95%CI=12.9%~19.6%）；自然分娩为16.4%（95%CI=12.2%~20.6%），剖宫产为27.8%（95%CI=20.9%~34.8%）；新生儿性别男性为20.7%（95%CI=15.6%~25.8%），女性为27.3%（95%CI=20.5%~34.0%）；有妊娠并发症为38.7%（95%CI=22.6%~54.8%），无妊娠并发症为11.7%（95%CI=7.6%~15.8%）；有不良孕产史为29.5%（95%CI=17.9%~41.1%），无不良孕产史为27.7%（95%CI=16.6%~38.8%）；发表年份为2020年以前为18.0%（95%CI=16.5%~19.4%），发表年份为2020年及以后为19.5%（95%CI=18.0%~21.0%）；调查地区北方为20.4%（95%CI=18.2%~22.6%），南方为18.2%（95%CI=17.0%~19.4%）；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分≥13分为20.0%（95%CI=18.5%~21.5%），≥10分为16.9%（95%CI=15.2%~18.5%）。Egger's检验（t=1.76，P=0.095）和Begg's检验（Z=1.48，P=0.147）提示不存在明显发表偏倚。

我国高龄产妇产后抑郁检出率较高（20.0%），其中年龄≥40岁、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初产妇、剖宫产、新生儿性别为女性、有妊娠并发症、有不良孕产史、发表年份为2020年及以后、调查地区为北方、EPDS评分≥13分的高龄产妇产后抑郁检出率较高，应重视以上高龄产妇的心理状况，并制定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现行剖宫产瘢痕妊娠（CSP）分型依据仅参照超声影像特点，目前尚缺乏该分型标准下不同类型CSP病例临床特点的分析总结。

探讨不同类型CSP的病例特点及诊治差异。

纳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2014年7月—2022年6月收治的CSP患者共862例为研究对象，根据超声分型标准分为Ⅰ型、Ⅱ型、Ⅲ型组，并对其临床特点及诊治指标进行回顾性分析。

本研究CSP患者中Ⅰ型组占36.5%（315/862），Ⅱ型组占53.1%（458/862），Ⅲ型组占10.3%（89/862）。3组患者的年龄、孕产史、既往宫腔手术史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CSP患者中腹痛发生率为24.2%（209/862），阴道出血发生率为65.0%（560/862）。3组CSP患者腹痛及阴道出血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261、0.062）。Ⅲ型组患者诊断时停经时间为55（46，64）d，妊娠物中位径线长29.6（19.1，43.3）mm，术前血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水平为60 673（17 164，122 203）mU/mL，需辅助药物杀胚治疗、腹腔镜监视下手术、子宫动脉阻断率分别为27.0%（24/89）、33.7%（30/89）、32.6%（29/89），手术时长101（67，125）min，住院时间4（3，7）d，治疗花费11 933.7（8 760.7，15 250.6）元，术后24 h累计出血量、出血≥200 mL发生率及输血率分别为83（33，178） mL、24.7%（22/89）、7.9%（7/89），均高于其他两组（P<0.001）。所有患者持续性CSP发生率为3.1%（27/862），3组持续性CSP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3.353，P=0.187）。

不同类型CSP患者的年龄、孕产史、既往宫腔手术史及腹痛、阴道出血等临床特点无明显差异。Ⅰ型和Ⅱ型患者治疗侵入性较小，Ⅲ型患者的医疗资源消耗较多，对多学科团队及个体化管理有较高要求。不同类型患者经规范管理，其治疗预后均较理想。

由于经济发展及国内生育政策改变，妊娠合并急性胰腺炎（APIP）发病率逐渐增加，不同病因的APIP临床特点不同，且对母婴预后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既往对此研究较少。

分析不同病因APIP的临床特征及其与母婴预后的关系。

收集2016—2022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收治的48例住院APIP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病因分为胆源性组（n=27）及高脂血症组（n=21），对比分析两组实验室检查指标以及母婴结局。

胆源性组起病至就诊时间长于高脂血症组，入院时孕周短于高脂血症组，既往孕次多于高脂血症组，腹泻及停止排便所占比例低于高脂血症组（P<0.05）。两组患者严重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12）。胆源性组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C反应蛋白、胆固醇、三酰甘油水平低于高脂血症组，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谷氨酰转肽酶、血肌酐、血钙、血钠、血淀粉酶、N末端脑钠肽前体水平高于高脂血症组（P<0.05）。胆源性组分娩时孕周短于高脂血症组（P<0.05）。胆源性组和高脂血症组早产率、剖宫产率、剖宫产人为干预终止妊娠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胆源性组新生儿重量小于高脂血症组，身长短于高脂血症组，病理性黄疸、呼吸窘迫、呼吸机辅助呼吸发生率高于高脂血症组（P<0.05）。

胆源性疾病目前仍为APIP患者的第一位病因，可显著缩短母体的分娩孕周，并造成胎儿低体质量，增加胎儿病理性黄疸、呼吸窘迫、呼吸机辅助呼吸的发生率，引起胎儿更为严重的预后。

产后抑郁（PPD）是全球产后女性常发生的健康问题之一，也是女性生育期最具致残性的疾病，会对母婴身心健康及其家庭产生不良影响。

分析产妇出现PPD症状的原因，以验证或修订前期理论假设"角色转换视角下PPD发生发展的自我-人际模型"，为构建有效的PPD预防干预方案提供干预靶点。

采用解释性案例研究的方法，基于前期理论假设，采用理论抽样法，并遵循"复制法则"，选取2022年11月—2023年1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后康复门诊进行产后常规检查的15名经历过PPD症状的产妇作为案例，对其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式个人深入访谈，运用Max QDA 2022质性资料分析软件协助整理文本信息，采用建构性解释的分析方法，将每个案例结果与预设的理论假设进行比较分析。

本研究中产妇PPD症状的发生原因未超出前期理论假设中的自我和人际方面，可进一步归纳为"不能照顾好自己""不能照顾好婴儿""不能处理好与配偶的关系"及"不能处理好与重要他人的关系"4个方面的压力因素。

前期理论假设"角色转换视角下PPD发生发展的自我-人际模型"得到了验证与具化，鉴于此，未来开发PPD预防干预方案可将其中的4个方面的压力因素作为干预靶点，从而预防PPD的发生。

非稳态负荷（AL）作为评价慢性压力的客观指标，与不良妊娠结局有关。目前，纵向研究分析妊娠女性AL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探讨妊娠女性不同时期AL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1年11月—2022年11月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和六安市金安区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建档的152例妊娠早期（≤14周）、中期（23~27周）和晚期（30~34周）女性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估妊娠期抑郁情绪。参考既往研究，采用代谢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的相关评估指标计算AL总分，并将AL总分≥3分作为妊娠女性不同时期高AL的判定标准。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妊娠早期、中期和晚期AL的影响因素。

在152例妊娠女性中，妊娠早期、中期和晚期女性平均AL总分分别为（2.06±1.68）、（2.07±1.84）、（2.07±1.68）分。在妊娠早期、中期和晚期分别有52例（34.2%）、54例（35.5%）和50例（32.9%）处于高AL状态（AL总分≥3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业｛商业服务业员工〔OR=0.229，95%CI（0.062，0.845），P=0.027〕、办事人员〔OR=0.164，95%CI（0.051，0.528），P=0.002〕、专业技术人员〔OR=0.278，95%CI（0.099，0.784），P=0.015〕｝、失业〔OR=5.516，95%CI（1.044，29.144），P=0.044〕、抑郁情绪〔OR=6.241，95%CI（1.403，27.757），P=0.016〕是妊娠早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年龄〔OR=1.098，95%CI（1.002，1.202），P=0.045〕和妊娠早期AL〔OR=9.965，95%CI（4.402，22.561），P<0.001〕是妊娠中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妊娠晚期夜间睡眠时长〔≥9 h/d：OR=0.176，95%CI（0.044，0.703），P=0.014〕、妊娠早期AL〔OR=4.697，95%CI（1.852，11.908），P<0.001〕和妊娠中期AL〔OR=9.426，95%CI（3.728，23.834），P<0.001〕是妊娠晚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

超过30%的女性在妊娠不同阶段处于高AL水平，且其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职业、失业情况、抑郁情绪是妊娠早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年龄和妊娠早期AL状况是妊娠中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妊娠晚期夜间睡眠时长、孕早/中期AL状况是妊娠晚期女性AL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