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最新文章合辑
准确预测癌症晚期患者的生存期,不仅能为安宁疗护中心规范收治患者、提供规范化服务奠定基础,还有助于减少安宁疗护过程中"无意义"的过度治疗。目前,国内关于常见生存期预测量表对癌症晚期患者生存期预测效果的比较研究较少。
比较临终患者病情评估表与其他常见生存期预测量表〔卡氏评分(KPS)、姑息功能评价量表(PPS)、姑息预后指数(PPI)〕在预测癌症晚期患者生存期中的准确性,旨在为癌症晚期患者生存期预测工具的遴选提供依据。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2018年4月1日至2020年2月1日入住上海市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的癌症晚期患者为研究对象。于患者入院时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临终患者病情评估表、KPS、PPS、PPI对其进行评估,并观察、记录患者的生存时间(入院时间至死亡时间,除死亡外的其他生存结局归类为删失)。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全体患者的生存时间,并绘制生存曲线。通过Kaplan-Meier法计算各量表不同组别患者的中位生存期,通过Log-rank检验比较各量表不同组别患者生存期的差异,并绘制生存曲线。最终,通过比较患者的实际生存时间与临终患者病情评估表、PPI、PPS、KPS预测的生存时间,来判断上述4种量表在不同组别患者及全体患者生存期预测中的准确性。
共纳入315例癌症晚期患者,其中266例(84.4%)于住院期间死亡,49例(15.6%)删失(右删失,Ⅲ型删失)。315例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0.00〔95%CI(8.10,11.90)〕d。临终患者病情评估表20.0~35.0、35.5~45.0、45.5~50.0、50.5~60.0、60.5~100.0分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1.00〔95%CI(0.79,1.22)〕、5.00〔95%CI(3.92,6.08)〕、10.00〔95%CI(7.83,12.17)〕、22.00〔95%CI(18.42,25.58)〕、45.00〔95%CI(26.23,63.77)〕d(χ2=360.561,P<0.001);KPS 10~20、30~40、50~100分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1.00〔95%CI(0.66,1.34)〕、7.00〔95%CI(5.23,8.77)〕、30.00〔95%CI(20.87,39.13)〕d(χ2=137.280,P<0.001);PPS 60%~100%、30%~50%、10%~20%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35.00〔95%CI(25.90,44.10)〕、12.00〔95%CI(9.66,14.34)〕、2.00〔95%CI(0.85,3.15)〕d(χ2=139.311,P<0.001);PPI 0~3.5、4.0~5.5、6.0~7.5、8.0~10.0、10.5~15.0分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33.00〔95%CI(25.39,40.61)〕、12.00〔95%CI(8.15,15.85)〕、6.00〔95%CI(4.72,7.28)〕、3.00〔95%CI(1.76,4.24)〕、1.00〔95%CI(0.89,1.11)〕d(χ2=289.831,P<0.001)。临终患者病情评估表、KPS、PPS、PPI在全体患者生存期预测中的准确率分别为81.27%(256/315)、57.78%(182/315)、57.46%(181/315)、73.65%(232/315)。
临终患者病情评估表、PPI、KPS、PPS均可用于预测癌症晚期患者生存期,但临终患者病情评估表的预测效果明显优于PPI、KPS、PPS。
原发性肝癌是世界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本文详述了目前我国原发性肝癌的流行病学情况、人群归因分值及其相关危险因素。本文通过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发现,乙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仍是原发性肝癌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随着乙型肝炎病毒疫苗接种以及抗病毒治疗,我国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略有下降,但代谢性因素如糖尿病、肥胖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引起的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正逐步上升;吸烟、饮酒等也是重要的危险因素。本文综述了原发性肝癌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危险因素,可为制订原发性肝癌防控措施提供切实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
卵巢癌对女性健康的危害已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缺乏针对我国卵巢癌发病及死亡趋势分析的研究。
通过收集《中国肿瘤登记年报》中2005—2016年卵巢癌发病与死亡数据,描述和分析该时期我国女性卵巢癌发病与死亡变化趋势,为我国卵巢癌的科学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整理2005—2016年卵巢癌发病与死亡数据,计算每年的标化发病率、标化死亡率、年龄别发病率和年龄别死亡率。运用Joinpoint软件计算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分析我国卵巢癌发病与死亡随时间(年度)的变化趋势。
2005—2016年我国卵巢癌发病率整体呈快速上升趋势(AAPC=7.25%,P<0.05),历年城市的卵巢癌标化发病率均高于农村,35~岁年龄组以后发病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发病高峰主要集中出现在55~岁年龄组。2005—2016年我国卵巢癌死亡率整体呈快速上升趋势(AAPC=6.06%,P<0.05),历年城市卵巢癌标化死亡率均高于农村,35~岁年龄组以后死亡率随年龄的增长快速上升,75~岁年龄组以后死亡率逐渐下降。
2005—2016年我国卵巢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呈快速上升趋势,但在年龄和城乡之间表现出一定差异,应采取针对性措施,积极制订卵巢癌防治策略,降低卵巢癌的危害。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妇科肿瘤之一,占所有女性癌症的12%左右。该病与肝癌一样,约有85%的患者来自欠发达地区。
探讨1993—2017年我国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长期趋势。
本研究中所有的发病及死亡数据来源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测量与评价中心(IHME)疾病负担网站。本研究首先运用Joinpoint回归分析模型,对中国1993—2017年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趋势进行分段描述,进一步利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和内生因子法估计成年女性宫颈癌发病及死亡风险的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
总的来说,1993—1998年中国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下降趋势,2008—2015年呈上升趋势。Joinpoint回归模型结果显示:1993—2017年,女性宫颈癌的标化发病率从9.54/10万增加到10.88/10万〔AAPC(95%CI)=0.6(0.3,0.9),P<0.05〕,而标化死亡率则从4.88/10万下降到4.48/10万〔AAPC(95%CI)=-0.3(-0.5,-0.1),P<0.05〕。此外,在59岁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宫颈癌发病率的年龄效应明显增加,并且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周期效应总体呈上升趋势。除某些时期外,出生队列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呈下降趋势,1916—1920年出生队列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均达到峰值,然后趋于平稳,在年轻一代中略有下降。
总体而言,队列效应的降低可能导致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降低,而年龄效应和周期效应的增加可能导致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
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关于宫颈浸润癌的治疗,需要术前规范地分期和评估,早期宫颈癌以手术治疗为主,重视国内外指南更新,选择合适的手术范围和入路;晚期及复发性宫颈癌以放化疗为主,宫颈癌的治疗和临床研究中存在诸多挑战和争议。本文主要就宫颈癌的诊断及治疗的现状及问题进行探讨,以更好地应用临床指南指导真实世界的诊疗。
衰弱在肿瘤患者中高发,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恢复。然而,目前关于肿瘤患者衰弱的影响因素尚不十分明确。
通过Meta分析明确肿瘤患者衰弱的影响因素,为后期肿瘤患者衰弱干预方案的设计及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全面系统检索中国知网、维普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CINAHL、Embase数据库中关于肿瘤患者衰弱影响因素的横断面研究、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2年8月。由2名研究者筛选文献,并进行质量评价、数据提取,采用Stata 17.0和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11篇文献,其中9篇横断面研究,2篇队列研究,包括2 898例肿瘤患者,其中衰弱患者1 025例,涉及影响因素12个。Meta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患者衰弱发生率为34%〔95%CI(23%,45%)〕,其中肺癌患者衰弱发生率为31%〔95%CI(25%,36%)〕,消化系统肿瘤患者衰弱发生率为42%〔95%CI(26%,59%)〕,其他类型肿瘤患者衰弱发生率为12%〔95%CI(9%,16%)〕。Meta分析结果显示,高龄〔OR=1.16,95%CI(1.05,1.27)〕、合并其他疾病〔OR=1.46,95%CI(1.28,1.67)〕、体质指数(BMI)高〔OR=1.13,95%CI(1.05,1.21)〕、营养状况差〔OR=2.77,95%CI(1.27,6.06)〕、症状群评分高〔OR=1.07,95%CI(1.04,1.09)〕、合并抑郁〔OR=1.27,95%CI(1.12,1.44)〕是肿瘤患者发生衰弱的危险因素(P<0.05),而文化程度高〔OR=0.78,95%CI(0.68,0.90)〕、白蛋白≥35 g/L〔OR=0.33,95%CI(0.12,0.90)〕以及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好〔OR=0.50,95%CI(0.42,0.59)〕是其保护因素(P<0.05)。采用Egger's检验对11篇文献衰弱发生率的发表偏倚进行检验并绘制漏斗图,经Egger's检验(t=-4.12,P=0.003),纳入文献存在一定的发表偏倚。
现有Meta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合并其他疾病、BMI、白蛋白、营养状况、症状群、抑郁、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是肿瘤患者发生衰弱的影响因素。临床需要关注高龄、文化程度低、合并其他疾病、BMI高、白蛋白<35 g/L,营养状况差、伴有症状群、合并抑郁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低下的肿瘤患者,进而预防衰弱的发生。
随着肠道菌群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应用与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肠道菌群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食管鳞癌是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的常见肿瘤,其与肠道菌群的关系备受关注。
分析比较食管鳞癌原位模型小鼠与正常小鼠肠道菌群的多样性,筛选出食管鳞癌特异性改变的菌属。
2020年8月至2021年5月,将20只雌性SPF级C57BL/6小鼠适应性喂养1周后随机分为对照组(DZ组)和模型组(MX组),每组10只。DZ组小鼠常规喂养并给予普通饮用水32周,MX组小鼠按照造模方法常规喂养并给予含0.1 mg/ml诱癌剂4-硝基喹啉-1-氧化物(4NQO)的饮用水喂养16周,之后给予普通饮用水喂养至32周。收集两组小鼠粪便,提取DNA,应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扩增后进行高通量测序,获得的测序数据聚类成为基于序列间相似度的分类操作单元(OTU),并根据物种注释情况进一步分析Alpha多样性、Beta多样性、物种丰度。
两组小鼠在实验过程中未出现死亡,MX组小鼠均造模成功。MX组与DZ组相比,拟杆菌门(Bacteroidota)及厚壁菌门(Firmicutes)比例升高,而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ota)及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比例降低。Alpha多样性结果显示,MX组小鼠肠道菌群Shannon指数低于DZ组(P<0.05)。Beta多样性分析中PCoA图显示,MX组与DZ组样本分别聚集在不同的象限,相距较远,样本间多样性差异较大(t=22.444,P=0.004)。在门水平,MX组Unidentified_ Bacteria、蓝细菌(Cyanobacteria)、易感微生物(Elusimicrobia)、弯曲杆菌(Campilobacterota)丰度高于DZ组(P<0.05)。在属水平,MX组普雷沃菌科_UCG-003(Prevotellaceae_UCG-003)、拟杆菌属(Bacteroides)、毛螺菌科NK4A136组(Lachnospiraceae_NK4A136_group)、瘤胃球菌属(Ruminococcus)、普雷沃菌科_UCG-001(Prevotellaceae_UCG-001)、普雷沃菌属(Prevotella)、大肠埃希菌(Colidextribacter)、毛螺菌科_UCG-006(Lachnospiraceae_UCG-006)丰度高于DZ组,罗姆布茨菌(Romboutsia)、土杆菌属(Turicibacter)丰度低于DZ组(P<0.05)。LEfSe分析结果显示,在属水平上,Prevotellaceae_UCG-003、埃希菌-志贺菌属(Escherichia-Shigella)、Bacteroides、Lachnospiraceae_ NK4A136_group在MX组丰度增高(P<0.05);而Romboutsia丰度在DZ组增高(P<0.05)。
食管鳞癌原位模型小鼠与正常小鼠相比肠道菌群物种多样性降低,存在特异性差异菌属,其中Prevotellaceae_UCG-003、Bacteroides、Lachnospiraceae_NK4A136_group和Romboutsia可作为食管鳞癌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常见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微卫星不稳定性在子宫内膜癌进展中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但关于微卫星不稳定与子宫内膜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研究较少见。
分析子宫内膜癌患者微卫星不稳定性及其临床意义。
选取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十堰市人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子宫内膜癌患者248例,收集其癌组织标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MutL同源物1(MLH1)、MutS同源物2(MSH2)、MutS同源物6(MSH6)、减数分裂后分离蛋白(PMS2)表达情况。分析微卫星不稳定性与子宫内膜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
子宫内膜样腺癌患者MLH1、MSH2、MSH6、PMS2表达缺失率分别为32.6%(78/239)、22.2%(53/239)、2.9%(7/239)、65.7%(157/239);子宫内膜鳞癌患者MLH1、MSH2、MSH6、PMS2表达缺失率分别为5/5、3/5、5/5、4/5;子宫内膜透明细胞癌患者MLH1、MSH2、MSH6、PMS2表达缺失率分别为4/4、2/4、3/4、2/4。不同病理类型子宫内膜癌患者MLH1、MSH2、MSH6、PMS2表达缺失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子宫内膜样腺癌患者高微卫星不稳定性(MSI-H)、低微卫星不稳定性(MSI-L)、微卫星稳定性(MSS)发生频率分别为19.7%(47/239 )、34.7%(83/239)、45.6%(109/239);子宫内膜鳞癌患者MSI-H、MSI-L、MSS发生频率分别为4/5、1/5、0;子宫内膜透明细胞癌患者MSI-H、MSI-L、MSS发生频率分别为3/4、1/4、0。不同病理类型子宫内膜癌患者MSI-H、MSI-L、MSS发生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肿瘤分化程度子宫内膜癌患者MSI-H、MSI-L、MSS发生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肌层侵犯深度子宫内膜癌患者MSI-H、MSI-L、MSS发生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SI-H、MSI-L、MSS子宫内膜癌患者总生存期、无病生存期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错配修复蛋白(MMRP)表达情况是子宫内膜癌患者总体生存情况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但并非无病生存情况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
微卫星不稳定性与子宫内膜癌患者病变进展及预后有关,检测微卫星不稳定性对子宫内膜癌的临床防治有一定参考价值。
症状群的出现会降低癌症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对症状群进行整体性干预能提高管理效率。目前,针对癌症患者症状群的非药物干预措施众多,何种干预措施效果最佳尚有分歧。
探讨并比较不同非药物干预措施对减轻癌症患者症状群严重程度的效果。
于2021年9月,计算机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The Cochrane Library、PubMed、Web of Science及Wiley Online Library,获取关于非药物干预措施对减轻癌症患者症状群严重程度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1年9月。由2位评价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采用Cochrane系统评价手册5.1.0推荐的RCT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运用RevMan 5.3软件进行异质性检验(传统Meta分析)和发表偏倚检验,利用Addis16.6软件进行网状Meta分析。
共纳入12篇文献,样本量合计1 116例,共涉及8种非药物干预措施,分别为认知行为干预、正念减压、穴位按摩、多模态运动、运动与健康咨询、耳压贴穴、叙事护理、注意力控制。网状Meta分析显示:对于减轻癌症患者症状群严重程度的效果,穴位按摩优于除正念减压外的其他干预措施,正念减压优于常规护理与叙事护理,认知行为干预优于多模态运动、常规护理与叙事护理(P<0.05)。累积排序概率图下面积排序:穴位按摩>正念减压>认知行为干预>耳压贴穴>注意力控制>多模态运动>常规护理>叙事护理>运动与健康咨询。
根据网状Meta分析和累积排序概率结果,推荐临床优先将穴位按摩作为缓解癌症患者症状群严重程度的非药物干预措施,其次为正念减压。未来,还需通过高质量、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双盲试验,进一步验证不同非药物干预措施对减轻癌症患者症状群严重程度的效果,为癌症患者症状群干预措施的制订提供更加可靠的证据支持。
国内外用于评估癌症患者支持性照护需求的量表较多,但有关此类量表质量的标准化评价研究及不同量表间的横向比较研究较为缺乏,也少有研究者对此类量表的测量特性进行系统的整合与评价。
评价中文版癌症患者支持性照护需求量表的测量学性能及研究的方法学质量。
2021年4月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INAHL Complete数据库,获取有关中文版癌症患者支持性照护需求量表测量学性能评价的研究,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1年3月30日。由两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后,采用健康测量工具遴选标准(COSMIN)系统综述指南,在对量表的测量特性及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进行评价的基础上,综合评定中文版癌症患者支持性照护需求评估量表各测量特性的证据等级,并形成对于量表的最终推荐意见。采用描述分析法对评价结果进行汇总、分析。
共纳入15项研究,涉及8个中文版癌症患者支持性照护需求评估量表〔癌症患者支持性照护需求简明问卷中文版(SCNS-SF34)、中文版支持性照护需求筛查工具(SCNS-ST9-C)、癌症患者综合需求评估量表(CNAT)、癌症需求简明问卷(CNQ-SF)、中文版癌症患者未满足需求量表(CaSUN-C)、癌症患者未满足需求简明量表(SF-SUNS)、晚期癌症患者需求评估问卷(ACNQ-41)、晚期癌症患者需求评估表简表(ACNQ-29)〕。就量表的测量特性质量而言,除ACNQ-29的内容效度为"未提及"外,其余7个量表的内容效度均为"不确定";除CaSUN-C、SF-SUNS的结构效度为"充分"外,其余6个量表的结构效度均为"不确定";SCNS-SF34、CNQ-SF、CaSUN-C、SF-SUNS的内部一致性为"充分",ACNQ-41的内部一致性为"不充分",其余3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不确定";CNAT、CNQ-SF、ACNQ-29的假设检验为"未提及",CaSUN-C、SF-SUNS、ACNQ-41的假设检验为"不确定",SCNS-SF34、SCNS-ST9-C的假设检验为"充分";除ACNQ-41的稳定性为"不充分",SCNS-ST9-C、ACNQ-29的稳定性为"未提及"外,其余5个量表的稳定性均为"充分";仅SCNS-SF34的跨文化效度为"充分",其余7个量表的跨文化效度均为"未提及"。8个量表的推荐等级均为B级。
SCNS-SF34的测量特性得到了最为全面的评价,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且临床应用可行性高,可暂时被推荐使用,但上述结论仍有待更多高质量证据加以支撑。
难治性癌痛患者常伴有口服困难,增加了治疗难度,患者静脉自控镇痛(PCIA)可实现持续、有效及安全镇痛。
探讨氢吗啡酮、舒芬太尼及吗啡在难治性癌痛合并口服困难患者PCIA中的疗效及安全性。
选取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第二职工医院肿瘤科及安宁疗护中心2020年5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102例难治性癌痛合并口服困难患者为研究对象。将102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三组:氢吗啡酮PCIA组、舒芬太尼PCIA组、吗啡PCIA组,各34例。比较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疼痛数字评分表(NRS)评分、爆发痛发作次数、每日等效口服吗啡剂量(MEDD)、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QLQ-C30)评分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102例难治性癌痛合并口服困难患者中男51例、女51例,平均年龄(60.2±6.3)岁。三组患者性别、年龄、疼痛程度、NRS评分、MEDD、原发肿瘤类型、疼痛类型、TNM分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三组患者治疗后NRS评分、爆发痛发作次数均降低,组别与时间对NRS评分、爆发痛发作次数均存在交互作用(P<0.05);组别及时间分别对NRS评分、爆发痛发作次数主效应显著(P<0.05);其中治疗后24 、72 h,氢吗啡酮PCIA组患者NRS评分、爆发痛发作次数均低于舒芬太尼PCIA组和吗啡PCIA组(P<0.05);治疗后1周,氢吗啡酮PCIA组与舒芬太尼PCIA组患者NRS评分均低于吗啡PCIA组(P<0.05),氢吗啡酮PCIA组患者爆发痛发作次数低于吗啡PCIA组(P<0.05);治疗后2周、1个月,氢吗啡酮PCIA组与舒芬太尼PCIA组患者NRS评分、爆发痛发作次数均低于吗啡PCIA组(P<0.05)。与治疗前相比,三组患者治疗后1个月MEDD均升高(P<0.05),PSQI评分均降低(P<0.05);治疗后1个月,吗啡PCIA组患者MEDD高于氢吗啡酮PCIA组和舒芬太尼PCIA组(P<0.05),舒芬太尼PCIA组患者MEDD高于氢吗啡酮PCIA组(P<0.05);治疗后1个月,吗啡PCIA组患者PSQI评分均高于氢吗啡酮PCIA组和舒芬太尼PCIA组(P<0.05)。与治疗前相比,三组患者治疗后1个月QLQ-C30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升高(P<0.05);治疗后1个月,吗啡PCIA组患者QLQ-C30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低于氢吗啡酮PCIA组和舒芬太尼PCIA组(P<0.05),舒芬太尼PCIA组患者情绪功能评分低于氢吗啡酮PCIA组(P<0.05)。治疗后1个月,三组患者各项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对难治性癌痛合并口服困难患者使用PCIA,相比吗啡,氢吗啡酮、舒芬太尼均能更有效地降低疼痛评分、减少爆发痛发作次数、改善睡眠、提高生活质量,但氢吗啡酮比舒芬太尼起效更快,在改善情绪方面效果更佳,阿片类药物用量更低,不良反应发生率也无增加。
结直肠癌发病率较高,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已进入靶向免疫治疗新时代,由于mCRC有效的后线治疗选择十分有限,而且经历三线以上治疗的患者因长时间治疗身体素质较前大幅度下降,因此,选用毒副作用小且疗效佳的后线治疗方式有待进一步探索。
观察呋喹替尼与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联用治疗三线及以上mCRC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收集2020年6月至2022年3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75例mCRC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案分为呋喹替尼单药组(n=28)和PD-1抑制剂联合呋喹替尼组(n=47)。治疗方案为呋喹替尼单药组:口服呋喹替尼胶囊,1次/d,5 mg/次,连服3周,停1周,每28 d为1个治疗周期;PD-1抑制剂联合呋喹替尼组:呋喹替尼使用方法与单药组一致,PD-1抑制剂用药剂量及时间为第1天静脉滴注卡瑞利珠单抗/信迪利单抗/帕博利珠单抗200 mg、特瑞普利单抗240 mg,每21 d为1个治疗周期。主要观察指标为两组患者客观有效率(ORR)、疾病控制率(DCR)、无进展生存期(PFS)和不良反应发生率。
截至末次随访(2022-05-31),呋喹替尼单药组患者ORR为7.1%,DCR为67.9%;PD-1抑制剂联合呋喹替尼组患者ORR为14.9%,DCR为89.4%;PD-1抑制剂联合呋喹替尼组患者DCR明显高于呋喹替尼单药组(χ2=5.345,P=0.021)。PD-1抑制剂联合呋喹替尼组和呋喹替尼单药组患者中位PFS分别为6.4(4.0,13.1)个月、4.5(2.9,8.2)个月;两组患者PF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04,P=0.019)。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多为1~2级。PD-1抑制剂联合呋喹替尼组患者甲状腺功能减退发生率高于呋喹替尼单药组(P<0.05);两组患者其余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PD-1抑制剂联合呋喹替尼与呋喹替尼单药治疗相比,mCRC患者的生存期延长,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是一种疗效更好的治疗方案。
近年研究表明,周细胞(PCs)与肿瘤微环境(TME)内的各类细胞成分(如癌细胞、基质细胞、免疫细胞)存在紧密的相互作用关系,可通过异常的旁分泌通路介导肿瘤偏好性的肿瘤血管新生及失能,形成免疫抑制性TME并促进肿瘤进展。结合最新的非小细胞肺癌研究进展,本文就PCs在TME中的潜在功能与作用进行了综述,并讨论了靶向PCs的肿瘤抗血管治疗及肿瘤血管正常化治疗在重塑TME中的潜在价值,即通过靶向PCs肿瘤血管正常化而突破现阶段联合抗血管治疗实体瘤的困境,该理念或将成为改善化疗、小分子抑制剂靶向治疗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等联合抗肿瘤治疗的新策略。
癌症恶病质是与癌症相关的、多因素导致的、不可逆的、以进行性营养消耗为特点的临床综合征,降低了癌症患者生存预期和生活质量。2010年,欧洲姑息治疗研究协作组发布了《晚期癌症恶液质指南》,基于临床证据对晚期癌症患者恶液质进行分类和提供治疗建议,但该指南主要适用于可能出现难治性恶液质的晚期癌症患者。基于不断更新的研究证据,2021年4月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发布了《成人癌症恶病质:ESMO临床实践指南》,该指南关注所有可能发生恶病质的癌症患者,从恶病质的筛查、评估和多模式管理等内容提出建议,为临床癌症恶病质的管理提供了清晰的结构框架。本文对该指南进行解读,总结该指南要点,以期为我国临床癌症恶病质管理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2020年中国鼻咽癌新发病例6.2万例,占全世界鼻咽癌病例比例约为80%。分析鼻咽癌的发病与死亡的趋势并预测其未来20年的变化,可为鼻咽癌的防治提供一定价值的科学依据。
评估中国居民鼻咽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趋势,并探讨年龄、时期、队列对鼻咽癌发病和死亡风险的影响。
于2022年12月—2023年1月从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中提取中国鼻咽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数据,使用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1990—2019年中国鼻咽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趋势,使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来分析影响中国鼻咽癌发病和死亡风险的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使用R软件BAPC包预测中国未来20年鼻咽癌的发病率、死亡率。
1990—2019年中国居民鼻咽癌发病率整体呈上升趋势(AAPC=1.82,P<0.01),死亡率整体呈下降趋势(AAPC=-2.45,P<0.01)。鼻咽癌发病和死亡风险总体上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男性RR值为0.09~2.24、0.10~4.43,女性分别为0.13~1.84、0.12~4.44),但在55岁以后鼻咽癌发病风险有所降低(男性RR值为2.24~2.99,女性为1.84~2.33);随年份推移,鼻咽癌发病风险增大(RR值男性为0.61~1.81、女性为0.84~1.33),女性鼻咽癌死亡风险降低(RR值为0.79~1.42),男性鼻咽癌死亡风险在2005年后有所增加(RR值为0.95~0.99);出生越晚的人群,鼻咽癌发病和死亡风险越低(男性RR为0.57~3.47、0.12~3.49,女性为0.31~2.64、0.19~2.46)。预测结果显示,未来20年中国鼻咽癌发病率仍会上升,预测2039年男性鼻咽癌发病率为21.32/105、女性为4.95/105;未来20年中国鼻咽癌死亡率会下降,预测2039年男性鼻咽癌死亡率为1.88/105、女性为0.53/105。
1990—2019年中国居民鼻咽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死亡率呈下降趋势;鼻咽癌的发病风险方面,年龄效应和时期效应占主导地位;鼻咽癌的死亡风险方面,年龄效应占主导地位;预测未来20年中国鼻咽癌的发病率仍会上升、死亡率会下降。
乳腺癌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癌种,其治疗与康复过程往往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困扰。诸多系统评价(SR)发现正念减压疗法(MBSR)在乳腺癌患者心理照护方面有一定效果,但不同SR结局指标差异明显,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
对MBSR在乳腺癌患者中应用效果的SR进行再评价,从而为乳腺癌患者的心理照护提供决策参考。
系统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CINAHL、PsycINFO、JBI,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关于MBSR在乳腺癌患者心理干预应用效用的SR,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2年7月。2位研究者对文献进行筛选后提取研究相关信息,分别应用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评价工具2(AMSTAR 2)量表、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优先报告的条目(PRISMA)声明、证据质量与推荐强度分级(GRADE)及定性系统评价证据分级(CERQual)进行方法学质量、报告规范及证据质量评估。
共纳入14篇SR。AMSTAR 2结果显示整体方法学质量不高,仅有1篇为高质量研究,2项关键条目信息严重缺失。PRISMA声明显示报告质量缺陷主要在研究方案注册、研究间偏倚风险评估及资金来源方面。14篇SR共包括15项结局指标及73个证据体;GRADE分级结果显示,无高级别证据,31个中级证据,28个低级证据,6个极低级证据;CERQual分级结果显示,8个低级证据。MBSR能够不同程度地改善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疲乏及压力等,且短期疗效明显,但长期疗效尚不确定。
目前关于MBSR在乳腺癌患者中应用效果的SR证据质量整体水平不高,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及报告规范程度均有待进一步提高,研究显示MBSR可短期改善乳腺癌患者心理状况,长期效果不确定,但仍需要更多高质量、大样本的研究以进一步验证。
癌症相关性疲乏(CRF)是一种困扰着大多数癌症患者及癌症幸存者的常见症状。中医药在我国临床治疗CRF中具有独特优势,但在现代医学发展模式下,仍需要进一步开展临床研究以提供更高质量的证据。中医药临床研究过程中如何选择合适的疲乏评估工具对客观评价治疗效果十分关键。现针对CRF临床研究中常用的量表进行探讨,并提出推进建立CRF中医证候标准量表的必要性,以更好推动中医药治疗CRF的标准化进程。
喉癌对人群健康的危害已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仍缺乏针对我国居民2005—2016年喉癌发病及死亡趋势分析的研究。
通过收集《中国肿瘤登记年报》中2005—2016年喉癌发病与死亡数据,描述和分析该时期我国居民喉癌发病与死亡变化趋势,为我国喉癌的科学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采用Excel整理2005—2016年喉癌发病与死亡数据,计算每年的标化发病率、标化死亡率、年龄别发病率和年龄别死亡率。标化率的计算根据2000年全国普查标准人口年龄构成计算。运用Joinpoint软件计算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分析我国喉癌发病与死亡随时间(年度)的变化趋势。
2005—2016年我国居民喉癌标化发病率整体呈下降趋势(AAPC=-2.25%,P<0.05);城市的喉癌标化发病率整体高于农村,男性的标化发病率高于女性;40~岁年龄组以后发病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历年发病高峰集中出现在70~岁年龄组和75~岁年龄组。2005—2014年我国居民喉癌标化死亡率整体呈下降趋势(APC=-1.67%,P<0.05),2014—2016年死亡率虽略微上升,但变化不明显(P>0.05),城市标化死亡率整体高于农村,男性标化死亡率高于女性,40~岁年龄组以后死亡率随年龄的增长呈逐渐上升趋势。
2005—2016年我国喉癌标化发病率和标化死亡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性别、年龄和城乡之间表现出一定差异,因此应采取针对性措施,积极制订喉癌防治策略,降低喉癌的危害。
结直肠癌(CRC)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肿瘤之一,结直肠息肉是指高出肠黏膜的局部隆起性病变,约90%的CRC由息肉演变而来。传统观念认为,CRC的发生、发展大多是通过"腺瘤-癌"序列,但研究发现,锯齿状息肉中也形成了形态和基因不同的亚类,并与微卫星不稳定性CRC有密切联系,15%~30%的CRC是通过"锯齿状息肉-癌"途径发展。本文主要综述了结直肠腺瘤、锯齿状息肉以及炎症后息肉的临床特点,通过大样本的回顾性分析研究,总结不同病理类型结直肠息肉在癌变进展中的发生率以及结直肠息肉切除术后的随访监测时间表,更好地为结直肠息肉患者随访监测和癌前病变的早筛、早治提供参考。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及人均寿命的提升,提高居民的健康生活质量是各界关注的问题。恶性肿瘤是影响健康和增加医疗负担的主要因素,因此,分析岑溪市恶性肿瘤发病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统计2016—2020年岑溪市恶性肿瘤发病率,分析当地恶性肿瘤流行趋势。
2016—2020年岑溪市恶性肿瘤发病资料来源于岑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肿瘤登记数据。依据《中国肿瘤登记指导手册》和《国际疾病分类肿瘤学专辑》(ICD-O)第3版对恶性肿瘤进行编码分类。统计性别和年龄别粗发病率、标准化发病率、累积发病率(0~74岁)、截缩发病率(35~64岁)。人口标准化率采用2000年中国标准人口构成(中国标准化发病率以下简称中标率)和Segi's世界人口结构计算(世界标准化发病率以下简称世标率)。
2016—2020年岑溪市共新发恶性肿瘤4 205例,总人群恶性肿瘤粗发病率为98.77/10万,中标率为85.48/10万,世标率为82.54/10万,0~74岁累积发病率为9.08%、35~64岁截缩发病率为165.08/10万。2016—2020年岑溪市男性合计粗发病率高于女性合计粗发病率(χ2=161.703,P<0.001)。0~34岁居民,总人群、男性、女性恶性肿瘤粗发病率均未超过34.00/10万;35~39岁,总人群、男性、女性恶性肿瘤粗发病率分别为64.02/10万、83.94/10万、43.75/10万;75~79岁,总人群、男性、女性恶性肿瘤粗发病率分别为437.83/10万、597.17/10万、292.76/10万,达到峰值。2016—2020年,岑溪市总人群恶性肿瘤粗发病率前三位依次为肝癌(23.47%)、肺癌(17.53%)、鼻咽癌(10.70%);男性恶性肿瘤发病前三位为肝癌(30.94%)、肺癌(20.84%)、鼻咽癌(12.51%);女性恶性肿瘤发病前10位为乳腺癌(16.44%)、肺癌(12.12%)、肝癌(11.31%)。
2016—2020年岑溪市恶性肿瘤总体标准化发病率(中标率:85.48/10万,世标率:82.54/10万)均明显低于全国(中标率:190.64/10万,世标率:204.8/10万)和世界(世标率:201.0/10万)水平;男性恶性肿瘤粗发病率高于女性;在75~79岁年龄段,总人群、男性、女性恶性肿瘤粗发病率达峰值;总人群恶性肿瘤粗发病率前三位依次为肝癌、肺癌、鼻咽癌。
慢性幽门螺杆菌(H. pylori)感染是引起成年人胃黏膜癌前病变的主要原因,但其是否也可能发生在儿童中尚存在争议。
探讨中原地区因上消化道症状住院的儿童H. pylori感染情况及其胃黏膜癌前病变情况。
连续选取2018年8月至2021年7月因上消化道症状(如腹痛、腹胀、恶心、呕吐、打嗝、反酸等)于郑州大学人民医院就诊的18岁以下患儿1 015例。患儿均行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并取胃黏膜活检组织行快速尿素酶试验和组织病理学检查。回顾性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病理资料。依据H. pylori感染情况将患儿分为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比较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患儿年龄、性别、内镜检查结果,不同年龄段患儿H. pylori感染率。比较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患儿胃黏膜癌前病变发生率、胃黏膜活动性炎症发生率、胃黏膜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胃黏膜淋巴细胞浸润程度。比较感染组与未感染组不同年龄段患儿胃黏膜活动性炎症发生率、胃黏膜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胃黏膜淋巴细胞浸润程度。
1 015例患儿中,感染H. pylori 854例(84.14%,即感染组),未感染H. pylori 161例(15.86%,即未感染组)。感染组患儿年龄大于未感染组,浅表性胃炎发生率低于未感染组,疣状胃炎发生率高于未感染组(P<0.05)。1 015例患儿中1~4岁54例,5~8岁199例,9~12岁435例,13~18岁327例。5~8、9~12、13~18岁患儿H. pylori感染率高于1~4岁患儿(P<0.05);9~12、13~18岁患儿H. pylori感染率高于5~8岁患儿(P<0.05)。感染组患儿中经胃黏膜病理结果证实的癌前病变发生率为4.33%(37/854),其中包括17例胃黏膜萎缩、11例肠上皮化生和9例不典型增生。感染组患儿胃黏膜癌前病变发生率高于未感染组〔0.62%(1/161)〕(χ2=5.178,P<0.05)。感染组患儿胃黏膜活动性炎症发生率、胃黏膜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胃黏膜淋巴细胞浸润程度均高于未感染组(P<0.05)。5~8、9~12、13~18岁:感染组患儿胃黏膜活动性炎症发生率、胃黏膜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高于未感染组(P<0.05);9~12、13~18岁:感染组患儿胃黏膜淋巴细胞浸润程度高于未感染组(P<0.05)。
在中原地区,H. pylori感染患儿胃黏膜癌前病变的发生率为4.33%,胃黏膜癌前病变包括胃黏膜萎缩、肠上皮化生和不典型增生。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展及肿瘤治疗手段的不断革新,心血管疾病与恶性肿瘤并发的临床情况越发常见,肿瘤心脏病学领域被广为关注。冠心病合并血液恶性肿瘤患者可因氧供耗失衡、出凝血异常等病理机制导致病情加重,但影响预后的因素鲜有报道。
探讨冠心病合并血液恶性肿瘤患者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
检索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南部战区总医院病案数据,选取首页诊断中包含冠心病或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和血液恶性肿瘤(白血病或淋巴瘤或多发性骨髓瘤)为关键词的患者,建立冠心病合并血液恶性肿瘤患者库。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随访生存状态、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及主要出血事件发生与否及发生时间。按生存状态分为生存组和死亡组,对两组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探讨冠心病合并血液恶性肿瘤患者全因死亡的风险因素。
最终共纳入患者68例,52例死亡(76.47%),中位生存时间10.93个月,中位随访时间67.33个月。相较于生存组,死亡组患者年龄较大,入院时心率更快,体质指数、体表面积、血红蛋白、白蛋白水平更低,胱抑素C水平、脑钠肽升高比例、化疗及干细胞移植比例较高(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体质指数升高〔HR=0.841,95%CI(0.761,0.930),P=0.001〕、接受化疗〔HR=0.340,95%CI (0.182,0.637),P=0.001〕、白蛋白水平升高〔HR=0.934,95%CI(0.889,0.982),P=0.008〕是全因死亡的独立保护因素,纤维蛋白原升高〔HR=1.635,95%CI(1.291,2.071),P<0.001〕、血小板计数<100×109/L〔HR=2.500,95%CI(1.336,4.678),P=0.004〕是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冠心病合并血液恶性肿瘤患者预后不佳,与全因死亡相关的危险因素为纤维蛋白原升高、血小板计数<100×109/L。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与癌症发病率的不断攀升,癌症患者的照护需求也随之增加,家庭照护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照护行为和经历会给家庭照护者带来不同层面的影响,因此系统且全面地对中国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的照护经历和体验进行研究是极其必要的。
系统整合与评价中国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的照护经历与体验。
2021年1—5月,系统检索Web of Science、PubMed、EmBase、Medline、Cochrane Library、Grew Literature in the Health Sciences、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与中国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经历有关的质性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1-05-23。采用2016版澳大利亚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BI)循证卫生保健中心质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对文献质量进行评价,纳入符合标准的质性研究,并采用质性Meta整合的方法对所有纳入研究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最终纳入符合要求的质性研究19篇(中文6篇和英文13篇),共计295例研究对象(家庭照护者)。其中,9篇文献质量评价结果为A级,偏倚风险很低;10篇评价结果为B级,偏倚风险较低。通过对19篇文献的研究主题进行整合分析,归纳整合为3个一级主题和15个二级主题,3个一级主题分别为以患者为中心的照护需求、照护的负担和照护的正向积极作用。
通过对中国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照护经历的质性Meta整合,深入、全面地呈现了中国癌症患者家庭照护者的经历。本研究的结果能够助力完善满足以患者为中心的照护需求的医疗体制建设;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加强影响照护经历的积极因素,并且进行死亡和生命教育等干预措施来减轻文化因素对照护经历的负面影响。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CP)的实施可以帮助患者在丧失决策能力时得到与其价值观、目标和偏好相符合的医疗、护理服务。在ACP实施过程中,代理决策者作为主要参与者,担任着重要角色。当前,国内有关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ACP参与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了解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ACP参与度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本土化ACP实施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与依据,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ACP在国内的推广。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接受治疗的235例血液肿瘤患者的代理决策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代理决策者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参与调查问卷(C-ACP-17-SDM)、中文版疾病不确定感家属量表(C-MUIS-FM)、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其进行调查,比较不同特征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C-ACP-17-SDM得分情况,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C-ACP-17-SDM得分与C-MUIS-FM、SCSQ、SSRS得分的相关性,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ACP参与度的影响因素。
235例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C-ACP-17-SDM得分为(52.23±13.57)分,C-MUIS-FM得分为(66.43±12.54)分,SCSQ的积极应对维度得分为(24.34±6.94)分、消极应对维度得分为(9.87±4.25)分,SSRS总得分为(40.33±6.78)分。男性、参与过临终医疗决策、了解生命支持、听说过ACP的代理决策者的C-ACP-17-SDM得分相应地高于女性、未参与过临终医疗决策、不了解生命支持、未听说过ACP的代理决策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C-ACP-17-SDM得分与C-MUIS-FM总得分及不明确性维度、缺乏澄清维度得分呈线性负相关,与SCSQ的积极应对维度得分呈线性正相关。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性别、是否参与过临终医疗决策、是否了解生命支持、是否听说过ACP、疾病不确定感水平、积极应对水平是影响其ACP参与度的因素(P<0.05)。
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ACP参与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医护人员在ACP实施前可鼓励男性、参与过临终医疗决策的家属作为血液肿瘤患者的代理决策者,并通过对代理决策者进行ACP相关知识宣教、为其讲解血液肿瘤相关知识、引导其采取积极的方式应对决策压力,提高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ACP参与度。
随着CT和肺癌筛查的广泛应用,多原发肺癌(MPLC)(即同个患者中发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原发恶性肺癌)的检出率逐渐增加,但如何准确鉴别MPLC和肺内转移(IM)仍是一个难题。组织学特征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很好地鉴别MPLC和IM,但常需要进行分子分析,如下一代测序技术(NGS)的应用有助于鉴别MPLC和IM。而对于MPLC的治疗,手术仍然是主要的治疗方式,对于不能手术的患者,放疗和局部消融发挥着重要作用。NGS和新疗法(如靶向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出现为MPLC的诊疗提供了新的选择。本研究就近年来MPLC诊断和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论述。
近年来有关将人工智能(AI)应用于胃癌诊治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目前尚未有研究者使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法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
对将AI应用于胃癌诊治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探讨2003—2022年研究的热点及发展趋势。
于2022-11-06,计算机检索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获取将AI应用于胃癌诊治的相关研究。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法,采用VOSviewer 1.6.18软件对国家(地区)间、机构间、作者间的合作情况、共被引作者情况、关键词共现与叠加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采用CiteSpace 5.7.R5软件进行机构中介中心性分析、期刊双图叠加分析、近6年共被引文献聚类分析、共被引文献聚类时间线图分析及参考文献突现分析。采用Excel 2019软件绘制发文量条形图,以及国家(地区)、机构、期刊、作者、共被引作者、引用参考文献和关键词的描述性分析表格。
共纳入703篇文献,2003—2022年将AI应用于胃癌诊治的相关研究年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17年后年发文量快速增长,其中2019—2021年增长最为迅速。发文量最多的国家(地区)、机构和作者分别为中国、中国科学院和TADA TOMOHIRO。共被引次数排在前3的作者BRAY FREDDIE、HIRASAWA TOSHIAKI和JIANG YUMING对该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Frontiers in Oncology是发文量最多的期刊,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是刊载将AI应用于胃癌诊治相关研究、发文量排在前10的期刊中最具影响力的期刊。施引期刊的所属领域主要集中在"Medicine,Medical,Clinical"("药物,医学,临床")、"Molecular,Biology,Immunology"("分子,生物学,免疫学")2个领域;被引期刊的所属领域主要集中在"Molecular,Biology,Genetics"("分子,生物学,遗传学")、"Health,Nursing,Medicine"("健康,护理,药物")2个领域。共被引次数排在首位的参考文献为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18: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根据关键词聚类结果可将所有关键词分为4类:AI辅助胃癌的生物学研究、AI辅助胃癌的内镜诊断、AI辅助胃癌的病理诊断和AI辅助胃癌的非内镜治疗及预后预测。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影像组学、消化道内镜、病理学和免疫治疗是目前的研究热点。
AI在胃癌诊治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开展胃癌诊治的AI研究。目前,AI在胃癌的生物学、诊断、分期、疗效评估和预后预测方面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本研究结果可为从事AI与胃癌相关研究工作的学者提供参考。
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和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是一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自2006年5月起,已经有10种靶向PD-1和PD-L1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用于肿瘤治疗。尽管PD-1和PD-L1抑制剂对某些肿瘤显示出良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严重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限制了其临床应用。因此,研发同等疗效但不良反应较PD-1/PD-L1抑制剂少的新型药物迫在眉睫。此外,探索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机制可以为制定个性化的干预策略提供依据,在PD-1和PD-L1抑制剂研究中的地位同样重要。本综述讨论了几种抗PD-1/PD-L1单克隆抗体的作用机制及免疫相关不良反应,旨在提醒临床医生在进行抗肿瘤治疗的同时需要监控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此外,本综述还指出了未来PD-1/PD-L1抑制剂可能的研究方向。
肿瘤治疗措施导致的肾损害日益多见,而该领域关于相应患者肾脏病理的研究较少。
分析抗肿瘤药物相关肾损害患者的临床及肾脏病理特点。
选取2013年10月至2021年8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肾内科住院并行肾穿刺活检的≥18岁患者112例,肾损害出现时间位于发现肿瘤后或者与肿瘤同一时间出现,肾损害与恶性肿瘤或者肿瘤相关治疗存在直接或间接关系;既往应用化疗、分子靶向药物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全身治疗的患者纳入抗肿瘤药物组(65例),其余患者纳入未用抗肿瘤药物组(47例)。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和病理资料。分析抗肿瘤药物相关肾损害患者的临床及肾脏病理特点。
抗肿瘤药物组中59例实体瘤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AKI)30例(50.8%),6例血液系统肿瘤患者发生AKI 4例(4/6)。未用抗肿瘤药物组35例实体瘤患者中发生AKI 11例(31.4%),12例血液系统肿瘤患者发生AKI 6例(50.0%)。抗肿瘤药物组治疗前血肌酐低于治疗后(P<0.001)。抗肿瘤药物组性别、吸烟比例、血清白蛋白、尿蛋白阳性率与未用抗肿瘤药物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年龄、血红蛋白、血肌酐、尿素氮、尿酸、D-二聚体、糖尿病比例、高血压比例、总胆固醇、三酰甘油、尿蛋白定量、AKI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抗肿瘤药物组实体瘤患者肾脏病理表现为肾小管间质损伤的比例高于未用抗肿瘤药物组(P=0.023),而膜性肾病的比例较未用抗肿瘤药物组低(P=0.004)。抗肿瘤药物组最主要的病理表现为肾小管间质损伤34例(52.3%),未用抗肿瘤药物组最主要的病理表现为膜性肾病18例(38.3%)、肾小管间质损伤18例(38.3%)。
抗肿瘤药物相关肾损害患者的临床及病理存在多种类型,抗肿瘤药物可能会导致肾功能的损害,应用期间应警惕肾小管间质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