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最新文章合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居民不健康生活方式问题日益突出，心血管疾病（CVD）危险因素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更加显著，CVD患病率和发病率仍在持续增高。2019年农村和城市CVD死亡人数分别占总死亡人数的46.74%和44.26%，每5例死亡者中就有2例死于CVD。推算中国CVD现患人数为3.3亿，其中脑卒中1 300万，冠心病1 139万，心力衰竭890万，肺源性心脏病500万，心房颤动487万，风湿性心脏病250万，先天性心脏病200万，下肢动脉疾病4 530万，高血压2.45亿。2019年中国心脑血管疾病的住院总费用为3 133.66亿元。CVD负担持续加重，特别是农村地区。由于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对疾病的认识较低及治疗的顺从性较差等原因，近几年农村地区冠心病和脑血管病的死亡率持续超过城市地区。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在CVD的防控方面也在不断进步，吸烟率下降，高血压控制率不断上升，临床诊疗水平和基础研究也有大幅进步，社区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疾病后的康复工作愈发受到重视，医疗器械研发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流行，存在心血管病（CVD）危险因素的人群巨大，中国CVD负担持续加重。在我国城乡居民疾病死亡构成比中，CVD仍居首位。2020年，农村、城市CVD分别占死因的48.00%和45.86%，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CVD。推算我国CVD现患人数3.3亿，其中脑卒中1 300万，冠心病1 139万，心力衰竭890万，肺源性心脏病500万，心房颤动487万，风湿性心脏病250万，先天性心脏病200万，外周动脉疾病4 530万，高血压2.45亿。2020年中国心脑血管疾病的住院总费用合计为2 709.01亿元。CVD防治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总的来说，我国应从"已病"和"未病"双重着手，既要做好CVD的二级预防治疗，还应进一步强化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可调节危险因素的上游治疗，并注重卫生保健和公共卫生资源的分配和优先次序，以期更早地迎来CVD防治拐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高血压患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虽有所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水平。目前中国已有2.45亿高血压患者，血压正常高值人群也在不断增加，给居民和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日渐加重，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加强政府主导下的高血压防控工作刻不容缓。
美国心脏协会（AHA）、美国心脏病学会（ACC）与美国心力衰竭学会（HFSA）联合颁布了2022年美国心力衰竭管理指南。该指南结合最新研究证据对心力衰竭的预防、分期、分型、药物治疗以及器械治疗等方面进行了修订，其内容丰富，遵循证据，注重实践，可操作性好，对于我国临床实践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本文针对临床医生最为关心的心力衰竭分期、分型与药物治疗的更新要点进行介绍和简要讨论。
2021-04-22美国心脏协会（AHA）发布了一项关于《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声明，总结了肥胖对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心力衰竭、心源性猝死以及心房颤动诊断、临床管理以及预后的影响。本文结合我国临床的实际情况对该声明内容进行解读，以期为我国心血管内科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在"三孩"政策开放和晚婚晚育成常态的社会现状下，女性生殖与健康话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AMH作为女性卵巢储备功能的重要标志物之一，与心血管疾病及心血管风险指标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热点研究问题。
建立乌鲁木齐地区育龄期健康女性抗苗勒管激素（AMH）参考范围，并探讨AMH与心血管疾病相关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
2018年5—7月，采用目的抽样法从乌鲁木齐市4个所住居民为常住居民的社区流行病学调查自然人群中筛选19~50岁符合纳排标准的健康女性，检测调查对象血清AMH、空腹血糖、促甲状腺激素（TSH）、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血尿酸水平，测量身高、体质量、腹围、臀围、血压等指标，分析AMH与上述心血管风险因素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
855例育龄期健康女性中位AMH为1.58（0.01，8.78） μg/L。建立了本地区育龄期健康女性AMH参考范围，即19~24、25~29、30~34、35~39、40~44、45~50岁AMH的参考范围分别为0.89~10.94、0.66~11.77、0.27~8.25、0.01~6.87、0.01~3.98、<0.01~1.87 μg/L。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AMH与年龄、体质指数（BMI）、腹围、臀围、收缩压、舒张压、TSH、TC、LDL-C呈负相关（P<0.05），与空腹血糖、TG、HDL-C、尿酸不相关（P>0.05）。
本研究建立了乌鲁木齐育龄期健康女性血清AMH的参考范围，为不同年龄段女性的卵巢储备功能评估提供了依据。育龄期女性低AMH水平与年龄升高、肥胖、腹型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心血管危险因素有关。
当今世界饮用酒精饮料的人群日益增加。饮酒可诱发多种疾病，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但其对心血管系统是否存在积极影响尚有争议。传统观念认为，少到中等量饮酒（女性每日摄取纯酒精≤ 1个标准量，男性每日摄取纯酒精≤ 2个标准量，1个标准量=12~15 g纯酒精）可能有益于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如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而过量饮酒（每日摄取纯酒精> 2个标准量）则会导致心血管系统损害，即"J"型曲线的双向效应。近年来，针对上述传统观念是否正确的争论愈演愈烈，并涉及饮酒方式、酒精饮料类型及所影响的不同类型心血管疾病等诸多方面。本文通过汇总、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讨论饮酒对心血管系统影响的双向效应争论中的共识与分歧，发现尽管目前相关研究并未形成一致观点，但多数研究结果提示，少到中等量饮酒可能有益于心血管健康，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及已存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可为今后制订与心血管疾病防控相关的生活方式干预指南提供思路。
新发心房颤动是急性心肌梗死的常见并发症，其发生率为5%~20%。急性心肌梗死后新发心房颤动患者死亡风险和卒中风险显著增加。糖尿病是急性心肌梗死也是心房颤动的危险因素，在疾病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达格列净作为一种新型降糖药物，其降糖效果确切，然而鲜有研究报道其对糖尿病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后心房颤动发生风险的影响。
探讨达格列净对2型糖尿病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后新发心房颤动发生风险的影响。
收集2018年12月至2020年6月因急性心肌梗死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住院的2型糖尿病患者764例，根据是否存在新发心房颤动将研究对象分为新发心房颤动组188例和无心房颤动组576例。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学资料、超声心动图检查指标和实验室检验指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达格列净对2型糖尿病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后新发心房颤动发生风险的影响。
新发心房颤动组年龄、男性比例、吸烟比例、糖化血红蛋白、左心房内径、N末端B型钠尿肽前体（NT-proBNP）、C反应蛋白（CRP）水平高于无心房颤动组，而收缩压、胰岛素比例、达格列净比例、高密度脂蛋白水平低于无心房颤动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达格列净与急性心肌梗死后新发心房颤动风险降低相关，达格列净降低了2型糖尿病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后34%的新发心房颤动风险（OR=0.66，P=0.008）。
达格列净的使用与2型糖尿病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后新发心房颤动的低风险相关。
心力衰竭是各类心血管疾病的最终主战场，其危害巨大，可诱发各类心律失常甚至心源性猝死。2016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指南正式将射血分数中间值心力衰竭（HFmrEF）定义为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在40%~49%的心力衰竭，旨在细化心力衰竭的分类，加强临床工作者对心力衰竭病理生理学的重视，促进更多临床研究的开展，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诊疗。目前关于HFmrEF的病理生理学、治疗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争议，本文从流行病学、临床特征、病理生理学、治疗等方面分别阐述HFmrEF患者的特点，发现HFmrEF更像是介于射血分数保留型心力衰竭（HFpEF）和射血分数降低型心力衰竭（HFrEF）的过渡型，而不是一种独特的表型。4种心力衰竭领域新药〔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激动剂（SGC）、心脏肌球蛋白激动剂（OM）〕以及房间隔分流器均在HFmrEF患者的治疗中展现了不同程度的效果。未来需要开展更多关于HFmrEF的临床研究，如LVEF本身变化趋势的HFmrEF亚组研究，以加深临床医生对于HFmrEF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慢性心力衰竭是多种心血管疾病的终末期状态，患者多存在食欲不振、腹泻、腹胀、便秘等营养及代谢问题，营养及代谢问题反过来又影响其预后，目前对于营养评估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预后的关系已有一些研究，但关于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营养评估的研究较少，且尚无公认的有效评估方法。
分析影响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预后的营养指标，同时比较其预后评估价值。
选取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在临沂市人民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室、老年病科住院且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199例为研究对象。按照不同预后情况进行分组：按照住院期间是否死亡分为住院死亡组43例与住院存活组156例，按照1年内是否死亡分为1年死亡组51例与1年存活组148例，按照半年内是否再入院分为半年再入院组69例与非半年再入院组130例。通过查阅病历、电话随访，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血清白蛋白（ALB）水平、体质指数（BMI）、老年人营养风险指数（GNRI）、营养风险筛查评分简表（NRS2002）评分。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绘制不同营养评估方法评估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预后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并比较其评估价值。
住院死亡组与住院存活组年龄、ALB、GNRI、NRS2002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年死亡组与1年存活组年龄、身高、ALB、GNRI、NRS2002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半年再入院组与非半年再入院组BMI、ALB、GNRI、NRS2002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LB、NRS2002评分是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住院死亡的影响因素，年龄、ALB、NRS2002评分是患者1年死亡的影响因素，NRS2002评分是患者半年再入院的独立影响因素（P<0.001）。ALB、NRS2002评分评估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住院死亡的AUC分别为0.76〔95%CI（0.68，0.84），P<0.001〕、0.80〔95%CI（0.73，0.86），P<0.001〕；ALB、NRS2002评分评估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1年死亡的AUC分别为0.75〔95%CI（0.67，0.82），P<0.001〕、0.82〔95%CI（0.76，0.88），P<0.001〕；NRS2002评分评估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半年再入院的AUC为0.73〔95%CI（0.65，0.80），P<0.001〕。
NRS2002评分在评估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住院死亡、1年死亡、半年再入院的发生风险时均有统计学意义，可作为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预后评估的首选方法，与BMI、血清ALB水平、GNRI相比更具优越性。
托伐普坦在老年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中应用广泛，但不同剂量的托伐普坦对老年CHF患者预后的影响尚不明确。
探讨7.5 mg/d和15.0 mg/d两种常用剂量的托伐普坦对高龄老年CHF患者预后的影响。
回顾性分析2016年2月至2022年2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保健病房采用托伐普坦药物治疗CHF的高龄（年龄≥80岁）老年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托伐普坦应用剂量分为7.5 mg/d组和15.0 mg/d组。以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出现或至随访结束为随访终点。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两组患者全因死亡与心血管死亡的差异。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两种剂量托伐普坦对老年CHF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影响。
共纳入高龄老年CHF患者212例，随访374.5（155.5，940.5）d，随访期间共124例（58.5%）患者发生全因死亡，54例（25.5%）患者发生心血管死亡。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显示，托伐普坦15.0 mg/d组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均高于托伐普坦7.5 mg/d组（P=0.004 3，P=0.001 2）。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在校正了年龄、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慢性肾脏病（CKD）、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利尿剂、白蛋白（ALB）、血清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后，与7.5 mg/d组相比，15.0 mg/d组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增加1.03倍〔HR=2.03，95%CI（1.34，2.99）〕和1.51倍〔HR=2.51，95%CI（1.40，4.50）〕。对eGFR、年龄、ALB、NT-proBNP进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托伐普坦15.0 mg/d组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风险仍增加。
在高龄（年龄≥80岁）老年CHF患者中，托伐普坦15.0 mg/d组比托伐普坦7.5 mg/d组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推荐使用7.5 mg/d托伐普坦。
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作为心脏康复的运动方案之一，对于心肌梗死的作用还存在争议，且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探讨HIIT对心肌梗死大鼠心脏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于2020年9月至2021年10月，随机选取3月龄雄性SD大鼠共78只，最终纳入研究56只。随机选取14只为假手术组（Sham组），其余大鼠制备急性心肌梗死（AMI）模型后随机分为心梗静息组（MI-SED组，n=14）、心梗HIIT组（MI-HIIT组，n=14），心梗中等强度持续训练（MICT）组（MI-MICT组，n=14）。Sham组与MI-SED组不进行训练，MI-HIIT组高强度与中等强度训练交替进行，MI-MICT组进行中等强度持续训练。AMI大鼠建模1周后MI-HIIT、MI-MICT组开始进行训练，训练4周后，四组分别随机取7只大鼠进行心脏超声检测，称量体质量（BW）、心脏质量（HW），计算心脏质量指数（HMI），检测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并取心脏组织进行HE染色、Masson染色及免疫组化分析；训练8周后对四组剩余7只大鼠采集数据和样本进行相同试验处理。
训练4周后MI-HIIT组标准化HMI高于Sham组、MI-SED组和MI-MICT组（P<0.05）；训练8周后MI-HIIT组最终BW低于Sham组和MI-SED组，HW高于Sham组、MI-SED组和MI-MICT组，标准化HMI高于Sham组和MI-MICT组（P<0.05）。训练4周后，MI-HIIT组和MI-MICT组射血分数（EF）、缩短分数（FS）、左心室收缩末期后壁厚度（LVPWs）低于Sham组，高于MI-SED组（P<0.05）；MI-HIIT组和MI-MICT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VDs）低于MI-SED组（P<0.05）。训练8周后，MI-HIIT组EF、LVDs、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Dd）、左心室收缩末期前壁厚度（LVAWs）高于Sham组和MI-SED组，FS、LVPWs高于MI-SED组（P<0.05）。HE染色显示，MI-HIIT组训练8周大鼠的心脏组织炎性病变较训练4周大鼠减轻，心肌细胞排列更紧密。Masson染色结果显示训练8周后MI-HIIT组、MI-MICT组心肌组织胶原纤维占比低于MI-SED组。免疫组化结果显示训练4、8周后MI-HIIT组、MI-MICT组心肌组织血管新生数高于Sham组、MI-SED组，训练8周后MI-HIIT组心肌组织血管新生数高于MI-MICT组。训练4周后，MI-HIIT组血清TNF-α高于MI-SED组；训练8周后，MI-HIIT组血清TNF-α水平高于MI-MICT组。
AMI早期进行HIIT，可提高HMI、诱导心肌组织早期炎性反应、减轻心肌纤维化、促进血管新生，改善心室重构，总体效果优于MICT。
心房颤动是医疗实践中症状最为明显的心律失常，心房颤动已经列入自1990年以来发病率增长最快的八大死亡原因之一。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5岁以上人群心房颤动的发生率最高可达9%，80岁以上人群最高可达17%；高血压患者到60岁以后将会有60%以上发生心房颤动。心房颤动增加了缺血性卒中、心力衰竭、慢性肾脏病、认知功能障碍及痴呆等疾病的发病风险，但是否会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尚不明确。
探讨心房颤动是否会增加新发心肌梗死的发病风险。
选取2006年6月至2007年10月河北省唐山市开滦集团职工健康查体人群（开滦研究人群）96 750例，其中心房颤动患者458例（心房颤动组），无心房颤动者96 292例（非心房颤动组）。记录受试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个人史（吸烟史、饮酒史）、既往病史（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人体测量指标（体质量、身高、血压等）；收集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血糖（FPG）。每2年随访1次，即分别在2008—2009年、2010—2011年、2012—2013年、2014—2015年和2016—2017年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10年，随访终点事件为新发心肌梗死。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探讨心房颤动对新发心肌梗死的影响。
（1）心房颤动组和非心房颤动组年龄、体质指数（BMI）、收缩压（SBP）、LDL-C、FPG、糖尿病发生率、吸烟率、饮酒率、新发心肌梗死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心房颤动较非心房颤动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RR=1.841，95%CI（1.118，2.869），P<0.05〕，校正年龄、性别（男性）后，心房颤动较非心房颤动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RR=1.635，95%CI（1.049，2.547），P<0.05〕，进一步校正BMI、SBP、LDL-C、FPG、吸烟、饮酒后，心房颤动较非心房颤动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RR=1.381，95%CI（1.087，1.573），P<0.05〕；饮酒为新发心肌梗死的保护因素〔RR=0.664，95%CI（0.572，0.770），P<0.05〕。
心房颤动是新发心肌梗死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常被用来对心力衰竭（HF）进行分型，但部分HF患者经治疗后射血分数会发生改善，因此产生了射血分数改善型心力衰竭（HFimpEF）这一概念。然而目前HFimpEF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欧美国家，我国关于此类人群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分析鲜有报道。
分析我国HFimpEF患者临床特点、预后及预后的预测因素。
纳入于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住院治疗的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从电子病历中获取患者的人口学数据和基线临床信息，根据基线及复查时的LVEF分为射血分数保留（HFpEF）组、射血分数中间值（HFmrEF）组、射血分数降低（HFrEF）组、射血分数改善（HFimpEF）组。自最后一次复查超声心动图开始，通过电子病历、门诊及电话进行随访，终点事件为全因死亡及全因再住院，随访时间截至2021-06-01。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LVEF改善的影响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全因死亡和全因住院的生存曲线，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全因死亡和全因再入院的危险因素。
最终纳入患者530例，HFpEF组245例（占46.2%），HFmrEF组55例（占10.4%），HFrEF组133例（占25.1%），HFimpEF组97例（占18.3%）。HFimpEF组死亡率低于HFpEF组（P=0.014）和HFrEF组（P<0.001）。HFimpEF组再住院率低于HFpEF组（P=0.011）和HFmrEF组（P=0.001）。基线时收缩压较高〔OR=1.036，95%CI（1.019，1.053），P<0.001〕、左心室收缩末内径（LVESD）≤37 mm〔OR=0.245，95%CI（0.118，0.507），P<0.001〕、应用β-受体阻滞剂〔OR=2.868，95%CI（1.304，6.305），P=0.009〕和醛固酮受体拮抗剂〔OR=2.691，95%CI（1.316，5.503），P=0.007〕是LVEF改善的影响因素。HFrEF、年龄较大、合并心脏瓣膜病、慢性肾脏病、贫血、未应用β-受体阻滞剂及口服抗凝药是CHF患者全因死亡的独立风险因素（P<0.05），HFpEF、HFmrEF、慢性肾脏病是CHF患者全因再入院的独立风险因素（P<0.05）。合并心脏瓣膜病〔HR=6.499，95%CI（1.504，28.089），P=0.012〕、贫血〔HR=4.884，95%CI（1.242，19.208），P=0.023〕是HFimpEF患者死亡的风险因素。
HFimpEF是一组独立的HF表型，此类患者临床表现较轻、心室重构程度较小、预后较好，收缩压较高、LVESD≤37 mm、应用β-受体阻滞剂和醛固酮受体拮抗剂是LVEF改善的独立预测因子，而合并心脏瓣膜疾病、贫血是HFimpEF患者全因死亡的风险因素。
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CHF）患者常合并认知功能障碍（cognitive impairment，CI），且CHF合并CI者预后不良发生率较高，及早识别影响CHF患者发生CI的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虽然有研究者对CHF患者发生CI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但不同研究的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系统评价CHF患者发生CI的影响因素。
于2021年8月，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CINAHL、PsychINFO、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获取有关CHF患者发生CI影响因素的研究，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1年8月。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采用纽卡斯尔-渥太华（Newcastle-Ottawa Scale，NOS）量表、美国卫生保健质量和研究机构（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荐的横断面研究质量评价量表对文献的偏倚风险进行评价后，对影响CHF患者发生CI的因素进行描述性分析，并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14项研究，调查样本量合计6 324例，其中CHF合并CI者1 753例。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14项研究共发现5种保护因素，22种危险因素；性别和收缩压水平对CHF患者发生CI的影响尚无定论。Meta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OR=0.45，95%CI（0.30，0.70）〕、年龄〔OR=1.17，95%CI（1.10，1.24）〕、糖尿病〔OR=2.17，95%CI（1.17，4.01）〕、贫血〔OR=3.03，95%CI（1.80，5.10）〕、左心室射血分数〔OR=0.91，95%CI（0.88，0.94）〕是CHF患者发生CI的影响因素。
受教育程度高是CHF患者CI发生的保护因素，而年龄增长、糖尿病、贫血、左心室射血分数下降是CHF患者CI发生的危险因素。受纳入研究数量和质量的限制，上述结论需更多高质量研究予以验证。
社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血压/血糖控制率较低，研究者一般将其归因于患者疾病认知水平偏低、不规律服药等，但较少有研究报道疾病认知水平较高且规律服药患者的血压和/或血糖控制达标情况。
了解符合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高危人群判断标准的高血压和/或糖尿病患者在对所患疾病认知状况良好、规律服药背景下的血压和/或血糖控制达标情况，探索其血压和/或血糖控制不达标的原因，旨在为更好地防控ASCVD提供理论依据。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在深圳市罗湖区10家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全科门诊就诊且10年ASCVD发病风险预测模型（China-PAR）资料完整的签约患者，采用China-PAR对其进行评估，以筛选ASCVD高危人群（China-PAR得分≥10分）。对符合ASCVD高危人群判断标准且自愿参与本研究的高血压和/或糖尿病患者，使用自设问卷对其进行调查，最终将知晓高血压和/或糖尿病的危害、血压和/或空腹血糖控制目标且规律服药者纳入本研究。以患病情况为分层依据，比较血压/空腹血糖控制达标组与未达标组的基本情况。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法，选取全体血压/空腹血糖控制未达标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一对一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了解其血压/空腹血糖控制未达标的原因。应用NVivo 12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归类；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并提炼访谈主题。
本研究共纳入299例患者。其中130例（43.5%）为单纯高血压患者，9例（3.0%）为单纯糖尿病患者，160例（53.5%）为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290例患有高血压者中，140例血压控制达标，血压控制率为48.3%；169例患有糖尿病者中，71例空腹血糖控制达标，空腹血糖控制率为42.0%。对于130例单纯高血压患者而言，与血压控制达标组患者相比，血压控制未达标组患者年龄更小（t'=3.758，P<0.001）；对于160例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而言，与血压控制达标组患者相比，未达标组患者年龄亦更小（t'=2.203，P=0.031）；对于169例患有糖尿病者而言，与空腹血糖控制达标组患者相比，空腹血糖控制未达标组患者规律运动率更高（χ2=4.314，P=0.038），糖尿病病程更长（t=-3.180，P=0.002），平素监测血糖的频率更高（Z=2.228，P=0.026）。访谈共提炼出7个原因：患者认为不必强求达标，持顺其自然的态度；经多次治疗，血压和/或血糖控制仍未达标后选择放弃，持无能为力的态度；虽规律服药，但在药物使用上存在问题；受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受医生因素的影响，如医生认为无关紧要、"置若罔闻"等；缺乏自制力，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未达标；其他原因，如医保报销不顺利、曾出现血压/血糖过低导致不敢过分控制等。
患有高血压和/或糖尿病的ASCVD高危人群在疾病认知状况良好、规律服药的情况下，血压/血糖控制率仍较低。应密切关注年轻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以及规律运动、糖尿病病程较长或频繁监测血糖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通过鼓励患者调整心态、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加强对患者的规范用药宣传，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水平，从生物-心理-社会多层面改善患者的知信行等举措，优化社区ASCVD防治。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60岁的老年心力衰竭（HF）患者逐年增加，营养状况与老年患者健康状况息息相关，但有关老年HF患者营养状况对预后影响的研究较少。
探讨合并冠心病的老年射血分数保留心力衰竭（HFpEF）患者的营养状态与预后的关系。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17—2019年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西区老年医学科住院的老年HFpEFⅡ~Ⅳ级合并冠心病患者379例，收集患者病例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随访患者出院1年内因HF再入院和HF全因死亡情况。以营养控制状态（CONUT）评分、老年人营养风险指数（GNRI）和预后营养指数（PNI）评估患者营养状态。将患者分为无营养不良风险组（CONUT评分0~1分，n=42）、低营养不良风险组（CONUT评分2~4分，n=181）、中高营养不良风险组（CONUT评分5~12分，n=156），比较三组间临床资料和预后的差异。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患者1年内因HF再入院和1年内HF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CONUT评分、GNRI、PNI对患者1年内因HF再入院和1年内HF全因死亡的预后价值。
三组年龄、高龄患者比例、性别、体质指数（BMI）、卧床、住院时间、NYHA分级、血红蛋白、淋巴细胞、尿素氮、肌酐、总蛋白、血清白蛋白、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B型脑钠肽（BNP）、1年内HF全因死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无营养不良风险组、低营养不良风险组年龄、高龄患者比例、卧床、住院时间、NYHA分级、陈旧性心肌梗死、尿素氮、肌酐、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BNP、1年内HF全因死亡均低于中高营养不良风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MI、血红蛋白、淋巴细胞、总蛋白、血清白蛋白、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高于中高营养不良风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卧床、住院时间、NYHA分级、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BNP、左心室射血分数、CONUT评分、GNRI和PNI是患者1年内因HF再入院及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ONUT评分〔OR=1.567，95%CI（1.302，1.885），P<0.05〕是患者1年内HF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P<0.05）。CONUT评分、GNRI、PNI预测患者1年内HF全因死亡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0〔95%CI（0.714，0.845）〕、0.695〔95%CI（0.604，0.786）〕、0.722〔95%CI（0.643，0.800）〕；最佳截断值分别为7.5分，89分，41分；灵敏度分别为0.723、0.532、0.723；特异度分别为0.722、0.833、0.654。
CONUT评分可作为合并冠心病的老年HFpEF患者死亡风险评估的首选营养评估工具，未来营养干预可能成为降低死亡率的治疗靶点之一。
心血管系统疾病作为全球主要死亡原因，患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升高。中老年人群普遍存在循环系统慢性炎性反应，与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密切相关，脂质异常也是其年龄特异性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一。运动作为重要的干预手段备受关注，其中抗阻运动可以降低中老年人群心血管疾病风险，但对于炎性反应、血脂异常的调节效果尚存争议。
探究抗阻运动对中老年人群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影响，为中老年运动处方的制订提供一定依据。
计算机检索PubMed、Cochrane、EmBase、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获取发表时间为建库至2021-08-31的关于抗阻运动对中老年人心血管危险因素影响的随机对照研究。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筛选和数据提取，包括第一作者及年份、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抗阻运动方案和结局指标。采用Cochrane系统评价手册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对文献的偏倚风险进行评价。使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包括合并效应量的统计、异质性检验、敏感性分析、亚组分析。纳入研究的发表偏倚使用Stata 16.0软件进行分析，采用Egger's检验法。
共计纳入15篇文献，476例观察对象。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抗阻运动组C反应蛋白〔SMD（95%CI）=-0.67（-0.89，-0.46），P<0.01〕、总胆固醇〔SMD（95%CI）=-0.37（-0.66，-0.08），P=0.01〕、三酰甘油〔SMD（95%CI）=-0.29（-0.53，-0.05），P=0.02〕、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MD（95%CI）=-0.37（-0.67，-0.06），P=0.02〕水平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升高〔SMD（95%CI）=0.33（0.09，0.57），P<0.0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运动周期≤12周时，抗阻运动组C反应蛋白、总胆固醇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运动强度为高强度及在慢性病人群中，抗阻运动组C反应蛋白水平低于对照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抗阻运动对降低中老年人群心血管危险因素、减轻慢性炎性反应、改善血脂异常有较好的效果。
心血管疾病是目前引起全球死亡及致残的主要慢性疾病之一，但目前尚缺乏针对跨高原地区纳西族农村人群心血管疾病危险性评价的研究报道。
调查云南省丽江市跨高原地区35~75岁纳西族农村人群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暴露及聚集情况，评估未来10年缺血性心血管疾病（ICVD）发病风险。
2020年8—9月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云南省跨高原地区8个村落中35~75岁纳西族人群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及实验室检查等。选用改良国人ICVD 10年发病风险评估表计算未来10年ICVD发病危险度并进行统计分析。
共纳入381例跨高原地区纳西族农村人群，高海拔高原地区纳西族农村人群的收缩压、三酰甘油（TG）高于中等海拔高原地区（P<0.05），而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血糖低于中等海拔高原地区（P<0.05）。高血压、糖尿病、吸烟、血脂异常、体质量异常的暴露率分别为48.8%、4.7%、24.7%、57.7%、29.1%；男性吸烟率高于女性（P<0.01）；随着年龄增长，高血压及体质量异常暴露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高海拔地区的高血压患病率高于中等海拔地区，糖尿病暴露率低于中等海拔地区。有29.1%、33.6%、21.5%的纳西族农村人群分别有1种、2种、≥3种主要危险因素，不同性别、年龄段ICVD主要危险因素聚集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10年ICVD发病绝对危险度高于女性（P<0.05）；其中不同年龄段男性、女性ICVD 10年发病绝对危险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跨高原地区35~75岁纳西族农村人群未来10年ICVD发病风险较高，未来心血管疾病防治重点应针对男性、高龄等人群进行。
近年来，我国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危害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间歇性禁食（IF）作为一种周期性能量限制的饮食干预方式，已被证明有广泛的健康益处，有助于减轻体质量、改善葡萄糖调节、降低血压和血脂水平、抑制炎性反应等，进而延缓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与发展。目前，我国学者对IF在防治心血管疾病中的潜在作用关注不足。本文通过对IF对血脂异常、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影响及其机制进行综述，旨在为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提供新思路。本研究发现IF在心血管疾病防治中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可用于防控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其介导的代谢益处可能与激发"代谢转换"、增强白色脂肪褐变、促进自噬及重塑肠道菌群等有关。
急性心肌梗死（AMI）合并心源性休克（CS）是心内科常见的急危重症，及时有效的血流动力学支持是挽救这类患者生命的重要手段之一，研究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联合体外膜肺氧合（ECMO）对这类患者的疗效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探讨IABP联合ECMO对AMI合并CS患者的疗效，AMI合并CS患者需要ECMO支持的影响因素。
选取2014年10月至2020年10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冠心病监护病房（CCU病房）住院的应用IABP救治的AMI合并CS患者91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应用ECMO分为IABP组（n=65）及IABP+ECMO组（n=26）。收集并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随访患者出院12个月生存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患者应用ECMO的影响因素。
IABP组IABP后心搏骤停比例、24 h血管活性药物评分（VIS）水平、连续肾脏替代疗法（CRRT）、气管插管应用比例、肺部感染比例、下肢缺血比例、急性肾损伤比例、消化道出血比例、出院后12个月生存率、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应用比例低于IABP+ECMO组（P<0.05），CCU住院时间短于IABP+ECMO组（P<0.05），年龄高于IABP+ECMO组（P<0.05）。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时间和组别对收缩压、舒张压、心率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时间和组别对乳酸、pH值存在交互作用（P<0.05）；时间对收缩压、舒张压、乳酸、pH值主效应显著（P<0.05），时间对心率主效应不显著（P>0.05）；组别对收缩压、舒张压、心率、乳酸、pH值主效应不显著（P>0.05）。其中两组治疗后24 h、72 h收缩压、pH值均高于上机前，乳酸水平低于上机前；两组治疗后72 h收缩压、pH值高于治疗后24 h，乳酸水平低于治疗后24 h（P<0.05）。IABP组治疗后24 h、72 h舒张压均高于上机前（P<0.05）。IABP+ECMO组治疗后72 h收缩压高于IABP组（P<0.05）；IABP+ECMO组治疗后24 h的乳酸水平低于IABP组，pH值高于IABP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治疗后24 h VIS、IABP后心搏骤停是AMI合并CS且应用IABP患者需要ECMO支持的影响因素（P<0.05）。
IABP联合ECMO能改善AMI合并CS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改善患者1年生存率，年龄、24 h VIS、IABP后心搏骤停是AMI合并CS且应用IABP的患者需要ECMO支持的影响因素。
老年女性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可能在救治和预后方面有异于老年男性AMI患者。而目前中国关于老年AMI患者救治现状和预后的性别差异研究较少。
分析不同性别老年AMI患者的救治情况、院内死亡率和1年心血管死亡率的差异。
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于成都地区11家综合医院就诊的1 579例老年（>60岁）AMI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1 056例，女523例。比较不同性别AMI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现状及1年预后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不同性别患者出院后1年内心血管死亡的生存曲线，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探讨患者出院后1年内心血管死亡的影响因素。
女性吸烟、饮酒、PCI史和COPD史、典型胸痛/胸闷症状发生的比例、肌酐水平、双联抗血小板药物及降脂药物的应用比例低于男性（P<0.05），女性年龄、合并糖尿病史比例、心率、Killip分级≥Ⅱ级比例、三酰甘油、总胆固醇水平、症状发作至导丝通过的时间（S-to-B时间）、首次医疗接触至导丝时间（FMC-to-B时间）、院内全因死亡率高于男性（P<0.05）。女性出院后1年内心血管相关死亡率高于男性（P<0.05）。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性别〔HR=1.830，95%CI（1.029，3.255），P=0.040〕、年龄〔HR=1.063，95%CI（1.031，1.095），P<0.001〕、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HR=2.382，95%CI（1.380，4.113），P=0.002〕、心源性休克〔HR=2.474，95%CI（1.259，4.859），P=0.009〕、肌酐〔HR=1.004，95%CI（1.001，1.006），P=0.003〕和PCI〔HR=0.228，95%CI（0.135，0.386），P<0.001〕是老年AMI患者出院后1年内心血管死亡的影响因素。
老年AMI患者院内行再灌注治疗措施的比例无性别差异，但救治效率和预后存在差异。女性AMI患者院内救治效率更低、心肌总缺血时间更长、药物使用比例更低，且院内全因死亡率和1年内心血管死亡率更高。
慢性心力衰竭（CHF）治疗周期长且依赖于药物治疗，院外用药风险重重，加强临床表现和医疗安全的团队策略与工具包（TeamSTEPPS）是在循证基础上开展的一种患者安全工具，目前罕有研究将TeamSTEPPS应用于CHF患者院外用药管理中。
探讨TeamSTEPPS在CHF患者院外用药安全中的作用。
选取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的CHF患者134例为研究对象，按病区分为干预组（n=62）和对照组（n=61）。对照组给予常规用药管理，干预组采取基于TeamSTEPPS的用药管理。在患者出院前及出院后6个月采用服药差错调查表评估患者服药差错情况；在患者出院前及出院后1个月、3个月、6个月采用服药知信行量表评估患者服药知信行情况；在患者出院前及出院后3个月、6个月对患者心功能、呼吸困难、水肿症状进行评估；于患者出院后3个月、6个月收集患者再入院和全因死亡情况。于干预前和干预后6个月采用中文版安全态度量表（SAQ）对医务人员进行安全态度评分。
出院后6个月，两组患者未关注处方、漏服、时间差错、剂量差错、无医嘱服药、擅自停药程度占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后3个月、6个月，干预组患者再入院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组医务人员干预后6个月团队协作、安全氛围、管理感知、工作满意度及压力认知方面得分均高于干预前（P<0.05）。采用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时间和组间对两组患者用药知识得分、用药信念得分、用药行为得分、纽约心功能分级（NYHA分级）、呼吸困难、水肿程度存在交互作用（P<0.05）；时间对两组患者用药知识得分、用药信念得分、用药行为得分、呼吸困难、水肿程度主效应显著（P<0.05）；组间对两组患者用药知识得分、用药信念得分、用药行为得分、水肿程度主效应显著（P<0.05）；其中出院后3个月、6个月，干预组患者用药知识在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出院后1个月、3个月及6个月，干预组患者用药信念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干预组患者用药行为得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出院后1个月、3个月、6个月，两组患者用药知识、用药信念得分均高于出院前（P<0.05）；干预组患者出院后1个月、3个月、6个月，对照组患者出院后1个月用药行为得分均低于出院前（P<0.05）；干预组患者出院后3个月、6个月用药知识得分均高于出院后1个月，对照组患者出院后3个月、6个月用药知识得分均低于出院后1个月（P<0.05）；干预组患者出院后3个月用药行为得分均低于出院后1个月（P<0.05）；干预组患者出院后6个月呼吸困难得分低于出院前（P<0.05）；干预组患者出院后3个月、6个月水肿程度得分均低于出院前及对照组（P<0.05）。
TeamSTEPPS应用于CHF患者院外用药管理可提高CHF患者院外用药安全性，改善患者症状，提升医务人员团队安全文化意识。
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能够预防疾病复发和延缓并发症的发生。过往研究提示50%以上的中青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采取疾病消极应对方式，并对其预后和生命质量造成负向影响，但其疾病应对方式选择的个人及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层原因尚不明晰。自我调节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脑卒中、慢性心力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疾病患者的行为分析、综合干预、健康促进等研究中，目前尚缺乏从该理论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中青年首次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疾病应对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基于自我调节系统四因素理论探讨中青年首次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疾病应对方式。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1年1—6月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中青年首次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按照信息饱和原则确定研究样本量，最终纳入15例患者。课题组成员和专家对预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后确定最终访谈提纲，对研究对象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方法，运用Colaizzi现象学资料7步分析法对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中青年首次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疾病应对方式可归纳为2个主题：（1）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并存，包括积极应对（调整心态与控制情绪，正面疾病与自我激励，转变生活方式，寻找新的平衡），消极应对（忍耐、回避、无奈接受、屈服、隐瞒）；（2）影响应对方式选择的因素（社会支持、预后估计、行为益处获得情况、榜样的力量）。
中青年首次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疾病应对方式为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并存，且消极应对情况不容忽视，医护人员应指导患者及其家属充分利用社会支持系统，进行多途径个性化健康教育，切实做好健康行为益处教育，并善于发挥榜样引领、激励和监督的作用，以改善患者疾病消极应对的状况、增强积极应对，最终促进患者身心全面康复。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常见心律失常之一，其发病率高、易诱发脑卒中，而抗凝治疗是预防房颤相关性卒中的核心策略。目前，社区房颤患者抗凝治疗相关研究较为缺乏。
探索上海市社区老年非瓣膜性房颤（NVAF）患者抗凝治疗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于2019年7—12月，采用分层抽样法，选取至上海市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2018年度健康体检的老年房颤患者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CHA2DS2-VASc和ORBIT评分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采集其房颤患病与用药情况、疾病认知情况、共病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与风险等信息。依据问卷调查结果排除既往无房颤相关就诊经历及瓣膜性房颤患者，分析NVAF患者抗凝治疗现状。根据CHA2DS2-VASc评分量表的推荐意见：脑卒中高风险人群应进行抗凝治疗。本研究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VAF合并脑卒中高风险患者抗凝治疗的影响因素。
共纳入302例NVAF患者，其中89例（29.5%）正在服用抗凝药物，120例（39.7%）例正在服用抗血小板药物，93例（30.8%）患者未服用上述两类药物中的任一类药物。CHA2DS2-VASc评分结果显示，302例NVAF患者中，合并脑卒中高风险者占92.4%（279/302）。其中正在服用抗凝药者占30.5%（85/279），正在服用抗血小板药者占40.1%（112/279），未服用上述两类药物中的任一类药物者占29.4%（82/279）。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房颤类型、房颤症状发生情况、房颤病程、首次因房颤就诊时抗凝药开具情况、房颤危害知晓情况、高脂血症患病情况和出血风险为NVAF合并脑卒中高风险患者抗凝治疗的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房颤类型、首次因房颤就诊时抗凝药开具情况、房颤危害知晓情况为NVAF合并脑卒中高风险患者抗凝治疗的影响因素（P<0.05）。
社区NVAF合并脑卒中高风险患者抗凝治疗率仍不理想，需进一步规范该类人群的抗凝治疗，尤其是高龄和对房颤危害认知不足的患者。
慢性心力衰竭是心内科常见慢性疾病。提高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有助于改善其生活质量，降低其再住院率和死亡率。健康合作者量表（PIH）是由澳大利亚Flinder大学研制的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知识、态度、行为评价量表，主要用于慢性病自我管理项目实施效果的评价。
汉化PIH并检验其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应用的信效度，为评估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提供严谨测评工具。
采用Brislin回译模式对PIH进行汉化，经专家小组评议及预试验调适条目，形成中文版PIH。2010年4—6月、2011年4—6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北京市2家三级甲等医院410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PIH、明尼苏达心功能不全生命质量量表（MLHFQ）对其进行调查。采用"天花板效应"检验、"地板效应"检验及相关分析法进行项目分析，采用专家评定法评价量表的内容效度，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采用KMO检验、Bartlett's球形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价量表的结构效度，采用单因素分析检验量表的已知族群效度，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评价量表信度。
项目分析结果显示，仅条目3"遵医嘱服药的能力"存在"天花板效应"，各条目得分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424~0.761（P<0.001）。中文版PIH的量表内容效度指数（S-CVI）为0.966，条目内容效度指数（I-CVI）为0.800~1.000。中文版PIH得分与MLHFQ得分呈正相关（rs=0.200，P<0.05）。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872，Bartlett's球形检验χ2=1 139.142，P<0.001，表明数据样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按特征根>1.000的标准可提取3个公因子〔知识（7个条目）、应对（3个条目）、依从性（2个条目）〕，3个公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6.514%，各条目在所属公因子上的载荷值为0.571~0.869。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初始模型拟合指标不理想。根据指标提示添加误差变量e1和e2、e6和e7间的协方差相关关系后，修正模型各拟合指标处于可接受范围〔卡方自由度比（χ2/df）=2.393，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85 1，比较拟合指数（CFI）=0.968，基准化拟合指数（NFI）=0.953，非基准化拟合指数（NNFI）=0.963，拟合优度指数（GFI）=0.905，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0.854，相对拟合指数（RFI）=0.932，增值拟合指数（IFI）=0.966〕。已知族群效度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水平、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来源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PIH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中文版PIH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0，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4（知识）、0.807（应对）、0.511（依从性）。
中文版PIH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作为普适性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测评工具。
心房颤动（以下简称房颤）容易合并脑卒中和外周动脉栓塞。研究房颤血栓形成的具体机制并进行有效干预以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是目前房颤基础和临床研究的重要方向。
探讨房颤患者左心房血清炎性因子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水平变化与血栓的相关性。
选取2017年7月至2019年1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开胸心脏手术的瓣膜性心脏病患者29例和冠心病患者10例，依据心律情况分为窦性心律组15例和房颤组24例。房颤组的24例患者再依据血栓情况分为无左心耳血栓和有左心耳血栓两个亚组，分别为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和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各12例。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并检测左心房内径（LAD）、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术中抽取左心房血液标本检测蛋白激酶B（AKT）、核转录因子κB（NF-κB）、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白介素（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内皮素（ET-1）、一氧化氮（NO）、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细胞间黏附分子（ICAM-1）及血管细胞黏附因子（VCAM-1）水平，并检测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血栓面积。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LAD、LVEF、炎性因子水平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的水平与左心耳血栓面积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窦性心律组、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与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LAD、LVEF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和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LAD、LVEF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AKT、NF-κB、IL-8、ET-1、ICAM-1、VCAM-1水平高于窦性心律组，NO水平低于窦性心律组（P<0.05）。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AKT、hs-CRP水平高于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NO水平低于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P<0.05）；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和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NF-κB、IL-6、IL-8、TNF-α、ET-1、vWF、ICAM-1、VCAM-1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血栓面积最大为4.8 cm2，最小为1.67 cm2，平均为（3.48±0.83）cm2。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房颤合并左心耳血栓患者LAD、LVEF、AKT、NF-κB、hs-CRP、IL-6、IL-8、TNF-α、ET-1、NO、vWF、ICAM-1、VCAM-1与血栓面积无直线相关关系（P>0.05）。
房颤患者左心房血液炎性因子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水平明显升高，且合并左心房血栓时上述指标更高。检测炎性因子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的水平有助于评估房颤患者的血栓状态。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无症状房颤发作隐匿，居民知晓率低，易导致不良结局，带来沉重负担，疾病筛查应先行于并发症的预防，无症状房颤的筛查和科学管理至关重要。当前国内外房颤筛查的焦点问题包括最适筛查人群的探讨、筛查设备与方式的优选、筛查参与度的提升、确诊者抗凝治疗的规范及最佳经济性筛查方案的评估。本研究纳入25篇房颤筛查相关文献，系统梳理近5年患者管理指南中的房颤筛查部分，综合专家意见，从常规筛查的筛查策略、筛查设备、筛查参与度、抗凝参与度及卒中后筛查的监测时长、监测方式方面，分析目前房颤筛查的研究进展，并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剖析房颤筛查的策略对成本效果的影响，明晰筛查和抗凝治疗参与率的经济性作用，以期指导临床实践。目前国际上房颤筛查与管理的公认指南为《欧洲心律学会指南》及《北美心律学会指南》，房颤筛查成本效果的相关研究多采用马尔可夫（Markov）模型进行终生模拟，卫生经济学评价指标包括卒中事件、出血事件、质量调整寿命年（QALY）、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等。多数指南/共识建议选取65~75岁的高风险人群应用便携单导联心电仪等新型设备进行常规筛查，以利于连续监测，提升房颤检出率；对于卒中后筛查，国内外指南均强调在隐源性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卒中患者中进行房颤筛查，筛查手段主要聚焦到长程心电图和植入式心电记录设备（ICM）上。综上，虽然目前对房颤筛查成本效果的认识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许多分歧有待弥合，同时我国相关研究不充分，对房颤筛查的卫生经济学研究更为欠缺，未来需要基于国内的环境，构建更加准确、具体的筛查模型，通过大量实践完善我国的房颤管理指南，为提升居民寿命和生活质量、减轻医疗经济负担提供循证依据。
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即SGLT2抑制剂，最初是作为降糖药而开发的，现已被证明其可降低伴/不伴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的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心力衰竭住院（HFH）和心血管死亡风险。EMPEROR-Preserved实验研究评估了SGLT2抑制剂（恩格列净）对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HFpEF）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表明，其临床效果可进一步扩大到射血分数轻度降低的心力衰竭（HFmrEF）患者中。虽然SGLT2抑制剂使降低心力衰竭发病率和预防心力衰竭恶化进入到新时代，但仍应继续寻找SGLT2抑制剂改善症状的关键机制，以保护患者免受心力衰竭致命进展的影响。本文就HFmrEF患者应用SGLT2抑制剂治疗进行综述，以期为HFmrEF患者的治疗提供理论指导。
急性心肌梗死后容易产生抑郁等负性情绪，目前针对此类患者的治疗措施主要是在急性心肌梗死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精神类药物，但精神类药物只能在抑郁发生后使用，无法早期应用于大部分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评价早期应用自拟益气活血方对急性心肌梗死后抑郁状态的防治作用。
选取2020年5月至2021年3月在江苏省中医院住院治疗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44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22例。对照组给予标准西医治疗，试验组给予标准西医治疗+自拟益气活血方，两组均治疗3周。治疗1周后检测两组患者白介素6（IL-6）和白介素8（IL-8）水平，治疗3周后评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HAMD-17）评分、抑郁状态发生率、心绞痛积分、中医证候积分和中医证候改善率。
试验组治疗后HAMD-17评分较治疗前降低（P<0.05）。治疗后对照组、试验组IL-6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治疗后试验组IL-6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治疗后IL-8水平较治疗前降低（P<0.05）。治疗后试验组心绞痛积分低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试验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治疗后试验组中医证候积分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试验组中医证候改善率高于对照组（P<0.05）。
早期应用自拟益气活血方能有效降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IL-6水平、缓解心绞痛症状并改善中医证候，同时对抑郁状态有轻度减轻作用。
对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进行风险分层对临床决策和预后评估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由于AMI患者临床特征及治疗模式正在不断发生改变，现有的风险评分可能并不适用于临床实际情况，因此需要提高AMI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后远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预测准确性以制订患者个性化的管理策略。
构建预测AMI患者PCI后远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模型。
纳入2019年1—7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接受PCI的AMI患者1 130例，根据纳入、排除标准最终纳入962例患者，收集其一般资料和实验室检查指标。对所有患者进行电话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2.4年，以全因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卒中、恶性心律失常、新发心力衰竭或心力衰竭加重再入院、非计划内的血运重建作为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根据患者随访期间是否发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分为事件组122例和非事件组840例。采用Lasso回归筛选远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预测模型，并绘制列线图。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模型预测AMI患者PCI后发生远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效能，使用净重分类改善指标（NRI）和综合判别指数（IDI）对预测模型与全球急性冠状动脉事件注册（GRACE）评分进行比较，评价模型对AMI患者PCI后预后评估的改善效果。
962例AMI患者中122例（12.7%）患者出现远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Lasso回归筛选出5个预测变量，包括心电图ST段偏移、糖尿病、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血红蛋白（Hb）。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的预测模型的回归方程为：logit（P）=3.596-0.023×X1-0.014×X2-0.036×X3+0.726×X4+1.372×X5（X1表示Hb，X2表示eGFR，X3表示LVEF，X4表示糖尿病，X5表示心电图ST段偏移）。心电图ST段偏移、糖尿病、LVEF、Hb是AMI患者PCI后发生远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影响因素（P<0.05）；心电图ST段偏移、糖尿病、eGFR、Hb是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PCI后发生远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影响因素（P<0.05）；心电图ST段偏移、糖尿病、Hb是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患者PCI后发生远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影响因素（P<0.05）。预测模型预测开发队列与验证队列患者PCI后发生远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74〔95%CI（0.710，0.834）〕、0.751〔95%CI（0.686，0.815）〕。AMI、STEMI、NSTEMI患者中NRI分别为0.493〔95%CI（0.303，0.682）〕、0.459〔95%CI（0.195，0.724）〕、0.455〔95%CI（0.181，0.728〕，IDI分别为0.055〔95%CI（0.028，0.081）〕、0.042〔95%CI（0.015，0.070〕、0.069〔95%CI（0.022，0.116）〕。3组患者中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均优于GRACE评分（P<0.05）。全研究人群队列分析发现预测模型的评价效能优于GRACE评分〔ΔAUC=0.050，P=0.015；IDI=0.055，95%CI（0.028，0.081），P<0.001；NRI=0.493，95%CI（0.303，0.682），P<0.001）〕。
由心电图ST段偏移、糖尿病、LVEF、eGFR、Hb共5个预测变量构建的预测模型可用于评估AMI患者PCI后远期预后，有助于患者早期风险分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