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目前全球最常见的慢性肝病，近年来大量研究证明其与代谢障碍密切相关，专家小组提出将其更名为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NAFLD/MAFLD不仅可能导致肝脏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也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相关。本文对NAFLD/MAFLD的诊断标准进行比较，并总结了NAFLD/MAFLD与心血管疾病的关联性研究进展。结果表明，NAFLD/MAFLD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增加均存在显著相关性，是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因素，且MAFLD患者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高于NAFLD患者。本文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对NAFLD/MAFLD患者进行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和管理的依据，提示临床医生在处理NAFLD/MAFLD患者时，除了关注肝脏疾病的治疗外，还应重视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冠心病（CHD）是全世界的主要公共卫生负担之一。虽然已经制订了相应治疗策略，但CHD仍然是全球人口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CHD诊断主要依靠冠状动脉造影或冠状动脉增强CT，然而基层医院设备不足，早期诊断及对预后的判断相对困难，故寻找相对简便、易获得的实验室指标，有利于为基层医生诊治CHD提供依据。

探讨血清白介素6（IL-6）、空腹血糖（FPG）水平与CHD患者冠状动脉狭窄程度、临床分型、病变支数及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关系。

纳入2020年9—11月就诊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的CHD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与实验室检查结果。依据Gensini积分评分标准，将患者得分结果按中位数分为轻度狭窄组（A组，Gensini积分≤33.25分，n=40）和中重度狭窄组（B组，Gensini积分>33.25分，n=40）。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将患者按照病变支数分为单支病变组（n=28）、双支病变组（n=21）及多支病变组（病变支数≥3，n=31）。根据患者临床分型，将患者分为稳定型心绞痛组（n=34）和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组（n=46）。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索血清IL-6、FPG与患者相关资料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患者的生存曲线，生存曲线的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探究CHD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的影响因素。绘制IL-6预测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

A组IL-6、FPG水平低于B组，多支病变组IL-6水平高于单支病变组，FPG水平高于双支病变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组IL-6、FPG水平高于稳定型心绞痛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IL-6水平与临床分型、冠状动脉病变支数、Gensini积分、性别、三酰甘油（TG）、FPG有相关性，FPG水平与临床分型、冠状动脉病变支数、Gensini积分、年龄、IL-6水平有相关性（P<0.05）。按IL-6中位表达水平（45.8 ng/L）将患者分为IL-6>45.8 ng/L组（n=39）和IL-6≤45.8 ng/L组（n=41），FPG以参考值上限（6.1 mmol/L）作为分组标准，将患者分为FPG>6.1 mmol/L组（n=36）和FPG≤6.1 mmol/L组（n=44）。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IL-6>45.8 ng/L组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高于IL-6≤45.8 ng/L组（76.9%与36.6%；χ²=16.075，P<0.001）、FPG>6.1 mmol/L组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高于FPG≤6.1 mmol/L组（69.4%与45.5%；χ²=4.292，P=0.038）。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结果显示IL-6是患者发生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影响因素（HR=2.396，95%CI=1.203~6.054，P<0.05）。IL-6预测患者发生不良心血管事件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69（95%CI=0.658~0.880），最佳截断值为40.97 ng/L，灵敏度为0.867，特异度为0.683。

血清IL-6、FPG水平与CHD及其不良预后相关，血清IL-6是CHD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的独立危险因素。

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流行，存在心血管病（CVD）危险因素的人群巨大，中国CVD负担持续加重。在我国城乡居民疾病死亡构成比中，CVD仍居首位。2020年，农村、城市CVD分别占死因的48.00%和45.86%，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CVD。推算我国CVD现患人数3.3亿，其中脑卒中1 300万，冠心病1 139万，心力衰竭890万，肺源性心脏病500万，心房颤动487万，风湿性心脏病250万，先天性心脏病200万，外周动脉疾病4 530万，高血压2.45亿。2020年中国心脑血管疾病的住院总费用合计为2 709.01亿元。CVD防治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总的来说，我国应从"已病"和"未病"双重着手，既要做好CVD的二级预防治疗，还应进一步强化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可调节危险因素的上游治疗，并注重卫生保健和公共卫生资源的分配和优先次序，以期更早地迎来CVD防治拐点。

近年来移动智慧医疗在心血管病的筛查、干预、救治、管理中的优势愈加突出。其中单导联可穿戴心电设备在院外应用于心律失常患者的前期筛查、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得到了学者及临床的认可。但因其导联和匹配的云平台功能的单一性，限制了其在基层医疗机构中对慢性非传染疾病（简称慢性病）患者风险筛查及长期随访管理中的应用。

本研究立足分级诊疗，从慢性病防控的视角，以单导联可穿戴心电设备为载体，探索移动智慧医疗在基层老年慢病患者中心血管病风险防控中的应用价值。

选取2022年1—8月宁夏回族自治区20家基层医疗机构收治的3 000例65岁及以上慢性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1 202例、女1 798例；平均年龄（71.3±5.0）岁。基层医生借助手机APP及患者管理云平台录入患者资料，给患者佩戴单导联可穿戴心电设备采集72 h心电数据上传至患者管理云平台。由专业心电图医生分别对数据进行心律失常、心率变异性（HRV）、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HS）分析及风险分层，并综合3种分析方法的分层结果将心血管病综合风险符合低、中及高危的数据在云平台勾选相应的标识。云平台对高、中危患者以短信形式通知基层医生对患者进行不同流程的管理。统计3种分析方法不同风险分层患者检出例数，低、中、高危心血管病风险患者检出例数及按流程管理率。

检出心律失常符合正常、阳性及重大阳性者分别为1 526例（50.87%）、1 349例（44.97%）、125例（4.17%）。2 968例患者完成HRV和OSAHS分析，HRV符合轻度、中度及重度降低者分别为2 330例（78.50%）、630例（21.23%）、8例（0.27%）；OSAHS符合轻度、中度、重度异常者分别1 769例（59.60%）、573例（19.31%）、626例（21.09%）。心血管病综合风险为低、中、高危患者分别为744例（24.80%）、1 640例（54.67%）、616例（20.53%）。心血管病综合风险为高、中、低危患者按流程管理率分别为94.49%（703例）、88.10%（1 445例）、100.00%（616例）。

将移动智慧医疗技术与心律失常、HRV及OSAHS分析方法联合应用于基层老年慢病患者心血管病防控，心血管病风险检出率和患者管理率较高，有利于基层老年慢性病患者心血管病防控体系的建立。

Wilson病（WD）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引起铜排泄障碍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以肝脏和/或神经精神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但随着受累器官和病情轻重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多元化，铜在全身各器官及系统中均有蓄积，导致出现其他（通常较轻）临床症状，包括Kayser-fleischer环（K-F）、溶血性疾病、肾功能受损、骨代谢异常、心肌炎、心律失常等器官和系统损伤。近年来，随着对WD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其可能引起不同程度心脏损伤，甚至可带来致命性心脏疾病。迄今为止，临床上尚未将评估WD患者的心血管系统情况纳入其常规检测项目之中。因此，早期重视和干预WD患者的亚临床心脏病变，对WD患者的治疗和预后具有深远意义。

本研究基于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RT-3DE）技术联合心电图（ECG）、心肌损伤标志物等临床常用血清学指标观察WD患者的心脏结构和功能的动态变化，旨在为评估WD早期心脏受累提供客观化影像学和血清学依据，以便及时干预WD患者早期亚临床心脏损害。

选取2021年10月—2022年10月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病中心就诊的WD患者60例（WD组），选取同期60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WD患者根据其主要症状分为脑型WD（以神经精神症状为主）和肝型WD（以肝脏症状为主）。记录两组ECG、RT-3DE相关参数及心肌损伤血清标志物包括同型半胱氨酸（Hcy）、胱抑素C（CysC）、心肌肌钙蛋白I（cTnI）、氨基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NT-proBNP）及血清总胆红素（TBIL）等指标。

（1）WD患者中有37例心电图结果显示至少存在一处异常，而健康对照组受试者仅有14例异常，两组ECG结果异常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与健康对照组相比：WD组心率（HR）、QRS、QT、校正后的QT（QTc）间期提高，而P-R缩短（P<0.01）。（2）WD患者RT-3DE结果异常有23例，而健康对照组有10例异常；两组RT-3DE结果异常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WD组左心房前后径（LAD）、E/E'、舒张末期容量（EDV）、收缩末期容量（ESV）、肺动脉压力（PAP）增加，E'、射血分数（EF）、每分钟搏出量值（SV）降低（P<0.01）；（3）与健康对照组相比，WD组血清学指标中Hcy、TBIL、CysC、cTnI指标升高（P<0.01）。（4）与肝型WD患者相比，脑型WD患者QRS、QT、QTc指标升高（P<0.05），脑型WD患者LAD、室间隔厚度（IVST）、左心室内径（LVD）、ESV、EDV参数升高，而SV降低（P<0.05），脑型WD患者Hcy、CysC、cTnI参数升高（P<0.01）。

WD患者中没有发现任何严重结构性心脏病的特征，但与健康对照组相比，WD患者更易出现亚临床心脏损害；特别是与肝型WD组相比，脑型WD发生亚临床心脏功能障碍、心室重构和心肌纤维化风险更高。RT-3DE技术评估WD患者心脏功能价值较高。

先天性心脏病（CHD）为全球主要的出生缺陷类型之一，是导致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然而CHD的延迟诊断现状不容乐观，CHD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成为热点研究问题。

在海南省建立与应用新生儿CHD筛查-诊断-评估适宜技术体系，评价此技术的运行效果，为进一步推广此技术提供依据。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的《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目工作方案》要求，回顾相关文献，建立新生儿CHD筛查-诊断-评估适宜技术体系：在海南省17个市（县）所有助产机构及当地新生儿科或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由筛查人员采用双指标联合法，即心脏杂音听诊联合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POX）测定法，于活产新生儿出生后6~72 h对其进行CHD筛查。心脏杂音听诊和/或POX测定结果呈阳性为筛查阳性。由经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认证的31家诊断机构对筛查阳性的活产新生儿进行超声心动图诊断。经认证的6家三级甲等医院中具备相应资质的儿童心血管内、外科医生对诊断结果进行审核和必要的再评估，根据病情提出相应的医疗干预建议或实施治疗，并建议临床随访（3~12个月）。通过新生儿CHD筛查工作信息管理系统对网络化筛查、诊断、评估与治疗数据进行填报、上传及管理。2020-01-01至2021-12-31在海南省17个市（县）范围内评价此技术的运行效果。

2020-01-01至2021-12-31，海南省活产新生儿数为206 761名，204 442名活产新生儿参加了本筛查项目，整体筛查率为98.88%；CHD筛查阳性患儿5 847名，筛查阳性率为2.86%（5 847/204 442）。经超声心动图检查，共527名被确诊为CHD患儿，CHD患病率为2.58‰（527/204 442），其中房间隔缺损为最常见的CHD病变〔38.14%（201/527）〕；非显著型CHD患儿291名（55.22%），显著型CHD患儿142名（26.94%），严重型CHD患儿88名（16.70%），危重型CHD患儿6名（1.14%）。心脏杂音听诊法、POX测定法和双指标联合法在新生儿CHD筛查中的灵敏度分别为67.93%、37.00%和93.35%，特异度分别为98.07%、99.28%和97.30%。两项指标（心脏杂音听诊结果、POX测定结果）均为阳性的新生儿与单一指标为阳性的患儿相比，为重症CHD（包括严重型与危重型）患儿的可能性更高（P均<0.001）。94名重症CHD患儿均得到及时治疗。共有4名CHD患儿死亡，均为重症CHD患儿，0~1岁儿童CHD的标准化死亡率为1.96/10万，重症CHD患儿的病死率为4.26%（4/94）。

双指标联合法在新生儿CHD筛查中具有无创、简便、易于操作及可靠的特点，利于推广。建立新生儿CHD筛查-诊断-评估适宜技术体系有利于CHD的及时诊治，尤其是重症CHD，并有助于降低CHD患儿死亡率，故此适宜技术体系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

SYNTAX评分是基于冠状动脉解剖结构和病变情况，预测冠心病患者预后常用的评分系统之一，但临床上需要一种基于一般临床资料的评估方法，以提高其预测效力。

探讨CHA₂DS₂-VASc卒中风险评分在冠心病三支血管病变（TVD）或左主干病变（LMD）患者中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s）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共纳入2009年1月—2014年5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630例TVD/LMD患者，根据SYNTAX评分分为轻度病变组（0~22分）276例、中度病变组（23~32分）249例和重度病变组（≥33分）105例。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及偏相关分析探究定量资料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CHA₂DS₂-VASc和SYNTAX评分是否为TVD/LMD患者3年内发生MACEs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CHA₂DS₂-VASc评分预测3年内发生MACE的效能。使用Delong方法对CHA₂DS₂-VASc评分、SYNTAX评分以及两评分系统联合预测MACEs的ROC曲线进行比较。

不同SYNTAX评分组在年龄、合并充血性心力衰竭、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SYNTAX评分、CHA₂DS₂-VASc评分、3年内MACEs、死亡和非致死性心肌梗死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HA₂DS₂-VASc评分与SYNTAX评分呈正相关（r=0.109，P=0.00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OR=1.753，95%CI（1.047，2.938）〕、LVEF〔OR=0.962，95%CI（0.942，0.982）〕、SYNTAX评分〔OR=1.028，95%CI（1.002，1.055）〕及CHA₂DS₂-VASc评分〔OR=1.210，95%CI（1.070，1.369）〕升高是TVD/LMD患者3年内发生MACEs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SYNTAX评分预测MACEs的ROC曲线下面积（AUC）是0.638，CHA₂DS₂-VASc评分预测MACEs的AUC是0.619。联合应用SYNTAX评分及CHA₂DS₂-VASc评分预测MACEs的AUC是0.685。使用Delong方法进行头对头比较发现，SYNTAX与CHA₂DS₂-VASc评分预测MACEs的AUC差值为0.019（P=0.587），提示SYNTAX与CHA₂DS₂-VASc评分都具有对MACEs的预测效果，但其AUC差值无统计学意义。联合应用SYNTAX评分和CHA₂DS₂-VASc评分预测MACEs与SYNTAX评分单独预测MACEs的AUC差值为0.046 9（P=0.046），与CHA₂DS₂-VASc评分单独预测MACE的AUC差值为0.065 9（P=0.04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CHA₂DS₂-VASc评分系统可用于预测TVD/LMD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的严重程度及3年内MACE的发生情况，联合CHA₂DS₂-VASc与SYNTAX评分系统，可有效提高对3年MACEs的预测价值。

三酰甘油葡萄糖乘积（TyG）指数是评价胰岛素抵抗（IR）和肥胖相关的代谢性疾病的指标，与发生心血管疾病（CVD）高危风险密切相关，但在不同性别的中年肥胖人群中TyG指数与发生CVD高危风险可能不同。

探讨不同性别中年肥胖人群TyG指数与发生CVD高危风险的关系，评估其在CVD防治中的作用。

研究对象来源于安徽省开展的10个CVD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选择30 425名中年肥胖居民，采用国家心血管中心统一设计的初筛调查表和基本信息登记表，由经过统一培训并考察合格的调查员进行调查，主要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情况、饮酒情况等，并进行CVD高危风险评估。将研究对象分为男性组（n=11 566）和女性组（n=18 859），男性组根据TyG指数四分位数分组，分为T₁（7.417~8.870）（n=2 892）、T₂（8.871~9.204）（n=2 891）、T₃（9.205~9.578）（n=2 892）、T₄（9.579~11.435）（n=2 891）亚组；女性组分为F₁（7.579~8.876）（n=4 715）、F₂（8.877~9.183）（n=4 720）、F₃（9.184~9.526）（n=4 710）、F₄（9.527~11.647）（n=4 714）亚组。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TyG指数与发生CVD高危风险的关系，采用Z检验比较亚组间的效应值差异。

男性组中发生CVD高危风险比例为28.4%（3 280/11 566），女性组中为26.0%（4 909/18 859）。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组（女性组）TyG指数T₂（F₂）、T₃（F₃）、T₄（F₄）与CVD高危风险相关（P<0.05），且随着TyG指数的逐渐增大，与发生CVD高危风险的相关性也逐渐增加。男性组，与T₁亚组相比，T₄亚组发生CVD高危的风险为OR（95%CI）=1.827（1.622，2.058）；女性组，与F₁亚组相比，F₄亚组发生CVD高危的风险为OR（95%CI）=1.552（1.410，1.708）。男、女两组中T₄亚组、F₄亚组TyG指数与发生CVD高危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再进一步调整了总胆固醇等指标后（模型2），T₂（F₂）、T₃（F₃）、T₄（F₄）与发生CVD高危风险的相关性有所减弱，但在男性和女性两组TyG指数中，T₂（F₂）、T₃（F₃）、T₄（F₄）均与发生CVD高危风险存在相关性（P<0.05），且随着TyG指数水平的逐渐增大与发生CVD高危风险的相关性逐渐增加。与T₁亚组相比，男性组T₄亚组中发生CVD高危的风险为OR（95%CI）=1.804（1.584，2.055）；与F₁亚组相比，女性组F₄亚组发生CVD高危风险为OR（95%CI）=1.496（1.345，1.665）；男、女两组中T₄亚组、F₄亚组TyG指数与发生CVD高危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高水平TyG指数的中年肥胖男性更易发生CVD高危风险，应重点关注该群体的TyG指数水平。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HD）是全球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冠状动脉造影检查通常作为诊断CHD的有效手段，但在基层受多种条件限制导致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率较低，需要研究更有意义的生物标志物为基层医生诊治CHD提供依据。课题组在前期研究中发现，早期生长反应因子3（Egr3）基因可能是CHD发病异质性的易感因素，目前关于CHD与Egr3基因及炎症指标的相关性鲜有报道。

探讨Egr3、白介素6（IL-6）与CHD的相关性及其水平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的关系，为临床基层诊治提供依据。

纳入2021年6—12月就诊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的CHD患者110例，参与者均因CHD症状就诊并完善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将确诊为CHD的患者依据Gensini评分的中位数（52分）分为轻度狭窄组（A组≤52分，n=50）、中重度狭窄组（B组>52分，n=30），选取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正常的30例为对照组（C组）。采用ELISA检测法检测患者血清Egr3水平及IL-6水平。

B组IL-6水平高于A组与C组（P<0.05），A组、B组Egr3水平高于C组（P<0.05）；Egr3水平诊断CHD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648，灵敏度为35.0%，特异度为93.3%。CHD患者IL-6与Egr3呈正相关（r=0.231，P<0.01）；Egr3、IL-6与Gensini评分呈正相关（r_s=0.390、0.317，P<0.01）。

Egr3对CHD的诊断具有良好的特异度，Egr3水平与IL-6水平与冠状动脉血管病变程度呈正相关。

心脏康复作为冠心病患者康复的有效干预措施已达成共识，但国内外制定的心脏康复相关指南的质量尚不明确，相关的推荐意见有待整合。

系统评价冠心病患者心脏康复的相关指南，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于2022年6月，计算机检索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PubMed、中国知网、维普网及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以及国内外指南网和相关学会网，获取冠心病患者心脏康复相关指南，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2-06-30。2名研究者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并提取资料。采用临床指南研究与评估系统Ⅱ（AGREE Ⅱ）对纳入指南进行质量评价，并汇总冠心病患者心脏康复的推荐意见。

最终纳入10部指南，8部来源于国外，指南发布时间为2011—2020年。纳入指南AGREE Ⅱ各领域平均得分为：范围和目的71%、参与人员65%、严谨性58%、清晰性80%、应用性64%、独立性45%。4部指南推荐级别为A级，6部指南推荐级别为B级。主要推荐意见汇总为心脏康复的基本要求、健康教育、危险因素控制、心理支持、运动训练及促进患者参与心脏康复6个方面。

纳入指南的质量处于中等至较高水平，在参与人员、严谨性、应用性、独立性领域仍需提高；各指南推荐意见趋于一致，但在促进患者参与心脏康复方面意见仍显不足；我国心脏康复指南质量水平与国外相比仍存差距，应构建适用于我国冠心病患者的高质量心脏康复循证指南。

暴露于室内空气颗粒物污染会增加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老年人群中尤其明显。

探究室内空气颗粒物对老年人心肺相关生理指标的影响及短期使用空气净化器是否改善老年人的心肺健康。

2020年1月选取中国重庆市江北区老年公寓24名健康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进行一项随机双盲交叉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分组方法将老年人平均分为两组，交替使用真、假空气净化器48 h，期间有12 d的洗脱期。每次净化结束后测试老年人14种循环系统的炎症、凝血和氧化应激的生物标志物及肺功能、血压、心率和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等健康指标。应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评估空气净化器对健康指标的影响。

线性混合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与假净化器相比，使用真净化器的老年人血液炎症因子中纤维蛋白原、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髓过氧化物酶（MPO）的改变量为-15.1%〔95%CI（-23.1%，-6.3%），P<0.05〕、-17.7%〔95%CI（-22.9%，-12.3%），P<0.05〕和-17.2%〔95%CI（-23.9%，-9.8%），P<0.05〕；凝血因子中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PAI-1）改变量为-14.9%〔95%CI（-21.1%，-8.2%），P<0.05〕，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t-PA）改变量为-13.5%〔95%CI（-18.7%，-8.0%），P<0.05〕；心率改变量为-5.8%〔95%CI（-10.6%，-0.8%），P<0.05〕；室内细颗粒物（PM_2.5）浓度每升高1 μg/m³，老年人纤维蛋白原、MCP-1、MPO、PAI-1、t-PA、D-二聚体、心率相应升高0.51%、0.48%、0.56%、0.49%、0.43%、0.31%、0.20%（P<0.05）。

室内空气净化器与炎症和凝血生物标志物的浓度降低有关。减少空气颗粒物可能成为一种改善老年人循环和心肺健康的公共卫生措施。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进行Ⅰ期心脏康复的重要性已得到证实，但目前患者依从性不佳。因此，探究PCI患者Ⅰ期心脏康复依从性及影响因素可为提高患者依从性提供理论基础。

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明确PCI患者Ⅰ期心脏康复依从性影响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作用路径，为提高PCI患者Ⅰ期心脏康复依从性提供理论支持。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8—12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脏康复中心收治的PCI患者为研究对象。在Ⅰ期心脏康复结束后，采用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治疗依从性问卷、冠心病健康信念问卷、患者健康抑郁量表、广泛性焦虑量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慢性病资源调查问卷、冠状动脉评分（Gensini评分）对患者进行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究PCI患者Ⅰ期心脏康复依从性的影响因素。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验证健康信念、抑郁、焦虑、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慢性病资源利用与心脏康复依从性之间的相关性。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模型，构建PCI患者Ⅰ期心脏康复依从性影响因素假设模型，通过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不断拟合与修正。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影响因素间的关系。

共发放调查问卷443份，回收有效问卷43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7.06%。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健康信念（β=0.427）、抑郁（β=-0.057）、焦虑（β=-0.130）、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β=0.242）、慢性病资源利用（β=0.140）是PCI患者Ⅰ期心脏康复依从性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PCI患者心脏康复依从性评分与健康信念、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慢性病资源利用呈正相关（P<0.05），与抑郁、焦虑呈负相关（P<0.05）。利用健康信念、抑郁、焦虑、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慢性病资源构建PCI患者Ⅰ期心脏康复依从性影响因素假设模型，且模型拟合良好：χ²/df=3.092<5，标准化残差均方根（RMSEA）=0.070<0.080，拟合优度指数（GFI）=0.981，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0.936，比较拟合指数（CFI）=0.992，赋范拟合指数（NFI）=0.989，均>0.9。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健康信念、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慢性病资源利用对PCI患者Ⅰ期心脏康复依从性具有直接正向作用（β=0.395、0.277、0.152，P<0.01）；健康信念、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可通过慢性病资源利用对PCI患者Ⅰ期心脏康复依从性产生间接正向作用（β=0.057、0.065，P<0.01）；抑郁、焦虑对PCI患者Ⅰ期心脏康复依从性具有直接负向作用（β=-0.055、-0.116，P<0.05）。

PCI患者Ⅰ期心脏康复依从性受众多因素影响，各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路径关系，健康信念、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慢性病资源利用对PCI患者Ⅰ期心脏康复依从性具有直接正向作用；抑郁、焦虑对PCI患者Ⅰ期心脏康复依从性具有直接负向作用；健康信念、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可通过慢性病资源利用对PCI患者Ⅰ期心脏康复依从性产生间接正向作用，也可通过作用于焦虑、抑郁对PCI患者Ⅰ期心脏康复依从性产生间接负向作用。

心脏代谢指数（CMI）是一种衡量血脂的简易指标，与糖尿病、脑卒中密切相关。体质量正常代谢异常（MONW）表型个体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风险更高，正确识别MONW表型个体对代谢相关疾病的预防和控制至关重要。但CMI对MONW表型预测价值如何，相关研究较少。

探讨CMI与MONW表型的关系，并评估CMI对MONW表型的预测价值。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调查南京市≥18岁的常住居民，调查时间为2017-01-01至2018-06-30。收集患者基本资料，采用多因素稳健Poisson回归模型评价CMI对MONW表型的RR值及其95%CI。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相关指标对MONW表型的预测能力，采用DeLong检验比较各指标间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并进一步探讨不同性别、年龄分层CMI预测MONW表型的价值。

共纳入30 408例研究对象，其中男13 213例，女17 195例；体质量正常代谢正常（MHNW）表型23 691例，MONW表型6 717例。MHNW表型和MONW表型研究对象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吸烟、饮酒、体力活动、静态行为时间、高红肉摄入、疾病史、用药史、身高、腰围（WC）、体质指数（BMI）、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收缩压（SBP）、舒张压（DBP）、空腹血糖（FPG）、TG/HDL-C、腰高比（WHtR）和CMI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MHNW表型研究对象和MONW表型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吸烟、饮酒、静态行为时间、高红肉摄入、疾病史、用药史、身高、WC、BMI、TC、TG、HDL-C、LDL-C、SBP、DBP、FPG、TG/HDL-C、WHtR和CMI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MHNW表型研究对象和MONW表型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吸烟、饮酒、体力活动、静态行为时间、疾病史、用药史、身高、WC、BMI、TC、TG、HDL-C、LDL-C、SBP、DBP、FPG、TG/HDL-C、WHtR和CMI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研究对象Q1~Q4组例数分别为7 739、7 940、7 904、6 825例，CMI范围分别为≤0.253、0.254~0.382、0.383~0.539、≥0.540。男性研究对象Q1~Q4组例数分别为2 697、3 410、3 661、3 445例，CMI范围分别为≤0.281、0.282~0.407、0.408~0.569、≥0.570。女性研究对象Q1~Q4组例数分别为5 042、4 530、4 243、3 380例，CMI范围分别为≤0.235、0.236~0.361、0.362~0.516、≥0.517。校正各项混杂因素后，CMI四分位数分组是所有研究对象、男性研究对象和女性研究对象代谢表型的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稳健Poisson回归模型分析显示CMI每增加1个SD，总人群、男性和女性MONW表型发生的风险分别增加68%、55%、81%。男性研究对象中CMI对MONW表型的预测能力高于WHtR（Z=18.97，P<0.001）、TG/HDL-C（Z=12.53，P<0.001）、WC（Z=23.85，P<0.001）和BMI（Z=24.13，P<0.001）；女性研究对象中CMI对MONW表型的预测能力高于WHtR（Z=27.38，P<0.001）、TG/HDL-C（Z=15.27，P<0.001）、WC（Z=30.83，P<0.001）和BMI（Z=30.84，P<0.001）。女性研究对象CMI预测MONW表型的AUC大于男性（Z=-6.10，P<0.001）。在男性研究对象中，18~34岁CMI预测MONW表型的AUC为0.835〔95%CI（0.818，0.852）〕，高于35~44岁（Z=1.55，P=0.04）、45~54岁（Z=6.92，P<0.001）、55~64岁（Z=4.95，P<0.001）、≥65岁（Z=7.92，P<0.001）；在女性研究对象中，18~34岁CMI预测MONW表型的AUC为0.832〔95%CI（0.817，0.847）〕，高于35~44岁（Z=1.95，P=0.03）、45~54岁（Z=2.56，P=0.02）、55~64岁（Z=3.79，P<0.001）、≥65岁（Z=5.71，P<0.001）。

CMI与MONW表型的患病风险呈正相关，且CMI具有较强的预测效能，可作为识别体质量正常人群中MONW表型的有效工具，尤其适用于18~34岁人群。

血脂异常与急性心肌梗死（AMI）发生密切相关，影响患者的预后，了解AMI患者的血脂变化，对临床给患者施行更好的调脂治疗有重要意义。

探讨AMI患者在住院期间和出院后随访期间的血脂水平变化情况。

连续入选2015-01-01至2018-02-28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住院治疗的AMI患者457例，监测患者住院期间和出院随访时第一次复查时血脂水平演变情况，并记录患者服药情况。

AMI患者不同时间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发病后24 h内LDL-C呈下降趋势，发病后24 h左右的LDL-C达到（2.21±0.63）mmol/L，较入院时平均下降（0.98±0.34） mmol/L，此后患者的LDL-C水平逐渐趋于平稳。AMI患者不同时间点TC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发病后24 h内呈下降趋势，发病后24 h左右总胆固醇（TC）水平较入院时平均下降（1.34±0.46）mmol/L，此后患者的TC水平趋于平稳。AMI患者不同时间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发病后12 h内呈下降趋势，此后患者的HDL-C水平趋于平稳。AMI患者不同时间点三酰甘油（TG）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发病后12 h内呈上升趋势，24 h后有所下降，此后患者TG水平趋于平稳。在调脂治疗方面，36.8%（168/457）的AMI患者于院前接受调脂治疗；院前未接受调脂治疗的人群中，有28.2%（129/457）的患者在院前已患有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院内99.2%（453/457）的患者加用调脂治疗，药物以他汀类为主，剂量以中等剂量为主。至出院后1年时，仅有59. 3%（271/457）的患者仍坚持规律服用调脂药物。出院后随访期间患者的血脂达标率为43.7%（200/457）。

AMI患者发病后24 h左右LDL-C下降达到谷值，院前未服用调脂药物的患者下降趋势更明显；AMI患者的调脂治疗以中等剂量他汀类药物为主，院内他汀使用率可达99.2%，但随访期间患者的LDL-C达标率为43.7%，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可能对提升达标率有益。

复杂先天性心脏病（CCHD）姑息术后患儿的家庭管理水平直接影响患儿的预后，但目前我国CCHD姑息术后患儿的家庭管理水平仍不理想。国外学者对家庭管理模式框架（FMSF）应用于CCHD姑息术后患儿家庭管理的效果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分析CCHD姑息术后患儿的家庭管理水平类型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于2021年5—9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16-01-01至2021-08-31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接受CCHD姑息术的245例患儿及其家庭为研究对象，采用中文版家庭管理量表（FaMM）、中文版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中文版亲职压力指标简表（PSI-SF）、社会经济地位（SES）指数对患儿主要照顾者（父亲或母亲）进行调查。同时在对患儿身高、体质量进行测量的基础上评估其营养不良发生情况，并对其心功能进行评价。根据245个家庭中文版FaMM各维度得分，采用聚类分析法，对CCHD姑息术后患儿的家庭管理水平进行分类；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CCHD姑息术后患儿家庭管理水平类型的影响因素。

聚类分析结果显示，CCHD姑息术后患儿的家庭管理水平可分为4种类型，分别为正常视角与协作型〔28.6%（70/245）〕、混乱与紧张型〔11.0%（27/245）〕、自信与担忧型〔21.6%（53/245）〕及放任型〔38.8%（95/24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混乱与紧张型、自信与担忧型、放任型组相比，患儿主要照顾者中文版PSI-SF总得分越高，患儿家庭管理水平越易呈正常视角与协作型；家庭中文版FAD总得分越高，患儿家庭管理水平越不易呈正常视角与协作型（P<0.05）。同时与放任型组相比，男性患儿的家庭管理水平易呈正常视角与协作型；对于接受本次调查至最近一次接受姑息术的时间<1年的患儿，以及接受本次调查时年龄越大的患儿，其家庭管理水平（越）不易呈正常视角与协作型（P<0.05）。

CCHD姑息术后患儿的家庭管理水平呈现4种类型，且其类型受患儿和家庭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床工作人员可以以本研究结果为依据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长期照护工作，根据患儿的家庭管理水平，并在考虑多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实施针对性、精准化干预，帮助患儿家庭建立科学、有效的家庭管理模式。

2型糖尿病可增加患者心血管疾病的早发风险，对健康构成重大威胁。阐明2型糖尿病对扩张型心肌病患者预后的影响，有利于指导患者的管理。

探讨2型糖尿病对扩张型心肌病患者预后的影响。

回顾性选取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2015年1月至2020年5月收治的313例扩张型心肌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是否罹患2型糖尿病将患者分为糖尿病组（n=66）和非糖尿病组（n=247），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并进行随访，随访终点事件为全因死亡，随访日期截至2021-12-31。采用landmark比较两组患者的生存率。建立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探究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

Landmark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组和非糖尿病组扩张型心肌病患者随访1年内的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520，P=0.218）；随访1年后，糖尿病组扩张型心肌病患者的生存率低于非糖尿病组（χ²=4.414，P=0.036）。分段拟合法构建的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收缩压〔HR=0.965，95%CI（0.948，0.982）〕、N末端B型利钠肽原〔HR=9.928，95%CI（4.791，20.576）〕、β受体阻滞剂〔HR=0.317，95%CI（0.168，0.598）〕是扩张型心肌病患者随访1年内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P<0.05）；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HR=1.057，95%CI（1.028，1.087）〕、2型糖尿病〔HR=1.756，95%CI（1.011，3.050）〕是扩张型心肌病患者随访1年后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P<0.05）。

2型糖尿病与扩张型心肌病患者随访1年内不良结局无关，与随访1年后的不良结局密切相关。

隐性肥胖（NWO）人群在中老年阶段易发生心血管疾病，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被证明可提高心血管健康，但目前HIIT对NWO人群心血管疾病风险改善效果的研究较少。

探究短期HIIT对NWO女大学生机体内晚期糖基化终产物（AGEs）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影响。

2020年11—12月在上海健康医学院招募137名女大学生，根据亚洲女性NWO标准筛选出40名NWO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受试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20）和HIIT干预组（n=20）。HIIT干预组在进行1周的适应性训练后，完成为期4周、5 d/周的HIIT训练。对照组不进行任何运动训练。观察两组受试者干预前、后体质量、体质指数（BMI）、体脂百分比（BF%）、内脏脂肪等级（VFL）、内脏脂肪面积（VFA）、腰围、血脂四项、心血管疾病风险（应用China-PAR模型评估）、AGEs、空腹血糖，并分析AGEs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性。

10名受试者在干预期间因个人原因退出研究（其中对照组7例，HIIT组3例）。干预后，HIIT干预组BMI、BF%、VFA、VFL、腰围、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HDL、三酰甘油（TG）/HDL、AGEs、空腹血糖均低于对照组（P<0.05）。由于心脑血管病风险评估工具适用于20岁及以上受试者，因此对HIIT干预组中9例受试者进行了评估。干预前对照组和HIIT干预组受试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为（11.82±0.47）%、（9.79±0.57）%，干预后分别为（14.13±0.97）%、（6.93±1.17）%。干预后HIIT干预组心血管疾病风险低于对照组（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AGEs与心血管疾病风险无相关关系（r_s=-0.006，P=0.979）。

短期（4周）HIIT可减少NWO女大学生的体脂，降低AGEs和空腹血糖水平，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全球人群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截至2019年全球高血压患者已达12.8亿，心房颤动患者约5 970万例。高血压极大增加了心房颤动的发生风险，特别是老年高血压患者心房颤动的发生率将高于60%。同时心房颤动增加了缺血性卒中、心力衰竭、心肌梗死、慢性肾脏病及痴呆的发病风险。对于庞大的高血压人群，罹患心房颤动是否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目前研究尚少，且其风险是否与年龄存在交互作用，目前尚不明确。

分析高血压人群中罹患心房颤动是否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

选取2006年6月至2007年10月开滦集团职工于唐山市工人医院和开滦总医院健康查体人群中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与实验室检查结果，并定期进行随访，随访截至2020-12-31，终点事件为患者新发心肌梗死。最终42 833例患者纳入研究，依据患者基线心电资料是否诊断为心房颤动将患者分为心房颤动组（n=270）和非心房颤动组（n=42 563）。用寿命表法计算患者心肌梗死事件的累积发病率，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心房颤动组与非心房颤动组新发心肌梗死累积发病率的生存曲线，并用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患者新发心肌梗死累积发病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探究高血压人群罹患心房颤动对新发心肌梗死的影响。

心房颤动组患者年龄高于非心房颤动组，舒张压、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非心房颤动组（P<0.05）；心房颤动组与非心房颤动组患者心肌梗死发生率和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所有患者按年龄进行分层，≤60岁患者心房颤动组与非心房颤动组新发心肌梗死发病率和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0岁患者心房颤动组与非心房颤动组新发心肌梗死发病率和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校正后的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人群罹患心房颤动是新发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HR=2.89，95%CI（1.74，4.82），P<0.01〕，≤60岁高血压人群罹患心房颤动是新发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HR=4.72，95%CI（2.11，10.56），P<0.01〕。

高血压人群罹患心房颤动是新发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特别是对于年龄≤60岁高血压人群，积极控制血压、治疗心房颤动是新发心肌梗死的重要防治措施。

颈动脉内中膜厚度（CIMT）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替代指标，预防CIMT增厚有利于动脉粥样硬化的一级预防。目前尚不清楚相关危险因素对CIMT增厚的影响程度。

分析社区居民CIMT增厚的影响因素并对各相关因素进行优势分析以获得相应的贡献顺位，为确定心血管疾病（CVD）的早期防控重心提供参考依据。

2019—2021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符合纳排标准的研究对象738例，收集研究对象的相关信息。采集空腹血样、尿样检测生化指标。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测定研究对象的CIMT和颈总动脉内径。依据CIMT是否增厚，将患者分为CIMT正常组（CIMT<1 mm，n=693）和CIMT增厚组（CIMT≥1 mm，n=45），比较两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和颈部彩超结果。以CIMT增厚情况为因变量，采用Adaptive Lasso-logit回归分析筛选变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构建预测模型，分析CIMT增厚情况的影响因素，运用优势分析法估计各影响因素的贡献顺位。以经自然对数转换后的CIMT作为因变量，通过Adaptive Lasso linear回归分析筛选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构建预测模型，分析CIMT的影响因素，并估计各影响因素的贡献顺位。

两组研究对象性别、年龄、民族、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吸烟情况、颈总动脉内径、总胆固醇（TC）、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ACR）、脂蛋白A（LPA）、血管细胞黏附因子1、载脂蛋白A/载脂蛋白B（ApoA/ApoB）、C反应蛋白（CRP）、尿微量白蛋白（ALB）、体力活动水平（PHYMET）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daptive Lasso-logit回归分析筛选出颈总动脉内径、SBP、TC、超重肥胖、ACR、PHYMET、CRP、LPA、肾功能、VCAM-1、ApoA/ApoB 11个预测变量；Adaptive Lasso linear回归分析筛选出颈总动脉内径、SBP、TC、PHYMET、ACR、吸烟、饮酒、CRP、LPA、ApoA/ApoB、空腹血糖（GLU）、糖尿病一级亲属家族史12个预测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SBP〔OR=1.032，95%CI（1.013，1.050）〕、TC〔OR=1.558，95%CI（1.049，2.315）〕、PHYMET〔OR=2.226，95%CI（1.289，3.844）〕、CRP〔OR=1.462，95%CI（1.043，2.050）〕是CIMT增厚的影响因素（P<0.05），优势分析结果显示，各相关变量的贡献顺位依次为SBP（63.7%）、CRP（16.1%）、TC（12.4%）、PHYMET（7.8%）。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SBP（β=0.017，P<0.001）、当前吸烟（β=0.076，P=0.021）、TC（β=0.020，P=0.021）、PHYMET（β=0.022，P=0.034）是CIMT的影响因素（P<0.05），优势分析结果显示，各相关变量的贡献顺位依次为SBP（68.7%）、当前吸烟（19.9%）、TC（8.8%）、PHYMET（2.6%）。

SBP、TC、PHYMET、CRP是CIMT增厚的影响因素，贡献顺位依次为SBP、CRP、TC、PHYMET；SBP、当前吸烟、TC、PHYMET是CIMT的影响因素，贡献顺位依次为SBP、当前吸烟、TC、PHYMET。提示临床医师应根据各可控影响因素及其贡献顺位更有针对性的制订CVD的早期防控措施。

心血管疾病（CVD）是常见病和多发病，患病率和死亡率呈快速上升趋势。动脉粥样硬化（AS）是缺血性CVD的病理基础，研究表明心外膜脂肪组织（EAT）通过分泌外泌体（EXO）和生物活性物质促进AS进展，但其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挖掘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AD）患者EAT中的关键基因，探讨免疫细胞浸润情况，联合CAD患者EXO间差异表达基因（DEGs）推测EAT来源EXO间DEGs并进行验证，从细胞及分子水平上探讨EAT在CAD疾病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从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EO）中下载关于EAT的数据集GSE64554、GSE120774，根据临床信息将EAT的测序数据分为CAD组和健康对照组，使用R语言及相关软件包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首先使用R语言筛选CAD组与健康对照组EAT间DEGs，并进行GO富集分析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构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网络，评估所选基因的生物学功能及可能参与其调控的转录因子。构建GSE64554数据集中EAT的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WGCNA），获取同CAD表型相关的基因模块，将所获EAT间DEGs与模块内hub基因取交集获得关键基因，采用Cibersort反卷积算法对EAT组织的免疫细胞浸润情况进行分析。通过exoRbase数据库获取CAD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液EXO间DEGs，CAD组和健康对照组EAT间DEGs与EXO间DEGs取交集作为CAD的诊断、治疗标志物，收集临床样本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对其进行验证。对所选基因进行GO/KEGG富集分析和Metascape富集分析。

共筛选出CAD组与健康对照组EAT间DEGs 1 511个，其中表达上调的基因956个，表达下调的基因555个。通过对CAD表型相关的模块内枢纽基因与EAT间DEGs取交集获得EAT在CAD发生、发展中的关键基因DDX47、FEM1C、NOL11、SRP54、ABI1、PATL1、BNIP2、C1orf159、CHCHD4。免疫细胞浸润分析显示，CAD组EAT中幼稚CD₄⁺ T细胞表达丰度升高而静息树突细胞表达丰度减低（P<0.05）。筛选获得CAD EXO间DEGs 1 658个，其中表达上调的基因278个，表达下调的基因1 380个，EAT间DEGs与EXO间DEGs取交集，共获得129个基因，选取表达丰度较高的BPI、BIRC5、CXCL12、RNASE1、F2R作为CAD患者潜在诊断、治疗标志物，经qRT-PCR验证结果显示，CAD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BPI、BIRC5、CXCL12和RNASE1的mRNA水平升高（P<0.05），F2RmRNA水平下降（P<0.05）。GO/KEGG富集分析显示EAT间DEGs主要富集于细胞质基质、MHC蛋白复合物、RNA降解、抗原加工和呈递等，构建PPI网络，通过Cytoscape软件CytoHubba插件MCC算法获得连接度最高的基因RPS27A。Metascape富集分析显示DEGs主要富集于细胞对DNA损伤刺激反应、RNA代谢、调节细胞对压力的反应、适应性免疫系统等，TRRUST数据库预测CIITA转录因子可能参与了EAT间DEGs的调控。

（1）EAT可能通过促炎和免疫途径参与CAD的发生和发展，DDX47、FEM1C、NOL11、SRP54、ABI1、PATL1、BNIP2、C1orf159、CHCHD4、RPS27A可能作为关键基因并发挥重要作用。（2）CAD患者EAT中幼稚CD₄⁺ T细胞表达丰度升高而静息树突细胞表达丰度减低。（3）BPI、BIRC5、CXCL12、RNASE1、F2R可能由EAT分泌并可作为CAD的诊断、治疗标志物。

心房颤动为临床上常见的快速型心律失常，患病率高，且易导致脑卒中，同时与心力衰竭互为因果。近年来，随着新型药物的出现，治疗策略发生了变化，目前关于心房颤动抗凝治疗的调查较多，但心房颤动合并心力衰竭患者的相关多中心调查研究较为缺乏。

调查重庆地区心房颤动合并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治疗现状。

纳入重庆市21家医院出院日期在2018年的4 011例心房颤动合并心力衰竭患者。从电子病历系统采集患者的数据包括性别、年龄、合并基础疾病、心房颤动类型、心功能分级（NYHA分级）、栓塞史、出血史、心脏彩超结果、心力衰竭类型以及药物使用情况〔包括抗栓药物、节律/心室率控制药物、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Ⅱ拮抗剂（ACEI/ARB）类药物、强心药等〕。计算纳入患者入院时的脑卒中风险评分（CHA₂DS₂-VASc评分）和出血风险评分（HAS-BLED评分），确定血栓栓塞及出血风险。按年龄不同分为<65岁组、65~75岁组、>75岁组，按医院等级分为二级医院组、三级医院组，比较分析各组患者的性别、合并基础疾病、是否为瓣膜性心房颤动、心房颤动类型、NYHA分级、CHA₂DS₂-VASc评分、HAS-BLED评分、左心房内径（LAD）、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IDd）、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终点事件（血栓栓塞及出血事件）发生率、心力衰竭类型、用药方案之间的差异。

临床特点方面，4 011例心房颤动合并心力衰竭患者平均年龄（74.0±10.6）岁，2 279例（56.8%）为女性，合并基础疾病前三位主要为冠心病2 610例（65.1%）、高血压2 047例（51.0%）和糖尿病700例（17.5%）；非瓣膜性心房颤动（NVAF）患者3 346例（83.4%），持续性心房颤动2 243例（55.9%），心功能分级为Ⅲ级、Ⅳ级患者3 059例（76.3%），发生栓塞事件患者531例（13.2%），发生出血事件患者176例（4.4%）；心脏彩超结果方面，平均LAD为（44.12±9.21）mm，平均LVIDd为（48.45±10.06）mm，平均LVEF为（54.23±11.94）%；射血分数保留型心力衰竭（HFpEF）患者2 656例（66.2%）；平均CHA₂DS₂-VASc评分为（3.9±1.5）分，纳入患者CHA₂DS₂-VASc评分与年龄呈正相关（r=0.589，P<0.001），平均HAS-BLED评分为（1.7±1.0）分；血栓栓塞高危患者3 641例（90.8%），出血风险高危患者723例（18.0%）。治疗现状方面，患者总体抗凝率为47.1%，其中以华法林抗凝治疗为主（37.8%），采用新型口服抗凝药（NOAC）抗凝率仅为9.3%；抗血小板率为44.6%，其中以单抗血小板为主（13.2%）；<65岁组、65~75岁组和>75组的抗凝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χ² _趋势=136.502，P<0.001），但抗血小板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χ² _趋势=135.730，P<0.001），并且二级医院总体抗凝率以及华法林和NOAC的使用率低于三级医院（P<0.001）；3 162例（78.8%）心房颤动患者进行心室率控制，其中使用β-受体阻滞剂占总患者的61.6%，地高辛为17.6%，ACEI/ARB类药物总使用率为59.7%。

重庆市心房颤动合并心力衰竭患者多数为老年人，女性占比较高，HFpEF是心房颤动的主要类型，NYHA分级以Ⅲ级、Ⅳ级为主，大部分为血栓栓塞高危患者，而出血风险高危患者不足1/4，各年龄段、各级医院抗凝治疗、抗血小板治疗比例仍不理想，改善心力衰竭的治疗现状与指南推荐差距较大，各级医院医师应需进一步提高认识，规范诊疗。

血栓栓塞（TE）事件是肥厚型心肌病（HCM）的重要并发症。目前针对HCM患者TE事件的风险预测，仅国外学者构建了两个模型：HCM Risk-CVA及French HCM score，然而，现有研究发现HCM Risk-CVA模型对于中国HCM患者的临床价值较为有限。

本研究拟构建适合中国HCM患者的TE事件风险预测模型。

本研究系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10—2018年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就诊的537例HCM患者的病例资料。本研究通过电话随访或电子病历系统查询患者就诊记录，每6~12个月随访1次，直至出现终点事件或死亡或研究拟定的评估日期（2019-12-31），终点事件定义为复合性TE事件。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并使用自助重抽样的方法进行内部验证。

537例患者中，24例患者有不同程度的数据缺失，最终纳入513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4.2（1.3，6.2）年，随访过程中42例（8.18%）发生TE事件，年发病率为2.10%〔95%CI（1.47%，2.73%）〕。根据多因素Cox回归模型构建TE事件风险预测模型，最终纳入年龄、既往TE事件、心房颤动及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P<0.05）。根据回归系数进行权重后，分别赋值构建SAAE score评分模型，即：S=既往脑卒中（stroke）等TE事件，A=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A=年龄（age），E=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内部验证提示SAAE score在整体人群中区分TE事件的Harrell's C-指数为0.773〔95%CI（0.688，0.858）〕，校准斜率为1.006；同时，SAAE score在整体人群中对1、3、5年区分TE事件的Harrell's C-指数分别为0.790、0.799及0.735，校准能力较好。此外，SAAE score在合并/不合并心房颤动的人群中区分TE事件的Harrell's C-指数分别为0.669〔95%CI（0.548，0.791）〕及0.647〔95%CI（0.498，0.795）〕，校准能力也较好；同时，在此两类人群中，该模型对1、3、5年TE事件也具有一定价值的区分及校准能力。对于整体人群、合并/不合并心房颤动人群，根据SAAE score进行高危、中危及低危分层后，均可较好区分TE事件的发生。对于整体人群，SAAE score对于TE的区分优于HCM Risk-CVA模型（P=0.013）。临床决策曲线结果提示在不同预测时间点（1、3、5年），SAAE score的净获益均优于HCM Risk-CVA。

本研究在中国HCM患者中构建了针对TE事件的风险预测模型，即SAAE score，该模型可较好地对HCM患者进行TE事件风险分层。

对于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多支血管病变的治疗，目前主要有单纯罪犯血管血运重建及完全血运重建两种方法，虽然许多系统评价对比了这两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其质量和结果不尽相同，无法直接应用于临床。

对完全血运重建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多支血管病变的效果进行系统评价再评价。

检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和Embase及PROSPERO数据库，搜集对比完全血运重建和单纯罪犯血管血运重建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多支血管病变效果的系统评价或Meta分析，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年2月，无语言及发表状态限制。由2名研究者使用AMSTAR 2量表、GRADE分级系统分别评价其方法学质量和证据质量。

共纳入25篇符合条件的系统评价/Meta分析。根据AMSTAR 2量表评价结果，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整体偏低，1篇为高质量，2篇为中质量，22篇为极低质量。25篇文献共涉及8个结局指标，135个证据体，其中8个GRADE分级为高级，17个为中级，其余为低级或极低级。

相较单纯罪犯血管血运重建，完全血运重建可以改善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多支血管病变患者的部分临床结局，但其安全性有待大样本、高质量临床研究的进一步评估。

随着心脏外科中复杂手术及高龄患者增多，患者术后获得性吞咽障碍的发病率逐渐上升，成为心脏外科手术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及术后恢复。

综合既往证据，分析心脏外科术后患者获得性吞咽障碍发病率。

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CINAHL、Web of Scienc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检索从建库至2022年5月经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关于心脏外科术后患者获得性吞咽障碍发病率的相关文献。由2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筛选、质量评价和信息提取，采用Stata 15.0进行心脏外科术后患者获得性吞咽障碍发病率的Meta分析。

共纳入15篇文献，包括7 880例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心脏外科术后患者获得性吞咽障碍总体发病率为13.3%〔95%CI（10.1%，16.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亚洲、北美洲、大洋洲心脏外科术后患者获得性吞咽障碍发病率分别为16.6%〔95%CI（10.4%，22.8%）〕、10.0%〔95%CI（6.1%，13.8%）〕、17.4%〔95%CI（12.3%，23.5%）〕；男性和女性心脏外科术后患者获得性吞咽障碍发病率分别为16.9%〔95%CI（11.8%，21.9%）〕、16.4%〔95%CI（11.1%，21.8%）〕；<70岁和≥70岁心脏外科术后患者获得性吞咽障碍发病率分别为10.9%〔95%CI（8.6%，13.5%）〕、28.4%〔95%CI（19.7%，37.9%）〕；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为Ⅰ~Ⅱ级、Ⅲ~Ⅳ级的心脏外科术后患者获得性吞咽障碍发病率分别为11.8%〔95%CI（7.4%，16.3%）〕、21.0%〔95%CI（11.0%，30.9%）〕；围术期气管插管时间<12 h、12~24 h、25~48 h和>48 h的心脏外科术后患者获得性吞咽障碍发病率分别为1.0%〔95%CI（0.3%，1.8%）〕、6.4%〔95%CI（4.4%，8.3%）〕、16.8%〔95%CI（9.5%，24.1%）〕、55.0%〔95%CI（28.0%，82.0%）〕；另外，患有慢性肾脏疾病、慢性肺部疾病、术前有脑血管意外史、心房颤动史、心力衰竭史以及术中使用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患有围术期脑卒中、败血症的患者，心脏外科术后获得性吞咽障碍发病率更高。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Meta分析结果比较稳健。Begg's检验和Egger's检验均显示P<0.05，提示研究存在一定发表偏倚。

当前证据表明，心脏外科术后患者获得性吞咽障碍发病率较高（13.3%），需及时对术后患者进行早期筛查与有效处理。

临床中对于高血压靶器官损害主要以全身降压辅以局部用药治疗为主，但因各组织对药物的反应不同甚至相斥，治疗效果不佳。现已关注到钙敏感受体（CaSR）与高血压的关系，然而其在高血压视网膜疾病中的作用和机制仍缺乏相关研究。

探讨CaSR在高血压视网膜中的表达水平以及其与高血压心肌重塑、视网膜血管改变的关系。

2021年5—12月选取10只8周龄健康正常血压大鼠（WKY）作为WKY组，20只同周龄同源的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随机分为SHR组及抑制剂（SHR+NPS2143）组。SHR+NPS2143组腹腔注射CaSR抑制剂NPS2143，WKY组和SHR组注射等量的0.9%氯化钠溶液，共注射16周。干预0周、16周通过无创血压仪监测大鼠血压；干预0周、16周分别选取5只大鼠处死，通过马松（Masson）染色观察大鼠心肌胶原沉积，通过苏木素-伊红（HE）染色检测视网膜病理变化；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观察CaSR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在视网膜的分布和表达。

SHR组干预0周、16周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平均动脉压（MAP）高于WKY组（P<0.05）；SHR组干预16周SBP、DBP、MAP均低于SHR+NPS2143组（P<0.05）；SHR组、SHR+NPS2143组干预16周SBP、DBP、MAP均高于干预0周（P<0.05）。SHR组干预16周心脏/体质量（HW/BW%）和左心室/体质量（LVW/BW%）、心肌组织胶原容积分数（CVF）高于WKY组，低于SHR+NPS2143组（P<0.05）；SHR组、SHR+NPS2143组干预16周HW/BW%、LVW/BW%、CVF高于干预0周（P<0.05）。SHR组干预0周、16周视网膜总厚度、内丛状层厚度高于WKY组（P<0.05）；SHR组干预16周视网膜总厚度、内丛状层厚度低于SHR+NPS2143组（P<0.05）；SHR组干预16周视网膜内核层厚度高于WKY组、低于SHR+NPS2143组（P<0.05）。干预16周SHR组视网膜中CaSR低于WKY组、高于SHR+NPS2143组（P<0.05）；SHR组视网膜中VEGFA高于WKY组、低于SHR+NPS2143组（P<0.05）。

应用CaSR抑制剂，可减少CaSR活化，促进视网膜中VEGFA表达增加，加剧高血压引起的心肌重塑与视网膜血管病变的发展。

血脂代谢异常是急性心肌梗死（AMI）发生、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在一些血脂正常的人群中，仍有AMI的发生。残粒脂蛋白胆固醇（RLP-C）、血浆致动脉粥样硬化指数（AIP）作为非常规血脂指标，与AMI之间的研究尚少，同时两者对青年初发AMI的预测价值有待研究。

探讨RLP-C、AIP对青年初发AMI的预测价值。

选取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于2014年11月至2021年11月拟诊冠心病入院的患者1 201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为AMI将其分为AMI组（627例）和非AMI组（574例）。收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以及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等指标，根据公式计算出RLP-C和AIP，并进行比较。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青年初发AMI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RLP-C、AIP对青年初发AMI的预测价值。

两组患者男性、吸烟史、高血压史比例，TG、TC、HDL-C、LDL-C、RLP-C、AIP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i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吸烟史〔OR=2.541，95%CI（1.824，3.538）〕、TC≥5.17 mmol/L〔OR=2.787，95%CI（1.405，5.531）〕、RLP-C≥0.6 mmol/L〔OR=3.786，95%CI（2.648，5.413）〕、AIP≥0.2〔OR=3.427，95%CI（2.106，5.576）〕为青年初发AMI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HDL-C≥1.19 mmol/L〔OR=0.049，95%CI（0.025，0.093）〕为青年初发AMI的独立保护因素（P<0.05）。RLP-C预测青年初发AMI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51〔95%CI（0.830，0.873）〕，最佳截断值为0.535 mmol/L，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48和0.699；AIP预测青年初发AMI的AUC为0.813〔95%CI（0.789，0.837）〕，最佳截断值为0.122，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52和0.660。

研究结果提示有吸烟史、TC≥5.17 mmol/L、RLP-C≥0.6 mmol/L、AIP≥0.2可能为青年初发AMI的独立危险因素；HDL-C≥1.19 mmol/L可能为青年初发AMI的独立保护因素。RLP-C、AIP对青年初发AMI具有一定的临床预测价值。

心血管疾病是目前引起全球死亡及致残的主要慢性疾病之一，但目前尚缺乏针对跨高原地区纳西族农村人群心血管疾病危险性评价的研究报道。

调查云南省丽江市跨高原地区35~75岁纳西族农村人群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暴露及聚集情况，评估未来10年缺血性心血管疾病（ICVD）发病风险。

2020年8—9月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云南省跨高原地区8个村落中35~75岁纳西族人群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及实验室检查等。选用改良国人ICVD 10年发病风险评估表计算未来10年ICVD发病危险度并进行统计分析。

共纳入381例跨高原地区纳西族农村人群，高海拔高原地区纳西族农村人群的收缩压、三酰甘油（TG）高于中等海拔高原地区（P<0.05），而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血糖低于中等海拔高原地区（P<0.05）。高血压、糖尿病、吸烟、血脂异常、体质量异常的暴露率分别为48.8%、4.7%、24.7%、57.7%、29.1%；男性吸烟率高于女性（P<0.01）；随着年龄增长，高血压及体质量异常暴露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高海拔地区的高血压患病率高于中等海拔地区，糖尿病暴露率低于中等海拔地区。有29.1%、33.6%、21.5%的纳西族农村人群分别有1种、2种、≥3种主要危险因素，不同性别、年龄段ICVD主要危险因素聚集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10年ICVD发病绝对危险度高于女性（P<0.05）；其中不同年龄段男性、女性ICVD 10年发病绝对危险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跨高原地区35~75岁纳西族农村人群未来10年ICVD发病风险较高，未来心血管疾病防治重点应针对男性、高龄等人群进行。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60岁的老年心力衰竭（HF）患者逐年增加，营养状况与老年患者健康状况息息相关，但有关老年HF患者营养状况对预后影响的研究较少。

探讨合并冠心病的老年射血分数保留心力衰竭（HFpEF）患者的营养状态与预后的关系。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17—2019年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西区老年医学科住院的老年HFpEFⅡ~Ⅳ级合并冠心病患者379例，收集患者病例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随访患者出院1年内因HF再入院和HF全因死亡情况。以营养控制状态（CONUT）评分、老年人营养风险指数（GNRI）和预后营养指数（PNI）评估患者营养状态。将患者分为无营养不良风险组（CONUT评分0~1分，n=42）、低营养不良风险组（CONUT评分2~4分，n=181）、中高营养不良风险组（CONUT评分5~12分，n=156），比较三组间临床资料和预后的差异。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患者1年内因HF再入院和1年内HF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CONUT评分、GNRI、PNI对患者1年内因HF再入院和1年内HF全因死亡的预后价值。

三组年龄、高龄患者比例、性别、体质指数（BMI）、卧床、住院时间、NYHA分级、血红蛋白、淋巴细胞、尿素氮、肌酐、总蛋白、血清白蛋白、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B型脑钠肽（BNP）、1年内HF全因死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无营养不良风险组、低营养不良风险组年龄、高龄患者比例、卧床、住院时间、NYHA分级、陈旧性心肌梗死、尿素氮、肌酐、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BNP、1年内HF全因死亡均低于中高营养不良风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MI、血红蛋白、淋巴细胞、总蛋白、血清白蛋白、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高于中高营养不良风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卧床、住院时间、NYHA分级、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BNP、左心室射血分数、CONUT评分、GNRI和PNI是患者1年内因HF再入院及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ONUT评分〔OR=1.567，95%CI（1.302，1.885），P<0.05〕是患者1年内HF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P<0.05）。CONUT评分、GNRI、PNI预测患者1年内HF全因死亡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0〔95%CI（0.714，0.845）〕、0.695〔95%CI（0.604，0.786）〕、0.722〔95%CI（0.643，0.800）〕；最佳截断值分别为7.5分，89分，41分；灵敏度分别为0.723、0.532、0.723；特异度分别为0.722、0.833、0.654。

CONUT评分可作为合并冠心病的老年HFpEF患者死亡风险评估的首选营养评估工具，未来营养干预可能成为降低死亡率的治疗靶点之一。

托伐普坦在老年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中应用广泛，但不同剂量的托伐普坦对老年CHF患者预后的影响尚不明确。

探讨7.5 mg/d和15.0 mg/d两种常用剂量的托伐普坦对高龄老年CHF患者预后的影响。

回顾性分析2016年2月至2022年2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保健病房采用托伐普坦药物治疗CHF的高龄（年龄≥80岁）老年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托伐普坦应用剂量分为7.5 mg/d组和15.0 mg/d组。以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出现或至随访结束为随访终点。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两组患者全因死亡与心血管死亡的差异。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两种剂量托伐普坦对老年CHF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影响。

共纳入高龄老年CHF患者212例，随访374.5（155.5，940.5）d，随访期间共124例（58.5%）患者发生全因死亡，54例（25.5%）患者发生心血管死亡。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显示，托伐普坦15.0 mg/d组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均高于托伐普坦7.5 mg/d组（P=0.004 3，P=0.001 2）。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在校正了年龄、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慢性肾脏病（CKD）、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利尿剂、白蛋白（ALB）、血清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后，与7.5 mg/d组相比，15.0 mg/d组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增加1.03倍〔HR=2.03，95%CI（1.34，2.99）〕和1.51倍〔HR=2.51，95%CI（1.40，4.50）〕。对eGFR、年龄、ALB、NT-proBNP进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托伐普坦15.0 mg/d组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风险仍增加。

在高龄（年龄≥80岁）老年CHF患者中，托伐普坦15.0 mg/d组比托伐普坦7.5 mg/d组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推荐使用7.5 mg/d托伐普坦。

心房颤动（以下简称房颤）容易合并脑卒中和外周动脉栓塞。研究房颤血栓形成的具体机制并进行有效干预以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是目前房颤基础和临床研究的重要方向。

探讨房颤患者左心房血清炎性因子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水平变化与血栓的相关性。

选取2017年7月至2019年1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开胸心脏手术的瓣膜性心脏病患者29例和冠心病患者10例，依据心律情况分为窦性心律组15例和房颤组24例。房颤组的24例患者再依据血栓情况分为无左心耳血栓和有左心耳血栓两个亚组，分别为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和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各12例。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并检测左心房内径（LAD）、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术中抽取左心房血液标本检测蛋白激酶B（AKT）、核转录因子κB（NF-κB）、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白介素（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内皮素（ET-1）、一氧化氮（NO）、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细胞间黏附分子（ICAM-1）及血管细胞黏附因子（VCAM-1）水平，并检测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血栓面积。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LAD、LVEF、炎性因子水平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的水平与左心耳血栓面积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窦性心律组、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与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LAD、LVEF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和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LAD、LVEF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AKT、NF-κB、IL-8、ET-1、ICAM-1、VCAM-1水平高于窦性心律组，NO水平低于窦性心律组（P<0.05）。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AKT、hs-CRP水平高于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NO水平低于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P<0.05）；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和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NF-κB、IL-6、IL-8、TNF-α、ET-1、vWF、ICAM-1、VCAM-1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血栓面积最大为4.8 cm²，最小为1.67 cm²，平均为（3.48±0.83）cm²。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房颤合并左心耳血栓患者LAD、LVEF、AKT、NF-κB、hs-CRP、IL-6、IL-8、TNF-α、ET-1、NO、vWF、ICAM-1、VCAM-1与血栓面积无直线相关关系（P>0.05）。

房颤患者左心房血液炎性因子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水平明显升高，且合并左心房血栓时上述指标更高。检测炎性因子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的水平有助于评估房颤患者的血栓状态。

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作为心脏康复的运动方案之一，对于心肌梗死的作用还存在争议，且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探讨HIIT对心肌梗死大鼠心脏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于2020年9月至2021年10月，随机选取3月龄雄性SD大鼠共78只，最终纳入研究56只。随机选取14只为假手术组（Sham组），其余大鼠制备急性心肌梗死（AMI）模型后随机分为心梗静息组（MI-SED组，n=14）、心梗HIIT组（MI-HIIT组，n=14），心梗中等强度持续训练（MICT）组（MI-MICT组，n=14）。Sham组与MI-SED组不进行训练，MI-HIIT组高强度与中等强度训练交替进行，MI-MICT组进行中等强度持续训练。AMI大鼠建模1周后MI-HIIT、MI-MICT组开始进行训练，训练4周后，四组分别随机取7只大鼠进行心脏超声检测，称量体质量（BW）、心脏质量（HW），计算心脏质量指数（HMI），检测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并取心脏组织进行HE染色、Masson染色及免疫组化分析；训练8周后对四组剩余7只大鼠采集数据和样本进行相同试验处理。

训练4周后MI-HIIT组标准化HMI高于Sham组、MI-SED组和MI-MICT组（P<0.05）；训练8周后MI-HIIT组最终BW低于Sham组和MI-SED组，HW高于Sham组、MI-SED组和MI-MICT组，标准化HMI高于Sham组和MI-MICT组（P<0.05）。训练4周后，MI-HIIT组和MI-MICT组射血分数（EF）、缩短分数（FS）、左心室收缩末期后壁厚度（LVPWs）低于Sham组，高于MI-SED组（P<0.05）；MI-HIIT组和MI-MICT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VDs）低于MI-SED组（P<0.05）。训练8周后，MI-HIIT组EF、LVDs、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Dd）、左心室收缩末期前壁厚度（LVAWs）高于Sham组和MI-SED组，FS、LVPWs高于MI-SED组（P<0.05）。HE染色显示，MI-HIIT组训练8周大鼠的心脏组织炎性病变较训练4周大鼠减轻，心肌细胞排列更紧密。Masson染色结果显示训练8周后MI-HIIT组、MI-MICT组心肌组织胶原纤维占比低于MI-SED组。免疫组化结果显示训练4、8周后MI-HIIT组、MI-MICT组心肌组织血管新生数高于Sham组、MI-SED组，训练8周后MI-HIIT组心肌组织血管新生数高于MI-MICT组。训练4周后，MI-HIIT组血清TNF-α高于MI-SED组；训练8周后，MI-HIIT组血清TNF-α水平高于MI-MICT组。

AMI早期进行HIIT，可提高HMI、诱导心肌组织早期炎性反应、减轻心肌纤维化、促进血管新生，改善心室重构，总体效果优于MI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