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最新文章合辑
脂质代谢是人体关键的生理过程，其紊乱与抑郁症的发生和发展密切联系。尽管如此，目前对这些联系的系统性整理尚不充分。本文综合探讨了抑郁症患者的脂质代谢变化，并详细阐述了脂质代谢紊乱与抑郁症共病关系的疾病，如超重、肥胖以及代谢综合征。另外，本文总结了5个脂质代谢异常与抑郁症发展相关的内在机制：α-突触核蛋白基因（SNCA基因）的过表达和α-突触核蛋白（α-Syn）的异常积聚、铁死亡、肠道菌群失调、线粒体质量控制系统障碍以及慢性应激。最后，本文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为抑郁症的早期诊断与治疗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基础。
糖尿病和抑郁症是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糖尿病与抑郁症显著相关，因此对中老年人糖尿病、抑郁及糖尿病和抑郁共病进行监测和干预至关重要。
探究中老年人糖尿病、抑郁状态及其共病患病率，以及睡眠、运动和社交活动对其的影响。
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纳入≥45岁中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收集其一般资料和糖尿病、抑郁状态患病情况及睡眠时长、运动、社交活动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研究睡眠、运动和社交活动与糖尿病和抑郁状态共病之间的关联，将午睡时长和夜间睡眠时长的乘积纳入回归模型中进行交互作用分析。
共纳入11 177名为研究对象，其中糖尿病患病率为13.95%（1 559/11 177），抑郁状态患病率为24.85%（2 777/11 177），糖尿病和抑郁状态共病患病率为14.64%（1 636/11 177）。多元无序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夜间睡眠时长7~9 h（OR=0.337，95%CI=0.296~0.384）、夜间睡眠时长>9 h（OR=0.509，95%CI=0.374~0.692）以及午睡时长≥90 min（OR=0.792，95%CI=0.666~0.941）均是糖尿病和抑郁状态共病的保护因素（P<0.05）；高水平社交同样能降低患共病的风险（OR=0.778，95%CI=0.686~0.882，P<0.05）。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保持7~9 h夜间睡眠时长，无论午休时间长短，均能有效降低糖尿病和抑郁状态共病患病风险（P<0.001）；若夜间睡眠时长<7 h，午睡时长为60~<90 min能降低共病患病风险（OR=0.740，95%CI=0.577~0.950，P<0.05）；在夜间睡眠时长>9 h，不午睡（OR=0.270，95%CI=0.125~0.581）或者保持60~<90 min的午睡时长（OR=0.165，95%CI=0.040~0.674）同样能够降低共病患病风险（P<0.05）。
我国中老年人糖尿病和抑郁状态共病患病率较高，夜间睡眠时长≥7 h、午睡时长≥90 min以及高水平社交能有效降低糖尿病和抑郁状态共病患病风险，中等水平体力活动可分别降低糖尿病和抑郁状态患病风险。午睡则作为一种补偿机制，有助于弥补夜间睡眠不足，若夜间睡眠时长<7 h，午睡时长控制在60~<90 min同样能够降低糖尿病和抑郁状态共病患病风险。
产后抑郁不仅可能发生于产妇，还可能发生于产妇配偶，这不仅影响其生活质量、加重社会和家庭经济负担，也不利于儿童生长发育，及早识别其发生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Meta分析明确中国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发生率。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CINAHL、Embase、Cochrane Library数据库中有关中国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的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和横断面研究，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4-03-19。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对纳入研究进行数据提取、文献质量评估，采用Stata 14.0软件进行Meta分析。
最终纳入39篇文献，总样本量12 162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为14%（95%CI=12%~17%）。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产后1个月内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为17%（95%CI=13%~22%），产后1个月~1年内为13%（95%CI=10%~15%）；内陆地区为17%（95%CI=11%~23%），沿海地区为13%（95%CI=11%~16%）；测量工具为EPDS的研究中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为13%（95%CI=11%~16%），其他研究工具为18%（95%CI=10%~29%）；初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为15%（95%CI=11%~21%），经产妇配偶为14%（95%CI=11%~18%）；发表年份2007—2016年为16%（95%CI=10%~22%），2017—2023年为14%（95%CI=12%~16%）。通过逐一剔除文献的方法进行敏感性分析，合并效应量未发生明显改变，提示Meta合并结果较为稳健。漏斗图两侧各研究点分布基本对称，Egger's检验结果显示t=1.79，P=0.082，提示不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倚。
中国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较高，总发生率为14%，其中产后1个月内发生率高至17%，应重视早期筛查及防治工作。
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且增长迅速，抑郁是老年人群常见的情绪障碍和心理健康问题，而女性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基于健康生态学模型多层次、全方位探讨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为识别及干预中国女性老年人群的抑郁症状提供理论依据。
于2024年1月提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20年调查数据，选取≥60岁女性老年人群为研究对象（n=4 594）。基于健康生态学模型将影响因素分为个人特征层、行为特征层、人际网络层、生活和工作条件层、政策环境层5个层面，采用χ2检验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并建立中国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健康生态学模型。
中国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8.06%（2 208/4 594）。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80岁（OR=0.601，95%CI=0.449~0.804）、睡眠时间≥6 h（OR=0.561，95%CI=0.493~0.639）、对生活满意（OR=0.256，95%CI=0.199~0.330）、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好（OR=0.459，95%CI=0.395~0.533）、城市户口（OR=0.717，95%CI=0.603~0.853）、对子女满意（OR=0.666，95%CI=0.472~0.940）、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OR=0.712，95%CI=0.582~0.871）、家庭收入>5万元（OR=0.822，95%CI=0.704~0.959）、所在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万~10万元（OR=0.841，95%CI=0.730~0.970）是中国女性老年人群发生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P<0.05）；已失能（OR=1.786，95%CI=1.556~2.050）、患慢性病（OR=1.159，95%CI=1.014~1.324）、中部地区（OR=1.298，95%CI=1.107~1.522）和西部地区（OR=1.407，95%CI=1.183~1.675）是中国女性老年人群发生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P<0.05）。
中国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影响因素较多，包括个人特征层的年龄，行为特征层的睡眠时间、对生活满意度、自评身体健康情况、失能情况、慢性病情况，人际网络层的户口类型、对子女满意度、地理分布，生活和工作条件层的受教育情况、家庭收入，政策环境层的所在城市人均GDP。应从各个层面，针对重点人群，联合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减少中国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的发生。
童年创伤是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血浆维生素D水平也与自杀意念相关，而目前在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中关于其相互关系的探究尚不足。
探讨自杀意念与童年创伤的关系，并分析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和低维生素D水平的中介作用。
以2021年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和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为抑郁障碍组（n=168），以同期招募的无精神疾病史青少年为对照组（n=89）。采用儿童期虐待问卷（CTQ）、流调抑郁量表（CES-D）、自杀意念量表（PANSI）评估童年创伤、抑郁症状、自杀意念，同时检测血浆25-羟维生素D[25（OH）D]水平。比较抑郁障碍组青少年和对照组青少年在自杀意念、抑郁症状、童年创伤及维生素D水平之间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各量表得分的相关性，并通过PROCESS宏程序分析抑郁和维生素D水平在童年创伤与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
抑郁障碍组的PANSI得分、CTQ各分量表得分及总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25（OH）D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抑郁障碍组的PANSI得分与CTQ总分、CES-D得分、25（OH）D水平存在相关性（P<0.05），对照组的PANSI得分与CTQ总得分、CES-D得分存在相关性（P<0.05）；与25（OH）D水平无相关关系（P>0.05）。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抑郁障碍组的CES-D得分和25（OH）D水平在CTQ总得分和PANSI得分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61.8%和5.3%；在CTQ情感虐待分量表得分和PANSI得分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58.9%和6.5%；在CTQ情感忽视分量表得分和PANSI得分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67.2%和5.6%；在CTQ躯体忽视分量表得分和PANSI得分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92.2%和7.8%。对照组的25（OH）D水平中介效应均不显著；CES-D得分在CTQ总得分与PANSI得分之间、CTQ情感虐待分量表得分和PANSI得分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在CTQ情感忽视分量表得分与PANSI得分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直接效应占比为41.5%，中介效应占比为58.5%；在CTQ躯体忽视分量表得分和PANSI得分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和低维生素D水平是童年创伤导致自杀意念的潜在机制。临床中针对合并童年创伤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应及时、有效地控制和改善病情，提高其维生素D水平，并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以减少自杀意念的发生，提高临床预后。
我国农村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看护人为儿童的母亲和祖母，儿童看护人的心理健康是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目前缺少对留守儿童母亲和祖母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和比较。
研究中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看护人中母亲和祖母抑郁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数据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8年4—7月开展的"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健康和发展促进项目"家访干预项目的基线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5个省的5个贫困县内各选取1~2个乡镇作为项目乡镇。平山县项目乡镇的所有村纳入调查，其他项目乡镇的村根据3岁以下儿童的数量进行分层，每层内随机抽取3个村作为干预村。在同县具有相似3岁以下儿童数量、经济水平以及与县城距离的村中匹配对照村。最终27个镇的113个村庄纳入基线调查，选取3岁以下留守儿童的母亲或祖母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收集留守儿童及其主要看护人的资料，并使用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ZSDS）评估看护人的抑郁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留守儿童主要看护人抑郁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共纳入728名调查对象，其中282名为儿童母亲，446名为祖母。728名调查对象抑郁检出率为32.8%（239/728），留守儿童母亲和祖母的抑郁检出率分别为29.8%（84/282）和34.8%（155/446）。留守儿童母亲和祖母的抑郁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儿童年龄为1~岁（OR=2.041，95%CI=1.065~3.913）、2~3岁（OR=2.128，95%CI=1.023~4.425），有看护压力（OR=4.043，95%CI=2.152~7.594）是留守儿童母亲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与外出父亲平均联系时长≥10 min/次（OR=0.396，95%CI=0.175~0.898）是留守儿童母亲发生抑郁的保护因素（P<0.05）。儿童为女童（OR=0.506，95%CI=0.331~0.772）是留守儿童祖母发生抑郁的保护因素（P<0.05），看护人年龄≥60岁（OR=1.879，95%CI=1.082~3.261）、健康状况影响看护（OR=2.402，95%CI=1.364~4.231）、母亲外出务工累计时长占儿童年龄比例高（OR=2.468，95%CI=1.059~5.751）是留守儿童祖母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
中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女性看护人抑郁发生率高，儿童母亲和祖母作为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的主要看护人，具有不同的抑郁影响因素。儿童年龄较大、看护压力大为母亲抑郁危险因素，与儿童父亲交流较多为母亲抑郁保护因素，高年龄、自评健康状况影响看护以及儿童母亲外出时间较长为祖母抑郁危险因素，看护女童为祖母抑郁保护因素。
围产期抑郁是影响妇女儿童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对其有效管理迫在眉睫。深圳市自2021年通过移动医疗平台建设在全市范围内推进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工作。
利用深圳市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项目常规数据，分析移动平台对促进项目实施的效果，探究目前最突出的实施瓶颈。
选择2020年6月—2022年5月在深圳市任一助产医疗机构（全市10个辖区共82家）分娩的孕产妇，研究人员将符合纳入标准的所有孕产妇个案记录从深圳市妇幼保健管理信息系统后台导出，建立基础数据库。根据移动平台启用时间，将符合纳入标准的孕产妇分为常规服务组（2020年6月—2021年5月分娩）和移动平台组（2021年6月—2022年5月分娩）。观察两组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以及产后的抑郁筛查率、筛查阳性率、转诊率以及干预率。
本研究共纳入311 719名孕产妇，其中常规服务组166 832人，移动平台组144 887人。移动平台组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以及产后抑郁筛查率、转诊率及干预率均高于常规服务组（P<0.05）。移动平台组孕早期、孕中期筛查阳性率均高于常规服务组（P<0.05），孕晚期、产后筛查阳性率均低于常规服务组（P<0.05）。
移动平台为围产期抑郁的常态化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方法。筛查阳性孕产妇干预率偏低是目前最突出的实施瓶颈。未来研究应致力于优化平台功能设计，探究最优干预措施组合，增强健康宣教，通过创新方法制订有效、可持续、普适性的实施策略。
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数量庞大，然而目前关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探讨我国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状况和影响因素，为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依据。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CHARLS）在2020年开展的第五轮全国调查数据，共筛选出12 551例中老年慢性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抑郁量表（CES-D）测定研究对象的抑郁状况，并用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影响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状况的主要因素。
中老年慢性病患者中，有抑郁症状的占40.7%（5 111/12 55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男：OR=0.613，95%CI=0.553~0.680）、年龄（65~<75岁：OR=0.862，95%CI=0.769~0.965；≥75岁：OR=0.604，95%CI=0.510~0.716）、是否有配偶/伴侣共同生活（有：OR=0.730，95%CI=0.648~0.822）、居住地（农村：OR=1.515，95%CI=1.387~1.654）、文化程度（初中：OR=0.727，95%CI=0.657~0.805；高中及以上：OR=0.561，95%CI=0.488~0.646）、社交情况（1项：OR=0.870，95%CI=0.793~0.956；≥2项：OR=0.866，95%CI=0.779~0.963）、子女关系满意度（满意：OR=0.266，95%CI=0.218~0.324）、吸烟（OR=1.131，95%CI=1.014~1.263）、饮酒（OR=0.873，95%CI=0.795~0.959）、夜间睡眠时长（6~<8 h：OR=0.539，95%CI=0.493~0.590；≥8 h：OR=0.443，95%CI=0.396~0.495）、躯体生活自理能力（BADL）（受损：OR=1.875，95%CI=1.692~2.077）、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ADL）（受损：OR=2.251，95%CI=2.030~2.496）、慢性病患病数量（2种：OR=1.202，95%CI=1.076~1.342；3种：OR=1.452，95%CI=1.289~1.636；≥4种：OR=1.954，95%CI=1.749~2.183）是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P<0.05）。
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症状发生率为40.7%，情况不容乐观，其抑郁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医疗卫生机构及政策制定者等应关注其心理健康，从个人、家庭、社区等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进行改善。
目前关于残余胆固醇（RC）与孕妇抑郁及妊娠压力关系的研究有限。
探索RC等因素与妊娠中期孕妇抑郁和妊娠压力的关系，为临床识别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选择2020年6月—2024年4月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产科规律产检的妊娠早期（孕6~13+6周）孕妇为研究对象。采取纵向研究设计，收集孕妇的基线数据和血脂指标，随访至妊娠中期，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和妊娠压力量表（PPS）对孕妇的抑郁和压力情况进行评估。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孕妇抑郁和妊娠压力的预测模型。为进一步确定对结局影响最大的因子，采用随机森林（RF）算法再次构建模型，并使用SHAP工具对RF模型结果进行可视化分析。
本研究随访403例妊娠早期至妊娠中期孕妇，获得有效问卷323份，失访率为19.9%。清洗错误基线数据后，最终纳入279例孕妇。结果显示，孕妇抑郁发生率为38.7%（108/279），妊娠压力发生率为20.8%（58/279）。有抑郁和妊娠压力的孕妇，其RC水平高于无抑郁及无妊娠压力的孕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本次妊娠方式（OR=0.441，95%CI=0.251~0.775）、吃早餐频率（OR=5.086，95%CI=2.105~12.270）和RC（OR=2.759，95%CI=1.157~6.580）是妊娠中期孕妇抑郁的影响因素（P<0.05）；妊娠后是否午休（OR=0.513，95%CI=0.276~0.953）、RC（OR=3.747，95%CI=1.519~9.246）是妊娠中期孕妇妊娠压力的影响因素（P<0.05）。SHAP图显示，RC是影响妊娠中期孕妇抑郁和妊娠压力的最重要因素。
高水平的RC可能是妊娠中期孕妇发生抑郁和压力事件的危险因素。未来需通过大型队列研究或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结果，并阐明其因果关系。
近年来，我国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
探索中学生心理健康相关研究的热点、前沿和趋势，为未来参与中学生心理健康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参考。
于2022-09-30，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核心集为数据来源，检索国内外2000-01-01—2022-09-30发表的中学生心理健康相关文献，应用CiteSpace 6.1.R3对所纳入文献的发文量、国家、机构、作者、文献共被引以及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
共纳入相关文献1 963篇，其中英文文献653篇、中文文献1 310篇。2000—2022年中学生心理健康文献数量呈上升趋势。中学生心理健康研究的热点领域与前沿主要集中在自杀意念、手机网络成瘾、学业成绩、心理弹性、心理干预以及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方面。未来研究趋势可能集中在传统欺凌、网络欺凌与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学生健康风险行为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等方面。
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相关研究热点包括自杀意念、手机网络成瘾、学业成绩、心理弹性、心理干预以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未来研究趋势集中在欺凌、健康风险行为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随着我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逐年增加，而生活习惯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探讨我国老年人午睡时长、夜间睡眠与抑郁症状的关系，基于生活习惯角度推荐睡眠时间，为老年人抑郁早期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2023-11-16公开发布第五轮（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CHARLS），纳入符合研究标准的8 233名为研究对象。采用抑郁评定量表（CSE-D10）评估老年人抑郁症状，午睡时长划分5级：不午睡、<30 min、30~59 min、60~89 min、≥90 min，夜间睡眠分为5级：≥8 h、7~<8 h、6~<7 h、5~<6 h、<5 h。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影响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的因素，随机森林模型分析午睡时长、夜间睡眠在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中的重要程度，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进一步探索午睡时长、夜间睡眠时长与抑郁症状发生风险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
2020年调查期间，中国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24.84%（2 045/8 23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午睡时长30~59 min是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OR=0.814，95%CI=0.673~0.985，P=0.034），夜间睡眠时间<5 h是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OR=1.705，95%CI=1.435~2.027，P<0.001）。女性、未婚/分居/离异/丧偶、失能、身体疼痛、强度体力活动、自评健康状况下降、生活满意度下降、卒中、帕金森病会增加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P<0.05）。随机森林模型显示，午睡时长、夜间睡眠时间对抑郁症状影响的重要性较高。午睡时长与发生抑郁症状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Pnonlinear<0.05），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的风险在午睡时长30 min后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持续降低，最低水平约为50 min，午睡时长超过75 min后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会增加。老年人患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在夜间睡眠6 h后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持续降低，最低水平约为7 h，睡眠时间超过9 h后抑郁的风险会增加（Poverall<0.05）。
中国老年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率较高（24.84%），午睡时长、夜间睡眠的持续时间与抑郁症之间呈J型关系，建议老年人每天午睡30~75 min，适度的午睡时长有效降低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同时夜间睡眠6~9 h降低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对老年人群抑郁症的早期防控具有一定的意义。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抑郁是老年人群中较为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可导致显著的残疾和死亡风险增加。研究发现抑郁与认知障碍之间关联密切，并且这种关系可能受到性别的影响。在老年人群中，抑郁与认知功能及不同认知领域之间相关性的性别差异尚不明确。
对城市老年人抑郁和认知功能状况进行调查，并分析抑郁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及性别差异。
2022年9—10月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取安徽省合肥市某社区的65岁及以上老年居民作为调查对象。收集其一般资料，采用老年抑郁量表（GDS）、痴呆简易筛查量表（BSSD）分别对抑郁和认知功能状况进行评估，探讨老年人抑郁的相关因素，并分析抑郁、性别因素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共纳入328名老年人，抑郁的总体检出率为14.9%。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饮酒（OR=0.362，95%CI=0.155~0.847）、与子女居住（OR=2.445，95%CI=1.021~5.853）是抑郁的独立相关因素（P<0.05）。析因设计的方差分析显示，抑郁老年人的BSSD总分及语言（命令）理解、计算/注意、地点定向、时间定向和即刻记忆因子分均低于非抑郁老年人（P<0.05）。女性BSSD总分及常识/图片理解和地点定向因子分均低于男性，而语言（命令）理解得分高于男性（P<0.05）。抑郁与性别在常识/图片理解、语言（命令）理解和地点定向上的交互作用显著（P<0.05）。
城市老年人抑郁风险较高，合并抑郁的老年人可能存在一定的认知功能减退，并伴有性别差异。应加强关注老年人抑郁和痴呆等精神问题，尤其是针对女性老年群体，有必要制定个体化的综合干预措施，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心力衰竭患者容易罹患抑郁，二者相互影响，导致患者生活质量降低与预后不良。肠道菌群作为人体最大的微生态系统，其组成、结构及功能变化与宿主的生理和病理状态密切相关。目前，"肠-心/脑轴"已用于解释肠道微生物、血管疾病及情绪状态之间的联系，是心力衰竭与抑郁的重要共病基础。本文综述了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迷走神经等在心力衰竭与抑郁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提出地中海饮食、益生菌、菌群移植等具有改善微生物-肠-心/脑轴的潜力，为心力衰竭共病抑郁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考试焦虑障碍是一组与考试等评价性刺激相关的综合征，是考试带来的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之一。长期的考试焦虑容易引起紧张、恐惧、烦躁、抑郁等负性情绪，损害个体的工作记忆、注意等认知能力，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个体出现自杀意念。为进一步规范考试焦虑障碍的临床诊疗，在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考试焦虑协作组的组织下，由13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包括精神科医师和心理学专家，基于国内外文献和临床诊疗经验等制定本专家共识，以期从流行病学、病因、临床表现、评估、治疗等方面为临床医生提供科学、全面的指导。
HIV/AIDS与抑郁症相关，抑郁症加大HIV相关认知紊乱（HAND）风险，并降低患者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依从性，加剧HIV传播风险。国内研究较少报道新发HIV/AIDS患者（PLWHA）抑郁心理干预效果及与CD4+ T细胞计数相关性。
探究新发PLWHA抑郁心理干预效果及与CD4+ T细胞计数相关性，为AIDS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2020年4月—2022年6月采用方便取样方法在江西省ART定点医院抽取新发PLWHA抑郁患者，患者确诊后立即启动ART及心理干预，干预总周期为12周。在干预前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进行评估，并检测CD4+ T细胞计数进行分析。
共纳入新发PLWHA抑郁患者200例，有效随访178例，有效率为89.0%。178例PLWHA抑郁患者轻中度88例（49.4%）、重度90例（50.6%），伴焦虑者173例（97.2%）。患者CD4+ T细胞计数均值在干预前为（346.39±156.87）个/μL，干预后为（421.93±149.61）个/μL。干预后，新发PLWHA抑郁患者CD4+ T细胞计数高于干预前（t配对=10.971，P<0.05），HAMD、HAMA总分及各因子评分均低于干预前（P<0.05）。干预前，HAMD总分与CD4+ T细胞计数分级（以500个/μL为分界值）呈负相关（rs=-0.157，P=0.036）、与HAMA总分呈正相关（rs=0.764，P<0.001）。干预后，HAMD总分与干预后CD4+ T细胞计数呈负相关（rs=-0.150，P=0.046）、与HAMA总分呈强正相关（rs=0.939，P<0.001）。干预前，新发PLWHA抑郁患者CD4+ T细胞计数<500个/μL者HAMD、HAMA总分高于CD4+ T细胞计数≥500个/μL者（P<0.05）。
新发PLWHA抑郁严重程度与CD4+ T细胞计数相关，经专业心理干预能显著改善。
国内外流动老年人数量不断攀升，受流动相关逆境的影响，其心理健康问题已不容忽视。
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总结国内外流动老年人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及趋势，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参考。
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Scopus、PubMed以及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数据来源，运用CiteSpace软件对纳入文献进行发文量、作者、机构、关键词的可视化分析。
共获得1 023篇文献，英文726篇，中文297篇。国内作者以同机构合作为主，国外则以跨机构合作居多。当前研究热点主要包括随迁老人、老漂族、老年移民、抑郁、心理困扰和社会支持。
相较于国外，我国目前发文量较少，研究作者和机构间合作较为松散，缺少核心作者，需要更加多元化的学科和研究方法。关注热点和前沿内容，探究流动老年人心理健康作用机制，实施心理干预、加强健康教育，提高流动老年人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是未来研究的主要趋势。
老年抑郁症是一种有别于其他年龄阶段抑郁症的严重精神疾病，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SCH）是一种临床体征不明显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状态，而SCH对老年抑郁症的影响容易被人们忽视，目前对SCH和老年抑郁症的关联研究较少。
探讨合并SCH老年抑郁症住院患者的临床特征。
纳入2019年4月—2023年3月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患者分为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抑郁症（SCHD）组（108例）与抑郁症对照（CD）组（110例）。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采集空腹静脉血样本检测生化指标，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评估患者抑郁症状。
SCHD组患者使用抗精神病药物例数、躯体疾病数、住院治疗天数、病程多于CD组（P<0.05），两组患者使用抗抑郁药物种类、住院治疗次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AMD-24评分结果显示，SCHD组患者睡眠障碍评分高于CD组（P<0.05），两组患者体质量、日夜变化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CHD组促甲状腺激素水平高于CD组，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血清游离甲状腺素水平低于CD组（P<0.05）。
合并SCH的老年抑郁症患者临床特征特殊，住院治疗时间更长，病情发作更频繁，较难治愈，针对SCH的干预是非常必要的。
律师是压力较大的行业之一，然而国内关于律师职业压力的研究较少。既往研究表明律师职业压力、心理健康状态、自我调节疲劳、健康素养具有相关性，但缺乏对其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
探讨职业压力对律师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及自我调节疲劳和健康素养的内在作用机制。
2022年5—6月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7家头部中资律所中的660位律师为研究对象。调查问卷包括自编人口学问卷、律师职业压力量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自我调节疲劳量表（SRF-S）和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快速评估调查问卷（HLSRAQ）。采用逐步回归法探讨自我调节疲劳在律师职业压力与心理健康状态间的中介作用，使用Bootstrap法检验自我调节疲劳的中介效应。采用PROCESS 3.4中的模型5探讨健康素养在律师职业压力与心理健康状态间的调节中介作用，使用Bootstrap法检验健康素养的调节中介效应，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检验调节作用，并分析不同健康素养水平下职业压力对律师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
回收有效问卷656份，有效回收率为99.39%。律师职业压力、SCL-90、SRF-S、HLSRAQ得分为（106.9±34.8）、39.0（15.0，84.0）、（39.4±10.0）、（13.9±3.7）分。逐步回归法最终结果显示，律师职业压力正向预测心理健康状态（β=0.36，t=13.40，P<0.01），自我调节疲劳正向预测心理健康状态（β=0.55，t=20.32，P<0.01）；Bootstrap法结果显示律师职业压力对心理健康状态产生影响的总效应、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95%CI均不包括0（P<0.01）。调节中介作用分析表明，律师职业压力与健康素养的乘积项对心理健康状态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0.02，t=-2.00，P<0.05），Bootstrap法结果显示律师职业压力对心理健康状态产生影响的间接效应的95%CI均不包括0（P<0.01）；进一步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健康素养水平下，律师职业压力对心理健康状态正向预测作用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随着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职业压力对心理健康状态的预测作用呈下降趋势（P<0.01）。
职业压力通过自我调节疲劳的中介作用对律师心理健康状态产生影响，律师健康素养在其中起调节作用。
焦虑障碍是最为常见的精神疾病，常在初级保健机构中被忽视，延误初始治疗的时间，严重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2023年美国预防临床服务指南工作组在JAMA上发表了《成年人焦虑障碍筛查推荐声明》（简称USPSTF推荐），并发布了最新证据报告和系统评价结果，其认为应对成年人进行焦虑障碍筛查，包括孕产妇，但目前对老年人进行焦虑障碍筛查的风险与获益证据不充分，无法确定筛查的利弊。本文结合USPSTF推荐和国内外研究现状，从成年人焦虑障碍的国内外流行病学现状、危险因素、早期筛查工具及利弊、治疗、声明对全科指导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概述。
成年人抑郁症和自杀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给患者及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2023年美国预防临床服务指南工作组在JAMA上发表了《成年人抑郁症和自杀风险筛查推荐声明》（以下简称USPSTF推荐），并发布了最新证据报告和系统评价结果，认为应对成年人进行抑郁症筛查，包括孕妇、产妇及老年人，但目前自杀筛查的风险与获益证据不充分，无法确定筛查的利弊。本文结合USPSTF推荐和国内外研究现状，从成年人抑郁症和自杀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早期筛查工具及利弊、治疗和干预、推荐对全科指导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概述。
抑郁症是常见的情感类精神障碍疾病，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第二大健康负担，但其发病机制仍有待明晰。临床抗抑郁症治疗以西药为主，但目前所用药物差强人意的效果、显著的治疗时滞和难以耐受的不良反应，反映出临床对有效和快速起效抗抑郁症药物的巨大需求。铁死亡是近年来发现的新型细胞死亡方式，其参与了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多种神经系统疾病发病进程。目前已有部分研究将目光转向靶向抑制铁死亡的抗抑郁症治疗，并显现出了积极的疗效。本文以抑郁症与铁死亡机制为基础，结合临床与临床前研究，总结了铁死亡参与抑郁症发病机制及其治疗抑郁症的可能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现代人生育观念的转变，高龄产妇的数量正在逐年增加。相较于适龄产妇，高龄产妇更可能因自身、家庭、工作等原因产生抑郁症状。
系统评价我国高龄产妇（分娩时年龄≥35岁）产后抑郁检出率，为早期预防和干预提供相关依据。
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以主题词和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检索与中国高龄产妇产后抑郁检出率相关的文献，检索时限为数据库建库至2023年7月。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过程由2名研究员独立进行。使用Stata 1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共纳入21篇文献，样本量合计5 163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高龄产妇产后抑郁总检出率为20.0%（95%CI=17.4%~22.6%）。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年龄<40岁高龄产妇产后抑郁检出率为19.5%（95%CI=13.8%~25.3%），≥40岁为40.3%（95%CI=11.4%~69.3%）；文化程度高中以上为19.7%（95%CI=11.7%~27.7%），高中及以下为30.7%（95%CI=19.1%~42.3%）；初产妇为21.1%（95%CI=14.4%~27.9%），经产妇为16.2%（95%CI=12.9%~19.6%）；自然分娩为16.4%（95%CI=12.2%~20.6%），剖宫产为27.8%（95%CI=20.9%~34.8%）；新生儿性别男性为20.7%（95%CI=15.6%~25.8%），女性为27.3%（95%CI=20.5%~34.0%）；有妊娠并发症为38.7%（95%CI=22.6%~54.8%），无妊娠并发症为11.7%（95%CI=7.6%~15.8%）；有不良孕产史为29.5%（95%CI=17.9%~41.1%），无不良孕产史为27.7%（95%CI=16.6%~38.8%）；发表年份为2020年以前为18.0%（95%CI=16.5%~19.4%），发表年份为2020年及以后为19.5%（95%CI=18.0%~21.0%）；调查地区北方为20.4%（95%CI=18.2%~22.6%），南方为18.2%（95%CI=17.0%~19.4%）；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分≥13分为20.0%（95%CI=18.5%~21.5%），≥10分为16.9%（95%CI=15.2%~18.5%）。Egger's检验（t=1.76，P=0.095）和Begg's检验（Z=1.48，P=0.147）提示不存在明显发表偏倚。
我国高龄产妇产后抑郁检出率较高（20.0%），其中年龄≥40岁、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初产妇、剖宫产、新生儿性别为女性、有妊娠并发症、有不良孕产史、发表年份为2020年及以后、调查地区为北方、EPDS评分≥13分的高龄产妇产后抑郁检出率较高，应重视以上高龄产妇的心理状况，并制定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简称新冠感染）疫情发生以来，身处防控一线的社区医务人员面临着直接接触病毒的风险，存在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心理压力大等问题，因此探究社区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内在联系对精准实施心理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了解新冠感染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社区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
于2021年12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选取296名中山市社区医务人员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自行编制的社区医务人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压力调查问卷、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和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HQ-9）对其进行网络问卷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社区医务人员新冠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感知压力水平及焦虑、抑郁情绪状态存在情况的影响因素。
中山市社区医务人员新冠感染疫情防控工作高感知压力的检出率为10.1%（30/296）；中度及以上焦虑和抑郁的检出率分别为7.1%（21/296）和9.5%（28/296）；性别、抑郁情绪状态存在情况和新冠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感知压力水平是社区医务人员焦虑情绪状态存在情况的影响因素（P<0.05）；疫情期间从事日常诊疗工作情况、疫情期间从事"三人小组"上门排查工作情况、焦虑情绪状态存在情况和新冠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感知压力水平是社区医务人员抑郁情绪状态存在情况的影响因素（P<0.05）；焦虑、抑郁情绪状态存在情况是社区医务人员新冠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感知压力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
社区医务人员新冠感染疫情防控工作压力与焦虑和抑郁负性情绪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且疫情防控工作任务与人力资源的相对不足等因素加剧了社区医务人员负性情绪的叠加效应，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结合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特点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新形势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长效投入和发展机制，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心理干预指导。
中国全科医生越来越期望能够识别和预防抑郁障碍，但其接受的心理健康培训有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CHCs）也缺乏针对抑郁障碍的诊断和服务规范。WHO《心理健康差距干预指南》第2版（mhGAP-IG.v2）是为非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提供的决策支持工具，可用于评估、管理、随访精神障碍、神经疾病及物质使用障碍患者。鉴于mhGAP-IG.v2的通用性，其在中国的应用应根据抑郁障碍在不同文化下的差异性和中国心理健康系统特点进行调整。
开展两轮基于网络的德尔菲（Delphi）调查。邀请来自深圳市的全科医生小组对mhGAP-IG.v2中涉及抑郁障碍的199条表述进行五分制的赞同程度打分，即"如要把该表述用在深圳市，是否赞同调整其内容和结构"。如果>80%的全科医生"有些/肯定赞同"调整某表述，则视为全科医生对调整该表述达成共识；如果>80%的全科医生"有些/肯定不赞同"调整某表述，则视为全科医生对不调整该表述达成共识。
全科医生对79%的表述达成了需要调整的共识，平均得分为4.26分，即全科医生"有些赞同"对mhGAP-IG.v2中涉及抑郁障碍的相关表述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建议包括：抑郁评估方法应考虑更广泛的抑郁症状，并考虑病情的发展阶段；增加抑郁筛查工具的使用指南；明确全科医生的作用，以及家庭参与和跨部门服务的转诊途径；药物治疗建议应与中国用药规范保持一致；指南所有章节要强调预防自杀；情境化健康教育；强调"以人为本"的服务方法。全科医生认为，应维持mhGAP-IG.v2中对经历抑郁发作的双相障碍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建议。
对mhGAP-IG.v2抑郁部分的调整研究反映出对指南的评估应考虑文化和国情背景，包括中国特色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健康优先领域、治疗可得性，以及多样化的社会心理教育需要。调整后的mhGAP-IG.v2可以给中国全科医学教育和全科医疗服务提供参考，也可以为其他国家的非精神病学专业人员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提供有益借鉴。
产后抑郁（PPD）是全球产后女性常发生的健康问题之一，也是女性生育期最具致残性的疾病，会对母婴身心健康及其家庭产生不良影响。
分析产妇出现PPD症状的原因，以验证或修订前期理论假设"角色转换视角下PPD发生发展的自我-人际模型"，为构建有效的PPD预防干预方案提供干预靶点。
采用解释性案例研究的方法，基于前期理论假设，采用理论抽样法，并遵循"复制法则"，选取2022年11月—2023年1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后康复门诊进行产后常规检查的15名经历过PPD症状的产妇作为案例，对其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式个人深入访谈，运用Max QDA 2022质性资料分析软件协助整理文本信息，采用建构性解释的分析方法，将每个案例结果与预设的理论假设进行比较分析。
本研究中产妇PPD症状的发生原因未超出前期理论假设中的自我和人际方面，可进一步归纳为"不能照顾好自己""不能照顾好婴儿""不能处理好与配偶的关系"及"不能处理好与重要他人的关系"4个方面的压力因素。
前期理论假设"角色转换视角下PPD发生发展的自我-人际模型"得到了验证与具化，鉴于此，未来开发PPD预防干预方案可将其中的4个方面的压力因素作为干预靶点，从而预防PPD的发生。
我国已处于深度老龄化社会阶段，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老年人抑郁不仅影响其晚年生活质量，同时加重了社会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及早识别其发生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结论尚存争议，且国内鲜见相关系统评价。
探讨2018年以来中国老年人抑郁检出率及影响因素，为降低老年人抑郁发生率和促进健康老龄化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3年1月计算机检索2018—2022年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anfang Date）、维普网（VIP）等数据库中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国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文献进行数据提取，并采用美国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局（AHRQ）的横断面研究质量评价标准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运用Stata 15.0软件对纳入文献进行Meta分析。
最终纳入23篇文献，累计研究对象75 599人，共检出抑郁老年人13 815人；文献的AHRQ质量评价得分为5~7分。Meta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抑郁检出率为20.6%〔95%CI（16.6%，24.8%）〕，女性〔OR=1.46，95%CI（1.30，1.64）〕、高龄〔OR=1.48，95%CI（1.13，1.94）〕、教育程度较低〔OR=1.52，95%CI（1.32，1.75）〕、无配偶〔OR=1.60，95%CI（1.35，1.91）〕、居住地为农村〔OR=1.38，95%CI（1.14，1.66）〕、罹患慢性病〔OR=2.75，95%CI（2.07，3.66）〕、罹患2种慢性病〔OR=1.84，95%CI（1.07，3.14）〕、罹患3种及以上慢性病〔OR=3.86，95%CI（2.89，5.15）〕、自评健康状况差〔OR=3.47，95%CI（1.14，10.53）〕、失眠〔OR=2.62，95%CI（1.88，3.66）〕、独居〔OR=1.86，95%CI（1.56，2.21）〕、不锻炼〔OR=1.88，95%CI（1.60，2.20）〕、生活自理情况为需要或部分需要〔OR=2.96，95%CI（1.12，7.85）〕是老年人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饮酒〔OR=0.67，95%CI（0.50，0.88）〕、有朋友〔OR=0.52，95%CI（0.38，0.71）〕是老年人发生抑郁的保护因素（P<0.05）。
中国老年人抑郁检出率处于较高水平，女性、高龄、教育程度较低、无配偶、居住地为农村、罹患慢性病、罹患慢性病共病、自评健康状况差、失眠、独居、不锻炼、生活自理情况为需要或部分需要的中国老年人可能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
疾病与疲劳的关系持续受到广泛关注，且疲劳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将"过劳"列入《国际疾病分类》中，并于2022年在全球生效。慢性疲劳综合征（CFS）则是更早提出的疾病概念，到目前为止，该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也缺乏特异性的治疗方法。主要原因除了该病涉及多个系统外，其症状表现还通常与焦虑、抑郁难以区分，这也明显增加了该病诊疗及研究的复杂性。本文结合现有的研究文献，初步探讨了CFS与焦虑、抑郁的相关研究特点，从生物学指标研究现状、影像学异常和治疗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CFS的指标变化特征与焦虑、抑郁的异同点，旨在为CFS诊断及分型提供新的思路，并为开展该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提供建议。
药物治疗是治疗抑郁症的主要方式之一，综合考虑患者偏好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探索抑郁症患者的药物选择偏好，但尚缺少研究对抑郁症患者药物偏好选择进行系统整理和归纳。
系统回顾离散选择实验（DCE）和优劣尺度法（BWS）应用于抑郁症患者药物治疗偏好选择的相关研究，以期为抑郁症患者临床合理用药及未来开展相关偏好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2022年1月，以"DCE""BWS""depression""抑郁症""离散选择实验""优劣尺度法"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PubMed、Web of Science和EmBase数据库系统检索抑郁症患者药物选择偏好的DCE和BWS研究，检索时间限定为建库至2021-12-31。对纳入的文献进行信息提取，并采用PREFS量表对所有研究进行质量评估；将属性按结果、过程和成本3类指标进行汇总，并评估各类属性对患者药物治疗偏好影响的相对重要性。
共纳入7篇文献，均为DCE研究。7项研究共包含47个属性，41个被归类为结果属性，5个被归类为过程属性，1个被归类为成本属性。7篇文献共获得9个最重要属性结果。其中，结果属性被认为最重要的次数为8，成本属性为1。在结果属性中，不良反应被认为最重要的次数为5，有效性为3。依据PREFS量表，1项研究得4分，6项研究得3分。多数研究在应答者（respondents）和结果解释（findings）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结果属性在抑郁症患者服药过程中最为重要，临床医生和决策者应该关注这一点。目前已有的研究在样本差异报告和实验设计等维度仍有改善空间，建议未来研究者开展相关研究时，在应答者、结果解释和实验设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研究设计，为抑郁症药物偏好研究提供更多高质量证据。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重，中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与城市女性相比，农村女性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居住条件较为落后，故更易患心理疾病，但其面临的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较低。
了解我国农村中老年女性的抑郁发生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高中老年女性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实证依据。
于2021年5—7月，提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2018年随访数据，选取其中45岁及以上的农村户籍女性为研究对象（n=6 736）。采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简化版得分判定农村中老年女性的抑郁症状发生情况。采用χ2检验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村中老年女性抑郁症状发生情况的因素（包括个体特征、健康行为、社会参与及医疗健康服务利用4个维度的因素）。
6 736例农村中老年女性的CES-D简化版得分为（20.0±6.9）分，42.46%（2 860/6 736）有抑郁症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自身健康满意〔OR（95%CI）=0.402（0.356，0.453）〕、睡眠时长≥6 h〔OR（95%CI）=0.48（0.43，0.54）〕、使用互联网〔OR（95%CI）=0.63（0.50，0.80）〕、对生活满意〔OR（95%CI）=0.25（0.21，0.30）〕的农村中老年女性抑郁症状发生风险较低，有躯体残疾〔OR（95%CI）=1.41（1.16，1.71）〕、患慢性病〔OR（95%CI）=1.35（1.21，1.50）〕、过去1个月利用过门诊服务〔OR（95%CI）=1.25（1.09，1.43）〕、过去1年利用过住院服务〔OR（95%CI）=1.31（1.13，1.52）〕的农村中老年女性抑郁症状发生风险率较高。
依据本研究结果，我国农村中老年女性抑郁状况较为严重，个体特征、健康行为、社会参与、医疗健康服务利用等方面对中国农村中老年女性抑郁的发生均有影响。建议各级政府和民政部门高度重视农村中老年女性的心理状况，特别是从健康促进与教育、医疗服务质量和信息获取的可及性等多维度进行干预和防控，以推动我国"健康乡村"及"健康老龄化"进程。
心理健康最新文章合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