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是一种与代谢紊乱密切相关的脂肪肝疾病，胰岛素抵抗（IR）在其病理生理机制中起关键作用，并被认为是心血管代谢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

探讨不同IR替代指标与MASLD合并冠心病（CHD）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s）的关联，并筛选适用于该人群的简便预测指标。

回顾性纳入2019-01-01—2023-10-31在苏北人民医院确诊MASLD合并CHD并行PCI的958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基线资料，超声心动图评估患者心脏功能，超声检查患者肝脏情况，依据患者实验室检查结果计算IR替代指标。对患者进行随访，收集患者术后MACEs的发生情况。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探讨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IR替代指标对MACEs的预测效能。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患者随访过程中累积生存率的差异，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非线性趋势限制立方样条（RCS）曲线探讨IR替代指标与患者术后预后的关系。

根据随访结果，将患者分为非MACEs组（n=768）和MACEs组（n=190）。非MACEs组与MACEs组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空腹血糖（FPG）、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载脂蛋白A、载脂蛋白B、白蛋白、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葡萄糖体指数（TyHGB）、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TyG）、TG/HDL-C、胰岛素抵抗代谢评分（METS-IR）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TyG（HR=1.820，95%CI=1.223~2.707）、METS-IR（HR=7.309，95%CI=3.770~14.170）升高是患者术后发生MACEs的危险因素（P<0.05）；分别将研究对象按TyG、TG/HDL-C、TyHGB、METS-IR四分位数分组（Q1~Q4组），分组分析结果显示TyG Q2~Q4组、TG/HDL-C Q4组、TyHGB Q3、TyAGB Q4组、METS-IR Q3、METS-IR Q4组是患者术后发生MACEs的危险因素（P<0.05）。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显示，不同TyG（χ²=17.428）、TG/HDL-C（χ²=41.682）、TyHGB（χ²=47.345）、METS-IR（χ²=104.233）四分位数患者发生MACEs的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CS曲线结果表明，TG/HDL-C、TyHGB、METS-IR与MACEs发生非线性相关（P_非线性<0.001，P<0.05）；TyG与MACEs发生线性相关（P_非线性=0.643，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TyHGB、TyG、TG/HDL-C、METS-IR预测MASLD合并CHD患者PCI术后发生MACEs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53（95%CI=0.611~0.696）、0.599（95%CI=0.553~0.644）、0.652（95%CI=0.608~0.695）和0.741（95%CI=0.702~0.780）。

TyHGB、TyG、TG/HDL-C和METS-IR与MASLD合并CHD患者PCI术后MACEs的发生呈正相关，并可作为潜在的流行病学预测指标，其中METS-IR的预测效能最优。

睡眠片段化（SF）作为睡眠障碍的标志之一，对于心脏重塑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观察SF对高脂饮食小鼠心脏重塑的作用。

研究时间为2023年8月—2024年6月。将21只8周龄C57BL/6J雄鼠随机分为高脂睡眠片段化组（SF组，n=11）与高脂对照组（Ctrl组，n=10），分别放置于睡眠剥夺仪和普通笼位中，两组均给予45%高脂饲料，睡眠片段化干预时间为5个月。以心脏质量/体质量（HW/BW）和心脏质量/胫骨长度（HW/TL）评价心脏肥大程度。以超声心动图评价心脏结构变化。采用心肌HE染色、Masson染色、小麦胚芽凝集素（WGA）染色观察心肌细胞大小与胶原含量，分离小鼠的心肌组织进行转录组与代谢组学测序并分析心脏重塑机制。

与Ctrl组相比，SF组心脏质量增加（P<0.05），HW/BW与HW/TL升高（P<0.05），左心室舒张期内径、左心室收缩期内径、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增加（P<0.05），舒张期左心室后壁厚度下降（P<0.05）。HE染色显示，与Ctrl组相比，SF组心脏增大，心肌细胞增大；Masson染色统计图显示，与Ctrl组相比，SF组心肌纤维化增多（P<0.01）；WGA染色统计图显示，与Ctrl组相比，SF组心肌细胞增大（P<0.001）。转录组学结果提示SF组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信号通路上调。代谢组学提示SF组心脏重塑增加与甘油磷脂代谢途径下调有关。

睡眠片段化能引起高脂饮食小鼠心脏增大，心腔增大，室壁变薄，胶原含量增多，造成心脏重塑增加。其机制可能与TGF-β信号通路上调、甘油磷脂代谢下调有关。

急性心肌梗死（AMI）极大威胁着老年人的健康与生存质量，既往研究发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升高是AMI的独立危险因素，尿酸的增多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的减少及AMI相关。然而累积LDL-C暴露量、尿酸/HDL-C比值（UHR）和老年AMI发生的相关性研究较少。

探究累积LDL-C暴露量、UHR及两者联合对老年AMI发生的预测价值。

回顾性纳入苏北人民医院2019—2023年诊断为AMI的737例老年患者（试验组）和同期入院并排除AMI的260例老年患者（对照组）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及实验室检查指标，计算累积LDL-C暴露量和UHR值。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老年AM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累积LDL-C暴露量、UHR及两者联合预测老年AMI发生的ROC曲线，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估累积LDL-C暴露量、UHR及两者联合对老年AMI发生的预测效能。

试验组性别、吸烟史、酗酒史、高血压史、2型糖尿病史、BMI、糖化血红蛋白、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甘油三酯、总胆固醇、HDL-C、LDL-C、脂蛋白a、尿酸、累积LDL-C暴露量、UHR、载脂蛋白A1、白蛋白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OR=3.026，95%CI=1.769~5.178，P<0.001）、2型糖尿病史（OR=4.834，95%CI=2.882~8.109，P<0.001）以及高水平的白细胞计数（OR=1.580，95%CI=1.368~1.825，P<0.001）、LDL-C（OR=3.801，95%CI=2.712~5.327，P<0.001）、累积LDL-C暴露量（OR=1.898，95%CI=1.042~3.457，P=0.036）和UHR（OR=10.658，95%CI=5.147~22.069，P<0.001）是老年AM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高水平的HDL-C（OR=0.426，95%CI=0.184~0.986，P=0.046）和白蛋白（OR=0.989，95%CI=0.979~0.999，P=0.031）为独立保护因素。ROC曲线结果显示，累积LDL-C暴露量和UHR预测老年AMI发生的AUC分别是0.726（95%CI=0.691~0.761）和0.700（95%CI=0.663~0.737），灵敏度分别为0.696和0.742，特异度分别为0.650和0.607，截断值分别为214.86和317.06。两者联合的AUC为0.813（95%CI=0.784~0.842），灵敏度为0.723，特异度为0.730。

2型糖尿病史和高水平的白细胞计数、LDL-C、累积LDL-C以及UHR为发生老年AMI的独立危险因素，高水平的HDL-C和白蛋白为独立保护因素；累积LDL-C、UHR及两者联合均可作为有效识别老年AMI发生的早期生物标志物。

心房颤动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可导致心脏猝死及多种并发症，社会负担沉重。心电图是诊断心房颤动的金标准，由于医生的经验原因易漏诊和误诊，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能精准识别真实临床复杂心电数据的人工智能模型。

建立多种阳性类别的临床心电数据库，并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利用静态心电信号数据训练卷积神经网络心房颤动检测模型，以提高心房颤动自动诊断的准确性。

选取2023年在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年龄≥18岁并获得至少1次标准10 s 12导联心电图且符合选取心电图诊断分类的患者10 000例，其中心房颤动1 462例，非心房颤动8 538例。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年龄和性别）、静态心电图数据等，建立多种阳性类别的临床心电数据库。将总体数据集按照8∶1∶1的比例分为训练集（n=8 000）、验证集（n=1 000）和测试集（n=1 000）。使用训练集拟合一种先进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心房颤动神经网络（AFNet）用于心房颤动的检测，使用测试集和验证集评估AFNet模型检测心房颤动的性能。

3个数据集性别（χ²=1.32，P=0.517）、年龄（F=0.87，P=0.419）、心电图分布（χ²=2.666，P=0.264）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测试集中，AFNet模型诊断心房颤动的灵敏度为98.00%，特异度为99.29%，阳性预测值为96.08%，阴性预测值为99.65%，准确率为99.10%，F1评分为0.97，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为0.99。在验证集中，AFNet模型诊断心房颤动的灵敏度、阳性预测值、准确率和F1评分分别为96.81%、95.80%、99.67%和0.96。

本研究将神经网络模型AFNet应用于涵盖多种阳性类别的临床心电数据库，所构建的心房颤动检测系统具备高效的特征解析能力，这对心房颤动的筛查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司美格鲁肽的多靶点作用使其成为糖尿病和肥胖管理的突破性药物，尤其是对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具有综合获益，但其对于心力衰竭（HF）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应用仍在探索中。

系统评价皮下注射司美格鲁治疗HF的疗效和安全性，不管是否肥胖或存在2型糖尿病（T2DM）。

计算机检索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网，检索时限自建库至2024-11-02。筛选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治疗HF的随机对照试验，其中试验组为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对照组为安慰剂。由两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数据提取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对因HF再入院、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发生率、严重不良事件、堪萨斯城心肌病调查问卷评分（KCCQ-CSS）和6分钟步行距离（6-MWD）等数据收集和分析。基于合并症和不同给药剂量进行亚组分析，使用Review Manager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4项随机对照试验，总计6 109例患者，其中试验组3 070例、对照组3 039例。Meta分析结果表明：与安慰剂相比，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可降低心血管死亡（RR=0.75，95%CI=0.61~0.92，P=0.005）、全因死亡（RR=0.81，95%CI=0.67~0.98，P=0.03）和严重不良事件（RR=0.53，95%CI=0.41~0.68，P<0.000 01）风险；亚组分析发现，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增加肥胖的射血分数保留的HF（HFpEF）患者KCCQ-CSS（MD=7.58，95%CI=4.40~10.77，P<0.000 01）和6-MWD（MD=16.91，95%CI=8.98~24.83，P<0.000 1），降低因HF再入院风险（RR=0.41，95%CI=0.26~0.65，P=0.000 1）；在不合并T2DM的患者中，司美格鲁肽在降低因HF再入院（RR=0.16，95%CI=0.04~0.68，P=0.01）和心血管死亡（RR=0.76，95%CI=0.60~0.97，P=0.03）风险方面优于安慰剂；同样，在2.4 mg/周剂量组的患者中，与安慰剂相比，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可降低因HF再入院（RR=0.29，95%CI=0.14~0.58，P=0.000 5）和心血管死亡（RR=0.75，95%CI=0.59~0.95，P=0.02）风险，但1.0 mg/周剂量组的疗效与安慰剂相比并不显著。

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可安全、有效地降低HF患者的心血管死亡、全因死亡和严重不良事件发生风险，改善肥胖的HFpEF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运动耐量，降低因HF再入院风险。受纳入研究数量和人群限制，上述结论尚需开展更多高质量研究予以验证。

心血管疾病是我国人群的常见疾病，心脏代谢性共病（CMM）是其中常见的共病类型，绝经后女性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人群，但针对该人群CMM风险的预测模型尚缺少。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队列，开发可解释机器学习（ML）模型预测中国绝经后女性CMM风险。

本研究纳入2011年参与CHARLS队列且未患有CMM的年龄≥45岁的绝经后女性，收集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健康状况及实验室检查指标等特征资料，并于2013年、2015年、2018年、2020年进行随访和数据收集，观察CMM发生情况。通过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运算符（LASSO）算法方法进行特征选择，构建7种ML算法进行风险预测，对最优模型的测试集采用"class_weight='balanced’动态平衡权重+最优阈值筛选"优化模型并应用Shapley加法解释（SHAP）进行可视化分析；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和F1分数评估模型性能。

共有5 575名参与者完成4轮随访并纳入此项研究，其中非CMM者4 363例，CMM者1 212例；中位随访9年，CMM累积发病率为21.74%。LASSO回归确定了22个关键特征作为CMM的重要预测因子：健康自评、精神疾病、关节炎、血脂异常、肾脏疾病、是否退休、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平均脉搏、腰围、BMI、头痛、腰痛、血肌酐（Scr）、甘油三酯（TG）、C反应蛋白（CRP）、糖化血红蛋白（HbA_1c）、尿酸（UA）、年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吸烟、所属地区。各模型中，逻辑回归（LR）模型预测性能最优（测试集AUC=0.758，准确率为79.2%）。SHAP平均值条形图显示核心预测因子为：SBP、HbA_1c、所属地区、腰围、CES-D、BMI、DBP、年龄。SHAP汇总图显示，SBP、HbA_1c、腰围等与较高的CMM风险预测值相关。

本研究针对中国绝经后女性的CMM风险开发了一个临床可视化预测模型，LR算法在其中表现出良好性能；SBP、HbA_1c、腰围等特征是关键风险因素；该模型可为高危人群筛查和个体化干预提供循证依据。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和高血压是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既往研究发现两者与代谢功能障碍高度相关。心脏代谢指数（CMI）是评估人体内脏脂肪分布和代谢功能状态的综合指标，CMI与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相关性有待研究。

探讨CMI与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相关性，评估CMI对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预测效能。

选取2021年在长治市人民医院英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紫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诊断为MAFLD的老年非高血压患者，2022—2024年对该人群进行调查随访，最终将完成随访的426例老年MAFLD患者纳入本研究。收集研究对象基本信息和相关临床资料，计算CMI，按照CMI三分位数将研究对象分为T1组（CMI<0.467，n=141）、T2组（0.467≤CMI<0.758，n=142）、T3组（CMI≥0.758，n=143），并根据随访期间是否发生高血压事件将研究对象分为非高血压组（n=355）和高血压组（n=71）。绘制Kaplan-Meier曲线，分析不同CMI分组的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累积风险，并通过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差异。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和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分析CMI与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关系，采用性别分层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检验该关系的稳定性，并通过绘制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CMI对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预测效能。

本研究中位随访36.00（27.75，38.00）个月，共71例（16.7%）老年MAFLD患者新发高血压，非高血压组和高血压组年龄、腰围、BMI、CMI、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rank检验显示，随着CMI水平升高，T1~T3组老年MAFLD患者高血压累积发病风险增加（χ²=26.468，P<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结果显示，当CMI作为连续变量时，在调整了相关混杂因素后，CMI与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存在正相关（HR=1.927，95%CI=1.381~2.689，P<0.001）。当CMI作为分类变量时，在调整了相关混杂因素后，以T1组为参照，T3组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上升（HR=5.453，95%CI=2.268~13.109，P<0.001）。交互分析结果显示，CMI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P_交互=0.557）。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排除MAFLD好转者后，CMI与高血压的关联依然显著（P<0.05）。RCS结果显示，CMI与老年MAFLD患者高血压发病风险呈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非线性=0.005）。随着CMI水平升高，老年MAFLD患者高血压发病风险呈持续上升趋势，当CMI超过1.185时，发病风险增长趋势趋于平缓。时间依赖性ROC曲线结果显示，CMI对随访24个月的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的预测效能最优，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22（95%CI=0.618~0.827），随着时间推移，30个月和36个月时的AUC分别降至0.648（95%CI=0.537~0.759）和0.652（95%CI=0.542~0.763）。

CMI与老年MAFLD患者发生高血压呈正相关，临床上可通过测定CMI来评估该人群短期（24个月）高血压发病风险。

急性心肌梗死（AMI）为高急危重症，尽早心电监测对预后至关重要。传统心电监测存在实时性差、突发心律失常捕捉不足等局限，数智化技术作为数字、信息与智能技术的融合体，为其提供了新路径。

系统梳理数智化技术在AMI心电监测中的应用现状、临床效果及现存问题，为规范化应用与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遵循澳大利亚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BI）范围综述指南，检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CINAHL、Embase、Scopus、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维普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5-02-02，纳入数智化技术在AMI心电监测中的应用现状相关研究并综合分析。

共纳入21篇文献，涉及5个国家，含随机对照试验、前瞻性研究等。数智化技术包括远程心电监护系统、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及移动设备，覆盖院前急救、住院监护及居家管理全场景，可提高异常心电图检出率、缩短关键救治时间窗、降低医疗费用、改善预后，但存在数据准确性待验证、隐私保护不足、设备功能碎片化、特殊人群使用依从性等挑战。

数智化技术应用于AMI心电监测可行有效，可提升诊断与救治效能。未来需聚焦技术标准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功能整合与适老化设计，推动临床转化与应用，契合"健康中国2030"目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高血压和糖尿病防治的第一道防线，其诊疗和管理能力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有效防控这两种慢性病。

分析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和治疗服务的现状，以便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议。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2023年2—4月通过线上调查的方式，按照各省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仅指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数的10%，随机抽取30个省份（除西藏自治区外）的3 71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集各机构的卫生人力资源[执业（助理）医师、全科医师]、相关设备（心电图机、末梢血糖仪）、收入构成情况（医疗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及医保基金收入占医疗收入比重）、基本药物配备情况（降血压和降血糖基本药物配备种数）、高血压与糖尿病防治情况（年诊疗高血压和糖尿病人次、家庭医生签约率、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血压及血糖控制率）等相关信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高血压、糖尿病诊疗和健康管理服务的影响因素探讨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不同区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心电图机、末梢血糖仪配备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区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抗高血压、降血糖基本药物配备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区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每机构年诊疗高血压和糖尿病人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区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续约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区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血压控制率、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血糖控制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区域、机构类型、抗高血压基本药物配备品种数、注册全科医师数、医疗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医保收入占医疗收入的比重和签约续约率对年诊疗高血压病人次有影响（P<0.05）。区域、机构类型、执业（助理）医师数、医疗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续约率对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有影响（P<0.05）。区域、机构类型、心电图机的数量、执业（助理）医师数和医疗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对血压控制率有影响（P<0.05）。区域、机构类型、降血糖基本药物配备品种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全科医师数、签约续约率、医疗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医保收入占医疗收入比重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年诊疗糖尿病人次有影响（P<0.05）。区域、机构类型、执业（助理）医师数、医疗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续约率对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有影响（P<0.05）。区域、机构类型、执业（助理）医师数和医疗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对血糖控制率有影响（P<0.05）。

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硬件条件较优，但医疗服务能力不如东部，软实力仍待提升。高血压和糖尿病医防融合仍待落地，规范管理率和血压、血糖控制率等公共卫生指标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能力"脱钩"，公共卫生数据质量和服务内涵有待提高。

缺血性心脏病（IHD）是中国第二大死因，二手烟暴露是导致IHD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探索1990—2021年中国归因于二手烟的IHD疾病负担及其变化趋势，并与5类社会人口指数（SDI）地区对比分析，为我国降低归因于二手烟的IHD致病死亡风险提供科学参考。

本文数据来源于全球疾病负担（GBD） 2021，通过人群归因分值评估二手烟对IHD疾病负担的影响；采用Joinpoint回归分析25~94岁人群的死亡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应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死亡率和DALYs率的年龄、时期及队列效应。

二手烟为中国人群IHD的危险因素，其死亡和DALYs的人群归因分值较5类SDI地区均处于较高水平，1990—2021年分别下降了0.66%和0.67%。中国人群归因于二手烟的IHD年龄标准化死亡率（1990年：12.27/10万，2021年：11.62/10万）和年龄标准化DALYs率（1990年：284.58/10万，2021年：239.26/10万）整体上呈波动变化，其AAPC分别为-0.20%（95%CI=-0.65%~0.24%）、-0.58%（95%CI=-0.98%~-0.19%）。总人群中，中国归因于二手烟的IHD死亡和DALYs的年龄效应风险随年龄而上升，在75岁之后上升速度显著增大，时期效应呈下降趋势，队列效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然而，男性的时期和队列效应均呈上升趋势。

中国归因于二手烟的IHD疾病负担较重，总体下降趋势更多得益于女性负担率的降低。男性的二手烟风险控制及高龄人群的疾病状况应受到更多关注。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高致残率和死亡率，并增加医疗费用。当前的房颤分型方法主要依赖于临床症状与检查结果，但难以量化其背后潜在的病理生理负荷，易导致治疗策略与患者的实际风险不匹配。

探讨持续性房颤的影响因素，并基于此构建判别模型。

纳入2012年4月—2023年9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阵发性与持续性房颤患者为观察对象。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生化指标、肾功能指标、心脏功能相关指标等进行分析。首先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与房颤类型相关的变量，使用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LASSO）回归方法进一步筛选特征变量，以降低模型复杂性并避免过拟合。随后构建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以识别与持续性房颤独立相关的影响因素。采用Bootstrap重抽样方法，将显著变量纳入随机森林（RF）、决策树（DT）、朴素贝叶斯（NB）、支持向量机（SVM）、K近邻（KNN）及极限梯度提升算法（XGB）共6种机器学习判别模型，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模型的判别能力。最后基于SHAP方法评估各变量对判别模型的贡献。

共收集到6 938例患者信息，其中包括5 085例阵发性房颤患者和1 853例持续性房颤患者。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共筛选出19个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经LASSO回归筛选，最终确定13个关键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OR=1.248，95%CI=1.086~1.435）、个人手术史（OR=0.809，95%CI=0.706~0.926）、BMI（OR=1.028，95%CI=1.012~1.045）、平均血小板体积（MPV）（OR=1.121，95%CI=1.059~1.186）、血清镁（Mg_plus2）（OR=0.098，95%CI=0.046~0.208）、心输出量（CO）（OR=1.115，95%CI=1.009~1.233）、左心室后壁厚度（LVPW）（OR=0.777，95%CI=0.665~0.909）、左心房内径（LAD）（OR=1.144，95%CI=1.123~1.166）、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OR=0.955，95%CI=0.938~0.972）、右心房内径（RAD）（OR=1.031，95%CI=1.005~1.057）、甘油三酯（TG）（OR=0.821，95%CI=0.751~0.898）、尿酸（UA）（OR=1.003，95%CI=1.002~1.003）、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OR=0.903，95%CI=0.879~0.927）均为持续性房颤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XGB模型表现最佳（ROC曲线下面积为0.823），其次为SVM模型（0.820）和RF模型（0.814）。评估各变量对XGB模型判别结果的相对贡献，结果显示，LAD与RAD的SHAP值最高，提示心房结构参数在判别模型中具有显著的影响。

BMI升高、男性、MPV增高、UA升高、TG降低、Mg_plus2水平降低、LVEF降低、LVEDD减小、无个人手术史以及RAD和LAD增大，均与持续性房颤的发生密切相关。这些临床指标均可以通过常规检查手段获得，其中大多数为无创检查，能够作为判别持续性房颤患者的重要参考因素，辅助临床早期风险分层与干预策略的制定。

心房颤动（以下简称房颤）的早期发现与管理非常重要，手持式单导联心电设备被推荐用于房颤筛查，但其在中国人群中的准确性和应用证据缺乏。

分析手持式单导联心电设备（MyDiagnostick房颤检测棒）的房颤检测效能，探索该设备应用于社区人群机会性房颤筛查的效果。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准确性检验样本：纳入2022年2月—2023年8月就诊于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房颤患者296例。第二部分为社区筛查样本：2023年10月—2024年6月在广州市三所社区卫生中心就诊的居民1 577名。在房颤患者中，以12导联心电图为"金标准"，测量MyDiagnostick房颤检测棒对房颤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Kappa值；在社区人群中使用MyDiagnostick手持式单导联心电设备进行单次机会性房颤筛查，分析其房颤检出率。

MyDiagnostick房颤检测棒用于房颤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945和0.947；其与12导联心电图对房颤的诊断具有强一致性（Kappa值=0.892）。在1 577名社区居民中检出房颤60例（房颤检出率3.80%），其中新发房颤33例（新发房颤检出率2.13%）。男性（OR=2.553，95%CI=1.504~4.333）和卒中/短暂脑缺血发作/血栓史（OR=2.840，95%CI=1.330~6.064，P<0.05）是社区人群发生房颤的危险因素。

MyDiagnostick手持式单导联心电设备具有较高的房颤检测准确性，应用于社区人群机会性房颤筛查中具有较好的筛查效果。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可出现心脏结构重塑和功能受损，目前研究多集中于整体OSA人群，而较少关注低通气与呼吸暂停事件的不同分布类型对心脏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对比分析不同低通气/呼吸暂停比值（HAR）分型对OSA患者心脏结构功能的影响。

选取2023年1月—2025年2月在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全科医学科诊断为OSA并同期完善超声心动图住院患者193例，同时选择非OSA患者44例作为对照。根据HAR将OSA患者分为呼吸暂停为主型（n=66）和低通气为主型（n=127）。根据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分为轻度OSA组（n=68）、中度OSA组（n=73）、重度OSA组（n=52）。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合并症、睡眠呼吸监测参数、超声心动图等，观察不同HAR分型对OSA患者心脏结构功能的影响。

呼吸暂停为主型的OSA左心房收缩末期前后径（LADs）、左心室舒张末期前后径（LVDd）、右心房收缩末期横径（RADs）、收缩末期主动脉窦部内径（AOAs）、收缩末期肺动脉中部内径（MPAs）、舒张末期室间隔厚度（IVSTd）、舒张末期左心室后壁厚度（LVPWd）高于低通气为主型的OSA（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OSA患者LADs、LVDd、RADs、AOAs、MPAs、IVSTd、LVPWd与AHI、氧减指数（ODI）呈正相关，与HAR呈负相关；最低血氧饱和度（LSpO₂）与MPAs呈负相关；SpO₂<90%的时间占总睡眠时间的百分比（T₉₀）与LADs、LVDd、RADs、AOAs、MPAs呈正相关（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性别、年龄、BMI、AHI的影响后，OSA类型不是LADs、LVDd、RADs、AOAs、MPAs、IVSTd、LVPWd的影响因素（P>0.05），性别、年龄、BMI是多项心脏结构指标的影响因素（P<0.05），AHI是MPAs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

低通气事件和呼吸暂停事件分布类型对OSA患者心脏结构功能无影响，性别、年龄、BMI、AHI可能是导致心脏重塑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CVD）的重要危险因素，传统肥胖评估指标BMI在识别高危患者时存在不足，而新型肥胖指标在高血压人群中的预测价值尚待明确。

探讨中国人内脏脂肪指数（CVAI）、身体圆度指数（BRI）、相对脂肪质量指数（RFM）、体质量调整腰围指数（WWI）、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TyG）及其相关指数TyG-BMI、TyG-腰围（TyG-WC）、TyG-腰高比（TyG-WHtR）等新型肥胖指标与高血压患者CVD发病风险的关联，并比较其预测性能，为高血压人群的CVD防治提供依据。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纳入2016—20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公共卫生监测数据库中69 627名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基本信息、一般体格检查指标和实验室检查指标，并计算CVAI、BRI、RFM、WWI、TyG、TyG-BMI、TyG-WC、TyG-WHtR。随访终点为患者首次确诊CVD或研究截止。构建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和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评估不同指标与CVD的发病风险。采用时间依赖性C指数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比较不同指标的预测性能。

截至随访终点，共2 466例（3.54%）患者发生CVD。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在调整混杂因素后，CVAI（HR=1.122，95%CI=1.072~1.175）、BRI（HR=1.104，95%CI=1.061~1.149）、RFM（HR=1.236，95%CI=1.141~1.338）、WWI（HR=1.073，95%CI=1.029~1.118）、TyG-BMI（HR=1.099，95%CI=1.054~1.146）、TyG-WC（HR=1.105，95%CI=1.058~1.154）、TyG-WHtR（HR=1.113，95%CI=1.066~1.161）均与CVD风险升高相关（P<0.05）。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显示，RFM与CVD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nonlinear<0.05）。时间依赖性C指数分析显示，各指标判别能力随访时间总体稳定。ROC曲线分析显示，TyG、CVAI、BRI、WWI、TyG-BMI、TyG-WC和TyG-WHtR预测CVD发生风险的AUC分别为0.512、0.568、0.558、0.566、0.518、0.531和0.553。亚组分析结果显示，BRI、RFM、WWI和TyG-WHtR表现出明显的性别交互作用（P_interaction<0.05）。

在高血压人群中，CVAI、BRI和WWI等新型肥胖指标均与CVD发生风险相关，对CVD的风险评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独立预测效能有限。

近年来，随着社会压力增加和生活方式改变，孕期睡眠问题发生率明显上升，研究发现睡眠节律失调可通过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引发炎症反应等机制参与血压调节，但环境因素与遗传易感性的相互作用机制尚未明确。褪黑素受体（MTNR）1B基因作为褪黑素信号通路的关键调控因子，其编码的MTNR1B基因不仅参与昼夜节律调节，更是在胎盘血管内皮功能保持中发挥关键作用。MTNR1B基因多态性与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存在明显关联，但该基因多态性对妊娠期高血压易感性的调节作用仍不明确。

探讨妊娠期女性睡眠状况联合外周血MTNR1B基因多态性对妊娠期高血压（GH）发病是否存在协同效应。

纳入2021年3—12月在甘肃某省级医院产前检查的235例妊娠中期女性为研究对象，选取同期在该医院获得正常妊娠结局的235例健康女性作为对照组，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孕期睡眠相关健康因素调查问卷开展调查；收集对照组和病例组分娩前外周静脉血，采用改进型液相芯片检测技术（im-LDR）对MTNR1B基因的3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rs3781638、rs10830963、rs3781637）进行基因分型检测。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孕晚期睡眠及MTNR1B基因多态性与GH发病的关联，并建立相乘交互作用模型，探讨睡眠-基因交互作用对GH的影响。

病例组和对照组MTNR1B基因rs3781638位点的基因型、等位基因型、显性和超显性基因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MTNR1B基因rs10830963、rs3781637位点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携带基因型GT（OR=1.88，95%CI=1.24~2.84）、等位基因型T（OR=1.28，95%CI=1.02~1.71）、显性基因型GG+GT（OR=1.93，95%CI=1.29~2.89）、超显性基因型GT（OR=1.84，95%CI=1.22~2.72）是发生GH的独立危险因素；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携带TT基因型且夜睡时咳嗽/打鼾1~2次/周（OR=2.82，95%CI=1.36~5.84）和咳嗽/打鼾≥3次/周（OR=2.21，95%CI=1.09~4.48）发生GH的风险较携带TT基因型且夜睡时无咳嗽/打鼾者明显增加（P<0.05）；与携带TT基因型且夜睡时无咳嗽/打鼾相比，携带GT+GG基因型，无论夜睡时有无咳嗽/打鼾，发生GH的风险均增加，其中夜睡时咳嗽/打鼾≥3次/周发生GH的风险最高（OR=4.90，95%CI=2.24~10.75）。

MTNR1B基因rs3781638（G>T）位点可能是GH的易感基因，且与夜睡打鼾对GH的发生发展存在协同效应。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比值（NPAR）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炎症标志物，既往研究证实入院NPAR是许多疾病，如脓毒症、急性肾损伤、心源性休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脑出血临床结局的独立预测因子。

探讨入院时NPAR与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住院期间不良事件之间的关联。

回顾性纳入2011-08-01—2022-01-10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就诊并住院的6 768例AMI患者，收集患者基线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计算NPAR，通过电子病历系统中的出院诊断获取患者终点事件。依据NPAR四分位数将患者分为Q1（NPAR<1.67，n=1 753）、Q2（1.67≤NPAR≤2.02，n=1 694）、Q3（2.03≤NPAR≤2.34，n=1 624）与Q4组（NPAR>2.34，n=1 697）。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入院NPAR与患者终点事件发生的相关性，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曲线分析NPAR与终点事件的剂量-反应关系。

最终纳入研究对象6 768例，全因死亡765例（11.3%），心源性休克709例（10.5%），室性心动过速（VT）/心室颤动（VF）380例（5.6%），新发脑卒中119例（1.8%）。分别以入院NPAR和NPAR分组为自变量，以患者全因死亡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NPAR每升高1个标准差，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增加18%（OR=1.18，95%CI=1.08~1.29，P<0.001）；当NPAR作为分类变量时，Q4组（OR=1.48，95%CI=1.11~1.97，P=0.008）是患者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随着NPAR分组升高患者死亡风险增加（P_趋势=0.007）；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曲线结果显示NPAR与全因死亡风险呈线性相关（P_非线性=0.171）。分别以心源性休克、VT/VF、房室传导阻滞、新发脑卒中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PAR每升高1个标准差患者心源性休克风险增加20%（OR=1.20，95%CI=1.09~1.32，P<0.001）；NPAR作为分类变量时，Q2组（OR=1.41，95%CI=1.01~1.97，P=0.044）、Q3组（OR=1.85，95%CI=1.36~2.54，P<0.001）、Q4组（OR=2.09，95%CI=1.53~2.89，P<0.001）是患者心源性休克的危险因素，随着NPAR分组升高患者心源性休克风险增加（P_趋势<0.001）；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曲线结果显示NPAR与心源性休克风险非线性相关（P_非线性=0.026）。NPAR作为连续变量不是VT或VF、房室传导阻滞的危险因素（P>0.05）；NPAR作为分类变量时，Q3是VT或VF（OR=1.43，95%CI=1.01~2.03，P=0.045）、房室传导阻滞（OR=1.85，95%CI=1.11~3.15，P=0.020）的危险因素；Q4组是VT或VF（OR=1.56，95%CI=1.09~2.26，P=0.017）、房室传导阻滞（OR=1.87，95%CI=1.08~3.31，P=0.028）、新发脑卒中（OR=2.26，95%CI=1.16~4.58，P=0.019）的危险因素；随着NPAR分组升高患者VT或VF、房室传导阻滞、新发脑卒中风险增加（P_趋势=0.009、0.005、0.017）。分层分析和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性别、高血压、2型糖尿病、吸烟和急性心肌梗死分型均未改变NPAR与住院不良结局风险之间的关系（P>0.05）。

本研究结果证实，NPAR升高与AMI患者住院期间全因死亡和心源性休克的风险有关，并呈现剂量-反应关系。提示NPAR作为一种简便、可得的炎症及营养状态复合指标，能够在入院早期帮助识别高危患者，为临床风险分层和预后评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人工智能（AI）技术存在易受对抗性攻击和过拟合现象，在实践应用中效果不及实验数据完美。考虑到远程心电图会诊收费和时效性等因素，基层医务人员会直接采用AI诊断结果，可能存在医疗风险。

应用黄山市区域远程心电诊断中心3年的会诊数据，以医师诊断为标准，分析AI诊断的准确性及其影响因素。

回顾性收集2020年9月—2023年9月黄山市区域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来自基层医疗机构的全部会诊心电图18 164份。分别将AI和医师心电图诊断结论分为正常、阳性、危急及采集不良4类，并将患者身份信息与同期黄山市人民医院住院电子病历系统关联，提取相关患者在三级医院的出院诊断信息，按出院诊断分为心血管疾病（CVD）住院和非CVD住院两类。采用配对设计的McNemar χ²检验比较AI组与医师组分类差异，采用Pearson χ²检验比较两组分类结果与是否因CVD住院的差异性，剔除采集不良病例后，以正常类为参照，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不同分类与CVD住院的相关性。进一步将医师组非采集不良心电图的17个心电图指标转化为二分类变量，以AI组与医师组分类是否一致为因变量，绘制ROC曲线对医师组危急类、阳性类进行分层分析，评价各心电图指标对两组分类不一致的影响。

共纳入远程常规心电图18 164份，患者中位年龄为69（65，74）岁，其中男8 731例、女9 433例。医师组分类为正常5 873份（32.3%）、阳性11 678份（64.3%）、危急393份（2.2%）、采集不良220份（1.2%）；AI组相应分别为4 723份（26.0%）、12 861份（70.8%）、390份（2.1%）和190份（1.0%）。研究期间相关患者同期转入三级医院住院553人次，其中CVD住院457人次（82.6%）。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以正常心电图为参照，医师组阳性类和危急类因CVD住院风险分别为正常类的1.84倍（OR=1.84，95%CI=1.11~3.04）和2.80倍（OR=2.80，95%CI=1.08~7.21）（P<0.05）；AI组阳性类（OR=1.54，95%CI=0.88~2.67）和危急类（OR=2.46，95%CI=0.92~6.55）与CVD住院无统计学关联（P>0.05）。AI组与医师组诊断分类一致16 018份（88.2%），不一致2 146份（11.8%），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80.931，P<0.001）；以医师组为标准，AI组误诊率为27.7%，漏诊率为3.9%。ROC曲线结果显示，在医师组危急类心电图中，窦性心律、ST段异常及急性心肌缺血对两组分类不一致有判别价值，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4（95%CI=0.65~0.82）、0.69（95%CI=0.58~0.80）和0.97（95%CI=0.96~0.99）；在医师组阳性类心电图中，低电压和T波异常对两组分类不一致有判别价值，AUC分别为0.58（95%CI=0.55~0.61）和0.61（95%CI=0.58~0.63）；在医师组正常类心电图中，心动过缓对两组分类不一致有判别价值，AUC为0.58（95%CI=0.56~0.60）。

当前的AI算法对心电图诊断的准确性低于医师组，仍需有经验的医师审核确认。提示应用于临床的AI技术应进行广泛的稳健性验证。

本文综述了间歇性禁食对人体心血管代谢疾病的影响，回顾了部分禁食形式-交替日禁食、5∶2饮食、时间限制饮食和16∶8饮食法，这些方案可能通过降低血压、胰岛素抵抗和氧化应激来促进心脏代谢健康。尽管尚无大型随机对照试验来研究间歇性禁食与心血管结局之间的关系，以及个别研究显示禁食可能增高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现有的大多数临床研究提示这种饮食模式可能通过改善体质量控制、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间歇性禁食可能通过减少氧化应激、优化昼夜节律和生酮作用等多条途径发挥作用。间歇性禁食通常是安全的，不会导致能量水平紊乱或增加饮食紊乱行为，同时也有其他健康益处。总之，间歇性禁食是一种相对安全的饮食疗法，对心血管的潜在影响还需继续探究。

近年来，2型糖尿病（T2DM）发病率逐年增高，心血管疾病是T2DM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中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LVDD）常较早出现。中心型肥胖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密切相关，尽管现有肥胖指标可评估心血管疾病风险，但目前尚缺乏针对T2DM合并LVDD人群内脏脂肪评估效能的研究。

探讨中国内脏脂肪指数（CVAI）与T2DM合并LVDD的关联性研究及其评估价值。

回顾性纳入2019年1月—2024年8月就诊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1 028例T2DM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647例，女381例。根据是否合并LVDD分为T2DM组（n=257）和LVDD组（n=771）。分析CVAI及其他内脏脂肪型肥胖指标与心脏结构、功能参数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CVAI对T2DM患者发生LVDD的影响，通过ROC曲线评估其诊断价值，并按性别、年龄及BMI进行亚组分析。

LVDD组的BMI、颈围、腰围（WC）、臀围、内脏脂肪面积（VFA）、CVAI高于T2DM组（P<0.05）。按CVAI四分位数分组后，Q1~Q4组LVDD患病率依次为64.2%、71.2%、79.4%和85.2%，呈上升趋势（χ²_趋势=34.715，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WC、BMI、VFA及CVAI与左心房内径（LAD）、室间隔厚度（IVST）、左心室后壁厚度（LVPWT）、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Dd）呈正相关，与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呈负相关（P<0.05）。校正混杂因素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CVAI Q4组发生LVDD的风险是Q1组的2.361倍（95%CI=1.349~4.133，P=0.003）。ROC曲线分析显示，CVAI诊断LVDD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621，高于VFA（0.557）、BMI（0.589）及WC（0.599）；联合预测模型的AUC为0.727（95%CI=0.692~0.763，P<0.001），灵敏度为0.726，特异度为0.638。亚组分析显示，在性别分层中，男性和女性人群中CVAI Q4水平是LVDD发生的危险因素（OR=1.948、8.617，P<0.05）；年龄分层中，<60岁人群中CVAI Q3、Q4水平是LVDD发生的危险因素（OR=2.387、4.371，P<0.05）；BMI分层中，BMI正常人群中CVAI Q3水平是LVDD发生的危险因素（OR=3.997，P<0.05）。

CVAI是T2DM患者合并LVDD的独立危险因素，其评估效能优于传统肥胖指标，在女性和<60岁人群中具有更好的风险识别能力。

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以下统称为"三高"）在人群中患病率较高，且常以共病形式存在于同一个体中，体重调整腰围指数（WWI）是一种新型肥胖评价指标，其与"三高"共病的关联研究缺乏。

探讨社区成年人WWI与"三高"共病的关联性，并分析其预测作用。

依托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于2023年10—12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深圳市宝安区18岁及以上常住居民开展调查。通过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生化检测收集数据，并计算WWI，记录"三高"共病情况。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社区人群WWI与"三高"共病的关联，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探讨WWI与"三高"共病间的剂量反应关系。按性别、年龄和BMI进行分层分析，并探索交互作用。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WWI、BMI和腰围（WC）对"三高"共病的预测能力，并采用Delong检验比较ROC曲线下面积（AUC）的差异。

本次监测共调查1 882人，排除身高、体重、WC等关键指标缺失者后，最终纳入1 846名调查对象，社区成年人"三高"共病患病率为17.06%（315/1 846）。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协变量后，WWI每增加1个单位，"三高"共病风险增加174%（OR=2.74，95%CI=2.08~3.59，P<0.05）；与WWI Q1组（WWI<9.69 cm/）相比，WWI Q2组（9.69 cm/≤WWI<10.19 cm/）、Q3组（10.19 cm/≤WWI<10.66 cm/）、Q4组（WWI≥10.66 cm/）患"三高"共病风险依次升高，OR值分别为2.62（95%CI=1.26~5.42，P<0.05）、4.68（95%CI=2.31~9.48，P<0.05）、8.09（95%CI=3.95~16.56，P<0.05）。RCS分析表明，WWI与"三高"共病风险呈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overall<0.001，P_nonlinear=0.079）。亚组分析显示，除BMI<24.00 kg/m²分层外，男性、女性、<45岁、≥45岁、BMI≥24.00 kg/m²分层的WWI Q4组人群患"三高"共病风险均升高（P<0.05）；交互作用显示，WWI与年龄存在交互作用，<45岁人群WWI与"三高"共病的关联性高于≥45岁人群（P=0.003）。ROC曲线结果显示，男性人群中，WWI、BMI、WC预测"三高"共病风险的AUC（95%CI）分别为0.742（95%CI=0.705~0.778）、0.705（95%CI=0.667~0.742）、0.738（95%CI=0.702~0.774）；女性人群中，WWI、BMI、WC预测"三高"共病风险的AUC（95%CI）分别为0.806（95%CI=0.768~0.844）、0.717（95%CI=0.669~0.765）、0.804（95%CI=0.766~0.842）；在女性人群中，WWI的预测能力优于BMI（Z=-3.134，P=0.002）。

WWI与社区成年人"三高"共病呈显著正相关，且呈线性剂量反应关系，对"三高"共病具有较好预测能力。作为一种新型肥胖评估指标，WWI为"三高"共病的早期预防和干预提供了新思路。

射血分数保留型心力衰竭（HFpEF）是一种普遍且高度致命的全球性疾病，在心力衰竭患者中所占比例接近50%，需要创新方法来保护心脏功能并防止HFpEF进展。心脏巨噬细胞（CMs）已成为HFpEF病理生理学的关键调节因子。CMs是一个异质性群体，由具有不同谱系起源和基因表达谱的亚群组成。HFpEF进展的几个关键方面已被证明受CMs调节，包括外周免疫细胞的募集、心肌炎症以及心脏电传导。此外，CMs在调节心脏纤维化、心外膜脂肪组织功能障碍以及心室舒张功能障碍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CMs在HFpEF病理生理学中的多方面作用，靶向调控CMs代表了一种很有前途的治疗策略。因此，本文将从心脏炎症和纤维化、心室舒张功能障碍、心外膜脂肪组织、心脏电传导以及临床干预几个方面对CMs与HFpEF病理生理机制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前癌症治疗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许多癌症患者以一种慢性病的模式长期生存。研究显示，众多癌症幸存者死于非肿瘤因素，而心血管疾病则是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癌症治疗潜在的心血管疾病常被忽视，进而导致早期干预与保护不足。估算的脉搏波传导速度（ePWV）可以反映动脉僵硬度的程度，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指标，其简单的计算方法为癌症患者的心血管风险分层提供了可行性。

通过队列研究分析ePWV与癌症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关系。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1999—2018年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NHANES）数据库中的4 632例癌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基线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种族、BMI、胸围、基础心率（BHR）、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收缩压（SBP）、舒张压（DBP）、糖尿病疾病史、心血管疾病史、吸烟状态、饮酒状态，随访至2023年7月，记录患者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根据动脉僵硬度协作组推导公式计算ePWV值，并根据ePWV将患者分为Q1~Q4组；比较4组患者基线水平，绘制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相关Kaplan-Meier生存曲线；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影响因素；绘制ePWV预测癌症患者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

共纳入4 632例患者，平均年龄（60.7±1.0）岁，女2 426例（52.37%），男2 206例（47.63%）。Q1~Q4组各1 158例。4组年龄、性别、种族、BMI、胸围、BHR、TC、HDL-C、SBP、DBP、糖尿病病史、心血管病史、吸烟状态、饮酒状态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11.8年，4 632例癌症患者中全因死亡者830例，全因死亡发生率为17.92%；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376例，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发生率为8.12%。4组患者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4组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相关生存曲线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587.11，P<0.001；χ²=322.97，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Q1组，Q2、Q3、Q4组患者发生全因死亡的危险增加（Q2：HR=1.30，95%CI=1.23~1.38，P=0.045；Q3：HR=1.46，95%CI=1.01~2.13，P=0.047；Q4：HR=1.24，95%CI=1.04~1.49，P=0.017）；Q3、Q4组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危险增加（Q3：HR=1.28，95%CI=1.05~1.56，P=0.013；Q4：HR=2.73，95%CI=1.67~4.48，P=0.026）。ROC曲线显示，Q1、Q2、Q3组和Q4组对应的AUC值分别为0.514、0.624、0.598、0.772。

在癌症患者中验证了ePWV升高与全因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呈正相关。ePWV或可成为预测癌症患者死亡风险的预测因子。

夜间高血压（NH）是心脑肾等多器官损伤的重要因素，为全因死亡的预测因子，其预测价值高于日间血压及诊室血压，因其在夜间睡眠中发生的隐蔽特点被归为隐匿性高血压的一种，早日筛查并给予个体化治疗能够降低心脑肾疾病的患病风险。

基于常规体检的实验室检查指标、个人健康资料探究NH患者的相关危险因素，建立NH的临床预测Nomogram模型。

纳入2021-01-01—2024-06-30于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完善24 h动态血压监测的406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临床基线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心脏超声结果，进行动态血压监测。将患者按7∶3比例随机划分为训练集（n=284）和验证集（n=122）。采用LASSO回归分析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NH风险预测模型并绘制列线图，绘制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验证预测模型的准确性。绘制校准曲线衡量模型的预测能力，反映预测风险与实际风险的一致性。

依据24 h动态血压监测结果将患者分为NH组（n=254）和非NH组（n=152）。以LASSO回归分析筛选出的4个预测变量[体质量、总胆固醇（TC）、高血压、脑卒中]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体质量增大（OR=1.029，95%CI=1.006~1.053）、TC升高（OR=1.496，95%CI=1.136~1.972）、高血压（OR=2.372，95%CI=1.214~4.632）、脑卒中（OR=7.850，95%CI=4.157~14.824）均为NH的危险因素（P<0.05）。绘制列线图，脑卒中（得分0或62）和高血压（得分0或26）对诊断率的影响显著高于体质量和TC（得分随变量值线性变化），模型满分240分，当得分超过176分时，NH的风险为95%。绘制ROC曲线对上述预测模型进行评价，训练集AUC为0.791（95%CI=0.739~0.843），灵敏度为0.698，特异度为0.786；验证集AUC为0.820（95%CI=0.742~0.899），灵敏度为0.817，特异度为0.725。Hosmer-Lemeshow校准曲线显示模型拟合度较好，决策曲线分析结果显示验证集在阈值概率范围为0.2~0.6表现出较高的净收益，具有最佳的临床实用性。

本研究建立了包含体质量、TC、高血压、脑卒中4项临床指标的NH风险预测模型，可用于预测筛查疑似患者的NH发生风险，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区分度和临床应用价值。

神经丝轻链蛋白（NfL）作为神经损伤及神经炎症的敏感标志物而备受关注，已有研究证明其与高血压及心血管不良事件相关，但目前其与夜间高血压患者左心室肥厚（LVH）的潜在关系尚未明确。

探讨NfL与夜间高血压患者LVH发生风险的相关性。

选取2022年12月—2024年12月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行24 h动态血压监测（ABPM）且病例资料完整的351例夜间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患者按NfL四分位数分为4组：Q1组（NfL≤62.82，88例）、Q2组（62.82<NfL≤92.00，88例）、Q3组（92.00<NfL≤136.40，87例）、Q4组（NfL>136.40，88例）。收集患者基线资料、24 h ABPM结果、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心脏彩超结果。根据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推荐公式计算左心室质量（LVM）及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NfL与心脏彩超参数的相关性。应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不同NfL分组与LVMI的关联。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NfL与夜间高血压患者LVH发生风险之间的关系。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NfL及自主神经功能相关指标对夜间高血压患者发生LVH风险的预测价值，并进行亚组分析。

4组年龄、室间隔舒张期厚度（IVSd）、左心室后壁厚度（LVPWd）、LVM、LVMI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秩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NfL水平与夜间高血压患者的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IDd）（r_s=0.135，P=0.011）、IVSd（r_s=0.128，P=0.016）、LVPWd（r_s=0.146，P=0.006）、LVM（r_s=0.162，P=0.002）及LVMI（r_s=0.277，P<0.001）呈正相关。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调整混杂因素后，与Q1水平的NfL相比，Q3（β=0.110，95%CI=0.003~0.217，P=0.044）和Q4（β=0.288，95%CI=0.180~0.395，P<0.001）水平的NfL均是LVMI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混杂因素后，NfL水平升高是夜间高血压患者发生LVH的危险因素（OR=1.012，95%CI=1.007~1.016，P<0.001）；与Q1水平的NfL相比，Q3（OR=3.328，95%CI=1.152~9.611，P=0.026）和Q4（OR=9.059，95%CI=3.278~25.036，P<0.001）水平的NfL均是夜间高血压患者发生LVH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NfL、去甲肾上腺素（NE）、乙酰胆碱（ACh）、NE/ACh预测夜间高血压患者发生LVH风险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44、0.618、0.577、0.603，灵敏度分别为75.0%、50.0%、48.5%、48.5%，特异度分别为63.3%、69.3%、51.5%、75.3%。亚组分析结果显示，NfL水平与夜间高血压患者LVH发生风险在年龄、男性、BMI、估算肾小球滤过率亚组中呈正相关（P<0.05）。

在夜间高血压患者中，NfL水平与LVH发生风险独立相关，且对该类患者中的LVH高危患者具有一定的临床预测价值。

原发性高血压伴左心室肥厚（EH-LVH）的早期风险评估对临床干预至关重要，但现有预测模型常忽视中医证候、脉图参数等中医临床信息。因此，整合上述特色指标构建EH-LVH风险预测模型，将为中西医结合的风险分层与临床决策提供新依据。

基于中医证候和脉图参数构建EH-LVH风险预测列线图模型。

选取2018年8月—2021年6月上海市中医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收治的201例原发性高血压住院患者，根据超声心动图结果将其分为原发性高血压伴左心室肥厚组（EH-LVH组）和原发性高血压无左心室肥厚组（EH-NLVH组）。收集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理化指标及中医问诊信息，通过SMART-Ⅰ型中医脉象分析仪检测脉图参数。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与EH-LVH发生风险存在独立关联的因素。应用R软件4.1.1rms程序包，分别以脉图参数、中医证候、脉图参数+中医证候+一般资料为变量，建立3个列线图模型（依次为模型A、B、C），以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区分度，校正曲线评估准确度，Hosmer-Lemeshow检验验证校准度，临床决策曲线（DCA曲线）评价临床实用性，并进行模型比较。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OR=1.511，95%CI=1.709~2.115）、阴虚阳亢证（OR=2.493，95%CI=1.272~4.885）、气滞血瘀证（OR=7.866，95%CI=2.201~28.110）、T（OR=1.906，95%CI=1.278~2.842）、H3/H1（OR=1.549，95%CI=1.021~2.351）、W1/T（OR=2.129，95%CI=1.369~3.310）是与EH-LVH风险独立相关的影响因素（P<0.01）。列线图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模型A的AUC为0.642（95%CI=0.571~0.713），模型B的AUC为0.717（95%CI=0.646~0.788），模型C的AUC为0.784（95%CI=0.719~0.849）。校准度结果显示，模型A：χ²=0.133（P>0.05），模型B：χ²=4.316（P>0.05），模型C：χ²=3.754（P>0.05），提示3个模型校准曲线的预测概率与实际概率一致性良好。DCA曲线分析显示，当预测EH-LVH发生的阈值处于0.05~0.80（估算值）时，模型C的适用性达到最优，表明该模型的临床实用价值更为显著。

本研究以中医证候及脉图参数为核心预测变量，成功构建EH-LVH风险预测列线图。该列线图的区分效能与预测精准度经验证表现良好，具备临床推广应用价值，可作为临床开展该疾病风险评估的参考依据。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与心血管疾病关系密切，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机制仍不明确。高血压作为COPD最常见的合并症，同时也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目前研究认为血压变异性也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血压变异性比单次血压值更能体现患者血压波动的情况，那么血压变异性是否为COPD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桥梁？

探讨COPD合并高血压患者肺功能与血压变异性的相关性。

采用连续抽样法，选取2020年9月—2023年9月于开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门诊就诊的341例COPD合并高血压患者，并在患者就诊当天收集肺功能指标、身高、体质量、年龄、性别、是否应用降压药物及生活习惯（是否吸烟、饮酒）等指标。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肺功能指标[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百分比（FVC%pred），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₁%pred），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比值（FEV₁/FVC）]与血压变异性[收缩压标准差（SDSBP），舒张压标准差（SDDBP）]的相关性。

（1）男性BMI、吸烟比例、饮酒比例高于女性，女性FVC%pred高于男性（P<0.05）。（2）FEV₁%pred与血压变异性（SDSBP、SDDBP）均呈负相关（r_s值分别为-0.149、-0.114，P<0.05）。（3）FEV₁%pred与SDSBP、SDDBP均呈负线性相关，B（95%CI）分别为-0.566（-1.078~-0.054）、-0.427（-0.761~-0.093）；FVC%pred和FEV₁/FVC与SDSBP、SDDBP均无相关性。

FEV₁%pred与SDSBP、SDDBP呈负相关。

高血压具有病因不明确、病程较长、无法完全根治等特点，其患病率居于代谢性疾病首位。为了减轻患者的疾病负担，高血压健康管理从2009年起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然而高血压患者的随访率远低于预期水平。数字疗法通过高质量的软件程序提供循证治疗干预措施，从而预防、管理或治疗高血压，对于增加医患之间的沟通频次，提高卫生资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国际数字疗法联盟产品库以及当前文献数据库中已发表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结果的高血压数字疗法产品，探讨我国未来高血压数字疗法产品的应用前景。研究提示我国应吸取国际高血压数字疗法产品在健康管理中的经验，利用社会环境提高医患双方对数字疗法理念的接受程度，从政策上建立符合产品特点的监管制度，提高企业的研发实力，推动数字疗法产品在高血压健康管理领域的发展。

心血管疾病（CVDs）已成为全球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随着生活方式变化和人口老龄化，CVDs的患病率持续上升，给公共卫生带来巨大的挑战。基层医疗在CVDs的预防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风险评估与风险沟通是核心环节。基层全科医生通过对患者的健康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凭借其"首诊、连续、可及"的服务特性，能够通过长期医患关系动态追踪患者风险，利用有效的风险评估工具（如China-PAR模型、Framingham风险评分等）实现个体化风险评估。这种基于基层的风险沟通机制，与美国心脏协会、欧洲心脏病学会等国际指南倡导的"以患者为中心"的预防策略相契合，通过风险可视化有助于健康行为改变，提高药物治疗的依从性。然而，基层风险沟通仍面临多重挑战。本文探讨了基层CVDs风险评估与沟通策略的现状、应用及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提升基层全科医生沟通能力及实施策略的建议，以期通过细化风险沟通策略提高CVDs的防控效果，最终提升基层患者的健康管理水平。

心血管代谢疾病与抑郁密切相关。基层心血管代谢疾病管理工作已初具规模，但对于患者抑郁等心理问题一方面缺乏关注，另一方面缺乏简单、准确、高效的筛查评估工具。

应用单导联可穿戴心电设备构建宁夏基层老年心血管代谢疾病患者抑郁发生风险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并验证。

选取2022年1月—2023年6月宁夏地区5个市的2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用单导联可穿戴心电设备采集并上传至云平台的3 121例65岁以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心血管代谢疾病患者的心电图资料及云平台收集的患者社会人口学、生活行为方式、心理健康等资料。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按3∶1比例分为训练集（2 341例）和验证集（780例）。通过运行RStudio 4.1.1软件，使用LASSO回归分析以及交叉验证筛选最佳预测因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预测老年心血管代谢疾病患者抑郁发生风险的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正曲线及决策曲线评估模型的效能。

LASSO回归筛选出10个变量：性别、BMI、城乡、运动、焦虑、冠心病、期前收缩、RR间期平均值标准差（SDANN）、正常相邻窦性RR间期差值均方根（rMSSD）、睡眠效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OR=1.747，95%CI=1.258~2.434）、BMI（OR=1.073，95%CI=1.024~1.125）、城乡（OR=1.684，95%CI=1.172~2.456）、运动（OR=0.610，95%CI=0.460~0.799）、焦虑（OR=3.041，95%CI=1.597~5.484）、冠心病（OR=2.743，95%CI=1.971~3.815），期前收缩（OR=4.745，95%CI=1.681~19.977）、SDANN（OR=4.745，95%CI=1.681~19.977）、rMSSD（OR=0.986，95%CI=0.972~0.999）、睡眠效率（OR=0.988，95%CI=0.982~0.995）是老年心血管代谢疾病患者抑郁发生风险的影响因素（P<0.05）。Logistic回归方程Logit（P）=4.322+0.558×性别+0.071×BMI+0.521×城乡-0.494×运动+1.112×焦虑+1.009×冠心病+1.557×期前收缩-0.011×SDANN-0.014×rMSSD-0.012×睡眠效率，基于此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预测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发生风险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48（95%CI=0.707~0.786，P<0.001）、0.751（95%CI=0.692~0.809，P<0.001），灵敏度分别为75.2%、76.7%，特异度分别为63.4%、60.6%。临床决策曲线显示，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当抑郁风险阈值概率分别在8%~35%、8%~37%时，预测老年心血管代谢疾病患者抑郁发生风险的净收益更高。

性别、BMI、城乡、运动、焦虑、冠心病、期前收缩、SDANN、rMSSD、睡眠效率均是老年心血管代谢疾病患者抑郁发生风险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基于单导联可穿戴心电设备构建基层老年心血管代谢疾病患者抑郁发生风险的列线图模型，有较好的预测效能及临床应用价值，不但有助于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患者进行抑郁筛查与个体化干预措施的制订，还可助力基层心血管疾病防控工作。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行开胸手术后疼痛的规范化管理十分重要，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针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行开胸手术后疼痛管理的最佳证据。

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行开胸手术后疼痛管理的最佳证据进行总结，为临床实践提供循证依据。

系统检索UpToDate临床顾问、BMJ最佳临床实践、国际指南协作网、美国国立指南库、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医脉通指南网、Cochrane Library、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INAHL、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及美国心脏病协会、美国心血管学会、欧洲心脏病协会、美国疼痛协会、加拿大安大略注册护士协会网站，获取关于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行开胸手术后疼痛管理的临床决策、指南、专家共识、证据总结、系统评价及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5-01-01，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后，依据主题对证据提取和汇总。

共纳入15篇文献，其中指南1篇，专家共识1篇，系统评价3篇，随机对照试验10篇，通过阅读、提取、归纳最终总结了疼痛管理原则、疼痛评估、药物止痛策略、非药物止痛策略4个方面的26条证据。

形成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行开胸手术后疼痛管理中关于疼痛管理原则、疼痛评估、药物止痛策略、非药物止痛策略的最佳证据，可为临床医务工作者提供证据支持，提高临床护理质量。

心血管代谢性共病（CMM）是目前较为常见且稳定的共病模式之一。相对脂肪量（RFM）作为新型体脂评估工具，其在单一心脏代谢性疾病中表现出预测风险的潜力，目前关于RFM与CMM患病风险之间的研究较少。

探讨不同性别人群RFM与CMM患病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评估RFM在CMM防治中的作用。

选取2017年3月—2021年7月居住在宿州等12个城市社区116 321名常住居民为研究对象。根据性别以及是否患CMM，将男性和女性患者分别分为CMM者和非CMM者，比较不同性别CMM者和非CMM者基线特征。以不同性别RFM四分位间距分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不同性别人群中RFM与CMM患病风险的关系。通过限制性立方样条（RCS）曲线探讨不同性别间RFM与CMM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采用亚组分析和交互作用检验，探讨不同亚组人群中RFM与CMM关联的差异。

本研究共纳入116 321名受试者，男性46 637例（40.1%），其中CMM者11 969例（25.7 %），非CMM者34 668例（74.3%）；女性69 684例（59.9%），其中CMM者16 668例（23.9%），非CMM者53 016例（76.1%）。男性和女性中，CMM者的RFM水平均高于非CMM者（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了年龄、学历、吸烟、饮酒、BMI、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残余胆固醇、血糖、收缩压及舒张压等混杂因素后，男性T2~T4组CMM患病风险分别为T1组的1.530、2.086、2.945倍（P<0.001），女性F2~F4组CMM患病分别为F1组的1.205、1.532、1.760倍（P<0.001）；且男性RFM每升高1个单位，CMM患病风险增加1.109倍（OR=1.109，95%CI=1.101~1.116，P<0.001），女性RFM每升高1个单位，CMM患病风险增加1.054倍（OR=1.054，95%CI=1.049~1.060，P<0.001）。RCS曲线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中RFM与CMM患病风险均呈非线性关系（男性：OR=1的拐点为25.26，P_非线性<0.001；女性：OR=1的拐点为38.41，P_非线性=0.00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RFM与CMM发病风险在男性（OR=1.108，95%CI=1.101~1.115）、年龄≥45岁（OR=1.011，95%CI=1.008~1.013）、高中以下学历（OR=1.013，95%CI=1.011~1.015）、现在吸烟（OR=1.062，95%CI=1.054~1.069）、现在饮酒（OR=1.021，95%CI=1.015~1.028）及BMI<24 kg/m²（OR=1.010，95%CI=1.007~1.014）人群中具有更强的关联作用；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RFM与CMM发病风险的关联受性别、年龄、学历、吸烟、饮酒、BMI之间的交互作用影响（P_交互<0.05）。

较高的RFM可能与CMM患病风险密切相关，且这种关联在男性、年龄≥45岁、高中以下学历、吸烟、饮酒及BMI<24 kg/m²人群中更为显著。

肥胖与扩张型心肌病（DCM）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但不同体重状态DCM患者的临床特征差异及体重管理的预后价值尚未明确。

探讨不同体重状态DCM患者的基线临床特征，并分析体重管理对其预后的影响。

本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前瞻性收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2022年1月—2024年6月收治的肥胖合并DCM患者322例，依据BMI将患者分为正常组（BMI<24 kg/m²）、超重组（24 kg/m²≤BMI<28 kg/m²）及肥胖组（BMI≥28 kg/m²），收集患者的基本临床资料，出院后通过门诊或电话进行12个月的随访，记录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发生情况。依据12个月体重管理幅度将患者分为体重变化幅度<5%组、5%≤体重变化幅度<10%组、体重变化幅度≥10%组，绘制3组患者MACE及生存时间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采用单因素、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及亚组分析评估体重管理对DCM患者MACE发生风险的影响。

根据基线BMI分为正常组（84例）、超重组（132例）和肥胖组（106例），3组患者年龄、收缩压、舒张压、左心室收缩末内径（LVSd），高血压、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吸烟史比例，以及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sGC）激动剂、奥利司他、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使用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体重管理12个月体重变化幅度分为体重变化幅度<5%组（115例）、5%≤体重变化幅度<10%组（157例）和体重变化幅度≥10%组（50例），不同体重变化幅度的3组DCM患者入院体重、随访B型钠尿肽（BNP）、随访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随访心功能、随访期间MACE及GLP-1受体激动剂使用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12个月的体重变化幅度与随访BNP（r_s=-0.158，P=0.004）、LVEF（r_s=0.229，P<0.001）呈线性关系。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不同体重变化幅度的3组DCM患者MACE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6.83，P<0.001）。单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随访BNP、LVEF、随访心功能、体重变化幅度及使用GLP-1受体激动剂、醛固酮受体拮抗剂（MRA）、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是DCM患者发生MACE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在调整性别、糖尿病、吸烟史、饮酒史、药物使用后，以MACE为因变量，体重变化幅度为自变量，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调整协变量分析结果显示，体重变化幅度与DCM患者发生MACE独立相关（P<0.0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体重变化幅度的增加与MACE风险降低相关（HR_总体=0.89，95%CI=0.81~0.98，P=0.018）。交互作用显示，在不同性别、年龄、是否合并糖尿病，以及是否使用SGLT2i、MRA或GLP-1受体激动剂的患者群体中，体重变化幅度的增加与DCM患者MACE发生风险关系一致（P_交互>0.05），均呈现保护效应；体重变化幅度与DCM患者MACE发生风险的关系在是否使用β受体阻滞剂的患者中存在显著差异（P_交互=0.004）。

BMI≥24 kg/m²的DCM患者临床特征更年轻，且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代谢紊乱的比例更高。实施为期12个月的体重管理后，体重减轻幅度≥10%的患者心功能改善最为显著，表现为随访BNP显著下降、随访LVEF明显提升，且MACE发生率最低。因此，建议将以体重减轻≥10%为目标的结构化体重管理纳入超重/肥胖DCM患者的综合治疗，以改善其心功能与临床预后。

心血管疾病（CVD）严重威胁居民的生命健康，其防治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科学合理的医疗决策。随着共享决策（SDM）模式的发展，患者决策辅助工具（PDAs）逐渐成为促进医患沟通、提升患者参与度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心血管领域PDAs的开发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统一规范。患者决策辅助工具国际标准（IPDAS 4.0）为PDAs的内容设计与效果评价提供了循证框架。本研究基于IPDAS 4.0标准对心血管领域PDAs进行系统评价，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评价PDAs在CVD患者SDM中的应用效果。

系统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关于PDAs在CVD患者中应用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3-10-31。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对纳入文献进行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试验组接受PDAs干预，形式不限；对照组为常规治疗或护理。采用IPDAS 4.0对PDAs的开发质量进行评价，并用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16篇文献，包括4 861例患者。IPDAS 4.0评价结果显示，得分排名前三的主题是利益冲突声明、健康问题及选项信息、患者价值观相关信息，排名后三的主题是检测类、平易语言、评估。Meta分析显示，试验组较对照组能够提高患者的知识水平（SMD=0.88，95%CI=0.52~1.24，P<0.001），减少患者的决策冲突（SMD=-0.21，95%CI=-0.40~-0.03，P<0.001），具体表现在知情（SMD=-0.36，95%CI=-0.48~-0.25，P<0.001）、价值澄清（SMD=-0.24，95%CI=-0.35~-0.13，P<0.001）、支持（SMD=-0.19，95%CI=-0.31~-0.08，P<0.001）和有效决策（SMD=-0.20，95%CI=-0.31~-0.08，P<0.001）方面。

PDAs干预在降低决策冲突、提高决策满意度、知识水平方面有效，但对减少患者决策后悔的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未来需要结合我国医疗现状，基于IPDAS 4.0开发适用于CVD领域的高质量PDAs，推动SDM理念在临床实践中的落实。

中国人内脏脂肪指数（CVAI）是一种新型肥胖指标，已被证实与高血压前期及高血压密切相关，但目前缺乏CVAI与中青年夜间高血压（NH）相关性的研究。

探讨CVAI与中青年NH的相关性。

纳入2023年2—9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高血压科的中青年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981例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生化指标、24 h动态血压监测结果并计算CVAI。根据是否合并NH分为非NH（NNH）组95例和NH组886例。比较组间一般资料、生化指标、24 h动态血压、CVAI等指标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索CVAI与NH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中青年NH的影响因素。

NH组的CVAI、全天平均收缩压及舒张压、日间平均收缩压及舒张压、夜间平均收缩压及舒张压、最高收缩压及舒张压高于NNH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CVAI与全天平均收缩压及舒张压、日间平均收缩压及舒张压、夜间平均收缩压及舒张压、最高收缩压及收缩压均呈正相关（r=0.202、0.183、0.200、0.171、0.168、0.174、0.132、0.157，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校正性别、年龄等混杂因素后，高CVAI是中青年NH的独立危险因素（OR=1.009，95%CI=1.002~1.016，P=0.014）；根据CVAI四分位数分为Q1组（<103.524 3，n=245）、Q2组（103.524 3~129.7140，n=246）、Q3组（129.714 0~156.270 4，n=245）和Q4组（>156.270 4，n=245），Q2组、Q3组和Q4组夜间高血压患病风险分别是Q1组的1.779倍（OR=1.779，95%CI=1.002~3.157）、2.023倍（OR=2.023，95%CI=1.061~3.858）和3.053倍（OR=3.053，95%CI=1.383~6.737）。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超重/肥胖（BMI≥24 kg/m²）人群中，CVAI与NH的关联更为显著（P=0.021）。

CVAI与中青年NH发生风险相关，且在超重/肥胖（BMI≥24 kg/m²）人群中关联性更为显著，是该人群发生NH的危险因素。

肥厚型心肌病（HCM）为遗传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左心室流出道梗阻和心肌非对称性肥厚，易引起心源性猝死和恶性心律失常，目前临床药物治疗虽然可以不同程度地缓解症状，但并非特异性治疗方法。随着新型靶向药物心肌肌球蛋白抑制剂治疗HCM的临床研究增加，目前暂缺乏该药物疗效的系统评价。

评价心肌肌球蛋白抑制剂治疗HCM的疗效和安全性。

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从建库至2023-11-09有关心肌肌球蛋白抑制剂（包括Mavacamten和Aficamten）治疗HCM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RCT）。使用RevMan 5.4.1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共纳入6篇RCT[5篇Mavacamten相关（4篇原始研究、1篇亚研究），1篇Aficamten相关]，共544例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安慰剂，心肌肌球蛋白抑制剂组主要终点事件显示：静息状态下左心室流出道（LVOT）峰值梯度压差（SMD=-1.24，95%CI=-1.44~-1.04，P<0.000 01）、Valsalva动作下LVOT峰值梯度压差（SMD=-1.37，95%CI=-1.57~-1.17，P<0.000 01）较基线降低，同时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NYHA）心功能分级改善≥1级（RR=2.22，95%CI=1.77~2.78，P<0.000 01）；次要终点心肌标志物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SMD=-1.28，95%CI=-2.25~-0.30，P=0.01）、心肌肌钙蛋白（SMD=-0.68，95%CI=-1.32~-0.04，P=0.04）均降低，堪萨斯城调查表临床评分（SMD=0.42，95%CI=0.07~0.78，P=0.02）改善，达到复合终点事件人数比例上升（RR=1.92，95%CI=1.28~2.88，P=0.002），进一步行室间隔减容治疗（SRT）或符合SRT的指南人数减少（RR=0.29，95%CI=0.22~0.39，P<0.000 01）；超声心动图参数：心肌肌球蛋白抑制剂能改善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SMD=-0.82，95%CI=-1.45~-0.18，P=0.01），使左心房容积指数下降（LAVI）（SMD=-0.58，95%CI=-0.90~0.27，P=0.000 3），同时会降低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SMD=-0.46，95%CI=-0.65~-0.27，P<0.000 01）。在安全性指标方面，心肌肌球蛋白抑制剂组至少1例不良事件的发生率高于安慰剂组（RR=1.12，95%CI=1.02~1.22，P=0.02），其余指标严重不良事件（RR=1.14，95%CI=0.62~2.07，P=0.67）、心房颤动（RR=1.27，95%CI=0.45~3.58，P=0.65）、恶心（RR=1.77，95%CI=0.52~6.04，P=0.36）、头晕（RR=1.88，95%CI=0.75~4.71，P=0.18）、疲乏（RR=1.35，95%CI=0.51~3.63，P=0.55）等安全性结局与安慰剂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心肌肌球蛋白抑制剂可以改善HCM患者的LVOT峰值梯度压差、提高NYHA心功能分级、降低心肌标志物、改变患者心脏结构、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且安全性相对较高，对于HCM患者提供临床益处，但可能会降低LVEF。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全科住培）分层递进式的培养目标要求全科住培第3年的住院医师（R3）具备独立接诊能力，带教老师就重点问题、疑难问题进行指导，从而提升其临床思维与全科诊疗能力。然而目前基层门诊教学内容、方法较单一，难以满足对危急重症如不典型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的系统识别与处理能力的培养需求。

探索在全科住培基层门诊教学中，采用PQRST疼痛评估法联合心血管风险评估，提升R3对不典型ACS的识别、诊断与处理能力，优化门诊教学质量。

采用案例导向学习（CBL）法，以1名"饮酒后剑突下不适2小时"就诊患者为例，由R3独立接诊并书写病历，带教老师观察后补充并指出存在的问题，运用PQRST疼痛评估法系统采集症状信息，结合心血管风险评估工具进行风险分层，辅助心电图及心肌损伤标志物检查，明确ACS诊断，并实施院前急救与转诊。教学过程中采用思维导图记录与反馈，强化R3的临床推理与总结能力。

通过PQRST疼痛评估法明确患者症状符合不典型胸痛特征，心血管风险评估属于"很高危"层次，心电图及心肌损伤标志物结果确诊为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R3在带教老师指导下完成快速评估、院前处理及有序转诊。教学后R3对不典型ACS的识别能力、临床逻辑思维及急救转诊流程掌握程度显著提升。

PQRST疼痛评估法联合心血管风险评估有助于提高R3对不典型ACS的早期识别与处理能力，结合思维导图进行反馈与总结，可有效构建系统鉴别诊断框架，适用于基层门诊教学中危急重症的案例教学，具有推广价值。

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与2型糖尿病（T2DM）存在密切关联。MASLD及其引起的肝纤维化一方面通过诱导胰岛素抵抗和直接影响肝糖原合成促进T2DM的发生、进展；另一方面，通过胰岛素抵抗引起的血管内皮因子异常、血脂异常及诱导高凝状态显著增加了T2DM患者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和死亡率。在药物治疗方面，一些多靶点的新型降糖药物不仅能够有效减少肝内脂质沉积，改善肝脏血清学指标，而且对于延缓肝纤维化进展也具有潜在价值。本文综述了MASLD及肝纤维化与T2DM及心血管并发症发生的相关性、机制和药物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以期为T2DM合并MASLD患者的临床诊疗提供新的思路。

美国心脏协会（AHA）于2023年首次定义了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CKM），阐明了代谢危险因素、慢性肾脏病（CKD）和心血管疾病（CVD）之间复杂的联系，并强调在CKM 0~3期进行早期干预，可降低终末期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三酰甘油-葡萄糖指数（TYG）作为新型脂质代谢标志物，在一般人群中已证实与CVD相关，但其在CKM 0~3期人群中与CVD的相关性仍有待循证医学的证据支持。

本研究旨在探索CKM 0~3期人群中TYG水平与CVD风险的关联。

以2015年为基线，纳入齐鲁全生命周期电子健康研究型数据库（Cheeloo LEAD）中调查期间（2015-01-01—2017-12-31）46 754例符合CKM 0~3期标准的研究对象，依据基线TYG四分位数将研究对象分为Q1（6.79≤TYG<8.19，n=11 979）、Q2（8.19≤TYG<8.55，n=11 493）、Q3（8.55≤TYG<8.93，n=11 647）、Q4组（8.93≤TYG≤11.7，n=11 635）。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系统分析CKM 0~3期人群中TYG与CVD风险的关联。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分析不同TYG组的生存率差异。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在CKM 0~3期总人群中绘制剂量-反应曲线。并通过性别（男性和女性）和CKM分期（<2期和≥2期）进行亚组分析验证关联稳健性。构建分层调整多因素Cox模型，将平均TYG和累积TYG作为连续性变量分别纳入模型，探讨TYG对CVD发生的影响。

共纳入46 754名研究对象，男19 884名（42.5%），女26 870名（57.5%），中位年龄69（65，73）岁，平均基线TYG为（8.59±0.60），32 837名（70.2%）研究对象处于CKM 2期。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显示，TYG作为连续变量时水平每升高1个单位，CVD发病风险增加19.4%（HR=1.194，95%CI=1.162~1.226，P<0.001）。分组分析显示，Q4组新发CVD风险较Q1组增加28.0%（HR=1.280，95%CI=1.222~1.341），趋势检验显示剂量-反应关系显著（P<0.05）。Q1、Q2、Q3、Q4组CVD累积发病率呈梯度升高趋势（33.7%、35.2%、42.0%、43.7%）。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Q1~Q4组的CVD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28.853，P<0.05）。RCS曲线显示CKM 0~3期的总人群中，TYG与CVD发病风险呈线性正相关（P<0.001，P_非线性=0.282）；按CKM分期分层后，在CKM 0~1期（P<0.001，P_非线性=0.616）和2~3期（P<0.001，P_非线性=0.180）的人群中，TYG与CVD发病风险呈线性正相关。

在CKM 0~3期人群中，TYG对CVD具有风险预警作用，为建立基于代谢-心肾干预的精准预防策略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