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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和糖尿病是影响人群健康的两种主要慢性病，患者需要接受长期的慢性病随访来控制病情。而目前对医防融合下慢性病不同随访形式、随访内容对患者病情控制和健康行为形成的影响了解不足。
探讨医防融合背景下慢性病随访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健康行为及血压/血糖控制的影响。
选取河南宜阳县、湖北咸丰县和山西阳曲县作为研究现场，采集2017-01-01—2022-06-30的基本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数据；并于2022年7月开展患者调查，收集患者接受基本公共卫生随访的情况和健康行为、病情控制情况。最终从基本公共卫生信息系统获得102 769名高血压患者数据、26 586名糖尿病患者数据，通过问卷调查获得1 172名高血压患者数据、456名糖尿病患者数据。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随访次数达标情况、随访形式、随访内容对患者健康行为和病情控制的影响。
2021年高血压患者随访达标（随访次数≥4次/年）率为90.83%（67 709/74 545），糖尿病患者随访达标率为83.35%（13 390/16 065）。随访形式包括入户随访〔25.74%（408/1 585）〕、机构就诊时随访〔58.80%（932/1 585）〕、电话或网络随访〔15.46%（245/1 585）〕，随访内容包括血压/血糖测量〔91.15%（1 484/1 628）〕、生活方式指导〔74.14%（1 207/1 628）〕、询问疾病情况〔70.02%（1 140/1 628）〕、了解用药情况〔69.29%（1 128/1 62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随访次数达标的患者血压控制率（OR=1.09，P<0.05）和血糖控制率（OR=1.31，P<0.05）更高，吸烟饮酒率更低（OR=0.83，P<0.05），有定期锻炼习惯的比例更高（OR=1.30，P<0.05）；随访形式为机构就诊时随访的患者戒烟戒酒率（OR=2.38，P<0.05）、有定期锻炼习惯的比例（OR=1.62，P<0.05）高于网络或电话随访患者，入户随访的患者戒烟戒酒率（OR=2.33，P<0.05）、有定期锻炼习惯的比例（OR=2.54，P<0.05）高于网络或电话随访患者；主要随访内容为接受生活方式指导、询问疾病情况、了解用药情况的患者血压控制率更高（OR值分别为1.61、1.34、1.62，P均<0.05），戒烟戒酒比例更高（OR值分别为3.59、3.54、2.91，P均<0.05），有定期锻炼习惯的比例更高（OR值分别为3.16、2.15、2.45，P均<0.05）。
每年接受至少4次慢性病随访，以就诊时随访、入户随访为随访形式，为患者提供血压/血糖测量、生活方式指导、询问疾病状况和了解用药情况等随访服务，与患者血压/血糖控制水平、戒烟戒酒和定期锻炼生活习惯形成有正相关关系。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老年人保持健康成为其成功老龄化的关键。慢性病共病是威胁老年人健康的重要因素，其与老年人健康促进行为之间的关系鲜有学者探讨。
了解宁夏回族自治区老年人的慢性病共病模式及健康促进行为水平分布情况，分析老年人健康促进行为与其慢性病共病发生情况之间的关联，为老年人健康管理工作的开展和干预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
2021年1—7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选取≥65岁人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设问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MMSE）、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HPLP-C）〕对其进行调查，应用Apriori算法通过关联规则分析宁夏回族自治区老年人的慢性病共病模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健康促进行为与老年人慢性病共病发生情况之间的关联。
共纳入2 010名≥65岁老年人，慢性病共病发生率为31.00%（623/2 010）；最常见的二元慢性病共病模式为冠心病+高血压〔25.36%（158/623）〕，最常见的三元慢性病共病模式为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4.49%（28/623）〕。关联规则显示16种慢性病共病模式，其中15种与高血压有关，10种与冠心病有关，7种与哮喘有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健康促进行为水平差的老年人相比，健康促进行为水平为一般〔OR（95%CI）=0.364（0.185，0.714）〕、良好〔OR（95%CI）=0.488（0.251，0.948）〕、优秀〔OR（95%CI）=0.426（0.213，0.853）〕的老年人发生慢性病共病的风险更低（P<0.05）。老年人HPLP-C体力活动〔OR（95%CI）=0.960（0.925，0.997）〕、压力管理〔OR（95%CI）=0.963（0.938，0.989）〕维度得分与其慢性病共病发生情况之间呈负向关联（P<0.05）；老年人HPLP-C健康责任维度得分与其慢性病共病发生情况之间呈正向关联〔OR（95%CI）=1.038（1.013，1.063），P<0.05〕。
宁夏回族自治区老年人的慢性病共病模式复杂，且慢性病共病发生情况与其健康促进行为之间存在关联，可通过鼓励老年人践行促进健康行为、改善生活方式等举措，助力其降低慢性病共病发生风险。
中医治未病是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的特色，但就医患者的整体健康状态仍有待阐明和评价。
评价中医治未病门诊就诊患者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HRQoL）及影响因素。
于2022年5—6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从广州市4个行政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花都区）各随机抽取一家区属中医院作为调研场所，采用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Q-5D-5L）对在基层中医治未病门诊就诊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根据中国健康效用值积分体系计算健康效用值，采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对EQ-5D-5L健康效用值和视觉模拟标尺（EQ-VAS）评分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本次调查共完成66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63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45%。630例就诊患者中29.4%（185/630）因日常养生保健就诊；38.4%（242/630）因初感不适、疾病初起就诊；34.6%（218/630）因已经患病、防止病情进一步变化就诊；10.6%（67/630）因病后康复理疗就诊。最近一次接受中医治未病服务患者的前3位中医病种是不寐、胃脘痛、痹病。中医治未病门诊就诊患者EQ-5D-5L健康效用值为0.942（0.893，1.000），EQ-VAS评分为80（70，90）分。按困难频率对各个维度排序依次为疼痛/不舒服（50.2%）、焦虑/沮丧（46.9%）、日常活动（14.4%）、行动能力（9.9%）和自我照顾（6.0%）。影响EQ-5D-5L健康效用值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列从大到小依次是最近一次接受中医治未病服务的主要病因（0.366）、年龄（0.281）、中医病种共病情况（0.145）、职业（0.111）和学历（0.098）。影响EQ-VAS评分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列从大到小依次是婚姻状况（0.378）、对中医治未病了解程度（0.353）、年龄（0.176）、月收入（0.092）。
广州市基层中医治未病门诊就诊患者的HRQoL处于中等水平，患有肺癌、中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骨质疏松症、乳腺癌等中医病种、60岁以上、患有2种及以上中医病种、从事体力劳动、学历较低的中医治未病就诊患者健康效用值较低，不在婚状态、对中医治未病非常不了解、年龄超过60岁、较高月收入者自评健康状态较差。应将HRQoL作为一个重要的结局评价指标加以合理运用，关注中医治未病就诊患者中HRQoL较差的群体，加强中医治未病理念和内涵的宣传推广。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老年健康体检服务对老年健康异常状况检出的贡献及老年人对体检结果的获悉情况相关研究报道较少。
了解≥65岁老年人健康体检中发现的血压异常、血糖异常、超重肥胖、贫血、脂肪肝、胆结石或胆囊炎几种常见病的异常检出情况。
2019年11—12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从我国东、中、西部的3省5市20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选择前来就诊的≥65岁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排除本年度体检结果不详者），根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象人群划分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一般老年人（不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高血压老年人、糖尿病老年人3类，对所有调查对象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一般人口学特征、老年人健康体检异常检出情况）。
3 018例老年人中，2 033例（67.36%）自报健康体检异常。不同居住地类型、人群类型、所在地区、户口类型老年人自报健康体检异常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 018例老年人中，1 174例（38.90%）自报检出血压异常，747例（24.75%）自报检出血糖异常，719例（23.82%）自报检出血脂异常，445例（14.74%）自报检出脂肪肝，393例（13.02%）自报检出超重肥胖，238例（7.89%）自报检出胆结石或胆囊炎，60例（1.99%）自报检出贫血。49.13%的已被诊断为高血压的老年人在年度体检中的血压值异常，高血压老年人的血压控制率为50.87%；糖尿病老年人在体检中血糖异常率为60.48%，糖尿病老年人的血糖控制率为39.5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老年人血压异常检出率是一般老年人的2.57倍〔95%CI（2.01，3.29）〕，高血压、糖尿病老年人血脂异常检出率分别是一般老年人的1.64倍〔95%CI（1.29，2.08）〕、1.42倍〔95%CI（1.10，1.84）〕，高血压、糖尿病老年人超重肥胖检出率分别是一般老年人的2.79倍〔95%CI（1.94，4.00）〕、2.64倍〔95%CI（1.80，3.87）〕，高血压老年人脂肪肝检出率分别是一般老年人的2.10倍〔95%CI（1.55，2.85）〕，而高血压、糖尿病老年人贫血检出率则是一般老年人的0.25倍〔95%CI（0.13，0.47）〕、0.47倍〔95%CI（0.25，0.86）〕；农村老年人的血脂异常、胆结石或胆囊炎检出率分别是城市老年人的0.76倍〔95%CI（0.64，0.90）〕、1.32倍〔95%CI（1.01，1.73）〕（P<0.05）。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老年人体检项目对老年人早发现、早知晓健康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道世界性难题。2009年，我国启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为近14亿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一浓缩了各方利益博弈交锋的十年医改，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其改革成效的探讨和实证已然成为学界热议之题。
梳理并分析新医改进程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居民健康状况与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的数据变迁及其背后所映射的发展成效。
选取200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居民家庭健康询问调查"的基线数据，以及后续2015年及2019年的随访数据。选取自评不健康率、慢性病患病率作为衡量居民健康状况的指标，选取两周就诊率、住院率作为衡量居民卫生服务利用的指标。利用集中指数及其分解法探索新医改十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及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
新医改十年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居民的自评不健康率总体下降，慢性病患病率逐年上升，2009、2015、2019年的自评不健康率分别为20.37%（4 107/20 160）、17.75%（3 216/18 114）、19.51%（3 527/18 074），慢性病患病率分别为13.01%（2 623/20 160）、19.45%（3 523/18 114）、26.28%（4 750/18 074）；卫生服务利用的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2009、2015、2019年的两周就诊率分别为6.43%（1 296/20 160）、5.66%（1 026/18 114）、8.06%（1 457/18 074），住院率分别为8.89%（1 792/20 160）、10.66%（1 931/18 114）、13.23%（2 392/18 074）。健康公平性及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得到一定改善：2009、2015、201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居民自评不健康率的集中指数分别为-0.024 1、-0.095 2、-0.098 0，慢性病患病率的集中指数分别为-0.001 3、-0.081 5、-0.081 0，两周就诊率的集中指数分别为0.068 8、-0.011 3、-0.051 2，住院率的集中指数分别为0.039 0、-0.029 4、-0.061 2。公平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则从较为单一的经济收入为主导的现象逐步演变为由年龄、经济收入、患慢性病情况、文化程度等多因素多方面互相影响的局面。
新医改十年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得到提升，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逐步得到改善，但应进一步关注由于老龄化、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而产生的医疗改革新问题和不公平现象。
我国慢性病患者逐年增加，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是评价慢性病预防和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选择合适的慢性病患者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测量工具有重要意义。
评估中医生命质量评价量表（CQ-11D）、六维健康调查简表第一版（SF-6Dv1）和三水平五维健康量表（EQ-5D-3L）测量慢性病患者健康效用值的效度、一致性和相关性，探索较适用于慢性病患者的量表。
根据中国人口的性别及年龄比例进行配额抽样，2021年2—4月，在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及华南7个地理区域展开调查，每个分区选取2~6个具有代表性的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共28个），采用"面对面"调查的方式收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与患慢性病情况，并依次收集CQ-11D、SF-6Dv1和EQ-5D-3L的自报结果，从中筛选慢性病患者，对3个量表的效用值测量结果进行分析，采用Bland-Altman图和组内相关系数（ICC）分析3个量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并使用Kruskal-Wallis H检验对性别和年龄进行单因素分析。
研究共纳入692例慢性病患者，CQ-11D、SF-6Dv1和EQ-5D-3L测量总体慢性病患者的效用均值分别为（0.855±0.168）、（0.793±0.132）和（0.876±0.136）。患病人数前三的慢性病分别为高血压（n=275）、关节炎（n=128）和高脂血症（n=124）。直方图显示EQ-5D-3L具有明显的天花板效应，CQ-11D分布范围更广泛；Bland-Altman图显示3个量表间的一致性相对较好，95%一致性区间（LOA）内的点均在95%左右；CQ-11D与视觉模拟评分（VAS）的相关性最高（P<0.001），3个量表间的ICC范围为0.528~0.625，显示出中等水平的相关性（P<0.001），其中Bland-Altman图和ICC分析结果均显示SF-6Dv1与EQ-5D-3L的一致性最好。对3种不同慢性病的亚组分析结果与上述总样本结果相似。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高脂血症患者中，男性患者3个量表的效用值均高于女性（P<0.05）。高脂血症患者中，3种量表测量效用值最小值均在≥60岁人群。
在慢性病患者中，EQ-5D-3L的天花板效应较为明显。CQ-11D测量3种慢性病效用值范围分布较为广泛，并且未观察到天花板效应，同时与VAS的相关性最高，相对适合测量中国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
探讨影响卫生服务利用的因素对于优化卫生服务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健康相关生命质量（HRQoL）作为主观评价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居民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判断并影响其求医行为。目前，国内关于HRQoL对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利用影响的研究较少。
探索HRQoL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利用的关系，为政策/计划的制定、农村卫生服务的优化提供参考与依据。
于2019年7—8月，采用宁夏回族自治区4个样本县（海原、彭阳、西吉、盐池县）"农村居民家庭卫生健康询问调查"2019年数据，选取年龄≥15周岁且重要信息（如性别、年龄、HRQoL指标、卫生服务利用指标等）完整的9 310例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集调查对象社会经济学与人口学特征、卫生服务可及性、慢性病患病情况、HRQoL、卫生服务利用情况五方面的资料，基于欧洲五维三水平健康量表（EQ-5D-3L）测量调查对象HRQoL，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调查对象健康效用值及直观式测量表（VAS）评分对其门诊、住院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居民的门诊卫生服务利用率为10.85%（1 010/9 310），住院卫生服务利用率为18.86%（1 756/9 310）；健康效用值的均值为（0.965±0.090），VAS评分的均值为（69.97±17.84）分。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Q-5D）健康描述系统自我照顾能力维度上存在问题者与在其他维度上存在问题者相比，利用门诊卫生服务、住院卫生服务的可能性更高〔OR（95%CI）分别为3.197（2.633，3.883）、4.802（4.059，5.681），P<0.001〕。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矫正各项混杂因素后，健康效用值和VAS评分均是影响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居民门诊、住院卫生服务利用情况的影响因素（P<0.05）。此外，是否患有慢性病亦对农村居民门诊、住院卫生服务利用情况有明显影响（P<0.05）。
HRQoL和慢性病患病情况是影响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居民门诊和住院服务利用的主导因素。HRQoL作为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利用的独立预测因素，可以用来辅助评估与监测卫生服务的质量与效果，并可为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指导。
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患病形势十分严峻，农村地区高血压健康管理工作尤为重要。
基于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慢性病创新照护（ICCC）框架，总结山东省农村地区高血压健康管理的特点与存在的不足，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山东省高血压患病率的地理分布，选取位于山东省菏泽市A县、济南市B区和威海市C市的3家县级疾控中心、9家乡镇卫生院、36个村卫生室作为样本来源地。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1年6—7月，选取各级高血压项目管理人员、医务人员及高血压患者共计84例为访谈对象，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其进行"面对面"访谈，了解山东省农村地区高血压健康管理现状。采用NVivo 12软件及由MILES和HUBERMAN提出的"综合法"，并围绕ICCC框架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的要素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和分析。
针对山东省农村地区高血压健康管理现状，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共析出13个一级节点、51个二级节点。在宏观层面，山东省农村地区高血压健康管理总体处于积极的政策环境中，贯彻和落实国家慢性病健康管理相关政策，并对慢性病健康管理进行宣传，但是政策体系框架尚不完善、卫生系统内部的融合程度不佳、高血压健康管理专业人才紧缺、经费支持不到位等问题突出；在中观层面，各医疗卫生机构努力提升医疗服务的连续性，但是在组织和配备家庭医生团队、推广和使用信息系统等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微观层面，患者及家庭与家庭医生团队间的配合度，以及两方参与高血压健康管理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
山东省农村地区高血压健康管理工作整体运行情况良好，但仍须：大力发挥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作用，制定并整合相关政策，推动部门融合；加大经费支持力度，补齐农村地区卫生人力资源相对匮乏和信息化建设较弱的"短板"，推进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重视患者及家庭、卫生服务团队和社区伙伴三方的互动，促进患者自我管理。
健康科普服务的供需双方对互联网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电子健康素养应成为慢性病患者需要掌握的主要技能。
分析中老年居民网络健康信息使用习惯和电子健康素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中老年居民网络健康信息使用习惯与其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关系，为提高其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和发展适合的互联网健康科普服务提供借鉴。
于2021年6—9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法，选取1 061例来自上海市社区的中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S）对其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网络健康信息使用习惯和电子健康素养水平。使用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中老年居民网络健康信息使用习惯及其他潜在候选因素对其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
共回收有效问卷1 01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04%。寻求网络健康信息的渠道方面，中老年居民主要通过关注健康类账号〔411例（40.33%）〕寻求网络健康信息，其次是搜索功能或引擎〔336例（32.97%）〕，对健康管理类APP或小程序〔254例（24.93%）〕及在线健康社区〔65例（6.38%）〕的利用较少；使用的网络健康信息来源方面，中老年居民使用的网络健康信息较少来自医疗机构〔397例（38.96%）〕和医务人员个人〔187例（18.35%）〕。1 019例中老年居民中文版eHEALS平均总得分为（27.62±8.57）分，电子健康素养的相对薄弱之处是对如何利用网络来解答自己的健康问题的知晓度较低〔在中文版eHEALS条目2上的平均得分为（3.36±1.27）分〕和评价网络卫生资源信息好坏的技能较弱〔在中文版eHEALS条目6上的平均得分为（3.38±1.23）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同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情况、寻求网络健康信息的渠道是否≥2种、使用的网络健康信息来源是否≥2种、转发分享网络健康信息情况、是否参加集体线上学习和是否对网络健康信息持认可态度是中老年居民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
中老年居民电子健康素养处于中等水平，网络健康信息使用习惯等多种因素会影响中老年居民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应向中老年居民普及权威信息整合及检索平台，注重对网络健康信息平台的监管审核和适老化改造，并通过调动社区、家庭、健康社团和商业医疗保险机构等多方资源帮助中老年居民更好地利用网络健康信息，提高其电子健康素养水平。
对健康的测量已从关注死亡率发展成关注生命长度的期望寿命，如今世界各国已经把关注点再次深化到反映生命质量的健康预期寿命。针对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同比提高的发展目标，本文参考健康预期寿命的各种测量选项，借鉴国际组织和某些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统计信息制度的发展状况，提出将总体活动受限指数（GALI）作为健康预期寿命测量方法，并建议了目标设定值，包括健康预期寿命在预期寿命的占比及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值，并提出实现健康预期寿命目标的策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高血压患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虽有所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水平。目前中国已有2.45亿高血压患者，血压正常高值人群也在不断增加，给居民和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日渐加重，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加强政府主导下的高血压防控工作刻不容缓。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居民不健康生活方式问题日益突出，心血管疾病（CVD）危险因素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更加显著，CVD患病率和发病率仍在持续增高。2019年农村和城市CVD死亡人数分别占总死亡人数的46.74%和44.26%，每5例死亡者中就有2例死于CVD。推算中国CVD现患人数为3.3亿，其中脑卒中1 300万，冠心病1 139万，心力衰竭890万，肺源性心脏病500万，心房颤动487万，风湿性心脏病250万，先天性心脏病200万，下肢动脉疾病4 530万，高血压2.45亿。2019年中国心脑血管疾病的住院总费用为3 133.66亿元。CVD负担持续加重，特别是农村地区。由于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对疾病的认识较低及治疗的顺从性较差等原因，近几年农村地区冠心病和脑血管病的死亡率持续超过城市地区。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在CVD的防控方面也在不断进步，吸烟率下降，高血压控制率不断上升，临床诊疗水平和基础研究也有大幅进步，社区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疾病后的康复工作愈发受到重视，医疗器械研发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儿童期不良经历（ACEs）对中老年慢性病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热点，但ACEs对老年时期自评健康的影响尚不明确，尤其是以我国人群为样本的研究鲜有报道。
探索我国老年人群的自评健康状况，研究ACEs对老年时期自评健康的影响。
于2021年10月申请获取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和2018年中≥60岁受试者（n=7 579）的ACEs与自评健康数据。提取的ACEs共10种，按照事件发生数量分为高危组（≥4种）、低危组（1~3种）、零ACE组（0种），自评健康状况分为好、中、差3级。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CEs分组和ACEs种类对自评健康的影响。
7 579例研究对象中，分别有1 672例（22.06%）、4 474例（59.03%）、1 433例（18.91%）自评健康状况为好、一般、差；1 922例（25.36%）经历过≥4种ACEs（高危组），5 283例（69.71%）经历过1~3种ACEs（低危组），374例（4.93%）未经历过ACEs（零ACE组）。不同年龄、性别、居住地点、ACEs种类（父母离婚、父母暴力、父母抑郁、父母残疾、成长环境危险、童年孤独、童年饥饿、霸凌）、ACEs分组的研究对象自评健康状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低危ACEs组导致更差的自评健康等级是零ACEs组的1.358倍〔95%CI（1.110，1.663）〕，高危ACEs组导致更差的自评健康等级是零ACEs组的2.151倍〔95%CI（1.735，2.667）〕（P<0.05）。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父母离婚、父母暴力、父母抑郁、父母残疾、成长环境危险、童年孤独、童年饥饿、霸凌是导致自评健康更差的因素（P<0.05）；校正年龄、性别、居住地点因素后的统计结果保持不变。
我国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整体尚可，未来可通过对经历过父母离婚、父母暴力、父母抑郁和残疾、不安全的成长环境、童年孤独、童年饥饿、霸凌者进行干预，以改善老年期自评健康结果，促进健康老龄化。
健康相关生命质量（HRQoL）是用于评价临床疗效的重要指标。目前，不孕不育患者HRQoL量表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尚不确定这些量表应用于临床时是否具有良好的测量性能，缺乏对量表的质量评价。
系统综述与评价不孕不育患者HRQoL量表，为合理选择健康结果测量工具提供参考。
于2020年10月，计算机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获取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不孕不育患者HRQoL的研究，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0-10-05。由两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和提取资料后，采用健康测量工具遴选标准（COSMIN）对不孕不育患者HRQoL特异性量表开发研究的方法学质量，以及量表的测量性能进行评价，采用描述分析法对评价结果进行汇总、分析。
共纳入229篇文献，涉及19个不孕不育患者HRQoL量表，其中4个为不孕不育患者HRQoL特异性量表〔TLMK、生育生活质量量表（FertiQoL）、QOLICQ及中医肝郁型不孕症生命质量量表〕，4个为用于测评癌症及其他疾病患者HRQoL的特异性量表，11个为普适性HRQoL量表，FertiQoL量表在现有不孕不育患者HRQoL相关研究中被使用的频次最高〔39.1%（91/233）〕。PROMs开发方面，除FertiQoL量表开发的总体质量为"有问题的"外，其余3个量表开发的总体质量均为"不合格"。内容效度方面，FertiQoL、QOLICQ量表开发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分别为"非常好""有问题的"，TLMK、中医肝郁型不孕症生命质量量表开发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均为"合格"。结构效度方面，除QOLICQ量表开发研究方法学质量为"有问题的"外，其余3个量表开发研究的方法学质量为"合格"；4个量表的结构效度均为"不确定"。内部一致性方面，4个量表开发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均为"非常好"，4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均为"足够"。重测信度方面，QOLICQ量表开发研究的方法学质量为"有问题的"，量表的重测信度为"不确定"。效标效度方面，中医肝郁型不孕症生命质量量表开发研究的方法学质量为"非常好"，量表的效标效度为"足够"。建构效度方面，TLMK量表开发研究的方法学质量为"非常好"，量表的建构效度为"足够"。反应度/灵敏度方面，FertiQoL量表开发研究的方法学质量为"非常好"，量表的反应度/灵敏度为"足够"。
现存的不孕不育患者HRQoL特异性量表中，FertiQoL量表开发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及量表的测量性能相对较高。中国不孕不育患者HRQoL特异性量表研究数量相对不足，未来应开展更多的研究。
偏颇质、运动和健康相关生命质量（HRQOL）三者之间两两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关于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
探讨运动在8种偏颇质与HRQOL间的作用机制。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15年7—11月、2016年5—9月于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献血小屋和采血车上的无偿献血者和陪同的非献血者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运动水平由自我报告获得；偏颇质采用中医体质量表（CCMQ）得分评价；HRQOL采用简明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得分评价，得分越高代表生命质量越好。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究HRQOL、运动水平和8种偏颇质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运动在偏颇质与HRQOL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 828份，回收1 771份，剔除不合格问卷（填写不完整、存在逻辑错误）29份，有效问卷1 742份，有效回收率为95.30%。1 742例受试者SF-36得分为（84.42±12.05）分，CCMQ中8种偏颇质亚量表得分分别为：气虚质（23.20±14.61）分，阳虚质（20.03±18.12）分，阴虚质（20.87±15.20）分，痰湿质（19.78±14.65）分，湿热质（21.70±16.57）分，血瘀质（17.68±14.08）分，气郁质（19.63±15.63）分，特禀质（15.30±13.62）分。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8种偏颇质得分与HRQOL（SF-36得分）均呈负相关（r为-0.413~-0.612，P<0.01）；除特禀质外，其余7种偏颇质得分与运动水平呈负相关（r为-0.072~-0.176，P<0.01）；运动水平与HRQOL（SF-36得分）呈正相关（r=0.145，P<0.01）。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运动在除特禀质外的其余7种偏颇质与HRQOL间的中介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介作用效果量从大到小依次是痰湿质（2.13%）、阳虚质（2.05%）、湿热质（1.88%）、阴虚质（1.55%）、血瘀质（1.48%）、气郁质（1.37%）、气虚质（1.16%）。
中医体质的8种偏颇质（痰湿质、阳虚质、湿热质、阴虚质、血瘀质、气郁质、气虚质、特禀质）与HRQOL呈负相关，运动在除特禀质外的7种偏颇质与HRQOL中起不同程度的部分中介作用，但中介作用效果量均较小。
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不容乐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青少年健康问题如近视、肥胖、口腔龋齿、脊柱侧弯等的关注已经提升到国家层面。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辖区学校联合对儿童青少年长期规范化疾病筛查与管理的模式将为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工作提出新思路。
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学校联合，筛查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辖区内的九年义务教育在校学生体态及视力现状，探讨儿童青少年疾病筛查及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医校联合对儿童青少年进行疾病筛查与健康管理的做法与优势，初步建立医校联合对学生健康管理的模式。
2021年5—11月于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整群抽样潮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辖区内所有学校，包括6所小学、3所中学的225个班级共计11 318名学生，按照年级分层，对1~9年级所有在校学生进行体态检查和视力检查。
本研究纳入调查的11 318名学生中男生6 260名、女生5 058名；小学生7 979名、初中生3 339名。体态检查异常4 679名，异常率为41.34%，随年级的升高，高低肩、胸椎后凸、脊柱侧弯、O型腿、足趾外翻检出率升高，膝关节过伸、扁平足、足外翻检出率下降（P<0.05）。仅有1种类型异常体态学生3 297名（29.13%），有2种类型异常体态学生973名（8.60%），有3种类型异常体态学生341名（3.01%），有4种及以上异常体态学生68名（0.60%）。男生的胸椎后凸、脊柱侧弯、扁平足、足趾外翻检出率高于女生，膝关节过伸、X型腿、O型腿、足外翻检出率低于女生（P<0.05）。视力检查异常8 486名，异常率为74.99%；其中4 725名学生近视（41.75%），2 959名学生远视（26.14%），802名学生散光（7.09%），随着年级升高近视率提高、远视率降低（P<0.05）。
目前郑州地区的儿童青少年体态异常率约40%，近视率超过40%，随年级的升高，高低肩、胸椎后凸、脊柱侧弯、O型腿、足趾外翻检出率和近视率均升高，但缺乏有效、常态化筛查及健康管理机制，医校联合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筛查及管理有效、常态化进行，建议医校联合进一步解决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顶层设计及效果评价问题；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学校管理因素外，家庭与儿童、青少年个体的参与同样重要。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是儿童常见的慢性肾脏疾病，本病治疗周期长，易出现迁延反复，治疗用药引起的不良反应、对疾病预后的担忧均可能影响到患儿的生理、心理健康及生活质量，因此了解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是十分必要的。
了解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HRQOL的水平。
选取2019年10月至2020年12月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肾脏风湿免疫科2~18岁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收集患儿的年龄、性别、病程、是否为频繁复发、复发次数、是否应用免疫抑制剂（包括环磷酰胺、他克莫司等）、居住地（城市、农村、城乡接合部）情况，采用PedsQL 4.0核心通用量表了解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HRQOL水平（包括儿童自评量表及家长报告量表）。
共发放183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74份，有效回收率95.1%。174例患儿中男119例，女55例；中位年龄6（4，11）岁；复发患儿100例（57.5%），中位复发次数3（1，5）次；频繁复发54例，非频繁复发46例；应用免疫抑制剂治疗31例；常住地为城市86例，农村63例，城乡接合部25例。儿童自评量表与家长报告量表一致性分析的组内相关系数（ICC）均大于0.75。不同性别生理得分、情感得分、社会得分、角色得分、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生理得分、情感得分、社会得分、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角色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病程生理得分、情感得分、社会得分、角色得分、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频繁复发与非频繁复发患儿生理得分、情感得分、社会得分、角色得分、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应用免疫抑制剂患儿和未应用免疫抑制剂患儿情感得分、社会得分、总分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家庭居住地生理得分、情感得分、社会得分、角色得分、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儿在生理、情感、社会及角色功能等各个维度的评分均有降低，临床医生在治疗疾病的同时，需关注患儿的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能力，及时进行干预，以改善患儿的生活质量。
在"三孩"政策开放和晚婚晚育成常态的社会现状下，女性生殖与健康话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AMH作为女性卵巢储备功能的重要标志物之一，与心血管疾病及心血管风险指标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热点研究问题。
建立乌鲁木齐地区育龄期健康女性抗苗勒管激素（AMH）参考范围，并探讨AMH与心血管疾病相关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
2018年5—7月，采用目的抽样法从乌鲁木齐市4个所住居民为常住居民的社区流行病学调查自然人群中筛选19~50岁符合纳排标准的健康女性，检测调查对象血清AMH、空腹血糖、促甲状腺激素（TSH）、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血尿酸水平，测量身高、体质量、腹围、臀围、血压等指标，分析AMH与上述心血管风险因素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
855例育龄期健康女性中位AMH为1.58（0.01，8.78） μg/L。建立了本地区育龄期健康女性AMH参考范围，即19~24、25~29、30~34、35~39、40~44、45~50岁AMH的参考范围分别为0.89~10.94、0.66~11.77、0.27~8.25、0.01~6.87、0.01~3.98、<0.01~1.87 μg/L。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AMH与年龄、体质指数（BMI）、腹围、臀围、收缩压、舒张压、TSH、TC、LDL-C呈负相关（P<0.05），与空腹血糖、TG、HDL-C、尿酸不相关（P>0.05）。
本研究建立了乌鲁木齐育龄期健康女性血清AMH的参考范围，为不同年龄段女性的卵巢储备功能评估提供了依据。育龄期女性低AMH水平与年龄升高、肥胖、腹型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心血管危险因素有关。
目前新型毒品滥用形势严峻，新型毒品已成为我国最主要的滥用毒品种类，其成瘾性强、戒断难度大，成瘾后个体易出现严重的心理依赖性和心理问题，导致成瘾者戒断治疗后容易复吸，因此探讨新型毒品成瘾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对新型毒品成瘾者的防治和管理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和社会意义。
探讨新型毒品成瘾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间的相关性。
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于天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接受住院戒毒治疗的196例新型毒品成瘾者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和吸毒临床资料。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调查新型毒品成瘾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并采用Spearman秩相关对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AMOS 22.0构建模型对数据进行路径分析。
新型毒品成瘾者SCL-90总分为（206.62±26.66）分，其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国内常模（P<0.001）；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SCL-90总分与年龄（rs=-0.285，P<0.001）、积极应对（rs=-0.749，P<0.001）呈负相关，与经济收入（rs=0.210，P=0.003）、每日吸毒量（rs=0.375，P<0.001）、消极应对（rs=0.754，P<0.001）、人格特征各维度〔精神质P（rs=0.915）、内外向E（rs=0.748）、神经质N（rs=0.549）、掩饰性L（rs=0.979），P<0.001）〕呈正相关；路径分析结果显示，人格特征和应对方式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新型毒品成瘾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且应对方式在人格特征与新型毒品成瘾者心理健康状况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新型毒品成瘾者心理健康水平较低，人格特征和应对方式是其主要影响因素。医护人员应该在了解新型毒品成瘾者人格特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帮助其形成积极的应对方式并且减少消极的应对方式，以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
我国居民疾病谱正在发生变化，医疗卫生服务正面临巨大压力，了解患者健康素养水平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提高医患沟通水平，促进患者自身健康，缓解医疗服务压力。目前，针对患者健康素养水平的调查研究较少，且既往研究多聚焦于特定疾病患者。
了解门诊患者健康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为改善患者健康状况、提高其疾病自我管理能力提供科学依据，为医务人员开展健康教育与指导、治疗管理与持续改进工作提供参考。
采用系统抽样法选取我国东、中、西部8省份14家二级或三级综合医院作为调查地点，随机抽取2021年1—5月至14家医院门诊就诊且年龄≥15岁的患者为调查对象，采用"患者健康素养测评量表"调查门诊患者的健康素养水平，以<41分为不具备健康素养，以41~54分为具备中等健康素养，以≥55分为具备良好健康素养。比较不同特征门诊患者的健康素养水平，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门诊患者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
共回收有效问卷2 808份。2 808例门诊患者健康素养平均得分为（43.38±6.25）分，健康素养总体具备率为68.38%（1 920/2 808），其中133例（6.93%）具备良好的健康素养。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人从事医疗卫生行业情况、家庭人均月收入，以及不同医疗信息获取途径（医疗卫生人员、家人/朋友/同事、工作单位/社区组织的活动、广播/电视/报纸/书籍、互联网及其他）门诊患者的健康素养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的患者健康素养水平越高（P<0.001）；与其他职业人群相比，学生、工矿企业工人、商业零售或服务人员健康素养水平较高（P<0.05）；平时从医疗卫生人员处、互联网中获取医疗信息的门诊患者具备较高的健康素养（P<0.05）。
14所医院门诊患者健康素养处于中等水平。应发挥医疗卫生人员在提高门诊患者健康素养水平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对文化程度和收入较低患者的关注力度，进一步拓宽患者获取医疗信息的渠道，加强对其的教育和指导，进而提升患者的健康素养。
建立健全安宁疗护服务体系是健康老龄化的应有之义。当前，我国安宁疗护服务已纳入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形成了多主体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局面，"住院-门诊-居家"的多元安宁疗护服务模式初具雏形，部分地区还探索出安宁疗护"指导中心-示范基地-专业机构"的推进体系。但我国的安宁疗护服务体系构建仍存在覆盖面窄且分布不均，安宁疗护服务提供机构准入、评价、退出机制尚待健全，整合性安宁疗护服务模式尚未建立等诸多问题。应明确安宁疗护"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法律性质，健全"住院-门诊-居家"安宁疗护服务模式，构建以基层社区居家安宁疗护服务为重点的整合型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建立安宁疗护"国家中心-区域中心-专门机构"的推进体系。
我国高血压患者基数大，目前开展的高血压预防和管理仍以线下模式为主，存在管理效率不高、管理效果未达预期的问题。因此，积极探索基于线上的高血压患者管理模式，结合认知-行为转变模型构建高血压患者闭环管理路径十分必要。
探讨基于认知-行为转变模型的线上健康教育在高血压患者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选取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门诊及病房收治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122例，随机分为线上管理组61例和非线上管理组61例。非线上管理组患者由医生给予常规管理；线上管理组患者采用基于认知-行为转变模型的线上健康教育模式，该模式以知识-态度-行为模型（KAPM）、健康信念模型（HBM）、跨理论模型（TTM）及三者的改进为基础，围绕高血压患者行为转变的5个阶段，以微信小程序为载体，采取系统化课程教育与个性化知识推送两种形式，循序渐进地改变患者的行为方式。比较两组患者基线时和干预12周后的收缩压及健康行为改变情况。
管理前，两组患者收缩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管理后，两组患者的收缩压均低于管理前（P<0.05），且线上管理组患者的收缩压低于非线上管理组（P<0.05）。管理前，两组患者血压自测、服药、饮食、运动、心理方面的指令完成合格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管理后，线上管理组患者的血压自测的指令完成合格率高于非线上管理组（P<0.05），两组其他健康行为的指令完成合格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基于移动医疗技术和认知-行为转变模型设计的高血压患者管理模式，可以帮助全科医生有效管理高血压患者，提高全科医生的工作效率，并可实现患者管理数据的长期保存和实时分析，值得在实践中推广应用。
我国慢性乙型肝炎（简称慢性乙肝）及相关疾病患者基数较大，遏制乙型肝炎病毒（HBV）继续流行迫在眉睫。如何将慢性乙型的管理模式从单纯医疗机构治疗转变为社区、医疗机构、患者、社会相关组织等共同参与，成为慢性乙肝健康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量化湖北省慢性乙肝及相关疾病患者的健康管理选择偏好，为慢性乙型防控策略和患者健康管理提供依据。
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基于离散选择实验设计，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湖北省武汉市、十堰市、襄阳市的180例慢性乙肝及相关疾病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离散选择实验选择集（共包括定期检查地点、月均支付费用、依从性管理模式、信息获取渠道4个属性，每个属性又包括若干水平）。运用Stata 15.0构建混合Logit模型进行数据分析。
回收有效问卷161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9.4%。湖北省慢性乙肝及相关疾病患者更倾向选择定期检查地点为医院、月均支付费用低、自我管理及线下获取信息的健康管理模式（P<0.05）。当定期检查地点从社区转变为医院时，慢性乙肝及相关疾病患者愿意支付的费用增加256.75元；当依从性管理模式从自我管理转变为病友互助小组、信息获取渠道从线下转变为线上时，患者愿意支付的费用分别减少96.87、52.94元。在不同政策干预下，当定期检查地点从社区转变为医院时，乙肝及相关疾病患者的选择意愿最强（意愿提高87.29%）。
慢性乙肝及相关疾病患者更偏好在医院定期检查和获取相关信息，签约家庭医生团队及投资健康的意愿均不强。建议在加强医院慢性乙肝疾病救治服务能力的同时，通过做实家庭医生团队服务，引导患者改变"重治轻防"观念，采取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措施，提升慢性乙肝及相关疾病防控成效。
近年来，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住培）学员的心理健康逐渐受到重视，心理问题被认为是导致其无法完成规定时长培训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了解全科住培学员心理健康状况并探讨其出现心理问题的影响因素，对住培政策及方案的制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了解全科住培学员心理健康状况，并从受访者处对其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挖掘，旨在提高住培管理者及社会对住培学员心理健康的关注程度。
本研究采用基于解释性序列设计的混合研究方法。于2021年1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全体在岗全科住培学员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设问卷〔内容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其进行调查。分析全科住培学员SCL-90总得分及各因子得分情况，比较不同年级全科住培学员SCL-90各因子得分及总症状指数的差异。2021年2—6月，采用现象学研究法，目的性、异质性抽取已接受心理健康评估的全科住培学员作为访谈对象，对其进行"一对一"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以了解诱发情绪或心理问题的主要生活事件及其与住培或专业之间的联系、全科住培学员希望得到的帮助及其对住培方案的建议。应用NVivo 12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归类；采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并提炼访谈主题。
共回收有效问卷8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100.0%。84例全科住培学员SCL-90平均总得分为（149.61±50.55）分，平均总症状指数为（1.66±0.56）。其中29例（34.5%）总分≥160分；分别有45例（53.6%）、33例（39.3%）、29例（34.5%）、22例（26.2%）、19例（22.6%）、18例（21.4%）、16例（19.0%）、12例（14.3%）、12例（14.3%）全科住培学员的强迫症状、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偏执、敌对、精神病性、躯体化及恐怖因子分≥2分。不同年级全科住培学员抑郁因子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48.4%（15/31）的二年级学员抑郁因子分≥2分。最终对21例全科住培学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其中14例（66.7%）SCL-90总得分≥160分。共提炼出4个主题：个人问题对心理状况的影响、工作中人际交往带来的伤害与益处、与住培基地相关的心理压力、与专业选择相关的信心缺乏。
全科住培学员心理问题阳性率较高，可能与个人因素、住培期间遇到的问题紧密相关。应将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作为住培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力提升全科住培学员的存在感、归属感和自信心，进而助力其顺利完成培训。
横断面研究表明，体内胆红素水平与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有关，但国内乃至世界的大样本纵向研究数据有限。
探讨血清总胆红素（TBIL）和间接胆红素（IBIL）水平对健康体检人群颈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影响。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选取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河北省人民医院接受健康体检且基线颈动脉超声检查显示颈动脉内膜-中膜厚度（cIMT）≤1 mm的健康体检者11 394例为研究对象。采集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既往史、体格检查结果，以及历次体检的实验室检查结果、颈动脉超声等信息。将研究对象按随访过程中cIMT是否增加分为颈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组和非进展组。运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探讨胆红素对颈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影响，并按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高血压、糖尿病、吸烟、饮酒特征进行亚组Cox回归分析。
10年间检出颈动脉粥样硬化进展者1 586例，累积发生率为13.9%。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年龄、性别、BMI、吸烟、饮酒、高血压、糖尿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三酰甘油、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后，TBIL和IBIL水平每升高1个标准差，颈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风险分别下降6.6%和17.4%〔HR（95%CI）分别为0.934（0.881，0.990）、0.826（0.777，0.877）〕。亚组分析显示，TBIL和IBIL对于不同亚组人群的保护作用无统计学差异（P>0.05）。
TBIL和IBIL水平是健康体检人群颈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独立保护因素，胆红素水平升高可降低颈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风险，其中，IBIL对于预防颈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作用更强。
背景 居民健康档案建设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的重点任务，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关于健康档案的研究多局限在某个城市或社区内，基于全国范围的从需方角度开展的跨省份研究相对缺乏。
目的 了解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及利用情况。
方法 基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服务人群，将调查对象分为0~6岁儿童、孕产妇、≥65岁老年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一般人群6类。于2019年11—12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在我国东、中、西部各抽取1个省份（浙江省、山西省、重庆市）的1个区和1个县，在相应区（县）内随机抽取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及其所辖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最终抽取2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对前来机构就诊的居民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居民健康档案建立情况、可查看情况、查看方式及满意度。
结果 最终纳入居民10 067例，9 119例自述已建立健康档案，建档率为90.58%。其中，0~6岁儿童的建档率为94.09%（2 787/2 962）、孕产妇的建档率为95.60%（956/1 000）、≥65岁非高血压/糖尿病老年人的建档率为87.87%（616/701）、≥65岁高血压患者的建档率为88.87%（1 414/1 591）、<65岁高血压患者的建档率为92.91%（747/804）、≥65岁糖尿病患者的建档率为89.41%（895/1 001）、<65岁糖尿病患者的建档率为92.72%（471/508）、一般人群的建档率为82.20%（1 233/1 500）。在建立了健康档案的居民中，67.02%（5 990/8 938）可以随时查看健康档案，12.40%（1 108/8 938）反映不能查看健康档案，20.59%（1 840/8 938）表示从未查看过健康档案。5 990例可随时查看健康档案的居民中，查看方式以纸质健康档案居多〔4 538例（75.76%）〕。83.31%（4 352/5 224）的居民对健康档案服务表示满意。不同省份、区（县）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学历、人群类别居民的建档率、健康档案可查看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省份、就诊机构类型、区（县）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学历、人群类别居民对健康档案建立与利用情况的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近年来，我国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有明显提高，利用率有所改善但仍有待提高，居民满意度尚可。
辟谷是我国一种历史悠久的、以减少食物摄入为主要思想的养生理念，现代研究证实其在部分疾病的治疗中能发挥良好效果。但因不能强行控制受试者饮食摄入，辟谷人体试验的可行性较差。
探究"服药-服气"辟谷试验对真实世界健康人群的影响。
于2018年11月至2020年9月选择四川护理职业学院招募的280例健康受试者，记录其一般资料后采用真实世界研究中的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SM）对受试者进行1∶1最近邻匹配并均分为A、B组，每组140例，随后采用"隔日限食"方案进行两轮试验。首轮试验A组单纯辟谷限食10 d，B组"服药-服气"辟谷限食10 d。首轮试验结束后，经1个月的间隔洗脱期再进行次轮试验。次轮试验A组"服药-服气"辟谷限食10 d，B组单独辟谷限食10 d。统计两组在两轮试验中的不良反应出现情况及中止试验人数，记录两组完成两轮试验的受试者在辟谷开始前及辟谷结束时的自觉饥饿强度评分、体质量、体质指数（BMI）、晨起血压（收缩压、舒张压）和空腹血糖。
经PSM匹配后A组男72例、女80例；B组男61例、女67例。首轮试验A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5.7%（92/140），试验中止率为48.6%（68/140）；B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42.9%（60/140），试验中止率为20.0%（28/140）。首轮试验A组不良反应发生率、试验中止率高于B组（P<0.05）。次轮试验A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9.2%（41/140），试验中止率为13.6%（19/140）；B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0.0%（84/140），试验中止率为42.1%（59/140）。次轮试验A组不良反应发生率、试验中止率低于B组（P<0.05）。首轮试验A组辟谷结束时自觉饥饿强度评分高于辟谷开始前，B组辟谷结束时自觉饥饿强度评分低于辟谷开始前（P<0.05）。次轮试验A组辟谷结束时自觉饥饿强度评分低于辟谷试验开始前（P<0.05）。A、B组在两轮试验辟谷结束时的体质量、BMI、收缩压、舒张压、空腹血糖均低于辟谷开始前（P<0.05）。
传统辟谷养生术的"服药-服气"法作用于真实世界的健康人群能有效减少饥饿感和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辟谷完成率，这为辟谷的推广提供了一定借鉴。
性健康是人类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或误解性健康及错误的性健康观念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全科医学的整体观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则、保护患者隐私的特点，使全科医生在开展性健康服务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性卫生保健知识普及、性健康问题筛查、诊治方面还有待加强。为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全科医学科从全科核心理念出发，通过组建性健康服务专业小组、开展性史问诊及性器官查体技能工作坊、制定诊治工作流程等方式率先开展性健康服务，探索新的服务模式，希望为国内全科医生开展性健康服务提供一些参考。
近年来，青少年抑郁障碍患病率持续上升，偏远县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家庭对疾病认知度普遍较低，常难以完成全病程治疗。
探讨基于知识转化模式（KTA）的健康管理模式在偏远县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选取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20年6—12月收治的90例偏远县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组（n=45）和KTA组（n=45）。常规组患者入组后接受常规健康管理模式干预，KTA组患者入组后接受基于KTA的健康管理模式干预，所有患者入组后持续观察12周。于干预前及入组后12周，以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问卷评估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以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问卷（SQAPMPU）评估患者手机依赖情况；以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量表（SCARED）评估患者焦虑情绪；以儿童抑郁障碍自评（DSRS）评估患者抑郁情绪。
干预前两组患者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问卷得分、SQAPMPU各维度得分及总分、SCARED得分、DSRS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入组后12周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问卷得分、SQAPMPU各维度得分及总分、SCARED得分、DSRS得分均低于干预前（P<0.05）。KTA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问卷得分、SQAPMPU各维度得分及总分、SCARED得分、DSRS得分低于常规组（P<0.05）。
基于KTA的健康管理模式有效减少了偏远县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和手机依赖情况，减轻了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能较好地应用于偏远县城青少年抑郁障碍的门诊管理中。
社区健康管理服务作为预防疾病、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方式，逐渐被各级政府部门重视，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但由于政策主体、类型多样，该领域政策的创新扩散路径和特点尚不清楚，缺乏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基于创新扩散理论的视角与方法探索我国社区健康管理服务政策扩散的过程与特点，为社区健康管理政策制定及推广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1年6—9月，在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官方网站、"北大法宝"等权威数据库中检索1997年1月至2021年7月发布的涉及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的政策文件。采用政策参照网络分析法和关键词时序分析法，从政策扩散强度、广度、速度、方向4个维度对社区健康管理服务政策扩散过程和特点进行量化分析。
共纳入政策文件1 540件，包括中央政策159件、地方政策1 381件。将目前国内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的发展划分为萌芽期（1997—2004年）、形成期（2005—2008年）、转折期（2009—2012年）、初步发展期（2013—2015年）、创新开拓期（2016—2021年）共5个阶段。社区健康管理服务政策中扩散强度和广度较大的政策发布机构基本为行政级别较高的中央机构，且政策类型主要以规划、意见、法律为主，扩散强度排在前10位政策的绝对扩散广度均超过30，扩散广度排在前10位政策的绝对扩散广度均超过20。大部分政策的扩散速度随时间呈现先增长后减缓的变化趋势。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在政策发布机构间的扩散方向主要呈现同级平行扩散和中央向地方自上而下的扩散特点。
通过政策扩散研究系统、全面地了解了我国社区健康管理服务政策扩散的过程和特点，并得出我国社区健康管理服务政策发展主要经历五大阶段，其政策扩散过程受发布机构行政级别、政策类型等自身属性影响，具有多重路径特点，存在学习和模仿等多种机制，在时间上呈"先骤增、后减缓"变化等结论。
目前我国针对乡村医生健康管理服务技术培训效果评价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缺乏有效的评价工具。
编制乡村医生健康管理服务技术培训效果评价量表，并对其进行信效度检验。
基于柯氏模型设计乡村医生健康管理服务技术培训效果评价初始量表，通过专家咨询、课题组讨论等方式形成乡村医生健康管理服务技术培训效果评价试测量表。于2021年5—6月，使用试测量表进行预调查，采用样本1（n=100）进行初测阶段的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形成乡村医生健康管理服务技术培训效果评价正式量表。于2021年7月，对问卷进行正式施测，采用样本2（n=306）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同质信度、组合信度、判别效度及结构效度检验。
正式量表包括反应层、学习层、行为层及结果层4个维度15个条目。预调查数据抽取合适性度量值（KMO）为0.847，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χ2=1 862.826，P<0.05），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7.575%。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3.906，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98，比较拟合指数（CFI）=0.961，修正的标准拟合指数（IFI）=0.961，标准拟合指数（NFI）=0.948，模型拟合基本良好。最终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7，反应层、学习层、行为层及结果层4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62、0.958、0.971和0.919，各维度的组合信度（CR）值分别为0.963、0.958、0.971和0.919。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的算术平方根大于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38~0.842，各维度与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54~0.934。
本研究编制的乡村医生健康管理服务技术培训效果评价量表信效度较为良好，可作为一种有效的乡村医生健康管理服务技术培训效果评价工具。
社区健康管理是推进健康中国行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内容。日本作为世界最长寿的国家，其社区健康管理已日趋成熟。本文简要回顾了在日本国民健康战略指引下的社区健康管理发展历程，并梳理了日本社区健康管理的考核框架，归纳了其在健康体检与癌症筛查、生活方式及行为干预、重点人群健康管理三方面的具体行动，进而在总结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我国开展社区健康管理工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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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是心内科常见慢性疾病。提高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有助于改善其生活质量，降低其再住院率和死亡率。健康合作者量表（PIH）是由澳大利亚Flinder大学研制的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知识、态度、行为评价量表，主要用于慢性病自我管理项目实施效果的评价。
汉化PIH并检验其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应用的信效度，为评估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提供严谨测评工具。
采用Brislin回译模式对PIH进行汉化，经专家小组评议及预试验调适条目，形成中文版PIH。2010年4—6月、2011年4—6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北京市2家三级甲等医院410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PIH、明尼苏达心功能不全生命质量量表（MLHFQ）对其进行调查。采用"天花板效应"检验、"地板效应"检验及相关分析法进行项目分析，采用专家评定法评价量表的内容效度，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采用KMO检验、Bartlett's球形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价量表的结构效度，采用单因素分析检验量表的已知族群效度，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评价量表信度。
项目分析结果显示，仅条目3"遵医嘱服药的能力"存在"天花板效应"，各条目得分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424~0.761（P<0.001）。中文版PIH的量表内容效度指数（S-CVI）为0.966，条目内容效度指数（I-CVI）为0.800~1.000。中文版PIH得分与MLHFQ得分呈正相关（rs=0.200，P<0.05）。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872，Bartlett's球形检验χ2=1 139.142，P<0.001，表明数据样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按特征根>1.000的标准可提取3个公因子〔知识（7个条目）、应对（3个条目）、依从性（2个条目）〕，3个公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6.514%，各条目在所属公因子上的载荷值为0.571~0.869。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初始模型拟合指标不理想。根据指标提示添加误差变量e1和e2、e6和e7间的协方差相关关系后，修正模型各拟合指标处于可接受范围〔卡方自由度比（χ2/df）=2.393，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85 1，比较拟合指数（CFI）=0.968，基准化拟合指数（NFI）=0.953，非基准化拟合指数（NNFI）=0.963，拟合优度指数（GFI）=0.905，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0.854，相对拟合指数（RFI）=0.932，增值拟合指数（IFI）=0.966〕。已知族群效度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水平、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来源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PIH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中文版PIH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0，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4（知识）、0.807（应对）、0.511（依从性）。
中文版PIH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作为普适性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测评工具。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骨质疏松患者随之增多。老年人骨质疏松的影响因素是多样的，健康体适能良好的老年人社会适应能力更强，因此关注老年人骨质疏松、保障其健康体适能情况十分重要。
探究老年男性发生骨质疏松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健康体适能情况，为预防骨质疏松、改善健康体适能及制订健康管理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骨密度检查的250例老年男性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骨密度检查结果将其分为骨质正常组、骨量减少组、骨质疏松组。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信息、实验室检查结果、健康体适能检测结果〔包括肌力（即30 s曲臂次数、30 s连续坐椅站立次数）、柔韧性（即肩臂伸展、坐位体前屈）、平衡能力（即闭眼单足站立）、有氧能力（即2 min踏步走次数）、敏捷/动态平衡能力（即起立走2.5 m所用时间）〕。
250例老年男性研究对象中，骨质正常组76例（30.4%）、骨量减少组123例（49.2%）、骨质疏松组51例（20.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腹围〔OR=0.710，95%CI（0.566，0.891）〕、体质指数（BMI）〔OR=0.685，95%CI（0.474，0.990）〕、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OR=74.182，95%CI（3.738，1 472.125）〕、25羟维生素D3〔25（OH）D3〕水平〔OR=0.745，95%CI（0.619，0.897）〕、雌二醇（E2）水平〔OR=0.784，95%CI（0.665，0.924）〕是老年男性发生骨质疏松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研究对象均顺利完成健康体适能各项检测，检测期间未发生不良事件。三组30 s连续坐椅站立次数、肩臂伸展距离、坐位体前屈距离、闭眼单足站立时间、2 min踏步走次数、起立走2.5 m所用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30 s曲臂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腹围、BMI、HDL-C水平、25（OH）D3水平、E2水平是老年男性发生骨质疏松的独立影响因素；不同骨密度老年男性的健康体适能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尤其以柔韧性、平衡能力、有氧能力、敏捷/动态平衡能力变化明显。
2009年高血压和糖尿病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畴，目前社区慢性病患者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的利用情况如何有待深入研究。
了解深圳市社区慢性病患者利用或参加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8年9—11月深圳市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的调查数据，采用χ2检验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性别、年龄、户籍、婚姻状况、月收入、职业类型、在深居住年限、是否购买医保、疾病确诊医疗机构级别等对服务利用度的影响。
本次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10 042例，其中自我报告确诊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各1 132和402例。1 132例高血压患者中，530例（46.82%）表示参加了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提供的高血压随访管理，其中436例（82.31%）表示医生提供了测量血压服务，399例（75.25%）表示医生提供了用药指导服务；402例糖尿病患者中，194例（48.26%）表示参加了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提供的糖尿病随访管理，其中（共计193例，1例缺失）173例（89.37%）表示医生提供了测量血糖服务，154例（79.62%）表示医生提供了用药指导服务；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均表示医生进行戒烟或少吸烟、戒酒或少饮酒指导的比例较低，均低于40%。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月收入、在深居住年限、有无医保是影响高血压患者社区健康管理服务利用情况的因素（P<0.05），年龄、职业类型、月收入是影响糖尿病患者社区健康管理服务利用情况的因素（P<0.05）。
不到一半的社区慢性病患者利用或参加了社区健康管理服务。女性、18~44岁中青年、中低收入、在深居住年限较短和无医保的高血压患者、体力劳动为主的糖尿病患者利用率较低。建议针对上述重点人群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宣传教育，同时进一步提高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医生对患者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如吸烟、饮酒等）健康教育的意识。
医疗不信任可降低患者的医嘱遵从度和服药依从性，影响临床结局，可通过有效的干预得以改善，但相关研究较少。
评估健康素养干预和运动干预对2型糖尿病（T2DM）患者医疗不信任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2015年2月至2016年3月开展的一项整群随机对照试验（RCT）。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在上海市闵行区和长宁区各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糖尿病管理系统中招募T2DM患者800例，以社区为群随机分入对照组和3个干预组。所有患者接受常规护理，3个干预组在此基础上分别实施基于提高糖尿病教育伙伴关系（PRIDE）工具包的健康素养干预、运动干预、健康素养+运动干预（综合干预）。基线时和干预实施3、6、12个月后及干预结束12个月后对患者开展调查，调查工具包括汉化版健康素养管理表（c-HeLMS）、汉化版糖尿病计算能力测试量表（c-DNT-5）、汉化版医疗不信任指数量表（c-MMI）。采用广义估计方程评估干预效果。
最终纳入780例患者。c-MMI量表在本人群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26。c-MMI的中位得分为31（7）分，医疗不信任（≥30分）率为65.9%（514/780）。随访期间，四组患者的c-MMI得分及医疗不信任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与对照组相比，健康素养干预组在3、6个月时医疗不信任风险下降，OR（95%CI）分别为0.42（0.23，0.78）和0.46（0.24，0.88）；运动干预组在6、12、24个月时医疗不信任风险下降，OR（95%CI）分别为0.50（0.25，0.99）、0.43（0.22，0.86）、0.37（0.19，0.72）；综合干预组在6个月时医疗不信任风险降低，OR（95%CI）为0.30（0.16，0.56）。
基于PRIDE工具包的健康素养干预和步行运动干预均可有效降低T2DM患者的c-MMI得分，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医疗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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