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治疗是治疗抑郁症的主要方式之一，综合考虑患者偏好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探索抑郁症患者的药物选择偏好，但尚缺少研究对抑郁症患者药物偏好选择进行系统整理和归纳。

系统回顾离散选择实验（DCE）和优劣尺度法（BWS）应用于抑郁症患者药物治疗偏好选择的相关研究，以期为抑郁症患者临床合理用药及未来开展相关偏好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2022年1月，以"DCE""BWS""depression""抑郁症""离散选择实验""优劣尺度法"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PubMed、Web of Science和EmBase数据库系统检索抑郁症患者药物选择偏好的DCE和BWS研究，检索时间限定为建库至2021-12-31。对纳入的文献进行信息提取，并采用PREFS量表对所有研究进行质量评估；将属性按结果、过程和成本3类指标进行汇总，并评估各类属性对患者药物治疗偏好影响的相对重要性。

共纳入7篇文献，均为DCE研究。7项研究共包含47个属性，41个被归类为结果属性，5个被归类为过程属性，1个被归类为成本属性。7篇文献共获得9个最重要属性结果。其中，结果属性被认为最重要的次数为8，成本属性为1。在结果属性中，不良反应被认为最重要的次数为5，有效性为3。依据PREFS量表，1项研究得4分，6项研究得3分。多数研究在应答者（respondents）和结果解释（findings）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结果属性在抑郁症患者服药过程中最为重要，临床医生和决策者应该关注这一点。目前已有的研究在样本差异报告和实验设计等维度仍有改善空间，建议未来研究者开展相关研究时，在应答者、结果解释和实验设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研究设计，为抑郁症药物偏好研究提供更多高质量证据。

精神分裂症是导致伤残和影响生命存活时间的前十大疾病之一，是引发精神残疾的主要原因。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精神残疾患者早期干预及健康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我国尚缺乏针对不同时点的精神残疾开展的干预研究。

探讨基于干预映射构建的残疾时点匹配（DPM）干预方案对精神分裂症残疾患者残疾程度、阴性症状、自知力、自尊水平及家庭功能等方面的干预效果。

采用类实验性研究设计，通过SPSS生成随机数字的方式将P1（残疾1~<2年，70例）、P2（残疾2~<3年，70例）、P3（残疾≥3年，70例）三个时点的患者分别随机分为对照组（35例）及干预组（35例）。三个时点的对照组均实施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DPM干预。干预时间为8周，1次/周。分别在干预前、干预8周后、干预8周后3个月及干预8周后6个月时采用WHO残疾评定量表（WHO-DASⅡ）、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阴性症状分量表（PANSS-N）、自知力及治疗态度问卷（ITAQ）、自尊量表（SES）、家庭功能评估问卷（APGAR）进行评估。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各时点两组患者的健康结局进行比较。

DPM干预后P1时点患者的WHO-DASⅡ、PANSS-N、ITAQ、SES评分均存在时间、组别主效应及交互效应（P<0.05），APGAR评分存在时间主效应及时间与组别的交互效应（P<0.05），DPM干预8周后、干预8周后3个月及干预8周后6个月时干预组的WHO-DASⅡ、PANSS-N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ITAQ、SES、APGAR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DPM干预后P2时点患者的WHO-DASⅡ、ITAQ、SES、APGAR评分均存在时间、组别主效应及交互效应，DPM干预8周后及干预8周后6个月时WHO-DASⅡ评分低于对照组、SES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DPM干预8周后、干预8周后3个月及干预8周后6个月时ITAQ、APGAR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DPM干预后P3时点患者的WHO-DASⅡ、ITAQ评分存在时间、组别主效应及交互效应。DPM干预8周后、干预8周后3个月及干预8周后6个月时干预组WHO-DASⅡ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ITAQ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基于干预映射构建的DPM干预方案在改善精神分裂症残疾患者的残疾程度及阴性症状，提高自知力、自尊及家庭功能方面的效果显著。

我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基础就医需求较高，但不合理的就医行为可能会造成卫生资源的浪费，相关政策的出台旨在增进就医保障、合理引导患者就医。当前学界对于政策因素与就医行为的研究鲜少涉及精神卫生政策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医行为的关联。

分析政策因素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医行为的影响，了解在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和精神卫生政策引导下精神分裂症群体的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和利用效果，为政策完善提供实证参考。

于2019年11月以重庆市某区2018年三级精神病防治网络体系数据为基础，结合重庆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信息平台匹配该区患者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数据，最终获得关键数据有效的精神分裂症样本2 314例。以患者是否发生就医行为及就医时选择的医疗机构为被解释变量，以患者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情况（包括城乡居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情况、门诊特殊病种报销办理情况）和精神卫生政策覆盖情况（包括社区康复服务、监护人补助、残联补助、"686"项目、"免费二代药"项目、精神残疾证）为关键解释变量，以患者的人口学特征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纳入的2 314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1 915例（82.76%）发生就医行为。1 482例发生门诊就医行为的患者中，选择到一级医疗机构就诊者252例（17.01%），二级医疗机构就诊者1 080例（72.87%），三级医疗机构就诊者150例（10.12%）；795例发生住院就医行为的患者中，选择到一级医疗机构就诊者38例（4.78%），二级医疗机构就诊者518例（65.16%），三级医疗机构就诊者239例（30.06%）。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本医疗保险类型、门诊特殊病种报销办理情况、社区康复服务参与情况、"686"项目办理情况、"免费二代药"项目办理情况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就医的影响因素（P<0.05）；基本医疗保险类型、门诊特殊病种报销办理情况、社区康复服务参与情况、"免费二代药"项目参与情况、精神残疾证办理情况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选择门诊医疗机构的影响因素（P<0.05），基本医疗保险类型、精神残疾证办理情况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选择住院医疗机构的影响因素（P<0.05）。

政策因素对于引导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存在参与度低、覆盖路径不够全面等问题。应尽快优化精神卫生政策，完善帮扶救助体系，加大宣传力度以提高政策参与度，积极引导家庭康复活动，进一步推动精神卫生服务社区化，持续健全精神卫生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存在严重精神障碍患病人群庞大与收治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多数患者长期生活在社区，因此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该人群提供及时、有效的初级精神卫生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了解2011—2021年北京市某社区新增与死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特征，为开展社区精神疾病防治提供参考。

于2022年1月，通过北京市精神卫生信息管理系统获取某社区6类（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分裂情感障碍、持久性妄想性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信息，包括人口学特征、疾病情况和建档情况。计算2011—2021年历年的患病率、死亡率、生命损失年（YLL）率。以截至2010-12-31的患者信息为基础数据，统计2011—2021年历年新增与死亡患者信息。

2011—2021年历年新增患者例数多于死亡患者例数，患病率从2012年开始逐年上升，至2021年达3.77‰。与基线时相比，2021年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处于在职状态者占比更高，≥60岁老年患者占比增加，精神分裂症患者占比降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占比升高，未建档期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1—2021年新增患者212例：疾病类型以精神分裂症（57.08%，121/212）和双相情感障碍（36.32%，77/212）居多，发病年龄集中在19~45岁（65.57%，139/212），未建档期以≤5年者居多（40.57%，86/212），中位未建档期为8.5（15.5）年。2011—2021年死亡患者共9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死亡最多（86.67%，78/90），死亡年龄>60岁者占74.44%（67/90），死亡原因排在前3位的分别为躯体疾病（84.44%，76/90）、自杀（7.78%，7/90）、意外死亡（2.22%，2/90）。2011—2021年的YLL率为-0.250‰~1.436‰。

2011—2021年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新增多于死亡，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新增患者未建档期缩短，死亡患者以老龄躯体疾病为主，应采取针对性措施应对前述变化。

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发生都对人群心身健康水平产生影响，进而可能使精神障碍的患病情况发生变化。然而，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尚不完善。

调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简称北疆）≥15岁人群的常见精神障碍患病率及影响因素，并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简称南疆）相关资料进行汇总与对比，得出全疆常见精神障碍患病情况，为制定相应的精神卫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于2021年11月至2022年7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在北疆选取居民3 853例为研究对象。以社会人口学调查表、自评量表（12项一般用健康问卷、心境障碍问卷、90项症状清单等）及他评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贝克-拉范森躁狂量表、简明精神病量表等）作为调查工具，以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中的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为诊断标准，由两名具有≥5年工作经验的精神科医师对纳入居民进行精神障碍诊断，诊断不一致者由精神科主任或副主任医师进行二次诊断。

北疆地区常见精神障碍时点患病率为9.71%（374/3 853），年龄调整率为10.07%；全疆常见精神障碍时点患病率为9.69%（750/7 736），年龄调整率为9.90%。其中，心境障碍、焦虑障碍、精神分裂症、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的时点患病率分别为4.83%（374/7 736）、3.63%（281/7 736）、0.63%（49/7 736）、0.23%（18/7 736）、0.36%（28/7 736）。针对北疆地区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患心境障碍的风险是男性的1.854倍〔95%CI（1.325，2.593）〕，25~34、35~44岁者患心境障碍的风险分别是≥65岁者的5.210倍〔95%CI（1.348，20.143）〕和3.863倍〔95%CI（1.030，14.485）〕，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患心境障碍的风险分别是文盲的0.199倍〔95%CI（0.078，0.509）〕和0.147倍〔95%CI（0.056，0.388）〕；女性患焦虑障碍的风险是男性的1.627倍〔95%CI（1.144，2.315）〕，年龄为15~24、45~54、55~64岁者患焦虑障碍的风险分别是≥65岁者的0.257倍〔95%CI（0.091，0.729）〕、0.243倍〔95%CI（0.101，0.583）〕、0.210倍〔95%CI（0.067，0.661）〕；居住在乡镇者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是居住在城市者的4.762倍〔95%CI（1.705，13.300）〕，高中/中专文化程度者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是文盲的0.079倍〔95%CI（0.015，0.40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类精神障碍中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的患病率较高，北疆地区女性、农村、低学历群体为患各类精神障碍的主要人群。

被动自杀意念对后续的自杀行为具有一定预测作用，客观的生物学标志物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价值日益受到关注，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被动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较高，但有关该人群被动自杀意念与生物学标志物的研究尚缺乏。

探讨老年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被动自杀意念与促甲状腺激素（TSH）及催乳素（PRL）水平的相关性。

回顾性纳入2014年1月—2018年10月深圳市康宁医院住院的60岁及以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248例，按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中文版自杀分量表的第一个条目，将患者分为有被动自杀意念组（n=37）和无被动自杀意念组（n=211）。分别收集两组患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TSH、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₃）、游离总甲状腺素（FT₄）和PRL水平。

有被动自杀意念组患者的女性、有自杀未遂史比例及PRL水平高于无被动自杀意念组，而TSH水平低于无被动自杀意念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SH水平（OR=0.654）、女性（OR=10.950）、有自杀未遂史（OR=15.917）、PRL水平（OR=1.018）是老年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出现被动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P<0.05）。PRL（OR=1.035）是≥70岁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出现被动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P<0.05）。

女性、有自杀未遂史、较低TSH水平及较高PRL水平的老年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可能更容易产生被动自杀意念，较高PRL水平的70岁及以上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可能更容易产生被动自杀意念，在临床评估自杀风险时应特别关注这些特征。

我国参与照顾孙辈的祖辈占比已达80%，研究发现祖辈照顾孙辈可能增加祖辈抑郁风险，从而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既往研究表明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冲突、祖辈的长辈价值感和个人掌控感均是祖辈抑郁的影响因素，但其对祖辈抑郁的作用机制仍有待揭示。

剖析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冲突对祖辈抑郁的影响，检验祖辈的个人掌控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及祖辈的长辈价值感在其中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采用线上调查和线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采用滚雪球抽样、方便抽样法，于2021年8—11月选取参与养育孙辈的631例（外）祖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祖父母-父母共同养育问卷、个人掌控感问卷、祖父母意义问卷及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中文简版对其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祖辈的祖辈-母亲共同养育冲突得分、祖辈-父亲共同养育冲突得分、个人掌控感问卷得分、祖父母意义问卷长辈价值感维度得分、CES-D中文简版得分间的相关性，采用PROCESS宏程序检验祖辈个人掌控感在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冲突与祖辈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祖辈的长辈价值感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并绘制简单斜率图。

共回收有效问卷62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9.2%。626例（外）祖父母中，12.0%（75/626）存在抑郁倾向。祖辈的CES-D中文简版得分〔（5.36±4.14）分〕与其祖辈-母亲共同养育冲突得分〔（9.87±3.08）分〕、祖辈-父亲共同养育冲突得分〔（7.34±3.25）分〕呈正相关（r=0.28、0.35，P<0.05），与其个人掌控感问卷得分〔（12.61±5.48）分〕、祖父母意义问卷长辈价值感维度得分〔（84.13±8.58）分〕呈负相关（r=-0.25、-0.21，P<0.05）。祖辈个人掌控感在祖辈-母亲、祖辈-父亲共同养育冲突与祖辈抑郁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分别为0.05、0.04，分别占总效应值的17.2%、11.4%）；祖辈的长辈价值感对祖辈-母亲、祖辈-父亲共同养育冲突与祖辈抑郁的关系起调节效应（b=-0.06、-0.07，P<0.05）。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对于长辈价值感水平较低的祖辈，祖辈-父亲、祖辈-母亲共同养育冲突对其抑郁的影响更大。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冲突，无论是发生在祖辈与孙辈母亲间还是祖辈与孙辈父亲间，都是影响祖辈抑郁的重要因素，祖辈个人掌控感在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冲突与祖辈抑郁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而祖辈的长辈价值感在其中存在调节效应。可通过减少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冲突、增强祖辈的个人掌控感和长辈价值感，降低参与养育孙辈的祖辈的抑郁风险，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在各类精神疾病中，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发生率最高，攻击行为不仅扰乱医疗环境，也对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造成巨大威胁。既往的回归分析研究表明童年创伤、自尊、心理弹性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当前较少有研究探讨上述4个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

构建链式中介模型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童年创伤、自尊、心理弹性及攻击行为的关系，阐明其内在作用机制。

依据便利抽样原则，选取2021年3月—2022年7月在大庆市第三医院和赤峰市安定医院住院的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情况调查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童年创伤量表（CTQ-SF）、心理弹性量表（CD-RISC）、自尊量表（SES）、攻击行为问卷（AQ），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CTQ-SF、CD-RISC、SES和AQ得分的相关性，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究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采用AMOS 24.0进行链式中介模型的构建，并采用Bootstrap方法对所构建的链式中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10份，回收有效问卷300份，有效回收率为96.8%。患者PANSS、CTQ-SF、SES、CD-RISC、AQ平均得分为（18.4±3.7）、（49.7±13.5）、（26.9±6.9）、（55.2±15.5）、（84.3±19.8）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童年创伤〔B=0.551，95%CI（0.421，0.681），P<0.001〕、自尊〔B=-0.661，95%CI（-0.908，-0.413），P<0.001〕、心理弹性〔B=-0.448，95%CI（-0.561，-0.335），P<0.001〕是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CTQ-SF得分与AQ得分呈正相关（r=0.695，P<0.01），与SES得分、CD-RISC得分呈负相关（r=-0.524，P<0.01；r=-0.565，P<0.01）；SES得分与AQ得分呈负相关（r=-0.607，P<0.01），与CD-RISC得分呈正相关（r=0.522，P<0.01）；CD-RISC得分与AQ得分呈负相关（r=-0.681，P<0.01）。链式中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度和适配度良好。Bootstrap分析结果显示，各中介路径95%CI均不包括0，中介效应显著。童年创伤对攻击行为的总效应显著〔β=0.810，95%CI（0.743，0.871），P<0.001〕；童年创伤对攻击行为的间接效应，即自尊、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显著〔β=0.473，95%CI（0.362，0.598），P<0.001〕；童年创伤对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β=0.377，95%CI（0.179，0.485），P<0.001〕。

自尊与心理弹性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童年创伤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未来可构建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风险预测模型，对患者进行攻击行为风险评估，早期识别有攻击风险的患者并对风险人群进行管理，以减少和预防攻击行为的发生。

已知慢性应激与抑郁发生相关，非稳态负荷（AL）作为评估机体慢性应激反应的综合生理指标可能在抑郁的发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探讨妊娠早期女性AL水平与抑郁的关系。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11月—2022年6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六安市金安区妇幼保健院产检的630例妊娠早期女性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抑郁分为抑郁组（n=162）和非抑郁组（n=468）。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妊娠相关焦虑量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收集AL相关数据。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妊娠早期女性AL与抑郁的相关性。

630例妊娠早期女性抑郁发生率为25.7%（162/630）。低水平AL（AL<3分）孕妇427例（67.8%），高水平AL（AL≥3分）孕妇203例（32.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水平AL是妊娠早期女性抑郁的危险因素〔OR=1.651，95%CI（1.096，2.489），P<0.05〕。

妊娠早期女性AL与抑郁存在正向关联，高水平AL会增加抑郁的发生风险。

大量证据表明抑郁障碍患者的躯体症状的风险比正常人高，但躯体易感性的机制尚不明确。部分研究认为前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前体（ProBDNF）、炎性因子水平比正常人高，而这是否与伴随的躯体症状有关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探讨重性抑郁障碍（MDD）患者躯体症状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炎性因子的特征及其相关性。

选取2019年2月至2020年12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门诊或住院部MDD患者59例与同期社区招募的健康志愿者32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SSS）将MDD患者分为伴躯体症状抑郁障碍（SD）组37例（SSS总分>36分）和不伴躯体症状抑郁障碍（NSD）组22例（SSS总分≤36分），32例健康志愿者为健康对照组（HC组）。收集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评分、SSS评分、BDNF、ProBDNF与炎性因子〔C反应蛋白（CRP）、白介素4（IL-4）、白介素6（IL-6）、白介素10（IL-10）、白介素18（IL-18）、白介素23a（IL-23a）、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α干扰素（IFN-α）〕的吸光度。采用SSS评估躯体化症状、HAMD-17评估抑郁障碍症状。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SSS中躯体症状（包括头晕头痛、尿频尿急、心血管症状、肌肉酸痛、胃肠道症状、手脚发麻抽搐、憋闷叹气、视物模糊、咽部不适）得分、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躯体化因子（SSS-S）总分、HAMD-17总分与BDNF、炎性因子的相关性。

SD组HAMD-17总分高于NSD组、HC组（P<0.001）；NSD组HAMD-17总分高于HC组（P<0.001）。SD组SSS总分、SSS-S总分高于NSD组、HC组（P<0.001）。SD组BDNF高于NSD组（P<0.05）。SD组、NSD组的IFN-α低于HC组（P<0.001）。ProBDNF与肌肉酸痛呈负相关（r_s=-0.262，P<0.05），CRP与手脚发麻抽搐呈负相关（r_s=-0.386，P<0.01），IL-4与胃肠道症状呈负相关（r_s=-0.336，P<0.01），IL-10与视物模糊（r_s=0.286，P<0.05）呈正相关，BDNF与头晕头痛（r_s=0.339，P<0.01）、心血管症状（r_s=0.309，P<0.05）、胃肠道症状（r_s=0.278，P<0.05）、肌肉酸痛（r_s=0.419，P<0.01）、手脚发麻抽搐（r_s=0.286，P<0.05）、憋闷叹气（r_s=0.372，P<0.01）、咽部不适（r_s=0.392，P<0.01）、SSS-S总分（r_s=0.418，P<0.01）呈正相关。IL-6与心血管症状（r_s=0.283，P<0.05）、憋闷叹气（r_s=0.374，P<0.01）呈正相关。TNF-α与肌肉酸痛（r_s=-0.299，P<0.05）呈负相关。IFN-α与视物模糊（r_s=-0.267，P<0.05）呈负相关。

MDD患者外周血IFN-α较正常人低，SD患者抑郁严重程度比NSD患者高，SD患者BDNF比NSD患者高，多种炎性因子水平与躯体症状呈正相关，或许提示抑郁患者可出现躯体症状及不良转归，需尽早干预。

量表编制过程中，编制者与目标人群对条目可能存在理解偏差，从而影响数据收集的准确性。

应用认知性访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求助动机量表条目进行调整。

2021年12月—2022年1月，通过目的抽样法选取就诊于大庆市精神专科医院的30例患者进行3轮认知性访谈，收集访谈资料。结合问题评估系统（QAS-99）编码结果及经专家小组意见对量表条目进行修改。

第1轮访谈，受访者对11个条目提出疑义，有3个条目与"措辞"相关，有7个条目与"模糊"相关，有2个条目与"知识"相关，1个条目与"回忆困难"相关，经讨论后部分条目进行了修改；第2轮访谈，受访者认为1个条目假设不恰当，经讨论后进行修改；第3轮访谈，受访者认为无条目需要修改，访谈停止。

认知性访谈能够有效解决精神分裂症求助动机量表编制过程中的编制者与患者之间的理解差异问题，从而提高了量表的准确性与适用性。

细胞因子水平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存在相关性，同时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疾病进展后期会出现抑郁症状，因此精神分裂症患者伴抑郁症状与细胞因子水平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探讨稳定期精神分裂症伴抑郁症状患者细胞因子水平及其与临床症状的相关关系。

选择2018年5—12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和马鞍山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收治的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卡尔加里精神分裂症抑郁量表（CDSS）评估患者的抑郁症状：以CDSS总分≥5分定义为抑郁。使用流式细胞仪多重液相蛋白定量技术检测患者血浆白介素（IL）-1β、IL-2、IL-6、IL-17A水平。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细胞因子水平与抑郁的关系。

本研究共纳入111例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发生率为28.83%（32/111）。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CDSS总分与IL-1β、IL-2及IL-17A呈正相关（r_s值分别为0.507、0.466、0.374，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较高水平的IL-17A是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伴发抑郁的保护因素（B=-0.125，P<0.05），较长的总病程是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伴发抑郁的危险因素（B=0.343，P<0.05）。

较高水平的IL-17A及较长的总病程与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伴发抑郁存在相关关系。

抑郁症作为全球第二大疾病，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现多采用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等方法，但因药物治疗不良反应大、易复发，心理治疗存在对临床医生专业水平要求较高和物理治疗设备昂贵、定向障碍等缺陷，致使其治疗面临瓶颈。经颅低水平激光在科研实验及临床抗抑郁治疗中均被证明具有疗效。尽管该治疗方法分子及细胞机制尚未确切，但其以非侵入性方式通过颅骨，不对生物体产生损伤，具有光生物学调节效应，对神经元具有保护作用，可以作为一种创新的非药物疗法，为抗抑郁治疗提供新方向。

伴童年创伤的青少年抑郁症患儿的抑郁症状常更严重，且对药物不敏感。眼动脱敏与再加工（EMDR）在治疗创伤有关的心理疾病中发挥了其独特的优势，近年来也逐渐用于抑郁症的治疗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国内相关研究较少。

比较EMDR和舍曲林治疗伴童年创伤的青少年抑郁症患儿的效果差异，以探索更优的临床治疗方案，并为进一步推广EMDR的临床应用提供科学数据。

收集2020年12月至2022年2月就诊于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理门诊的60例伴童年创伤的青少年抑郁症患儿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舍曲林治疗组和EMDR治疗组，各30例。舍曲林治疗组单纯服用盐酸舍曲林片，第1周剂量为50 mg/d，第2周逐渐加量至100 mg/d，在第4周末若存在消极观念或自伤行为可将舍曲林加量至200 mg/d，总疗程为8周。EMDR治疗组进行EMDR治疗，1次/周，总疗程为8周。采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贝克焦虑自评量表（BAI）和心理弹性量表（CD-RISC）对两组患儿治疗前、治疗4周后、治疗8周后的心理情况进行评价。

研究过程中存在5例脱落病例，最终完成试验55例，其中舍曲林治疗组28例，EMDR治疗组27例。时间和组间对两组患儿BDI、BAI、CD-RISC评分存在交互作用（P<0.05）；时间对两组患儿BDI、BAI、CD-RISC评分主效应显著（P<0.05）；组间对两组患儿BAI、CD-RISC评分主效应显著（P<0.05）；组间对BDI评分主效应不显著（P>0.05）。治疗4周后EMDR治疗组患儿CD-RISC评分高于舍曲林治疗组（P<0.05）。治疗8周后EMDR治疗组患儿CD-RISC评分高于舍曲林治疗组，BDI、BAI评分低于舍曲林治疗组（P<0.05）。舍曲林治疗组患儿治疗8周后BDI评分低于治疗前、治疗4周后（P<0.05）；舍曲林治疗组治疗4周后BDI评分低于治疗前（P<0.05）；舍曲林治疗组患儿治疗8周后BAI评分低于治疗前（P<0.05）。EMDR治疗组患儿治疗4、8周后BDI、BAI评分均低于治疗前，CD-RISC评分高于治疗前（P<0.05）；EMDR治疗组患儿治疗8周后BDI、BAI评分均低于治疗4周后，CD-RISC评分高于治疗4周后（P<0.05）。

舍曲林能部分改善伴童年创伤的青少年抑郁症患儿的抑郁和焦虑情绪，但对于心理弹性的提升效果不显著；EMDR不仅能够有效改善伴童年创伤抑郁症患儿的抑郁和焦虑情绪，还能提升心理弹性，可作为其优选治疗方案。

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治疗效果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患者的使用依从性密切相关，心理社会特征是CPAP治疗依从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抑郁症状对CPAP治疗依从性的影响尚需进一步探讨。

探讨OSA患者抑郁症状与CPAP治疗依从性及其中间变量间的作用通路。

选取2019年5月至2021年7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中心确诊并接受CPAP治疗的OSA患者177例，评估患者基本信息、疾病严重程度及CPAP治疗依从性。以流调中心抑郁水平评定量表-10（CES-D-10）评估患者抑郁症状，以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ISI）评估失眠情况，以睡眠功能结局问卷-10（FOSQ-10）评估日间功能，以生存质量简表-12（SF-12）评估生存质量，运用路径分析的方法确定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OSA患者抑郁症状的检出率较高（19.7%，35/177），OSA患者的抑郁症状与失眠呈正相关（r=0.65，P<0.05），与日间功能（r=-0.51，P<0.05）及生存质量（r_PCS=-0.27，P<0.05；r_MCS=-0.72，P<0.05）呈负相关。抑郁症状与患者CPAP治疗依从性无直线相关关系（r=0.09，P>0.05），但其能通过降低日间功能增加OSA患者对CPAP的治疗依从性（β=0.078，P<0.01）。

抑郁症状与OSA患者的失眠、生存质量下降及日间功能降低相关，并可通过降低OSA患者日间功能增加其对CPAP的治疗依从性。

广泛性焦虑障碍（GAD）是常见的慢性精神疾病，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损害，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社会功能。

比较GAD住院患者与健康对照者认知功能的差异。

选取2018年8月至2020年1月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住院治疗的GAD患者为GAD组（n=30），同期通过广告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住院患者陪护人员中招募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为健康对照组（n=30）。使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SI-CV）进行心理测评，采用精神运动警觉性任务（PVT）、Go/No-go联想任务、N-back任务分别评估认知功能的注意、抑制及工作记忆功能。比较两组一般情况、量表测评总分及认知功能差异，进一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GAD住院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认知功能差异。

GAD组HAMA、HAMD总分和最严重情况时BSI-CV总分及最严重情况时存在自杀意念者所占比例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N-back任务：GAD组1-back击中目标率（NBACK1a）、2-back击中目标率（NBACK2a）低于健康对照组，1-back击中目标的平均反应时（NBACK1b）长于健康对照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BACK1a〔OR=0.946，95%CI（0.898，0.997），P=0.038〕、NBACK1b〔OR=1.007，95%CI（1.000，1.014），P=0.042〕是GAD的影响因素。

与健康对照者相比，GAD住院患者的工作记忆较差，需要临床关注。

重性抑郁障碍（MDD）包含多种亚型，目前亚型区分多基于症状学特征，缺乏客观的生物学指标。

探究不同抑郁亚型患者事件相关电位（ERP）N400的差异，为抑郁亚型分型提供客观电生理依据。

选取2019年2月至2021年12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门诊或住院部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中MDD诊断标准的患者，采用30项抑郁障碍症状量表（IDS-30）、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对患者进行亚型分型，最终纳入78例单纯焦虑型MDD（ASD+MD-组）、46例单纯忧郁型MDD（ASD-MD+组）、61例焦虑忧郁型MDD（ASD+MD+组）、24例非焦虑忧郁型MDD（ASD-MD-组），同期招募社区健康志愿者35例作为对照组。评估所有受试者HAMD-17、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RBANS）的总分及因子分；通过句末歧义词诱发N400成分，采集所有受试者N400的潜伏期及波幅。

（1）MDD各亚组及对照组的HAMD-17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HAMD-17总分MDD各亚组均高于对照组，ASD+MD+组高于ASD-MD+组和ASD-MD-组，ASD+MD-组高于ASD-M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焦虑因子分MDD各亚组均高于对照组，ASD+MD-组高于ASD-MD+组、ASD-MD-组，ASD+MD+组高于ASD-MD+组、ASD-M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体重因子分ASD+MD+组、ASD+MD-组均高于对照组，ASD+MD+组高于ASD-MD+组、ASD-M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认知障碍因子分MDD各亚组均高于对照组，ASD+MD+组高于ASD-M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MDD各亚组的阻滞因子分、睡眠障碍因子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MDD各亚型组及对照组的RBANS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MDD各亚组的即刻记忆、视觉广度、言语功能、注意、延时记忆因子分及RBANS总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ASD+MD+组的即刻记忆因子分低于ASD-MD+组（P<0.05）。（3）不同组别间潜伏期、波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电极点间潜伏期、波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组别与电极点间无交互作用（P>0.05）。（4）中线前额电极点（Fz）的N400波幅与认知障碍因子分呈负相关（r=-0.170，P=0.016），中线中央区电极点（Cz）的波幅与阻滞因子分呈正相关（r=0.151，P=0.033），中线顶区电极点（Pz）的波幅与阻滞因子分呈正相关（r=0.174，P=0.014）；Fz的N400波幅与即刻记忆分呈正相关（r=0.138，P=0.050），Cz的潜伏期与延时记忆因子分呈负相关（r=-0.155，P=0.028）。

MDD患者存在广泛认知功能损害，即刻记忆、视觉广度、言语功能、注意、延时记忆能力均低于正常人，在各个亚型中ASD+MD+亚型及ASD+MD-亚型患者症状较重，ASD+MD+亚型患者认知功能损害最明显。MDD患者N400波幅与认知障碍呈负相关，与阻滞因子呈正相关。但MDD患者由句末歧义词诱发的言语整合功能未受损害。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社交焦虑是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之一。

探索大学生社交焦虑研究的热点、前沿与趋势，为未来参与大学生社交焦虑问题研究的学者提供参考。

2021-08-27以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核心集为数据来源，检索2000—2021年有关大学生社交焦虑文献获得643篇英文文献、166篇中文文献，应用CiteSpace对纳入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2000—2021年关于大学生社交焦虑英文文献数量呈上升趋势。大学生社交焦虑研究的热点领域与前沿主要集中在物质滥用，手机、网络成瘾，负面评价恐惧，种族差异，心理干预以及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方面。未来研究趋势主要集中在物质滥用与手机成瘾的机制研究上。

我国学者可参考可视化分析所示的研究热点及趋势、国内外研究的差异，重点关注大学生社交焦虑与物质滥用及手机、网络成瘾的相关问题。

目前，吸毒人群中精神疾病共患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云南省作为我国毒品流行重灾区，其吸毒人群中物质使用障碍（SUD）与其他精神疾病共患流调数据仍是空白。

了解云南省吸毒人群SUD与常见轴Ⅰ精神疾病的共患情况。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20年8—11月在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和大理州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戒毒治疗的男性戒毒学员598例为调查对象。根据戒毒学员对阿片类和甲基苯丙胺类兴奋剂（ATS）类毒品的SUD情况，将戒毒学员分为三组：阿片类SUD组（245例）、ATS类SUD组（197例）和双重SUD组（146例）。采用DSM-Ⅳ-TR轴Ⅰ障碍临床定式检查病人版（SCID-Ⅰ/P）中文版，对常见轴Ⅰ精神疾病（精神病性障碍、情感障碍、酒精SUD、镇静催眠药SUD）进行诊断，并比较不同毒品SUD戒毒学员中常见轴Ⅰ精神疾病的终生患病率。

云南省598例男性戒毒学员中存在阿片类SUD、ATS类SUD和双重SUD的戒毒学员共588例。三组戒毒学员精神病性障碍、酒精SUD、镇静催眠药SUD终生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戒毒学员中，精神分裂症及其他原发性和物质所致精神病性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15.82%，其中阿片类SUD组戒毒学员精神病性障碍的终生患病率（5.31%）低于ATS类SUD组（20.30%）及双重SUD组（27.40%）（P<0.05）；情感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21.77%，阿片类SUD组、ATS类SUD组及双重SUD组戒毒学员中的终生患病率分别为17.14%、25.38%和24.66%；酒精SUD的终生患病率为42.18%，阿片类SUD组戒毒学员酒精SUD的终生患病率（35.10%）低于ATS类SUD组（45.69%）及双重SUD组（49.32%）（P<0.05）；镇静催眠药SUD的终生患病率为13.61%，阿片类SUD组、双重SUD组戒毒学员中的终生患病率分别为19.18%和22.60%，ATS类SUD组戒毒学员中无检出。

常见轴Ⅰ精神疾病在云南省SUD戒毒学员中的终生患病率均高于普通人群同类疾病的终生患病率，且这些精神疾病在ATS类SUD人群中的终生患病率又高于阿片类SUD人群。

我国居民精神障碍死亡相关流行病学分析较少，上海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健康信息化较为完善，能够为深层次分析居民更小分类的疾病特征和死亡原因提供数据支撑，且分析上海市女性精神障碍死亡情况及趋势有助于了解当地女性精神障碍疾病负担。

分析2005—2021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居民精神障碍死亡情况及其趋势。

整理2005—2021年浦东新区全人口户籍居民死因监测资料，采用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减寿年数和减寿率等指标分析当地女性居民精神障碍死亡情况，并采用Joinpont回归模型计算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进行趋势分析。

2005—2021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精神障碍死亡1 165例，占同期总死亡人数的0.32%，粗死亡率为4.82/10万，标化死亡率为1.85/10万。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精神障碍粗死亡率2005—2012年呈下降趋势（APC=-13.05%，P=0.002），2012—2021年呈上升趋势（APC=7.66%，P=0.012）；标化死亡率2005—2012年呈下降趋势（APC=-16.79%，P<0.001），2005—2021年整体呈下降趋势（AAPC=-4.93%，P=0.009）；减寿率2005—2012年呈下降趋势（APC=-13.79%，P<0.001），2012—2021年呈上升趋势（APC=6.93%，P=0.011）。2005—2021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精神障碍死亡年龄为50.8~105.8岁，死亡年龄分布以≥80岁为主（79.48%），且≥80岁女性精神障碍死亡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AAPC=0.98%，P=0.027）；70~79岁女性精神障碍死亡比例为16.57%，其死亡比例（AAPC=-5.13%，P=0.026）、粗死亡率（AAPC=-7.20%，P=0.003）和减寿率（AAPC=-6.89%，P=0.005）整体均呈下降趋势。

2005—2021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女性精神障碍标化死亡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高龄（≥80岁）女性精神障碍死亡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高龄女性居民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值得当地重点关注，促进高龄女性精神健康有益于提高当地女性健康水平。

中国男男性行为（MSM）者的抑郁发生率高于一般人群，长期的抑郁症状不仅会对身体造成损害，还会增加自残、自杀等行为的发生，因此MSM者的抑郁问题亟待解决。

探索MSM者抑郁的潜在类别，并进一步探究HIV相关知识及预期污名化对抑郁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于2020-12-16至2021-03-02通过同性社交软件Blued7.5平台选取1 394例未感染HIV或感染状态未知的MSM者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HIV知识问卷、HIV预期污名量表、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10），对抑郁进行潜在类别分析，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不同抑郁类别与HIV相关知识及预期污名化的相关性。

最终收回问卷1 396份，有效问卷1 394份，有效率为99.9%。以CES-D10的10个条目为外显指标，依次选取1~5个潜在类别模型对MSM者抑郁状况进行探索性潜在类别分析，最终选择含有4个类别的模型，各组的类别概率："无明显抑郁"占40.1%，"可能存在抑郁风险"占21.6%，"可能存在轻微抑郁"占28.0%，"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占10.3%。为检验该分类的准确性，将根据CES-D10的截断值所判断的抑郁结果（0=无抑郁，1=存在抑郁）与潜在类别分析所得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0=无明显抑郁+可能存在抑郁风险，1=可能存在轻微抑郁+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结果显示Kappa=0.735（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水平HIV相关知识（OR=0.926，P=0.001）、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OR=0.642，P=0.003）是可能存在抑郁风险的影响因素；HIV预期污名化（OR=1.594，P<0.001）、已婚（OR=0.593，P=0.026）是可能存在轻微抑郁的影响因素；高水平HIV相关知识（OR=0.935，P=0.026）、HIV预期污名化（OR=2.239，P<0.001）、无固定工作（OR=1.518，P=0.045）是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的影响因素。

MSM者的抑郁具有明显的类别特征，本研究可为针对MSM者的抑郁状况施行精准干预提供新思路。相关部门可考虑结合社交媒体针对MSM者的HIV相关知识及预期污名化进行干预，从而预防及控制MSM者抑郁的发生和发展。

我国中青年楼宇人群的亚健康检出率逐年增加，其中心理健康问题的占比呈上升趋势。上海市于2018年6月率先试点基于"楼宇健康驿站"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但针对中青年楼宇人群心理健康方面的关注不足。

了解上海市中青年楼宇人群焦虑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在上海市虹口区、浦东新区、静安区采用典型抽样法抽取楼宇，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在选中楼宇内抽取中青年人群（18~59岁）开展问卷调查，本研究以焦虑自评量表（SAS）回答完整的2 198例受试者为研究对象。以SAS得分评价受试者的焦虑程度，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社会人口学和经济学特征、健康及生活方式情况对受试者SAS得分的影响。

2 198例中青年中，没有焦虑1 328例（60.42%），轻度焦虑409例（18.61%），中度焦虑274例（12.46%），重度焦虑187例（8.5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户籍、受教育程度、自评社会阶层、自评健康状况、体检频率、疲劳程度、患慢性病情况、规律用药情况是中青年楼宇人群SAS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

上海市中青年楼宇人群的焦虑水平相对较高，焦虑程度受人群特征的影响。在为中青年楼宇人群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时，应加强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根据其实际情况为其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注意偏向矫正（ABM）是近年来情绪调节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指通过计算机程序反复训练个体对中性或正性刺激的关注以达到纠正其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改善异常认知的过程。近年来，国内外公开发表的ABM治疗抑郁的文献报道逐年增多，但评价指标较为分散，相关循证证据不足。

系统评价ABM疗法对抑郁患者的干预效果。

计算机检索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网（VIP），搜集有关ABM治疗抑郁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1-12-31。干预措施：试验组采用基于计算机的ABM治疗；对照组实施同等条件下的安慰训练，包括空白对照、假ABM刺激等。主要结局指标包括汉密尔顿抑郁评定量表（HAMD/HRSD）、贝克抑郁量表（BDI）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评分；次要结局指标包括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冗思反应量表（RRS）评分。由两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采用Cochrane提供的偏倚风险评估工具2.0版本（RoB 2.0）进行偏倚风险评价，采用RevMan 5.4和Stata 12.0软件进行Meta分析。

最终纳入13篇文献，其中1篇文献提取为2个试验报告，共包含968例患者。13篇文献均为RCT，其中7篇文献评价为低偏倚风险，4篇文献评价为中偏倚风险，2篇文献评价为高偏倚风险。Meta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抑郁水平、焦虑情绪及冗思反应的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亚组分析：干预后随访时间<2个月时，试验组与对照组BDI-Ⅱ、HAMD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随访时间≥2个月时，试验组与对照组BDI-Ⅱ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ABM疗法能明显改善抑郁患者的抑郁、焦虑及冗思反应，但该疗法的长期疗效仍需进一步研究。

抑郁症的防治是全国精神卫生工作的重点，其中孕产妇是抑郁症防治的重点人群。如何在孕妇产前抑郁发生率高、危害大且易被忽视的时代背景下降低产前抑郁发生率？探究孕妇产前抑郁心理社会学危险因素（如婚姻满意度、伴侣支持等）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干预这些可控的危险因素显得至关重要。

探讨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婚姻满意度和产前抑郁之间的关系及婚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为母婴保健人员进行孕妇产前抑郁干预提供依据。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0月至2021年5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门诊进行常规产检的孕晚期女性。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研究对象社会人口学资料和产科资料，采用伴侣低头量表（PPS）、婚姻质量指数量表（QMI）、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分别调查研究对象的伴侣低头行为水平、婚姻满意度和产前抑郁水平。采用Mplus 8.3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分析。

共发放问卷300份，剔除无效问卷9份，共回收有效问卷291份，有效回收率为97.00%。本研究孕晚期女性产前抑郁发生率为40.89%（119/291），PPS得分为（25.6±6.3）分，QMI得分为（37.9±6.0）分，EPDS得分为（8.0±3.5）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与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r=-0.292，P<0.01），与产前抑郁呈正相关（r=0.350，P<0.01）；婚姻满意度与产前抑郁呈负相关（r=-0.338，P<0.01）。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孕晚期女性伴侣低头行为对产前抑郁的直接效应为0.214，占总效应的82.63%；婚姻满意度在伴侣低头行为与产前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045，占总效应的17.37%。

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可正向预测产前抑郁，婚姻满意度在伴侣低头行为和产前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母婴保健人员可在产前干预孕妇的伴侣低头行为，调节其婚姻关系，从而降低其产前抑郁的发生。

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作为精神卫生监测的重要一环已运行实施多年，实施效果需要进一步探知。

分析北京市三类精神卫生医务人员对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重要性、主要作用、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及完善措施的认知，为促进该制度的完善提供建议。

2019年3—6月，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择234例市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择183例区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择214例社区精神卫生防治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北京市精神卫生法治状况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医务人员基本信息及对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的认知。

对于制度重要性，56.3%（103/183）的区级精神专科医院和54.7%（117/214）的社区精神卫生防治医务人员认为其"非常重要"，66.7%（156/234）的市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认为其"比较重要"。对于主要作用，76.9%（180/234）的市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和82.7%（177/214）的社区精神卫生防治医务人员认为该制度主要作用为"风险预警"，80.9%（148/183）的区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认为该制度主要作用为"社区管理"。对于实施效果，44.4%（104/234）的市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50.3%（92/183）的区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和50.9%（109/214）的社区精神卫生防治医务人员认为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实施效果比较好。对于存在问题，77.8%（182/234）的市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78.1%（143/183）的区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和83.2%（178/214）的社区精神卫生防治医务人员认为该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为"报告涉及患者隐私信息的收集"。对于完善措施，73.5%（172/234）的市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和76.6%（164/214）的社区精神卫生防治医务人员认为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完善措施为"规范信息录入、登记、更正、汇总制度"，68.9%（126/183）的区级精神专科医院医务人员认为制度完善措施为"规范信息共享及对患者隐私保护的制度"。

三类医务人员对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的作用及实施效果表示肯定，为实现风险防控与隐私保护并重，兼顾患者管理与服务，应当对该制度予以完善，包括：在法律层面细化相关规定；对患者坚持服务保障与管理并重，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落实基本与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增加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患者及家属对该制度的认可度。

心血管疾病和心理疾病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两大公共卫生问题。中国目前冠心病现患人数约1 100万，冠心病住院患者与抑郁症共病率可达51%，合并重度抑郁症为3.1%~11.2%。但目前关于甲状腺功能与冠心病患者抑郁状态的相关性研究较少。

探究冠心病患者甲状腺功能与其抑郁状态的相关性。

选取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收治并确诊为冠心病的患者561例，采用患者健康问卷-9（PHQ-9）评估患者抑郁状态，按照是否合并抑郁将患者分为冠心病无抑郁组及冠心病合并抑郁组。记录患者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合并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急性心肌梗死）情况、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超敏肌钙蛋白T（hs-cTnT）水平、N末端-B型钠尿肽前体（NT-proBNP）水平、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₃）、游离甲状腺素（FT₄）、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FT₃对冠心病患者抑郁发生风险的影响。

冠心病无抑郁组350例（62.4%），冠心病合并抑郁组211例（37.6%），其中轻度抑郁148例（26.4%）、中度抑郁46例（8.2%）、重度抑郁17例（3.0%）。冠心病合并抑郁组的FT₃水平低于冠心病无抑郁组（P<0.05），而冠心病合并抑郁组与冠心病无抑郁组FT₄、TSH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冠心病合并抑郁组PHQ-9评分与FT₃水平呈负相关（r_s=-0.114，P<0.05）；PHQ-9评分与年龄（r_s=0.093）、hs-CRP（r_s=0.090）呈正相关（P<0.05）。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FT₃对冠心病患者抑郁发生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FT₃每增加1个标准差，冠心病患者发生抑郁的风险降低20%〔OR=0.8，95%CI（0.67，0.96）〕。FT₃五分组分层分析也观察到类似结果，其中FT₃第四分位组（4.98~5.34 pmol/L）时冠心病患者发生抑郁的风险最低，且单因素分析（未调整）时FT₃各五分位数组间OR值下降趋势性检验显著（P<0.05）。

冠心病合并抑郁的患者血清FT₃水平较无抑郁患者低，且重度抑郁亚组患者FT₃的下降水平更为显著。FT₃可能可作为冠心病患者发生抑郁的一种潜在生物标志物，建议冠心病合并抑郁的患者进行甲状腺功能评估。

卒中后抑郁为卒中后常见的情绪障碍，严重影响患者各项功能的恢复，单纯抗抑郁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探究理情行为疗法对卒中后抑郁患者睡眠及情绪的影响。

选取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康复科的71例卒中后抑郁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药物对照组35例、联合治疗组36例。药物对照组患者给予盐酸舍曲林片（第1周25 mg/d，第2周起50 mg/d，连续4周），联合治疗组患者在药物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理情行为疗法（30 min/次，3次/周，连续4周）。分别于治疗开始前及治疗4周后应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失眠严重指数量表（ISI）、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项）、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及改良Barthel指数量表（MBI）分别对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失眠程度、抑郁情况、焦虑情况及日常生活能力方面进行评定。

两组患者治疗后PSQI、HAMA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后ISI、HAMD-17项评分低于药物对照组，MBI评分高于药物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PSQI、ISI、HAMD-17项、HAMA评分低于组内治疗前，MBI评分高于组内治疗前（P<0.05）。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后抑郁情况、焦虑情况改善情况优于药物对照组（P<0.05）。

理情行为疗法结合药物治疗较单独药物治疗能更好地减轻卒中后抑郁患者失眠程度，改善情绪状态，提高日常生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