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最新文章合辑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高复发性和高致残性的精神病性障碍，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预防复发是精神分裂症治疗的关键，也是决定患者预后和社会功能改善程度的核心因素。抗精神病药长效针剂（简称长效针剂）作为精神分裂症治疗、预防复发的重要手段，被国内外指南/共识推荐为精神分裂症全病程治疗的方式之一。同时，社区作为精神分裂症康复的重要环境场所，近年来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社区管理模式的探索。目前，国内多个管理政策及文件强调在社区精神分裂症管理中应用长效针剂，但是社区医生对长效针剂的知识和应用技能不足，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长效针剂在社区的应用，成为患者全面康复的瓶颈之一。在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精神分裂症协作组的组织下，联合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由13位精神科及全科医学专家组成本共识专家组，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国内外指南与专家共识、专家经验、我国社区的特征，解决社区长效针剂使用中面临的医学相关问题，以期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用药依从性，改善患者预后。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社交焦虑是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之一。
探索大学生社交焦虑研究的热点、前沿与趋势，为未来参与大学生社交焦虑问题研究的学者提供参考。
2021-08-27以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核心集为数据来源，检索2000—2021年有关大学生社交焦虑文献获得643篇英文文献、166篇中文文献，应用CiteSpace对纳入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2000—2021年关于大学生社交焦虑英文文献数量呈上升趋势。大学生社交焦虑研究的热点领域与前沿主要集中在物质滥用，手机、网络成瘾，负面评价恐惧，种族差异，心理干预以及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方面。未来研究趋势主要集中在物质滥用与手机成瘾的机制研究上。
我国学者可参考可视化分析所示的研究热点及趋势、国内外研究的差异，重点关注大学生社交焦虑与物质滥用及手机、网络成瘾的相关问题。
运动早已被研究证实可有效预防或治疗抑郁症，并已成为许多研究者推荐的抑郁症干预方法，但缺乏对既往有关抑郁症的运动干预方法的研究成果的有效整合，且目前各国仍缺乏统一的临床运动疗法指南。本文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运动对抑郁症的影响，包括运动类型、强度、频率和运动量等因素对不同人群抑郁症的干预效果，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总结了抑郁症的发生及运动抗抑郁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本文表明在抑郁症的运动干预中，有氧运动是最常选用的运动类型，运动强度通常为中等强度到高强度，高频率和高剂量是推荐采用的运动频率和运动量；运动抗抑郁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主要为其可以改善中枢神经系统组织的形态结构、提高一系列神经营养因子的水平，从而增强神经元可塑性并改善神经分泌系统功能，减少神经炎性反应和氧化性应激对脑组织造成的损伤。本文能够为我国抑郁症临床运动处方的制订和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并为运动抗抑郁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借鉴。
中国男男性行为（MSM）者的抑郁发生率高于一般人群，长期的抑郁症状不仅会对身体造成损害，还会增加自残、自杀等行为的发生，因此MSM者的抑郁问题亟待解决。
探索MSM者抑郁的潜在类别，并进一步探究HIV相关知识及预期污名化对抑郁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于2020-12-16至2021-03-02通过同性社交软件Blued7.5平台选取1 394例未感染HIV或感染状态未知的MSM者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HIV知识问卷、HIV预期污名量表、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10），对抑郁进行潜在类别分析，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不同抑郁类别与HIV相关知识及预期污名化的相关性。
最终收回问卷1 396份，有效问卷1 394份，有效率为99.9%。以CES-D10的10个条目为外显指标，依次选取1~5个潜在类别模型对MSM者抑郁状况进行探索性潜在类别分析，最终选择含有4个类别的模型，各组的类别概率："无明显抑郁"占40.1%，"可能存在抑郁风险"占21.6%，"可能存在轻微抑郁"占28.0%，"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占10.3%。为检验该分类的准确性，将根据CES-D10的截断值所判断的抑郁结果（0=无抑郁，1=存在抑郁）与潜在类别分析所得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0=无明显抑郁+可能存在抑郁风险，1=可能存在轻微抑郁+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结果显示Kappa=0.735（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水平HIV相关知识（OR=0.926，P=0.001）、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OR=0.642，P=0.003）是可能存在抑郁风险的影响因素；HIV预期污名化（OR=1.594，P<0.001）、已婚（OR=0.593，P=0.026）是可能存在轻微抑郁的影响因素；高水平HIV相关知识（OR=0.935，P=0.026）、HIV预期污名化（OR=2.239，P<0.001）、无固定工作（OR=1.518，P=0.045）是可能存在中至重度抑郁的影响因素。
MSM者的抑郁具有明显的类别特征，本研究可为针对MSM者的抑郁状况施行精准干预提供新思路。相关部门可考虑结合社交媒体针对MSM者的HIV相关知识及预期污名化进行干预，从而预防及控制MSM者抑郁的发生和发展。
产后抑郁（PPD）是产妇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是生物-心理-社会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严重影响着产妇及婴幼儿的身心健康。个性化识别产妇孕期危险因素并预测PPD的发生风险可为PPD的早期识别和早期干预提供时间和空间。近年来，构建PPD预测模型广泛应用于PPD病因学研究领域，对不同类型的PPD预测模型进行分类与比较能为选择合适的方法构建PPD预测模型提供重要参考，有助于拓展PPD筛查与诊断的形式。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伴有心身障碍特征的慢性不可治愈性消化系统常见病，目前心理治疗已成为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在内的IBD患者优化治疗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乌灵胶囊对多种消化系统心身疾病具有良好疗效，但目前关于其改善UC患者病情及焦虑、抑郁状态的影响研究较少。
探讨乌灵胶囊联合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对活动期UC伴焦虑、抑郁患者的影响。
选择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就诊或住院的活动期UC伴焦虑、抑郁患者120例，采用双盲随机化法分为对照组、黛力新组、乌灵胶囊组、联合治疗组，每组30例。对照组患者仅给予美沙拉嗪缓释片治疗，黛力新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乌灵胶囊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乌灵胶囊治疗，联合治疗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乌灵胶囊和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四组患者均连续治疗8周（1个疗程）。比较四组患者治疗前后主要临床症状积分、改良Mayo评分、炎性反应指标、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炎症性肠病生活质量问卷（IBDQ）评分，并进行安全性评价。
最终共113例患者完成研究，其中对照组28例、黛力新组28例、乌灵胶囊组29例、联合治疗组28例。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后腹泻、黏液脓血便、腹痛积分及主要临床症状总分、改良Mayo评分、红细胞沉降率、血清C反应蛋白水平、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血清白介素6水平、SAS评分、SDS评分低于对照组、黛力新组、乌灵胶囊组（P<0.05），肠道症状、全身症状、情感功能、社会功能评分及IBDQ总分高于对照组、黛力新组、乌灵胶囊组（P<0.05）。治疗期间对照组患者中出现腹胀1例，黛力新组患者中出现失眠1例，均可自行缓解。
乌灵胶囊联合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可有效改善活动期UC伴焦虑、抑郁患者临床症状，减轻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炎性反应、焦虑情绪、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且安全性较高；乌灵胶囊可作为优化UC患者综合治疗方案的选择之一。
明确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的社会支持特征，识别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水平的因素是提升这一弱势群体社会支持水平的重要前提条件。既往研究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的关注较少，且在探讨其社会支持水平的影响因素时，多仅从照护者自身因素入手，对于患者、家庭层面因素对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状况影响的关注不足。
了解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的社会支持现状，分析影响其社会支持水平的因素，旨在为针对性干预策略的制定奠定基础。
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抽取我国东、中、西部各1座城市中的1家三级甲等精神卫生机构作为调查机构，选取2018年8月至2019年12月在上述3家三级甲等精神卫生机构门诊就诊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主要照护者1 001例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设问卷〔一般资料调查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家庭照护者进行调查，收集家庭照护者的个人、家庭信息及照护对象资料，并评估家庭照护者的社会支持情况。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总体水平及各维度水平的因素。
1 001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总分为（34.4±9.1）分，主观社会支持、客观社会支持及社会支持利用度得分分别为（20.3±6.2）、（7.5±2.8）、（6.6±2.3）分。照护者的职业类别，照护对象所患精神疾病种类、精神症状稳定程度，以及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总体水平及各维度水平的因素（P<0.05）。除上述共性因素外，照护者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照护者与患者的关系可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总体水平（P<0.05）；照护者的性别、婚姻状况、居住地、宗教信仰，照护者与患者的关系，家庭获补助数量可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主观社会支持水平（P<0.05）；家庭获补助数量可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客观社会支持水平（P<0.05）；照护者的性别、居住地，家庭获补助数量可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利用水平（P<0.05）。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水平整体较低，社会支持来源较少，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强度较低，对社会支持的利用意愿较弱，且影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总体水平及各维度水平的因素不尽相同。未来，应重点关注无配偶、未就业、家庭月收入较低、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精神症状不稳定患者的家庭照护者，在了解其需求的基础上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以缓解其照护负担，进而提高其身心健康水平。
药物治疗是治疗抑郁症的主要方式之一，综合考虑患者偏好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探索抑郁症患者的药物选择偏好，但尚缺少研究对抑郁症患者药物偏好选择进行系统整理和归纳。
系统回顾离散选择实验（DCE）和优劣尺度法（BWS）应用于抑郁症患者药物治疗偏好选择的相关研究，以期为抑郁症患者临床合理用药及未来开展相关偏好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2022年1月，以"DCE""BWS""depression""抑郁症""离散选择实验""优劣尺度法"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PubMed、Web of Science和EmBase数据库系统检索抑郁症患者药物选择偏好的DCE和BWS研究，检索时间限定为建库至2021-12-31。对纳入的文献进行信息提取，并采用PREFS量表对所有研究进行质量评估；将属性按结果、过程和成本3类指标进行汇总，并评估各类属性对患者药物治疗偏好影响的相对重要性。
共纳入7篇文献，均为DCE研究。7项研究共包含47个属性，41个被归类为结果属性，5个被归类为过程属性，1个被归类为成本属性。7篇文献共获得9个最重要属性结果。其中，结果属性被认为最重要的次数为8，成本属性为1。在结果属性中，不良反应被认为最重要的次数为5，有效性为3。依据PREFS量表，1项研究得4分，6项研究得3分。多数研究在应答者（respondents）和结果解释（findings）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结果属性在抑郁症患者服药过程中最为重要，临床医生和决策者应该关注这一点。目前已有的研究在样本差异报告和实验设计等维度仍有改善空间，建议未来研究者开展相关研究时，在应答者、结果解释和实验设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研究设计，为抑郁症药物偏好研究提供更多高质量证据。
近年来，青少年抑郁障碍患病率持续上升，偏远县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家庭对疾病认知度普遍较低，常难以完成全病程治疗。
探讨基于知识转化模式（KTA）的健康管理模式在偏远县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选取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20年6—12月收治的90例偏远县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组（n=45）和KTA组（n=45）。常规组患者入组后接受常规健康管理模式干预，KTA组患者入组后接受基于KTA的健康管理模式干预，所有患者入组后持续观察12周。于干预前及入组后12周，以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问卷评估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以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问卷（SQAPMPU）评估患者手机依赖情况；以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量表（SCARED）评估患者焦虑情绪；以儿童抑郁障碍自评（DSRS）评估患者抑郁情绪。
干预前两组患者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问卷得分、SQAPMPU各维度得分及总分、SCARED得分、DSRS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入组后12周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问卷得分、SQAPMPU各维度得分及总分、SCARED得分、DSRS得分均低于干预前（P<0.05）。KTA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问卷得分、SQAPMPU各维度得分及总分、SCARED得分、DSRS得分低于常规组（P<0.05）。
基于KTA的健康管理模式有效减少了偏远县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和手机依赖情况，减轻了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能较好地应用于偏远县城青少年抑郁障碍的门诊管理中。
抑郁症的防治是全国精神卫生工作的重点，其中孕产妇是抑郁症防治的重点人群。如何在孕妇产前抑郁发生率高、危害大且易被忽视的时代背景下降低产前抑郁发生率？探究孕妇产前抑郁心理社会学危险因素（如婚姻满意度、伴侣支持等）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干预这些可控的危险因素显得至关重要。
探讨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婚姻满意度和产前抑郁之间的关系及婚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为母婴保健人员进行孕妇产前抑郁干预提供依据。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0月至2021年5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门诊进行常规产检的孕晚期女性。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研究对象社会人口学资料和产科资料，采用伴侣低头量表（PPS）、婚姻质量指数量表（QMI）、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分别调查研究对象的伴侣低头行为水平、婚姻满意度和产前抑郁水平。采用Mplus 8.3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分析。
共发放问卷300份，剔除无效问卷9份，共回收有效问卷291份，有效回收率为97.00%。本研究孕晚期女性产前抑郁发生率为40.89%（119/291），PPS得分为（25.6±6.3）分，QMI得分为（37.9±6.0）分，EPDS得分为（8.0±3.5）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与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r=-0.292，P<0.01），与产前抑郁呈正相关（r=0.350，P<0.01）；婚姻满意度与产前抑郁呈负相关（r=-0.338，P<0.01）。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孕晚期女性伴侣低头行为对产前抑郁的直接效应为0.214，占总效应的82.63%；婚姻满意度在伴侣低头行为与产前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045，占总效应的17.37%。
孕晚期女性的伴侣低头行为可正向预测产前抑郁，婚姻满意度在伴侣低头行为和产前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母婴保健人员可在产前干预孕妇的伴侣低头行为，调节其婚姻关系，从而降低其产前抑郁的发生。
我国中青年楼宇人群的亚健康检出率逐年增加，其中心理健康问题的占比呈上升趋势。上海市于2018年6月率先试点基于"楼宇健康驿站"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但针对中青年楼宇人群心理健康方面的关注不足。
了解上海市中青年楼宇人群焦虑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在上海市虹口区、浦东新区、静安区采用典型抽样法抽取楼宇，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在选中楼宇内抽取中青年人群（18~59岁）开展问卷调查，本研究以焦虑自评量表（SAS）回答完整的2 198例受试者为研究对象。以SAS得分评价受试者的焦虑程度，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社会人口学和经济学特征、健康及生活方式情况对受试者SAS得分的影响。
2 198例中青年中，没有焦虑1 328例（60.42%），轻度焦虑409例（18.61%），中度焦虑274例（12.46%），重度焦虑187例（8.5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户籍、受教育程度、自评社会阶层、自评健康状况、体检频率、疲劳程度、患慢性病情况、规律用药情况是中青年楼宇人群SAS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
上海市中青年楼宇人群的焦虑水平相对较高，焦虑程度受人群特征的影响。在为中青年楼宇人群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时，应加强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根据其实际情况为其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我国参与照顾孙辈的祖辈占比已达80%，研究发现祖辈照顾孙辈可能增加祖辈抑郁风险，从而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既往研究表明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冲突、祖辈的长辈价值感和个人掌控感均是祖辈抑郁的影响因素，但其对祖辈抑郁的作用机制仍有待揭示。
剖析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冲突对祖辈抑郁的影响，检验祖辈的个人掌控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及祖辈的长辈价值感在其中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采用线上调查和线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采用滚雪球抽样、方便抽样法，于2021年8—11月选取参与养育孙辈的631例（外）祖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祖父母-父母共同养育问卷、个人掌控感问卷、祖父母意义问卷及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中文简版对其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祖辈的祖辈-母亲共同养育冲突得分、祖辈-父亲共同养育冲突得分、个人掌控感问卷得分、祖父母意义问卷长辈价值感维度得分、CES-D中文简版得分间的相关性，采用PROCESS宏程序检验祖辈个人掌控感在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冲突与祖辈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祖辈的长辈价值感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并绘制简单斜率图。
共回收有效问卷62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9.2%。626例（外）祖父母中，12.0%（75/626）存在抑郁倾向。祖辈的CES-D中文简版得分〔（5.36±4.14）分〕与其祖辈-母亲共同养育冲突得分〔（9.87±3.08）分〕、祖辈-父亲共同养育冲突得分〔（7.34±3.25）分〕呈正相关（r=0.28、0.35，P<0.05），与其个人掌控感问卷得分〔（12.61±5.48）分〕、祖父母意义问卷长辈价值感维度得分〔（84.13±8.58）分〕呈负相关（r=-0.25、-0.21，P<0.05）。祖辈个人掌控感在祖辈-母亲、祖辈-父亲共同养育冲突与祖辈抑郁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分别为0.05、0.04，分别占总效应值的17.2%、11.4%）；祖辈的长辈价值感对祖辈-母亲、祖辈-父亲共同养育冲突与祖辈抑郁的关系起调节效应（b=-0.06、-0.07，P<0.05）。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对于长辈价值感水平较低的祖辈，祖辈-父亲、祖辈-母亲共同养育冲突对其抑郁的影响更大。
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冲突，无论是发生在祖辈与孙辈母亲间还是祖辈与孙辈父亲间，都是影响祖辈抑郁的重要因素，祖辈个人掌控感在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冲突与祖辈抑郁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而祖辈的长辈价值感在其中存在调节效应。可通过减少祖辈-父辈共同养育冲突、增强祖辈的个人掌控感和长辈价值感，降低参与养育孙辈的祖辈的抑郁风险，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中老年抑郁状态和儿童期不良经历（ACEs）的研究在国际上愈受重视，但以中国人群为样本的研究仍然较少报道，需要进一步探索。
探索我国当前成年人群的ACEs发生率，研究ACEs对中老年抑郁状态的影响，提供基于我国人群样本的抑郁与ACEs的精准画像。
2021年7—8月，利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办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CHARLS）2015年和2018年的截面数据，选取符合研究要求的7 035例≥45岁的中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根据抑郁评估量表、ACEs（虐待、忽视、不良家庭）和个体特征，从数据库中筛选出相关问题，生成新的虚拟变量并重新赋值。以零ACEs经历的研究对象为控制组，以有ACEs经历的研究对象为处理组，将所有协变量纳入倾向得分匹配模型，采用稳健标准误形式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预估所有协变量的倾向得分，按最近邻1∶1方法匹配控制组和处理组样本，同时进行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持检验，评估处理组ACEs对中老年抑郁状态的平均处理效应。
7 035例调查对象中，6 529例（92.81%）经历过ACEs，1 802例（25.61%）经历≥4种ACEs，1 003例（14.26%）为抑郁状态。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年龄、性别、自评健康与ACEs相关（P<0.05）；接下来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达到控制组和处理组的个体特征无统计学差异（P>0.05），通过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持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结果显示，有ACEs比零ACEs导致的中老年抑郁状态发生率高出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当前中老年群体的ACEs发生率居于高位水平，ACEs可明显提升抑郁发生率，亟须建立ACEs筛查干预机制，提升该类人群的健康服务和福祉水平。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因自知力欠缺及高复发性、高致残性等特点，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做好社区面访管理工作意义重大，通过定期面访患者本人，可以更好地综合评估患者病情，以便及时采取措施，提高管理服务质量。
了解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律面访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社区患者的面访服务管理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2020年10—12月，利用2019年底江苏省严重精神障碍管理系统中建档管理的无锡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基础档案及随访管理信息，分析当年度无锡市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律面访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规律面访的影响因素。
共纳入27 778例研究对象，其规律面访率为81.08%（22 523/27 778）。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非本地户籍〔OR（95%CI）=0.704（0.640，0.775）〕、年龄≤44岁〔OR（95%CI）=0.522（0.472，0.578）〕、学历为高中及以上〔高中/中专OR（95%CI）=0.493（0.446，0.545），大专及以上OR（95%CI）=0.470（0.415，0.532）〕、目前有正式工作〔OR（95%CI）=0.715（0.668，0.766）〕、未婚〔OR（95%CI）=0.746（0.665，0.838）〕、经济状况为非贫困〔OR（95%CI）=0.587（0.517，0.666）〕、没有进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OR（95%CI）=0.491（0.440，0.548）〕、服药时长0~10年〔OR（95%CI）=0.881（0.778，0.998）〕、不是"以奖代补"监护补助对象〔OR（95%CI）=0.807（0.704，0.926）〕、不参加社区康复服务〔OR（95%CI）=0.844（0.716，0.996）〕是患者规律面访的消极影响因素（P<0.05）。
无锡市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律面访率尚需进一步提高，应重点关注非本地户籍、年龄≤44岁、高中及以上学历、目前有正式工作、未婚、经济非贫困、没有进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服药时长0~10年、不是监护补助对象和不参加社区康复服务的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可通过制定倾斜性政策、开展宣传教育、降低患者病耻感、改善患者疾病认知、加强患者社会支持等措施提高患者规律面访率。
焦虑症与抑郁症同属精神类疾病，单一焦虑症或抑郁症患者随病情进展会高概率出现"焦虑-抑郁共病"现象，但目前预防两种疾病发展成"共病"及解决二者"共病"的相关研究较少。
探讨焦虑症与抑郁症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体质指数（BMI）在二者相关性中的调节效应。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2021-06-01至2021-08-3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部和住院部收治的86例焦虑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人口学问卷调查患者一般人口学特征，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估患者焦虑症及抑郁症严重程度。焦虑症与抑郁症、焦虑症与BMI、抑郁症与BMI的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探究BMI在焦虑症与抑郁症中的调节效应。
共80例患者符合纳入与排除标准且被同时诊断为抑郁症。患者焦虑症与抑郁症呈正相关（r=0.70，P<0.01）；BMI与焦虑症无线性相关（r=0.03，P>0.05）；BMI与抑郁症无线性相关（r=0.14，P>0.05）；BMI调节了焦虑症与抑郁症之间的相关性（β=-0.16，P<0.01）。
BMI可以减弱焦虑症对抑郁症的影响，有助于预防二者发展成共病性精神障碍，为未来制定新的饮食标准或运动模式进行心理健康预防和治疗提供新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拓展营养精神病学的研究领域。
重性抑郁障碍（MDD）包含多种亚型，目前亚型区分多基于症状学特征，缺乏客观的生物学指标。
探究不同抑郁亚型患者事件相关电位（ERP）N400的差异，为抑郁亚型分型提供客观电生理依据。
选取2019年2月至2021年12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门诊或住院部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中MDD诊断标准的患者，采用30项抑郁障碍症状量表（IDS-30）、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对患者进行亚型分型，最终纳入78例单纯焦虑型MDD（ASD+MD-组）、46例单纯忧郁型MDD（ASD-MD+组）、61例焦虑忧郁型MDD（ASD+MD+组）、24例非焦虑忧郁型MDD（ASD-MD-组），同期招募社区健康志愿者35例作为对照组。评估所有受试者HAMD-17、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RBANS）的总分及因子分；通过句末歧义词诱发N400成分，采集所有受试者N400的潜伏期及波幅。
（1）MDD各亚组及对照组的HAMD-17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HAMD-17总分MDD各亚组均高于对照组，ASD+MD+组高于ASD-MD+组和ASD-MD-组，ASD+MD-组高于ASD-M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焦虑因子分MDD各亚组均高于对照组，ASD+MD-组高于ASD-MD+组、ASD-MD-组，ASD+MD+组高于ASD-MD+组、ASD-M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体重因子分ASD+MD+组、ASD+MD-组均高于对照组，ASD+MD+组高于ASD-MD+组、ASD-M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认知障碍因子分MDD各亚组均高于对照组，ASD+MD+组高于ASD-M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MDD各亚组的阻滞因子分、睡眠障碍因子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MDD各亚型组及对照组的RBANS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MDD各亚组的即刻记忆、视觉广度、言语功能、注意、延时记忆因子分及RBANS总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ASD+MD+组的即刻记忆因子分低于ASD-MD+组（P<0.05）。（3）不同组别间潜伏期、波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电极点间潜伏期、波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组别与电极点间无交互作用（P>0.05）。（4）中线前额电极点（Fz）的N400波幅与认知障碍因子分呈负相关（r=-0.170，P=0.016），中线中央区电极点（Cz）的波幅与阻滞因子分呈正相关（r=0.151，P=0.033），中线顶区电极点（Pz）的波幅与阻滞因子分呈正相关（r=0.174，P=0.014）；Fz的N400波幅与即刻记忆分呈正相关（r=0.138，P=0.050），Cz的潜伏期与延时记忆因子分呈负相关（r=-0.155，P=0.028）。
MDD患者存在广泛认知功能损害，即刻记忆、视觉广度、言语功能、注意、延时记忆能力均低于正常人，在各个亚型中ASD+MD+亚型及ASD+MD-亚型患者症状较重，ASD+MD+亚型患者认知功能损害最明显。MDD患者N400波幅与认知障碍呈负相关，与阻滞因子呈正相关。但MDD患者由句末歧义词诱发的言语整合功能未受损害。
目前，采用脑涨落图仪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多个脑区神经递质功能特点的研究较多，也有关于无抽搐电休克疗法（MECT）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脑内神经递质影响的研究，但关于MECT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具体脑区神经递质影响的研究较少。
观察精神分裂症患者MECT治疗前后脑内及不同脑区神经递质水平变化而探讨其可能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常州市德安医院收治的签署MECT治疗同意书的精神分裂症患者51例，均接受MECT治疗且在治疗期间所用抗精神疾病药物剂量保持不变。比较所有患者首次MECT治疗前24 h和MECT治疗结束后24 h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新5因子模型（20项版）评分、脑内和不同脑区神经递质水平。
与首次MECT治疗前24 h相比，所有患者MECT治疗结束后24 h阳性因子、阴性因子、敌对兴奋、焦虑抑郁、认知功能损伤因子评分及总分，脑内γ-氨基丁酸（GABA）水平及左后脑区GABA、谷氨酸（Glu）水平均降低，脑内及右前脑区多巴胺（DA）水平升高（P<0.05）。
MECT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症状有一定治疗效果，并可能通过影响脑内GABA和DA、左后脑区GABA和Glu、右前脑区DA等神经递质水平而发挥神经生物学机制。
注意偏向矫正（ABM）是近年来情绪调节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指通过计算机程序反复训练个体对中性或正性刺激的关注以达到纠正其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改善异常认知的过程。近年来，国内外公开发表的ABM治疗抑郁的文献报道逐年增多，但评价指标较为分散，相关循证证据不足。
系统评价ABM疗法对抑郁患者的干预效果。
计算机检索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网（VIP），搜集有关ABM治疗抑郁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1-12-31。干预措施：试验组采用基于计算机的ABM治疗；对照组实施同等条件下的安慰训练，包括空白对照、假ABM刺激等。主要结局指标包括汉密尔顿抑郁评定量表（HAMD/HRSD）、贝克抑郁量表（BDI）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评分；次要结局指标包括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冗思反应量表（RRS）评分。由两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采用Cochrane提供的偏倚风险评估工具2.0版本（RoB 2.0）进行偏倚风险评价，采用RevMan 5.4和Stata 12.0软件进行Meta分析。
最终纳入13篇文献，其中1篇文献提取为2个试验报告，共包含968例患者。13篇文献均为RCT，其中7篇文献评价为低偏倚风险，4篇文献评价为中偏倚风险，2篇文献评价为高偏倚风险。Meta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抑郁水平、焦虑情绪及冗思反应的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亚组分析：干预后随访时间<2个月时，试验组与对照组BDI-Ⅱ、HAMD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随访时间≥2个月时，试验组与对照组BDI-Ⅱ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ABM疗法能明显改善抑郁患者的抑郁、焦虑及冗思反应，但该疗法的长期疗效仍需进一步研究。
心血管疾病和心理疾病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两大公共卫生问题。中国目前冠心病现患人数约1 100万，冠心病住院患者与抑郁症共病率可达51%，合并重度抑郁症为3.1%~11.2%。但目前关于甲状腺功能与冠心病患者抑郁状态的相关性研究较少。
探究冠心病患者甲状腺功能与其抑郁状态的相关性。
选取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收治并确诊为冠心病的患者561例，采用患者健康问卷-9（PHQ-9）评估患者抑郁状态，按照是否合并抑郁将患者分为冠心病无抑郁组及冠心病合并抑郁组。记录患者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合并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急性心肌梗死）情况、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超敏肌钙蛋白T（hs-cTnT）水平、N末端-B型钠尿肽前体（NT-proBNP）水平、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FT3对冠心病患者抑郁发生风险的影响。
冠心病无抑郁组350例（62.4%），冠心病合并抑郁组211例（37.6%），其中轻度抑郁148例（26.4%）、中度抑郁46例（8.2%）、重度抑郁17例（3.0%）。冠心病合并抑郁组的FT3水平低于冠心病无抑郁组（P<0.05），而冠心病合并抑郁组与冠心病无抑郁组FT4、TSH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冠心病合并抑郁组PHQ-9评分与FT3水平呈负相关（rs=-0.114，P<0.05）；PHQ-9评分与年龄（rs=0.093）、hs-CRP（rs=0.090）呈正相关（P<0.05）。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FT3对冠心病患者抑郁发生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FT3每增加1个标准差，冠心病患者发生抑郁的风险降低20%〔OR=0.8，95%CI（0.67，0.96）〕。FT3五分组分层分析也观察到类似结果，其中FT3第四分位组（4.98~5.34 pmol/L）时冠心病患者发生抑郁的风险最低，且单因素分析（未调整）时FT3各五分位数组间OR值下降趋势性检验显著（P<0.05）。
冠心病合并抑郁的患者血清FT3水平较无抑郁患者低，且重度抑郁亚组患者FT3的下降水平更为显著。FT3可能可作为冠心病患者发生抑郁的一种潜在生物标志物，建议冠心病合并抑郁的患者进行甲状腺功能评估。
广泛性焦虑障碍（GAD）是常见的慢性精神疾病，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损害，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社会功能。
比较GAD住院患者与健康对照者认知功能的差异。
选取2018年8月至2020年1月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住院治疗的GAD患者为GAD组（n=30），同期通过广告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住院患者陪护人员中招募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为健康对照组（n=30）。使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SI-CV）进行心理测评，采用精神运动警觉性任务（PVT）、Go/No-go联想任务、N-back任务分别评估认知功能的注意、抑制及工作记忆功能。比较两组一般情况、量表测评总分及认知功能差异，进一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GAD住院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认知功能差异。
GAD组HAMA、HAMD总分和最严重情况时BSI-CV总分及最严重情况时存在自杀意念者所占比例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N-back任务：GAD组1-back击中目标率（NBACK1a）、2-back击中目标率（NBACK2a）低于健康对照组，1-back击中目标的平均反应时（NBACK1b）长于健康对照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BACK1a〔OR=0.946，95%CI（0.898，0.997），P=0.038〕、NBACK1b〔OR=1.007，95%CI（1.000，1.014），P=0.042〕是GAD的影响因素。
与健康对照者相比，GAD住院患者的工作记忆较差，需要临床关注。
动机损伤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患者的治疗及功能康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动机损伤相关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但目前精神分裂症患者动机损伤的具体影响因素尚未完全明确。本文回顾分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动机损伤的相关研究，重点阐述了动机损伤的特征、评估和影响因素，为临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干预策略提供思路和依据。
卒中后抑郁（PSD）是卒中患者常见并发症之一，可增加卒中患者致残率、病死率，但其确切发病机制仍不明确。
通过弥散张量纤维束成像（DTT）观察PSD患者脑白质纤维束改变并分析其与抑郁的相关性。
选取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在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的首发缺血性脑卒中患者40例，根据PSD发生情况分为PSD组和非PSD组，每组20例；选取同期在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体检的健康志愿者20例作为正常对照组。三组受试者均行DTT检查，比较三组受试者感兴趣区（ROI）各向异性分数（FA）、神经纤维数量；PSD组患者各ROI病灶侧FA、神经纤维数量与24项版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评分的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PSD组患者下额枕束、皮质脊髓束、额桥束、扣带束、钩束病灶侧FA低于非PSD组、正常对照组及病灶对侧，下额枕束、皮质脊髓束、额桥束病灶侧神经纤维数量少于非PSD组、正常对照组及病灶对侧（P<0.05）。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PSD患者下额枕束、皮质脊髓束、额桥束、扣带束、钩束病灶侧FA与HAMD-24评分均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469、-0.769、-0.728、-0.801、-0.839，P<0.05）；PSD患者下额枕束、皮质脊髓束、额桥束病灶侧神经纤维数量与HAMD-24评分亦均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858、-0.806、-0.694，P<0.01）。
PSD患者病灶侧下额枕束、皮质脊髓束、额桥束、扣带束及钩束白质结构存在损伤且与抑郁程度相关，大脑部分白质纤维束改变可能在PSD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
精神分裂症是严重危害患者及其家人、社会的重型精神疾病，超80%的患者无法完全康复。精神分裂症迁延难愈的原因之一是患者治疗动机的缺乏，但目前国内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动机的研究较少。自我决定动机有利于个体积极情感、行为及认知的发展，在促进个体健康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已有研究报道，探讨了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决定动机的特征及测量方法，发现其在认知矫正治疗、体育治疗等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治疗中起到预测并维持患者治疗行为的作用。针对目前尚待解决的问题，未来研究可考虑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我决定动机出发，制订精准干预措施，从而改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提高治愈率。
大量证据表明抑郁障碍患者的躯体症状的风险比正常人高，但躯体易感性的机制尚不明确。部分研究认为前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前体（ProBDNF）、炎性因子水平比正常人高，而这是否与伴随的躯体症状有关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探讨重性抑郁障碍（MDD）患者躯体症状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炎性因子的特征及其相关性。
选取2019年2月至2020年12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门诊或住院部MDD患者59例与同期社区招募的健康志愿者32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SSS）将MDD患者分为伴躯体症状抑郁障碍（SD）组37例（SSS总分>36分）和不伴躯体症状抑郁障碍（NSD）组22例（SSS总分≤36分），32例健康志愿者为健康对照组（HC组）。收集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评分、SSS评分、BDNF、ProBDNF与炎性因子〔C反应蛋白（CRP）、白介素4（IL-4）、白介素6（IL-6）、白介素10（IL-10）、白介素18（IL-18）、白介素23a（IL-23a）、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α干扰素（IFN-α）〕的吸光度。采用SSS评估躯体化症状、HAMD-17评估抑郁障碍症状。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SSS中躯体症状（包括头晕头痛、尿频尿急、心血管症状、肌肉酸痛、胃肠道症状、手脚发麻抽搐、憋闷叹气、视物模糊、咽部不适）得分、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躯体化因子（SSS-S）总分、HAMD-17总分与BDNF、炎性因子的相关性。
SD组HAMD-17总分高于NSD组、HC组（P<0.001）；NSD组HAMD-17总分高于HC组（P<0.001）。SD组SSS总分、SSS-S总分高于NSD组、HC组（P<0.001）。SD组BDNF高于NSD组（P<0.05）。SD组、NSD组的IFN-α低于HC组（P<0.001）。ProBDNF与肌肉酸痛呈负相关（rs=-0.262，P<0.05），CRP与手脚发麻抽搐呈负相关（rs=-0.386，P<0.01），IL-4与胃肠道症状呈负相关（rs=-0.336，P<0.01），IL-10与视物模糊（rs=0.286，P<0.05）呈正相关，BDNF与头晕头痛（rs=0.339，P<0.01）、心血管症状（rs=0.309，P<0.05）、胃肠道症状（rs=0.278，P<0.05）、肌肉酸痛（rs=0.419，P<0.01）、手脚发麻抽搐（rs=0.286，P<0.05）、憋闷叹气（rs=0.372，P<0.01）、咽部不适（rs=0.392，P<0.01）、SSS-S总分（rs=0.418，P<0.01）呈正相关。IL-6与心血管症状（rs=0.283，P<0.05）、憋闷叹气（rs=0.374，P<0.01）呈正相关。TNF-α与肌肉酸痛（rs=-0.299，P<0.05）呈负相关。IFN-α与视物模糊（rs=-0.267，P<0.05）呈负相关。
MDD患者外周血IFN-α较正常人低，SD患者抑郁严重程度比NSD患者高，SD患者BDNF比NSD患者高，多种炎性因子水平与躯体症状呈正相关，或许提示抑郁患者可出现躯体症状及不良转归，需尽早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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