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房颤动发病率高，是引起脑卒中、心血管疾病及全因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而适当的抗凝治疗是预防心房颤动相关性卒中的核心。华法林仍然是目前主要的抗凝药物，但其治疗窗较窄，固定剂量的华法林在治疗初期很容易导致过度或抗凝治疗不足，既往华法林抗凝过度的临床研究较少。

分析心房颤动患者华法林抗凝治疗初期发生抗凝过度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并探讨发生抗凝过度的影响因素。

该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7年1月—2022年12月临沂市人民医院收治的行华法林2.5 mg/d治疗的心房颤动患者552例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体质量、心房颤动类型（非瓣膜型/瓣膜型）、合并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低蛋白血症、转氨酶异常、心力衰竭）、联合用药情况（联合用药数量、联用抗菌药物、联用胺碘酮），收集患者治疗前实验室检查结果，包括血清白蛋白（Alb）、血清肌酐（Scr）、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及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水平，收集患者治疗前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和用药7 d后INR。根据华法林治疗7 d后INR是否>3.0将患者分为抗凝过度组（INR>3.0，n=122）和未抗凝过度组（INR≤3.0，n=430），比较两组患者资料，并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华法林抗凝治疗初期发生抗凝过度的影响因素。

抗凝过度组患者年龄，女性、瓣膜型心房颤动、低蛋白血症、转氨酶异常比例，联合用药数量，联用胺碘酮比例，AST高于未抗凝过度组；体质量、高血压比例、糖尿病比例、Alb、ALT低于未抗凝过度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OR=1.954，95%CI=1.243~3.073，P=0.004）、体质量≤63 kg（OR=2.967，95%CI=1.841~4.783，P<0.001）、联合用药数量>5种（OR=1.976，95%CI=1.175~3.323，P=0.010）、Scr≥91 μmol/L（OR=2.087，95%CI=1.222~3.561，P=0.007）是心房颤动患者华法林抗凝治疗初期发生抗凝过度的独立危险因素，而糖尿病（OR=0.424，95%CI=0.191~0.939，P=0.034）是心房颤动患者华法林抗凝治疗初期发生抗凝过度的保护因素。

年龄≥65岁、体质量≤63 kg、联合用药数量>5种、Scr≥91 μmol/L可能是心房颤动患者华法林抗凝治疗初期发生抗凝过度的危险因素，而糖尿病可能是心房颤动患者华法林抗凝治疗初期发生抗凝过度的保护因素。对于高龄、低体质量、多种药物联合使用、Scr水平升高的华法林抗凝治疗患者应密切监测INR水平。

直接口服抗凝药物（DOACs）逐渐替代维生素K拮抗剂华法林，成为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抗凝治疗的首选药物，但其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持续关注。

通过调查分析心内科住院老年心房颤动患者DOACs的潜在不适当用药（PIM），促进临床DOACs的合理使用。

整合Beers标准、DOACs药品说明书及心房颤动患者抗凝治疗相关指南，制订DOACs的PIM评价标准，包括DOACs用于心房颤动的适应证标准、DOACs剂量与肾功能水平匹配PIM评价标准、DOACs在不同肝功能水平患者中使用标准、DOACs药物相互作用PIM评价标准、年龄相关DOACs剂量PIM评价参考、体质量相关DOACs剂量PIM评价参考、出血风险相关DOACs剂量PIM评价参考。回顾性收集2022年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HIS系统中在心血管内科住院且接受DOACs（包括利伐沙班片、艾多沙班片和达比加群酯胶囊）抗凝治疗的老年心房颤动患者。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目标人群并按照PIM评价标准逐一展开评价。

共纳入89例老年心房颤动患者，平均年龄为（77.9±8.1）岁，PIM发生率为56.18%（50/89）。3种DOACs共计发生PIM 58例次，其中利伐沙班治疗者47例次（81.03%），艾多沙班治疗者6例次（10.35%），达比加群酯治疗者5例次（8.62%）。各类型PIM情况为：肾功能相关PIM 44例次（75.86%），药物相互作用相关PIM 9例次（15.52%），肝功能相关PIM 4例次（6.90%），体质量相关PIM 1例次（1.72%）。

老年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的DOACs抗凝治疗存在不可忽视的PIM：利伐沙班治疗者PIM发生率最高，其次是艾多沙班者，主要表现为肾功能相关的PIM，药物相互作用相关的PIM以及肝功能相关的PIM。因此老年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的抗凝治疗，需要综合患者具体情况，制订个体化的抗凝治疗方案，从而减少DOACs临床使用的PIM。

糖尿病作为心血管疾病常见的危险因素一直备受关注。糖化血红蛋白（HbA_1c）变异性是反映长期血糖波动的指标。因此探讨HbA_1c变异性与糖尿病合并射血分数保留心力衰竭（HFpEF）新发心房颤动（AF）的关系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探究在2型糖尿病（T2DM）合并HFpEF患者中，HbA_1c变异性与其新发AF的关系。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2019年1月于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确诊为T2DM合并HFpEF患者317例的临床资料。随访截至2022年2月，平均随访时间3.4年。根据随访期内有无新发AF，将患者分为AF组（34例）与非AF组（283例）。HbA_1c变异性以HbA_1c测量标准差（HbA_1c-SD）和HbA_1c变异系数（HbA_1c-CV）表示。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探究HbA_1c变异性与T2DM合并HFpEF患者新发AF的关系。采用K-M法绘制生存曲线。绘制HbA_1c变异性预测T2DM合并HFpEF患者新发AF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

AF组患者HbA_1c-SD、HbA_1c-CV高于非AF组（P<0.05）。依据HbA_1c变异性中位数分为低HbA_1c变异性患者（HbA_1c-SD≤0.34%，HbA_1c-CV≤4.74%）和高HbA_1c变异性患者（HbA_1c-SD>0.34%，HbA_1c-CV>4.74%）。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高HbA_1c变异性患者新发AF发生率高（P_HbA1c-SD<0.001、P_HbA1c-CV=0.004）。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bA_1c-SD〔HR=2.22，95%CI（1.37，3.61），P=0.001〕、HbA_1c-CV〔HR=1.65，95%CI（1.01，2.67），P=0.001〕是T2DM合并HFpEF患者新发AF的独立影响因素。HbA_1c-SD预测T2DM合并HFpEF发生AF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84〔95%CI（0.713，0.855），P=0.001〕，最佳截断值为0.36%，灵敏度为79.4%，特异度为73.1%。HbA_1c-CV预测T2DM合并HFpEF发生AF的AUC为0.694〔95%CI（0.591，0.797），P<0.001〕，最佳截断值为4.97%，灵敏度为73.5%，特异度为72.1%。

高HbA_1c变异性（HbA_1c-SD>0.34%，HbA_1c-CV>4.74%）与T2DM合并HFpEF患者新发AF的风险增加独立相关，并在预测该类患者发生AF中具有较大的临床价值。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心房颤动（简称房颤）的患病率逐年上升。基层医务人员作为社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其具备较高的房颤知识水平对于实现房颤规范化管理尤为重要。

了解上海市奉贤区基层医务人员对房颤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后续开展相关培训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于2021年6—7月，采用系统抽样法，选取来自上海市奉贤区2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层医务人员〔包括全科医生、护士、药剂师、公共卫生医师及其他医务人员（影像技/医师、检验技师、中医师等）〕1 393例为研究对象，使用自行编制的电子问卷对其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涉及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及房颤相关知识（房颤基本知识、抗凝治疗知识、心律/心率控制知识）掌握情况。比较不同岗位基层医务人员房颤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有序多分类或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基层医务人员房颤相关知识掌握情况的影响因素。

共回收有效问卷1 38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9.28%。1 383例基层医务人员中，506例（36.59%）为全科医生；房颤基本知识、抗凝治疗知识和心律/心率控制知识得分不及格者分别占54.88%（759/1 383）、97.69%（1 351/1 383）和69.63%（963/1 383）。不同岗位基层医务人员房颤基本知识、抗凝治疗知识和心律/心率控制知识得分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序多分类或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岗位和职称为基层医务人员房颤基本知识得分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年龄、工作岗位为基层医务人员抗凝治疗知识得分是否达到及格及以上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工作岗位、是否接受过规范化培训和一年内是否阅读过房颤指南为基层医务人员心律/心率控制知识得分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

基层医务人员房颤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总体不理想，尤其是抗凝治疗知识缺乏。应特别加强对非全科医生、职称级别较低及未接受过规范化培训的基层医务人员的房颤相关知识培训。

全球人群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截至2019年全球高血压患者已达12.8亿，心房颤动患者约5 970万例。高血压极大增加了心房颤动的发生风险，特别是老年高血压患者心房颤动的发生率将高于60%。同时心房颤动增加了缺血性卒中、心力衰竭、心肌梗死、慢性肾脏病及痴呆的发病风险。对于庞大的高血压人群，罹患心房颤动是否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目前研究尚少，且其风险是否与年龄存在交互作用，目前尚不明确。

分析高血压人群中罹患心房颤动是否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

选取2006年6月至2007年10月开滦集团职工于唐山市工人医院和开滦总医院健康查体人群中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与实验室检查结果，并定期进行随访，随访截至2020-12-31，终点事件为患者新发心肌梗死。最终42 833例患者纳入研究，依据患者基线心电资料是否诊断为心房颤动将患者分为心房颤动组（n=270）和非心房颤动组（n=42 563）。用寿命表法计算患者心肌梗死事件的累积发病率，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心房颤动组与非心房颤动组新发心肌梗死累积发病率的生存曲线，并用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患者新发心肌梗死累积发病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探究高血压人群罹患心房颤动对新发心肌梗死的影响。

心房颤动组患者年龄高于非心房颤动组，舒张压、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非心房颤动组（P<0.05）；心房颤动组与非心房颤动组患者心肌梗死发生率和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所有患者按年龄进行分层，≤60岁患者心房颤动组与非心房颤动组新发心肌梗死发病率和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0岁患者心房颤动组与非心房颤动组新发心肌梗死发病率和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校正后的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人群罹患心房颤动是新发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HR=2.89，95%CI（1.74，4.82），P<0.01〕，≤60岁高血压人群罹患心房颤动是新发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HR=4.72，95%CI（2.11，10.56），P<0.01〕。

高血压人群罹患心房颤动是新发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特别是对于年龄≤60岁高血压人群，积极控制血压、治疗心房颤动是新发心肌梗死的重要防治措施。

心房颤动为临床上常见的快速型心律失常，患病率高，且易导致脑卒中，同时与心力衰竭互为因果。近年来，随着新型药物的出现，治疗策略发生了变化，目前关于心房颤动抗凝治疗的调查较多，但心房颤动合并心力衰竭患者的相关多中心调查研究较为缺乏。

调查重庆地区心房颤动合并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治疗现状。

纳入重庆市21家医院出院日期在2018年的4 011例心房颤动合并心力衰竭患者。从电子病历系统采集患者的数据包括性别、年龄、合并基础疾病、心房颤动类型、心功能分级（NYHA分级）、栓塞史、出血史、心脏彩超结果、心力衰竭类型以及药物使用情况〔包括抗栓药物、节律/心室率控制药物、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Ⅱ拮抗剂（ACEI/ARB）类药物、强心药等〕。计算纳入患者入院时的脑卒中风险评分（CHA₂DS₂-VASc评分）和出血风险评分（HAS-BLED评分），确定血栓栓塞及出血风险。按年龄不同分为<65岁组、65~75岁组、>75岁组，按医院等级分为二级医院组、三级医院组，比较分析各组患者的性别、合并基础疾病、是否为瓣膜性心房颤动、心房颤动类型、NYHA分级、CHA₂DS₂-VASc评分、HAS-BLED评分、左心房内径（LAD）、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IDd）、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终点事件（血栓栓塞及出血事件）发生率、心力衰竭类型、用药方案之间的差异。

临床特点方面，4 011例心房颤动合并心力衰竭患者平均年龄（74.0±10.6）岁，2 279例（56.8%）为女性，合并基础疾病前三位主要为冠心病2 610例（65.1%）、高血压2 047例（51.0%）和糖尿病700例（17.5%）；非瓣膜性心房颤动（NVAF）患者3 346例（83.4%），持续性心房颤动2 243例（55.9%），心功能分级为Ⅲ级、Ⅳ级患者3 059例（76.3%），发生栓塞事件患者531例（13.2%），发生出血事件患者176例（4.4%）；心脏彩超结果方面，平均LAD为（44.12±9.21）mm，平均LVIDd为（48.45±10.06）mm，平均LVEF为（54.23±11.94）%；射血分数保留型心力衰竭（HFpEF）患者2 656例（66.2%）；平均CHA₂DS₂-VASc评分为（3.9±1.5）分，纳入患者CHA₂DS₂-VASc评分与年龄呈正相关（r=0.589，P<0.001），平均HAS-BLED评分为（1.7±1.0）分；血栓栓塞高危患者3 641例（90.8%），出血风险高危患者723例（18.0%）。治疗现状方面，患者总体抗凝率为47.1%，其中以华法林抗凝治疗为主（37.8%），采用新型口服抗凝药（NOAC）抗凝率仅为9.3%；抗血小板率为44.6%，其中以单抗血小板为主（13.2%）；<65岁组、65~75岁组和>75组的抗凝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χ² _趋势=136.502，P<0.001），但抗血小板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χ² _趋势=135.730，P<0.001），并且二级医院总体抗凝率以及华法林和NOAC的使用率低于三级医院（P<0.001）；3 162例（78.8%）心房颤动患者进行心室率控制，其中使用β-受体阻滞剂占总患者的61.6%，地高辛为17.6%，ACEI/ARB类药物总使用率为59.7%。

重庆市心房颤动合并心力衰竭患者多数为老年人，女性占比较高，HFpEF是心房颤动的主要类型，NYHA分级以Ⅲ级、Ⅳ级为主，大部分为血栓栓塞高危患者，而出血风险高危患者不足1/4，各年龄段、各级医院抗凝治疗、抗血小板治疗比例仍不理想，改善心力衰竭的治疗现状与指南推荐差距较大，各级医院医师应需进一步提高认识，规范诊疗。

心房颤动（以下简称房颤）容易合并脑卒中和外周动脉栓塞。研究房颤血栓形成的具体机制并进行有效干预以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是目前房颤基础和临床研究的重要方向。

探讨房颤患者左心房血清炎性因子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水平变化与血栓的相关性。

选取2017年7月至2019年1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开胸心脏手术的瓣膜性心脏病患者29例和冠心病患者10例，依据心律情况分为窦性心律组15例和房颤组24例。房颤组的24例患者再依据血栓情况分为无左心耳血栓和有左心耳血栓两个亚组，分别为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和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各12例。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并检测左心房内径（LAD）、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术中抽取左心房血液标本检测蛋白激酶B（AKT）、核转录因子κB（NF-κB）、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白介素（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内皮素（ET-1）、一氧化氮（NO）、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细胞间黏附分子（ICAM-1）及血管细胞黏附因子（VCAM-1）水平，并检测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血栓面积。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LAD、LVEF、炎性因子水平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的水平与左心耳血栓面积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窦性心律组、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与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LAD、LVEF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和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LAD、LVEF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AKT、NF-κB、IL-8、ET-1、ICAM-1、VCAM-1水平高于窦性心律组，NO水平低于窦性心律组（P<0.05）。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AKT、hs-CRP水平高于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NO水平低于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P<0.05）；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和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NF-κB、IL-6、IL-8、TNF-α、ET-1、vWF、ICAM-1、VCAM-1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血栓面积最大为4.8 cm²，最小为1.67 cm²，平均为（3.48±0.83）cm²。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房颤合并左心耳血栓患者LAD、LVEF、AKT、NF-κB、hs-CRP、IL-6、IL-8、TNF-α、ET-1、NO、vWF、ICAM-1、VCAM-1与血栓面积无直线相关关系（P>0.05）。

房颤患者左心房血液炎性因子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水平明显升高，且合并左心房血栓时上述指标更高。检测炎性因子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的水平有助于评估房颤患者的血栓状态。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常见心律失常之一，其发病率高、易诱发脑卒中，而抗凝治疗是预防房颤相关性卒中的核心策略。目前，社区房颤患者抗凝治疗相关研究较为缺乏。

探索上海市社区老年非瓣膜性房颤（NVAF）患者抗凝治疗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于2019年7—12月，采用分层抽样法，选取至上海市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2018年度健康体检的老年房颤患者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CHA2DS2-VASc和ORBIT评分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采集其房颤患病与用药情况、疾病认知情况、共病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与风险等信息。依据问卷调查结果排除既往无房颤相关就诊经历及瓣膜性房颤患者，分析NVAF患者抗凝治疗现状。根据CHA2DS2-VASc评分量表的推荐意见：脑卒中高风险人群应进行抗凝治疗。本研究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VAF合并脑卒中高风险患者抗凝治疗的影响因素。

共纳入302例NVAF患者，其中89例（29.5%）正在服用抗凝药物，120例（39.7%）例正在服用抗血小板药物，93例（30.8%）患者未服用上述两类药物中的任一类药物。CHA2DS2-VASc评分结果显示，302例NVAF患者中，合并脑卒中高风险者占92.4%（279/302）。其中正在服用抗凝药者占30.5%（85/279），正在服用抗血小板药者占40.1%（112/279），未服用上述两类药物中的任一类药物者占29.4%（82/279）。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房颤类型、房颤症状发生情况、房颤病程、首次因房颤就诊时抗凝药开具情况、房颤危害知晓情况、高脂血症患病情况和出血风险为NVAF合并脑卒中高风险患者抗凝治疗的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房颤类型、首次因房颤就诊时抗凝药开具情况、房颤危害知晓情况为NVAF合并脑卒中高风险患者抗凝治疗的影响因素（P<0.05）。

社区NVAF合并脑卒中高风险患者抗凝治疗率仍不理想，需进一步规范该类人群的抗凝治疗，尤其是高龄和对房颤危害认知不足的患者。

心房颤动是医疗实践中症状最为明显的心律失常，心房颤动已经列入自1990年以来发病率增长最快的八大死亡原因之一。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5岁以上人群心房颤动的发生率最高可达9%，80岁以上人群最高可达17%；高血压患者到60岁以后将会有60%以上发生心房颤动。心房颤动增加了缺血性卒中、心力衰竭、慢性肾脏病、认知功能障碍及痴呆等疾病的发病风险，但是否会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尚不明确。

探讨心房颤动是否会增加新发心肌梗死的发病风险。

选取2006年6月至2007年10月河北省唐山市开滦集团职工健康查体人群（开滦研究人群）96 750例，其中心房颤动患者458例（心房颤动组），无心房颤动者96 292例（非心房颤动组）。记录受试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个人史（吸烟史、饮酒史）、既往病史（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人体测量指标（体质量、身高、血压等）；收集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血糖（FPG）。每2年随访1次，即分别在2008—2009年、2010—2011年、2012—2013年、2014—2015年和2016—2017年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10年，随访终点事件为新发心肌梗死。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探讨心房颤动对新发心肌梗死的影响。

（1）心房颤动组和非心房颤动组年龄、体质指数（BMI）、收缩压（SBP）、LDL-C、FPG、糖尿病发生率、吸烟率、饮酒率、新发心肌梗死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心房颤动较非心房颤动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RR=1.841，95%CI（1.118，2.869），P<0.05〕，校正年龄、性别（男性）后，心房颤动较非心房颤动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RR=1.635，95%CI（1.049，2.547），P<0.05〕，进一步校正BMI、SBP、LDL-C、FPG、吸烟、饮酒后，心房颤动较非心房颤动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RR=1.381，95%CI（1.087，1.573），P<0.05〕；饮酒为新发心肌梗死的保护因素〔RR=0.664，95%CI（0.572，0.770），P<0.05〕。

心房颤动是新发心肌梗死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