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房颤动最新文章合辑
虽然运动康复已被证明对心血管疾病患者是安全有效的，但依从性并不乐观。运动是否产生持续的益处与依从性密切相关，但目前的研究未能描述运动依从性与射频消融患者心房颤动（房颤）复发之间的关系。
探究居家运动康复依从性水平及其他相关因素对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后复发情况的影响。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5—11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行射频消融手术的房颤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常规进行6分钟步行试验、平衡性和柔韧性、心肺运动试验，根据评估结果为患者制订个性化运动处方。收集患者一般资料，评估运动康复依从性，采用心脏康复量表评估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心脏康复需求和意愿，采用患者积极量表测量患者在疾病诊治过程中表现出的参与自身健康管理与保健的知识、技能、行为和信心水平；记录运动第1周、第3个月、第6个月、第9个月和第12个月随访强度-时间依从性、频率依从性等数据。采用广义估计方程（GEE）探究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后复发情况的影响因素。
最终纳入151例患者年龄29~84岁，平均（61.7±11.0）岁，23例患者房颤复发。不同随访阶段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后强度-时间依从性、频率依从性变化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控制时间、BMI、吸烟、房颤类型、积极度、过程焦虑、结果焦虑后GEE结果显示，强度-时间依从性≥100%是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保护因素（P<0.05）。
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后居家运动康复依从性逐期改变，建议临床医务人员重视运动强度的指导和监督，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过程焦虑和结果焦虑，以期更加有效地通过运动康复改善患者预后。
身体活动是心房颤动（AF）患者自我管理的聚焦点，不同类型及强度身体活动对患者健康状况产生不同影响，然而当前AF患者身体活动类型分布特征并未明晰。
探究AF患者身体活动能量消耗潜在剖面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选取2023年7—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新入院300例择期行导管消融术的AF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一般资料，采用国际身体活动问卷长版（IPAQ-L）评估患者身体活动水平，采用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P-Q-SF）评估患者恐惧疾病进展水平，采用感知控制量表（CAS-R）评估患者感知控制力，采用家庭关怀度指数（FAI）评估患者家庭关怀度。对AF患者各类型身体活动能量消耗进行潜在剖面分析，从单类别模型开始逐步增加类别数量，确定拟合数据最好的模型为最终模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各因素对不同潜在剖面的影响。
依据IPAQ-L评分，身体活动低、中、高水平的AF患者分别为80例（26.7%）、63例（21.0%）和157例（52.3%），依据患者身体活动水平潜在剖面分析结果将患者分为低能量消耗-久坐为主型（n=198）和高能量消耗-职业性身体活动为主型（n=102）2个剖面。单因素分析结果示，低能量消耗-久坐为主型与高能量消耗-职业性身体活动为主型患者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及FoP-Q-SF、CAS-R、FAI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示年龄40~59岁（OR=0.280，95%CI=0.087~0.899，P=0.017）、本科/大专及以上（OR=0.331，95%CI=0.124~0.883，P=0.027）、脑力劳动（OR=0.315，95%CI=0.121~0.817，P=0.032）、退休（OR=0.151，95%CI=0.050~0.452，P<0.001）、FoP-Q-SF评分（OR=1.086，95%CI=1.036~1.139，P<0.001）、CAS-R评分（OR=0.899，95%CI=0.820~0.985，P=0.022）、FAI评分（OR=0.828，95%CI=0.707~0.969，P=0.018）是身体活动能量消耗潜在剖面的影响因素（P<0.05）。
AF患者身体活动能量消耗状况存在不同潜在剖面，且各剖面能量消耗分布特征存在异质性，40~59岁、本科/大专及以上、脑力劳动、退休、感知控制力强、家庭关怀度高患者更易归类至低能量消耗-久坐为主型，可针对不同身体活动能量消耗剖面特征并结合影响因素制订干预方案，以促进恰当且科学的身体活动。
我国心房颤动疾病负担日益沉重，导管消融已成为一线治疗手段。心房颤动患者导管消融围术期症状群复杂多样，与患者生活质量、疾病预后以及医疗资源利用紧密相关，亟需引起关注。本文对心房颤动患者导管消融围术期症状群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介绍了围术期症状群类型及发生现状，总结了心房颤动围术期症状群影响因素，整理了心房颤动围术期症状群评估工具，最后阐述了心房颤动患者围术期症状群管理策略，以期为创新心房颤动患者围术期症状群综合管理新模式提供借鉴。
胰岛素抵抗（IR）与心房颤动（AF）及心房重构有关，三酰甘油葡萄糖（TyG）指数作为IR新型简单且有价值的指标与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发生AF相关性的研究甚少。
探讨CHF患者TyG指数与AF发生风险的相关性。
回顾性选取2021年1月—2022年1月在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的CHF患者417例为研究对象，根据CHF患者是否发生AF将其分为两组：AF组（138例）和非AF组（279例）。依据四分位数将TyG指数分为4个水平：Q1（TyG指数≤8.20）、Q2（8.20<TyG指数≤8.44）、Q3（8.44<TyG指数≤8.84）、Q4（TyG指数>8.84）。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基线资料，包括TyG指数及基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超声心动图资料等。利用LASSO回归分析进行变量筛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CHF患者TyG指数与AF发生风险的相关性，并构建回归模型。同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TyG指数对CHF患者发生AF的预测价值。绘制TyG指数与CHF患者AF发生风险相关性的限制性立方样条图。
AF组患者BMI，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心功能分级Ⅲ~Ⅳ级、高血压比例，血尿酸（SUA）、三酰甘油、血尿素氮（BUN）、空腹血糖、N末端B型钠尿肽前体、TyG指数、左心房内径（LAD），β受体阻滞剂、钙拮抗剂、利尿剂使用比例高于非AF组，而总胆固醇（TC）、内生肌酐清除率（Ccr）、左心室射血分数，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CEI/ARB）类药物使用比例低于非AF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合并高血压（OR=1.749，95%CI=1.048~2.918，P=0.032）、BUN升高（OR=1.269，95%CI=1.104~1.457，P=0.001）、SUA升高（OR=1.002，95%CI=1.000~1.005，P=0.047）、TyG指数升高（OR=2.360，95%CI=1.397~3.987，P=0.001）、LAD升高（OR=1.065，95%CI=1.034~1.097，P<0.001）、使用利尿剂（OR=4.019，95%CI=2.140~7.548，P<0.001）是CHF患者发生AF的危险因素；Ccr升高（OR=0.985，95%CI=0.975~0.996，P=0.006）、TC升高（OR=0.587，95%CI=0.445~0.775，P<0.001）、使用ACEI/ARB类药物（OR=0.427，95%CI=0.253~0.718，P=0.001）是CHF患者发生AF的保护因素。充分调整混杂因素后，与Q1水平相比，TyG指数Q2、Q3、Q4水平CHF患者AF发生风险分别是Q1水平的1.902倍、2.060倍和2.841倍（P<0.05）。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显示，TyG指数与AF发生风险呈线性正相关（P非线性=0.494）。TyG指数及LASSO-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CHF患者发生AF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61（95%CI=0.608~0.724，P<0.001）、0.843（95%CI=0.803~0.882，P<0.001）。TyG指数与AF的相关性在不同亚组中一致。
在CHF患者中，TyG指数与AF发生独立相关，且在识别该类患者AF的发生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心律失常，具有高患病率、高致残率、高治疗费的特点，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国内不同地区以及不同人群中的房颤患病率有很大差异，目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对于房颤的患病率无较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
了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地区房颤的患病率、相关的危因素、规范化的治疗状况，为本地区房颤预防、管理、治疗提供可靠数据支持。
采用横断面年龄比例1∶10分层随机抽样调查2021年5月—2023年6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地区18个农牧团场及市区18岁及以上常住居民63 079人。采用问卷收集患者基线资料、房颤流行病学、知晓率及治疗情况。将患者分为房颤组（n=737）与非房颤组（n=62 342）。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房颤发生的影响因素。
共纳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地区居民63 079人，平均年龄（54.9±15.3）岁。筛查出房颤患者737人，患病率为1.17%，根据年龄校正后患病率为1.12%。筛查人群中房颤知晓率仅为1.62%（1 021/63 079），其中确诊房颤人群中房颤知晓率52.78%（389/737）。18~39岁、40~49岁、50~59岁、60~69岁、70~79岁、≥80岁房颤患病率分别为0.05%（5/9 964）、0.32%（29/9 076）、0.62%（135/21 686）、1.28%（151/11 810）、3.05%（207/6 776）、5.57%（210/3 767）；男性和女性房颤患病率分别为1.60%（441/27 591）、0.83%（296/35 488）；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其他民族房颤患病率分别为1.20%（720/60 014）、0.70%（7/1 007）、0.62%（7/1 130）、1.67%（2/120）、1.41%（1/171）；城市区域及农牧团场区域房颤患病率分别为0.79%（350/44 504）、2.08%（387/18 575）。房颤组与非房颤组年龄、性别、年龄段分布、居住区域、受教育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房颤组吸烟、饮酒、高血压、冠心病、2型糖尿病、高脂血症、慢性心力衰竭、脑血管疾病、心脏瓣膜病、慢性肺部疾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甲状腺功能异常、外周血管疾病、肿瘤比例高于非房颤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性别、饮酒、高血压、心脏瓣膜病、慢性心力衰竭、甲状腺功能异常、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肿瘤为房颤发生的影响因素（P<0.05）。新发现房颤85例（11.53%）、阵发性房颤257例（34.87%）、持续性房颤178例（21.16%）、永久性房颤217例（29.44%）；口服抗凝药物360例、行房颤射频消融术或一站式治疗23例，本地区房颤治疗率51.96%。房颤患者中规范化治疗、未规范化治疗和未治疗分别为360例（48.85%）、21例（2.85%）、356例（48.30%），新发现房颤、阵发性房颤、持续性房颤、永久性房颤的规划化治疗率分别为11.11%、28.89%、24.72%、35.28%，不同类型房颤规划化治疗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918，P=0.00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地区房颤患病率基本持平于全国水平，危险因素与国内外研究相近，但人群中房颤知晓率、及房颤规范化治疗率明显偏低，情况不容乐观。
心房颤动是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可引起心力衰竭、脑卒中等严重并发症，导致患者致死率、致残率增加。隐匿性心房颤动无明显临床症状，且发作不规律，漏诊率高，无法及时规范诊疗，更易导致不良临床结局。近期临床研究表明可穿戴设备在隐匿性心房颤动的筛查和管理中有显著优势。本文基于国内外近年相关文献复习，对可穿戴设备在隐匿性心房颤动筛查与管理中的最新研究现状、临床结局、成本效益、应用挑战及前景进行综述，以期为其在隐匿性心房颤动管理中的进一步应用提供更多循证证据支持。
心房颤动（房颤）是心血管疾病中最为常见的心律失常，其常与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并存且相互作用。既往临床上对于有症状的房颤伴长间歇治疗多倾向于植入心脏起搏器联合抗心律失常药物，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与植入起搏器相比，射频消融能降低房性心动过速相关心律失常的住院率、有效控制房颤，改善患者预后及心力衰竭住院率。但同时部分患者存在固有窦房结功能障碍（SND），且SND可在部分患有房颤的患者中逐渐进展及加重。因此，房颤伴长间歇患者的一线治疗策略仍存在争议。本文以房颤伴长间歇治疗策略的选择进行综述。
基于数字医疗的远程运动康复可高效改善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后患者的健康状况，然而，当前远程运动康复的参与率较低。
基于休闲限制理论，剖析数字医疗背景下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后患者拒绝运动康复的原因。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2年7—9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住院或门诊行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后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现象学方法，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收集拒绝远程运动康复的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后患者资料，采用Colaizzi分析归纳原因。
本研究最终纳入14例患者。提炼出自身限制因素、人际限制因素和结构限制因素3个主题及下属12个亚主题，即数字素养水平低下、负面疾病感知、疾病所致心理痛苦、数字医疗信任危机、个人运动习惯根深蒂固、康复团队疏离感、社交网络未充分建立、购置设备相关经济负担、恶劣气候、基层康复服务能力不足、角色压力制约可支配时间、可穿戴设备适用性欠佳。
患者缺乏数字医疗的素养及信任感、高水平疾病感知及心理痛苦、不佳运动习惯、康复团队及同伴间疏远、经济负担、恶劣气候、基层康复服务能力及个人时间匮乏，现有可穿戴设备适用性不足是其拒绝远程运动康复的原因。
老年人是心房颤动（简称房颤）的高危人群，提高社区老年人群房颤的筛查效率有助于降低房颤相关脑卒中的发生风险。
比较不同的房颤筛查方式在老年人群中的筛查效率。
于2022年7月—2023年1月选取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社区香山、黄山、罗山3个居委会的老年人1 300例，先后使用触诊桡动脉脉搏、具有房颤检测功能的电子血压计、单导联心电记录仪进行房颤筛查，三者任一项阳性即为房颤阳性，最后由心电图室医生进行心电图检查并判读（诊断金标准）。绘制不同筛查方法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并评估其筛查价值；采用趋势性χ2检验分析房颤卒中评分（CHA2DS2-VASc评分）与房颤之间的相关性。
1 300人中共检出房颤93人，其中无症状者57人；触诊脉搏阳性375人，具有房颤检测功能的电子血压计阳性331人，单导联心电记录仪检测阳性128人。触诊脉搏、具有房颤检测功能的电子血压计、单导联心电记录仪诊断社区老年人房颤价值的AUC分别为0.750（95%CI=0.697~0.803，P<0.01）、0.832（95%CI=0.790~0.874，P<0.01）、0.939（95%CI=0.906~0.973，P<0.01）。随着CHA2DS2-VASc评分增加，老年人房颤发生率逐渐增多（χ2趋势=197.46，P<0.01）。
运用便携式单导联心电仪筛查房颤便捷、高效、准确，可推广用于社区老年人房颤的筛查。
心房颤动发病率高，是引起脑卒中、心血管疾病及全因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而适当的抗凝治疗是预防心房颤动相关性卒中的核心。华法林仍然是目前主要的抗凝药物，但其治疗窗较窄，固定剂量的华法林在治疗初期很容易导致过度或抗凝治疗不足，既往华法林抗凝过度的临床研究较少。
分析心房颤动患者华法林抗凝治疗初期发生抗凝过度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并探讨发生抗凝过度的影响因素。
该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7年1月—2022年12月临沂市人民医院收治的行华法林2.5 mg/d治疗的心房颤动患者552例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体质量、心房颤动类型（非瓣膜型/瓣膜型）、合并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低蛋白血症、转氨酶异常、心力衰竭）、联合用药情况（联合用药数量、联用抗菌药物、联用胺碘酮），收集患者治疗前实验室检查结果，包括血清白蛋白（Alb）、血清肌酐（Scr）、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及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水平，收集患者治疗前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和用药7 d后INR。根据华法林治疗7 d后INR是否>3.0将患者分为抗凝过度组（INR>3.0，n=122）和未抗凝过度组（INR≤3.0，n=430），比较两组患者资料，并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华法林抗凝治疗初期发生抗凝过度的影响因素。
抗凝过度组患者年龄，女性、瓣膜型心房颤动、低蛋白血症、转氨酶异常比例，联合用药数量，联用胺碘酮比例，AST高于未抗凝过度组；体质量、高血压比例、糖尿病比例、Alb、ALT低于未抗凝过度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OR=1.954，95%CI=1.243~3.073，P=0.004）、体质量≤63 kg（OR=2.967，95%CI=1.841~4.783，P<0.001）、联合用药数量>5种（OR=1.976，95%CI=1.175~3.323，P=0.010）、Scr≥91 μmol/L（OR=2.087，95%CI=1.222~3.561，P=0.007）是心房颤动患者华法林抗凝治疗初期发生抗凝过度的独立危险因素，而糖尿病（OR=0.424，95%CI=0.191~0.939，P=0.034）是心房颤动患者华法林抗凝治疗初期发生抗凝过度的保护因素。
年龄≥65岁、体质量≤63 kg、联合用药数量>5种、Scr≥91 μmol/L可能是心房颤动患者华法林抗凝治疗初期发生抗凝过度的危险因素，而糖尿病可能是心房颤动患者华法林抗凝治疗初期发生抗凝过度的保护因素。对于高龄、低体质量、多种药物联合使用、Scr水平升高的华法林抗凝治疗患者应密切监测INR水平。
我国心房颤动（以下简称房颤）患病率逐年升高，患者的预后及生活质量亟需关注。现有研究证实运动康复是改善房颤射频消融术后患者预后及生活质量不佳的有效方式。依从性是衡量运动康复益处是否持续存在的关键指标，但其变化轨迹未知。
基于前瞻性纵向观察的心房颤动患者射频消融术后居家运动康复强度-时间依从性5期追踪数据，考察发展轨迹及预测因素。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5—11月就诊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行射频消融术的246例房颤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随访。其中入组1周为基线调查，入组后3、6、9个月和12个月为追踪调查。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本研究使用智能设备或运动日志对依从性进行监督和记录，从强度-时间依从性评估运动依从性；采用运动自我效能量表（SEE）、运动恐惧量表（Fact-CHF）、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患者积极度量表（PAM13）分别评估患者的运动自我效能、运动恐惧水平、社会支持情况、积极度水平。利用Mplus工具构建潜类别增长模型（LCGM），取最优的拟合模型确定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后居家运动康复强度-时间依从性的发展轨迹，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识别轨迹类别的预测因素。
44例患者失访，最终共202例纳入分析。基线、运动3个月、运动6个月、运动9个月、运动12个月患者例数分别为202、201、185、174例和159例，患者强度-时间依从性分别为（0.83±0.55）、（1.07±0.54）、（0.99±0.57）、（0.91±0.55）、（0.89±0.60）。LCGM结果显示，患者的运动康复强度-时间依从性变化过程具有群体异质性，分为3个潜类别轨迹组：缓慢下降-低水平组（n=69，34.2%）、快速上升-高水平组（n=14，6.9%）、持续依从组（n=119，58.9%）。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缓慢下降-低水平组为参照组，快速上升-高水平组和持续依从组男性患者的强度-时间依从性水平更高（P<0.001）；快速上升-高水平组和持续依从组患者的年龄更大，运动自我效能水平更高（P<0.05）；快速上升-高水平组患者的运动恐惧水平更低（P<0.05）；持续依从组患者的积极度水平更高（P<0.05）。
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后居家运动康复强度-时间依从性呈多类别曲线增长的发展轨迹；未来可依据依从性的时变特点和因素定期进行强化干预，进而提高患者居家运动康复依从性水平且保持稳定。
直接口服抗凝药物（DOACs）逐渐替代维生素K拮抗剂华法林，成为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抗凝治疗的首选药物，但其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持续关注。
通过调查分析心内科住院老年心房颤动患者DOACs的潜在不适当用药（PIM），促进临床DOACs的合理使用。
整合Beers标准、DOACs药品说明书及心房颤动患者抗凝治疗相关指南，制订DOACs的PIM评价标准，包括DOACs用于心房颤动的适应证标准、DOACs剂量与肾功能水平匹配PIM评价标准、DOACs在不同肝功能水平患者中使用标准、DOACs药物相互作用PIM评价标准、年龄相关DOACs剂量PIM评价参考、体质量相关DOACs剂量PIM评价参考、出血风险相关DOACs剂量PIM评价参考。回顾性收集2022年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HIS系统中在心血管内科住院且接受DOACs（包括利伐沙班片、艾多沙班片和达比加群酯胶囊）抗凝治疗的老年心房颤动患者。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目标人群并按照PIM评价标准逐一展开评价。
共纳入89例老年心房颤动患者，平均年龄为（77.9±8.1）岁，PIM发生率为56.18%（50/89）。3种DOACs共计发生PIM 58例次，其中利伐沙班治疗者47例次（81.03%），艾多沙班治疗者6例次（10.35%），达比加群酯治疗者5例次（8.62%）。各类型PIM情况为：肾功能相关PIM 44例次（75.86%），药物相互作用相关PIM 9例次（15.52%），肝功能相关PIM 4例次（6.90%），体质量相关PIM 1例次（1.72%）。
老年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的DOACs抗凝治疗存在不可忽视的PIM：利伐沙班治疗者PIM发生率最高，其次是艾多沙班者，主要表现为肾功能相关的PIM，药物相互作用相关的PIM以及肝功能相关的PIM。因此老年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的抗凝治疗，需要综合患者具体情况，制订个体化的抗凝治疗方案，从而减少DOACs临床使用的PIM。
糖尿病作为心血管疾病常见的危险因素一直备受关注。糖化血红蛋白（HbA1c）变异性是反映长期血糖波动的指标。因此探讨HbA1c变异性与糖尿病合并射血分数保留心力衰竭（HFpEF）新发心房颤动（AF）的关系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探究在2型糖尿病（T2DM）合并HFpEF患者中，HbA1c变异性与其新发AF的关系。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2019年1月于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确诊为T2DM合并HFpEF患者317例的临床资料。随访截至2022年2月，平均随访时间3.4年。根据随访期内有无新发AF，将患者分为AF组（34例）与非AF组（283例）。HbA1c变异性以HbA1c测量标准差（HbA1c-SD）和HbA1c变异系数（HbA1c-CV）表示。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探究HbA1c变异性与T2DM合并HFpEF患者新发AF的关系。采用K-M法绘制生存曲线。绘制HbA1c变异性预测T2DM合并HFpEF患者新发AF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
AF组患者HbA1c-SD、HbA1c-CV高于非AF组（P<0.05）。依据HbA1c变异性中位数分为低HbA1c变异性患者（HbA1c-SD≤0.34%，HbA1c-CV≤4.74%）和高HbA1c变异性患者（HbA1c-SD>0.34%，HbA1c-CV>4.74%）。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高HbA1c变异性患者新发AF发生率高（PHbA1c-SD<0.001、PHbA1c-CV=0.004）。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bA1c-SD〔HR=2.22，95%CI（1.37，3.61），P=0.001〕、HbA1c-CV〔HR=1.65，95%CI（1.01，2.67），P=0.001〕是T2DM合并HFpEF患者新发AF的独立影响因素。HbA1c-SD预测T2DM合并HFpEF发生AF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84〔95%CI（0.713，0.855），P=0.001〕，最佳截断值为0.36%，灵敏度为79.4%，特异度为73.1%。HbA1c-CV预测T2DM合并HFpEF发生AF的AUC为0.694〔95%CI（0.591，0.797），P<0.001〕，最佳截断值为4.97%，灵敏度为73.5%，特异度为72.1%。
高HbA1c变异性（HbA1c-SD>0.34%，HbA1c-CV>4.74%）与T2DM合并HFpEF患者新发AF的风险增加独立相关，并在预测该类患者发生AF中具有较大的临床价值。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心房颤动（简称房颤）的患病率逐年上升。基层医务人员作为社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其具备较高的房颤知识水平对于实现房颤规范化管理尤为重要。
了解上海市奉贤区基层医务人员对房颤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后续开展相关培训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于2021年6—7月，采用系统抽样法，选取来自上海市奉贤区2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层医务人员〔包括全科医生、护士、药剂师、公共卫生医师及其他医务人员（影像技/医师、检验技师、中医师等）〕1 393例为研究对象，使用自行编制的电子问卷对其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涉及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及房颤相关知识（房颤基本知识、抗凝治疗知识、心律/心率控制知识）掌握情况。比较不同岗位基层医务人员房颤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有序多分类或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基层医务人员房颤相关知识掌握情况的影响因素。
共回收有效问卷1 38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9.28%。1 383例基层医务人员中，506例（36.59%）为全科医生；房颤基本知识、抗凝治疗知识和心律/心率控制知识得分不及格者分别占54.88%（759/1 383）、97.69%（1 351/1 383）和69.63%（963/1 383）。不同岗位基层医务人员房颤基本知识、抗凝治疗知识和心律/心率控制知识得分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序多分类或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岗位和职称为基层医务人员房颤基本知识得分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年龄、工作岗位为基层医务人员抗凝治疗知识得分是否达到及格及以上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工作岗位、是否接受过规范化培训和一年内是否阅读过房颤指南为基层医务人员心律/心率控制知识得分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
基层医务人员房颤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总体不理想，尤其是抗凝治疗知识缺乏。应特别加强对非全科医生、职称级别较低及未接受过规范化培训的基层医务人员的房颤相关知识培训。
心房颤动是临床常见的心律失常，已有研究证明其与严重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心力衰竭、脑卒中和心肌梗死）有关，目前全球心房颤动的患病人数超过了3 300万，预计未来40年内其患病率将增加1倍以上。多年来，医学相关人员在探究心房颤动的病理生理机制及开创改进其治疗方法等方面付出了大量努力。目前心房颤动的治疗管理仍是临床医学上的一个难题，尽管心房颤动治疗的手术消融和导管消融技术已逐渐趋于成熟，但对于心房颤动最佳的治疗方式、消融能量的选择尚无统一定论。导管消融通常需要多次手术且成功率低，而手术消融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较高。近年来，鉴于心脏外科医生和电生理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结合导管及微创手术消融诞生了一种治疗心房颤动的新型策略——混合消融模式。混合消融克服了导管消融和微创手术消融的缺点，减少了不良结局，在治疗持续性心房颤动，尤其是长期持续性心房颤动上取得了可观的成效。本文主要通过回顾心房颤动消融的研究进展，对比分析目前混合消融模式治疗心房颤动的现有研究成果，归纳总结这种新型心房颤动治疗策略的优势与挑战，以期为临床心房颤动的治疗提供更多选择。
全球人群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截至2019年全球高血压患者已达12.8亿，心房颤动患者约5 970万例。高血压极大增加了心房颤动的发生风险，特别是老年高血压患者心房颤动的发生率将高于60%。同时心房颤动增加了缺血性卒中、心力衰竭、心肌梗死、慢性肾脏病及痴呆的发病风险。对于庞大的高血压人群，罹患心房颤动是否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目前研究尚少，且其风险是否与年龄存在交互作用，目前尚不明确。
分析高血压人群中罹患心房颤动是否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
选取2006年6月至2007年10月开滦集团职工于唐山市工人医院和开滦总医院健康查体人群中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与实验室检查结果，并定期进行随访，随访截至2020-12-31，终点事件为患者新发心肌梗死。最终42 833例患者纳入研究，依据患者基线心电资料是否诊断为心房颤动将患者分为心房颤动组（n=270）和非心房颤动组（n=42 563）。用寿命表法计算患者心肌梗死事件的累积发病率，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心房颤动组与非心房颤动组新发心肌梗死累积发病率的生存曲线，并用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患者新发心肌梗死累积发病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探究高血压人群罹患心房颤动对新发心肌梗死的影响。
心房颤动组患者年龄高于非心房颤动组，舒张压、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非心房颤动组（P<0.05）；心房颤动组与非心房颤动组患者心肌梗死发生率和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所有患者按年龄进行分层，≤60岁患者心房颤动组与非心房颤动组新发心肌梗死发病率和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0岁患者心房颤动组与非心房颤动组新发心肌梗死发病率和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校正后的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人群罹患心房颤动是新发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HR=2.89，95%CI（1.74，4.82），P<0.01〕，≤60岁高血压人群罹患心房颤动是新发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HR=4.72，95%CI（2.11，10.56），P<0.01〕。
高血压人群罹患心房颤动是新发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特别是对于年龄≤60岁高血压人群，积极控制血压、治疗心房颤动是新发心肌梗死的重要防治措施。
心房颤动为临床上常见的快速型心律失常，患病率高，且易导致脑卒中，同时与心力衰竭互为因果。近年来，随着新型药物的出现，治疗策略发生了变化，目前关于心房颤动抗凝治疗的调查较多，但心房颤动合并心力衰竭患者的相关多中心调查研究较为缺乏。
调查重庆地区心房颤动合并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治疗现状。
纳入重庆市21家医院出院日期在2018年的4 011例心房颤动合并心力衰竭患者。从电子病历系统采集患者的数据包括性别、年龄、合并基础疾病、心房颤动类型、心功能分级（NYHA分级）、栓塞史、出血史、心脏彩超结果、心力衰竭类型以及药物使用情况〔包括抗栓药物、节律/心室率控制药物、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Ⅱ拮抗剂（ACEI/ARB）类药物、强心药等〕。计算纳入患者入院时的脑卒中风险评分（CHA2DS2-VASc评分）和出血风险评分（HAS-BLED评分），确定血栓栓塞及出血风险。按年龄不同分为<65岁组、65~75岁组、>75岁组，按医院等级分为二级医院组、三级医院组，比较分析各组患者的性别、合并基础疾病、是否为瓣膜性心房颤动、心房颤动类型、NYHA分级、CHA2DS2-VASc评分、HAS-BLED评分、左心房内径（LAD）、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IDd）、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终点事件（血栓栓塞及出血事件）发生率、心力衰竭类型、用药方案之间的差异。
临床特点方面，4 011例心房颤动合并心力衰竭患者平均年龄（74.0±10.6）岁，2 279例（56.8%）为女性，合并基础疾病前三位主要为冠心病2 610例（65.1%）、高血压2 047例（51.0%）和糖尿病700例（17.5%）；非瓣膜性心房颤动（NVAF）患者3 346例（83.4%），持续性心房颤动2 243例（55.9%），心功能分级为Ⅲ级、Ⅳ级患者3 059例（76.3%），发生栓塞事件患者531例（13.2%），发生出血事件患者176例（4.4%）；心脏彩超结果方面，平均LAD为（44.12±9.21）mm，平均LVIDd为（48.45±10.06）mm，平均LVEF为（54.23±11.94）%；射血分数保留型心力衰竭（HFpEF）患者2 656例（66.2%）；平均CHA2DS2-VASc评分为（3.9±1.5）分，纳入患者CHA2DS2-VASc评分与年龄呈正相关（r=0.589，P<0.001），平均HAS-BLED评分为（1.7±1.0）分；血栓栓塞高危患者3 641例（90.8%），出血风险高危患者723例（18.0%）。治疗现状方面，患者总体抗凝率为47.1%，其中以华法林抗凝治疗为主（37.8%），采用新型口服抗凝药（NOAC）抗凝率仅为9.3%；抗血小板率为44.6%，其中以单抗血小板为主（13.2%）；<65岁组、65~75岁组和>75组的抗凝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χ2 趋势=136.502，P<0.001），但抗血小板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χ2 趋势=135.730，P<0.001），并且二级医院总体抗凝率以及华法林和NOAC的使用率低于三级医院（P<0.001）；3 162例（78.8%）心房颤动患者进行心室率控制，其中使用β-受体阻滞剂占总患者的61.6%，地高辛为17.6%，ACEI/ARB类药物总使用率为59.7%。
重庆市心房颤动合并心力衰竭患者多数为老年人，女性占比较高，HFpEF是心房颤动的主要类型，NYHA分级以Ⅲ级、Ⅳ级为主，大部分为血栓栓塞高危患者，而出血风险高危患者不足1/4，各年龄段、各级医院抗凝治疗、抗血小板治疗比例仍不理想，改善心力衰竭的治疗现状与指南推荐差距较大，各级医院医师应需进一步提高认识，规范诊疗。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无症状房颤发作隐匿，居民知晓率低，易导致不良结局，带来沉重负担，疾病筛查应先行于并发症的预防，无症状房颤的筛查和科学管理至关重要。当前国内外房颤筛查的焦点问题包括最适筛查人群的探讨、筛查设备与方式的优选、筛查参与度的提升、确诊者抗凝治疗的规范及最佳经济性筛查方案的评估。本研究纳入25篇房颤筛查相关文献，系统梳理近5年患者管理指南中的房颤筛查部分，综合专家意见，从常规筛查的筛查策略、筛查设备、筛查参与度、抗凝参与度及卒中后筛查的监测时长、监测方式方面，分析目前房颤筛查的研究进展，并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剖析房颤筛查的策略对成本效果的影响，明晰筛查和抗凝治疗参与率的经济性作用，以期指导临床实践。目前国际上房颤筛查与管理的公认指南为《欧洲心律学会指南》及《北美心律学会指南》，房颤筛查成本效果的相关研究多采用马尔可夫（Markov）模型进行终生模拟，卫生经济学评价指标包括卒中事件、出血事件、质量调整寿命年（QALY）、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等。多数指南/共识建议选取65~75岁的高风险人群应用便携单导联心电仪等新型设备进行常规筛查，以利于连续监测，提升房颤检出率；对于卒中后筛查，国内外指南均强调在隐源性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卒中患者中进行房颤筛查，筛查手段主要聚焦到长程心电图和植入式心电记录设备（ICM）上。综上，虽然目前对房颤筛查成本效果的认识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许多分歧有待弥合，同时我国相关研究不充分，对房颤筛查的卫生经济学研究更为欠缺，未来需要基于国内的环境，构建更加准确、具体的筛查模型，通过大量实践完善我国的房颤管理指南，为提升居民寿命和生活质量、减轻医疗经济负担提供循证依据。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当代心血管领域亟须攻克的两大"堡垒"之一，而传统的房颤筛查存在"检测时未发病、发病时未检测"的局限，导致房颤管理存在检测率低、规范管理率低等不足。可穿戴设备为房颤早期发现和科学管理创造了技术条件，其在房颤筛查中的可行性、高灵敏度和特异度逐步得到验证。本文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对可穿戴设备在房颤人群筛查与管理中的流行特征、应用现状、局限及前景等进行综述，以期为可穿戴设备用于房颤的筛查与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心房颤动（以下简称房颤）容易合并脑卒中和外周动脉栓塞。研究房颤血栓形成的具体机制并进行有效干预以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是目前房颤基础和临床研究的重要方向。
探讨房颤患者左心房血清炎性因子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水平变化与血栓的相关性。
选取2017年7月至2019年1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开胸心脏手术的瓣膜性心脏病患者29例和冠心病患者10例，依据心律情况分为窦性心律组15例和房颤组24例。房颤组的24例患者再依据血栓情况分为无左心耳血栓和有左心耳血栓两个亚组，分别为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和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各12例。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并检测左心房内径（LAD）、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术中抽取左心房血液标本检测蛋白激酶B（AKT）、核转录因子κB（NF-κB）、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白介素（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内皮素（ET-1）、一氧化氮（NO）、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细胞间黏附分子（ICAM-1）及血管细胞黏附因子（VCAM-1）水平，并检测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血栓面积。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LAD、LVEF、炎性因子水平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的水平与左心耳血栓面积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窦性心律组、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与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LAD、LVEF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和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LAD、LVEF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AKT、NF-κB、IL-8、ET-1、ICAM-1、VCAM-1水平高于窦性心律组，NO水平低于窦性心律组（P<0.05）。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AKT、hs-CRP水平高于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NO水平低于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P<0.05）；房颤无左心耳血栓亚组和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NF-κB、IL-6、IL-8、TNF-α、ET-1、vWF、ICAM-1、VCAM-1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房颤+左心耳血栓亚组患者血栓面积最大为4.8 cm2，最小为1.67 cm2，平均为（3.48±0.83）cm2。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房颤合并左心耳血栓患者LAD、LVEF、AKT、NF-κB、hs-CRP、IL-6、IL-8、TNF-α、ET-1、NO、vWF、ICAM-1、VCAM-1与血栓面积无直线相关关系（P>0.05）。
房颤患者左心房血液炎性因子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水平明显升高，且合并左心房血栓时上述指标更高。检测炎性因子和血管内皮损伤标志物的水平有助于评估房颤患者的血栓状态。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常见心律失常之一，其发病率高、易诱发脑卒中，而抗凝治疗是预防房颤相关性卒中的核心策略。目前，社区房颤患者抗凝治疗相关研究较为缺乏。
探索上海市社区老年非瓣膜性房颤（NVAF）患者抗凝治疗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于2019年7—12月，采用分层抽样法，选取至上海市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2018年度健康体检的老年房颤患者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CHA2DS2-VASc和ORBIT评分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采集其房颤患病与用药情况、疾病认知情况、共病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与风险等信息。依据问卷调查结果排除既往无房颤相关就诊经历及瓣膜性房颤患者，分析NVAF患者抗凝治疗现状。根据CHA2DS2-VASc评分量表的推荐意见：脑卒中高风险人群应进行抗凝治疗。本研究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VAF合并脑卒中高风险患者抗凝治疗的影响因素。
共纳入302例NVAF患者，其中89例（29.5%）正在服用抗凝药物，120例（39.7%）例正在服用抗血小板药物，93例（30.8%）患者未服用上述两类药物中的任一类药物。CHA2DS2-VASc评分结果显示，302例NVAF患者中，合并脑卒中高风险者占92.4%（279/302）。其中正在服用抗凝药者占30.5%（85/279），正在服用抗血小板药者占40.1%（112/279），未服用上述两类药物中的任一类药物者占29.4%（82/279）。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房颤类型、房颤症状发生情况、房颤病程、首次因房颤就诊时抗凝药开具情况、房颤危害知晓情况、高脂血症患病情况和出血风险为NVAF合并脑卒中高风险患者抗凝治疗的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房颤类型、首次因房颤就诊时抗凝药开具情况、房颤危害知晓情况为NVAF合并脑卒中高风险患者抗凝治疗的影响因素（P<0.05）。
社区NVAF合并脑卒中高风险患者抗凝治疗率仍不理想，需进一步规范该类人群的抗凝治疗，尤其是高龄和对房颤危害认知不足的患者。
心房颤动是医疗实践中症状最为明显的心律失常，心房颤动已经列入自1990年以来发病率增长最快的八大死亡原因之一。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5岁以上人群心房颤动的发生率最高可达9%，80岁以上人群最高可达17%；高血压患者到60岁以后将会有60%以上发生心房颤动。心房颤动增加了缺血性卒中、心力衰竭、慢性肾脏病、认知功能障碍及痴呆等疾病的发病风险，但是否会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尚不明确。
探讨心房颤动是否会增加新发心肌梗死的发病风险。
选取2006年6月至2007年10月河北省唐山市开滦集团职工健康查体人群（开滦研究人群）96 750例，其中心房颤动患者458例（心房颤动组），无心房颤动者96 292例（非心房颤动组）。记录受试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个人史（吸烟史、饮酒史）、既往病史（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人体测量指标（体质量、身高、血压等）；收集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血糖（FPG）。每2年随访1次，即分别在2008—2009年、2010—2011年、2012—2013年、2014—2015年和2016—2017年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10年，随访终点事件为新发心肌梗死。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探讨心房颤动对新发心肌梗死的影响。
（1）心房颤动组和非心房颤动组年龄、体质指数（BMI）、收缩压（SBP）、LDL-C、FPG、糖尿病发生率、吸烟率、饮酒率、新发心肌梗死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心房颤动较非心房颤动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RR=1.841，95%CI（1.118，2.869），P<0.05〕，校正年龄、性别（男性）后，心房颤动较非心房颤动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RR=1.635，95%CI（1.049，2.547），P<0.05〕，进一步校正BMI、SBP、LDL-C、FPG、吸烟、饮酒后，心房颤动较非心房颤动增加新发心肌梗死发病风险〔RR=1.381，95%CI（1.087，1.573），P<0.05〕；饮酒为新发心肌梗死的保护因素〔RR=0.664，95%CI（0.572，0.770），P<0.05〕。
心房颤动是新发心肌梗死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新发心房颤动是急性心肌梗死的常见并发症，其发生率为5%~20%。急性心肌梗死后新发心房颤动患者死亡风险和卒中风险显著增加。糖尿病是急性心肌梗死也是心房颤动的危险因素，在疾病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达格列净作为一种新型降糖药物，其降糖效果确切，然而鲜有研究报道其对糖尿病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后心房颤动发生风险的影响。
探讨达格列净对2型糖尿病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后新发心房颤动发生风险的影响。
收集2018年12月至2020年6月因急性心肌梗死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住院的2型糖尿病患者764例，根据是否存在新发心房颤动将研究对象分为新发心房颤动组188例和无心房颤动组576例。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学资料、超声心动图检查指标和实验室检验指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达格列净对2型糖尿病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后新发心房颤动发生风险的影响。
新发心房颤动组年龄、男性比例、吸烟比例、糖化血红蛋白、左心房内径、N末端B型钠尿肽前体（NT-proBNP）、C反应蛋白（CRP）水平高于无心房颤动组，而收缩压、胰岛素比例、达格列净比例、高密度脂蛋白水平低于无心房颤动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达格列净与急性心肌梗死后新发心房颤动风险降低相关，达格列净降低了2型糖尿病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后34%的新发心房颤动风险（OR=0.66，P=0.008）。
达格列净的使用与2型糖尿病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后新发心房颤动的低风险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