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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选:
    2022年 第25卷 第07期    刊出日期:2022-03-05
    研究报告
    彭博, 张小娟, 姜骁桐, 郑见立, 李亚子
    2022, 25(07):  771-781.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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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近年来,我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病率明显升高,作为COPD防控的主战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能力相对薄弱。目前对基层COPD诊疗药物和诊断设备的大范围调查研究相对较少,为进一步了解基层COPD防控"短板",弥补相关研究空白,特开展本研究。

    目的

    了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COPD基本药物的配备与可获得性、肺功能仪可获得性与肺功能检查开展情况。

    方法

    于2021年2—3月,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法,在我国31个省份选取8 176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调查。根据《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确定COPD基本药物共16种,采用可获得率、配备率分别评价某种药品在机构的可获得情况和某家机构配备药品的品种数量情况。采用可获得率评价肺功能仪在机构的可获得情况,采用开展率评价肺功能检查在机构的应用情况。

    结果

    共7 458家机构应答,应答率为91.22%。其中,乡镇卫生院5 901家(79.1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557家(20.88%)。对于16种COPD基本药物,6 538家(87.66%)机构配备品种数<8种,4 922家(66.00%)机构配备了≥1种吸入平喘药,814家(10.91%)机构配备了长效吸入平喘药。16种COPD基本药物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平均可获得率为33.30%,可获得率排在前3位的药品为氨溴索(85.28%,6 360/7 458)、氨茶碱(81.17%,6 054/7 458)、复方甘草(74.48%,5 555/7 458),丙酸氟替卡松(4.89%,365/7 458)、噻托溴铵(6.25%,466/7 458)、布地奈德福特罗(8.61%,642/7 458)等吸入平喘药的可获得率较低。6种吸入平喘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平均可获得率分别为28.31%、4.81%,2种长效吸入平喘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平均可获得率分别为16.18%、5.1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肺功能仪可获得率为8.94%(667/7 458),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于乡镇卫生院〔(18.56%(289/1 557)比6.41%(378/5 901),P<0.05〕。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肺功能检查开展率为10.82%(807/7 458),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于乡镇卫生院〔13.81%(215/1 557)比10.03%(592/5 901),P<0.05〕。

    结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COPD基本药物配备不足且不平衡,配备的药物以口服制剂为主,吸入药物(尤其是长效吸入药物)可获得性差;肺功能仪可获得率与肺功能检查开展率较低,不利于COPD患者在基层的早期筛查和疾病管理。建议加强吸入平喘药和便携式简易肺功能仪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配备,提高肺功能检查应用普及力度;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切入点,提高基层医生COPD"防诊治管康"能力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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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专题研究
    刘瑞明, 陈琴, 肖俊辉, 曾理斌, 王娜
    2022, 25(07):  782-790.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1.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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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选择,也是当前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途径。为有效推进签约服务工作,国家陆续推出各项政策,全国各地也在积极进行实践探索,成效明显。但是,签约服务仍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执行难"是签约服务深度推进的一大困境。通过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结合签约服务政策执行过程,发现签约服务仍存在法治性不足、政策执行人员水平不高、激励不足、政策环境影响等诸多制约因素。因此,需要从法律和制度方面进行顶层设计、提升执行人员素质和职业认同、建立医患互信、优化政策执行环境等角度进行政策创新,探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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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文翰, 史大桢, 赵亚利
    2022, 25(07):  791-796.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1.0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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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进与发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成为基层卫生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这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评估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综合分析了国内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评估指标的研究进展。国外方面以英国、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代表,认为以结构-过程-结果模型为主的传统评估指标正在被一些更加关注团队组织环境、内部关系、心理状态、持续改进的模型所替代。国内近些年开始以家庭医生团队为对象构建评估指标。研究方法多样,但缺乏高质量的理论模型支撑,且未对构建的指标进行信效度检验;指标维度较单一,尤其是缺乏团队关系、情感心理、持续改进方面的指标。结合国际经验,研究者建议以投入-中介-产出-再投入(input-mediator-output-input,IMOI)模型为理论依据,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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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文翰, 史大桢, 赵亚利
    2022, 25(07):  797-802.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1.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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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是当前基层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提升团队服务质量是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效果的重要手段。有关团队服务有效性的评估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目的

    以投入-中介-产出-再投入(input-mediator-output-input,IMOI)模型为框架,对国内外评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有效性的指标进行分类归纳,了解各结构中指标的核心维度。

    方法

    计算机系统检索PubMed、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关于国内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评估指标构建的文献,检索时限为2000年1月至2020年10月。采用指标映射法将指标按照IMOI模型结构分类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纳入14篇研究,其中国外4篇、国内10篇。按照IMOI模型分析,投入(I)主要与组织环境、团队建设、团队中个人素质等相关,中介(M)关注团队突生状态和团队过程,结果(O)则以服务结果、个人反馈为主,再投入(I')指标缺乏。

    结论

    国内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评估指标构建相关研究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质量仍需提高。依照IMOI模型构建指标可以很好地评估团队有效性,但需要进一步补充指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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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著·人群健康研究
    姚溪, 裴晓婷, 曲哲
    2022, 25(07):  803-814.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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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也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脑卒中等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近年来,高血压患病率不断增高,而治疗率和控制率却处于较低水平,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目的

    了解1991—2015年中国成人高血压的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的变化特征。

    方法

    利用1991—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9轮的调查数据,选择≥18岁且年龄、性别和血压值数据完整的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吸烟情况、饮酒情况、身高、体质量、腰围、血压值和疾病史等资料。分析25年间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1991年,我国成人高血压的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14.77%(1 291/8 743)、27.58%(356/1 291)、15.80%(204/1 291)、5.89%(76/1 291),2015年分别为32.67%(4 520/13 834)、48.08%(2 173/4 520)、40.51%(1 831/4 520)、14.65%(662/4 520)。1991—2015年,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基本呈上升趋势,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2000年之后开始呈现上升趋势。25年间,我国成人高血压的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在不同年龄、性别、行为习惯、知识水平等因素上存在差异。

    结论

    我国高血压患病率在不断增加,虽然治疗率和控制率也在增加,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需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提高居民高血压的治疗和控制水平,以延缓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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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申易, 于晓松
    2022, 25(07):  815-821.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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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循环系统疾病中的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影响中国人寿命的"第一杀手",患病率和死亡率仍处于上升阶段。揭示循环系统疾病城乡别、性别、地区别死因顺序及其变化趋势,将为预防和控制循环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

    分析我国2004—2015年循环系统疾病中以心脑血管为主的疾病死亡谱特征,即城乡别、性别、地区别死因顺序及其变化趋势。

    方法

    利用2004—2015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数据集"所定义的"循环系统疾病"资料,选取其中各类别疾病的死亡数和死亡率资料,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采用χ2检验方法分析各类别循环系统疾病的城乡别、性别、地区别死亡率的差异及变化趋势。

    结果

    2004—2013年各年的死因顺位排序为脑血管病→缺血性心脏病→循环系统的其他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病→风湿热和风湿性心脏病;2014—2015年各年死因顺位排序为脑血管病→缺血性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病→循环系统的其他疾病→风湿热和风湿性心脏病。2006—2015年,脑血管病、缺血性心脏病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004—2015年,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病死亡率逐年缓慢上升;风湿热和风湿性心脏病死亡率各年变化不大;循环系统的其他疾病死亡率呈双波浪变化,其中2006年和2013年为波峰。城乡别死亡率:脑血管病各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风湿热和风湿性心脏病除2006、2015年外,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病除2005年外,缺血性心脏病除2015年外,循环系统的其他疾病除2004、2005、2011、2012年外,其余年份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死亡率:各年份风湿热和风湿性心脏病、缺血性心脏病和脑血管病死亡率性别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循环系统的其他疾病除2005年外,其余各年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病死亡率仅2005年和2015年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地区别死亡率:各年份各类别疾病死亡率地区别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具有明显的城乡别、性别、地区别差异。缺血性心脏病城市高发,其他各类疾病乡村高发;女性风湿热和风湿性心脏病高发,其他各类疾病均为男性高发;风湿热和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病、缺血性心脏病、脑血管病、循环系统的其他疾病死亡率地区别差异明显,应根据地区别的差异确定不同的循环系统疾病的防治重点和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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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著·基层卫生人员执业现况研究
    马聪, 王伟, 袁颖, 孙艳春, 徐芳, 严非
    2022, 25(07):  822-828.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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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建立合理的就医格局。基层卫生技术人员是分级诊疗制度的关键实践者,其对分级诊疗制度的感知对于制度落实至关重要,研究其对分级诊疗的感知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

    基于第六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分析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对分级诊疗的感知状况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提供参考。

    方法

    于2019年4—10月,选取实施分级诊疗的6个案例省份,每个省份抽取具有代表性的1个城区和1个郊区县作为研究案例地区,然后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在每个区(县)抽取6家左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最终抽取4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30家乡镇卫生院,对调查当日在岗的基层卫生技术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内容为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以及其对分级诊疗制度重要性、效果、阻碍的感知。

    结果

    共回收分级诊疗制度感知部分应答完整的有效问卷1 308份。其中,1 231例(94.11%)对于分级诊疗有利于完善卫生服务体系的说法持正向感知,1 219例(93.20%)同意分级诊疗对患者和居民有益的说法。1 209例(92.43%)认为分级诊疗制度能够提高医疗服务质量,1 189例(90.90%)认为分级诊疗制度能够提高医疗服务效率,1 087例(83.10%)认为分级诊疗制度能够改善医患关系,786例(60.09%)认为分级诊疗制度能够减少医疗风险,611例(46.71%)认为分级诊疗制度能够降低医疗费用。982例(75.08%)不认为分级诊疗会阻碍卫生机构发展,759例(58.03%)同意分级诊疗没有得到相应激励的说法,753例(57.57%)同意患者及其家属习惯了自由就医而不愿接受分级诊疗的说法,712例(54.43%)同意目前没有统一双向转诊标准和制度的说法,451例(34.48%)同意分级诊疗使医疗机构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说法,403例(30.81%)同意目前没有有效转诊渠道的说法,387例(29.59%)认为目前其所在机构能力不足以有效实施分级诊疗的说法。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省份、性别、学历、职称、所在机构类型、岗位类别的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对分级诊疗制度感知总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省份、性别、学历、职称及是否有正式编制是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对分级诊疗制度感知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

    结论

    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对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性和效果的感知较好,但也担忧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阻碍。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职称和所属地区等是其对于分级诊疗制度感知的影响因素。政府部门可以从加大投入、完善政策细节、提供相应激励及进行针对性宣传/宣教等方面促进分级诊疗制度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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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玉荣, 韩宛彤, 秦文哲, 胡芳芳, 张娇, 高兆溶, 洪壮, 孔凡磊, 徐凌忠
    2022, 25(07):  829-836.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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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的工作负担不断加重,职业倦怠凸显。当前,尚缺乏对不同等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职业倦怠的差异性研究。

    目的

    比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改善家庭医生心理健康状况、促进基层人才队伍稳定性及提高基层卫生服务质量提供依据。

    方法

    于2020年8月1—21日,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法在山东省泰安市6个县(市、区)抽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760例,其中201例(26.4%)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工作,559例(73.6%)在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工作。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和职业倦怠量表(MBI-GS)对纳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760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发生率为68.9%(524/76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发生率分别为63.7%(128/201)、70.8%(396/559)。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程度高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MBI-GS总得分及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得分高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年龄41~50岁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高于≤30岁者〔OR(95%CI)=7.119(1.770,28.638)〕,月收入>4 000元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2 000元者〔OR(95%CI)=0.194(0.040,0.941)〕,自评工作压力较大/非常大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高于自评工作压力无/较小者〔OR(95%CI)=3.629(1.475,8.929)〕,自评激励机制一般、比较有效/非常有效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自评激励机制极不有效/不太有效者〔OR(95%CI)分别为0.196(0.052,0.739)、0.235(0.066,0.834)〕;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女性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男性〔OR(95%CI)=0.603(0.396,0.920)〕,自评居民认可度一般、比较高/非常高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自评居民认可度非常低/比较低者〔OR(95%CI)分别为0.258(0.113,0.590)、0.428(0.199,0.918)〕,自评工作压力比较大/非常大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高于自评工作压力无/较小者〔OR(95%CI)=2.320(1.368,3.935)〕。

    结论

    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的职业倦怠情况相对较重,个人成就感相对较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层面应加强对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培训,提高其薪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层面应增加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机构编制设置和晋升机会,加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宣传。此外,两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应简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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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丹英, 顾春妹, 曹伟艺, 彭燕, 唐燕, 金佳慧, 翁志贤, 张洁
    2022, 25(07):  837-845.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1.0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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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在全科人才紧缺、社区资源有限的背景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亟须找到精准而科学的"激励"方式,"留住人、用足人",并促成组织与个人共同成长,进而利好社区居民。

    目的

    本研究通过构建全科医生群体激励机制模型,来检验现行政策的激励措施及其实际成效,以提出改进意见与建议,完善全科医生用人、留人机制。

    方法

    2019年8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上海市奉贤区选取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204例全科医生,邀请其填写"全科医生对激励措施的认知与评价现况调查问卷";于2019年8—9月,邀请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业务分管主任/公共卫生业务分管主任、医疗质量控制科室负责人,填写"奉贤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工作负荷调研表"。然后以赫兹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作为理论指导,以上海市奉贤区为研究范围,以区内全科医生为研究对象,将各级层面与激励相关的政策、制度和举措作为输入,将全科医生群体作为反应主体,提取有代表性的潜变量测量该群体的激励认知和激励评价,将全科医生群体的工作意愿、服务半径、工作量表现作为输出,建立全科医生群体激励机制模型。

    结果

    204例全科医生对激励措施落实情况评价的平均得分为(0.77±0.14)分,认为激励措施落实情况对自身工作状态影响的平均得分为(0.73±0.19)分。不同健康状况、是否为行政岗位的全科医生对激励措施落实情况的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健康状况的全科医生对激励措施落实情况对自身工作状态影响的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全科医生对25项激励措施(1项街镇层面的激励措施未分析)的评价和认为激励措施落实情况对自身工作状态的影响均具有相关性(P<0.05),其中相关性程度较高的前3条激励措施分别为绩效分配(rs=0.65)、绩效工资计算方法(rs=0.62)和工资福利(rs=0.61)。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控制地区政策环境、所在街镇政府、所在工作单位变量后,全科医生对区域层面、街镇层面、机构层面激励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价与全科医生认为此激励措施落实情况对自身工作状态的影响呈正相关(r=0.38、0.39、0.53,P<0.001)。204例全科医生的工作意愿得分为(0.76±0.18)分,不同机构全科医生工作意愿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政策落实情况通过中介工作意愿影响最后的工作量表现,从落实情况到工作意愿为正向驱动(w1=0.43),而从工作意愿到加权工作量为负向驱动(w2=-0.156)。

    结论

    奉贤区全科医生的工作意愿较好,也即稳定性较高,但政策的激励未能驱动有竞争态势的工作绩效表现。政策起到了保健作用,但激励作用失灵,长此以往,需考虑会否因为工作能动性的缺失,而造成留任意愿的变化;对全科医生群体而言,虽需要一定的保障,但更需多劳多得的激励,这一目标,在激励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可通过增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激励权限和比重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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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著·临床实践与改进研究
    付忠荣, 张振香, 林蓓蕾, 梅永霞, 王文娜
    2022, 25(07):  846-850.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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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久坐行为是不良生活方式的一种,与脑卒中患者不良预后密切相关,认识脑卒中患者的久坐行为并根据其影响因素制定干预措施意义重大。

    目的

    调查社区脑卒中患者久坐行为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于2020年8—1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郑州市3家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内、外科门诊复查及3个社区符合纳入标准的脑卒中患者为调查对象(n=230),采用一般资料问卷、中国成人静态行为问卷、疲劳严重度量表、脑卒中康复自我效能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社区脑卒中患者久坐行为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发放问卷230份,回收有效问卷22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8%。社区脑卒中患者日均久坐行为时间为(7.10±2.75)h,179例(79.6%)患者每日久坐行为时间≥5 h。久坐与非久坐脑卒中患者年龄、常居住地、文化程度、并发症数、合并慢性病数和疲劳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并发症数、合并慢性病数及疲劳情况是社区脑卒中患者久坐行为的影响因素(P<0.05)。

    结论

    社区脑卒中患者久坐行为发生率较高,健康相关管理人员可结合相应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措施,减少社区脑卒中患者久坐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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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文恺, 陈健琳, 雷锐, 罗维, 胡敏, 刘登, 朱瑜, 陈琦
    2022, 25(07):  851-858.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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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准确预测癌症晚期患者的生存期,不仅能为安宁疗护中心规范收治患者、提供规范化服务奠定基础,还有助于减少安宁疗护过程中"无意义"的过度治疗。目前,国内关于常见生存期预测量表对癌症晚期患者生存期预测效果的比较研究较少。

    目的

    比较临终患者病情评估表与其他常见生存期预测量表〔卡氏评分(KPS)、姑息功能评价量表(PPS)、姑息预后指数(PPI)〕在预测癌症晚期患者生存期中的准确性,旨在为癌症晚期患者生存期预测工具的遴选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2018年4月1日至2020年2月1日入住上海市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的癌症晚期患者为研究对象。于患者入院时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临终患者病情评估表、KPS、PPS、PPI对其进行评估,并观察、记录患者的生存时间(入院时间至死亡时间,除死亡外的其他生存结局归类为删失)。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全体患者的生存时间,并绘制生存曲线。通过Kaplan-Meier法计算各量表不同组别患者的中位生存期,通过Log-rank检验比较各量表不同组别患者生存期的差异,并绘制生存曲线。最终,通过比较患者的实际生存时间与临终患者病情评估表、PPI、PPS、KPS预测的生存时间,来判断上述4种量表在不同组别患者及全体患者生存期预测中的准确性。

    结果

    共纳入315例癌症晚期患者,其中266例(84.4%)于住院期间死亡,49例(15.6%)删失(右删失,Ⅲ型删失)。315例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0.00〔95%CI(8.10,11.90)〕d。临终患者病情评估表20.0~35.0、35.5~45.0、45.5~50.0、50.5~60.0、60.5~100.0分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1.00〔95%CI(0.79,1.22)〕、5.00〔95%CI(3.92,6.08)〕、10.00〔95%CI(7.83,12.17)〕、22.00〔95%CI(18.42,25.58)〕、45.00〔95%CI(26.23,63.77)〕d(χ2=360.561,P<0.001);KPS 10~20、30~40、50~100分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1.00〔95%CI(0.66,1.34)〕、7.00〔95%CI(5.23,8.77)〕、30.00〔95%CI(20.87,39.13)〕d(χ2=137.280,P<0.001);PPS 60%~100%、30%~50%、10%~20%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35.00〔95%CI(25.90,44.10)〕、12.00〔95%CI(9.66,14.34)〕、2.00〔95%CI(0.85,3.15)〕d(χ2=139.311,P<0.001);PPI 0~3.5、4.0~5.5、6.0~7.5、8.0~10.0、10.5~15.0分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33.00〔95%CI(25.39,40.61)〕、12.00〔95%CI(8.15,15.85)〕、6.00〔95%CI(4.72,7.28)〕、3.00〔95%CI(1.76,4.24)〕、1.00〔95%CI(0.89,1.11)〕d(χ2=289.831,P<0.001)。临终患者病情评估表、KPS、PPS、PPI在全体患者生存期预测中的准确率分别为81.27%(256/315)、57.78%(182/315)、57.46%(181/315)、73.65%(232/315)。

    结论

    临终患者病情评估表、PPI、KPS、PPS均可用于预测癌症晚期患者生存期,但临终患者病情评估表的预测效果明显优于PPI、KPS、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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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航, 王雯, 沈文婷, 史宝欣
    2022, 25(07):  859-866.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1.00.332
    摘要 ( )   PDF for PC (956KB) ( )  
    背景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CP)的实施可以帮助患者在丧失决策能力时得到与其价值观、目标和偏好相符合的医疗、护理服务。在ACP实施过程中,代理决策者作为主要参与者,担任着重要角色。当前,国内有关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ACP参与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目的

    了解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ACP参与度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本土化ACP实施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与依据,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ACP在国内的推广。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接受治疗的235例血液肿瘤患者的代理决策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代理决策者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参与调查问卷(C-ACP-17-SDM)、中文版疾病不确定感家属量表(C-MUIS-FM)、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其进行调查,比较不同特征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C-ACP-17-SDM得分情况,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C-ACP-17-SDM得分与C-MUIS-FM、SCSQ、SSRS得分的相关性,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ACP参与度的影响因素。

    结果

    235例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C-ACP-17-SDM得分为(52.23±13.57)分,C-MUIS-FM得分为(66.43±12.54)分,SCSQ的积极应对维度得分为(24.34±6.94)分、消极应对维度得分为(9.87±4.25)分,SSRS总得分为(40.33±6.78)分。男性、参与过临终医疗决策、了解生命支持、听说过ACP的代理决策者的C-ACP-17-SDM得分相应地高于女性、未参与过临终医疗决策、不了解生命支持、未听说过ACP的代理决策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C-ACP-17-SDM得分与C-MUIS-FM总得分及不明确性维度、缺乏澄清维度得分呈线性负相关,与SCSQ的积极应对维度得分呈线性正相关。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性别、是否参与过临终医疗决策、是否了解生命支持、是否听说过ACP、疾病不确定感水平、积极应对水平是影响其ACP参与度的因素(P<0.05)。

    结论

    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ACP参与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医护人员在ACP实施前可鼓励男性、参与过临终医疗决策的家属作为血液肿瘤患者的代理决策者,并通过对代理决策者进行ACP相关知识宣教、为其讲解血液肿瘤相关知识、引导其采取积极的方式应对决策压力,提高血液肿瘤患者代理决策者ACP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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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 乌云塔娜, 项栋良, 赵明月, 袁一鸣
    2022, 25(07):  867-873.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1.00.310
    摘要 ( )   PDF for PC (970KB) ( )  
    背景

    目前,全面发育迟缓伴肌张力低下患儿的增多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在临床上对于此类患儿的康复治疗,方法较为单一且起效较慢。

    目的

    观察前庭训练结合常规康复治疗对全面发育迟缓伴肌张力低下患儿肌张力和整体发育水平的影响,旨在优化其康复治疗方案。

    方法

    选取2018年4月至2020年1月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康复中心儿童康复部接受康复训练的全面发育迟缓伴肌张力低下患儿60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30例)和观察组(30例)。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患儿采用前庭训练结合常规康复治疗。两组均每天进行1次治疗,每周连续治疗6 d,连续治疗4周。观察并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前、后格里菲斯儿童神经发育量表(GMDS)各领域百分比和发育商,以及肌张力评分;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后肌张力改善的总有效率。

    结果

    干预前两组GMDS各领域百分比和发育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GMDS各领域百分比和发育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两组肌张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肌张力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肌张力改善情况上,对照组显效9例(30.0%)、有效8例(26.7%)、无效13例(43.3%),临床总有效率为56.7%(17/30);观察组显效17例(56.7%)、有效9例(30.0%)、无效4例(13.3%),临床总有效率为86.7%(26/30)。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658,P<0.001)。

    结论

    前庭训练结合常规康复治疗的实施能够提高全面发育迟缓伴肌张力低下患儿的肌张力水平,并明显改善其发育迟缓状况,且其疗效优于单一常规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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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著·方法与工具
    杨森, 傅智丽, 潘颖, 赵华新, 金花, 石建伟, 陈晨, 于德华
    2022, 25(07):  874-881.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1.00.305
    摘要 ( )   Rich HTML ( )   PDF for PC (973KB) ( )  
    背景

    全科团队长不仅是社区卫生服务的践行者,还是全科团队的管理者、指挥者和协调者。采用合理、有效的机制选拔能够胜任全科团队长岗位的全科医生,是全科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目的

    构建并验证全科团队长岗位胜任力评价指标体系,旨在为全科团队长岗位胜任力的评价提供科学依据,为基层全科团队人才选拔提供参考与标准。

    方法

    通过文献分析、半结构化访谈等研究方法收集全科团队长岗位胜任力要素,初步构建全科团队长岗位胜任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目的抽样法,分层抽取上海市熟悉岗位胜任力和全科团队长岗位特征的专家(来自全科医学、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管理、行政管理领域)20例作为咨询对象,于2020年7—10月运用专家函询法对其进行3轮咨询,并采用层次分析法评价各级指标权重、检验各级指标逻辑一致性,最终确立全科团队长岗位胜任力评价指标体系。接着,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上海市8个中心城区的16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和16例全科团队长,采用自设问卷对其进行匿名调查,邀请其对指标体系中三级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评分。问卷通过"问卷星"网站发布,研究者通过微信向调查对象推送问卷。调查对象于2020年11月1—30日采用手机/电脑"问卷星"在线填写的方法完成调研。调研数据收集完成后,建立数据库,了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和全科团队长对重要性排名前15位的三级指标的重视程度差异。

    结果

    3轮专家咨询问卷的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0.0%、95.0%和100.0%;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912、0.933和0.940;Kendall's W系数分别为0.183(χ2=42.516,P<0.001)、0.359(χ2=68.937,P<0.001)、0.516(χ2=87.329,P<0.001)。构建的全科团队长岗位胜任力评价指标体系由5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及43个三级指标构成。5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别为0.344、0.222、0.192、0.137和0.105。各层级指标的一致性比率均<0.100。对于指标体系中重要性排名前15位的三级指标,除"提供转诊服务的能力""具备协助处置和管理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与全科团队长针对指标重要程度所给出的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初步构建的全科团队长岗位胜任力评价指标体系,指标针对性强、结构合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可以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选拔和培养全科团队长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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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康, 王娜萌, 冯玫, 王晓旭, 李丽琪
    2022, 25(07):  882-887.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0.003
    摘要 ( )   Rich HTML ( )   PDF for PC (1302KB) ( )  
    背景

    目前我国针对乡村医生健康管理服务技术培训效果评价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缺乏有效的评价工具。

    目的

    编制乡村医生健康管理服务技术培训效果评价量表,并对其进行信效度检验。

    方法

    基于柯氏模型设计乡村医生健康管理服务技术培训效果评价初始量表,通过专家咨询、课题组讨论等方式形成乡村医生健康管理服务技术培训效果评价试测量表。于2021年5—6月,使用试测量表进行预调查,采用样本1(n=100)进行初测阶段的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形成乡村医生健康管理服务技术培训效果评价正式量表。于2021年7月,对问卷进行正式施测,采用样本2(n=306)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同质信度、组合信度、判别效度及结构效度检验。

    结果

    正式量表包括反应层、学习层、行为层及结果层4个维度15个条目。预调查数据抽取合适性度量值(KMO)为0.847,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χ2=1 862.826,P<0.05),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7.575%。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3.906,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98,比较拟合指数(CFI)=0.961,修正的标准拟合指数(IFI)=0.961,标准拟合指数(NFI)=0.948,模型拟合基本良好。最终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7,反应层、学习层、行为层及结果层4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62、0.958、0.971和0.919,各维度的组合信度(CR)值分别为0.963、0.958、0.971和0.919。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的算术平方根大于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38~0.842,各维度与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54~0.934。

    结论

    本研究编制的乡村医生健康管理服务技术培训效果评价量表信效度较为良好,可作为一种有效的乡村医生健康管理服务技术培训效果评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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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进展
    刘凤, 张振香, 梅永霞, 常红, 陈素艳
    2022, 25(07):  888-892.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1.00.252
    摘要 ( )   Rich HTML ( )   PDF for PC (971KB) ( )  

    重返工作是患者康复和回归正常生活的重要标志,多数患者重返工作的意愿强烈,但信心不足。重返工作自我效能是患者重返工作岗位信心的体现,是患者重返工作的重要预测因子。本研究基于重返工作自我效能的概念和意义,介绍其相关理论模型,总结相关测评工具的内容、评分标准和信效度结果,并对不同工具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我国康复护理人员选择重返工作自我效能测评工具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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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浩, 姜东旭, 张琳琳
    2022, 25(07):  893-898.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1.00.296
    摘要 ( )   PDF for PC (975KB) ( )  

    就医延迟会导致慢性病并发症发生风险增加、治疗效果下降和慢性病患者生存质量降低。早期识别就医延迟高风险人群并采取针对危险因素的干预策略,对于改善慢性病患者就医延迟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包括就医障碍自评量表(BACE)、就医决策障碍感知量表(PBHSD)、脑卒中院前延迟意向测评量表(SPDBI)、糖尿病诊治延误认知行为意向量表(DMDBIS)和FISCHER就医态度量表(ATMHSS)在内的慢性病患者就医延迟评估工具进行系统总结,并以可控和不可控因素为分层依据,从社会人口学、疾病特征、心理因素和认知因素角度出发,对影响慢性病患者就医延迟的因素进行归纳和分析,旨在为就医延迟评估和干预方案的构建提供参考与依据。本文发现,目前,慢性病患者就医延迟评估工具的普适性和临床使用率偏低,且较少研究探讨其在预测慢性病患者就医延迟中的效能和最佳阈值。对疾病认识不足、经济状况差和社会支持水平低是影响慢性病患者就医延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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