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苷（酸）类似物（NAs）已成为慢性乙型肝炎（CHB）的主要治疗药物，而2型糖尿病（T2DM）对其疗效的影响尚不明确。

探讨T2DM对CHB患者接受NAs抗病毒治疗疗效的影响。

纳入2015年1月—2023年6月在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行肝穿病理检查，且为NAs初治的CHB患者350例，根据是否合并T2DM，将患者分为T2DM-CHB组和CHB组。按照性别、年龄、乙型肝炎病毒（lgHBV）DNA水平、乙肝病毒e抗原（HBeAg）状态、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水平进行倾向性匹配后，最终纳入患者238例（T2DM-CHB组：n=70；CHB组：n=168）。回顾性采集患者用药情况，以及肝肾功能、病毒学指标等数据，每6个月随访1次，共随访5年。为评估NAs早期治疗的有效性，在抗病毒治疗启动后的第1个月和第3个月各随访记录1次。

T2DM-CHB组患者在接受NAs治疗后，其血清lgHBV DNA水平在1、3、6个月和18个月均高于CHB组（P<0.05）。T2DM-CHB组在治疗后12、30个月和36个月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lgHBsAg）值高于CHB组（P<0.05）。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两组患者首次达到完全病毒学应答（CVR）的时间存在差异（χ²=14.144，P<0.001），T2DM-CHB组和CHB组首次发生CVR中位时间分别为18.9个月和14.3个月。T2DM-CHB组在治疗后6、12、18、24、30个月的HBeAg累积清除率和HBeAg血清学转换率均低于CHB组（P<0.05）。T2DM-CHB组治疗后1、3、6、12、18、24个月肝功能正常累积率均低于CHB组（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2DM（HR=0.706，95%CI=0.584~0.854）、lgHBV DNA（HR=0.624，95%CI=0.534~0.730）、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HR=1.197，95%CI=1.017~1.409）是CHB患者首次CVR发生时间的影响因素（P<0.05）。

合并T2DM影响CHB患者应用NAs治疗的病毒学应答，延长达到CVR和肝功能恢复的时间。

我国食管癌疾病负担居全球首位，早期发现食管癌及癌前病变是提高患者生存率、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关键。

探讨新型食管细胞收集器在食管病变筛查中的临床应用价值，为政府卫生部门制定更有效的癌症防控政策及公共卫生计划提供依据。

选取2024年1月—2025年1月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十三师红星医院、第十师北屯医院、第三师总医院喀什院区、第二师库尔勒医院、第四师医院、第七师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第三师总医院图木舒克市院区等9家新疆地区医院行新型食管细胞收集器细胞学检查、内镜检查及病理活检者261例。以病理活检为金标准，结合内镜下形态学表现，将受试者分为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组（n=34）、反流性食管炎组（n=150）、食管黏膜未见异常组（对照组，n=77）。评价新型食管细胞收集器细胞学检查在不同人群中的诊断效能。

细胞学检查结果：癌细胞4例，鳞状上皮内高度病变27例，鳞状上皮内低级别病变12例，非典型鳞状细胞101例，鳞状细胞增生/炎细胞111例，无上皮内病变及恶性细胞6例。内镜及病理活检结果：鳞状细胞癌/腺癌细胞4例，高级别上皮内瘤变19例，低级别上皮内瘤变11例，非典型鳞状细胞20例，炎细胞15例，区域水肿/细胞增生115例，正常细胞77例。新型食管细胞收集器在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组和对照组中筛查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为0.933，灵敏度为94.12%，特异度为67.53%，阳性预测值为56.14%，阴性预测值为96.30%，总符合率为75.68%。新型食管细胞收集器在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组和反流性食管炎组中筛查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02，灵敏度为94.12%，特异度为42.00%，阳性预测值为26.89%，阴性预测值为96.92%，总符合率为51.63%。新型食管细胞收集器安全性高（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为0），可接受性高（视觉模拟量表平均分为1.3分），93.9%（245/261）患者表示愿意接受此方法进行食管病变的复查。

新型食管细胞收集器对早期食管癌及癌前病变有较好的诊断效能，可减少不必要的内镜检查，且具备操作简单、高效、安全、患者可接受性高等特性。

肝纤维化是慢性乙型肝炎（CHB）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发生总体死亡及肝脏特异性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研究表明，合并2型糖尿病（T2DM）或高尿酸血症（HUA）会显著加速该类患者的肝纤维化进程。精准评估肝纤维化的阶段，对于制定CHB合并NAFLD的有效治疗方案和控制疾病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伴有T2DM或HUA的CHB合并NAFLD患者中，比较5种无创诊断模型[纤维化4指数（FIB-4）、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与血小板比率指数（APRI）、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比值（AAR）、S指数和γ-谷氨酰转肽酶与血小板比率指数（GPRI）]对进展期肝纤维化的诊断效能，并评估其在基层推广的可行性。

选取2008—2021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经临床及病理肝活检诊断为CHB合并NAFLD患者195例，按照是否合并T2DM或HUA将其分为3组：CHB&NAFLD组（n=46）、CHB&NAFLD&T2DM组（n=80）和CHB&NAFLD&HUA组（n=69）。肝纤维化诊断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使用DeLong检验比较5种无创指标对3组患者发生进展期肝纤维化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及诊断性能，并通过临床决策曲线（DCA）评估各模型的临床实用性。

单纯CHB&NAFLD组中，FIB-4诊断进展期肝纤维化的AUC为0.740，AAR的AUC为0.468，两者AUC差值为0.272；在CHB&NAFLD&T2DM组中，FIB-4同样表现出最高的诊断效能（AUC=0.677），而S指数最低（AUC=0.588），两者AUC差值为0.089。在CHB&NAFLD&HUA组中，FIB-4的诊断效能仍为最高（AUC=0.753），而AAR最低（AUC=0.609）。FIB-4在CHB&NAFLD&T2DM组的诊断效能低于CHB&NAFLD组（P<0.001）和CHB&NAFLD&HUA组（P<0.001）。DCA结果显示，FIB-4在CHB&NAFLD组和CHB&NAFLD&HUA组的临床净收益稍高。FIB-4的最佳截断值（cut-off）在CHB&NAFLD&T2DM组为1.425，高于单纯CHB&NAFLD组（cut off=1.117）和CHB&NAFLD&HUA组（cut off=1.305）。

FIB-4在基层医疗中评估合并T2DM或HUA的CHB合并NAFLD患者进展期肝纤维化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然而，与单纯CHB合并NAFLD患者或合并HUA的患者相比，FIB-4在合并T2DM患者中的诊断效能相对较低，且其最佳截断值更高。这些结果提示，在评估合并T2DM患者时需结合其特异性特征，优化诊断策略以提高准确性。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全球患病率快速上升，且与2型糖尿病（T2DM）共病时疾病进展风险显著增加。三酰甘油葡萄糖-体质指数（TyG-BMI）作为胰岛素抵抗的无创标志物，在非糖尿病人群中已证实对MAFLD的预测价值，但其对T2DM患者的诊断效能尚未明确。

探讨TyG-BMI对T2DM合并MAFLD的诊断作用。

2022—2023年，于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招募年龄18岁以上的T2DM患者共1 347例。依据T2DM患者是否合并MAFLD，将患者分为单纯T2DM组（601例）、T2DM合并MAFLD组（746例）。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三酰甘油葡萄糖指数（TyG）、BMI、TyG-BMI与T2DM合并MAFLD之间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TyG、BMI、血清尿酸肌酐比值（SUA/Scr）及TyG-BMI对T2DM合并MAFLD的诊断效能。

与单纯T2DM组相比，T2DM合并MAFLD组男性所占比例、收缩压（SBP）、舒张压（DBP）、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尿酸（UA）、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_1c）、BMI、TyG、SUA/Scr、TyG-BMI较高，年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尿素氮（BUN）较低（P<0.05）。调整混杂因素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yG是T2DM合并MAFLD的影响因素（OR=2.989，95%CI=2.278~3.922，P<0.001），BMI是T2DM合并MAFLD的影响因素（OR=1.395，95%CI=1.324~1.470，P<0.001），TyG-BMI是T2DM合并MAFLD的影响因素（OR=1.039，95%CI=1.034~1.044，P<0.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TyG、BMI、SUA/Scr、TyG-BMI预测T2DM合并MAFLD的灵敏度分别为74.7%、73.7%、62.0%、85.8%，特异度分别为60.7%、71.3%、55.0%、66.3%，AUC分别为0.739、0.793、0.608、0.833。Delong检验结果显示，TyG-BMI预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大于BMI、TyG、SUA/Scr预测的AUC（Z=8.224、12.501、5.632，P<0.001）。

TyG、BMI、TyG-BMI对诊断T2DM合并MAFLD均有一定的价值；但与TyG、BMI、SUA/Scr相比，TyG-BMI对T2DM合并MAFLD的诊断价值更高。

三酰甘油-葡萄糖（TyG）指数与肝脏疾病存在密切关联，但目前国内外尚缺乏老年人群TyG指数纵向轨迹与肝脏硬度的关联性研究。

分析TyG指数纵向轨迹与老年人肝脏硬度的关联。

本研究的样本来源于华西老年人群医防融合队列（原"华西老年人群健康队列"）的回顾性队列，选取2017—2022年有3次及以上体检记录、三酰甘油及血糖无缺失值的60岁及以上的研究对象，剔除基线患有慢性肝病者后，最终纳入2 736人进行分析。应用群组轨迹模型（GBTM）建立老年人TyG指数的长期纵向轨迹，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TyG指数纵向轨迹与肝脏硬度的关联。

本研究人群中，肝脏硬度偏高（肝脏硬度值>7 kPa）者共376人（13.7%）。TyG指数纵向轨迹分为5组：低水平稳定（7.96~8.11）337例（12.3%）、中低水平稳定（8.46~8.56）1 172例（42.8%）、中水平稳定（8.94~9.06）921例（33.7%）、中高水平上升（9.31~9.68）268例（9.8%）、极高至中高水平下降（9.27~10.35）38例（1.4%）。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混杂因素后，与低水平稳定组相比，中水平稳定组（OR=1.94，95%CI=1.13~3.43）、中高水平上升组（OR=3.04，95%CI=1.57~5.99）、极高至中高水平下降组（OR=3.31，95%CI=1.02~10.36）肝脏硬度偏高的风险均增加（P<0.0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性别、BMI、腰围、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与TyG指数不同轨迹间无交互作用（P>0.05）。

老年人群应关注TyG指数变化，当TyG指数持续处于较高水平（8.78）时，应进一步检查肝脏健康状况。

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是诊断和治疗胆胰疾病的标准方法，但ERCP后胰腺炎（PEP）是严重的并发症之一。非甾体抗炎药（NSAIDs）因其抗炎和镇痛作用，可能在预防PEP中发挥作用。探索适合的用药时机及联合用药效果，有助于降低PEP发生风险。

本研究旨在评估NSAIDs在PEP预防中的给药时机及影响因素，以确定其在临床实践中的最佳应用。

纳入2021年12月—2023年12月在邯郸市中心医院普外科及肿瘤科接受ERCP治疗的866例受检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术前用药组（431例）与术后用药组（435例），其中术前用药组分为术前单独用药亚组（210例）和术前联合用药亚组（221例），术后用药组分为术后单独用药亚组（247例）、术后联合用药亚组（188例）。术前单独用药亚组于ERCP前30 min肌肉注射双氯芬酸钠75 mg，术前联合用药亚组同期加用吲哚美辛栓100 mg肛塞；术后单独用药亚组于ERCP术后即刻肌肉注射双氯芬酸钠75 mg，术后联合用药亚组同步给予双氯芬酸钠75 mg肌肉注射及吲哚美辛栓100 mg肛塞。所有干预为单次给药。主要观察指标包括PEP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术后穿孔、出血、胆管炎的发生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受检者PEP发生的影响因素。

4个亚组受检者PEP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术前单独用药亚组PEP发生率低于术后单独用药亚组和术后联合用药亚组（P<0.05），术前联合用药亚组PEP发生率低于术后单独用药亚组和术后联合用药亚组（P<0.05）；4个亚组PEP严重程度和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MI≥24 kg/m²（OR=3.751，95%CI=2.293~6.136）、酗酒（OR=2.624，95%CI=1.520~4.529）、糖尿病（OR=2.687，95%CI=1.559~4.634）、插管时间>10 min（OR=4.229，95%CI=2.531~7.066）及使用双导丝技术（OR=3.542，95%CI=2.159~5.809）是PEP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B超提示肝外胆管扩张是PEP发生的保护因素（OR=0.573，95%CI=0.347~0.947，P<0.05）。

BMI≥24 kg/m²、酗酒、糖尿病和插管时间>10 min及使用双导丝技术是PEP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ERCP术前预防性使用吲哚美辛栓剂及双氯芬酸钠可以有效降低PEP发生风险。

症状群是指2种或2种以上的症状同时发生且互相影响，目前不同研究调查所得的胃癌患者化疗症状群不尽相同，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不利于症状群的管理和干预。

对胃癌患者化疗期间症状群的相关研究进行范围综述，以确定症状群的种类和构成及其研究现状，为今后症状群研究提供参考。

以范围综述报告的PRISMA扩展版清单为方法学框架，计算机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Medline、CINAHL、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有关胃癌患者化疗期间症状群的相关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3-05-24。提取和分析纳入文献的信息内容。

共纳入12篇文献，症状群的研究方法包括症状的评估方法和症状群的提取分析。胃癌患者在化疗期间涉及20种症状群，化疗前即可出现病感症状群、情绪症状群、消化道症状群、胃癌特异症状群和神经系统相关性症状群。第1次化疗后，还会出现肢体相关症状群、形象改变症状群和能量缺乏症状群。第3次化疗后，症状群的类型和构成最为复杂。第6次化疗后，则会出现化疗相关症状群。

胃癌患者在化疗期间存在多种症状群，并随化疗阶段进展发生动态变化。未来可探索胃癌患者特异性症状评估工具，结合症状网络分析等先进分析技术，以早期准确识别症状群，构建精准化的症状管理方案。

结直肠癌患者术后衰弱发生率较高。多项研究发现衰弱与患者术后并发症、死亡等负性结局相关。衰弱是动态发展过程，但少有研究探讨结直肠癌患者术后衰弱发生发展规律。

采用纵向研究方法探究结直肠癌患者术后衰弱发展轨迹及其影响因素，为此类患者衰弱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7—12月于江苏省人民医院就诊的结直肠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及其他相关因素，采用Tilburg衰弱量表调查其术前、术后1个月、3个月和6个月的衰弱情况，通过构建增长混合模型识别此类患者术后衰弱发展轨迹，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直肠癌患者术后衰弱的影响因素。

共374例患者完成调查。通过拟合4个时点衰弱数据确定3个类别的最优模型，分别命名为"健康提升型"（305例，81.5%）、"衰弱改善型"（25例，6.7%）和"衰弱持续型"（44例，11.8%）。考虑到临床意义将后两类轨迹合并为"衰弱异质性轨迹"。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1.141，95%CI=1.065~1.223）、营养评分（OR=0.424，95%CI=0.303~0.594）、合并症数量（OR=2.884，95%CI=1.158~7.184）、新辅助治疗（OR=29.510，95%CI=5.511~158.007）、造口建立（OR=37.313，95%CI=8.604~161.819）、术后放化疗（OR=95.071，95%CI=17.664~511.674）、抑郁情况（OR=2.673，95%CI=1.336~5.350）和社会支持（OR=0.881，95%CI=0.797~0.974）是结直肠癌患者衰弱异质性轨迹的影响因素（P<0.05）。

结直肠癌患者术后衰弱呈现"健康提升型""衰弱改善型"和"衰弱持续型"3种不同发展轨迹，医务人员需早期识别包含后两类的衰弱异质性轨迹群体并开展针对性干预以提升其长期健康水平。

运动防治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效果已被普遍认可，但对其机制的研究一直未有突破性进展。肝脏巨噬细胞极化状态与NAFLD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但研究成果缺乏有效的整合。本文在解析肝脏巨噬细胞极化与NAFLD各阶段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运动对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及其对NAFLD的治疗效果。结果表明，正常情况下肝脏常驻库普弗巨噬细胞维持促炎M1和抗炎M2表型间的动态平衡；在NAFLD早期阶段，不同强度的有氧运动均可通过抑制外源巨噬细胞浸润或抑制库普弗细胞向M1型极化，进而抑制M1/M2比值升高，对NAFLD早期防治效果显著；此后肝脏巨噬细胞逐渐出现应激性M2型极化增加现象，但此时其主要作用表现为促进肝星状细胞的激活和细胞外基质的分化，导致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和肝癌。综上，本研究提示，巨噬细胞极化可能是运动防治NAFLD的新靶向，阻滞外源巨噬细胞浸润或抑制库普弗细胞向M1型极化是预防NAFLD进展的重要策略；而当疾病发展为纤维化、肝硬化或肝癌阶段，避免巨噬细胞向M2型的应激性极化可能是有效的治疗靶向。

血脂在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中起着重要作用，肿瘤患者常存在血脂紊乱，从而影响预后。相位角（PA）是反应人体细胞膜结构完整和功能状况的客观指标，与机体营养状态呈正相关，常用于生存与疗效预测。目前消化系统肿瘤患者血脂特征及其对PA的影响尚不明确。

分析消化系统肿瘤患者血脂特征，并分析其对PA的影响。

回顾性纳入2020年7月—2023年12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142例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一般资料、体力活动状态（PS）评分和整体营养评估量表（PG-SGA）评分，检测患者血脂指标以及PA，并根据PA分为正常PA组和低PA组，比较两组患者一般特征和血脂水平差异。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PA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估血脂指标对PA的预测价值。

142例患者中，男性104例（73.24%），女性38例（26.76%）；平均年龄（65.0±10.8）岁。低PA组64例（45.07%），正常PA组78例（54.93%）；两组患者性别、年龄、PS评分和PG-SGA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PA组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LDL）水平低于正常PA组（P<0.05）；两组高密度脂蛋白（HD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OR=0.251，95%CI=0.086~0.731）、年龄>65岁（OR=0.281，95%CI=0.108~0.727）是PA≥4.4°发生的保护因素，TC（OR=6.142，95%CI=2.795~13.494）是PA≥4.4°发生的危险因素。TC预测PA≥4.4°的AUC为0.803（95%CI=0.733~0.874），灵敏度为75.6%，特异度为71.9%，最佳截断值为4.25 mmol/L；LDL预测PA≥4.4°的AUC为0.790（95%CI=0.717~0.863），灵敏度为76.9%，特异度为67.2%，最佳截断值为2.46 mmol/L；TG预测PA≥4.4°的AUC为0.609（95%CI=0.517~0.702），灵敏度为55.1%，特异度为64.1%，最佳截断值为1.05 mmol/L。

消化系统肿瘤血脂受多种因素影响，TC和LDL水平对PA≥4.4°有较高预测价值，二者水平控制在合适的范围（TC：4.25~5.55 mmol/L，LDL：2.46~3.91 mmol/L ）有利于维持PA正常，并可能潜在改善预后。

胰腺炎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加重社会的公共医疗负担。

分析1990—2021年中国胰腺炎疾病负担变化趋势，将其与全球疾病负担进行比较，并对中国2022—2031年的胰腺炎负担进行预测，为我国胰腺炎的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利用1990—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库中的开放数据，分析中国和世界范围内胰腺炎负担的特征，使用Joinpoint回归模型计算胰腺炎负担的时间变化趋势，并扩展自回归差分移动平均模型（ARIMA），以预测2022—2031年胰腺炎的疾病负担。

中国胰腺炎的年龄标化发病率（ASIR）从1990年的35.352/10万下降至2021年的23.529/10万，年龄标化患病率（ASPR）从1990年的35.326/10万下降至2021年的24.146/10万，年龄标化死亡率（ASMR）从1990年的0.983/10万下降至2021年的0.637/10万，年龄标化伤残调整寿命年率（ASDR）从1990年的29.77/10万下降至2021年的18.267/10万。全球范围内，胰腺炎ASIR、ASPR、ASMR和ASDR也呈下降趋势，但变化幅度较小。中国胰腺炎ASIR、ASPR、ASMR、ASDR的年均变化百分比（AAPC）分别为-1.340、-1.246、-1.400和-1.574，优于全球的下降趋势（-0.441、-0.990、-0.468、-0.527）。2022—2031年，中国胰腺炎ASPR将由2022年24.08/10万减少到2031年的21.21/10万，ASMR从0.64/10万减少至0.53/10万，ASDR从17.98/10万减少至14.63/10万。

根据1990—2021年GBD数据分析结果，中国和全球胰腺炎的疾病负担均呈下降趋势。中国胰腺炎ASIR、ASPR、ASMR和ASDR均呈现下降趋势，AAPC均优于全球水平。根据ARIMA模型，2022—2031年中国胰腺炎的ASIR将保持平稳，ASPR、ASMR、ASDR的预测均有下降趋势。

38.4%的结直肠癌患者死于非癌症疾病，其中心血管疾病是最主要原因，占总死亡人数的20.3%。靶向治疗相关的心血管毒性并不少见，最突出的为高血压。

本研究旨在探讨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呋喹替尼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的发生率和风险。

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数据库中有关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呋喹替尼治疗的单臂临床试验和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4年5月。由2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及质量评价，使用R 4.3.3软件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8篇文献，涉及6项单臂临床试验、3项随机对照试验。Meta分析结果显示：全级别高血压和出血的发生率为35%（95%CI=0.25~0.45）和24%（95%CI=0.10~0.37）。在高级别事件中，高血压发生率为15%（95%CI=0.10~0.20），出血发生率为1%（95%CI=0~0.02），血栓栓塞发生率为3%（95%CI=0.02~0.05），心脏疾病发生率为1%（95%CI=0~0.02）。呋喹替尼与全级别、高级别高血压及全级别出血的风险增加相关，RR分别为3.93（95%CI=2.95~5.24）、12.33（95%CI=5.31~28.63）及1.84（95%CI=1.36~2.50），但与高级别的出血（RR=1.06，95%CI=0.35~3.23）、血栓栓塞事件（RR=3.35，95%CI=0.89~12.55）及心脏疾病（RR=0.62，95%CI=0.18~2.14）无关。

呋喹替尼与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心血管毒性发生率和风险增加显著相关，但主要针对的是低级别事件。

胰腺癌恶性程度高，患者整体预后差。目前缺乏有效的早期检测手段，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局部进展期或已发生远处转移，加之其独特的肿瘤微环境使得传统治疗模式（手术、放疗和化疗）遇到了瓶颈。本文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国内外有关胰腺癌治疗的最新进展，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总结了胰腺癌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的相关研究。本文发现，随着基因测序和多组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胰腺癌的分子机制和基因表达谱有了更深入了解，更多信号通路和作用靶点被发现，相应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药物也越来越多，胰腺癌的治疗模式正逐渐从传统的"一刀切"方式向更加精准的个体化治疗转变，为胰腺癌治疗带来新的曙光。本文能够为针对胰腺癌靶向及免疫治疗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新思路。

慢性疲劳综合征（CFS）是一种病因不明的慢性衰弱性疾病，与肠道微生态失调和细菌代谢紊乱相关，CFS患者与健康人群肠道菌群组成和肠道通透性存在显著差异，但有关不同年龄CFS患者肠道菌群特征鲜见报道。

探究不同年龄组CFS患者肠道菌群的特征，为不同年龄组CFS风险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选取2021年2—10月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CFS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设3组：青年组（18~34岁）20例、中年组（35~55岁）20例和老年组（56~80岁）20例。收集病例基本信息，采集粪便标本，采用16S rRNA高通量测序方法检测肠道菌群，并对其进行生物信息学及统计分析。

不同年龄段CFS患者的物种组成和相对丰度存在差异，老年组肠道菌群Pielou_e指数高于中年组（P<0.05）；中年组聚集菌群与另外两组存在差异（P<0.01）。青年组核心菌属为粪球菌属（Coprococcus）、巨单胞菌属（Megamonas）、戴阿利斯特杆菌属（Dialister）、不动杆菌属（Acinetobacter），老年组核心菌属为瘤胃球菌属（Ruminococcus）。青年组假单胞菌目（Pseudomonadales）、莫拉菌科（Moraxellaceae）、不动杆菌属（Acinetobacter）的相对丰度高于中年组和老年组（P<0.05）；中年组丹毒丝梭菌属（Erysipelatoclostridium）、Sellimonas属的相对丰度高于青年组和老年组（P<0.05）；老年组埃格特菌科（Eggerthellaceae）、嗜胆菌属（Bilophila）相对丰度高于青年组和中年组（P<0.05）。

不同年龄组CFS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和组成存在差异，初步发现不动杆菌属和丹毒丝梭菌属可作为区别老年、中年及青年CFS患者肠道菌群的关键菌群。

胃癌（GC）严重危害我国居民健康，对个体GC发病风险进行预测有助于早期识别高风险人群，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避免或延缓GC进展。

构建并验证预测个体GC发生风险的列线图模型。

选取2020年1月—2021年7月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4省14个县（区）肿瘤登记系统中确诊的≥40岁的GC患者作为病例组（684例），按1∶2比例纳入性别、年龄、居住地及健康状况匹配的一般人群作为对照组（1 368例）。将所有研究对象按8∶2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1 641例）和验证集（411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变量，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绘制模型预测GC发病风险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采用ROC曲线下面积（AUC）、Hosmer-Lemeshow法评估模型的区分度和校准度；采用Bootstrap法进行模型验证，采用临床决策曲线（DCA）评估模型的临床适用性。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饮食口味偏咸（OR=1.690，95%CI=1.333~2.142）、食物偏硬（OR=1.596，95%CI=1.145~2.225）、喜食辣食（OR=1.387，95%CI=1.093~1.760）、二手烟暴露（OR=1.880，95%CI=1.473~2.399）、经常发脾气（OR=3.283，95%CI=2.236~4.819）、胃部疾病史（OR=4.008，95%CI=3.046~5.273）、一级亲属肿瘤史（OR=1.549，95%CI=1.170~2.051）、幽门螺杆菌感染（OR=1.298，95%CI=1.028~1.693）、高盐饮食（OR=1.338，95%CI=1.033~1.734）是GC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初中（OR=0.616，95%CI=0.468~0.811）和高中及以上学历（OR=0.491，95%CI=0.342~0.703）、规律饮食（OR=0.542，95%CI=0.405~0.726）、食生蒜或蒜苗（OR=0.501，95%CI=0.394~0.636）是GC发生的保护因素（P<0.05）。训练集和验证集预测GC发生风险的AUC分别为0.768（95%CI=0.744~0.792）和0.776（95%CI=0.728~0.823）。Bootstrap法验证结果显示，校正曲线与实际曲线一致性良好（训练集：Brier评分=0.177；验证集：Brier评分=0.176）；Hosmer-Lemeshow检验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度良好（训练集：χ²=4.408，P=0.819；验证集：χ²=4.650，P=0.794）。DCA显示当阈值为0.05~0.79时，使用列线图模型预测GC发生风险可以使患者临床获益。

本研究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可预测GC的发病风险，便于早期识别高风险人群，且有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个体化干预措施。

急性肺损伤是重症急性胰腺炎病程中除胰腺外最易发生的器官损伤，主要表现为呼吸功能不全伴呼吸急促、发绀、肺顺应性降低等，其具体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虽然经过保护性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并发急性肺损伤患者的生活质量仍受到不利影响。

系统评价重症急性胰腺炎并发急性肺损伤的危险因素。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VIP）、PubMed、Web of Science、EBSCO数据库中有关重症急性胰腺炎并发急性肺损伤危险因素的相关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3年10月。由2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评价文献质量以及证据等级，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并使用Stata 17.0中的Begg's检验进行发表偏倚分析。

共纳入10篇文献，均为病例对照研究，包括1 053例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增大（SMD=0.58，95%CI=0.03~1.14，P=0.04）、空腹血糖升高（SMD=0.45，95%CI=0.27~0.64，P<0.000 01）、呼吸频率增加（>30次/min）（OR=6.18，95%CI=3.20~11.94，P<0.000 01）、合并发热（OR=12.92，95%CI=4.41~37.84，P<0.000 01）、合并胸腔积液（OR=7.19，95%CI=3.25~15.91，P<0.000 01）、白蛋白降低（SMD=-0.77，95%CI=-0.98~-0.56，P<0.000 01）、合并肥胖（OR=3.11，95%CI=1.94~4.98，P<0.000 01）、钙离子降低（SMD=-0.63，95%CI=-0.85~-0.42，P<0.000 01）、合并酸中毒（OR=2.15，95%CI=1.03~4.49，P=0.04）、C反应蛋白升高（SMD=0.79，95%CI=0.56~1.03，P<0.000 01）、血红蛋白降低（SMD=-0.77，95%CI=-1.10~-0.43，P<0.000 01）、血清淀粉酶升高（SMD=0.21，95%CI=0.01~0.42，P=0.04）、尿淀粉酶升高（SMD=0.40，95%CI=0.03~0.77，P=0.03）、Ranson评分增加（SMD=0.87，95%CI=0.66~1.08，P<0.000 01）、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APACHEⅡ评分）增加（SMD=0.77，95%CI=0.58~0.96，P<0.000 01）、CT严重指数评分升高（SMD=0.39，95%CI=0.19~0.59，P<0.000 01）、BISAP升高（SMD=0.62，95%CI=0.37~0.88，P<0.000 01）、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OR=1.68，95%CI=1.05~2.67，P=0.03）、合并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OR=9.57，95%CI=4.03~22.72，P<0.000 01）、器官损伤数目增加（≥2个）（OR=6.94，95%CI=3.34~12.59，P<0.000 01）、合并感染（OR=4.59，95%CI=2.42~8.71，P<0.000 01）为重症急性胰腺炎并发急性肺损伤的危险因素。发表偏倚分析结果显示，进行分析的14项因素（年龄、肥胖、空腹血糖、白蛋白、钙离子、C反应蛋白、血清淀粉酶、呼吸频率、Ranson评分、APACHEⅡ评分、CT严重指数评分、BISAP、高脂血症性、胸腔积液）未见明显发表偏倚（P>0.05）。GRADE证据评价结果显示，共有11项危险因素（年龄、呼吸频率、胸腔积液、肥胖、血红蛋白、血清淀粉酶、尿淀粉酶、Ranson评分、BISAP、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器官损伤数目）为中等质量，10项（空腹血糖、发热、白蛋白、钙离子、酸中毒、C反应蛋白、APACHEⅡ评分、CT严重指数评分、SIRS、感染）为低质量。

年龄增大，血糖、C反应蛋白、血清淀粉酶、尿淀粉酶升高，白蛋白、血红蛋白、钙离子浓度降低，呼吸频率增加（>30次/min），Ranson评分、APACHEⅡ评分、CT严重指数评分、BISAP评分高，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合并发热、酸中毒、肥胖、胸腔积液、SIRS、器官受累（≥2个）、感染是SAP患者并发ALI的危险因素。未来需要进一步开展高水平研究，对上述研究成果加以论证。

司美格鲁肽作为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之一，对于缓解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进展有很大的潜力，但是作用机制尚未明确。

研究司美格鲁肽对肝脏脂质代谢的影响，进一步探究NAFLD的发病机制及帮助临床做出诊断和治疗。

2022年9—11月选取30只SPF级5~8周龄雄性SD大鼠，体质量（180±20）g，大鼠适应性喂养1周后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和干预组，每组10只。制备NAFLD大鼠模型，干预组大鼠给予司美格鲁肽40 μg/kg，溶解于0.9%氯化钠溶液皮下注射，空白组和模型组大鼠皮下注射等量0.9%氯化钠溶液。观察大鼠一般情况，苏木素-伊红（HE）染色和油红O染色观察大鼠肝组织病变情况，检测大鼠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水平，检测大鼠肝组织三酰甘油（TG）水平。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脂肪酸合成酶（FAS）、乙酰辅酶A羧化酶（ACC1）、肉毒碱棕榈酰转移酶1α（CPT1α）、乙酰辅酶A氧化酶（AOX）、脂肪酸转运蛋白36（FAT/CD36）、肝脏脂肪酸结合蛋白（LFABP）、载脂蛋白B（ApoB）、微粒体三酰甘油转移蛋白（MTTP）mRNA表达量。蛋白质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FAT/CD36蛋白含量。

实验期间各组动物均无死亡，空白组大鼠毛发柔顺、有光泽、精神状态良好，模型组和干预组大鼠随喂养时间增长，表现为体质量明显减轻，毛发紊乱、无光泽，活动减弱，精神萎靡。干预结束后模型组体质量低于空白组，干预组高于模型组（P<0.05）。模型组肝脏质量高于空白组，干预组低于模型组（P<0.05）。模型组ALT、AST、TG水平高于空白组，干预组ALT、AST、TG水平低于模型组（P<0.05）。模型组CPT1α、AOX、LFABP、ApoB、MTTP低于空白组，干预组FAT/CD36低于模型组（P<0.05）。模型组FAT/CD36高于空白组，干预组低于模型组（P<0.05）。

司美格鲁肽缓解了NAFLD大鼠肝脏的脂质沉积，这可能与FAT/CD36表达下调有关。

衰弱与代谢综合征（MetS）均是常见的老年综合征，两者在发生风险、身体成分以及代谢机制等多个层面均具有潜在重要联系，可共同影响老年胃癌患者预后。明确区分两者特征并阐明内在联系有助于制定精准、针对性的术前管理措施。

比较老年胃癌患者术前衰弱与MetS在一般资料、血液检测及身体成分等临床指标的特征，并分析两者间相关性。

连续性纳入2021年8月—2022年8月于江苏省人民医院胃外病区因诊断为胃部恶性肿瘤入院的60~80周岁老年患者286例。根据衰弱及MetS发生情况分为：衰弱组45例，MetS组58例，衰弱+MetS组12例，正常组171例。比较4组患者临床指标特征。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老年胃癌患者MetS及其诊断指标与术前衰弱的相关性。

4组年龄、合并症、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2002）评分>3分所占比例、空腹血糖、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C反应蛋白、血红蛋白、白蛋白、身高、体质量、腰围、BMI、脂肪含量、脂肪质量指数、体脂率、内脏脂肪面积、骨骼肌含量、骨骼肌质量指数、四肢骨骼肌质量指数、肌肉率、脂肪肌肉比、肌脂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1.115，95%CI=1.046~1.190）、吸烟史（OR=2.156，95%CI=1.134~4.096）、NRS2002评分>3分（OR=2.359，95%CI=1.159~4.802）、C反应蛋白（OR=1.038，95%CI=1.003~1.073）、中心性肥胖（OR=0.405，95%CI=0.183~0.896）是老年胃癌患者衰弱的影响因素（P<0.05）。

衰弱组呈现高龄、炎症水平升高、营养风险增加等特征，并且伴随脂肪和肌肉成分整体下降的消瘦状态；MetS组以合并症增加、炎症水平升高、白蛋白升高、糖脂代谢指标异常以及脂肪和肌肉成分整体增加为特征；衰弱合并MetS组以合并症增加、空腹血糖及HDL-C异常为特征，并且脂肪相关成分升高，肌肉成分无明显变化。在本研究人群中，衰弱与MetS无显著关联。

结直肠癌是消化系统中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位居中国癌症发病率第二位。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和科技的进步，其诊疗策略也在不断演化。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紧跟科研前沿，分别于2024-01-29和2024-04-04发布了2024年V1/V2版《NCCN直肠癌临床实践指南》，这两次修订主要聚焦于分子学检测、免疫治疗、靶向治疗、新辅助治疗及疾病监测等方面的最新进展。本文通过分析2024年V1/V2版NCCN指南的更新要点，旨在为临床直肠癌的诊断与治疗实践提供更精确的参考依据。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是全球最常见的慢性肝病，我国NAFLD患病率在20年间持续增长。目前有队列研究已证实NAFLD和血糖异常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二者的时序关系仍不明确。

以北京市健康管理队列为研究人群，运用交叉滞后面板模型分析NAFLD和血糖异常之间的双向时序关联。

基于北京市健康管理队列研究，收集2016—2021年的随访资料，每年随访1次，包括问卷与体格检查信息。根据纳入排除标准，最终纳入44 838名研究对象。以肝脂肪变性指数（HS）和空腹血糖（FPG）为NAFLD与血糖异常的替代指标构建交叉滞后面板模型，并按照性别与BMI进行分层，探索不同人群中NAFLD与血糖异常的时序关系。

（1）总人群中，交叉滞后路径系数β_{基线HS→随访FPG}为0.009（95%CI=0.002~0.016），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反方向交叉滞后路径系数无统计学意义（P>0.05）。（2）女性中双向的交叉滞后路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β_{基线HS→随访FPG}为0.025（95%CI=0.015~0.035），β_{基线FPG→随访HS}为0.026（95%CI=0.014~0.038）；而男性中两个方向的交叉滞后路径系数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在BMI≥25.0 kg/m²的人群中，交叉滞后路径系数β_{基线HS→随访FPG}为0.114（95%CI=0.103~0.125），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反方向交叉滞后路径系数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BMI<25.0 kg/m²的人群中，双向的交叉滞后路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β_{基线HS→随访FPG}为0.101（95%CI=0.092~0.111），β_{基线FPG→随访HS}为0.021（95%CI=0.012~0.031），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总人群与BMI≥25.0 kg/m²人群中存在从NAFLD到血糖异常的单向时序关系；女性人群与BMI<25.0 kg/m²人群中存在NAFLD与血糖异常的双向时序关系，本研究为临床上对NAFLD和血糖异常这两种疾病采取共同防治的治疗思路提供了线索。

炎症性肠病（IBD）患者因疾病反复发作且迁延不愈，导致较高的疾病负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不同负担程度对患者健康状况产生不同影响，然而IBD患者的疾病负担类型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探究。

探讨IBD患者疾病负担的潜在剖面，分析不同潜在剖面的影响因素。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3年6—10月，选取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就诊的IB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中文版炎症性肠病患者疾病负担程度量表及心理弹性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对IBD患者疾病负担进行分类，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不同类别患者的特征差异。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4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6.4%。IBD患者的疾病负担特征可分为3个类别：高负担-疾病应对困难组（n=147，61.0%）、中负担-感知疼痛与形象组（n=75，31.1%）、低负担-心理情绪组（n=19，7.9%）。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负担-疾病应对困难组与低负担-心理情绪组相比较，无固定工作、文化程度高的患者易归入高负担-疾病应对困难组，家庭年收入高、病程长、无并发症、心理弹性良好的患者易归入低负担-心理情绪组；中负担-感知疼痛与形象组与低负担-心理情绪组比较，年龄越大、文化程度高、复诊次数多、无手术经历的患者易归入中负担-感知疼痛与形象组，家庭年收入高、病程长、无并发症、心理弹性良好的患者易归入低负担-心理情绪组；中负担-感知疼痛与形象组与高负担-疾病应对困难组比较，已婚、无固定工作、病程长的患者易归入高负担-疾病应对困难组，而复诊次数多、无手术治疗的患者易归入中负担-感知疼痛与形象组（P<0.05）。

IBD患者的疾病负担具有明显的分类特征，分为高负担-疾病应对困难组、中负担-感知疼痛与形象组、低负担-心理情绪组3个潜在剖面，其影响因素是年龄、婚姻情况、工作情况、文化程度、年收入、病程、复诊次数、手术经历、并发症和心理弹性水平。医护人员应注意鉴别不同患者的疾病负担水平，重点关注高负担患者，加强IBD症状管理和心理干预措施，提高患者的疾病应对能力和心理弹性水平，减轻其疾病负担。

饮食与炎症性肠病（IBD）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密切相关。在缺乏具体膳食营养指南建议的前提下，IBD患者的营养管理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现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在慢性病患者营养管理领域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但目前针对其在IBD患者营养管理领域应用的研究有限。

对人工智能在IBD营养管理领域中应用的研究进行范围综述。

系统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ochrane Library、CINAHL、IEEE Xplore、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Digital Library、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维普网等，筛选关于人工智能在IBD患者营养管理中应用的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4年3月。由2名研究者根据纳排标准独立筛选文献并提取文献的基本特征。

共纳入15篇文献。人工智能在该领域的应用包括探索饮食与疾病的相互关系、协助营养评估和辅助营养干预。人工智能技术以机器学习为主，其他还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深度神经网络等。

人工智能有助于探索IBD患者健康饮食模式及患者个性化营养指导，但目前在IBD营养管理领域的应用处于初步阶段，未来有必要加强多学科间合作，注重融合临床指南及其在临床中评估其应用效果，以确保结果的严谨性和准确性。

2024年V4版《NCCN结肠癌临床实践指南》对结肠癌全身疗法病理检测、放化疗剂量、转移性结肠癌治疗和管理进行了重要更新。首先，指南强调了基因组检测在转移性结肠癌全身治疗中的重要性。其次，修改了局部进展期结肠癌放化疗剂量与靶向治疗靶点。最后，新增转移性结肠癌二线治疗新药瑞普替尼，为神经营养酪氨酸受体激酶（NTRK）基因融合阳性患者提供新的选择。在患者管理方面，强调了全科医学对患者生活质量和心理支持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对以上内容进行解读，期待为结肠癌诊断、治疗及预后提供参考，确保患者及时得到专科治疗，为结肠癌精准化治疗提供借鉴。

2024年，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先后更新了3版《胃癌临床实践指南》。这些更新内容涵盖了胃癌诊疗和随访监测的多个关键领域，不仅提升了二代测序在胃癌精准治疗中的地位，完善了新增EB病毒（EBV）检测和晚期一线免疫治疗的限定条件，还调整了新辅助免疫治疗术前用药的周期，新增了一种神经营养酪氨酸受体激酶（NTRK）靶向治疗药物，并细化了术后营养缺乏监测和补充的项目，更为重要的是首次增加了早期胃癌的内镜治疗和晚期胃癌单一腹膜转移的诊疗路径，并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几个新兴的外科联合腹腔内治疗的应用原则。更新的内容充分体现了精准化、个体化、多学科治疗的趋势。本文将对指南中有关诊断、外科治疗、系统治疗、随访监测等方面进行重点解读，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指导和帮助。

近年来，转录组测序技术（RNA-seq）在肝癌领域的大量应用为肝癌的基因组学和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帮助，对近二十年RNA-seq应用于肝癌研究的文献进行总结分析，有助于研究者全面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最新进展，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对RNA-seq在肝癌治疗、诊断、发生机制等各方面研究的应用情况进行整体评价，以揭示全球RNA-seq应用于肝癌领域研究热点的分布情况，进而推测未来该领域的发展趋势。

检索2001—2022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RNA-seq应用于肝癌研究领域的英文文献，运用Microsoft Excel 2016软件对文献进行发文量分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作者、国家、机构、关键词的可视化分析，使用发文量、中心性、聚类模块值和平均轮廓值等指标对可视化结果进行评价。

在数据库中检索到RNA-seq应用于肝癌研究领域的文献共1 397篇，分析结果显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已经形成；中国发文量最多，但研究深度略有欠缺，美国发文量仅次于中国，但中心性最高，为0.44；高发文量的机构大多分布在中国，影响力较大的机构大多分布在美国；关键词分析显示领域的研究热点为肝癌发生、发展相关的分子机制、基因表达及其分子标志物。

肝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是该领域目前的研究热点，临床精准医疗可能成为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

胃癌前状态包括胃黏膜萎缩和肠化，是胃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其患病率在我国呈上升趋势。本文详述了胃癌前状态和癌前病变在概念上的区别，从内镜下、病理组织学、生物标志物等层面识别胃癌前状态中癌变高风险患者的评估方法，总结了胃癌前状态的发病机制。本文表明胃癌前状态的癌变风险与病变的程度、范围、亚型等多种因素相关，胃黏膜微环境氧化与抗氧化作用、能量代谢、免疫稳态、细胞增殖与死亡等多个方面的失衡与紊乱是胃癌前状态的发病机制。临床需要综合谨慎评估胃癌前状态的癌变风险，从而为患者提供合适的监测和随访方案，提高早期胃癌的发现率。本文能够为我国胃癌前状态的高危筛查与防控措施提供有力的医学证据，并为机制研究与新药研发的深入开展提供借鉴。

营养不良已成为肝硬化患者不良并发症之一，尽早对肝硬化患者进行营养筛查与早期识别可以有效改善临床结局，但目前针对肝硬化患者的营养筛查工具种类多样，尚未统一，有待进一步研究。

系统评价4种营养筛查工具对肝硬化患者营养筛查的适用性。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有关营养筛查工具筛查肝硬化患者营养不良的诊断性研究，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3年12月。由2名研究者独立阅读并筛选文献、提取数据资料及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应用RevMan 5.4.1、Meta-DiSc、StataMP 17.0软件进行网状Meta分析。通过累积排序概率曲线下面积（SUCRA）对不同营养筛查工具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进行排序。

共纳入10篇文献，其中5篇中文文献，5篇英文文献；包含1 299例患者；纳入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2002）、皇家自由医院-营养优先排序工具（RFH-NPT）、营养不良通用筛查工具（MUST）、主观全面评定法（SGA）4种营养筛查工具。Meta分析结果显示，NRS2002、RFH-NPT、SGA 3种营养筛查工具的合并灵敏度分别为0.65（95%CI=0.56~0.73）、0.93（95%CI=0.89~0.96）、0.77（95%CI=0.72~0.82）；合并特异度分别为0.87（95%CI=0.83~0.91）、0.72（95%CI=0.64~0.79）、0.81（95%CI=0.68~0.90），MUST只有单独研究，不存在合并灵敏度与合并特异度。网状Meta分析结果显示，SGA的灵敏度、阴性预测值低于RFH-NPT（OR=0.03，95%CI=0~0.55；OR=0.08，95%CI=0.01~0.81，P<0.05）；RFH-NPT的灵敏度、阴性预测值高于NRS2002（OR=44.33，95%CI=3.94~498.52；OR=17.68，95%CI=2.13~147.05，P<0.05）。综合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SROC）结果显示，NRS2002筛查肝硬化患者营养不良的S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6，RFH-NPT的AUC为0.90，SGA的AUC为0.85。4种营养筛查工具灵敏度的SUCRA排序结果从高到低依次显示：RFH-NPT（SUCRA=99.5%）>MUST（SUCRA=43.0%）>SGA（SUCRA=39.0%）>NRS2002（SUCRA=18.5%）；特异度的SUCRA排序结果从高到低显示：MUST（SUCRA=91.4%）>NRS2002（SUCRA=49.1%）>SGA（SUCRA=39.8%）>RFH-NPT（SUCRA=19.7%）；阳性预测值的SUCRA排序结果从高到低显示：MUST（SUCRA=95.2%）>RFH-NPT（SUCRA=37.4%）>NRS2002（SUCRA=36.1%）>SGA（SUCRA=31.3%）；阴性预测值的SUCRA排序结果从高到低显示：RFH-NPT（SUCRA=99.1%）>MUST（SUCRA=44.9%）>SGA（SUCRA=39.4%）>NRS2002（SUCRA=16.7%）。

当前证据表明RFH-NPT和MUST筛查肝硬化营养不良的适用性较好，但该结论仍需大样本、更严谨及多中心研究进一步证实。

随着肥胖的流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肝纤维化、肝癌的风险也随之增加，筛查早期纤维化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指南推荐纤维化4（FIB-4）指数作为筛查肝纤维化的指标，但FIB-4指数在筛查早期纤维化时是否受2型糖尿病（T2DM）及BMI的影响尚不明确。

评估FIB-4指数筛查早期肝纤维化的有效性是否受T2DM和BMI因素的影响。

选取2013—2023年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经肝穿刺活检诊断为NAFLD的11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T2DM分为T2DM组和非T2DM组；根据BMI分为正常组、超重组和肥胖组；根据肝活检结果分为F0-F1组和F2-F4组。计算FIB-4指数并比较组间的差异；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FIB-4指数与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FIB-4指数筛查早期肝纤维化的准确性，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并采用Delong检验比较组间AUC差异。

110例患者中，男74例（67.3%），女36例（32.7%），平均年龄（44.5±12.5）岁。T2DM组35例（31.8%），非T2DM组75例（68.2%）；正常组19例（17.3%），超重组37例（33.6%），肥胖组54例（49.1%）；F0-F1组70例（63.6%），F2-F4组40例（36.4%）。T2DM组FIB-4指数高于非T2DM组，F0-F1组FIB-4指数低于F2-F4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组、超重组和肥胖组FIB-4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FIB-4指数与年龄、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空腹血糖以及纤维化分期呈正相关（P<0.05），与血小板计数呈负相关（P<0.05）。FIB-4指数诊断NAFLD的AUC为0.77（95%CI=0.68~0.86，P<0.001），诊断NAFLD合并T2DM的AUC为0.85（95%CI=0.72~0.98，P<0.001），诊断NAFLD非合并T2DM的AUC为0.71（95%CI=0.58~0.84，P=0.006）；Delong检验结果显示，T2DM组与非T2DM组的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509，P=0.131）。FIB-4指数诊断正常组NAFLD的AUC为0.91（95%CI=0.76~1.00，P=0.029），超重组为0.65（95%CI=0.46~0.83，P=0.125），肥胖组为0.82（95%CI=0.70~0.94，P<0.001）；正常组的AUC高于超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037，P=0.042），肥胖组与正常组、超重组的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876，P=0.381；Z=1.452，P=0.146）。

FIB-4指数评估NAFLD患者早期纤维化时，未受到T2DM的影响，但与BMI有一定关系。

津血亏虚是中晚期食管癌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但目前关于食管鳞状细胞癌津血亏虚证代谢组学特征的研究报道较少见。

探究食管鳞状细胞癌津血亏虚证患者的代谢组学特征。

选择2022年4—12月就诊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中医科、胸外科的食管鳞状细胞癌津血亏虚证患者35例作为病例组，招募同时期健康志愿者35例作为对照组。收集两组受试者血清标本，通过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技术分析其代谢组学特征，筛选差异代谢物及差异代谢通路。

筛选出具有物质二级匹配名称的差异代谢物88种，具有显著性差异的关键代谢通路5条（β-丙氨酸代谢通路，鞘脂代谢通路，亚油酸代谢通路，甘氨酸、丝氨酸、苏氨酸代谢通路，花生四烯酸代谢通路）及其代谢物11种（表达下调代谢物：β-丙氨酸，磷脂酰胆碱，L-高丝氨酸，L-别苏氨酸；表达升高代谢物：肌肽，亚油酸，9，10-二羟基八氢-1-氧杂-4-氮杂苯并环庚烯，羟基丙酮酸，花生四烯酸，肝素B3，血栓素B2）。

食管鳞状细胞癌津血亏虚证患者存在具有显著性差异的代谢通路及其代谢物，主要涉及氨基酸、脂肪酸等能量代谢异常。

卡瑞利珠单抗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种人源化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受体1（PD-1）抑制剂，目前已在食管癌治疗中获批适应证，但其在临床实践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数据仍缺乏。

评估基于卡瑞利珠单抗的方案在真实世界中治疗局部晚期及转移性食管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探索在不同的治疗背景下，反应性毛细血管增生症（RCCEP）能否预测卡瑞利珠单抗的疗效。

回顾性收集2019-11-01—2022-05-31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接受卡瑞利珠单抗治疗的局部晚期及转移性食管癌患者临床资料。评估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RCCEP组患者和无RCCEP组患者的生存情况。

在纳入研究的70例局部晚期及转移性食管癌患者中，疗效评价为完全缓解（CR）11例（15.7%）、部分缓解（PR）35例（50.0%）、疾病稳定（SD）17例（24.3%）、疾病进展（PD）7例（10%），ORR 65.7%（46/70），DCR 90.0%（63/70）。其中，接受一线至三线治疗的47例患者的中位PFS为8.1个月（95%CI=6.46~9.74个月），1年PFS率为34.0%；中位OS未达到，1年OS率为76.3%。接受新辅助治疗的23例患者都达到R0切除，6例患者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26.1%）。RCCEP（65.7%）、恶心/呕吐（42.8%）、贫血（37.1%）、乏力（37.1%）和脱发（34.2%）是常见的不良反应类型。≥3级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1.4%（15/70），主要为白细胞计数减低（5.7%）、中性粒细胞计数减低（5.7%）以及血小板计数减低（4.3%）。4例患者发生了≥3级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包括3级心肌炎1例，3级肺炎1例，3级皮疹1例以及4级肾炎1例。所有患者经对症和/或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均得到缓解，未发生治疗相关的死亡。RCCEP与卡瑞利珠单抗的疗效相关，RCCEP组患者的ORR（76.1%比45.8%，P=0.010）和DCR（97.8%比75.0%，P=0.009）高于无RCCEP组患者，RCCEP组患者较无RCCEP组患者的中位PFS（18个月比7.4个月，P=0.015）及OS（未达到比15.7个月，P<0.001）显著延长。

在真实世界中，基于卡瑞利珠单抗的治疗方案能够为局部晚期及转移性食管癌患者带来一定的生存获益，不良反应可耐受；在不同的治疗背景下，RCCEP能够预测卡瑞利珠单抗的疗效。

随着失眠的发病率逐渐升高，其严重影响患者的精神及工作状态。肠道菌群被认为是失眠的一个危险因素，但目前存在相关证据较为缺乏的问题，难以准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使用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作为研究方法，探索肠道菌群与失眠之间的因果关系。

使用MiBioGen联盟进行的最大可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荟萃分析（n=18 340）中肠道菌群的汇总统计数据，根据预设的阈值提取与196种肠道微生物相对丰度显著相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作为工具变量（IVs）。失眠的汇总统计数据来自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n=462 341）。采用逆方差加权法（IVW）、MR-Egger回归、加权中位数法（WME）、加权众数法（WM）等检测肠道菌群与失眠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以IVW法为主，根据效应指标优势比（OR）和95%置信区间（CI）评估结果。结合敏感性分析、异质性检验、基因多效性检验和异常值检验（MR-PRESSO）等方法来验证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并对发现与失眠有因果关系的菌群进行反向孟德尔随机化分析。

IVW结果显示蔷薇菌属（OR=0.787，95%CI=0.671~0.923，P_FDR=0.016）、丹毒杆菌属（OR=0.880，95%CI=0.794~0.976，P_FDR=0.077）、副普雷沃菌属（OR=0.891，95%CI=0.801~0.991，P_FDR=0.083）、瘤胃球菌属UCG014组（OR=0.818，95%CI=0.697~0.961，P_FDR=0.072）、巴斯德菌科（OR=0.897，95%CI=0.814~0.988，P_FDR=0.081）、巴斯德菌目（OR=0.897，95%CI=0.814~0.988，P_FDR=0.094）和失眠有关，未发现IVs存在基因多效性或显著异质性。根据反向孟德尔随机化分析结果，失眠对肠道菌群无显著的因果影响。

蔷薇菌属、丹毒杆菌属、副普雷沃菌属、瘤胃球菌属UCG014组、巴斯德菌科、巴斯德菌目6种肠道菌群丰度与失眠的发病风险呈负相关，即丰度降低会增加失眠的发病风险，为失眠的保护因素。

原发性非病毒性肝细胞癌（NBNC-HCC）的发病率持续增加，脂质代谢异常伴随炎症是NBNC-HCC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炎性指标的检测和评估可能是预测NBNC-HCC预后的重要方法。

本研究探讨单核细胞/高密度脂蛋白比值（MHR）预测NBNC-HCC患者的预后价值。

收集2013年1月—2020年2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被诊断为NBNC-HCC的患者119例，收集患者的基线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将患者依据MHR值四分位数分为Q1（MHR<0.33，n=28）、Q2（0.33≤MHR<0.66，n=31）、Q3（0.66≤MHR<1.59，n=30）、Q4（MHR≥1.59，n=30）组。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记录患者的生存状态、死亡时间等资料，主要观察终点为NBNC-HCC患者的总生存期（OS）。绘制限制性立方样图（RCS）评估入院时MHR与患者死亡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入院时MHR对NBNC-HCC患者36个月预后的预测价值。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和BP神经网络模型分析NBNC-HCC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NBNC-HCC患者预后的生存曲线并进行Log-rank检验。

Q1~Q4组患者糖尿病、接受手术比例、巴塞罗那分期（BCLC分期）、天冬氨酸氨基转氨酶（AST）、C反应蛋白（CRP）、谷氨酰转肽酶（γ-GT）、胆碱酯酶（CHE）、尿素（UREA）、肌酐（Scr）、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白细胞计数（WBC）、红细胞计数（RBC）、单核细胞计数（MONO）、中性粒细胞计数（NEUT）、白蛋白-胆红素评分（ALBI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绘制MHR、MONO、HDL-C预测NBNC-HCC患者预后的ROC曲线，结果显示MHR（AUC=0.822，95%CI=0.742~0.903，P<0.05）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作用优于MONO（AUC=0.723，95%CI=0.618~0.828）（Z=4.34，P<0.05）和HDL-C（AUC=0.216，95%CI=0.119~0.313）（Z=2.088，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CLC分期B~D期、CRP和MHR是NBNC-HCC患者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调整高血压、吸烟、饮酒、糖尿病、ALT、AST后，Q2（OR=1.926，95%CI=1.005~3.689，P=0.015）、Q3（OR=3.418，95%CI=1.774~6.586，P<0.05）、Q4组（OR=7.677，95%CI=3.773~15.621，P<0.05）是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RCS结果显示，入院时MHR与NBNC-HCC患者预后的死亡风险存在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总趋势<0.001，P_非线性<0.001），当入院时MHR>0.67时，HR>1，入院时MHR为NBNC-HCC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P<0.05）。BP神经网络模型分析发现影响NBNC-HCC患者预后的主要因素包括BCLC分期（100.0%）、血管侵犯（76.3%）、肝外转移（40.6%）、MHR（39.3%）、CRP（38.7%）、ALBI评分（35.5%）、总胆红素（35.0%）、MONO（34.8%）、NEUT（29.8%）等。Q1~Q4组累积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1.86，P<0.001）。

MHR是NBNC-HCC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在2型糖尿病（T2DM）患者中患病率明显升高，目前关于T2DM中NAFLD与内脏脂肪面积（VFA）及甲状腺结节的相关研究鲜有报道。

探讨T2DM患者发生NAFLD的相关因素及NAFLD与VFA、甲状腺结节及甲状腺功能的相关性。

回顾性选择2018年1月—2023年4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柳州市工人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T2DM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腹部彩超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NAFLD组及非NAFLD组，比较两组的一般资料，VFA、腹部皮下脂肪面积（SFA）、胰岛素功能、甲状腺功能、甲状腺结节患病率、血糖、血脂、肝肾功能水平等指标的差异。依据VFA将研究对象分为内脏性肥胖组（VFA≥100 cm²）和非内脏性肥胖组（VFA<100 cm²），比较两组年龄、性别、NAFLD及甲状腺结节患病率的差异。使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NAFLD、VFA的相关因素及两者与甲状腺结节的相关性分析，同时探讨甲状腺结节面积大小的相关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明确T2DM患者NAFLD及甲状腺结节发生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BMI、腰臀围、腰臀比、VFA、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对T2DM患者发生NAFLD的预测价值及最佳截断值。

本研究共纳入578例T2DM患者，NAFLD组293例，NAFLD患病率50.69%，非NAFLD组285例。NAFLD组年龄小于非NAFLD组[（57.0±12.8）岁与（59.3±11.6）岁，P<0.05]，NAFLD组体质量、BMI、腰围、臀围、VFA、SFA、糖化血红蛋白（HbA_1c）、空腹胰岛素（FINS）、空腹C肽（FCP）、HOMA-IR、胰岛素分泌指数（HOMA-β）、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₃）、血尿酸（SUA）、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C反应蛋白（CRP）均高于非NAFLD组，但其血肌酐（SCr）水平低于非NAFLD组（P<0.05）。内脏性肥胖组251例，非内脏性肥胖组327例，内脏性肥胖组年龄小于非内脏性肥胖组[（55.3±13.4）岁与（60.3±10.8）岁，P<0.05]。内脏性肥胖组患者NAFLD发生率高于非内脏性肥胖组（P<0.05）。内脏性肥胖组与非内脏性肥胖组甲状腺结节患病率（64.94%与59.82%）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T2DM患者发生NAFLD与体质量、BMI、腰围、臀围、腰臀比、VFA、SFA、HbA_1c、FINS、FCP、HOMA-IR、HOMA-β、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T₃）、FT₃、CRP呈正相关（P<0.05），与年龄呈负相关（P<0.05）。T2DM患者VFA与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BMI、腰围、臀围、腰臀比、SFA、舒张压、FINS、FCP、HOMA-IR、HOMA-β、TT₃、FT₃、CRP、NAFLD相关（P<0.05）；甲状腺结节面积大小与身高、促甲状腺激素（TSH）、腰臀比呈负相关（P<0.05），与性别、年龄、TT₃、总甲状腺素（TT₄）、甲状腺球蛋白呈正相关（P<0.05）。单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体质量、BMI、腰围、臀围、VFA、SFA、HbA_1c、FCP、HOMA-IR、FT₃、SCr、SUA、TC、TG是T2DM患者发生NAFLD的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体质量（OR=0.962）、VFA（OR=1.025）、SFA（OR=1.006）、FT₃（OR=1.429）、HOMA-IR（OR=1.140）是T2DM发生NAFLD的影响因素；性别（OR=0.342）、年龄（OR=1.073）、游离甲状腺素（FT₄）（OR=1.140）是甲状腺结节的影响因素（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各指标预测T2DM患者发生NAFLD的ROC曲线下面积依次为：BMI 0.704、腰围0.704、臀围0.705、腰臀比0.629、VFA 0.757、HOMA-IR 0.569，最佳截断值依次为：BMI 25.37 kg/m²（灵敏度67.7%，特异度36.0%）、腰围84.5 cm（灵敏度67.3%，特异度36.4%）、臀围96.5 cm（灵敏度69.4%，特异度38.9%）、腰臀比0.895（灵敏度38.8%，特异度19.1%）、VFA88.4 cm²（灵敏度78.9%，特异度35.3%）（其中女性88.40 cm²，男性99.45 cm²）、HOMA-IR 3.08（灵敏度64.3%，特异度49.8%）。

T2DM患者NAFLD与甲状腺结节患病率明显升高，但两者之间无明显相关性。肥胖的T2DM患者，尤其内脏性肥胖患者更易罹患NAFLD、甲状腺结节及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代谢性疾病。HOMA-IR是T2DM患者发生NAFLD的影响因素之一，但不是T2DM患甲状腺结节的影响因素。BMI、腰围、臀围、VFA均可用于预测T2DM患者发生NAFLD，但VFA的预测价值最高，HOMA-IR的价值最低；VFA预测T2DM患者NAFLD最佳截断值为88.4 cm²，女性与总体一致，男性为99.45 cm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