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转录组测序技术（RNA-seq）在肝癌领域的大量应用为肝癌的基因组学和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帮助，对近二十年RNA-seq应用于肝癌研究的文献进行总结分析，有助于研究者全面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最新进展，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对RNA-seq在肝癌治疗、诊断、发生机制等各方面研究的应用情况进行整体评价，以揭示全球RNA-seq应用于肝癌领域研究热点的分布情况，进而推测未来该领域的发展趋势。

检索2001—2022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RNA-seq应用于肝癌研究领域的英文文献，运用Microsoft Excel 2016软件对文献进行发文量分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作者、国家、机构、关键词的可视化分析，使用发文量、中心性、聚类模块值和平均轮廓值等指标对可视化结果进行评价。

在数据库中检索到RNA-seq应用于肝癌研究领域的文献共1 397篇，分析结果显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已经形成；中国发文量最多，但研究深度略有欠缺，美国发文量仅次于中国，但中心性最高，为0.44；高发文量的机构大多分布在中国，影响力较大的机构大多分布在美国；关键词分析显示领域的研究热点为肝癌发生、发展相关的分子机制、基因表达及其分子标志物。

肝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是该领域目前的研究热点，临床精准医疗可能成为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

肝细胞癌是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目前的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对新的肝细胞癌治疗药物进行探索研究具有科学意义。

通过网络药理学方法分析汉黄芩素干预肝细胞癌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体外实验验证。

在TCMSP数据库中检索汉黄芩素的药物靶点，从TTD、GenCard、OMIM、DisGent数据库中收集肝细胞癌的疾病靶点。将收集的药物靶点和疾病靶点取交集，作为药物干预疾病的潜在靶点。对交集靶点运用R软件进行富集分析，使用STRING数据库和Cytoscape软件对交集靶点构建蛋白互作网络和筛选核心靶点。在GIEPA数据库对核心靶点行进一步分析。最后通过体外实验对前期分析结果进行验证：采用CCK-8试剂盒测定细胞活性；采用平板克隆形成实验测定细胞增殖；采用划痕实验测定细胞迁移；采用Western-blotting（WB）实验测定蛋白质表达水平。

分析结果发现汉黄芩素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特性符合小分子药物成药规则并且毒性分析结果表明无毒性。收集到汉黄芩素靶点135个，肝细胞癌靶点8 238个，两者交集靶点113个。通过对构建的蛋白互作网络筛选出的前10位的核心基因进行分析，发现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1（CDK1）、原癌基因酪氨酸蛋白激酶Src（SRC）在肝细胞癌组织中mRNA水平较正常肝组织上调（P<0.05），并且在肝细胞癌患者中高表达与不良预后相关（P<0.05）。KEGG富集分析发现交集基因富集在PI3K/AKT信号通路上最多，分子对接结果显示汉黄芩素与CDK1、SRC结合构型活力较强。CCK-8试剂盒检测结果显示，加入汉黄芩素75.0、150.0、300.0 μmol/L组HepG2细胞活性均低于对照组（P<0.05）；平板克隆形成实验结果显示，加入汉黄芩素37.5、75.0、150.0 μmol/L组HepG2细胞克隆形成数均低于对照组（P<0.05）；划痕实验结果表明，加入汉黄芩素37.5、75.0、150.0 μmol/L组HepG2细胞迁移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WB实验结果表明，加入汉黄芩素75.0、150.0 μmol/L组PI3K、P-AKT/AKT、CDK1、SRC蛋白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

汉黄芩素通过下调CDK1、SRC蛋白表达，减弱PI3K/AKT通路信号，抑制肝癌细胞增殖和迁移，诱导细胞凋亡，从而达到干预肝细胞癌发生和进展的目的。

肝细胞癌（HCC）是全球常见的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约占所有原发性肝癌病例的90%，其复发率和死亡率较高，目前发生的分子机制仍不清楚。

探索HCC潜在的分子机制，发掘新的生物标志物。

从TCGA数据库下载RNA-seq表达数据和临床相关信息，通过差异基因表达分析正常肝脏组织与HCC组织的差异基因；对差异表达基因进行富集分析；基于TCGA中HCC的基因表达数据概况，使用WGCNA R包建立共表达网络，进行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WGCNA），选择具有临床意义的模块，并筛选候选Hub基因；进一步分析候选Hub基因在HCC组织和正常肝脏组织显著差异表达、与HCC患者总体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是否显著相关，最终确定Hub基因；通过人类蛋白质图谱数据库对Hub基因蛋白表达进行验证。

本研究的基因表达数据来自50个正常肝脏组织样本和373个HCC组织样本。通过差异基因表达分析发现7 230个在HCC和正常肝脏组织之间差异表达的基因（HCC中3 691个上调基因和3 539个下调基因）。富集分析表明，上调的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参与细胞周期调控和有丝分裂过程；下调的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参与小分子代谢和有机酸代谢等过程。WGCNA确定了19个与HCC患者临床特征相关基因模块，通过分析模块与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筛选出青色模块和紫色模块。青色模块基因中同时与患者总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强烈相关的前两个基因为VPS45和FAM189B；紫色模块基因中同时与患者总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强烈相关的前两个基因分别为CLEC1B和FCN3，因此将VPS45、FAM189B、CLEC1B和FCN3确定为最终的Hub基因。人类蛋白质图谱数据库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VPS45和FAM189B在HCC组织中的表达高于正常肝脏组织，FCN3在HCC组织中的表达低于正常肝脏组织，CLEC1B在HCC组织和正常肝脏组织中表达差异不明显。

初步确定VPS45、FAM189B、CLEC1B和FCN3可能是HCC的新型潜在生物标志物，这些Hub基因可能为HCC的靶向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药物性肝损伤是常见的药物不良反应之一，阿托伐他汀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他汀类降脂药物之一，易引发肝损伤，目前对其所导致的药物性肝损伤的临床特征研究数据较少。

探讨阿托伐他汀药物性肝损伤的临床特征，以提高临床医生对阿托伐他汀药物性肝损伤的认识。

选取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2年1月—2022年8月住院且使用阿托伐他汀治疗，出现肝损伤且经Roussel Uclaf因果关系评估法评估为阿托伐他汀药物性肝损伤的患者，分析其临床特征。

经Roussel Uclaf因果关系评估法评估，共确诊84例阿托伐他汀药物性肝损伤。阿托伐他汀药物性肝损伤患者中男性较多（72.6%），平均年龄为（60.2±11.5）岁，且均合并基础疾病（100.0%）；达到中度肝损伤2例（2.4%），经治疗治愈或好转率达到100.0%。根据病程分型，主要表现为急性病程（100.0%）；根据受损靶细胞分型以混合型最多（60.7%），其次是胆汁淤积型（26.2%）、肝细胞型（11.9%）。78.6%的患者服用阿托伐他汀发生肝损伤的时间在3个月内，且以第1~2周内居多；81.0%的患者在累积服用阿托伐他汀80个药物限定日剂量时发生肝损伤。

阿托伐他汀药物性肝损伤多发生于男性、中老年、合并基础疾病的患者，多为轻度肝损伤，预后较好；临床分型以混合型、胆汁淤积型居多；肝损伤发生时间主要在3个月内，且阿托伐他汀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生有一定剂量依赖性。

大量研究证实内质网应激（ERS）与肝脏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但ERS与肝脏疾病进展的关联机制目前尚未明确，还需进一步探索。诸多研究发现，适度的ERS能激活未折叠蛋白反应（UPR）以保护细胞，而严重或持续的ERS将诱导细胞凋亡。因此，探讨ERS在肝脏疾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可能有助于发现新的治疗策略。故本文就ERS和UPR在多种肝脏疾病中的研究现状及其潜在治疗策略进行阐述。

门静脉血栓（PVT）和消化道出血均是肝硬化患者的并发症，且PVT可加重消化道出血的风险，但两者的治疗相互矛盾，是临床工作的又一难题。

探讨肝硬化PVT形成患者并发消化道出血的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

回顾性收集2016-10-01—2021-09-30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且诊断为肝硬化PVT患者279例，根据本次入院有无呕血、黑便的消化道出血症状将患者分为出血组（n=127）和非出血组（n=152）。对比两组一般资料、并发症、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手术史等相关资料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肝硬化PVT患者并发消化道出血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回顾性调查5 807例肝硬化患者，其中合并PVT患者350例，PVT发生率为6.0%。279例肝硬化PVT患者中肝功能Child B级并发PVT最常见[146例（52.3%）]。出血组和非出血组病因、血管受累情况、黄疸、门静脉主干内径、食管胃静脉曲张、白细胞计数（WBC）、血尿素氮（BUN）、血红蛋白（Hb）、血细胞容积（HCT）、总胆红素（TBiL）、纤维蛋白原（FIB）、腹腔手术史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WBC升高（OR=2.555，95%CI=1.318~6.542）、HCT下降（OR=0.511，95%CI=0.247~0.925）、FIB下降（OR=0.085，95%CI=0.005~0.661）、累及肠系膜上静脉血栓（OR=27.873，95%CI=1.452~1 335.715）是肝硬化PVT患者并发消化道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WBC升高、HCT下降、FIB下降、累及肠系膜上静脉血栓是肝硬化PVT患者并发消化道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应实行早期干预以改善预后。

原发性肝癌是世界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本文详述了目前我国原发性肝癌的流行病学情况、人群归因分值及其相关危险因素。本文通过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发现，乙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仍是原发性肝癌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随着乙型肝炎病毒疫苗接种以及抗病毒治疗，我国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略有下降，但代谢性因素如糖尿病、肥胖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引起的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正逐步上升；吸烟、饮酒等也是重要的危险因素。本文综述了原发性肝癌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危险因素，可为制订原发性肝癌防控措施提供切实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

近年来有关将人工智能（AI）应用于胃癌诊治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目前尚未有研究者使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法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

对将AI应用于胃癌诊治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探讨2003—2022年研究的热点及发展趋势。

于2022-11-06，计算机检索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获取将AI应用于胃癌诊治的相关研究。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法，采用VOSviewer 1.6.18软件对国家（地区）间、机构间、作者间的合作情况、共被引作者情况、关键词共现与叠加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采用CiteSpace 5.7.R5软件进行机构中介中心性分析、期刊双图叠加分析、近6年共被引文献聚类分析、共被引文献聚类时间线图分析及参考文献突现分析。采用Excel 2019软件绘制发文量条形图，以及国家（地区）、机构、期刊、作者、共被引作者、引用参考文献和关键词的描述性分析表格。

共纳入703篇文献，2003—2022年将AI应用于胃癌诊治的相关研究年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17年后年发文量快速增长，其中2019—2021年增长最为迅速。发文量最多的国家（地区）、机构和作者分别为中国、中国科学院和TADA TOMOHIRO。共被引次数排在前3的作者BRAY FREDDIE、HIRASAWA TOSHIAKI和JIANG YUMING对该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Frontiers in Oncology是发文量最多的期刊，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是刊载将AI应用于胃癌诊治相关研究、发文量排在前10的期刊中最具影响力的期刊。施引期刊的所属领域主要集中在"Medicine，Medical，Clinical"（"药物，医学，临床"）、"Molecular，Biology，Immunology"（"分子，生物学，免疫学"）2个领域；被引期刊的所属领域主要集中在"Molecular，Biology，Genetics"（"分子，生物学，遗传学"）、"Health，Nursing，Medicine"（"健康，护理，药物"）2个领域。共被引次数排在首位的参考文献为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18：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根据关键词聚类结果可将所有关键词分为4类：AI辅助胃癌的生物学研究、AI辅助胃癌的内镜诊断、AI辅助胃癌的病理诊断和AI辅助胃癌的非内镜治疗及预后预测。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影像组学、消化道内镜、病理学和免疫治疗是目前的研究热点。

AI在胃癌诊治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开展胃癌诊治的AI研究。目前，AI在胃癌的生物学、诊断、分期、疗效评估和预后预测方面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本研究结果可为从事AI与胃癌相关研究工作的学者提供参考。

肝细胞癌（HCC）存在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的特点，在癌前病变阶段进行早期诊断及时干预可有效降低HCC的发生率，对其防治具有显著意义。现代医学对于HCC癌前病变的治疗存在干预时机难以把握、治疗手段单一等问题，中医药防治HCC癌前病变或许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新途径。

观察芪术化积方治疗HCC癌前病变（肝郁脾虚、痰瘀互结证）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纳入2019年10月—2020年3月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威海市中医院、泰安市中医院肝病科门诊就医且符合中医证型"肝郁脾虚、痰瘀互结证"的HCC癌前病变初诊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乙型病毒性肝炎（HBV）后肝硬化史、HCC家族史、10年以上饮酒史]，患者的中医证候积分、肝功能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红素（TBIL）、白蛋白（ALB）、谷氨酰转肽酶（GGT）、碱性磷酸酶（ALP）]、肿瘤标志物指标[甲胎蛋白（AFP）、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异常凝血酶原（DCP）]、影像学指标（病灶类型、病灶性质、病灶长径）、安全性指标、不良反应。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符合纳入标准且完成研究的64例患者分为观察组（n=34）和对照组（n=30），对照组予以抗病毒、抗炎保肝等常规治疗；观察组予以常规治疗联合芪术化积方治疗。疗程为48周，停药后随访48周，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周期及随访周期中HCC发生率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改善指标（中医证候积分、总有效率）、肝功能指标、肿瘤标志物指标、影像学指标（病灶长径、病灶稳定率、病灶改善率）、安全性指标（安全率）的差异。

治疗后两组中医证候积分、ALT、AST、TBIL、GGT、ALP、AFP-L3均低于治疗前，ALB水平高于治疗前（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DCP值、病灶长径均低于治疗前（P<0.05）。组间比较结果显示，观察组中医证候积分、AST、ALP水平低于对照组，ALB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周期结束后观察组的中医证候总有效率（91.2%）高于对照组（63.3%）（P<0.05）；观察组病灶改善率（35.3%）和病灶稳定率（50.0%）与对照组（20.0%，43.3%）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周期结束后观察组HCC发生率（8.8%）与对照组（16.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并发症发生率（8.8%）低于对照组（30.0%）（P<0.05）。安全性指标方面，观察组2例出现轻度不良反应，对照组3例出现轻度不良反应，两组均未出现安全性指标异常，观察组安全率（94.1%）与对照组（90.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芪术化积方治疗HCC癌前病变（肝郁脾虚、痰瘀互结证），在改善中医证候、改善肝功能、缩小病灶结节、降低远期HCC发生率及减少肝硬化并发症等方面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随着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增加，已威胁全民健康，目前非编码RNA与内分泌代谢相关疾病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其中长链非编码RNA核富集转录体（lncRNA NEAT1）及微小RNA（miRNA）-182-5p在2型糖尿病（T2DM）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中的研究鲜有报道。

探讨T2DM合并MAFLD患者lncRNA NEAT1、miRNA-182-5p在肝纤维化发生、发展中的机制及临床意义。

纳入2021年10月—2022年6月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T2DM患者236例为研究对象，同时纳入49名健康志愿者为健康对照组。收集研究对象一般资料与实验室检测结果。测定内脏脂肪面积（VFA）、皮下脂肪面积（SFA）。采集外周血，测定lncRNA NEAT1、miRNA-182-5p。将T2DM患者其分为T2DM合并非MAFLD组（n=82）与T2DM合并MAFLD组（n=154）。进一步根据肝纤维化指数（FIB-4）将T2DM合并MAFLD组分为肝纤维化低危亚组（n=55）、肝纤维化中危亚组（n=69）、肝纤维化高危亚组（n=30）。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究肝纤维化高危亚组lncRNA NEAT1、miRNA-182-5p表达水平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T2DM合并MAFLD患者肝纤维化风险的影响因素。

健康对照组年龄、颈围（NC）、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_1c）低于T2DM合并MAFLD组、T2DM合并非MAFLD组，白蛋白（Alb）高于T2DM合并MAFLD组、T2DM合并非MAFLD组（P<0.05）；T2DM合并MAFLD组BMI、腰围（WC）、VFA、SFA、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三酰甘油（TG）、血尿酸（SUA）、lncRNA NEAT1高于健康对照组、T2DM合并非MAFLD组，血小板计数（PLT）低于健康对照组、T2DM合并非MAFLD组，总胆固醇（TC）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T2DM合并非MAFLD组HOMA-IR、lncRNA NEAT1高于健康对照组，miRNA-182-5p高于健康对照组、T2DM合并MAFLD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低于健康对照组、T2DM合并MAFLD组（P<0.05）。肝纤维化低危亚组VFA、SFA、AST、lncRNA NEAT1低于肝纤维化中危亚组、肝纤维化高危亚组，PLT、miRNA-182-5p高于肝纤维化中危亚组、肝纤维化高危亚组，BMI、WC、NC低于肝纤维化高危亚组，TC高于肝纤维化高危亚组（P<0.05）；肝纤维化中危亚组PLT、miRNA-182-5p高于肝纤维化高危亚组，AST、lncRNA NEAT1低于肝纤维化高危亚组（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肝纤维化高危亚组患者lncRNA NEAT1与miRNA-182-5p呈负相关（r_s=-0.438，P<0.05）。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lncRNA NEAT1（OR=1.326，95%CI=1.087~1.616）、VFA（OR=1.019，95%CI=1.006~1.033）、miRNA-182-5p（OR=0.083，95%CI=0.027~0.257）、PLT（OR=0.956，95%CI=0.942~0.970）、AST（OR=1.048，95%CI=1.022~1.075）是T2DM合并MAFLD患者肝纤维化风险的影响因素。

外周血lncRNA NEAT1、miRNA-182-5p与T2DM合并MAFLD患者并发肝纤维化密切相关，为该病的早期预测及诊治提供依据。

微血管侵犯（MVI）是肝细胞癌（HCC）的一种侵袭性行为，是肝切除或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术前预测MVI有重要临床意义。

使用无创的影像学、血清学指标构建预测MVI的列线图，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

回顾性分析2016—2021年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HCC根治术的284例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按入院时间将2016—2020年收治的HCC患者归为模型组（208例），2021年收治的HCC患者归为验证组（76例）。进行LASSO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HCC发生MVI的独立危险因素，应用R软件建立术前预测HCC发生MVI风险的列线图模型，用Bootstrap法进行模型的内部验证，用验证组进行模型的外部验证，用一致性指数、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价列线图的区分度、校准能力和临床应用价值。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白细胞计数（WBC）>7.1×10⁹/L〔OR=3.144，95%CI（1.301，7.598），P=0.011〕、肿瘤直径>7.05 cm〔OR=3.836，95%CI（1.758，8.372），P=0.001〕、S-Index>0.097〔OR=3.165，95%CI（1.024，9.779），P=0.040〕、AAR>0.879〔OR=2.146，95%CI（1.062，4.337），P=0.030〕、ANRI>24.074〔OR=2.769，95%CI（1.175，6.526），P=0.020〕是HCC发生MVI的独立预测因素。使用该5个变量结合甲胎蛋白（AFP）建立的列线图模型一致性指数在模型组和验证组分别为0.800〔95%CI（0.739，0.861）〕、0.755〔95%CI（0.641，0.868）〕，模型与校准预测曲线贴合良好，通过Youden指数计算出列线图的最佳截断值为174分，截断值下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在模型组中分别为90%、61%、71%和85%，在验证组中分别为78%、71%、76%和74%。

以AFP>45 ng/mL、WBC>7.1×10⁹/L、肿瘤直径>7.05 cm、S-Index>0.097、AAR>0.879、ANRI>24.074构建的列线图可较好地预测术前HCC发生MVI的风险，使用该列线图可通过常规检查检验指标方便地指导HCC患者的临床治疗。

当前我国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经济和疾病负担沉重，对肝癌风险人群进行规范的筛查与健康监测管理是有效降低肝癌相关负担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基层慢性肝病患者缺乏肝癌筛查与监测必要性的认知，依从性较差，现有的筛查工具灵敏度欠佳、成本效益较低。本文从我国慢性肝病人群肝癌发生风险的评估分层、基层筛查和肝癌高危人群的加强筛查与长期监测现状等方面探讨中国人群肝癌基层筛查与健康管理策略，为我国人群肝癌筛查与早诊、早治工作的规范开展提供参考，以期提升我国基层人群肝癌筛查覆盖率及防控效果。

脂肪肝是生活中的常见病、多发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病人数逐年增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性别人群在生活方式及基础代谢等方面存在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NAFLD患病现况，但目前针对不同性别人群NAFLD患病情况的相关研究较少。

研究不同性别人群NAFLD的患病现况及其罹患NAFLD的影响因素，为临床防治NAFLD提供参考。

回顾性选取2020年8月—2021年8月于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健康体检中心的29 271例体检者为研究对象。收集一般资料、体格检查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合并基础疾病情况、影像学检查结果。根据NAFLD诊断标准，将体检者分为NAFLD组和对照组，分析NAFLD在不同性别人群中的患病现况及特点；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不同性别罹患NAFLD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相关指标对不同性别人群罹患NAFLD的预测价值，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灵敏度、特异度。

29 271例体检者中NAFLD患者10 524例，总患病率为35.95%；其中男性体检者18 322例，男性NAFLD患者7 854例，患病率为42.87%；女性体检者10 949例，女性NAFLD患者2 670例，患病率为24.39%。不同性别体检者的NAFLD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 016.505，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不同性别人群的腰围、BMI、年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尿酸、三酰甘油、总胆固醇、空腹血糖及心电图结果均是体检者罹患NAFLD的影响因素（P<0.05）。腰围、BMI及腰围与BMI联合诊断不同性别人群罹患NAFLD的预测价值较高，其中腰围预测男性体检者NAFLD患病风险的灵敏度为0.778，特异度为0.613，最佳截断值为85.5 cm；BMI预测男性体检者NAFLD患病风险的灵敏度为0.720，特异度为0.711，最佳截断值为24.6 kg/m²；腰围与BMI联合预测时的AUC为0.789，灵敏度为0.744，特异度为0.692，最佳截断值为0.394。腰围预测女性体检者NAFLD患病风险的灵敏度为0.815，特异度为0.754，最佳截断值为78.5 cm；BMI预测女性体检者NAFLD患病风险的灵敏度为0.797，特异度为0.759，最佳截断值为23.6 kg/m²；腰围与BMI联合预测时AUC为0.872，灵敏度为0.853，特异度为0.734，最佳截断值为0.202。

男性与女性发生NAFLD的影响因素略有不同，但年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尿酸、三酰甘油、总胆固醇、空腹血糖、心电图结果、腰围及BMI等均是不同性别人群罹患NAFLD的影响因素。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腰围、BMI、腰围联合BMI具有较高的NAFLD患病风险预测价值，可应用于NAFLD筛查。

肝硬化并发胃食管静脉曲张及破裂出血患者经过内镜治疗后有一定概率会发生再出血事件，且再次出血的出血量更大，严重影响患者生存率。

探讨肝硬化胃食管静脉曲张患者接受内镜治疗后3年内发生再出血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Nomogram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并进行内部验证。

回顾性收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2011—2022年因肝硬化胃食管静脉曲张接受内镜治疗的患者403例，根据其3年内是否有再出血事件发生分为再出血组（n=252）和对照组（n=151），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辅助检查等资料。并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其独立危险因素。将以上数据纳入R语言软件中，利用程序包构建Nomogram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烟〔OR=2.499，95%CI（1.232，5.066），P=0.011〕、门静脉内径〔OR=1.047，95%CI（1.028，1.066），P<0.001〕、血清钠离子水平〔OR=0.649，95%CI（0.562，0.750），P<0.001〕以及镜下红色征表现〔OR=3.023，95%CI（1.341，6.814），P=0.008〕是肝硬化胃食管静脉曲张内镜治疗后3年内发生再出血的影响因素。构建肝硬化胃食管静脉曲张内镜治疗后3年内发生再出血的Nomogram列线图预测模型，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为0.900〔95%CI（0.876，0.929）〕，灵敏度为0.927，特异度为0.750。

血清钠离子水平、镜下红色征阳性、吸烟、门静脉内径是肝硬化胃食管静脉曲张患者接受内镜治疗后3年内发生再出血事件的独立影响因素。肝硬化胃食管静脉曲张患者接受内镜治疗后3年内发生再出血事件的Nomogram列线图预测模型拟合优度良好，预测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00，预测价值较高。

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严重威胁了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尽管近年来我国的肝癌诊疗技术取得较大进步，其发病率和死亡率有逐年下降趋势，但早期诊断率低，5年生存率低，是慢性病防控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切实有效实施肝癌早筛计划、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提高根治性治疗率和生存率的重要措施。血清甲胎蛋白（AFP）联合肝脏超声是慢性肝病患者筛查肝细胞癌（HCC）的常规手段，AFP联合AFP-L3和/或异常凝血酶原可提高早期HCC的早期诊断率；钆塞酸二钠增强核磁共振或联合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可提高小肝癌的早期诊断率。随着我国分级诊疗制度的不断推进，基层医疗资源配置和卫生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成为许多癌症早期筛查的重要力量。基于此背景，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肝癌基层筛查的发展机遇、风险挑战及对未来的思考，旨在为未来的肝癌基层筛查工作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指导。

淋巴结转移是影响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对于术中淋巴结清扫的范围目前国内外仍存在争议。

探索临床肝内胆管细胞癌根治术中淋巴结清扫现状。

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2017—2022年在浙江省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152例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对目前临床进行肝内胆管细胞癌根治术时淋巴结清扫情况，包括是否行淋巴结清扫、淋巴结清扫范围及主要阳性淋巴结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根据肿瘤在肝脏的位置分为左肝和右肝。

152例患者中，83例患者肿瘤位于左肝，69例位于右肝。共86例患者接受淋巴结清扫术，左肝肿瘤患者接受淋巴结清扫比例〔61例（73.5%）〕高于右肝肿瘤患者〔25例（36.2%）〕（P<0.05）；平均清扫淋巴结数目为（7.6±6.1）枚，左肝肿瘤患者〔7.0（4.0，10.5）枚〕和右肝肿瘤患者〔5.0（1.5，9.5）枚〕清扫淋巴结数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86例接受淋巴结清扫的患者中，有39例（45.3%）病理学结果显示淋巴结转移（淋巴结阳性），左肝肿瘤患者淋巴结阳性率〔34例（55.7%）〕高于右肝肿瘤患者〔5例（20.0%）〕（P<0.05）；不论肿瘤位于左肝还是右肝，常规区域内清扫的阳性淋巴结中占比较高的均为第8、12、13组，其中排名第1位的为第12组，左肝肿瘤患者和右肝肿瘤患者分别为79.4%（27/34）和80.0%（4/5）。

不论肿瘤位于左肝还是右肝，第8、12、13组淋巴结是阳性率较高的淋巴结，术中可能需要常规进行清扫。

胃食管反流病（GERD）、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均是临床常见疾病，且患病率逐年上升。持续正压通气（CPAP）能否在改善OSA的同时改善GERD目前仍存在争议。

探究CPAP对于OSA合并GERD患者的疗效。

选取2020年9月—2023年1月就诊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及呼吸内科的OSA合并GERD患者169例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并定期随访，随访终点为GERD缓解或治疗8周，排除无治疗依从性者。按是否服用质子泵抑制剂（PPI）将患者分为无PPI者与有PPI者，再按照是否进行CPAP治疗将无PPI者分为CPAP组（n=43）与无治疗组（n=53），有PPI者分为CPAP+PPI组（n=32）与PPI组（n=41）。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CPAP组与无治疗组、CPAP+PPI组与PPI组GERD缓解率的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比较其差异。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探究CPAP对OSA合并GERD患者GERD缓解的影响。

CPAP组中位缓解时间为6周，无治疗组为7.5周，CPAP组累积GERD缓解率高于无治疗组（χ²=4.182，P=0.041）；CPAP+PPI组中位缓解时间为3.9周，PPI组为6.1周，CPAP+PPI组累积GERD缓解率高于PPI组（χ²=14.333，P<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CPAP是未使用PPI的OSA合并GERD患者GERD缓解的影响因素〔HR=2.360，95%CI（1.044，5.338），P<0.05〕；CPAP是使用PPI的OSA合并GERD患者GERD缓解的影响因素〔HR=6.123，95%CI（2.562，14.635），P<0.05〕。

CPAP治疗可改善OSA合并GERD患者的GERD症状，CPAP+PPI治疗GERD效果优于单纯使用PPI。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肝功能受损可引起各种急慢性肝脏疾病，轻者影响生活质量，重者危及生命，因此寻找精准有效的分子诊断标志物及治疗靶点至关重要。线粒体融合蛋白2（Mfn2）为线粒体外膜上的跨膜动力蛋白，不仅能调控线粒体融合，还在细胞能量代谢、细胞凋亡、细胞增殖、线粒体内质网连接、内质网应激及线粒体自噬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发现，Mfn2表达异常或功能缺失可致线粒体功能异常，进而引发多种肝脏疾病。本文通过对Mfn2的结构、功能及其在肝脏疾病中的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综述，发现Mfn2可通过多种途径参与慢性肝病的发生、发展，调控Mfn2过表达可改善肝功能，进一步减缓或逆转疾病进展。本文旨在为Mfn2与肝脏疾病的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提供科学参考。

肝癌大范围肝切除术手术风险高，围术期营养状况对术后恢复极为重要，然而目前鲜有术后骨骼肌减少（PLSMM）预测术后并发症及预后的研究。

明确肝癌大范围肝切除术后患者骨骼肌指数（SMI）变化，并探讨术后PLSMM发生的危险因素以及其与术后并发症的相关性。

选取2018年7月—2022年8月因肝癌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科接受大范围肝切除术的患者97例，通过CT影像测量术前和术后第5天第三腰椎水平的骨骼肌面积。计算术后SMI变化率，PLSMM定义为SMI变化率的最低三分位数，并以此将患者分为PLSMM组和Non-PLSMM组。收集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手术相关指标及术后指标等并进行对比分析。

共54例患者术后出现SMI降低；PLSMM组32例（SMI≤-3.59%），Non-PLSMM组65例（SMI>-3.59%）。PLSMM组手术时间长于Non-PLSMM组，手术失血量多于Non-PLSMM组，微血管侵犯（MVI）发生率高于Non-PLSMM组（P<0.05）。PLSMM组术后住院时间长于Non-PLSMM组，术后第5天白细胞计数（WBC）和国际标准化比值（INR）高于Non-PLSMM组，术后第5天纤维蛋白原（FIB）水平低于Non-PLSMM组，总体并发症发生率高于Non-PLSMM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VI〔OR=2.751，95%CI（1.173，6.642）〕及手术时间>210 min〔OR=1.973，95%CI（1.286，4.936）〕是肝癌大范围肝切除术后患者发生PLSMM的危险因素（P<0.05）；并且PLSMM〔OR=2.591，95%CI（1.173，6.977）〕、术前肌少症〔OR=1.798，95%CI（1.133，3.792）〕、手术时间>210 min〔OR=2.958，95%CI（0.918，9.529）〕和失血量>500 mL〔OR=1.003，95%CI（1.001，1.007）〕是肝癌大范围肝切除术后患者发生并发症的危险因素（P<0.05）。

MVI和手术时间>210 min是肝癌大范围肝切除术后PLSMM发生的危险因素，同时PLSMM是术后并发症的独立预测因子，其对预后发挥负向影响作用。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是近年来引起肝脏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的主要原因，2型糖尿病（T2DM）是MAFLD进展的驱动因素。预估葡糖糖处理率（eGDR）是T2DM患者胰岛素抵抗的简易评估指标，但与MAFLD的关系研究较少。

eGDR与T2DM合并MAFLD的关系及其预测价值。

选取2019年于河北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1 434例T2DM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基本信息，采集患者肘静脉血进行实验室检查，采用腹部超声检查患者肝脏情况。根据腹部超声检查结果，将T2DM患者分为合并MAFLD组（n=734）和未合并MAFLD组（n=700）。根据eGDR三分位数将研究对象分为T1组（eGDR≤5.09，n=477）、T2组（5.09<eGDR≤7.11，n=478）、T3组（eGDR>7.11，n=479）。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eGDR与研究对象基线资料的相关性。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合并MAFLD的影响因素。评价eGDR与性别、年龄、高血压、糖化血红蛋白（HbA_1c）、BMI、谷氨酰转移酶（GGT）的相乘交互作用。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联合预测模型、FBG、HbA_1c对T2DM合并MAFLD预测价值，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并采用Delong检验进行比较。

合并MAFLD组患者年龄、病程、HDL-C、eGDR低于未合并MAFLD组，BMI、饮酒、高血压及吸烟比例、空腹血糖（FBG）、尿酸（UA）、总胆固醇（TC）、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GGT、ALB水平高于未合并MAFLD组患者（P<0.05）。T3组高血压比例、年龄、BMI、FBG、HbA_1c、血清肌酐（Scr）、TG低于T1、T2组，GGT水平低于T1组，HDL-C、ALB高于T1、T2组（P<0.05）；T2组高血压比例、BMI、FBG、HbA_1c、TG低于T1组（P<0.05）。合并MAFLD组eGDR与年龄、FBG、ALB水平呈负相关（P<0.05）；未合并MAFLD组eGDR与年龄、病程、FBG、Scr、TG、ALB呈负相关（P<0.05），与HDL-C、AST、GGT呈正相关（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eGDR〔OR=0.814，95%CI（0.772，0.858），P<0.001〕、T1组〔OR=1.310，95%CI（1.003，1.712），P=0.048〕、T2组〔OR=2.554，95%CI（1.941，3.359），P<0.001〕是T2DM合并MAFLD的影响因素（P<0.05）。BMI（P_交互<0.001）、GGT（P_交互=0.033）、高血压（P_交互<0.001）与eGDR存在交互作用。联合预测模型预测T2DM合并MAFLD的AUC为0.743，大于FBG（Z=3.227，P=0.001）、HbA_1c（Z=1.877，P=0.061）。

合并MAFLD的T2DM患者eGDR低于未合并MAFLD患者。eGDR是T2DM合并MAFLD的危险因素。eGDR联合预测模型可以作为评估T2DM合并MAFLD发生风险的预测指标。

阿兹夫定是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常用抗病毒药物，但其对肝肾功能影响的研究极为匮乏。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使用阿兹夫定后肝肾功能的变化，为肾功能不全患者安全使用阿兹夫定提供用药参考。

回顾性连续纳入某三甲综合医院2022 - 12- 26—31使用阿兹夫定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住院患者，按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水平将其分为正常组、轻度损伤组、中度损伤组、重度损伤组、终末期组，观察各组患者使用阿兹夫定后肝肾生化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碱性磷酸酶（ALP）、白蛋白、总胆红素（TB），血肌酐（Scr）、eGFR〕变化；对eGFR<60 mL·min^-1·（1.73 m²）^-1的患者应用D_FR =D_NL ×[1-F_k（1-K_f）]公式校正阿兹夫定维持剂量，按是否遵循此公式给药将其分为校正组和未校正组，比较两组患者肝肾功能生化指标变化。

336例使用阿兹夫定的患者中190例符合纳入、排除标准，按eGFR水平分组后各组年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严重程度、降钙素原峰值、降压药、襻利尿药及阿兹夫定维持剂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用药后发生ALT升高有73例（38.4%），其中升高1倍正常上限值以内的有68例（93.2%）；eGFR降低有58例（30.5%），其中下降至下一肾功能分级的有7例（12.1%）；无论肾损伤分级如何，使用常规剂量或校正剂量阿兹夫定后eGFR、ALT、AST、TB、ALP、白蛋白未见恶化（P>0.05）；因中重度肾损伤患者使用阿兹夫定均进行剂量校正，未能比较此类人群若不校正剂量的安全性。

使用阿兹夫定易引起ALT升高、eGFR降低，但具有临床意义的损伤分别为2.6%、3.7%；中重度肾损伤患者使用校正阿兹夫定剂量后，未见肝肾功能损伤加重，但此结论还需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确认。

脂肪肝与甲状腺结节均为临床常见慢性疾病，且均与代谢密切相关，然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鲜有研究。

探讨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及其严重程度与甲状腺结节的相关性。

选取2020年12月—2021年12月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的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患者666例，其中轻度316例为A组，中重度350例为B组，以及同时期的本院健康体检者330例为C组。研究对象均进行BMI测量、血液检测及肝脏、甲状腺超声检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合并甲状腺结节的影响因素。

C组研究对象甲状腺结节患病率（19.70%，65/330）低于A、B组（25.36%，81/316；34.86%，122/350），B组研究对象甲状腺结节患病率高于A组（P<0.05）；B组研究对象中国超声甲状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C-TIRADS）3类、≥4类比例高于A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1.447）、BMI（OR=2.847）、三酰甘油（OR=2.947）、总胆固醇（OR=3.235）、空腹血糖（OR=2.780）、糖化血红蛋白（OR=3.371）是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合并甲状腺结节的危险因素（P<0.05）。

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甲状腺结节患病率增高；随着肝脏脂肪变加重，中、重度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甲状腺结节恶性风险增高；年龄、体质指数、三酰甘油、总胆固醇、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是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合并甲状腺结节的危险因素。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病率逐年升高但无特效药物，临床和基础研究显示降糖药物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能改善肝脏脂质沉积，但具体机制不明确。

探讨GLP-1受体激动剂改善高果糖诱导的胰岛素抵抗大鼠肝脏脂质沉积的机制。

2016年1—4月选取Wistar大鼠36只随机分为对照（ND）组和造模组，ND组给予普通饲料、造模组给予高果糖饲料喂养，8周后行高胰岛素-正葡萄糖钳夹实验证实造模组胰岛素抵抗形成，继续将造模组大鼠随机分为高果糖（HFD）亚组和高果糖+艾塞那肽（HFD+Ex）亚组，HFD+Ex亚组给予艾塞那肽注射液腹部皮下注射4周后，观察糖脂水平、胰岛素抵抗、肝脏脂质沉积、β-catenin表达和核转位以及脂质合成通路因子的变化。进一步用转染技术在HepG2细胞用小干扰RNA抑制β-catenin的表达观察细胞脂质沉积和脂质合成通路相关因子的变化，将HepG2细胞用25 mmol/L果糖和100 nmol/L exendin-4处理，未转染的细胞用作对照，全部细胞分为正常对照（Con）组、高果糖（HF）组、高果糖+exendin-4（HF+Ex4）组、高果糖+exendin-4+对照siRNA（HF+Ex4+Si-control）组、高果糖+exendin-4+β-catenin siRNA（HF+Ex4+Si-β-catenin）组。实验结束后收集大鼠体质量、肝指数、三酰甘油（TG）、肝脏TG、总胆固醇（TC）、游离脂肪酸（FFA）、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空腹血糖（FBG）、空腹胰岛素（FINS）、葡萄糖曲线下面积（AUC_glu）、葡萄糖输注速率（GIR）、肝脏油红O染色，并测定大鼠肝脏及HepG2细胞固醇调节元素结合蛋白1（SREBP-1）和下游脂质合成的关键酶脂肪酸合成酶（FAS）、乙酰辅酶A羧化酶（ACC）、硬脂酰CoA脱饱和酶1（SCD-1）以及β-catenin的蛋白表达水平。

（1）高果糖喂养8周后造模组大鼠体质量、肝指数、肝脏TG水平均高于ND组，GIR低于ND组（P<0.05）；药物干预4周后HFD亚组大鼠体质量、肝指数、TG、FFA、ALT、FBG、FINS、AUC_glu高于ND组，GIR低于ND组（P<0.05）；HFD+Ex亚组大鼠体质量、肝指数、FFA、ALT、FBG、FINS、AUC_glu低于HFD亚组，GIR高于HFD亚组（P<0.05）。（2）HFD亚组大鼠肝脏TG水平高于ND组（P<0.05），油红O染色肝细胞内可见大量红色脂滴聚集；HFD+Ex亚组大鼠肝脏TG水平低于HFD亚组（P<0.05），肝细胞内红色脂滴减少。（3）HFD亚组大鼠肝脏SREBP-1、FAS、SCD-1、ACC蛋白表达均高于ND组（P<0.05）；HFD+Ex亚组大鼠肝脏SREBP-1、FAS、SCD-1、ACC蛋白表达均低于HFD亚组（P<0.05）。（4）HFD亚组大鼠肝脏β-catenin的总蛋白及核内蛋白表达低于ND组（P<0.05）；HFD+Ex亚组大鼠肝脏β-catenin的总蛋白及核内蛋白表达高于HFD亚组（P<0.05）。（5）HF+Ex4组、HF+Ex4+Si-control组HepG2细胞β-catenin总蛋白、核内蛋白表达均高于HF组，TG水平低于HF组（P<0.05）；HF+Ex4+Si-β-catenin组HepG2细胞β-catenin总蛋白、核内蛋白表达低于HF+Ex4组，TG水平高于HF+Ex4组（P<0.05）。（6）HF+Ex4组、HF+Ex4+Si-control组HepG2细胞SREBP-1、ACC、FAS、SCD-1蛋白表达均低于HF组（P<0.05）；HF+Ex4+Si-β-catenin组HepG2细胞SREBP-1、ACC、FAS、SCD-1蛋白表达高于HF+Ex4组（P<0.05）。

GLP-1受体激动剂可能通过调控β-catenin表达改善胰岛素抵抗大鼠肝脏脂质沉积，是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潜在新药，β-catenin可能是药物治疗的重要靶标。

胃癌的早期诊断对患者预后至关重要，目前，内镜下钳夹活检（EFB）是胃癌诊断的重要手段。然而，据相关研究显示，EFB诊断与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术后病理诊断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导致患者病情被低估。陕北地区目前此相关研究较少。

统计陕北地区5所医院因胃黏膜病变经ESD后的病理升级率，并分析病理升级的相关因素。

收集2016—2021年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延安市人民医院、榆林市第一医院、延安市中医院、子长市人民医院因胃黏膜病变行ESD治疗的患者，其术前均行EFB。本研究将病理类型分为：慢性炎性改变（CIC）、低级别上皮内瘤变（LGIN）、高级别上皮内瘤变（HGIN）、早期胃癌（EGC）及进展期胃癌。分析患者术前EFB诊断与ESD术后病理诊断的差异，将术后病理诊断发生升级者定义为病理升级。分别对术前EFB诊断为CIC、LGIN、HGIN患者ESD术后病理升级情况进行统计，并分析病理升级的相关因素。

本研究共纳入241例患者。术前EFB诊断为CIC、LGIN、HGIN、EGC分别为84、75、65、17例。术前EFB诊断与ESD术后病理诊断总体升级率为31.5%（76/24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内镜下分型〔OR=0.134，95%CI（0.029，0.617）〕和表面溃疡〔OR=3.595，95%CI（1.226，10.536）〕是术前EFB诊断为CIC患者ESD术后病理升级的影响因素（P<0.05）；年龄〔OR=3.961，95%CI（1.071，14.650）〕、内镜下分型〔OR=0.311，95%CI（0.127，0.765）〕、表面发红〔OR=5.830，95%CI（1.591，21.355）〕及取材数目〔OR=0.234，95%CI（0.063，0.872）〕是术前EFB诊断为LGIN患者ESD术后病理升级的影响因素（P<0.05）；病灶大小〔OR=3.143，95%CI（1.003，9.852）〕是术前EFB诊断为HGIN患者ESD术后病理升级的影响因素（P<0.05）。

若术前活检提示为CIC，但内镜下分型为平坦型或凹陷型，病灶有表面溃疡，应警惕病理被低估的可能；术前活检提示为LGIN，但患者年龄>60岁、病灶为平坦型、病灶表面发红且取活检数目只有1块时，不排除术前病理被低估，必要时可行ESD；病灶大小>2 cm时，术前活检诊断HGIN的病灶很可能为EGC，建议行ESD。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疾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病毒性肝炎研究的不断突破，NAFLD已取代病毒性肝炎，成为常见的慢性肝病。指南性文件能够为临床工作人员提供标准可靠的诊疗方法，筛选和制定高质量的指南性文件对规范NAFLD的临床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分析NAFLD指南性文件的方法学质量和报告质量，并对推荐意见进行总结和比较，为未来NAFLD指南的制订及报告提供参考依据。

计算机检索PubMed、中国知网（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网数据库，并补充检索WHO、国际指南协作网（GIN）、英国国家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美国国立指南文库（NGC）、苏格兰院际间协作网（SIGN）、医脉通数据库（Medlive）等数据库中有关NAFLD的临床实践指南和共识，检索时限为2012-01-01—2022-01-01。由2名肝病领域研究人员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分别独立使用AGREEⅡ和RIGHT对纳入指南性文件的方法学质量和报告质量进行评价，并对较高质量指南性文件的推荐意见进行整理和比较。

共纳入19篇文献，其中12篇指南、7篇共识；中文6篇、英文13篇；使用循证方法制订10篇。AGREEⅡ各领域平均得分分别为：范围与目的（42.84%）、参与人员（31.43%）、严谨性（31.25%）、清晰性（60.67%）、应用性（32.68%）、独立性（37.50%）。RIGHT各领域平均得分分别为：基本信息（59.65%）、背景（66.12%）、证据（42.11%）、推荐意见（39.85%）、评审和质量保证（17.11%）、资金资助与利益冲突声明和管理（18.42%）、其他方面（47.37%）。基于循证方法制订的指南性文件在AGREEⅡ的平均得分及RIGHT中的报告质量均高于非循证指南性文件；国外指南性文件在AGREEⅡ的平均得分及RIGHT中的报告质量均高于国内指南性文件。主要推荐意见涉及筛查与诊断、评估、管理（非药物治疗和药物治疗）以及手术治疗。

目前已发表的NAFLD指南性文件的方法学质量及报告质量仍有待提升，国内指南性文件较国际仍有差距，中医指南性文件的制订应遵循循证方法。在指南制订和报告过程中，应进一步参考AGREEⅡ和RIGHT等国际标准。临床应提高对NAFLD高危人群的筛查意识，建立完善的早期无创诊断和评估体系，并向NAFLD患者提供针对生活方式、肝脏功能、代谢障碍的多维度治疗方案。

胃肠道症状作为临床常见评价指标需要通用的评价工具，胃肠道症状评定量表（GSRS）在国内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但所用版本均非规范汉化版，其测量学性能少见报道。

对中文版GSRS的测量学性能进行研究，为该量表扩大应用提供客观依据。

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选取在吉林省人民医院、北京市昌平区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45家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脾胃科或消化内科门诊就诊的肠易激综合征（IBS）、慢性肠炎、慢性胃炎患者，于治疗第0、3、7、14天采用中文版GSRS评价胃肠道症状。对中文版GSRS进行信、效度分析，应用配对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患者治疗前后得分变化，使用效应值（ES）、标准化反应均数（SRM）和得分变化率（CR）评估量表的反应度。

共纳入并随访了554例患者，其中IBS 127例（22.93%），慢性肠炎244例（44.04%），慢性胃炎183例（33.03%）。中文版GSRS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Guttman折半系数为0.920，Spearman-Brown系数为0.926，两次重测结果组内相关系数（ICC）为0.589，Spearman秩相关系数为0.662。各条目内容效度指数为0.78~1.00，量表水平的全体一致内容效度指数为0.73，平均内容效度指数为0.96。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到特征值>1的公因子共3个，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0.721%。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数据样本与初始模型M0拟合不理想，根据指标提示修正后得到模型M1的各拟合指标均在接受范围：χ²/df<3.000，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800，各项拟合指数均>0.900。患者治疗14 d后中文版GSRS总分低于治疗前（P<0.001），ES=1.03，SRM=1.01，CR=74.32%。

中文版GSRS具有较高的测量性能水平，其信效度、反应度良好，适用于对表现胃肠道症状的普遍人群进行测量及其治疗效果评估。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是一组代谢应激相关的肝脏疾病，有研究表明血钾水平与MAFLD密切相关，但针对痛风患者二者的关系尚不清楚。

探讨痛风患者血钾水平与MAFLD的关系，旨在为痛风患者血钾水平的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选取2014年4月至2017年3月于天津医科大学朱宪彝纪念医院住院的原发性痛风患者347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脂肪肝严重程度分为单纯痛风组（n=96）、轻度脂肪肝组（n=136）及中重度脂肪肝组（n=115）。比较不同脂肪肝严重程度组一般资料、血清生化指标及超重/肥胖、胰岛素抵抗指标，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血钾水平与脂肪肝严重程度的关系，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痛风患者MAFLD发生发展的影响因素。

痛风患者MAFLD患病率为72.3%（251/347）。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钾水平与脂肪肝严重程度、空腹血糖（FBG）、三酰甘油（TG）、体质指数（BMI）、腰臀比（WHR）及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呈负相关（r_s=-0.172、-0.118、-0.182、-0.222、-0.174、-0.197，P<0.05）。趋势χ²检验结果显示脂肪肝严重程度随着血钾水平的增加呈下降趋势（χ²_趋势=15.784，P=0.01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龄〔OR=0.97，95%CI（0.95，0.999）〕、高钾〔OR=0.53，95%CI（0.29，0.97）〕是超重/肥胖痛风患者MAFLD发生发展的保护因素（P<0.05），高TG〔OR=1.16，95%CI（1.01，1.34）〕、高WHR〔OR=1.09，95%CI（1.04，1.13）〕是超重/肥胖痛风患者MAFLD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P<0.05）；高FBG〔OR=1.92，95%CI（1.12，3.31）〕是体质量正常痛风患者MAFLD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P<0.05）。

对于超重/肥胖的痛风患者，维持血钾在参考范围偏高水平可能有助于预防MAFLD的发生、发展。

轻型肝性脑病（MHE）作为肝性脑病的一个特殊类型，临床症状不典型，且存在轻度神经、精神缺陷，易被患者及家属忽视。基于静息态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成像（BOLD-fMRI）技术的度中心度（DC）分析方法是从图论方法衍生而来的一种反映全脑网络连接的数据分析方法，其能更完整、更快捷、更好地体现大脑功能。

基于BOLD-fMRI技术的DC分析方法探究MHE患者脑功能网络连接属性的异常改变及功能脑区的异常变化对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及其神经影像机制。

选取2020年10月—2022年2月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感染疾病科住院的65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及同期招募的40例健康志愿者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数字连接实验A（NCT-A）评分、数字符号实验（DST）评分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根据NCT-A及DST评分最终将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分为肝硬化组（n=30）和MHE组（n=28），招募的健康志愿者纳入健康对照组（n=34）。计算各组脑区的DC值，比较MHE组与肝硬化组、肝硬化组与健康对照组、MHE组与健康对照组脑图的DC值差异，采用Pe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MHE患者脑区DC值与NCT-A、DST和MoCA评分的相关性，并绘制不同脑区DC值与上述量表存在相关性的脑区分布及对应散点图。

健康对照组和肝硬化组的NCT-A评分低于MHE组，DST、MoCA评分高于MHE组（P<0.05）。与健康对照组相比，MHE组右侧额中回、左侧颞中回以及右侧顶下小叶DC值升高，左侧角回、右侧枕中回和右侧中央前回DC值减低（体素簇>18，P<0.05）；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肝硬化组双侧颞中回DC值升高，左侧角回DC值降低（体素簇>18，P<0.05）；与肝硬化组相比，MHE组右侧颞中回，左侧楔前叶DC值降低（体素簇>18，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MHE组DST评分与左侧颞上回的DC值呈正相关（r=0.639，P<0.001），NCT-A评分与右侧颞下回的DC值呈负相关（r=-0.722，P<0.001）；MHE组MoCA评分与右侧额下回和左侧额下回的DC值呈正相关（r=0.437，P=0.020；r=0.549，P=0.002），与左侧颞下回的DC值呈负相关（r=-0.591，P=0.001）。

MHE患者多个脑区功能连接异常且部分脑区DC值与NCT-A、DST以及MoCA量表评分相关，提示DC值可能是量化MHE患者认知功能改变严重程度的潜在神经影像标志物。

细菌性肝脓肿（PLA）是临床常见的内脏器官感染性疾病，既往PLA发生血小板减少的临床研究较少。

分析PLA患者发生血小板减少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并探讨发生血小板减少的影响因素。

纳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011年1月至2020年12月161例因PLA住院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体质指数（BMI）、发病症状（发热、腹痛、恶心、呕吐）、既往病史信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肝胆疾病、恶性肿瘤）；收集患者入院时辅助检查结果，包括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淋巴细胞绝对值（ALC）、单核细胞绝对值、血红蛋白、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红素（TBiL）、尿素氮（BUN）、肌酐（Scr）、白蛋白（ALB）、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纤维蛋白原、D-二聚体（D-Dimer）、血小板计数（PLT）；收集患者肝脓肿影像学检查（腹部CT或超声）结果（是否多个脓肿）、病原学检查结果（血培养、培养出肺炎克雷伯菌比例）；收集患者的并发症情况及预后情况。根据外周血PLT是否<100×10⁹/L将患者分为发生PLT减少组（n=21）和未发生PLT减少组（n=140），比较两组患者资料，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PLA患者发生血小板减少的影响因素。

发生PLT减少组患者BMI高于未发生PLT减少组（P<0.05）；发生PLT减少组患者ALC、ALB、PT低于未发生PLT减少组，CRP、PCT、ALT、AST、TBiL、BUN、Scr、D-Dimer高于未发生PLT减少组（P<0.05）；发生PLT减少组患者并发肺炎、并发脑脓肿、入住ICU所占比例高于未发生PLT减少组（P<0.05）。ALB〔OR=0.255，95%CI（0.074，0.877）〕、PT〔OR=0.282，95%CI（0.085，0.941）〕是PLA患者发生血小板减少的影响因素（P<0.05）。

ALB、PT是PLA患者发生血小板减少的影响因素。PLA患者应密切监测PLT水平，尤其是合并ALB降低及PT缩短者。

术前衰弱是一种反映整体生理储备降低的严重负性状态，在老年胃癌患者中高发，描述患者感知的衰弱影响因素可为制订针对性干预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基于健康生态学理论通过质性研究具体描述老年胃癌患者感知的术前衰弱影响因素。

基于健康生态学理论，通过描述性质性研究，利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1年2—6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拟行胃癌手术的29例老年衰弱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运用定向内容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

共提炼出5个主题及13个亚主题：（1）生理特质，包括老化相关损耗累积、消化道症状明显、多病打击持续；（2）行为特点，包括运动行为缺乏、体力活动消耗显著；（3）人际网络，包括同伴社交不足、亲子互动缺乏、夫妻间沟通及自我表露缺乏；（4）生活和工作条件，包括个人经济负担沉重、计划外家庭照顾任务繁重、健康与疾病管理信息资源不足；（5）宏观因素，包括医疗服务水平受限及医保支持力度受限。

本研究具体描述了健康生态学视角下老年胃癌患者所感知的不同维度因素对术前衰弱的影响，医护人员可基于上述多维因素制订及实施系统性的预康复方案，以有效提高老年胃癌患者的术前抗应激能力，改善术后结局。

老年胃癌患者在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可能导致不同维度的衰弱发生，形成不同的衰弱亚型，其术前各衰弱亚型对术后不良结局的影响有待探讨。

探究老年胃癌患者术前各衰弱亚型对不良结局（总并发症、住院时间延长、生活质量低下及失能）的影响。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3—10月选取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外科404例老年胃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在术前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Tilburg衰弱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总并发症和住院时间，术后1个月通过电话随访收集生活质量和失能信息。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老年胃癌患者不良结局的影响因素。调整潜在的混杂因素后，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不同衰弱亚型对老年胃癌患者不良结局的影响。

404例老年胃癌患者术前衰弱分为8个衰弱亚型：仅生理衰弱77例（19.1%）、仅心理衰弱78例（19.3%）、仅社会衰弱23例（5.7%）、生理与心理衰弱63例（15.6%）、生理与社会衰弱13例（3.2%）、心理与社会衰弱16例（4.0%）、多维衰弱（生理、心理与社会衰弱）15例（3.7%）、非衰弱119例（29.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为老年胃癌患者总并发症的影响因素〔OR=1.063，95%CI（1.021，1.106），P=0.003〕；药物服用史〔OR=1.549，95%CI（1.016，2.362），P=0.042〕、手术方式〔OR=2.103，95%CI（1.191，3.712），P=0.010〕为老年胃癌患者住院时间延长的影响因素；婚姻状况〔OR=4.611，95%CI（1.079，19.706），P=0.039〕、居住地为城市〔OR=1.614，95%CI（1.009，2.582），P=0.046〕、合并慢性病数量≥2种〔OR=1.694，95%CI（1.038，2.766），P=0.035〕为老年胃癌患者低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居住地为城市〔OR=0.601，95%CI（0.390，0.926），P=0.021〕、药物服用史〔OR=1.663，95%CI（1.082，2.558），P=0.020〕、胃癌TNM分期Ⅲ期及以上〔OR=1.659，95%CI（1.017，2.706），P=0.043〕为老年胃癌患者失能的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年龄因素后，术前多维衰弱〔OR=5.344，95%CI（1.715，16.656），P=0.004〕为老年胃癌患者总并发症的影响因素；调整药物服用史、手术方式因素后，术前仅生理衰弱〔OR=2.048，95%CI（1.078，3.891），P=0.029〕、仅心理衰弱〔OR=2.077，95%CI（1.103，3.913），P=0.024〕、多维衰弱〔OR=8.321，95%CI（2.400，28.848），P<0.001〕为老年胃癌患者住院时间延长的影响因素；调整婚姻状况、居住地为城市、合并慢性病数量≥2种因素后，术前仅心理衰弱〔OR=2.620，95%CI（1.267，5.418），P=0.009〕、心理与社会衰弱〔OR=11.122，95%CI（3.253，38.028），P<0.001〕、多维衰弱〔OR=11.579，95%CI（2.835，47.302），P<0.001〕为老年胃癌患者低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医护人员应关注老年胃癌患者的术前衰弱状况，将多维衰弱量表整合至术前临床评估中，并高度重视术前被评估为仅生理衰弱、仅心理衰弱、心理与社会衰弱及多维衰弱的患者，针对老年胃癌患者的具体情况，针对性地采取预康复干预措施，以预防不良结局的发生，改善其生活质量。

肝脏作为全身代谢的关键器官及内分泌器官，可分泌多种蛋白质（肝脏因子），直接影响肝脏葡萄糖及脂代谢，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与2型糖尿病（T2DM）的发生及发展具有重要作用。Ectodysplasin A（EDA）是一种新发现的肝脏因子，近年来被认为与糖尿病、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

探讨T2DM患者血清EDA水平与NAFLD发生风险的相关性。

选取2017年11月至2020年11月于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T2DM患者130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74例（56.92%）、女56例（43.08%），平均年龄（55.6±12.4）岁。收集患者的基线资料，行糖耐量试验、胰岛素及C肽兴奋试验；采用全身彩色多普勒诊断仪器对所有患者进行腹部超声检查，依据超声结果将患者分为NAFLD组（n=80）和非NAFLD组（n=50），比较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评估血清EDA与各指标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T2DM患者血清EDA水平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T2DM患者血清EDA水平对NAFLD发生风险的影响。

NAFLD组患者年龄、T2DM病程低于非NAFLD组，而体质指数（BMI）、空腹胰岛素（FIns）、餐后2 h胰岛素（2 hIns）、空腹C肽（FCP）、餐后2 hC肽（2 hCP）、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三酰甘油（TG）、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血尿酸（SUA）、尿素氮（BUN）、EDA水平高于非NAFLD组（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T2DM患者血清EDA水平与年龄、FIns、2 hIns、HOMA-IR、AST呈正相关（r=0.222、0.186、0.233、0.204、0.189，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β=1.957，95%CI（0.412，3.502），P=0.013〕、腰臀比（WHR）〔β=-328.845，95%CI（-638.903，-18.788），P=0.038〕、2 hIns〔β=0.523，95%CI（0.036，1.011），P=0.036〕、AST〔β=2.148，95%CI（0.520，3.776），P=0.010〕是T2DM患者EDA血清水平的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校正多个混杂因素后，血清EDA水平仍是T2DM患者发生NAFLD的影响因素〔OR=1.006，95%CI（1.002，1.010），P=0.007〕。

T2DM合并NAFLD患者血清EDA水平显著增高，且血清EDA水平升高可能是T2DM患者发生NAFLD的危险因素，提示T2DM患者血清EDA水平变化可能在NAFLD的发生和发展中起作用，可为NAFLD的早期筛查或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近年来，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患病率增长迅速，非肥胖MAFLD患者体脂成分和代谢指标的特点及各指标对该病预测价值的研究结论尚不一致。

分析非肥胖MAFLD患者的体脂成分及关键代谢指标的变化特点，明确非肥胖MAFLD的危险因素，探讨以上指标与非肥胖MAFLD相关性及对该病的预测价值。

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人员为研究对象，根据肝脏B超结果分为脂肪肝患者和非脂肪肝者，排除脂肪肝患者中的非MAFLD患者后，再根据体质指数（BMI）将两组体检者分为非肥胖非脂肪肝组（n=129）、肥胖MAFLD组（n=129）、肥胖非脂肪肝组（n=129）、非肥胖MAFLD组（n=129），比较非肥胖MAFLD组与其他3组间体脂成分及代谢指标，分析各指标与非肥胖MAFLD的相关性，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明确非肥胖M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指标对非肥胖MAFLD的预测价值。

（1）体脂成分及代谢指标比较：非肥胖MAFLD组BMI、体脂肪（BF）、体脂率（BFR）、内脏脂肪面积（VFA）、腰围（WC）、腰臀比（WHR）、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尿酸（UA）、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及谷酰转肽酶（GGT）高于非肥胖非脂肪肝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于非肥胖非脂肪肝组（P<0.05）；非肥胖MAFLD组BMI、BF、VFA、WC、WHR、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_1c）低于肥胖MAFLD组（P<0.05）；非肥胖MAFLD组BMI、BF、WC低于肥胖非脂肪肝组，TG、UA、ALT、GGT高于肥胖非脂肪肝组（P<0.05）；非肥胖MAFLD组中女性年龄、BF、BFR、VFA高于男性，WC、UA、GGT低于男性（P<0.05）。（2）Kendall's相关分析结果显示，BFR、VFA、WHR、TC、TG、LDL-C、UA、ALT、GGT与非肥胖MAFLD呈正相关（r=0.099、0.092、0.136、0.095、0.176、0.092、0.114、0.125、0.142，P<0.05），HDL-C与非肥胖MAFLD呈负相关（r=-0.112，P<0.05）。（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G、ALT、UA、BFR和VFA为非肥胖MAFLD的影响因素（P<0.05）。（4）BFR、VFA、TG、UA、ALT预测非肥胖MAFLD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53〔95%CI（0.807，0.898）〕、0.938〔95%CI（0.906，0.970）〕、0.807〔95%CI（0.754，0.860）〕、0.665〔95%CI（0.599，0.731）〕、0.752〔95%CI（0.692，0.812）〕，灵敏度分别为0.789、0.852、0.822、0.605、0.814，特异度分别为0.770、0.904、0.713、0.682、0.770，最佳临界值分别为22.30%、61.45 cm²、1.02 mmol/L、356.00 μmol/L、18.35 U/L。

非肥胖MAFLD患者与非肥胖非脂肪肝人群相比，BF及内脏脂肪增多，脂质代谢异常，UA水平升高，转氨酶上升；TG、ALT、UA、BFR和VFA为非肥胖MAFLD的影响因素；BFR、VFA、TG、UA、ALT对非肥胖MAFLD具有一定诊断价值，可用于预测非肥胖MAFLD的发生，以便尽早进行干预。

肝硬化是各种慢性肝病发展的晚期阶段，病因较多，出现并发症时死亡率较高，垂体功能减退导致激素缺乏与肝硬化关系的研究较少。

分析8例垂体功能减退症合并肝硬化患者的临床特征，探讨垂体功能减退在肝硬化发病中的可能作用。

选取2010年1月至2021年12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8例垂体功能减退症合并肝硬化患者，对其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治疗方法及随访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8例患者诊断垂体功能减退症时年龄为9~20岁，诊断肝硬化时年龄为16~24岁，中间相隔时间为3~14年。8例患者垂体功能减退症的病因为生殖细胞瘤手术（4例）、颅咽管瘤手术（2例）、鼻咽癌放疗（1例）及垂体柄阻断综合征（1例）。肝脏活检诊断为肝硬化2例，影像学诊断为肝硬化6例，诊断肝硬化前均未进行规范的激素替代治疗。乏力、纳差、外生殖器发育不良、身材矮小、反复上呼吸道感染、出血是最常见的临床表现。8例患者均有垂体-甲状腺轴、垂体-性腺轴、生长激素（GH）、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血常规、肝纤四项和影像学检查结果异常，7例患者表现为抗利尿激素及肝功能异常，6例患者表现为垂体-肾上腺轴、凝血功能和血脂异常。所有患者根据需要补充醋酸去氨加压素、甲状腺激素、氢化可的松及性激素，4例患者行GH替代治疗。随访1年后患者的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纤维蛋白原、肝纤四项较治疗前改善（P<0.05）；随访1年后患者血红蛋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谷氨酰转肽酶、直接胆红素、三酰甘油、凝血酶原时间、内源性凝血酶原时间、D-二聚体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8例垂体功能减退症患者诊断肝硬化前均有数年的激素缺乏病程，均存在甲状腺激素、性激素、GH、IGF-1、血常规、肝纤四项和影像学检查异常，乏力、纳差、外生殖器发育不良、身材矮小、反复上呼吸道感染、出血是最常见的临床表现，规范的激素替代治疗1年可使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纤维蛋白原、肝纤四项等指标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