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失眠是老年人群常见的疾病之一，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损害，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而关于老年慢性失眠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生物学机制尚不明确。

探讨老年慢性失眠患者认知功能与失眠严重程度、血清25-羟维生素D₃[25（OH）D₃]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的相关性。

选取2020年6月—2022年6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一医院诊治的老年慢性失眠患者105例为研究对象，入组前进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老年抑郁量表（GDS-15）、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测试，并根据PSQI评分将患者按照失眠严重程度进行分组，其中轻度失眠组32例、中度失眠组38例、重度失眠组35例。运用光电容积脉搏波描记法（PPG）评估患者客观睡眠质量，监测总睡眠时间、睡眠潜伏期、睡眠效率及觉醒次数；采用简易智能精神状态量表（MMSE）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运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患者血清25（OH）D₃、TNF-α水平。

重度失眠组睡眠潜伏期长于轻度失眠组和中度失眠组，觉醒次数高于轻度失眠组和中度失眠组，总睡眠时间少于轻度失眠组，睡眠效率低于轻度失眠组和中度失眠组；中度失眠组睡眠潜伏期长于轻度失眠组，睡眠效率低于轻度失眠组（P<0.05）。重度失眠组MMSE、MoCA评分均低于轻度失眠组和中度失眠组，中度失眠组MMSE、MoCA评分均低于轻度失眠组（P<0.05）。重度失眠组血清TNF-α水平高于轻度失眠组和中度失眠组，25（OH）D₃水平低于轻度失眠组和中度失眠组（P<0.05）；中度失眠组血清TNF-α水平高于轻度失眠组，25（OH）D₃水平低于轻度失眠组（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MMSE、MoCA评分与总睡眠时间、睡眠效率和25（OH）D₃水平呈正相关（P<0.05），与失眠严重程度、睡眠潜伏期、觉醒次数和TNF-α水平呈负相关（P<0.05）。

老年慢性失眠患者认知功能损害可能与失眠严重程度及血清25（OH）D₃水平降低、TNF-α水平升高有关。

2020年中国鼻咽癌新发病例6.2万例，占全世界鼻咽癌病例比例约为80%。分析鼻咽癌的发病与死亡的趋势并预测其未来20年的变化，可为鼻咽癌的防治提供一定价值的科学依据。

评估中国居民鼻咽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趋势，并探讨年龄、时期、队列对鼻咽癌发病和死亡风险的影响。

于2022年12月—2023年1月从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中提取中国鼻咽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数据，使用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1990—2019年中国鼻咽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趋势，使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来分析影响中国鼻咽癌发病和死亡风险的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使用R软件BAPC包预测中国未来20年鼻咽癌的发病率、死亡率。

1990—2019年中国居民鼻咽癌发病率整体呈上升趋势（AAPC=1.82，P<0.01），死亡率整体呈下降趋势（AAPC=-2.45，P<0.01）。鼻咽癌发病和死亡风险总体上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男性RR值为0.09~2.24、0.10~4.43，女性分别为0.13~1.84、0.12~4.44），但在55岁以后鼻咽癌发病风险有所降低（男性RR值为2.24~2.99，女性为1.84~2.33）；随年份推移，鼻咽癌发病风险增大（RR值男性为0.61~1.81、女性为0.84~1.33），女性鼻咽癌死亡风险降低（RR值为0.79~1.42），男性鼻咽癌死亡风险在2005年后有所增加（RR值为0.95~0.99）；出生越晚的人群，鼻咽癌发病和死亡风险越低（男性RR为0.57~3.47、0.12~3.49，女性为0.31~2.64、0.19~2.46）。预测结果显示，未来20年中国鼻咽癌发病率仍会上升，预测2039年男性鼻咽癌发病率为21.32/10⁵、女性为4.95/10⁵；未来20年中国鼻咽癌死亡率会下降，预测2039年男性鼻咽癌死亡率为1.88/10⁵、女性为0.53/10⁵。

1990—2019年中国居民鼻咽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死亡率呈下降趋势；鼻咽癌的发病风险方面，年龄效应和时期效应占主导地位；鼻咽癌的死亡风险方面，年龄效应占主导地位；预测未来20年中国鼻咽癌的发病率仍会上升、死亡率会下降。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潜在不适当用药（PIM）在老年肿瘤患者中普遍发生，并且相较于普通老年人，肿瘤患者PIM发生率可能更高，并且对患者预后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既往研究进行系统全面的总结分析，为后续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支持和参考。本文通过系统检索PubMed、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对肿瘤患者PIM的审查工具、PIM发生率、主要涉及的药物、影响因素，以及PIM与各种不良结局之间的关系进行总结与分析。研究表明，不同的PIM审查工具在调查老年肿瘤患者PIM发生率时存在差异，而《NCCN临床实践指南：老年肿瘤（2020.v2）》中提供的老年患者慎用的支持治疗药物列表在为肿瘤患者提供个体化药物管理方面表现出了优势。多重用药、年龄、合并症等与PIM的发生显著相关，苯二氮类药物和镇痛类药物是肿瘤患者使用较多的高风险药物。存在PIM的老年肿瘤患者可能具有较高的死亡率、药物相互作用发生率、不良事件发生率、急诊及住院再就诊率等。希望本文能够为国内进行老年肿瘤患者PIM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并为促进老年肿瘤人群安全合理用药提供支持。

我国食管癌疾病负担较重，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烟草对食管癌的发病有较大的不利影响。

了解1990—2019年我国归因于烟草的食管癌死亡情况和疾病负担趋势，为公共卫生政策和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数据参考。

本研究使用全球疾病负担（GBD）2019数据，提取其中中国1990—2019年由烟草引起的食管癌死亡的分年龄段、性别的数据。采用死亡率、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早死寿命损失年（YLLs）、伤残寿命损失年（YLDs）指标评估中国归因于烟草的食管癌的疾病负担情况。应用Joinpoint回归软件和年龄-时期-队列模型方法分析疾病负担趋势和死亡率随年龄、时期和队列的时间变化趋势，最后运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分析（BAPC）对2020—2030年中国归因于烟草的食管癌的死亡率进行预测。

1990—2019年，中国居民归因于烟草的食管癌所导致的死亡人数由7.64万例上升为12.39万例，增长了62.17%，标化死亡率由9.30/10万逐年下降至6.20/10万，下降了33.33%；DALYs由197.25万人年上升至282.26万人年，增长了43.10%，DALYs率由220.50/10万下降至134.47/10万，下降了39.02%。从性别上看，归因于烟草的食管癌的疾病负担主要由男性造成，2019年因为烟草所致的食管癌导致男性的死亡人数为11.77万例，标化死亡率为12.82/10万，女性的死亡人数为0.62万例，标化死亡率为0.63/10万。2019年，中国居民归因于烟草的食管癌死亡人数在>69~74岁年龄组达到顶峰，而DALYs在>64~69岁年龄组达到顶峰，分别是2.30万例和51.03万例。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增加，尤其是50岁以后增长迅速。Joinpoin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990—2019年中国归因于烟草的食管癌死亡率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值为-1.4%〔95%CI（-1.6%，-1.2%）〕，其中女性为-3.3%〔95%CI（-3.6%，-2.9%）〕，男性为-1.3%〔95%CI（-1.4%，-1.1%）〕；DALYs率的AAPC为-1.7%〔95%CI（-1.9%，-1.5%）〕，其中女性为-3.7%〔95%CI（-4.0%，-3.4%）〕，男性为-1.5%〔95%CI（-1.7%，-1.3%）〕。归因于烟草的食管癌的死亡率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显示净偏移值为-1.690%〔95%CI（-2.024%，-1.354%）〕。预计在2020—2030年，中国居民归因于烟草的食管癌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较稳定，下降幅度不大，其中男性的死亡率从2020年的12.64/10万下降至2030年的12.63/10万，女性的死亡率从2020年的0.6/10万下降至2030年的0.46/10万。

1990—2019年中国居民归因于烟草的食管癌所导致的死亡率、DALYs率先增长后下降，从性别上看归因于烟草的食管癌的疾病负担主要由男性造成，从年龄上看主要是中老年人造成，应对该人群给予足够的重视。预计2020—2030年归因于烟草的食管癌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较稳定，轻微下降。

微血管侵犯（MVI）是肝细胞癌（HCC）的一种侵袭性行为，是肝切除或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术前预测MVI有重要临床意义。

使用无创的影像学、血清学指标构建预测MVI的列线图，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

回顾性分析2016—2021年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HCC根治术的284例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按入院时间将2016—2020年收治的HCC患者归为模型组（208例），2021年收治的HCC患者归为验证组（76例）。进行LASSO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HCC发生MVI的独立危险因素，应用R软件建立术前预测HCC发生MVI风险的列线图模型，用Bootstrap法进行模型的内部验证，用验证组进行模型的外部验证，用一致性指数、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价列线图的区分度、校准能力和临床应用价值。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白细胞计数（WBC）>7.1×10⁹/L〔OR=3.144，95%CI（1.301，7.598），P=0.011〕、肿瘤直径>7.05 cm〔OR=3.836，95%CI（1.758，8.372），P=0.001〕、S-Index>0.097〔OR=3.165，95%CI（1.024，9.779），P=0.040〕、AAR>0.879〔OR=2.146，95%CI（1.062，4.337），P=0.030〕、ANRI>24.074〔OR=2.769，95%CI（1.175，6.526），P=0.020〕是HCC发生MVI的独立预测因素。使用该5个变量结合甲胎蛋白（AFP）建立的列线图模型一致性指数在模型组和验证组分别为0.800〔95%CI（0.739，0.861）〕、0.755〔95%CI（0.641，0.868）〕，模型与校准预测曲线贴合良好，通过Youden指数计算出列线图的最佳截断值为174分，截断值下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在模型组中分别为90%、61%、71%和85%，在验证组中分别为78%、71%、76%和74%。

以AFP>45 ng/mL、WBC>7.1×10⁹/L、肿瘤直径>7.05 cm、S-Index>0.097、AAR>0.879、ANRI>24.074构建的列线图可较好地预测术前HCC发生MVI的风险，使用该列线图可通过常规检查检验指标方便地指导HCC患者的临床治疗。

当前我国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经济和疾病负担沉重，对肝癌风险人群进行规范的筛查与健康监测管理是有效降低肝癌相关负担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基层慢性肝病患者缺乏肝癌筛查与监测必要性的认知，依从性较差，现有的筛查工具灵敏度欠佳、成本效益较低。本文从我国慢性肝病人群肝癌发生风险的评估分层、基层筛查和肝癌高危人群的加强筛查与长期监测现状等方面探讨中国人群肝癌基层筛查与健康管理策略，为我国人群肝癌筛查与早诊、早治工作的规范开展提供参考，以期提升我国基层人群肝癌筛查覆盖率及防控效果。

社区干预是临终期肿瘤患者安宁疗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临终期肿瘤患者健康管理中的作用尚有待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持。

评价社区参与安宁疗护对临终期肿瘤患者的干预效果。

于2022-05-22，采用Cochrane系统评价方法，以"社区""医疗模式""临终期肿瘤"等为检索词检索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知网、维普网，以"Community-based""Model of Palliative Care""Advanced Cancer""Quality of Life"等为检索词检索Cochrane Library、PubMed、Web of Science，以获取和社区参与安宁疗护干预效果相关的文献，研究类型设定为随机对照试验（RCT），检索时限设定为2007-01-01至2022-05-10。对符合纳入标准的RCT进行质量评价，提取有效信息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11项英文RCT（涉及患者2 356例），9项中文RCT（涉及患者1 238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常规肿瘤护理相比，社区参与的安宁疗护能够改善临终期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症状严重程度，其可提高患者的慢性病支持治疗功能评价量表得分〔MD（95%CI）=3.77（0.83，6.71），P=0.01〕、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总分〔MD（95%CI）=12.53（2.36，22.69），P=0.02〕，降低患者的癌症治疗功能评价量表总分〔MD（95%CI）=-2.61（-3.53，-1.70），P<0.01〕、埃德蒙顿量表得分〔MD（95%CI）=-2.45（-4.70，-0.20），P=0.03〕。但是否能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总体生存率存在争议，而对于入院率、住院天数/次数等经济学指标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社区参与的安宁疗护可以改善临终期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症状严重程度，但在改善抑郁、提高生存率、降低医疗成本方面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严重威胁了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尽管近年来我国的肝癌诊疗技术取得较大进步，其发病率和死亡率有逐年下降趋势，但早期诊断率低，5年生存率低，是慢性病防控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切实有效实施肝癌早筛计划、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提高根治性治疗率和生存率的重要措施。血清甲胎蛋白（AFP）联合肝脏超声是慢性肝病患者筛查肝细胞癌（HCC）的常规手段，AFP联合AFP-L3和/或异常凝血酶原可提高早期HCC的早期诊断率；钆塞酸二钠增强核磁共振或联合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可提高小肝癌的早期诊断率。随着我国分级诊疗制度的不断推进，基层医疗资源配置和卫生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成为许多癌症早期筛查的重要力量。基于此背景，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肝癌基层筛查的发展机遇、风险挑战及对未来的思考，旨在为未来的肝癌基层筛查工作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指导。

中医药已成为不能手术、放疗、化疗或化疗后疾病进展的晚期食管癌患者的重要选择，本研究旨在探讨丁香管食通含化丸单用及联合附桂管食通颗粒的应用效果，以期提高晚期食管癌患者生活质量，为食管癌的中医治疗提供疗效确切的方案。

评价丁香管食通含化丸单用及联合附桂管食通颗粒对食管癌患者治疗6周后生存率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选取2020年1月—2021年4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林州市中医院、郏县中医院等9个中心收治的晚期食管癌患者109例为研究对象。利用区组随机法将晚期食管癌患者分为三组：对照组、试验1组、试验2组，各40例。对照组给予当归补血汤合桂枝人参汤颗粒；试验1组给予丁香管食通含化丸联合附桂管食通颗粒；试验2组给予丁香管食通含化丸，疗程6周。比较三组患者治疗6周后的生存率及治疗前后生活质量（QOL）评分、体力状况（KPS）评分、中医证候积分（吞咽困难、胸骨后疼痛、呕吐黏液、食欲减退、神疲乏力），并进行安全性评价。

治疗6周后，对照组生存率为72.7%，试验1组生存率为88.6%，试验2组生存率为86.8%，三组患者治疗6周后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4.036，P=0.133）。组别和时间对QOL评分、KPS评分、中医证候积分不存在交互作用（P_交互>0.05），组别在QOL评分、KPS评分、中医证候积分上主效应不显著（P_组间>0.05），时间在QOL评分、KPS评分、中医证候积分上主效应显著（P_时间<0.05）。组别和时间对呕吐黏液评分存在交互作用（P_交互<0.05）；且治疗6周后试验2组患者食欲减退、呕吐黏液评分均低于试验1组（P<0.05）。三组患者不良事件包括腹泻、发热、口干、咽痛、不能进食、肺部感染等，均无严重相关并发症；三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063，P=0.969）。

三种治疗方案均可缓解晚期食管癌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且单用丁香管食通含化丸对食欲减退、呕吐黏液的疗效优于当归补血汤合桂枝人参汤颗粒及丁香管食通含化丸联合附桂管食通颗粒。

食管癌病因复杂，愈后较差，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中西医结合的个体化治疗具有一定的优势。

观察消痰化瘀通噎颗粒配合通道开结丸联合CF方案（氟尿嘧啶+顺铂）治疗Ⅲ~Ⅳ期痰瘀互结型食管鳞癌的临床疗效。

选取2020年2月—2021年2月在河南省中医院、安阳市肿瘤医院及河南省肿瘤医院诊治的Ⅲ~Ⅳ期辨证为痰瘀互结型食管鳞癌患者99例为研究对象。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治疗Ⅰ组、治疗Ⅱ组，每组均为33例。对照组给予CF方案治疗，治疗Ⅰ组给予消痰化瘀通噎颗粒联合CF方案，治疗Ⅱ组给予消痰化瘀通噎颗粒配合通道开结丸联合CF方案，21 d为1个疗程，共4个疗程。观察三组患者在中医症候积分、生活质量评分、功能状态（KPS）评分、病灶缓解率、癌胚抗原（CEA）、鳞状细胞癌抗原（SCC）及毒副作用方面的差异性。

三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肿瘤分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相比，三组患者治疗后胸骨后疼痛、恶心呕吐、咯吐黏液、呕吐物评分及总积分均降低，对照组和治疗Ⅱ组吞咽困难、食少、大便干燥评分均降低（P<0.05）；与治疗前相比，三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均升高，KPS评分均升高，CEA、SCC水平均降低（P<0.05）。治疗后，治疗Ⅱ组吞咽困难、胸骨后疼痛、恶心呕吐、呕吐物、食少、大便干燥评分及总积分低于对照组和治疗Ⅰ组，咯吐黏液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治疗组生活质量评分、KPS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治疗Ⅱ组患者KPS评分高于治疗Ⅰ组，治疗Ⅱ组CEA、SCC水平低于治疗Ⅰ组与对照组（P<0.05）。三组患者治疗后病灶缓解率、各项毒副作用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消痰化瘀通噎颗粒配合通道开结丸联合CF方案治疗Ⅲ~Ⅳ期痰瘀互结型食管鳞癌能改善患者临床症状，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提升患者生存质量。

围术期急性缺血性卒中（POAIS）是外科手术的严重并发症，可增加手术死亡率、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其发病机制复杂，尤其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缺乏相关研究。

探讨NSCLC患者发生POAIS的影响因素及血清尿酸（SUA）对NSCLC患者发生POAIS的预测价值。

收集2014年7月—2022年4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行肺部切除手术发生POAIS的25例NSCLC患者作为病例组，按年龄、性别进行匹配后随机选取126例未发生POAIS的NSCLC患者作为对照组。收集所有患者术前基线数据、术中数据及术后病理相关数据。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NSCLC患者发生POAIS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SUA对NSCLC患者发生POAIS的预测价值。

151例患者平均年龄（64±7）岁，男性占57.62%（87/15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UA是NSCLC患者发生POAIS的影响因素〔OR=0.990，95%CI（0.982，0.998），P=0.019〕。ROC曲线结果显示，SUA预测NSCLC患者发生POAIS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64，最佳临界值为307.40 μmol/L，灵敏度58.7%，特异度76.0%。

SUA水平是NSCLC患者出现POAIS的独立预测因素。基线更高的SUA水平可能预示着更低的POAIS发生风险。

根治性同步放化疗后行巩固化疗能否改善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预后存在较大争议。临床中缺乏能够稳定、准确判断食管癌患者生存的营养风险筛查工具。

探讨巩固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同步放化疗的局部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预后的影响。

选取2013年1月—2018年12月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疗科行根治性同步放化疗的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223例为研究对象，依据患者采用的放化疗方案，将患者分为单纯同步放化疗组（87例）和联合巩固化疗组（136例）。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一般资料、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肿瘤部位、肿瘤长度、TNM分期、放疗剂量、照射方式、化疗方案等。应用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 2002）对患者放化疗前营养状况进行评分。患者同步放化疗结束1个月内进行疗效评价，包括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疾病稳定（SD）及疾病进展（PD）。患者通过电话（本院随访中心完成）及门诊复查进行随访，收集患者的总生存期（OS）、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期（LRRFS）及无远转生存期（DMFS）情况，随访截至2022-09-30。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患者OS、LRRFS、DMFS的生存曲线，生存曲线的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探讨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

单纯同步放化疗组和联合巩固化疗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总生存率、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率、无远转生存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1.942、0.743、1.272，P=0.163、0.389、0.259）。治疗前NRS 2002评分<3分患者172例，NRS 2002评分≥3分患者51例，两组总生存率、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率、无远转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585、4.858、7.814，P=0.010、0.028、0.005）。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NM分期、NRS 2002评分为患者OS、DMFS的影响因素（P<0.05），照射方式为患者LRRFS、DMFS的影响因素（P<0.05），临床疗效为患者OS、LRRFS、DMFS的影响因素（P<0.05）。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TNM分期Ⅱ期及临床疗效CR的患者中，联合巩固化疗组（74例、33例）总生存率高于单纯同步放化疗组（43例、28例）（χ²=4.811、3.932，P=0.028、0.047）。

巩固化疗并未改善临床Ⅱ~Ⅲ期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根治性同步放化疗后的预后生存，但对于临床分期偏早、病变缓解良好、营养状况良好的患者，巩固化疗可能带来一定的生存获益。NRS 2002作为营养风险筛查工具对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放化疗后的长期生存有显著的预测价值。

以表皮生长因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为代表的靶向治疗显著延长了EGFR突变患者的生存期，且不良反应相对较轻，已成为晚期驱动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以基因检测的方式动态监测NSCLC患者治疗进展及进展后的基因突变规律，将有助于为患者提供更切实有效、更长期稳定的个体化靶向治疗指导。

比较NSCLC疾病进展前后的基因突变特征差异，分析动态监测肺癌患者基因规律及其预后意义。

本研究收集2007—2021年于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及肺癌中心门诊或住院进行基因检测的NSCLC患者数据，建立肺癌基因检测数据库，记录患者进展前后基因检测的数目和结果。根据基因清除情况分为基因清除型组与非基因清除型组，比较两组的基线特征、生存情况。

筛选入组并成功随访至临床终点患者共217例。进展前后组织样本总基因突变分布，野生型由70例（32.3%）变化为95例（43.8%），突变型由147例（67.7%）到122例（56.2%），19DEL突变由64例（29.5%）到67例（19.8%），21 L858R突变由74例（34.1%）到64例（24.0%），T790M突变由2例（0.9%）到45例（20.7%），TP53等少见突变或合并少见突变由20例（9.2%）到84例（38.7%）。217例NSCLC患者基因清除型67例，非基因清除型150例。基因清除型组与非基因清除型组患者除肺病史（P=0.032）及靶向治疗史（P=0.001）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基因清除型组与非基因清除型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分别为9.8个月和11.8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0.89，95%CI（0.66，1.20），P=0.310〕。134例晚期患者基因清除型与非基因清除型中位PFS分别为8.1个月和9.8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0.83，95%CI（0.58，1.19），P=0.359〕。基因清除型组与非基因清除型组中位总生存期（OS）分别为50.5个月和28.5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R=0.56，95%CI（0.41，0.78），P<0.000 1〕。134例晚期NSCLC患者基因清除型与非基因清除型中位OS分别为45.5个月和24.9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R=0.55，95%CI（0.37，0.81），P=0.000 2〕。

NSCLC患者疾病进展前后基因突变状态是动态变化的，肺癌进展后患者野生型较突变型显著上升，且经典突变比例下降；伴随突变比例上升。19DEL突变患者进展后出现T790M比例更高。监测基因清除对PFS的预测能力不足，但基因清除型可能预示更长的OS获益。动态监测基因状态的变化有助于及时指导治疗，以达到最佳临床获益。

淋巴结转移是影响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对于术中淋巴结清扫的范围目前国内外仍存在争议。

探索临床肝内胆管细胞癌根治术中淋巴结清扫现状。

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2017—2022年在浙江省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152例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对目前临床进行肝内胆管细胞癌根治术时淋巴结清扫情况，包括是否行淋巴结清扫、淋巴结清扫范围及主要阳性淋巴结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根据肿瘤在肝脏的位置分为左肝和右肝。

152例患者中，83例患者肿瘤位于左肝，69例位于右肝。共86例患者接受淋巴结清扫术，左肝肿瘤患者接受淋巴结清扫比例〔61例（73.5%）〕高于右肝肿瘤患者〔25例（36.2%）〕（P<0.05）；平均清扫淋巴结数目为（7.6±6.1）枚，左肝肿瘤患者〔7.0（4.0，10.5）枚〕和右肝肿瘤患者〔5.0（1.5，9.5）枚〕清扫淋巴结数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86例接受淋巴结清扫的患者中，有39例（45.3%）病理学结果显示淋巴结转移（淋巴结阳性），左肝肿瘤患者淋巴结阳性率〔34例（55.7%）〕高于右肝肿瘤患者〔5例（20.0%）〕（P<0.05）；不论肿瘤位于左肝还是右肝，常规区域内清扫的阳性淋巴结中占比较高的均为第8、12、13组，其中排名第1位的为第12组，左肝肿瘤患者和右肝肿瘤患者分别为79.4%（27/34）和80.0%（4/5）。

不论肿瘤位于左肝还是右肝，第8、12、13组淋巴结是阳性率较高的淋巴结，术中可能需要常规进行清扫。

肾细胞癌因起病隐匿，缺乏早期典型的临床表现，多数患者确诊时已经发生转移或已到晚期，根治性肾细胞癌切除术疗效较差。近年来，随着靶向治疗在肿瘤治疗中广泛应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术后复发率和死亡率，但由于存在一定的不良反应及并发症，因而临床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缺乏循证依据。

系统评价程序性死亡因子1（PD-1）/程序性死亡因子1配体（PD-L1）抑制剂治疗肾细胞癌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及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ochrane Library、Clinical Trials英文数据库和手动检索以收集PD-1/PD-L1抑制剂治疗肾细胞癌的随机对照试验，试验组为接受PD-1/PD-L1抑制剂治疗，对照组为接受常规治疗或安慰剂。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2-09-30。由2位研究员独立提取和整理资料，依据Cochrane 5.3手册标准对纳入文献的质量进行评价，应用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

最终纳入11篇文献，研究对象7 895例，试验组3 936例，对照组3 959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总生存期（OS）、无进展生存期（PFS）优于对照组〔HR=0.87，95%CI（0.84，0.90），P<0.000 01；HR=0.85，95%CI（0.78，0.92），P<0.000 1〕；试验组客观缓解率（ORR）、部分缓解率（PR）、完全缓解率（CR）、基本控制率（DCR）高于对照组〔RR=1.72，95%CI（1.39，2.12），P<0.000 01；RR=1.56，95%CI（1.20，2.01），P=0.000 7；RR=3.05，95%CI（2.39，3.09），P<0.000 01；RR=1.12，95%CI（1.05，1.20），P=0.000 5〕；试验组疾病稳定率（SD）低于对照组〔RR=0.66，95%CI（0.62，0.72），P<0.000 01〕。试验组和对照组疾病进展率（PD）、总不良反应发生率（AEs）、Ⅰ~Ⅱ级不良反应发生率、Ⅲ~Ⅴ级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0.73，95%CI（0.53，0.99），P=0.05；RR=1.01，95%CI（0.89，1.04），P=0.60；RR=1.02，95%CI（0.88，1.17），P=0.82；RR=1.02，95%CI（0.88，1.19），P=0.80〕。Egger's检验结果均为P>0.05，表明各研究间发表偏倚不显著。

PD-1/PD-L1抑制剂治疗肾细胞癌可显著改善和提高患者的OS、PFS、ORR、PR、CR和DCR，其安全性较好，未增加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从而证实PD-1/PD-L1抑制剂治疗肾细胞癌在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方面有一定的优越性。

食管癌是具有侵袭性的胃肠道癌症之一，晚期食管癌主要与吞咽困难有关。对于重度梗阻的老年食管癌患者，因其多合并基础性疾病，不能耐受麻醉及有创治疗，而短期内吞咽困难无法改善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营养状况、生活质量及预后。

探索局部麻醉下图像引导的光动力治疗（IGPDT）短期改善老年重度梗阻食管癌患者梗阻及营养状况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本研究为前瞻性、单臂、自身对照研究，选取2020年3月—2021年12月在河北省人民医院进行IGPDT的24例老年重度梗阻食管癌患者。治疗前通过内镜确定病变上界并用金属组织夹标记，通过CT三维重建及造影确定病变下界，激光治疗光纤在X线透视引导下送达病变部位进行治疗。术前及术后1周、1个月评估患者Stooler吞咽困难评分。术前及术后2个月通过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 2002）评分、血红蛋白、BMI、白蛋白、前白蛋白变化评估患者营养状态，采用吞咽生活质量量表（SWAL-QOL）评价患者生存质量。

患者术后1个月疗效评价均达部分缓解（PR）。患者术后1周、1个月Stooler吞咽困难评分均较术前降低（P<0.001）。患者术后2个月BMI、白蛋白、前白蛋白水平较术前升高（P<0.05）。患者术后2个月SWAL-QOL心理负担、食欲、进食时间、进食恐惧、吞咽症状的评分及总分均较术前升高（P<0.05）。92%（22/24）的患者出现1~2级的轻度发热，多数患者可自行缓解；83%（20/24）的患者食管治疗部位在术后1~2 d出现1~2级疼痛但可自行缓解。治疗过程中所有患者未发生食管瘘，也未发生3级及以上的严重不良反应。

IGPDT操作简便，安全性好，可短期内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作为内镜无法通过的重度梗阻性老年食管癌患者光动力治疗的新方法。

颈胸上段食管鳞癌发病率相对较低，治疗难度较大，治疗模式存在争议，缺乏便捷、准确判断预后的生物标志物，总体预后欠佳。

探讨根治性同步放化疗模式下颈胸上段食管鳞癌患者的长期预后及其影响因素。

选取2013年1月—2017年12月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疗科行根治性同步放化疗的颈胸上段食管鳞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一般资料、美国东部协作肿瘤组（ECOG）评分、肿瘤部位、肿瘤长度、TNM分期、放疗剂量、照射方式、化疗方案、毒副作用等，计算衍生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例（dNLR）。依据患者dNLR，将患者分为dNLR<2.15组（64例）和dNLR≥2.15组（42例）。对患者进行随访，放疗1年内每3个月复查1次，2~5年内每半年复查1次，5年后每1年复查1次，计算患者总生存期（OS）、无进展生存期（PFS）、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期（LRRFS）、无远转生存期（DMFS）。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患者OS、LRRFS、DMFS的生存曲线，OS、PFS、LRRFS、DMFS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多因素Cox风险回归分析探讨患者OS、PFS、LRRFS、DMFS的影响因素。

截至末次随访，患者3、5、7年总生存率分别为55.7%、43.0%、37.8%，中位OS为47.5〔95%CI（29.4，65.6）〕个月；3、5、7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45.3%、37.7%、31.1%，中位PFS为30.7〔95%CI（21.1，40.3）〕个月；3、5、7年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率50.9%、41.4%、33.5%，中位LRRFS为43.5〔95%CI（21.6，65.4）〕个月；3、5、7年无远转生存率49.1%、38.6%、34.4%，中位DMFS 34.7〔95%CI（20.7，48.7）〕个月。多因素Cox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NM分期、照射方式为患者OS、PFS、LRRFS及DMFS的影响因素（P<0.05），性别为LRRFS的影响因素（P<0.05），dNLR为PFS及DMFS的影响因素（P<0.05）。患者发生≥2级急性放射性肺炎、放射性食管炎、白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者分别为10例、25例、32例、9例、11例。

颈胸上段食管鳞癌患者行根治性同步放化疗长期预后较为满意，且耐受良好。局部复发为主要失败模式，选择性淋巴引流区照射显著改善患者预后，可予以临床推广，dNLR对患者长期生存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近年来乳腺癌已成为威胁中国女性健康的第一大恶性肿瘤，他莫昔芬（TAM）的使用成功地减少了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的复发和进展，但同时也增加子宫内膜病变的风险。

探索服用TAM的乳腺癌患者子宫内膜病变的高危因素，确定子宫内膜厚度预测该类患者子宫内膜病变的最佳界值，提高宫腔镜手术的阳性检出率。

回顾性选取2015年1月—2022年1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收治的接受宫腔镜下内膜活检的服用TAM（20 mg/d）的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患者分为宫腔镜内膜活检阴性组（正常子宫内膜）和宫腔镜内膜活检阳性组（即子宫内膜病变，包括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增生不伴不典型、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及子宫内膜癌）。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BMI、高血压史、糖尿病史、分娩次数、是否绝经、是否存在异常子宫出血/绝经后出血（AUB/PMB）、是否化疗、TAM用药时间、是否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子宫内膜厚度、宫腔占位回声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服用TAM的乳腺癌患者子宫内膜病变的危险因素。绘制子宫内膜厚度预测宫腔镜检出子宫内膜病变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及其95%CI，确定最佳截断值。

宫腔镜内膜活检阳性组患者AUB/PMB、TAM用药时间≥24个月、宫腔内高回声占位比例及子宫内膜厚度高于宫腔镜内膜活检阴性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UB/PMB〔OR=7.731，95%CI（1.949，30.699），P=0.004〕、子宫内膜厚度增加〔OR=1.223，95%CI（1.091，1.371），P=0.001〕、宫腔内高回声占位〔OR=13.383，95%CI（2.751，65.103），P=0.001〕是服用TAM的乳腺癌患者宫腔镜检出子宫内膜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子宫内膜厚度预测服用TAM的乳腺癌患者宫腔镜检出子宫内膜病变的AUC为0.753〔95%CI（0.638，0.868），P<0.001〕，约登指数为0.54，最佳截断值为9.15 mm，灵敏度为0.755，特异度为0.786。

当服用TAM的乳腺癌患者存在AUB/PMB、超声提示子宫内膜厚度≥9.15 mm、宫腔内存在高回声占位时发生子宫内膜病变的风险增高，应积极考虑宫腔镜检查及内膜活检。

食管癌淋巴结转移状态影响患者的手术方案和预后情况，需要寻找能够预测食管癌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从而协助临床诊疗。

探讨肿瘤出芽（TB）、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预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价值。

选择2013年1月—2022年3月于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行食管癌根治切除并留存石蜡标本的124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光镜和细胞角蛋白（CK）5/6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评估患者癌组织中TB分级及TILs密度，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影响因素，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探讨TB和TILs对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预测价值。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B〔OR=20.078，95%CI（6.043，66.713），P<0.001〕）、TILs〔OR=0.218，95%CI（0.071，0.666），P=0.008〕、脉管内癌栓〔OR=28.609，95%CI（7.512，108.946），P<0.001〕是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影响因素。TB分级预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35〔95%CI（0.763，0.907）〕，TILs密度预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AUC为0.656〔95%CI（0.558，0.753）〕。

TB、TILs为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影响因素，TB分级与TILs密度对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淋巴结转移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肝癌大范围肝切除术手术风险高，围术期营养状况对术后恢复极为重要，然而目前鲜有术后骨骼肌减少（PLSMM）预测术后并发症及预后的研究。

明确肝癌大范围肝切除术后患者骨骼肌指数（SMI）变化，并探讨术后PLSMM发生的危险因素以及其与术后并发症的相关性。

选取2018年7月—2022年8月因肝癌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科接受大范围肝切除术的患者97例，通过CT影像测量术前和术后第5天第三腰椎水平的骨骼肌面积。计算术后SMI变化率，PLSMM定义为SMI变化率的最低三分位数，并以此将患者分为PLSMM组和Non-PLSMM组。收集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手术相关指标及术后指标等并进行对比分析。

共54例患者术后出现SMI降低；PLSMM组32例（SMI≤-3.59%），Non-PLSMM组65例（SMI>-3.59%）。PLSMM组手术时间长于Non-PLSMM组，手术失血量多于Non-PLSMM组，微血管侵犯（MVI）发生率高于Non-PLSMM组（P<0.05）。PLSMM组术后住院时间长于Non-PLSMM组，术后第5天白细胞计数（WBC）和国际标准化比值（INR）高于Non-PLSMM组，术后第5天纤维蛋白原（FIB）水平低于Non-PLSMM组，总体并发症发生率高于Non-PLSMM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VI〔OR=2.751，95%CI（1.173，6.642）〕及手术时间>210 min〔OR=1.973，95%CI（1.286，4.936）〕是肝癌大范围肝切除术后患者发生PLSMM的危险因素（P<0.05）；并且PLSMM〔OR=2.591，95%CI（1.173，6.977）〕、术前肌少症〔OR=1.798，95%CI（1.133，3.792）〕、手术时间>210 min〔OR=2.958，95%CI（0.918，9.529）〕和失血量>500 mL〔OR=1.003，95%CI（1.001，1.007）〕是肝癌大范围肝切除术后患者发生并发症的危险因素（P<0.05）。

MVI和手术时间>210 min是肝癌大范围肝切除术后PLSMM发生的危险因素，同时PLSMM是术后并发症的独立预测因子，其对预后发挥负向影响作用。

乳腺癌是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内分泌治疗可降低体内雌激素水平，进而影响患者的血脂水平，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

分析真实世界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期高脂血症的临床特征及中药处方用药规律。

基于回顾性研究的方法，选择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2012年1月—2022年3月接受内分泌治疗的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238例为研究对象。通过科研大数据搜索平台导出数据，包括患者的年龄、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内分泌治疗药物、中药处方等，建立患者临床资料数据表。根据内分泌治疗期血脂水平将基线血脂正常的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分为血脂正常组和血脂异常组，同时将血脂异常中高脂血症分为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和混合型高脂血症。使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方剂分析"对导出的处方进行频次、四气、五味、归经、用药规律的分析，通过"新方分析"获取新处方。

238例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中基线血脂正常的患者97例（40.8%），其中42例（回访205人次）患者在行规范化内分泌治疗过程中出现血脂异常；血脂异常患者中51~60岁年龄段发病人次占比最多，为37.6%（77/205）；血脂异常患者接受依西美坦治疗占比最高，为42.0%（86/205）。42例（回访205人次）基线血脂正常的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中107人次内分泌治疗期出现血脂异常，其中99人次出现高脂血症，以高胆固醇血症最多见49.5%人次（49/99）；三种高脂血症患者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种高脂血症患者内分泌治疗药物种类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医临床治疗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期高脂血症中药处方总计为189种中药，用药频次最高的为甘草（408次）；使用频率最高的为补气药（22.6%）；大数据平台收集的中药归经主要分布在脾、肺、肝经等，药性主要为寒、平、温，药味主要为甘、苦、辛；"黄芪-甘草"组合频次最高；通过复杂系统熵聚类的分析，得到6个核心药物组合及3个新处方。

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期高脂血症的高发年龄为51~60岁，以高胆固醇血症最为多见。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期高脂血症的病位在脾，用药主要为健脾祛湿、益气和中之品。

卵巢黏液性肿瘤（MOT）根据病理结果可分为良性肿瘤如黏液性囊腺瘤（MCA）、交界性肿瘤如黏液性交界性肿瘤（MBT）及恶性肿瘤如黏液性癌（MC），最终确诊需依靠手术病理检查，术前鉴别诊断较为困难，提高术前诊断效能对于医生的诊断及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尤为重要。

探讨MOT恶变的高危因素，评估B超联合肿瘤标志物对MOT恶变的预测价值。

选取2010—2020年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手术治疗的414例MOT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术后病理分为三组：MCA组（305例）、MBT组（79例）和MC组（30例）。收集患者的年龄、临床症状、B超表现（卵巢肿瘤大小、性质、是否有乳头、是否可探及血流信号、是否为多房肿瘤）及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25（CA125）、糖类抗原199（CA199）、糖类抗原724（CA724）〕和D-二聚体水平。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MOT恶变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B超联合肿瘤标志物对MOT恶变的预测价值，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及其95%CI。

三组患者B超表现及血清学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卵巢肿瘤最大径≥10 cm〔OR=1.947，95%CI（1.066，3.556），P=0.030〕，肿瘤内有实性成分〔OR=9.862，95%CI（4.465，21.782），P<0.001〕、乳头〔OR=2.320，95%CI（1.100，4.893），P=0.027〕、血流信号〔OR=2.289，95%CI（1.104，4.747），P=0.026〕，肿瘤表现为多房〔OR=5.722，95%CI（3.034，10.789），P<0.001〕及CA125≥35.0 U/mL〔OR=4.307，95%CI（1.963，9.452），P<0.001〕、CA199≥39.0 U/mL〔OR=2.227，95%CI（1.030，4.816），P=0.042〕是MOT恶变的独立危险因素。B超联合肿瘤标志物预测MOT恶变的AUC为0.868〔95%CI（0.825，0.912），P<0.001〕，最佳截断值为0.354，灵敏度为72.5%，特异度为90.8%。

当卵巢肿瘤最大径≥10 cm，B超提示肿瘤内有实性成分、乳头、血流信号，肿瘤表现为多房及患者CA125≥35.0 U/mL、CA199≥39.0 U/mL时，需警惕MOT恶变的可能；B超联合肿瘤标志物对MOT恶变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国内关于癌症晚期患者代理决策者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CP）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较为碎片化且针对性不强，缺乏对其影响因素的系统化分析。

系统评价癌症晚期患者代理决策者ACP参与度的影响因素，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本研究为混合方法系统评价。于2022年4月，通过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获取癌症晚期患者代理决策者ACP参与度影响因素相关的研究。检索时限为各数据库建库至2022-07-01。对纳入的研究进行文献质量评价并提取资料后，采用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BI）混合系统评价指南推荐的方法，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分别提取数据后进行整合，归纳主题，得到最终代理决策者ACP参与度的影响因素。

经文献筛选及文献质量评价后共纳入11篇文献，5篇为质性研究，6篇为横断面研究。整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分析结果后，最终形成个人因素、外部支持、信息获取、疾病状况4类整合结果，共提取宗教信仰与宗族文化、社会网络、ACP了解度、疾病发展预期等22个影响因素。

癌症晚期患者代理决策者ACP参与度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公众认知、沟通交流、政策法规及代理决策者的个人特征会影响其ACP的参与度。因此，应当通过加强相关宣教提高公众认知，建立患者-代理决策者-医疗卫生保健提供者的有效沟通机制，健全相关政策与法规保障，对可变因素加强引导及干预。

如何针对晚期化疗患者实施有效、合理地需求支持和综合服务是目前值得社区卫生服务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市居民恶性肿瘤的死亡率已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的第2位死因，当前对晚期肿瘤化疗患者的关注度也逐渐上升。因此本研究试图了解上海市此类患者对基层医疗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

了解上海市化疗期间的部分晚期肿瘤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情况以及影响因素，并探讨如何针对此类患者的需求开展社区干预及服务工作。

选取2021年12月—2022年3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吴淞医院、宝山区中西结合医院定期就诊或住院的晚期肿瘤化疗患者为研究对象。基于相关问卷、政府相关规范和访谈结果，形成《上海市部分社区晚期肿瘤化疗患者社区服务需求调查问卷》终版，共计3个需求维度（心理精神、医疗照护、社会支持），38项需求项目，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人口社会学资料（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医疗费用来源、家庭可支配月收入、是否参加病友群）、肿瘤诊断情况（诊断疾病、诊断时间、疼痛评分、合并其他疾病）〕，6项心理精神需求项目，24项医疗照护需求项目，8项社会支持需求项目，采用3级评分法：1分为不需要，2分为需要，3分为很需要，得分越高，患者需求程度越高，根据各个需求项目的平均分进行需求程度排序。并采用单因素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肿瘤晚期化疗患者社区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

按照各个需求维度的平均分排序依次为心理精神需求（2.31分）、医疗照护需求（2.27分）和社会支持需求（2.18分）。所有需求项目中平均分排名前5位的是"化疗前血常规、肝肾功能等生化检查准备"（2.48分），"对化疗知识的科普"（2.47分），"化疗间期内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置管的护理"（2.45分），"化疗后骨髓抑制的处理"（2.43分），"提供疾病治疗、检查康复等的最新信息"（2.42分），主要集中在医疗照护需求维度。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家庭可支配月收入是晚期肿瘤化疗患者心理精神需求的影响因素（P<0.05）；年龄、医疗费用是晚期肿瘤化疗患者医疗照护需求的影响因素（P<0.05）；年龄和是否加入病友群是晚期肿瘤化疗患者社会支持需求的影响因素（P<0.05）。

晚期肿瘤化疗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存在特定的需求，心理精神、医疗照护、社会支持等在晚期肿瘤化疗患者中表现出不同的需求程度，这些需求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相关医疗服务提供参考依据。未来可以试点新增需求水平较高的服务项目，对晚期肿瘤化疗患者进行心理精神、医疗照护等社区干预，并随访其生存质量情况。

食管癌患者常发生营养不良，国内外研究显示，营养不良严重影响患者的恢复。目前居家期间接受家庭肠内营养（HEN）的患者越来越多，但HEN对食管癌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并不明确。

通过Meta分析评价HEN对食管癌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计算机检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Web of Science、CINAHL、Scopus、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知网、维普网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搜集有关食管癌患者接受HEN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限从建库至2021年12月。试验组患者接受HEN支持〔肠内管饲（ETF）和口服营养补充（ONS）均可〕，对照组仅接受常规口服饮食。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采用Cochrane协作网推荐的RoB 2.0工具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4.1软件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14篇文献，包括1 040例食管癌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体质量增长值、BMI增长值、血红蛋白增长值、血清总蛋白增长值、血清前白蛋白增长值、血清转铁蛋白增长值均高于对照组〔SMD=0.63，95%CI（0.40，0.85），P<0.000 01；SMD=0.60，95%CI（0.44，0.76），P<0.000 01；SMD=1.58，95%CI（1.37，1.79），P<0.000 01；SMD=1.19，95%CI（0.79，1.58），P<0.000 01；SMD=0.97，95%CI（0.79，1.14），P<0.000 01；SMD=1.12，95%CI（0.45，1.79），P=0.001〕。在ETF亚组和ONS亚组分析中，试验组血清白蛋白增长值均高于对照组〔SMD=1.25，95%CI（0.82，1.68），P<0.000 01；SMD=0.61，95%CI（0.26，0.97），P<0.000 01〕。试验组营养不良发生率低于对照组〔OR=0.47，95%CI（0.33，0.67），P<0.000 1〕。两组胃肠道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1.33，95%CI（1.00，1.77），P=0.05〕。试验组和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D=4.97，95%CI（0.06，9.87），P=0.05〕；试验组躯体功能评分高于对照组〔MD=6.67，95%CI（2.86，10.48），P=0.000 6〕，疲劳症状评分低于对照组〔MD=-7.31，95%CI（-11.85，-2.77），P=0.002〕。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合并结果稳定可靠。

HEN能够改善食管癌术后出院患者的营养状况和躯体功能，并减轻患者的疲劳症状，且并未增加胃肠道并发症的发生率，但暂未发现能够改善患者总体生活质量。

食物成分可产生多种生物活性物质，维持人体内低度炎症状态，并参与肿瘤微环境形成。膳食炎症指数（DII）是量化膳食炎症潜力的新指标，高水平DII与结直肠癌发生密切相关，但与上消化道肿瘤（UGIC）的关系尚不明确。

评估DII与UGIC发生风险的关系，为膳食指导提供科学依据。

系统检索英文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ochrane Library和中文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知网、维普网，检索日期为建库至2022-10-10。由2位研究者分别独立提取文献数据，并进行文献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4.1软件进行Meta分析，并进行亚组分析。

本研究共纳入11篇病例对照研究，包括9 051名研究对象。Meta分析结果显示，高水平DII增加UGIC发生风险〔OR=1.81，95%CI（1.65，1.97），P<0.05〕。高水平DII增加食管癌、胃癌发生风险〔OR=2.20，95%CI（1.69，2.86）；OR=1.79，95%CI（1.44，2.24），P<0.0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欧洲人群高水平DII增加131% UGIC发生风险〔OR=2.31，95%CI（1.78，3.00），P<0.05〕，亚洲人群高水平DII增加98% UGIC发生风险〔OR=1.98，95%CI（1.55，2.53），P<0.05〕；女性高水平DII增加161% UGIC发生风险〔OR=2.61，95%CI（1.79，3.79），P<0.05〕；幽门螺杆菌（Hp）阴性人群高水平DII增加47% UGIC发生风险〔OR=1.47，95%CI（1.08，1.99），P<0.05〕，Hp阳性人群高水平DII增加90% UGIC发生风险〔OR=1.90，95%CI（1.33，2.71），P<0.05〕；采用面试官管理的人群高水平DII增加195% UGIC发生风险〔OR=2.95，95%CI（1.96，4.43），P<0.05〕，采用自我管理食物频率问卷（FFQ）的人群高水平DII增加68% UGIC发生风险〔OR=1.68，95%CI（1.53，1.85），P<0.05〕；DII成分数量>30个人群高水平DII增加101% UGIC发生风险〔OR=2.01，95%CI（1.57，2.57），P<0.05〕；DII成分数量<30个人群高水平DII增加125% UGIC发生风险〔OR=2.25，95%CI（1.58，3.22），P<0.05〕；总能量摄入调整的人群高水平DII增加123% UGIC发生风险〔OR=2.23，95%CI（1.85，2.68），P<0.05〕，未进行总能量摄入调整人群高水平DII增加70% UGIC发生风险〔OR=1.70，95%CI（1.53，1.88），P<0.05〕。纳入文献漏斗图不对称，存在发表偏倚。

高水平DII代表的促炎饮食可能会增加UGIC的患病风险，尤其在食管癌及女性群体中更明显。

癌症恶病质是与癌症相关的、多因素导致的、不可逆的、以进行性营养消耗为特点的临床综合征，降低了癌症患者生存预期和生活质量。2010年，欧洲姑息治疗研究协作组发布了《晚期癌症恶液质指南》，基于临床证据对晚期癌症患者恶液质进行分类和提供治疗建议，但该指南主要适用于可能出现难治性恶液质的晚期癌症患者。基于不断更新的研究证据，2021年4月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发布了《成人癌症恶病质：ESMO临床实践指南》，该指南关注所有可能发生恶病质的癌症患者，从恶病质的筛查、评估和多模式管理等内容提出建议，为临床癌症恶病质的管理提供了清晰的结构框架。本文对该指南进行解读，总结该指南要点，以期为我国临床癌症恶病质管理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生命质量量表的最小临床重要性差值（MCID）是解释和定义量表评分变化的重要参数，可促进生命质量量表作为治疗及干预效果评价工具在临床上的应用。MCID可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关于癌症治疗功能评价系统-共性模块量表（FACT-G）MCID的研究较少。

采用多种方法制订宫颈癌前病变患者FACT-G MCID，并分析患者社会人口学特征对FACT-G MCID的影响，为临床医生判断干预措施的临床有效性提供量化依据。

纳入2020年10月至2021年11月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宫颈癌前病变相关手术治疗的66例宫颈癌前病变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社会人口学及疾病相关信息，并采用FACT-G对患者术前及术后1个月生命质量进行评估。利用锚定法和分布法制订MCID。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FACT-G MCID的影响因素。

选择总体变化自评问卷（GRCQ）、36条目简明健康测量量表（SF-36量表）第10条目、五水平欧洲五维度健康量表（EQ-5D-5L）的效用值（UI）、视觉模拟尺度（EQ-VAS）四种锚，锚定法制订的FACT-G总分的MCID为7.048~12.932，分布法制订的FACT-G总分的MCID为3.696~10.243，锚定法和分布法制订的MCID不一致。以GRCQ为锚制订的MCID为例，筛选出术后轻微改善患者34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单身（β=15.264，P<0.001）、肥胖（β=-4.830，P=0.038）、基线FACT-G总分>89.5分（β=-7.600，P=0.001）是宫颈癌前病变患者FACT-G总分MCID的影响因素。

不同计算方法制订的FACT-G MCID不同。对于不同特征的宫颈癌前病变患者，应选择不同的FACT-G MCID来判断临床决策的有效性及治疗后生命质量变化是否具有临床相关性。

结直肠癌发病率较高，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已进入靶向免疫治疗新时代，由于mCRC有效的后线治疗选择十分有限，而且经历三线以上治疗的患者因长时间治疗身体素质较前大幅度下降，因此，选用毒副作用小且疗效佳的后线治疗方式有待进一步探索。

观察呋喹替尼与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联用治疗三线及以上mCRC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收集2020年6月至2022年3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75例mCRC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案分为呋喹替尼单药组（n=28）和PD-1抑制剂联合呋喹替尼组（n=47）。治疗方案为呋喹替尼单药组：口服呋喹替尼胶囊，1次/d，5 mg/次，连服3周，停1周，每28 d为1个治疗周期；PD-1抑制剂联合呋喹替尼组：呋喹替尼使用方法与单药组一致，PD-1抑制剂用药剂量及时间为第1天静脉滴注卡瑞利珠单抗/信迪利单抗/帕博利珠单抗200 mg、特瑞普利单抗240 mg，每21 d为1个治疗周期。主要观察指标为两组患者客观有效率（ORR）、疾病控制率（DCR）、无进展生存期（PFS）和不良反应发生率。

截至末次随访（2022-05-31），呋喹替尼单药组患者ORR为7.1%，DCR为67.9%；PD-1抑制剂联合呋喹替尼组患者ORR为14.9%，DCR为89.4%；PD-1抑制剂联合呋喹替尼组患者DCR明显高于呋喹替尼单药组（χ²=5.345，P=0.021）。PD-1抑制剂联合呋喹替尼组和呋喹替尼单药组患者中位PFS分别为6.4（4.0，13.1）个月、4.5（2.9，8.2）个月；两组患者PF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504，P=0.019）。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多为1~2级。PD-1抑制剂联合呋喹替尼组患者甲状腺功能减退发生率高于呋喹替尼单药组（P<0.05）；两组患者其余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PD-1抑制剂联合呋喹替尼与呋喹替尼单药治疗相比，mCRC患者的生存期延长，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是一种疗效更好的治疗方案。

食管癌是我国的高发肿瘤之一，其发病与死亡人数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在我国大多数食管癌发现时已是中晚期，预后较差，所以迫切需要早期诊断及干预治疗，目前肠道菌群在食管癌诊断及治疗中的作用备受关注。

探索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肠道菌群基本特征。

纳入2022年4—8月就诊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未经任何抗肿瘤治疗的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35例作为食管癌组，健康志愿者35例作为对照组。收集两组人群粪便标本，应用16S rDNA技术检测肠道菌群，根据检测结果物种注释情况分析两组人群肠道菌群的Alpha多样性、Beta多样性〔主坐标分析（PCoA）〕及菌群物种差异性〔线性判别分析及影响因子（LEfSe）分析〕。

两组人群肠道菌群Alpha多样性香农（Shannon）、辛普森（Simpson）、Chao1、ACE及Goods_coverage指数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0.05）；而PCoA图显示两组样本整体上相距较远，群落结构存在差异（t=10.837，P<0.001）。两组人群肠道菌群T-test检验结果在属水平共有16类菌属的丰度存在明显差异，相对丰度较高的前8位菌属中，食管癌组栖粪杆菌属（Faecalibacterium）、罗斯氏菌属（Roseburia）、柠檬酸杆菌属（Citrobacter）丰度低于对照组，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罗姆布茨菌属（Romboutsia）、瘤胃球菌属组（Ruminococcus_torques_group）、肠杆菌属（Intestinibacter）、土杆菌属（Turicibacter）丰度高于对照组（P<0.05）。LEfSe分析结果显示14种肠菌丰度存在差异，在属及种水平上与对照组相比，食管癌组Faeculibacterium及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prausnitzii）丰度降低，Romboutsia及Rombutsia-ilealis丰度升高（P<0.05）。

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具有显著性差异肠菌，其中Faecalibacterium、Faecalibacterium-prausnitzii、Romboutsia及Rombutsia-ilealis可能是食管癌特异性改变物种，与食管癌发生密切相关。

患者决策辅助工具（PDA）是在实施医患共同决策过程中，辅助患者决策的重要工具，然而在结直肠癌的诊疗过程中，其应用效果并不一致。

系统评价结直肠癌PDA研发的核心要素及临床应用效果。

于2022年2月，计算机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CINAHL、Cochrane Library、EmBase、PsycINFO、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BI）循证卫生保健数据库、Scopus、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获取有关结直肠癌PDA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2年1月。由2名研究者独立根据纳入标准逐层筛选文献并提取资料后，采用Cochrane偏倚风险评估工具（5.1.0版）进行文献质量评价。采用描述性分析法分析PDA研发的核心要素，总结其临床应用效果。

最终纳入11篇文献，文献总体质量中等，其中A级文献1篇，B级文献10篇。11篇文献涉及结直肠癌筛查、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系统治疗与支持性照护、转移性结直肠癌化疗、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风险基因检测等临床决策主题。通过分析得知：现阶段结直肠癌PDA的研发主要参照国际患者决策辅助工具标准协作组发布的质量评价标准，工具核心要素包括信息支持、方案利弊分析、患者价值澄清；11篇文献中，4篇文献发现结直肠癌PDA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患者知识水平，8篇文献发现结直肠癌PDA的运用降低了患者决策冲突水平，2篇文献结果表明结直肠癌PDA的使用促进了知情选择。

结直肠癌PDA的应用有助于促进决策行为及结果的改善尚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但其应用前景十分广阔。未来可以借鉴国外决策辅助相关理论成果，结合我国人群特点，开发出适用于不同疾病阶段的结直肠癌PDA，并进一步评估其在辅助决策中的运用效果。

乳腺癌已成为全球发病率首位的癌症，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也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尽管现有研究表明身体活动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健康有促进作用，但其潜在的心理机制尚待阐明。

探讨步行活动与乳腺癌患者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关系，并探索创伤后成长不同维度在其中的潜在中介效应。

2019年4—7月，采用方便抽样法对在上海市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社区管理的乳腺癌患者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招募256例患者，其中235例完成问卷填答，应答率为91.8%。采用国际身体活动问卷长问卷（IPAQ-long）中文版评估步行活动水平；采用创伤后成长量表-简版（PTGI-SF）评价患者创伤后成长程度；采用20条目正负情绪量表（PANAS）评估患者情绪健康程度。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创伤后成长不同维度在步行活动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中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中的个人力量维度进而促进乳腺癌患者的积极情绪，间接效应值为0.07〔95%CI（0.02，0.13）〕；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的生命欣赏维度进而降低消极情绪，效应值为-0.13〔95%CI（-0.21，-0.05）〕。中介作用模型结果显示，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的个人力量维度（β=0.21，P<0.01）进而促进积极情绪（β=0.34，P<0.01）；此外，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的生命欣赏维度（β=0.35，P<0.01）进而降低消极情绪（β=-0.37，P<0.01）。

创伤后成长在步行活动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鉴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着癌症患者的长期健康管理工作，在未来的社区健康管理工作中，医师应重点将步行活动作为改善患者心理健康的干预方式之一。同时，建议将运动干预与促进创伤后成长的心理干预相结合，以提升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干预效果。

甲状腺髓样癌（MTC）组织中极光激酶A（Aurora A）的表达水平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化治愈的关系尚不明确。

分析MTC组织中Aurora A表达情况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进一步分析生化治愈的危险因素，明确Aurora A表达与生化治愈的相关性。

选取2011年2月—2019年7月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部肿瘤科就诊住院并行肿瘤切除的MTC患者90例，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并通过免疫组化检测患者组织Aurora A的表达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MTC患者获得生化治愈的影响因素。

纳入患者Aurora A高表达62例，Aurora A低表达28例；40例患者实现生化治愈，18例患者出现复发。Aurora A高表达患者的性别、最大肿瘤长径、T分期、N分期、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第8版分期指南（AJCC8th）临床分期、生化治愈情况、复发情况与Aurora A低表达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生化治愈患者的性别、病灶数量、T分期、N分期、AJCC8th临床分期、Aurora A表达情况与未生化治愈的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发病灶〔OR=3.18，95%CI（1.01，9.97），P=0.047〕、T₃/T₄分期〔OR=3.69，95%CI（1.05，12.93），P=0.042〕、Aurora A高表达〔OR=3.22，95%CI（1.07，9.74），P=0.038〕是MTC患者生化治愈的影响因素。

Aurora A高表达与MTC肿瘤侵袭有关，并且Aurora A水平能影响患者是否获得生化治愈。

衰弱在肿瘤患者中高发，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恢复。然而，目前关于肿瘤患者衰弱的影响因素尚不十分明确。

通过Meta分析明确肿瘤患者衰弱的影响因素，为后期肿瘤患者衰弱干预方案的设计及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全面系统检索中国知网、维普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CINAHL、Embase数据库中关于肿瘤患者衰弱影响因素的横断面研究、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2年8月。由2名研究者筛选文献，并进行质量评价、数据提取，采用Stata 17.0和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11篇文献，其中9篇横断面研究，2篇队列研究，包括2 898例肿瘤患者，其中衰弱患者1 025例，涉及影响因素12个。Meta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患者衰弱发生率为34%〔95%CI（23%，45%）〕，其中肺癌患者衰弱发生率为31%〔95%CI（25%，36%）〕，消化系统肿瘤患者衰弱发生率为42%〔95%CI（26%，59%）〕，其他类型肿瘤患者衰弱发生率为12%〔95%CI（9%，16%）〕。Meta分析结果显示，高龄〔OR=1.16，95%CI（1.05，1.27）〕、合并其他疾病〔OR=1.46，95%CI（1.28，1.67）〕、体质指数（BMI）高〔OR=1.13，95%CI（1.05，1.21）〕、营养状况差〔OR=2.77，95%CI（1.27，6.06）〕、症状群评分高〔OR=1.07，95%CI（1.04，1.09）〕、合并抑郁〔OR=1.27，95%CI（1.12，1.44）〕是肿瘤患者发生衰弱的危险因素（P<0.05），而文化程度高〔OR=0.78，95%CI（0.68，0.90）〕、白蛋白≥35 g/L〔OR=0.33，95%CI（0.12，0.90）〕以及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好〔OR=0.50，95%CI（0.42，0.59）〕是其保护因素（P<0.05）。采用Egger's检验对11篇文献衰弱发生率的发表偏倚进行检验并绘制漏斗图，经Egger's检验（t=-4.12，P=0.003），纳入文献存在一定的发表偏倚。

现有Meta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合并其他疾病、BMI、白蛋白、营养状况、症状群、抑郁、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是肿瘤患者发生衰弱的影响因素。临床需要关注高龄、文化程度低、合并其他疾病、BMI高、白蛋白<35 g/L，营养状况差、伴有症状群、合并抑郁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低下的肿瘤患者，进而预防衰弱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