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最新文章合辑
蒽环类药物是乳腺癌基础化疗药物之一,但化疗常伴随着体质改变如体脂增加和心肺功能下降,胃肠道反应和骨髓抑制等毒副作用,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关于运动改善以上毒副作用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有待进一步研究。临床上,应用运动处方改善乳腺癌患者以上化疗毒副作用的效果和安全性需要进一步探究。
探究有氧运动改善蒽环类药物化疗期间乳腺癌患者体质和生活质量的效果及有氧运动的安全性。
本研究是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纳入2022年3月—2023年1月在北京市朝阳区三环肿瘤医院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方案的44例成年女性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运动组(23例)与对照组(21例),对照组患者在化疗结束后提供个性化运动指导。运动组患者在化疗住院期间在康复师监督下进行锻炼,在家时通过患者自我监督和试验人员远程监督进行个性化运动干预。在化疗前后收集主要结局指标,包括体质和生活质量,记录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的发生次数、严重程度及运动相关不良事件。以化疗前数据为协变量,采用协方差分析比较两组体质情况和生活质量情况。
本研究干预、随访过程中共流失4例,最终纳入40例患者(运动组21例,对照组19例)。运动干预期间未观察到严重不良事件。运动干预期间,患者平均依从性为81.8%;每次运动时长的平均依从性为91.9%;运动强度平均依从性为92.5%。化疗后,运动组体脂重、体脂百分比、内脏脂肪面积、腰围、腰臀比低于对照组,惯用手握力、相对峰值摄氧量(VO2peak)高于对照组(P<0.05)。化疗后运动组患者功能性障碍发生率(7/20)低于对照组(12/16)(χ2=5.707,P=0.017)。化疗后运动组生理状况、情感状况、附加得分低于对照组,功能状况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化疗后对照组生理状况分数(P<0.001)、运动组功能状况分数(P=0.017)高于化疗前。对照组和运动组患者分别共接受了84例次和94例次蒽环类药物化疗,对照组分别发生了84例次胃肠道反应和71次骨髓抑制,运动组分别发生了54例次胃肠道反应和45例次骨髓抑制,两组患者胃肠道反应和骨髓抑制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蒽环类药物化疗期间进行有氧运动可以改善乳腺癌患者的体质和生活质量,且有监督的有氧运动是安全的。
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是乳腺癌幸存者及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而早期风险评估发现心脏毒性对临床预防和治疗心脏毒性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国内缺乏公认的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风险评估工具。
编制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风险评估量表,并检验其信效度。
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构建条目池,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2年9—10月在江苏省肿瘤医院选取医护人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初步形成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风险评估条目池,并选取江苏省肿瘤医院就诊的乳腺癌化疗患者进行预调查与量表的信效度检验,将所有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风险评分进行排序,以前27%为低分组,后27%为高分组。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采用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I-CVI)与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S-CVI)进行效度检验,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评价,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确定预测效度。
半结构式访谈纳入医护人员9名,经过2轮专家函询后,形成19个条目的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风险评估量表。本研究患者低分组共79例,高分组共83例,两组吸烟史、内分泌治疗史、免疫治疗史临界比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吸烟史、免疫治疗史与总分无相关性(P>0.05)。最终删除"吸烟史""内分泌治疗史""免疫治疗史"3个条目,形成含有16个条目的量表。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9;重测信度为0.983;评定者间信度为0.984。本量表内容效度结果示:I-CVI为0.83~1.00;S-CVI为0.98。预测效度结果示:量表的AUC为0.887(95%CI=0.827~0.947,P<0.001),截断值为32.50分,约登指数为0.649,特异度为89.1%,灵敏度为75.9%。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700,Bartlett's球形检验的χ2值为1 037.898(df=120,P<0.001)。本研究共提取5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991%。危险程度分级结果显示,得分为32~38分为低危,39~56分为中危,≥57分为高危。
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风险评估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够较好预测心脏毒性的高危人群,可为临床医生护士有效识别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高风险人群提供有效的评估工具。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负责乳腺癌初筛的主要"阵地",在其开展乳腺癌筛查过程中常受到许多因素制约,筛查效果难以保证。
分析乳腺癌筛查项目在真实世界的焦点问题并探讨相应解决途径。
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聚敛式设计,收集定量与定性数据。定量研究探究现场运行存在的问题:采用典型抽样法,于2021年4月—2022年11月在天津市4个区各选取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调查机构;采用偶遇抽样法,选取4家机构周围3 km内适龄女性作为居民调查对象。定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2年6—11月对天津市9个区的9名受筛居民、12名参筛医生及4名分管领导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分析访谈内容,绘制乳腺癌筛查焦点问题扎根理论框架图。结合文献、典型调查数据进行混合方法研究,确定乳腺癌筛查的焦点问题。
定量研究结果:在宣传工作中,机构宣传方式传统,居民的知晓率、参与率分别为46.3%(143/309)、32.4%(100/309);在筛查工作中,机构投入人力、物力不尽相同,筛查居民平均等待时长占总时长62.2%(40.5/65.1);在随访转诊工作中,人力物力投入少,居民钼靶转诊依从性为29.9%(59/197)。定性研究结果:访谈内容共形成38个综合开放式编码并汇聚为10个主轴编码和3个核心编码(宣传组织、筛查组织和随访转诊)。混合研究结果:最终确定3个焦点问题,即"如何提高居民参与率""如何确保筛查机构人力和物力充足""如何提高居民钼靶转诊依从性"。
乳腺癌筛查效果受宣传组织、筛查组织及随访转诊三方面共同影响。为保证乳腺癌筛查取得实质性进展,优化乳腺癌筛查效果,需合理分配资源,确保筛查机构人力和物力充足;创新宣传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提高参与率和钼靶转诊依从性。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开展乳腺癌筛查过程中受到许多因素制约,难以保证筛查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乳腺癌筛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尤为重要。
构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乳腺癌筛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于2022年9—10月,通过文献检索和小组讨论初步拟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乳腺癌筛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库并设计专家函询表,于2022年11—12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邀请21名专家作为函询对象,根据函询结果计算专家积极系数、专家权威系数和专家协调系数,经过小组讨论最终确定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系数并检验各级指标逻辑一致性。
专家咨询表全部收回且有效,专家积极系数为100.0%,专家权威系数为0.812,重要性专家协调系数为0.209(P<0.001),最终确立的指标体系由结构、过程、结果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56个三级指标构成,3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别为0.310 8、0.195 8和0.493 4,各层级指标的一致性比率均<0.100。
初步构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乳腺癌筛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有望为乳腺癌筛查能力评估相关研究提供指导与参考,指标体系的适用性和应用效果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乳腺癌筛查覆盖率低影响了我国乳腺癌的防控效果。影响筛查覆盖率的相关因素涉及筛查实施过程的多个方面。
基于我国乳腺癌筛查的实施过程,模拟预测优化措施实施前后乳腺癌筛查覆盖率的变化,为我国乳腺癌筛查覆盖率的优化提供建议。
于2022年7—9月系统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4个数据库中关于女性乳腺癌筛查的期刊文献,整理归纳女性筛查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基于相关政府网站关于乳腺癌筛查的公文文件整理分析我国乳腺癌筛查途径及系统主体。基于我国乳腺癌筛查途径、筛查主体和筛查行为相关因素,构建乳腺癌筛查覆盖率因果关系图和乳腺癌筛查覆盖率系统动力学存量流量图,并进行我国2010—2040年乳腺癌筛查覆盖率促进策略的仿真模拟。
模型模拟既往筛查策略和政策资源环境,2010—2013年乳腺癌筛查覆盖率逐渐提高至40.0%,2013—2040年在40.0%~45.0%波动,呈现出先缓慢降低,后缓慢上升的趋势。模拟政策干预从2024年开始:(1)加强宣传教育,2024—2030年覆盖率快速提高至60.4%,后2031—2040年缓慢提高至66.0%;(2)规范筛查服务质量,2024—2029年覆盖率快速提高至60.3%,2030—2040年缓慢提高至66.0%;(3)控制例均筛查费用,2024—2026年覆盖率从47.0%提高至54.2%,2027—2040年筛查覆盖率提高至59.0%;(4)乳腺癌专项筛查名额加倍,2024—2040年相比于无优化措施,筛查覆盖率有1.0%~2.0%的提高;(5)规范筛查服务质量+控制例均筛查费用,筛查覆盖率在2024—2040年从47.0%提高至86.8%。
预计2024—2040年,我国乳腺癌筛查覆盖率在41.7%~46.0%波动,提高筛查意向或筛查可及性都能提高筛查覆盖率,提高筛查意向比提高筛查可及性效果更好,但两种优化措施有各自提升上限。人群筛查意向和筛查可及性的组合优化措施可突破各自提升上限,对提高筛查覆盖率有更好的效果。
近年来乳腺癌已成为威胁中国女性健康的第一大恶性肿瘤,他莫昔芬(TAM)的使用成功地减少了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的复发和进展,但同时也增加子宫内膜病变的风险。
探索服用TAM的乳腺癌患者子宫内膜病变的高危因素,确定子宫内膜厚度预测该类患者子宫内膜病变的最佳界值,提高宫腔镜手术的阳性检出率。
回顾性选取2015年1月—2022年1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收治的接受宫腔镜下内膜活检的服用TAM(20 mg/d)的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患者分为宫腔镜内膜活检阴性组(正常子宫内膜)和宫腔镜内膜活检阳性组(即子宫内膜病变,包括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增生不伴不典型、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及子宫内膜癌)。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BMI、高血压史、糖尿病史、分娩次数、是否绝经、是否存在异常子宫出血/绝经后出血(AUB/PMB)、是否化疗、TAM用药时间、是否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子宫内膜厚度、宫腔占位回声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服用TAM的乳腺癌患者子宫内膜病变的危险因素。绘制子宫内膜厚度预测宫腔镜检出子宫内膜病变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及其95%CI,确定最佳截断值。
宫腔镜内膜活检阳性组患者AUB/PMB、TAM用药时间≥24个月、宫腔内高回声占位比例及子宫内膜厚度高于宫腔镜内膜活检阴性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UB/PMB〔OR=7.731,95%CI(1.949,30.699),P=0.004〕、子宫内膜厚度增加〔OR=1.223,95%CI(1.091,1.371),P=0.001〕、宫腔内高回声占位〔OR=13.383,95%CI(2.751,65.103),P=0.001〕是服用TAM的乳腺癌患者宫腔镜检出子宫内膜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子宫内膜厚度预测服用TAM的乳腺癌患者宫腔镜检出子宫内膜病变的AUC为0.753〔95%CI(0.638,0.868),P<0.001〕,约登指数为0.54,最佳截断值为9.15 mm,灵敏度为0.755,特异度为0.786。
当服用TAM的乳腺癌患者存在AUB/PMB、超声提示子宫内膜厚度≥9.15 mm、宫腔内存在高回声占位时发生子宫内膜病变的风险增高,应积极考虑宫腔镜检查及内膜活检。
乳腺癌是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内分泌治疗可降低体内雌激素水平,进而影响患者的血脂水平,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
分析真实世界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期高脂血症的临床特征及中药处方用药规律。
基于回顾性研究的方法,选择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2012年1月—2022年3月接受内分泌治疗的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238例为研究对象。通过科研大数据搜索平台导出数据,包括患者的年龄、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内分泌治疗药物、中药处方等,建立患者临床资料数据表。根据内分泌治疗期血脂水平将基线血脂正常的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分为血脂正常组和血脂异常组,同时将血脂异常中高脂血症分为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和混合型高脂血症。使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方剂分析"对导出的处方进行频次、四气、五味、归经、用药规律的分析,通过"新方分析"获取新处方。
238例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中基线血脂正常的患者97例(40.8%),其中42例(回访205人次)患者在行规范化内分泌治疗过程中出现血脂异常;血脂异常患者中51~60岁年龄段发病人次占比最多,为37.6%(77/205);血脂异常患者接受依西美坦治疗占比最高,为42.0%(86/205)。42例(回访205人次)基线血脂正常的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中107人次内分泌治疗期出现血脂异常,其中99人次出现高脂血症,以高胆固醇血症最多见49.5%人次(49/99);三种高脂血症患者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种高脂血症患者内分泌治疗药物种类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医临床治疗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期高脂血症中药处方总计为189种中药,用药频次最高的为甘草(408次);使用频率最高的为补气药(22.6%);大数据平台收集的中药归经主要分布在脾、肺、肝经等,药性主要为寒、平、温,药味主要为甘、苦、辛;"黄芪-甘草"组合频次最高;通过复杂系统熵聚类的分析,得到6个核心药物组合及3个新处方。
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期高脂血症的高发年龄为51~60岁,以高胆固醇血症最为多见。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期高脂血症的病位在脾,用药主要为健脾祛湿、益气和中之品。
乳腺癌已成为全球发病率首位的癌症,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也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尽管现有研究表明身体活动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健康有促进作用,但其潜在的心理机制尚待阐明。
探讨步行活动与乳腺癌患者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关系,并探索创伤后成长不同维度在其中的潜在中介效应。
2019年4—7月,采用方便抽样法对在上海市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社区管理的乳腺癌患者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招募256例患者,其中235例完成问卷填答,应答率为91.8%。采用国际身体活动问卷长问卷(IPAQ-long)中文版评估步行活动水平;采用创伤后成长量表-简版(PTGI-SF)评价患者创伤后成长程度;采用20条目正负情绪量表(PANAS)评估患者情绪健康程度。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创伤后成长不同维度在步行活动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中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中的个人力量维度进而促进乳腺癌患者的积极情绪,间接效应值为0.07〔95%CI(0.02,0.13)〕;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的生命欣赏维度进而降低消极情绪,效应值为-0.13〔95%CI(-0.21,-0.05)〕。中介作用模型结果显示,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的个人力量维度(β=0.21,P<0.01)进而促进积极情绪(β=0.34,P<0.01);此外,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的生命欣赏维度(β=0.35,P<0.01)进而降低消极情绪(β=-0.37,P<0.01)。
创伤后成长在步行活动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鉴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着癌症患者的长期健康管理工作,在未来的社区健康管理工作中,医师应重点将步行活动作为改善患者心理健康的干预方式之一。同时,建议将运动干预与促进创伤后成长的心理干预相结合,以提升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干预效果。
乳腺癌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癌种,其治疗与康复过程往往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困扰。诸多系统评价(SR)发现正念减压疗法(MBSR)在乳腺癌患者心理照护方面有一定效果,但不同SR结局指标差异明显,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
对MBSR在乳腺癌患者中应用效果的SR进行再评价,从而为乳腺癌患者的心理照护提供决策参考。
系统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CINAHL、PsycINFO、JBI,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关于MBSR在乳腺癌患者心理干预应用效用的SR,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2年7月。2位研究者对文献进行筛选后提取研究相关信息,分别应用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评价工具2(AMSTAR 2)量表、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优先报告的条目(PRISMA)声明、证据质量与推荐强度分级(GRADE)及定性系统评价证据分级(CERQual)进行方法学质量、报告规范及证据质量评估。
共纳入14篇SR。AMSTAR 2结果显示整体方法学质量不高,仅有1篇为高质量研究,2项关键条目信息严重缺失。PRISMA声明显示报告质量缺陷主要在研究方案注册、研究间偏倚风险评估及资金来源方面。14篇SR共包括15项结局指标及73个证据体;GRADE分级结果显示,无高级别证据,31个中级证据,28个低级证据,6个极低级证据;CERQual分级结果显示,8个低级证据。MBSR能够不同程度地改善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疲乏及压力等,且短期疗效明显,但长期疗效尚不确定。
目前关于MBSR在乳腺癌患者中应用效果的SR证据质量整体水平不高,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及报告规范程度均有待进一步提高,研究显示MBSR可短期改善乳腺癌患者心理状况,长期效果不确定,但仍需要更多高质量、大样本的研究以进一步验证。
我国乳腺癌发病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女性的身心健康。提高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是改变社区女性健康结局的重要手段,但个体行为存在异质性,如何有效提高其防治行为有待探索。
了解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的潜在类别及其影响因素,为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8月,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银川市、中卫市的5个县(区)内15个乡镇/街道的1 355例社区女性为调查对象。本研究所用调查问卷包括基本情况和"宁夏地区妇女'两癌’防治知信行现况调查问卷"中的乳腺癌防治行为部分。基于调查结果对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进行潜在类别分析,进而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类别的因素。
共回收有效问卷1 327份(97.93%)。潜在类别分析结果显示,1 327例社区女性根据乳腺癌防治行为可分为防治行为积极组522例(39.34%)、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449例(33.83%)、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229例(17.26%)、防治行为一般组127例(9.57%)4个类别。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总中位得分为9.00(7.00,11.00)分。其中防治行为积极组中位得分为11.00(11.00,12.00)分,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中位得分为9.00(8.00,10.00)分,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中位得分为6.00(5.00,6.00)分,防治行为一般组中位得分为8.00(6.00,9.00)分,四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 008.493,P<0.001)。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防治行为积极组与防治行为一般组相比,所在市为中卫市、已生育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积极组,医保类型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自费及其他,已接受过激素替代治疗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一般组(P<0.05);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与防治行为一般组相比,已生育者更容易归为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医保类型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商业保险、已接受过激素替代治疗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一般组(P<0.05);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与防治一般组相比,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 000~2 999元者更容易归为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医保类型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一般组(P<0.05)。
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具有明显的分类特征,其防治行为处于中等水平,社区应重点关注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人群,对防治行为积极组、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以及防治行为一般组也应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干预,提高宁夏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
乳腺癌和缺血性卒中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两大重要疾病,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乳腺癌伴缺血性卒中的发病率高于一般人群,然而其发病机制及最佳治疗、预防策略尚不明确。本文总结了关于乳腺癌相关缺血性卒中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征、发病机制及防治措施的研究证据文献,旨在梳理乳腺癌相关缺血性卒中的研究进展,以及解决以上问题的潜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