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最新文章合辑
乳腺癌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癌种,其治疗与康复过程往往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困扰。诸多系统评价(SR)发现正念减压疗法(MBSR)在乳腺癌患者心理照护方面有一定效果,但不同SR结局指标差异明显,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
对MBSR在乳腺癌患者中应用效果的SR进行再评价,从而为乳腺癌患者的心理照护提供决策参考。
系统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CINAHL、PsycINFO、JBI,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关于MBSR在乳腺癌患者心理干预应用效用的SR,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2年7月。2位研究者对文献进行筛选后提取研究相关信息,分别应用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评价工具2(AMSTAR 2)量表、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优先报告的条目(PRISMA)声明、证据质量与推荐强度分级(GRADE)及定性系统评价证据分级(CERQual)进行方法学质量、报告规范及证据质量评估。
共纳入14篇SR。AMSTAR 2结果显示整体方法学质量不高,仅有1篇为高质量研究,2项关键条目信息严重缺失。PRISMA声明显示报告质量缺陷主要在研究方案注册、研究间偏倚风险评估及资金来源方面。14篇SR共包括15项结局指标及73个证据体;GRADE分级结果显示,无高级别证据,31个中级证据,28个低级证据,6个极低级证据;CERQual分级结果显示,8个低级证据。MBSR能够不同程度地改善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疲乏及压力等,且短期疗效明显,但长期疗效尚不确定。
目前关于MBSR在乳腺癌患者中应用效果的SR证据质量整体水平不高,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及报告规范程度均有待进一步提高,研究显示MBSR可短期改善乳腺癌患者心理状况,长期效果不确定,但仍需要更多高质量、大样本的研究以进一步验证。
我国乳腺癌发病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女性的身心健康。提高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是改变社区女性健康结局的重要手段,但个体行为存在异质性,如何有效提高其防治行为有待探索。
了解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的潜在类别及其影响因素,为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8月,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银川市、中卫市的5个县(区)内15个乡镇/街道的1 355例社区女性为调查对象。本研究所用调查问卷包括基本情况和"宁夏地区妇女'两癌’防治知信行现况调查问卷"中的乳腺癌防治行为部分。基于调查结果对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进行潜在类别分析,进而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类别的因素。
共回收有效问卷1 327份(97.93%)。潜在类别分析结果显示,1 327例社区女性根据乳腺癌防治行为可分为防治行为积极组522例(39.34%)、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449例(33.83%)、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229例(17.26%)、防治行为一般组127例(9.57%)4个类别。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总中位得分为9.00(7.00,11.00)分。其中防治行为积极组中位得分为11.00(11.00,12.00)分,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中位得分为9.00(8.00,10.00)分,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中位得分为6.00(5.00,6.00)分,防治行为一般组中位得分为8.00(6.00,9.00)分,四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 008.493,P<0.001)。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防治行为积极组与防治行为一般组相比,所在市为中卫市、已生育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积极组,医保类型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自费及其他,已接受过激素替代治疗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一般组(P<0.05);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与防治行为一般组相比,已生育者更容易归为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医保类型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商业保险、已接受过激素替代治疗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一般组(P<0.05);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与防治一般组相比,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 000~2 999元者更容易归为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医保类型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者更容易归为防治行为一般组(P<0.05)。
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具有明显的分类特征,其防治行为处于中等水平,社区应重点关注高危行为-就医消极组人群,对防治行为积极组、高危行为-就医积极组以及防治行为一般组也应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干预,提高宁夏社区女性乳腺癌防治行为。
乳腺癌已成为全球发病率首位的癌症,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也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尽管现有研究表明身体活动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健康有促进作用,但其潜在的心理机制尚待阐明。
探讨步行活动与乳腺癌患者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关系,并探索创伤后成长不同维度在其中的潜在中介效应。
2019年4—7月,采用方便抽样法对在上海市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社区管理的乳腺癌患者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招募256例患者,其中235例完成问卷填答,应答率为91.8%。采用国际身体活动问卷长问卷(IPAQ-long)中文版评估步行活动水平;采用创伤后成长量表-简版(PTGI-SF)评价患者创伤后成长程度;采用20条目正负情绪量表(PANAS)评估患者情绪健康程度。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创伤后成长不同维度在步行活动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中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中的个人力量维度进而促进乳腺癌患者的积极情绪,间接效应值为0.07〔95%CI(0.02,0.13)〕;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的生命欣赏维度进而降低消极情绪,效应值为-0.13〔95%CI(-0.21,-0.05)〕。中介作用模型结果显示,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的个人力量维度(β=0.21,P<0.01)进而促进积极情绪(β=0.34,P<0.01);此外,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的生命欣赏维度(β=0.35,P<0.01)进而降低消极情绪(β=-0.37,P<0.01)。
创伤后成长在步行活动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鉴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着癌症患者的长期健康管理工作,在未来的社区健康管理工作中,医师应重点将步行活动作为改善患者心理健康的干预方式之一。同时,建议将运动干预与促进创伤后成长的心理干预相结合,以提升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干预效果。
乳腺癌和缺血性卒中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两大重要疾病,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乳腺癌伴缺血性卒中的发病率高于一般人群,然而其发病机制及最佳治疗、预防策略尚不明确。本文总结了关于乳腺癌相关缺血性卒中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征、发病机制及防治措施的研究证据文献,旨在梳理乳腺癌相关缺血性卒中的研究进展,以及解决以上问题的潜在策略。
随着肿瘤诊疗技术的进步以及抗肿瘤药物的快速发展,肿瘤幸存者的生存期显著延长。肿瘤治疗引发的心血管疾病,特别是心力衰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达格列净是一种新型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已被证实在治疗2型糖尿病和心力衰竭方面具有显著的临床益处。然而,其在老年乳腺癌幸存者中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HFpEF)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预后影响的研究仍然缺乏。
探讨达格列净对老年乳腺癌幸存者中HFpEF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预后的影响。
选取2018年1月—2023年8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老年女性乳腺癌幸存者中HFpEF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93例为研究对象,根据用药方案,患者被分为达格列净组(47例)和对照组(46例),收集入选患者基线资料,对患者进行为期6个月的随访,随访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研究的主要终点事件为随访期间因心力衰竭再入院。同时记录患者在随访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应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函数曲线,各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再入院事件的影响因素。
患者平均年龄(70.1±3.8)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6个月后,达格列净组和对照组的空腹血糖(FPG)和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降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水平升高(P<0.05)。治疗6个月后,达格列净组患者FPG、HbA1c水平低于对照组,eGFR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6个月后,达格列净组和对照组的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室间隔厚度(IVST)、左心室后壁厚度(LVPWT)、左心室舒张早期左房室瓣血流最大速度(E)/舒张早期左房室瓣环峰值速度(e')、左心房容积指数(LAVI)和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较治疗前降低,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较治疗前升高(P<0.05)。治疗6个月后,达格列净组患者LVEDD、IVST、LVPWT、LVMI、LAVI、E/e'低于对照组,LVEF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6个月后,达格列净组和对照组的高敏心肌肌钙蛋白I(hs-cTnI)和N末端B型钠尿肽前体(NT-proBNP)水平降低(P<0.05)。治疗6个月后,达格列净组患者hs-cTnI和NT-proBNP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随访6个月,达格列净组和对照组因心力衰竭再入院的患者分别为5例(10.6%)和13例(28.3%)。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两组累积无再入院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17 9,P=0.032 6)。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使用达格列净(HR=0.325,95%CI=0.116~0.912,P=0.033)、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HR=0.562,95%CI=0.236~0.949,P=0.035)、螺内酯(HR=0.836,95%CI=0.710~0.985,P=0.037)可降低再入院事件的风险,年龄增大(HR=1.343,95%CI=1.198~1.506,P<0.001)、BMI升高(HR=1.305,95%CI=1.111~1.532,P=0.001)、使用蒽环类(HR=1.197,95%CI=1.035~1.384,P=0.023)可升高再入院事件的风险。
在老年乳腺癌幸存者中,对于HFpEF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达格列净不仅能有效控制血糖、改善肾功能,还能显著改善心脏功能,提高患者的远期预后。
乳腺癌是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内分泌治疗可降低体内雌激素水平,进而影响患者的血脂水平,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
分析真实世界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期高脂血症的临床特征及中药处方用药规律。
基于回顾性研究的方法,选择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2012年1月—2022年3月接受内分泌治疗的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238例为研究对象。通过科研大数据搜索平台导出数据,包括患者的年龄、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内分泌治疗药物、中药处方等,建立患者临床资料数据表。根据内分泌治疗期血脂水平将基线血脂正常的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分为血脂正常组和血脂异常组,同时将血脂异常中高脂血症分为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和混合型高脂血症。使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方剂分析"对导出的处方进行频次、四气、五味、归经、用药规律的分析,通过"新方分析"获取新处方。
238例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中基线血脂正常的患者97例(40.8%),其中42例(回访205人次)患者在行规范化内分泌治疗过程中出现血脂异常;血脂异常患者中51~60岁年龄段发病人次占比最多,为37.6%(77/205);血脂异常患者接受依西美坦治疗占比最高,为42.0%(86/205)。42例(回访205人次)基线血脂正常的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中107人次内分泌治疗期出现血脂异常,其中99人次出现高脂血症,以高胆固醇血症最多见49.5%人次(49/99);三种高脂血症患者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种高脂血症患者内分泌治疗药物种类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医临床治疗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期高脂血症中药处方总计为189种中药,用药频次最高的为甘草(408次);使用频率最高的为补气药(22.6%);大数据平台收集的中药归经主要分布在脾、肺、肝经等,药性主要为寒、平、温,药味主要为甘、苦、辛;"黄芪-甘草"组合频次最高;通过复杂系统熵聚类的分析,得到6个核心药物组合及3个新处方。
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期高脂血症的高发年龄为51~60岁,以高胆固醇血症最为多见。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期高脂血症的病位在脾,用药主要为健脾祛湿、益气和中之品。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开展乳腺癌筛查过程中受到许多因素制约,难以保证筛查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乳腺癌筛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尤为重要。
构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乳腺癌筛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于2022年9—10月,通过文献检索和小组讨论初步拟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乳腺癌筛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库并设计专家函询表,于2022年11—12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邀请21名专家作为函询对象,根据函询结果计算专家积极系数、专家权威系数和专家协调系数,经过小组讨论最终确定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系数并检验各级指标逻辑一致性。
专家咨询表全部收回且有效,专家积极系数为100.0%,专家权威系数为0.812,重要性专家协调系数为0.209(P<0.001),最终确立的指标体系由结构、过程、结果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56个三级指标构成,3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别为0.310 8、0.195 8和0.493 4,各层级指标的一致性比率均<0.100。
初步构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乳腺癌筛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有望为乳腺癌筛查能力评估相关研究提供指导与参考,指标体系的适用性和应用效果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是乳腺癌幸存者及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而早期风险评估发现心脏毒性对临床预防和治疗心脏毒性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国内缺乏公认的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风险评估工具。
编制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风险评估量表,并检验其信效度。
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构建条目池,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2年9—10月在江苏省肿瘤医院选取医护人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初步形成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风险评估条目池,并选取江苏省肿瘤医院就诊的乳腺癌化疗患者进行预调查与量表的信效度检验,将所有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风险评分进行排序,以前27%为低分组,后27%为高分组。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采用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I-CVI)与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S-CVI)进行效度检验,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评价,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确定预测效度。
半结构式访谈纳入医护人员9名,经过2轮专家函询后,形成19个条目的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风险评估量表。本研究患者低分组共79例,高分组共83例,两组吸烟史、内分泌治疗史、免疫治疗史临界比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吸烟史、免疫治疗史与总分无相关性(P>0.05)。最终删除"吸烟史""内分泌治疗史""免疫治疗史"3个条目,形成含有16个条目的量表。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9;重测信度为0.983;评定者间信度为0.984。本量表内容效度结果示:I-CVI为0.83~1.00;S-CVI为0.98。预测效度结果示:量表的AUC为0.887(95%CI=0.827~0.947,P<0.001),截断值为32.50分,约登指数为0.649,特异度为89.1%,灵敏度为75.9%。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700,Bartlett's球形检验的χ2值为1 037.898(df=120,P<0.001)。本研究共提取5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991%。危险程度分级结果显示,得分为32~38分为低危,39~56分为中危,≥57分为高危。
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风险评估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够较好预测心脏毒性的高危人群,可为临床医生护士有效识别乳腺癌化疗患者心脏毒性高风险人群提供有效的评估工具。
近年来乳腺癌已成为威胁中国女性健康的第一大恶性肿瘤,他莫昔芬(TAM)的使用成功地减少了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的复发和进展,但同时也增加子宫内膜病变的风险。
探索服用TAM的乳腺癌患者子宫内膜病变的高危因素,确定子宫内膜厚度预测该类患者子宫内膜病变的最佳界值,提高宫腔镜手术的阳性检出率。
回顾性选取2015年1月—2022年1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收治的接受宫腔镜下内膜活检的服用TAM(20 mg/d)的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患者分为宫腔镜内膜活检阴性组(正常子宫内膜)和宫腔镜内膜活检阳性组(即子宫内膜病变,包括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增生不伴不典型、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及子宫内膜癌)。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BMI、高血压史、糖尿病史、分娩次数、是否绝经、是否存在异常子宫出血/绝经后出血(AUB/PMB)、是否化疗、TAM用药时间、是否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子宫内膜厚度、宫腔占位回声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服用TAM的乳腺癌患者子宫内膜病变的危险因素。绘制子宫内膜厚度预测宫腔镜检出子宫内膜病变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及其95%CI,确定最佳截断值。
宫腔镜内膜活检阳性组患者AUB/PMB、TAM用药时间≥24个月、宫腔内高回声占位比例及子宫内膜厚度高于宫腔镜内膜活检阴性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UB/PMB〔OR=7.731,95%CI(1.949,30.699),P=0.004〕、子宫内膜厚度增加〔OR=1.223,95%CI(1.091,1.371),P=0.001〕、宫腔内高回声占位〔OR=13.383,95%CI(2.751,65.103),P=0.001〕是服用TAM的乳腺癌患者宫腔镜检出子宫内膜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子宫内膜厚度预测服用TAM的乳腺癌患者宫腔镜检出子宫内膜病变的AUC为0.753〔95%CI(0.638,0.868),P<0.001〕,约登指数为0.54,最佳截断值为9.15 mm,灵敏度为0.755,特异度为0.786。
当服用TAM的乳腺癌患者存在AUB/PMB、超声提示子宫内膜厚度≥9.15 mm、宫腔内存在高回声占位时发生子宫内膜病变的风险增高,应积极考虑宫腔镜检查及内膜活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