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代谢性共病（CMM）是中老年人常见的共病聚集模式之一，增加了我国居民致残及死亡的风险。胰岛素抵抗及肥胖与心血管代谢性疾病（CMD）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目前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了肥胖与多种CMD具有相关性。不同性别、不同肥胖类型居民发生CMM是否具有差异，目前尚不明确。

基于安徽省不同性别的中年居民，探讨其肥胖类型与CMM的关系。

本研究对象来源于2017—2021年在安徽省开展的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共10个项目点，对12个县市的社区居民进行调查，最终纳入70 812名中年（45岁≤年龄<65岁）常住居民作为研究对象，由经过专项培训的调查员对受试者进行调查，主要调查的内容包括一般信息（年龄、性别、吸烟、饮酒、是否在婚、是否为高中及以上学历、是否为农民）、疾病史（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脑卒中、血脂异常）、体格检查（身高、体质量、腰围）、实验室检查（血糖、血脂）。按照性别分为男女两组，再分别分为非肥胖、周围型肥胖、中心型肥胖、复合型肥胖不同肥胖亚组，构建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探究男女两组CMM的发生情况及不同肥胖亚组与CMM的关系，采用R软件中的Z检验比较男女两组不同肥胖亚组间的效应值差异。

共纳入男26 726例，女44 086例。总人群CMM的患病率为14.6%（10 361/70 812），男、女性人群CMM患病率分别为16.6%（4 445/26 726）、13.4%（5 916/44 086）。安徽省中年居民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脑卒中、血脂异常患病率分别为27.0%、7.8%、0.5%、2.5%、29.5%。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在调整年龄、吸烟、饮酒、是否在婚、是否高中及以上学历、是否为农民后，相较非肥胖亚组，外周型肥胖亚组、中心型肥胖亚组、复合型肥胖亚组发生CMD的高危风险依次增加（OR=1.665，95%CI=1.599~1.734；OR=1.788，95%CI=1.656~1.930；OR=3.020，95%CI=2.913~3.131；P<0.05）。在男性人群中，与非肥胖亚组相比，周围型肥胖、中心型肥胖、复合型肥胖亚组发生CMM的风险增加[OR（95%CI）分别为2.008（1.822~2.213）、2.281（1.875~2.774）、4.137（3.799~4.504）]，而在女性人群中分别为1.574（1.443~1.717）、1.727（1.509~1.976）、2.916（2.721~3.12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Z检验结果显示，男女两组在外周型肥胖、中心型肥胖、复合型肥胖3个亚组之间OR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调整了血脂等相关指标后，男性与女性人群外周型肥胖、中心型肥胖、复合型肥胖亚组发生CMM的风险依次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与女性人群复合型肥胖亚组发生CMM的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258 ，P<0.05）。

安徽省中年不同肥胖类型居民发生CMM的风险不同，复合型肥胖居民发生CMM的风险最高，其次为中心型肥胖。男性人群中年复合型肥胖居民发生CMM的风险较女性更高，应该重点关注此人群。

目前，中国肥胖青少年数量急剧增加，青春期肥胖不仅与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还是成年期冠心病死亡的危险因素。脂代谢灵活性被视为衡量机体代谢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研究证实心肺耐力与脂代谢灵活性相关，但缺少在不同代谢表型肥胖青少年中的研究。

探究心肺耐力在代谢异常型肥胖（MUO）青少年和代谢健康型肥胖（MHO）青少年中与脂代谢灵活性的关系。

选取参与2022—2023年深圳减肥夏令营的肥胖青少年91名，按照《中国儿童代谢健康型肥胖定义与筛查专家共识》标准划分为MUO组35人，MHO组56人。使用气体代谢分析仪与心率表采集受试者静息代谢测试、递增负荷跑台测试的气体代谢数据和心率数据；根据心率-摄氧量关系推算最大摄氧量（VO_2max）；通过三阶数多项式拟合曲线求得最大脂肪氧化速率（MFO）或与之对应的最大脂肪氧化强度（FAT_max）反映脂代谢灵活性。使用线性回归分析VO_2max与MFO和FAT_max的关系。

两组肥胖青少年总体MFO为（5.54±1.37）mg·min^-1·kg^-1，FAT_max为（4.19±0.87）MET。MUO组BMI、收缩压、舒张压、三酰甘油水平高于MHO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低于MHO组（P<0.05）。调整前，MUO组的MFO低于MHO组（P<0.05）；调整VO_2max后，两组肥胖青少年MFO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调整前、调整VO_2max后，两组肥胖青少年FAT_max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总体（B=0.077，95%CI=0.011~0.144，P=0.023）及MHO组（B=0.105，95%CI=0.027~0.182，P=0.009）肥胖青少年的VO_2max与MFO呈正相关；MHO组（B=0.057，95%CI=0.003~0.111，P=0.041）肥胖青少年的VO_2max与FAT_max呈正相关；MUO组肥胖青少年的VO_2max与MFO和FAT_max并无线性关系（P>0.05）。

MUO青少年的MFO低于MHO青少年；跑步运动时，不同代谢表型肥胖青少年在（4.19±0.87）MET强度即可达到MFO。心肺耐力是影响MHO青少年脂代谢灵活性的关键因素，MUO青少年可能需转变为MHO青少年，促进脂代谢灵活性提升。

随着肥胖的流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肝纤维化、肝癌的风险也随之增加，筛查早期纤维化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指南推荐纤维化4（FIB-4）指数作为筛查肝纤维化的指标，但FIB-4指数在筛查早期纤维化时是否受2型糖尿病（T2DM）及BMI的影响尚不明确。

评估FIB-4指数筛查早期肝纤维化的有效性是否受T2DM和BMI因素的影响。

选取2013—2023年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经肝穿刺活检诊断为NAFLD的11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T2DM分为T2DM组和非T2DM组；根据BMI分为正常组、超重组和肥胖组；根据肝活检结果分为F0-F1组和F2-F4组。计算FIB-4指数并比较组间的差异；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FIB-4指数与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FIB-4指数筛查早期肝纤维化的准确性，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并采用Delong检验比较组间AUC差异。

110例患者中，男74例（67.3%），女36例（32.7%），平均年龄（44.5±12.5）岁。T2DM组35例（31.8%），非T2DM组75例（68.2%）；正常组19例（17.3%），超重组37例（33.6%），肥胖组54例（49.1%）；F0-F1组70例（63.6%），F2-F4组40例（36.4%）。T2DM组FIB-4指数高于非T2DM组，F0-F1组FIB-4指数低于F2-F4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组、超重组和肥胖组FIB-4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FIB-4指数与年龄、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空腹血糖以及纤维化分期呈正相关（P<0.05），与血小板计数呈负相关（P<0.05）。FIB-4指数诊断NAFLD的AUC为0.77（95%CI=0.68~0.86，P<0.001），诊断NAFLD合并T2DM的AUC为0.85（95%CI=0.72~0.98，P<0.001），诊断NAFLD非合并T2DM的AUC为0.71（95%CI=0.58~0.84，P=0.006）；Delong检验结果显示，T2DM组与非T2DM组的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509，P=0.131）。FIB-4指数诊断正常组NAFLD的AUC为0.91（95%CI=0.76~1.00，P=0.029），超重组为0.65（95%CI=0.46~0.83，P=0.125），肥胖组为0.82（95%CI=0.70~0.94，P<0.001）；正常组的AUC高于超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037，P=0.042），肥胖组与正常组、超重组的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876，P=0.381；Z=1.452，P=0.146）。

FIB-4指数评估NAFLD患者早期纤维化时，未受到T2DM的影响，但与BMI有一定关系。

在肥胖率日益增长的现况下，代谢正常型肥胖通过早期干预可以获得良好结局，此类人群出现放牧饮食行为是体质量管理的一个明确障碍因素。了解出现放牧饮食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提升肥胖症的饮食依从性，但目前缺少相关的质性研究。

探索代谢正常型肥胖者放牧饮食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

基于能力、机会、动机-行为模型（COM-B）和理论域框架（TDF）制订访谈提纲，2023年6—9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17例代谢正常型肥胖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资料以COM-B和TDF为编码框架，采用归纳主题法和演绎框架法分析。

分析归纳出包括缺乏饮食管理知识、认知资源不足、感知和实践影响、不良应对方式、缺乏反思/自发动机、环境与社会影响6个核心主题。

代谢正常型肥胖者由于自身、医护、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导致出现放牧饮食行为，应根据患者多维度需求采取相应干预措施，以帮助患者建立健康饮食行为习惯。

肥胖和代谢异常与动脉硬化（AS）相关，不同肥胖代谢表型发生AS的风险不同。血清尿酸（SUA）水平与AS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以肱踝脉搏波传导速度（baPWV）作为AS的早期预测指标，研究肥胖代谢表型与AS发病风险之间的相关性，重点关注代谢健康型肥胖（MHO）人群，并进一步探讨SUA是否作为其潜在影响因素。

选取2021年12月—2022年1月于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东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健康体检的622名体检者为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根据BMI和代谢状况将研究对象分为四组，分别为代谢健康型非肥胖（MHNO）组、MHO组、代谢不健康型非肥胖（MUNO）组和代谢不健康型肥胖（MUO）组。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SUA与baPWV及各项临床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SUA对baPWV的影响、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不同肥胖代谢表型对高baPWV水平和高尿酸血症的影响。

根据不同肥胖代谢表型分组后，MHNO、MHO、MUNO和MUO组高baPWV水平的患病率逐渐增高，分别为3.9%、9.8%、14.5%和2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_趋势=60.722，P<0.001）；MHNO组、MHO组、MUNO组和MUO组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分别为3.6%、8.9%、10.1%和2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_趋势=56.444，P<0.001）。校正混杂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UA是动脉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校正性别、年龄、当前吸烟、当前饮酒和文化程度后，MHNO、MHO、MUNO、MUO四组高baPWV的患病风险依次增高、高尿酸血症的患病风险也依次增高（P<0.05）。

在青年人群中，肥胖代谢表型和AS间存在显著相关性，SUA可能是潜在影响因素。此外，应当关注青年MHO人群，尽早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和健康管理。

中国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衰弱发生率增高，探究老年人中心性肥胖与维生素D水平在衰弱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衰弱管理至关重要。

使用交叉滞后模型探究维生素D水平在老年人中心性肥胖与衰弱之间的纵向中介作用，为老年人衰弱管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选取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1—2012年（T1）和2014年（T2）中1 364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测定研究对象的维生素D水平，并采用体质量校正腰围指数（WWI）测量中心性肥胖、衰弱指数（FI）测量衰弱。通过交叉滞后模型分析老年人中心性肥胖与衰弱之间的因果时序关系，并探讨维生素D是否作为中介因素参与中心性肥胖与衰弱的发生。

T1老年人衰弱检出率为21.8%（298/1 364），T2衰弱检出率为31.2%（425/1 364）。在两个时间点上，WWI与维生素D水平均呈负相关（P<0.05），与FI均呈正相关（P<0.05）；维生素D水平与FI均呈负相关（P<0.05）。交叉滞后模型结果显示，T1 WWI能够预测T2 FI（β=1.124，P<0.05），T1 FI能够预测T2 WWI（β=0.125，P<0.05）。纵向中介效应分析表明，T1 WWI不仅可以直接预测T2 FI（β=0.040，P<0.05），还可以通过T2维生素D水平的中介作用预测T2 FI（β=-0.131，P<0.05）。

中心性肥胖不仅可以直接影响老年人的衰弱，同时也能通过维生素D水平的部分纵向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老年人的衰弱。老年人应定期监测中心性肥胖与维生素D水平，预防或延缓衰弱的发生。

医疗卫生人员在预防和控制COVID-19大流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高感染风险和密集的工作不仅导致医疗卫生人员职业倦怠，并且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方式，大量国外研究表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导致医疗卫生人员出现膳食不合理、运动减少、睡眠障碍等情况，增加了超重和肥胖的风险。截至目前，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对中国医疗卫生人员体重及生活方式变化影响的研究较少，影响体重变化的主要生活方式因素尚不清楚。

通过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对中国医疗卫生人员超重/肥胖的影响及其危险因素，为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预防和控制超重/肥胖提供科学依据。

于2022年8月，随机抽取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家医疗卫生机构中的医疗卫生人员，采用课题组自行编写的调查问卷[Cronbach's α=0.820，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AVCR）=63.55%]，调查对象通过扫描"问卷星"平台生成的电子问卷二维码，填写并提交问卷。使用SPSS 25.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用R 4.3.0软件的"bnlearn"包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并使用Netica 6.09软件进行贝叶斯网络模型概率预测。

本研究共调查医疗卫生人员20 261名，其中女性占67.57%（13 690/20 261）；平均年龄（40.2±9.2）岁；文化程度为大专或本科的占73.28%（14 848/20 261）。2019、2022年超重/肥胖率分别为43.06%（8 726/20 261）和45.71%（9 262/20 261）。2019—2022年，12.64%（1 458/11 535）的调查对象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贝叶斯网络模型共纳入15个节点，其中，吃蔬菜水果、吃早餐频次、饮酒、饭量为调查对象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父节点，当吃蔬菜水果"有所减少"、吃早餐频次"无变化"、饮酒"无变化"且饭量"增加很多"时，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风险最高，为75.00%。当吃蔬菜水果为"增加很多"、吃早餐频次为"有所增加"、饮酒为"从不或很少"且饭量为"有所减少"时，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风险最低，为2.04%。贝叶斯网络概率预测模型发现，当调查对象熬夜及持续性压力/焦虑/抑郁情绪"有所增加"、睡眠时间及吃蔬菜水果"有所减少"、吃早餐频次"减少很多"、饮酒"无变化"且饭量"有所增加"时，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风险为26.70%，如果该研究对象吃早餐频次"增加很多"时，则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发生风险降低为14.30%。

吃蔬菜水果、吃早餐频次、饮酒以及饭量是医疗卫生人员超重/肥胖的直接预测因素，新冠疫情等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在确保医疗卫生机构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实行合理的轮休制度，提供心理支持和生活方式行为干预服务，有利于医疗卫生人员肥胖防控。

目前6分钟步行试验（6MWT）已经被广泛用于评估肥胖人群的运动能力，并为制订干预措施提供了参考依据。国外已有研究提出了其他人群的6MWT距离参考方程，但中国17~45岁且BMI≥30 kg/m²肥胖受试者的6MWT距离参考方程研究较少。

为17~45岁门诊肥胖受试者制订6MWT距离参考方程，并评估其影响因素。

根据美国胸科学会指南，前瞻性选取2022年6月—2023年9月于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内分泌科肥胖门诊部就诊的143名年龄17~45岁且BMI≥30 kg/m²的成年人（71名男性和72名女性），进行人体测量和6MWT。采用逐步多元回归模型建立6MWT距离参考方程，将新建立的6MWT距离参考方程与现有的预测方程进行比较。

143名受试者的平均6MWT距离为（506.1±49.8）m，其中男性平均6MWT距离为（515.7±50.1）m，大于女性的平均6MWT距离（496.6±47.9）m（P<0.05）。在年龄段17~23岁、24~30岁、31~37岁以及38~45岁中，男性与女性6MWT距离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受试者的体质量、BMI、最大心率（HR_max）、心率差（ΔHR）、腰围、舒张压差（ΔDBP）、Borg量表评分差（ΔBorg）与6MWT距离相关（P<0.05），女性受试者的体质量、BMI、腰围与6MWT距离相关（P<0.05）。以步进的方法将潜在的影响因素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中，最终建立6MWT距离参考公式：男性y=494.463+1.414×ΔHR-3.903×BMI+0.874×HR_max，R²=0.429，女性y=670.448+0.299×ΔHR-4.342×BMI-0.195×HR_max，R²=0.312。

17~45岁门诊肥胖受试者中，男性的平均6MWT距离长于女性，且在不同年龄段均有显著差异。男性的体质量、BMI、HR_max、ΔHR、腰围、ΔDBP、ΔBorg与6MWT距离相关，女性的体质量、BMI、腰围、ΔSBP与6MWT距离相关。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为男性和女性分别建立了预测6MWT距离的参考方程，这些公式可能为评估个体的体能水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研究证实，超重或肥胖人群体质（体成分、心肺耐力、脂质代谢）与肥胖密切相关，并可能存在双向关联。最大脂肪氧化强度（FATmax）运动作为一种新型运动干预手段，可有效促进体质改善，但改善效果的量化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

系统评价FATmax运动对超重或肥胖人群体质相关指标的干预效果。

检索PubmMed、Web of Science、EBSCO、中国知网、维普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FATmax运动对超重或肥胖患者身体成分、心肺耐力、脂质代谢相关指标干预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间为2001年1月—2024年1月。基于Cochrane风险偏倚评估工具评估纳入文献的质量，Meta分析由RevMan 5.4软件完成。

共纳入16项随机对照试验，包含568例超重或肥胖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FATmax运动干预组身体成分[BMI：WMD=-1.82，P<0.01；体脂百分比（BFR）：WMD=-2.86，P<0.01；腰臀比（WHR）：WMD=-0.04，P<0.01]、心肺耐力[最大摄氧量（VO_2max）：WMD=3.34，P<0.01]，除总胆固醇（TC）外脂质代谢状况[三酰甘油（TG）：WMD=-0.24，P<0.05；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WMD=0.14，P<0.05；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WMD=-0.27，P<0.05]显著改善。经亚组分析得出最佳干预方案为：干预周期≥12周，3~5次/周的训练，60 min/次的跑步，以优化身体成分；而提升VO_2max的最佳方案为5次/周、<60 min/次的组合运动。在脂质代谢方面，对TG的改善最佳方案为3次/周、60 min/次的跑步；对HDL-C的最佳改善方案为4次/周、60 min/次的组合运动；对LDL-C则是4次/周、>60 min/次的组合运动。

FATmax运动可显著改善超重或肥胖患者BMI、BFR、WHR、VO_2max、TG、HDL-C、LDL-C结局指标，但对TC并无改善作用。

肥胖和高血压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对个人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负担。肥胖与高血压密切相关，二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2023年，美国肥胖医学协会深入探讨了肥胖相关高血压的机制，并于Obesity Pillars杂志发布了《肥胖和高血压临床实践声明》，该声明总结出10条关于肥胖和高血压的要点，为我国肥胖相关高血压的防治提供了新的建议。本文旨在通过解读该声明，向基层医生介绍肥胖相关高血压的发病机制以及治疗方法，帮助基层医生更有效地管理肥胖和高血压患者。

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正持续增加，各国制定了多个以学校为基础的营养政策来控制超重肥胖，调查营养政策的实施效果较重要。

评价学校食材统一配供体系对6~15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的影响。

于2023年4月回顾性收集2017—2021年无锡市16所学校（8所学校纳入食材统一配供体系记为统一配供组，8所学校未纳入食材统一配供体系记为非统一配供组），共计104 749人次6~15岁学生BMI监测数据，体检数据来源于江苏省学生健康监测系统。采用Joinpoint回归和灰色GM（1，1）模型分析2017—2021年超重率和肥胖率的变化趋势，比较食材统一配供体系实施前后儿童和青少年的体质指数Z（BMI-Z）评分的变化以及超重率和肥胖率的趋势。

2017—2021年6~15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均呈上升趋势，Joinpoint回归分析显示，统一配供组的学生超重（APC：1.8% vs 4.6%）和肥胖率（APC：6.9% vs 13.3%）上升速度较非统一配供组的学生低，体系实施前后，统一配供组学生与非统一配供组学生的BMI-Z评分增幅差由-0.055（95%CI=-0.108~-0.002）变为-0.195（95%CI=-0.246~-0.145）。灰色GM（1，1）模型预测结果显示，2022、2023、2024年无锡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分别为22.02%、22.39%、22.77%，肥胖率分别为17.02%、18.50%、20.12%。

实施学校食材统一配供体系后，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上升趋势及BMI-Z评分增幅有所减缓，该体系可能是改善儿童青少年营养状况的有效方法，需要继续实施并扩大监测面。

儿童肥胖发病率逐年升高，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新挑战。研究表明，生命早期肠道菌群的改变可通过影响机体营养吸收与代谢、诱发炎症反应及肠-脑轴的调控等机制导致儿童肥胖的发展。目前，双歧杆菌和嗜黏蛋白阿克曼菌被发现能够降低体内脂肪含量、发挥抗炎特性及增强肠道屏障功能，而普雷沃氏菌则与膳食纤维诱导的个体糖代谢改善密切相关。针对具有改善机体糖脂代谢作用的部分肠道菌群进行转化应用，将有助于儿童肥胖的早期防治。本文主要介绍了生命早期肠道菌群的组成变化对儿童肥胖的影响以及肠道菌群参与肥胖发病的机制，重点阐述了短链脂肪酸在调节肠道菌群和改善肥胖中的最新研究进展，旨在为从肠道菌群视角干预儿童肥胖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肌肉量减少能增加2型糖尿病（T2DM）患者高血糖及肌少症发生风险，中国成人T2DM以非肥胖者为主，这些患者较肥胖者更容易伴发肌肉量减少。

建立个体化预测非肥胖T2DM患者肌肉量减少危险因素列线图预测模型。

回顾性选取2018年1月—2023年9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非肥胖T2DM患者905例为研究对象，以简单随机抽样法按7∶3比例分为训练集（633例）和验证集（272例），收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及临床指标并进行比较。根据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训练集肌肉量减少风险影响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Hosmer-Lemeshow校准曲线及临床决策曲线（DCA）评估列线图预测模型的预测价值和临床实用性。

非肥胖T2DM患者肌肉量减少的患病率为42.3%（383/905）。训练集和验证集患者各项临床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增龄（OR=1.039，95%CI=1.010~1.070，P=0.009）、男性（OR=3.425，95%CI=2.133~5.499，P<0.001）、BMI<23.5 kg/m²（OR=19.678，95%CI=11.319~34.210，P<0.001）、糖化血红蛋白升高（OR=1.196，95%CI=1.081~1.323，P<0.001）、内脏脂肪面积增加（OR=1.021，95%CI=1.010~1.032，P<0.001）是非肥胖T2DM患者肌肉量减少的独立危险因素。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训练集和验证集患者肌肉量减少发生风险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25（95%CI=0.793~0.856，P<0.001）和0.806（95%CI=0.753~0.859，P<0.001）。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示，拟合度较好（训练集：χ²=11.822，P=0.159；验证集：χ²=8.189，P=0.415）。Bootstrap法绘制模型校准图显示校准曲线与标准曲线贴合良好。DCA曲线显示当患者阈值概率为0.06~0.94时，使用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T2DM患者发生肌肉量减少的发生风险更有益。

增龄、男性、BMI<23.5 kg/m²、糖化血红蛋白升高、内脏脂肪面积增加是非肥胖T2DM患者肌肉量减少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个体化预测非肥胖T2DM患者伴发肌肉量减少风险，便于早期识别高危人群，利于制订个体化干预措施。

随着居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日益严峻，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目前多数研究主要以BMI作为儿童青少年肥胖的评价指标，可能低估了儿童青少年中心性肥胖水平。因此，亟需评价儿童青少年中心性肥胖水平及变化趋势，为有针对性提出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分析2018—2023年上海市普陀区7~18岁儿童青少年腰围水平及中心性肥胖率变化趋势。

利用2018年、2020—2023年上海市普陀区中小学生健康体检数据，分析普陀区7~18岁儿童青少年腰围水平、中心性肥胖率及变化趋势。以不同性别儿童青少年年龄别第90百分位数（P₉₀）作为儿童青少年高腰围界值点，将腰围超过同年龄同性别组的P₉₀值定义为中心性肥胖。应用SPSS 22.0、SAS 13.1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Excel 2021进行图形绘制。

2018—2023年参加上海市普陀区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学生共280 648人次，其中男生146 334人次（52.1%），女生134 314人次（47.9%），中位年龄为10.5（8.7，12.6）岁。2018—2023年男女生腰围整体水平呈波动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_男=209.785、H_女=373.076，P<0.001），男生由2018年的65.2（58.0，74.0）cm下降至2023年的64.8（56.9，74.0）cm，女生由60.5（55.0，67.0）cm下降至59.8（53.8，66.2）cm。2018—2023年男女生组各年份中心性肥胖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_男=264.123、χ²_女=448.289，P<0.001）；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结果显示，2018—2023年男女生组中心性肥胖率整体呈下降趋势（Z_趋势男=-10.974，Z_趋势女=-15.218，P_趋势<0.001）；男生中心性肥胖率由2018年的28.8%（6 714/23 286）下降至2023年的24.6%（7 935/32 227），女生中心性肥胖率由21.9%（4 604/21 062）下降至15.5%（4 604/29 695）。男生整体腰围水平及中心性肥胖率均高于女生（U=7 128 257 114.500、χ²=2 928.075，P<0.001）。男女生中心性肥胖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Z_趋势男=35.167，Z_趋势女=6.533，P_趋势<0.001）。

本研究提示普陀区7~18岁儿童青少年腰围水平、中心性肥胖率呈波动下降趋势；男生腰围水平和中心性肥胖率较同年龄女生高；中心性肥胖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本研究结果为后续有针对性开展儿童青少年中心性肥胖干预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

研究证实，超重肥胖儿童执行功能与肥胖密切相关，并可能存在双向关联。有氧运动作为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可有效促进其大脑发展和认知功能，尤其是执行功能，但改善效果的量化关系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系统评价有氧运动对超重肥胖儿童执行功能相关指标干预效果。

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anfang Data）、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有氧运动干预超重肥胖儿童执行功能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限从各数据库建库至2023年7月。依据Cochrane风险偏倚评估工具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估，采用RevMan 5.4和Stata 15.0软件对结局指标进行Meta分析。

最终纳入9项随机对照试验，其中包括940例超重肥胖儿童。Meta分析结果显示，单次有氧运动干预能够有效提高超重肥胖儿童的执行功能（WMD=-6.98，95%CI=-11.89~-2.07，P=0.00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单次干预时长<30 min的有氧运动对超重肥胖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的改善均无显著性差异（WMD=-0.84，95%CI=-9.37~7.68，P=0.85）；单次干预时长>30 min的有氧运动可改善超重肥胖儿童的抑制功能（WMD=-10.50，95%CI=-19.15~-1.85，P=0.02）。进行长期运动干预（干预周期为8周）时，与对照组相比，有氧运动可改善超重肥胖儿童干扰控制（WMD=-0.16，95%CI=-0.18~-0.14，P<0.000 01），对计划（WMD=4.20，95%CI=-8.34~16.73，P=0.51）、注意（WMD=0.41，95%CI=-12.08~12.91，P=0.95）、同步（WMD=3.93，95%CI=-8.22~16.08，P=0.53）、连续（WMD=2.48，95%CI=-9.18~14.14，P=0.68）的改善效果不明显。

单次长时间的有氧运动对超重肥胖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有选择性积极影响，长周期固定频次、时间的有氧运动可以改善超重肥胖儿童干扰控制能力，但计划、注意、同步、连续方面未产生改善效果。

孕前肥胖会给母体及胎儿带来一系列影响，其机制可能与母胎代谢异常有关，因此，探讨其机制对于改善胎儿预后至关重要。

探讨孕前不同BMI孕妇胎盘中与肥胖及血糖代谢相关因子的改变。

选取2019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分娩的单胎孕妇100例为研究对象，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将孕妇按体质量分为孕前低体质量/正常体质量组（57例）和孕前超重/肥胖组（43例）。采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孕妇胎盘组织长链非编码RNA肺腺癌转移相关转录本1（LncRNA MALAT1）、血液淀粉样抗原3（SAA3）、白介素6（IL-6）mRNA表达。

研究对象年龄22~43岁，平均年龄（32.7±4.2）岁；其中初产妇61例，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21例，低体质量14例，正常体质量43例，超重26例，肥胖17例。孕前超重/肥胖组GDM比例、新生儿体质量高于孕前低体质量/正常体质量组，妊娠期增重低于孕前低体质量/正常体质量组（P<0.05）。孕前超重/肥胖组孕妇胎盘组织LncRNA MALAT1 mRNA表达量高于孕前低体质量/正常体质量组（P<0.05）。孕前肥胖孕妇胎盘组织中LncRNA MALAT1、SAA3、IL-6的mRNA表达量高于孕前正常体质量孕妇（P<0.05）。

孕前过高的BMI对妊娠期母婴的影响更大，掩盖了妊娠期控制体质量增加的效果。在肥胖孕妇中，LncRNA MALAT1可能通过SAA3、IL-6调节葡萄糖和脂肪稳态，涉及炎症变化和氧化应激，从而影响胎儿代谢，值得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随着中国人口逐步老龄化及慢性病共病人群的增多，心脏代谢性共病（CMM）已成为危害程度较高的共病。目前对于CMM的预测和干预方法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个心血管疾病和生活方式，而缺乏针对CMM整体的研究。

探讨代连续代谢综合征评分（cMetS）及其他肥胖指标与CMM的相关性，并进一步确认是否可作为筛查CMM的简易指标，以及估计安徽省中老年人群中预测CMM的临界点。

纳入2017—2021年安徽省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人群131 390例为研究对象，分为CMM组（男779例，女866例）和非CMM组（男53 020例，女76 725例）。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和生化指标，计算腰高比（WHtR）、腰高比0.5（WHT.5R）、身体圆度指数（BRI）、cMetS。采用Bonferroni法比较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人群CMM患病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探究CMM的影响因素。绘制cMetS和肥胖指标预测CMM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使用成对样本检验评估不同指标在预测CMM状态中的价值差异性。

男性群体中CMM组年龄、BMI、腰围（WC）、平均动脉压（MAP）、空腹血糖（FPG）、三酰甘油（TG）、糖尿病、缺血性心脏病、卒中、WHtR、WHT.5R、BRI、cMetS高于非CMM组，吸烟比例、饮酒比例、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于非CMM组（P<0.05）。女性群体中CMM组年龄、BMI、WC、MAP、FPG、糖尿病、缺血性心脏病、卒中、WHtR、WHT.5R、BRI、cMetS高于非CMM组，TC、HDL-C低于非CMM组（P<0.05）。男性、女性患者不同年龄段CMM患病率不同（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MetS、WHtR、WHT.5R、BRI、BMI升高是男性人群及女性人群CMM患病的危险因素（P<0.05）。绘制cMetS、WHtR、WHT.5R、BRI、BMI诊断CMM患病的ROC曲线，结果显示：男性群体中cMetS的AUC高于WHtR（Z=6.16，P<0.001）、BRI（Z=6.16，P<0.001）、WHT.5R（Z=7.21，P<0.001）、BMI（Z=9.36，P<0.001）；女性群体中cMetS的AUC高于WHtR（Z=5.71，P<0.001）、BRI（Z=5.71，P<0.001）、WHT.5R（Z=6.92，P<0.001）、BMI（Z=9.98，P<0.001）。

在不同性别中，cMetS和其他肥胖指标均与CMM密切相关，且在识别CMM方面cMetS优于其余指标。cMetS可作为诊断CMM的一项新型指标，在预防CMM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慢性肾脏病（CKD）是全球排名第十一位的致命疾病，其导致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正迅速增加。在所有慢性病中，CKD的致残和致死风险增长率居首位。胰岛素抵抗（IR）和肥胖与CKD的发展密切相关，三酰甘油-葡萄糖（TyG）指数可作为衡量IR的替代指标，但TyG指数与CKD发生的关系尚不完全清楚。

通过队列研究，探讨TyG指数及其肥胖合并指标与CKD发生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选取2015年1月—2022年11月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年度体检的4 921例成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将参与者根据基线TyG指数的四分位数分为4组，分别为Q1（5.43~6.66）、Q2（6.67~7.04）、Q3（7.05~7.43）、Q4（7.43~9.97）组，各组的例数分别为1 230例、1 231例、1 230例及1 230例。肥胖相关指标包括腰围（WC）、BMI和腰臀比（WHR），分别与TyG指数结合成TyG-WC、TyG-BMI和TyG-WHR指数。将参与者根据基线TyG-WC指数的四分位数分为4组，分别为Q1（204.49~523.14）、Q2（523.15~593.21）、Q3（593.22~657.16）、Q4（657.17~992.75），各组的例数分别为1 230、1 232、1 229、1 230例；根据基线TyG-BMI指数的四分位数将研究对象分为4组，分别为Q1（92.43~149.16）、Q2（149.17~168.43）、Q3（168.49~188.92）、Q4（88.93~306.64），各组的例数分别为1 228、1 231、1 232、1 230例；根据基线TyG-WHR指数的四分位数将研究对象分为4组，分别为Q1（2.76~5.66）、Q2（5.67~6.26）、Q3（6.27~6.83）、Q4（6.84~9.67）组，各组的例数分别为1 230、1 230、1 231、1 230例。TyG指数及其结合肥胖指标与CKD的发病风险采用比例风险回归模型（Cox模型），剂量反应关系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RCS）。

截至随访终点，该研究队列中新发CKD 139例，发生率为2.8%。调整混杂因素后发现，与TyG指数Q1组相比，TyG指数Q4组发生CKD风险显著增加（HR=1.756，95%CI=1.010~3.054），与TyG-WC指数Q1组相比，TyG-WC指数Q4组发生CKD风险显著增加（HR=2.532，95%CI=1.210~5.296）（P<0.05）。TyG指数与CKD发生风险呈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非线性=0.048），TyG指数越高（>6.93），CKD发生风险越高。TyG-WC指数与CKD发生风险呈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非线性=0.078），CKD发生风险随TyG-WC指数升高而呈上升趋势。

TyG和TyG-WC均为CKD的影响因素，控制TyG和WC可以有效地预防和管理CKD，对CKD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青春期是肥胖问题的高风险期，针对青少年开展肥胖防控尤为紧迫和必要。然而现有干预措施普遍面临无法持续开展或扩大推广的困境，亟需通过资源评估识别和发掘现有的社区资源或优势，促进青春期肥胖防控项目的开展和维持。

对初中生肥胖防控进行资源评估，识别获得当下政策环境、物质环境、社会环境、信息环境中的优势资源、不足之处与改进建议。

2023—2024年1月采用目的抽样法，从中国东部某市疾病控制中心、教育局、城区3所初级中学中选取11名承担初中生肥胖防控相关工作的工作人员进行一对一、面对面访谈；在以上3所初中各邀请8名家长及其子女进行专题小组访谈，每组8人，共计6组。通过主题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

关于初中生肥胖防控，受访者提及的优势资源主要包括实现肥胖监测、保障校内营养膳食和体育运动的政策与条件，以及可用于传播健康信息的宣传媒介；不足之处主要为缺乏可高效推进肥胖防控的专项政策与方案、各场所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资源无法充分支持健康饮食与运动、信息环境资源的质量与力度难以促成知信行转变等。关于改善资源环境，受访者提出的建议主要包括落实刚性监管和柔性激励、提高资源可及性、动员多方合作和强化健康宣教等。整合现有资源和改进建议形成了一份资源评估清单，分别对应10类政策环境资源，8类物质环境资源，20类社会环境资源和12类信息环境资源。

当前各环境中存在多项有利于初中生肥胖防控的优势资源，但也面临诸多不足之处亟需改善。后续初中生肥胖防控可参考资源评估清单诊断资源现状，使干预措施更好地匹配现有环境，以增强干预策略的效果与可持续性。

颅咽管瘤相关下丘脑性肥胖已成为颅咽管瘤患者术后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有研究指出通过调整热量摄入、制订并实施运动计划能显著降低颅咽管瘤相关下丘脑性肥胖患者体质量，可将非药物治疗措施如饮食运动干预应用于颅咽管瘤患者的体质量管理中，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本文综述了颅咽管瘤相关下丘脑性肥胖现状、危害、危险因素和饮食运动干预策略，以期改善疾病预后、提高生存质量。建议临床医护人员应重视颅咽管瘤患者相关下丘脑性肥胖，开展颅咽管瘤相关下丘脑性肥胖患者体质量控制的前瞻性研究，并构建科学严谨的饮食运动干预方案，为全面提高颅咽管瘤患者的生存质量提供参考。

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影响居民生命健康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分析山西省居民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流行趋势，可为相关疾病防治提供一定的科学价值。

分析2010—2018年山西省20岁及以上成年人超重、肥胖及中心性肥胖情况，分析其流行趋势。

选取2010年8月—2018年11月（2010、2013、2015和2018年）中国慢病监测项目中山西省部分20岁及以上成年人的调查数据，计算不同年份、性别、年龄和地区20岁及以上成年人的超重率、肥胖率和中心性肥胖率，分析不同特征成年人的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流行趋势。

本研究2010、2013、2015、2018年分别获得有效人数3 527、4 066、4 545、4 788人，年龄20~108岁。调查对象以40~59岁年龄段人群较多，女性居民较男性居民多，农村居民较城市居民多。山西省2010—2018年20岁及以上成年人整体超重粗率和经年龄、性别标化后的标化超重率分别为37.7%~40.1%、36.1%~39.6%，无明显上升趋势（Z=0.005、2.413，P=0.942、0.120）；整体标化肥胖率和整体中心性肥胖粗率、标化中心性肥胖率分别由2010年的17.2%、53.8%、52.4%增长至2018年的20.0%、61.6%、60.2%（Z=8.100、10.994、12.218，P<0.05）。2010—2018年，不同年龄、性别、地区20岁及以上成年人整体超重粗率和标化超重率比较，无明显变化趋势（P>0.05）。2013年男性标化超重率高于女性（χ²=4.259，P=0.039）、男性标化肥胖率低于女性（χ²=13.724，P<0.001），其余时间点男女标化超重率和标化肥胖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0~39岁年龄组的整体肥胖率、男性肥胖率以及男、女性中心性肥胖率均呈现上升趋势（P<0.05）。2010—2018年城市居民的标化超重率、肥胖率、中心性肥胖率均高于农村居民（P<0.05），其中，城市和农村居民，2013年和2015年的标化超重率，2010年和2015年的标化肥胖率以及2015年和2018年的标化中心性肥胖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Joinpoin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2010—2018年山西省女性标化超重率呈下降趋势（APC=-0.57，P<0.05），男性标化肥胖率呈上升趋势（APC=2.72，P<0.05），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标化超重率、肥胖率和中心性肥胖率呈上升趋势（P>0.05），不同性别和地区之间的变化趋势也无明显差异（P>0.05）。

2010—2018年山西省20岁及以上成年居民超重率趋于稳定，肥胖率和中心性肥胖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肥胖、中心性肥胖防治方面应以20~39岁青壮年为重点干预人群，减缓增长速度，以40岁以上人群为重点防治人群，采取相应预防干预措施，以控制超重、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流行。

目前，全球范围内肥胖儿童青少年数量急剧增加，其中，5~19岁人群肥胖患病率约增加了8倍，2~4岁儿童肥胖患病率约增加了1倍。运动干预对于改善肥胖和增强心肺适能具有重要影响。但缺乏组合运动干预对14~16岁肥胖女青少年影响的研究。

探讨12周组合运动干预对肥胖女青少年身体成分、心血管风险因素及心肺适能的影响。

于2022年5—7月在山东曲阜市选取14~16岁肥胖女青少年48名作为研究对象，将48名研究对象进行编号，然后利用随机数字分为试验组（24名）和对照组（24名）。试验组根据纳排标准最后纳入20名女生，整个干预过程持续12周，包括跳绳运动干预和跆拳道运动干预；而对照组在整个12周中不进行任何运动干预和其他饮食或者药物干预。分别在12周运动干预前和运动干预后检测受试者身高、体质量、体脂率、腰围、BMI、血压、空腹血糖（FPG）、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及最大摄氧量（VO_2max）等，并比较两组及干预前后各指标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讨肥胖女青少年体脂率、腰围与VO_2max的相关性。

干预前，两组女生年龄、身高、体质量、体脂率、腰围、BMI、收缩压（SBP）、舒张压（DBP）、脉压、FPG、胰岛素、HOMA-IR、最大完成次数（Laps）、最大跑速（MAS）、VO_2max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12周运动干预后，试验组女生体脂率、腰围、SBP、DBP、FPG、胰岛素、HOMA-IR均低于对照组，而Laps、MAS、VO_2max高于对照组（P<0.05）；与干预前比较，12周运动干预后试验组女生体脂率、腰围、SBP、DBP、FPG、胰岛素、HOMA-IR均降低，而Laps、MAS、VO_2max升高（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肥胖女青少年体脂率、腰围与VO_2max呈负相关（r=-0.55，P<0.001；r=-0.41，P<0.001）。

12周组合运动干预能够改善肥胖女青少年身体成分和心血管风险因素，同时也能够通过增加VO_2max来增强心肺适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儿童的身高、体质量等基础指标快速上升。既往研究显示中国儿童的身高增长放缓，体质量的增长加速，导致了超重和肥胖的高患病率，调查当前中国儿童的生长发育与营养状况对于预防及应对生长趋势的消极影响十分重要。

分析2014—2020年中国7~12岁儿童生长趋势和超重肥胖趋势，为制定儿童体质促进和肥胖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于2022年5月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4次调查中10 817名7~12岁儿童的身高、体质量和BMI数据，以性别和城乡分层，比较2014—2020年不同性别和城乡间身高、体质量、超重患病率、肥胖患病率和超重肥胖患病率的流行趋势，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中国2014—2020年7~12岁儿童超重肥胖影响因素。

2020年7~12岁城市女性儿童、乡村男性儿童、乡村女性儿童的身高相较于2014年增高了3.8 cm（95%CI=1.3~6.2 cm）、6.5 cm（95%CI=4.3~8.5 cm）、6.6 cm（95%CI=4.3~8.8 cm）；2020年7~12岁城市男性儿童、城市女性儿童、乡村男性儿童、乡村女性儿童的体质量相较于2014年增高了2.3 kg（95%CI=0.8~3.9 kg）、2.1 kg（95%CI=0.6~3.7 kg）、3.0 kg（95%CI=1.7~4.2 kg）、3.0 kg（95%CI=1.8~4.2 k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4—2020年间，男性儿童的超重肥胖率从26.5%上升至29.5%，女性儿童的肥胖率和超重肥胖率分别从12.1%和21.1%下降至7.9%和17.3%，城市儿童的超重率和超重肥胖率分别从11.7%和21.6%上升至14.9%和26.4%，乡村儿童的肥胖率和超重肥胖率分别从14.3%和25.8%下降至11.2%和21.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和性别是儿童超重的影响因素（P<0.05）；城乡、年龄和性别是儿童肥胖和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P<0.05）；年龄是男性儿童肥胖的影响因素（P<0.05）；年龄和年份是男性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P<0.05）；年龄是女性儿童超重的影响因素（P<0.05）；城乡、年龄和年份是女性儿童肥胖和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P<0.05）。

2014—2020年间，中国7~12岁儿童身体形态快速增长，乡村增量大于城市，城乡差距缩小，同时男性和城市儿童超重肥胖患病率继续增加，女性和乡村儿童下降。城乡、年龄和性别是儿童超重肥胖患病率的影响因素。

膳食炎症指数（DII）作为定量评价膳食炎症潜力的新指标，已广泛应用于各种慢性病研究中，但DII与不同类型肥胖之间的相关性尚无统一定论。

系统评价DII与超重、肥胖及腹型肥胖的相关性，为不同类型肥胖的预防提供参考。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DII与超重、肥胖及腹型肥胖相关性的横断面研究，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2023-01-10；运用美国卫生保健质量及研究机构（AHRQ）的偏倚风险评价表对纳入研究进行评价；运用RevMan 5.4.1进行Meta分析，计算汇总数据的OR值及其95%CI评估DII与超重、肥胖及腹型肥胖的相关性；根据性别、研究地域、调查方式、DII成分数量、样本人群是否健康、诊断标准、DII分组类型的差异进行亚组分析。

本研究共纳入9个国家的20项研究，共214 808例研究对象。Meta分析结果显示，高水平的DII可能是超重〔OR=1.12，95%CI（1.03，1.22），P=0.005〕、肥胖〔OR=1.56，95%CI（1.34，1.82），P<0.000 01〕及腹型肥胖〔OR=1.42，95%CI（1.14，1.78），P=0.002〕的危险因素。针对原始研究的性别、研究地域、调查方式、DII成分数量、样本人群是否健康、诊断标准、DII分组类型的差异进行亚组分析，DII与超重相关性的各亚组内未发现组间异质性存在（P>0.05）；DII与肥胖相关性的各亚组中，男性人群〔OR=1.79，95%CI（1.13，2.85）〕相较于其他性别人群肥胖所占比例更高；北美洲人群〔OR=1.57，95%CI（1.27，1.83）〕相较于其他地域的人群肥胖所占比例更高，24 h回忆的结果〔OR=1.83，95%CI（1.39，2.42）〕相较于其他调查方式的研究结果中肥胖所占比例更高；DII与腹型肥胖相关性的各亚组中，北美洲人群〔OR=1.87，95%CI（1.44，2.44）〕相较于其他地域的人群腹型肥胖所占比例更高，其他组间未发现明显异质性存在。本研究漏斗图分布具有良好的对称性，提示无明显发表偏倚。

高DII膳食可能为超重、肥胖及腹型肥胖的危险因素，该影响在北美洲人群中更为显著；高DII膳食与肥胖的相关性在男性中更为显著；增加抗炎膳食成分摄入对于超重、肥胖及腹型肥胖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逐年攀增，已成为危害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造成的一系列后果也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减重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全因死亡率。目前常见的减重方式有药物、手术及包括饮食、运动在内的生活方式干预，但运动干预仍然是最为健康且最为基础的减重方式。运动可减少脂肪，增加肌肉含量，改善代谢。当运动与其余减重方式相结合，可减少减重的不良反应，效果更好。在减重过后进行持续运动，还可以有效阻止反弹，保持减重效果。本文从"运动是减重之本"的定义、机制、效应和管理四个层面探索，并结合"中大医院经验"为运动减重提供参考。

肥胖是日益普遍和代价高昂的公共卫生问题。不少人认为运动是一种有效的减重策略，甚至比控制饮食更有效。然而，肥胖个体运动减重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需仔细权衡。本文结合循证医学证据，从运动的减重效果轻微、长期坚持高强度运动的依从性差、肥胖者从事高强度运动的安全性及运动减重效果不佳的机制探讨等方面简要阐述"运动不是减重之本"的观点。

三酰甘油葡萄糖乘积（TyG）指数是评价胰岛素抵抗（IR）和肥胖相关的代谢性疾病的指标，与发生心血管疾病（CVD）高危风险密切相关，但在不同性别的中年肥胖人群中TyG指数与发生CVD高危风险可能不同。

探讨不同性别中年肥胖人群TyG指数与发生CVD高危风险的关系，评估其在CVD防治中的作用。

研究对象来源于安徽省开展的10个CVD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选择30 425名中年肥胖居民，采用国家心血管中心统一设计的初筛调查表和基本信息登记表，由经过统一培训并考察合格的调查员进行调查，主要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情况、饮酒情况等，并进行CVD高危风险评估。将研究对象分为男性组（n=11 566）和女性组（n=18 859），男性组根据TyG指数四分位数分组，分为T₁（7.417~8.870）（n=2 892）、T₂（8.871~9.204）（n=2 891）、T₃（9.205~9.578）（n=2 892）、T₄（9.579~11.435）（n=2 891）亚组；女性组分为F₁（7.579~8.876）（n=4 715）、F₂（8.877~9.183）（n=4 720）、F₃（9.184~9.526）（n=4 710）、F₄（9.527~11.647）（n=4 714）亚组。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TyG指数与发生CVD高危风险的关系，采用Z检验比较亚组间的效应值差异。

男性组中发生CVD高危风险比例为28.4%（3 280/11 566），女性组中为26.0%（4 909/18 859）。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组（女性组）TyG指数T₂（F₂）、T₃（F₃）、T₄（F₄）与CVD高危风险相关（P<0.05），且随着TyG指数的逐渐增大，与发生CVD高危风险的相关性也逐渐增加。男性组，与T₁亚组相比，T₄亚组发生CVD高危的风险为OR（95%CI）=1.827（1.622，2.058）；女性组，与F₁亚组相比，F₄亚组发生CVD高危的风险为OR（95%CI）=1.552（1.410，1.708）。男、女两组中T₄亚组、F₄亚组TyG指数与发生CVD高危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再进一步调整了总胆固醇等指标后（模型2），T₂（F₂）、T₃（F₃）、T₄（F₄）与发生CVD高危风险的相关性有所减弱，但在男性和女性两组TyG指数中，T₂（F₂）、T₃（F₃）、T₄（F₄）均与发生CVD高危风险存在相关性（P<0.05），且随着TyG指数水平的逐渐增大与发生CVD高危风险的相关性逐渐增加。与T₁亚组相比，男性组T₄亚组中发生CVD高危的风险为OR（95%CI）=1.804（1.584，2.055）；与F₁亚组相比，女性组F₄亚组发生CVD高危风险为OR（95%CI）=1.496（1.345，1.665）；男、女两组中T₄亚组、F₄亚组TyG指数与发生CVD高危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高水平TyG指数的中年肥胖男性更易发生CVD高危风险，应重点关注该群体的TyG指数水平。

研究表明肥胖人群急性胰腺炎（AP）的发病风险增加，而肥胖患者常伴有空腹血糖（FPG）异常，FPG是否独立增加AP的发病风险尚存在争议，且国内外关于非肥胖人群FPG与AP发病风险的关系鲜见报道。

探究开滦研究队列中非肥胖人群基线FPG水平与AP发病风险的关联。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选取2006—2009年首次在开滦总医院及其下属10家医院完成体检的开滦研究队列非肥胖人群102 512例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流行病学资料、人体测量学数据、实验室检查指标等资料，将研究对象按FPG四分位数分为4组：第一分位组（Q1组，FPG≤4.66 mmol/L，n=25 929），第二分位组（Q2组，4.66 mmol/L≤FPG<5.10 mmol/L，n=25 797），第三分位组（Q3组，5.10 mmol/L≤FPG<5.67 mmol/L，n=25 162），第四分位组（Q4组，FPG≥5.67 mmol/L，n=25 624）。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非肥胖人群新发AP的生存曲线图，计算不同FPG水平分组非肥胖人群AP累积发病率，并采用Log-rank法进行组间检验。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非肥胖人群新发AP的影响因素及不同FPG水平分组与非肥胖人群新发AP的相关性。

本研究中位随访时间为（12.8±2.4）年，累计发生AP 320例，AP的发病密度为2.44例/万人年，4组非肥胖人群AP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3.96，P<0.001）。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高龄〔HR=1.02，95%CI（1.01，1.03），P=0.001〕、高三酰甘油（TG）水平〔HR=1.22，95%CI（1.13，1.30），P<0.001〕、有胆石症病史〔HR=2.79，95%CI（1.88，4.13），P<0.001〕是非肥胖人群新发AP的危险因素；受教育年限≥9年〔HR=0.65，95%CI（0.47，0.90），P<0.001〕是非肥胖人群新发AP的保护因素；Q4组新发AP的HR为1.40〔95%CI（1.02，1.92），P=0.038〕。剔除应用降糖药人群后，结论未发生改变，Q4组新发AP的HR为1.40〔95%CI（1.02，1.92），P=0.036〕。

高龄、高TG水平、有胆石症病史是非肥胖人群新发AP的危险因素；受教育年限≥9年是非肥胖人群新发AP的保护因素。在非肥胖人群中，当FPG≥5.67 mmol/L时AP的发病风险会增加。

低龄儿童超重问题呈现普遍化、严重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未来人口素质，给中国健康人力资本存量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科学认识中国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的时空演变模式与未来发展趋势，旨在为控制儿童超重现象、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效能、实施精准的干预措施提供支持。

于2022年4月，以华盛顿大学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提供的全球105个中低收入国家5 km×5 km格网数据集作为数据源，提取2000—2019年中国（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5 km×5 km格网数据，逐像元计算2000—2019年平均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使用泰尔森估算法、Mann-Kendall检验法与Hurst指数估计法，逐像元对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的时空演变模式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刻画。

2000—2019年20年间，5岁以下儿童超重情况在山东省、湖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及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北京市、天津市等省份的局部地区较为普遍，其中湖南省全省的平均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达29.42%；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明显增长的地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不含数据缺失区域）的60.59%，中部与东部地区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呈明显增长趋势的面积占中部与东部地区总面积（不含数据缺失区域）的比例高于西部地区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呈明显增长趋势的面积占西部地区面积（不含数据缺失区域）的比例；超重率演变趋势无明显变化的地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5.33%，从空间分布上看，以斑块状散布在各省份的部分地区，如长江中游城市群等；超重率演变呈明显降低趋势的地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4.08%，集中于西部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云南省等省份的部分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的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的局部区域。根据Hurst指数，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时间序列具有持久性或趋势增强特征的地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4.87%。

中国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空间分异特征明显。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与地区发展整体水平存在着协同的"U"型关联，这种关联背后蕴含着"发育迟缓超重现象下降期""超重现象平稳期""营养过剩超重现象上升期"这一多阶段、串联式的发展过程。针对低龄儿童超重这一多维因素耦合衍生出的社会问题，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区域政策、构建"政府政策调控-社会理念渗透-家庭健康管理"三级联动的治理网络、科学精准地解决儿童超重问题提供了科学支撑与政策参考。

随着肥胖问题日益严重，减重代谢术需求量也逐年增加，患者术后仍须维持良好生活习惯以巩固减重效果。但在相应行为指南已较为成熟的同时，患者行为依从性并不理想，导致术后较高的复胖率。可考虑从认知因素这一核心视角出发采取策略促进患者的饮食与体力活动行为。

系统编码整合认知因素视角下的减重代谢术后饮食、体力活动行为促进策略。

2022年6月，采用WHITTEMORE和KNAFL的整合性综述方法，在PubMed、Web of Science、the Cochrane Library、CINAHL英文数据库和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文数据库中与减重代谢术后饮食与体力活动行为促进策略有关研究，检索时限为1994年1月至2022年6月。采用2016版"关键评估清单"（CASP）进行文献质量评价，纳入符合标准的研究，根据"体力活动与饮食行为改变技术分类法"（CALO-RE分类法）对策略统一编码并加以合并。

共纳入25篇文献，包括17篇随机对照试验、4篇观察性研究、4篇综述。通过编码，所有策略均被CALO-RE分类法覆盖，涉及其中的25类策略，主要包括行为情况监测、社会支持、目标设定、障碍识别解决等。整合得到的"减重代谢术后饮食与体力活动行为促进策略集"共46条策略。

本研究通过整合性综述和CALO-RE分类法，系统编码了适用于减重代谢术后患者的认知因素视角下饮食与体力活动行为促进策略，为术后行为管理提供了技术储备。减重代谢外科医护可在评估患者行为水平和认知因素状况后，结合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策略，有效提升患者的行为依从性。未来可在实证研究中进一步验证并优化本策略集。

减重代谢术后患者的放牧饮食行为与术后复胖明显相关，且其发生率会随术后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增加，对减重代谢术后患者放牧饮食行为进行早期发现和准确评估尤为重要。目前，国内尚缺乏针对减重代谢术后患者放牧饮食行为的量性测评工具。

对放牧饮食行为测评量表〔Rep（eat）-Q〕进行汉化，并在减重代谢术后患者中验证其信效度。

按照Brislin翻译模型，通过翻译、回译、专家评议和预试验后，确定Rep（eat）-Q中文版终稿。于2022-08-31，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22年3—8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减重随访门诊收治的减重代谢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Rep（eat）-Q中文版、三因素饮食量表（TFEQ）-R21对294例减重代谢术后患者进行调查，检验Rep（eat）-Q中文版的信效度。

利用临界比值法将受试者分为高分组（79例）和低分组（78例），高分组Rep（eat）-Q中文版各条目得分均明显高于低分组（P<0.05）。Rep（eat）-Q中文版中各条目得分与总分均呈线性正相关（r值为0.368~0.782，P<0.05）。Rep（eat）-Q中文版、非强迫型、强迫型放牧饮食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43、0.928、0.898，折半信度分别为0.835、0.938、0.891，重测信度分别为0.867、0.800、0.836。量表各条目的内容效度指数为0.80~1.00，总量表的全体一致内容效度指数为0.92，平均内容效度指数为0.9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经最大方差旋转后提取2个公因子，特征值分别为8.069、1.219，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7.40%，各条目因子载荷值为0.637~0.878；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拟合优度卡方检验（χ²/df）为2.211，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05，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为0.860，规范拟合指数（NFI）为0.920，增值拟合指数（IFI）为0.955，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54，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80。294例调查对象Rep（eat）-Q中文版总得分与TFEQ-R21的各维度得分存在明显相关性（P<0.05）。

Rep（eat）-Q中文版信效度较好、简单易行，可为我国减重代谢术后患者的放牧饮食行为提供可靠的测评工具。

减重代谢术后患者食物偏好的改变是影响其术后体质量减轻的重要原因，客观评估术后患者食物偏好改变的具体特征，并分析其预测因素尤为重要，基于现有研究结果间较大的差异性，难以指导术后体质量维护。

对减重代谢术后患者的食物偏好改变特征及其对减重结局的影响进行调查，分析减重代谢术后食物偏好改变的预测因素。

2022年2—8月，采用便利取样法抽取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减重随访门诊收治的245例减重代谢术后患者，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减重结局指标调查表、减重代谢术后患者食物偏好改变特征调查问卷对其进行调查。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减重代谢术后食物偏好改变对减重结局的影响，采用单因素分析及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术后食物偏好改变的预测因素。

回收有效问卷237份（96.7%），97.0%的减重代谢术后患者食物偏好与术前相比发生改变。减重代谢术后食物偏好改变组患者的术后体质量及体质指数（BMI）下降值、总体体质量丢失率（TWL）与食物偏好不变组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后时间是减重代谢术后患者对蔬菜水果偏好改变的预测因素（P<0.05）；婚姻状况、术前合并症是减重代谢术后患者对优质蛋白食物偏好改变的预测因素（P<0.05）；长期居住地是对减重代谢术后患者辛辣食物偏好改变的预测因素（P<0.05）；性别、长期居住地、手术方式是对减重代谢术后患者咸味零食偏好改变的预测因素（P<0.05）；性别、手术方式是对减重代谢术后患者高脂肪肉类偏好改变的预测因素（P<0.05）；性别、术后时间是对减重代谢术后患者甜食偏好改变的预测因素（P<0.05）；性别、手术方式是对减重代谢术后患者不含酒精的甜味饮料偏好改变的预测因素（P<0.05）。

减重代谢术后患者食物偏好改变的发生率高，表现为对高热量食物偏好降低，对健康食物偏好增加的特点。性别、婚姻状况、长期居住地、术前合并症、手术方式及术后时间是减重代谢术后患者不同食物偏好改变特征的预测因素，减重专科医护人员须早期识别目标人群，加强术后饮食教育和指导，改善术后饮食体验，切实保障减重代谢术效果。

隐性肥胖（NWO）人群在中老年阶段易发生心血管疾病，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被证明可提高心血管健康，但目前HIIT对NWO人群心血管疾病风险改善效果的研究较少。

探究短期HIIT对NWO女大学生机体内晚期糖基化终产物（AGEs）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影响。

2020年11—12月在上海健康医学院招募137名女大学生，根据亚洲女性NWO标准筛选出40名NWO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受试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20）和HIIT干预组（n=20）。HIIT干预组在进行1周的适应性训练后，完成为期4周、5 d/周的HIIT训练。对照组不进行任何运动训练。观察两组受试者干预前、后体质量、体质指数（BMI）、体脂百分比（BF%）、内脏脂肪等级（VFL）、内脏脂肪面积（VFA）、腰围、血脂四项、心血管疾病风险（应用China-PAR模型评估）、AGEs、空腹血糖，并分析AGEs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性。

10名受试者在干预期间因个人原因退出研究（其中对照组7例，HIIT组3例）。干预后，HIIT干预组BMI、BF%、VFA、VFL、腰围、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HDL、三酰甘油（TG）/HDL、AGEs、空腹血糖均低于对照组（P<0.05）。由于心脑血管病风险评估工具适用于20岁及以上受试者，因此对HIIT干预组中9例受试者进行了评估。干预前对照组和HIIT干预组受试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为（11.82±0.47）%、（9.79±0.57）%，干预后分别为（14.13±0.97）%、（6.93±1.17）%。干预后HIIT干预组心血管疾病风险低于对照组（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AGEs与心血管疾病风险无相关关系（r_s=-0.006，P=0.979）。

短期（4周）HIIT可减少NWO女大学生的体脂，降低AGEs和空腹血糖水平，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减重代谢术后不良饮食行为是导致术后复胖的重要原因，但其概念尚未统一，且用词混乱，较大程度地限制了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及研究结论的可靠程度。

界定减重代谢术后不良饮食行为的概念。

于2022年5月，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CINAHL数据库，获取以"减重代谢术后不良饮食行为"为主要研究内容且涉及相关概念、定义属性、先决条件、结局指标的文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05-10，语种限定为中、英文。根据纳入的文献，按照Rodgers演化概念分析的步骤，从概念演化、属性特征、先决条件、后果、相关概念、典型案例、为概念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假设和启示7个方面对减重代谢术后不良饮食行为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与整合。

共纳入符合要求的文献36篇，包括英文文献33篇、中文文献3篇。Rodgers演化概念分析结果显示：减重代谢术后不良饮食行为包括失控性进食、放牧饮食、情绪性进食、食物渴求、食物成瘾、补偿行为6个属性特征；先决条件包括主观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自我效能、饮食态度、心理状况、工作压力等，客观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肥胖病史等；后果包括进食障碍和精神心理疾病、减重效果、营养状况、生活质量。

减重代谢术后不良饮食行为的概念尚未统一，未来还需结合我国国情深入剖析减重代谢术后不良饮食行为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理论、评估工具、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从而维持患者术后减重效果，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近年来，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患病率增长迅速，非肥胖MAFLD患者体脂成分和代谢指标的特点及各指标对该病预测价值的研究结论尚不一致。

分析非肥胖MAFLD患者的体脂成分及关键代谢指标的变化特点，明确非肥胖MAFLD的危险因素，探讨以上指标与非肥胖MAFLD相关性及对该病的预测价值。

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人员为研究对象，根据肝脏B超结果分为脂肪肝患者和非脂肪肝者，排除脂肪肝患者中的非MAFLD患者后，再根据体质指数（BMI）将两组体检者分为非肥胖非脂肪肝组（n=129）、肥胖MAFLD组（n=129）、肥胖非脂肪肝组（n=129）、非肥胖MAFLD组（n=129），比较非肥胖MAFLD组与其他3组间体脂成分及代谢指标，分析各指标与非肥胖MAFLD的相关性，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明确非肥胖M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指标对非肥胖MAFLD的预测价值。

（1）体脂成分及代谢指标比较：非肥胖MAFLD组BMI、体脂肪（BF）、体脂率（BFR）、内脏脂肪面积（VFA）、腰围（WC）、腰臀比（WHR）、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尿酸（UA）、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及谷酰转肽酶（GGT）高于非肥胖非脂肪肝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于非肥胖非脂肪肝组（P<0.05）；非肥胖MAFLD组BMI、BF、VFA、WC、WHR、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_1c）低于肥胖MAFLD组（P<0.05）；非肥胖MAFLD组BMI、BF、WC低于肥胖非脂肪肝组，TG、UA、ALT、GGT高于肥胖非脂肪肝组（P<0.05）；非肥胖MAFLD组中女性年龄、BF、BFR、VFA高于男性，WC、UA、GGT低于男性（P<0.05）。（2）Kendall's相关分析结果显示，BFR、VFA、WHR、TC、TG、LDL-C、UA、ALT、GGT与非肥胖MAFLD呈正相关（r=0.099、0.092、0.136、0.095、0.176、0.092、0.114、0.125、0.142，P<0.05），HDL-C与非肥胖MAFLD呈负相关（r=-0.112，P<0.05）。（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G、ALT、UA、BFR和VFA为非肥胖MAFLD的影响因素（P<0.05）。（4）BFR、VFA、TG、UA、ALT预测非肥胖MAFLD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53〔95%CI（0.807，0.898）〕、0.938〔95%CI（0.906，0.970）〕、0.807〔95%CI（0.754，0.860）〕、0.665〔95%CI（0.599，0.731）〕、0.752〔95%CI（0.692，0.812）〕，灵敏度分别为0.789、0.852、0.822、0.605、0.814，特异度分别为0.770、0.904、0.713、0.682、0.770，最佳临界值分别为22.30%、61.45 cm²、1.02 mmol/L、356.00 μmol/L、18.35 U/L。

非肥胖MAFLD患者与非肥胖非脂肪肝人群相比，BF及内脏脂肪增多，脂质代谢异常，UA水平升高，转氨酶上升；TG、ALT、UA、BFR和VFA为非肥胖MAFLD的影响因素；BFR、VFA、TG、UA、ALT对非肥胖MAFLD具有一定诊断价值，可用于预测非肥胖MAFLD的发生，以便尽早进行干预。

相较于传统电压标准，心电图（ECG）新标准对普通高血压人群诊断左心室肥厚（LVH）有着更高的准确性，但ECG新标准对超重和肥胖人群LVH的诊断效能鲜有报道。

探讨ECG新标准对高血压合并超重和肥胖人群LVH的诊断价值。

回顾性选取2017年12月至2020年12月在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高血压病合并超重和肥胖患者368例，以超声心动图（UCG）为金标准，将LVH>115 g/m²（男性），>95 g/m²（女性）设为LVH（+）组；LVH≤115 g/m²（男性），≤95 g/m²（女性）设为LVH（-）组。收集并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UCG指标〔舒张末期室间隔厚度（IVST）、舒张末期左心室后壁厚度（LVPWT）、左心室质量（LVM）、左心室体积指数（LVMI）、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及ECG指标〔QRS波群持续时间（QRSd）、校正QT间期（QTc）、Sokolow-Lyon电压、Cornell电压、Peguero Lo-Presti电压、Cornell乘积）〕。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高血压合并超重和肥胖人群LVH的影响因素，运用ROC曲线评价ECG新标准（Sokolow-Lyon电压、Cornell电压、Peguero Lo-Presti电压、Cornell乘积）对超重和肥胖人群LVH的诊断效能。

LVH（-）组和LVH（+）组一般资料中的性别、年龄、体表面积（BSA）、收缩压（SBP）、舒张压（DBP）、β-受体阻滞剂使用率及血压控制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VH（+）组IVST、LVPWT、LVM、LVMI、QRSd、QTc、Sokolow-Lyon电压、Cornell电压、Peguero Lo-Presti电压、Cornell乘积均高于LVH（-）组，LVH（+）组LVEF低于LVH（-）组（P<0.05）。年龄〔OR=1.046，95%CI（1.024，1.069）〕、Sokolow-Lyon电压〔OR=1.793，95%CI（1.305，2.463）〕是高血压合并超重和肥胖人群患LVH风险的影响因素（P<0.05）。Sokolow-Lyon电压、Cornell电压、Peguero Lo-Presti电压、Cornell乘积诊断高血压合并超重和肥胖患者LVH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74、0.695、0.662、0.722；以年龄、BSA、SBP、DBP、高血压病程时间、QRSd、QTc、Sokolow-Lyon电压、Cornell电压、Peguero Lo-Presti电压及Cornell乘积作为联合诊断模型，高血压合并超重和肥胖患者LVH的AUC为0.846。

Sokolow-Lyon电压是高血压合并超重和肥胖人群患LVH风险的影响因素。ECG新标准Peguero Lo-Presti电压对高血压合并超重和肥胖人群LVH的诊断效能较低，不及Cornell乘积标准等传统心电图标准，联合诊断模型对超重和肥胖人群LVH具有更好的诊断性能，推荐在检查条件相对不足的基层推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