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是代谢综合征、2型糖尿病（T2DM）和动脉粥样硬化等诸多疾病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而糖尿病患者中肥胖和蛋白尿关系的研究较少。

探讨T2DM患者肥胖和蛋白尿的关系。

回顾性连续选取2007年1月至2009年6月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的T2DM患者。收集患者一般资料、体格检查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依据是否肥胖将患者分为T2DM肥胖组〔体质指数（BMI）≥25 kg/m²〕和T2DM无肥胖组（BMI<25 kg/m²），依据BMI将肥胖患者分为轻度肥胖亚组（25 kg/m²≤BMI<30 kg/m²）、中度肥胖亚组（30 kg/m²≤BMI<35 kg/m²）和重度肥胖亚组（BMI≥35 kg/m²）。蛋白尿诊断标准：24 h尿白蛋白定量≥30 mg/24 h。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T2DM患者肥胖与蛋白尿的关系。

3 023例T2DM患者中，T2DM肥胖组1 414例，T2DM无肥胖组1 609例。1 414例肥胖患者中，轻度肥胖亚组1 196例、中度肥胖亚组206例和重度肥胖亚组12例。T2DM肥胖组患者中有饮酒史、高血压病史、降压药用药史者所占比例，收缩压、舒张压、腰臀比、空腹血糖（FPG）、餐后2 h血糖（2 hPG）、血肌酐（Scr）、空腹C肽、餐后2 hC肽、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血尿酸高于T2DM无肥胖组，糖化血红蛋白（HbA_1c）、高密度脂蛋白（HDL）低于T2DM无肥胖组（P<0.05）。T2DM肥胖组患者24 h尿白蛋白定量为13.7（7.6，42.6）mg/24 h，高于T2DM无肥胖组患者的9.7（6.0，22.3）mg/24 h（P<0.05）。T2DM肥胖组患者蛋白尿发生率为30.0%（424/1 414），高于T2DM无肥胖组患者的20.2%（325/1 609）（P<0.05）。校正混杂因素后，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肥胖是T2DM患者发生蛋白尿的危险因素〔OR=1.266，95%CI（1.013，1.582），P<0.05〕。

肥胖是T2DM患者发生蛋白尿的独立危险因素，控制肥胖对降低T2DM发生蛋白尿风险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随着全球超重/肥胖人群的不断增多，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血液病患者中超重/肥胖者也越来越多。已有研究报道肥胖与移植后的预后不良有关，为改善此类患者的不良预后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

本研究拟探索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中超重/肥胖血液病患者身体成分变化的特点，为超重/肥胖患者移植过程中实施营养干预提供证据和思路。

选取2018年11月至2021年3月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212例血液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体质指数（BMI）分为BMI正常组（137例）和超重/肥胖组（75例）。收集患者基线资料，包括个人信息和临床资料等，采用SPSS 26.0软件比较两组患者入仓时、预处理后和出仓时的身体成分变化情况及糖脂代谢相关指标异常发生率情况。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疾病类型、预处理方案及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配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超重/肥胖组患者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体质量（t=14.271，P<0.001）、去脂体质量（t=12.344，P<0.001）、骨骼肌质量（t=14.119，P<0.001）、BMI（t=14.610，P<0.001）、去脂体质指数（FFMI）（t=12.344，P<0.001）均较移植前下降；超重/肥胖组患者体脂肪在移植前后无明显变化（P>0.05），但体脂百分比、内脏脂肪面积移植后却明显升高（t=-3.258、-2.478，P<0.05）。与BMI正常组相比，超重/肥胖组患者与肌肉相关的指标如去脂体质量、骨骼肌质量和FFMI下降明显（t=3.525、3.728、3.545，P<0.05）。出仓时超重/肥胖组患者的空腹血糖异常和高胆固醇血症的发生率均高于BMI正常组（χ²=7.250、4.665，P<0.05）。

本研究发现超重/肥胖血液病患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出现更加明显的骨骼肌下降，且存在内脏脂肪堆积的趋势，移植后糖脂代谢异常的比例更高。医护人员应该关注超重/肥胖患者整个移植期间的体质量及身体成分变化，并实施相应的营养干预。

近年来高三酰甘油血症作为急性胰腺炎（AP）发病的危险因素逐渐受到重视，目前关于肥胖是否增加AP发病风险尚存在争议，非肥胖人群基线三酰甘油（TG）是否影响AP的发病风险尚无定论。

探讨开滦研究队列非肥胖人群基线TG水平与AP发病风险的关系。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以参加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6—2007年和2008—2009年健康体检、无AP病史和TG资料完整的非肥胖人群为观察队列，研究按基线TG三分位数分为3组。以新发AP事件、死亡或至随访结束（2020-12-31）为随访终点。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累积发病率曲线图并用Log-rank法进行组间检验，并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不同TG水平对新发AP事件的影响。

共纳入统计分析者102 358例，按基线TG三分位数分为Q1（TG≤0.96 mmol/L）、Q2（0.96 mmol/L<TG<1.52 mmol/L）、Q3（TG≥1.52 mmol/L）组，分别为34 288、33 689、34 381例。3组间性别、年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空腹血糖、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及吸烟、饮酒、受教育程度≥9年、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胆石症病史所占比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平均随访（12.8±2.4）年，共新发AP 316例，总人群发病密度为2.41例/万人年。3组AP发病密度分别为1.82例/万人年、2.22例/万人年、3.17例/万人年，AP累积发病率分别为2.33%、2.85%、4.07%，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Q1~Q3组AP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7.27，P<0.001）。以Q1组为参照，进一步校正了性别、年龄、HDL-C、TC、吸烟、饮酒、受教育年限、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胆石症病史后，Q3组发生AP的HR为1.66〔95%CI（1.25，2.19）〕。在模型3的基础上，排除随访1年内发生的AP病例，校正因素与模型3相同，Q3组发生AP的HR为1.68〔95%CI（1.25，2.24）〕。

非肥胖人群基线TG水平≥1.52 mmol/L时增加了AP的发病风险。

相较于传统电压标准，心电图（ECG）新标准对普通高血压人群诊断左心室肥厚（LVH）有着更高的准确性，但ECG新标准对超重和肥胖人群LVH的诊断效能鲜有报道。

探讨ECG新标准对高血压合并超重和肥胖人群LVH的诊断价值。

回顾性选取2017年12月至2020年12月在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高血压病合并超重和肥胖患者368例，以超声心动图（UCG）为金标准，将LVH>115 g/m²（男性），>95 g/m²（女性）设为LVH（+）组；LVH≤115 g/m²（男性），≤95 g/m²（女性）设为LVH（-）组。收集并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UCG指标〔舒张末期室间隔厚度（IVST）、舒张末期左心室后壁厚度（LVPWT）、左心室质量（LVM）、左心室体积指数（LVMI）、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及ECG指标〔QRS波群持续时间（QRSd）、校正QT间期（QTc）、Sokolow-Lyon电压、Cornell电压、Peguero Lo-Presti电压、Cornell乘积）〕。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高血压合并超重和肥胖人群LVH的影响因素，运用ROC曲线评价ECG新标准（Sokolow-Lyon电压、Cornell电压、Peguero Lo-Presti电压、Cornell乘积）对超重和肥胖人群LVH的诊断效能。

LVH（-）组和LVH（+）组一般资料中的性别、年龄、体表面积（BSA）、收缩压（SBP）、舒张压（DBP）、β-受体阻滞剂使用率及血压控制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VH（+）组IVST、LVPWT、LVM、LVMI、QRSd、QTc、Sokolow-Lyon电压、Cornell电压、Peguero Lo-Presti电压、Cornell乘积均高于LVH（-）组，LVH（+）组LVEF低于LVH（-）组（P<0.05）。年龄〔OR=1.046，95%CI（1.024，1.069）〕、Sokolow-Lyon电压〔OR=1.793，95%CI（1.305，2.463）〕是高血压合并超重和肥胖人群患LVH风险的影响因素（P<0.05）。Sokolow-Lyon电压、Cornell电压、Peguero Lo-Presti电压、Cornell乘积诊断高血压合并超重和肥胖患者LVH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74、0.695、0.662、0.722；以年龄、BSA、SBP、DBP、高血压病程时间、QRSd、QTc、Sokolow-Lyon电压、Cornell电压、Peguero Lo-Presti电压及Cornell乘积作为联合诊断模型，高血压合并超重和肥胖患者LVH的AUC为0.846。

Sokolow-Lyon电压是高血压合并超重和肥胖人群患LVH风险的影响因素。ECG新标准Peguero Lo-Presti电压对高血压合并超重和肥胖人群LVH的诊断效能较低，不及Cornell乘积标准等传统心电图标准，联合诊断模型对超重和肥胖人群LVH具有更好的诊断性能，推荐在检查条件相对不足的基层推广使用。

微循环功能障碍与肥胖的发生、发展都有密切关系。运动干预是改善肥胖人群微循环功能的有效方式，但运动强度的制定存在缺乏个体差异性及精度不够等问题。FATmax基于个体化的脂肪氧化速率而定，能实现运动强度的精准化、个体化。

比较FATmax下的有氧运动和有氧结合抗阻运动对肥胖大学生微循环功能的影响，并从一氧化氮（NO）、内源性一氧化氮合酶（eNOS）、内皮素-1（ET-1）、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角度探讨运动改善微循环功能的机制。

2021年3月，从湖北民族大学招募66例符合标准的肥胖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在性别比例一致的情况下，随机将66例受试者分成对照组、有氧运动组及有氧结合抗阻运动组。有氧运动组进行4次/周、60 min/次的有氧运动，有氧结合抗阻运动组进行4次/周有氧结合抗阻运动，其中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强度均维持在FATmax；对照组受试者维持正常的生活习惯。分别在试验前1 d和试验后1 d测试三组受试者体质量、体脂率、体质指数（BMI）、微血管反应性、经皮氧分压（TcPO₂）、肌氧饱和度（SmO₂）及NO、eNOS、ET-1、VEGF、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等指标。

试验前后，三组受试者体质量、BMI和体脂率治疗与时间的交互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有氧运动组和有氧结合抗阻运动组体质量、BMI和体脂率均低于试验前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受试者微血管反应性、TcPO₂、SmO₂治疗与时间的交互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氧运动组和有氧结合抗阻运动组微血管反应性、TcPO₂高于试验前及对照组，SmO₂高于试验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受试者NO、eNOS、VEGF、HOMA-IR治疗与时间的交互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氧运动组和有氧结合抗阻运动组NO高于试验前及对照组，eNOS、VEGF高于试验前，HOMA-IR低于试验前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10周基于FATmax的有氧运动和有氧结合抗阻运动均能降低肥胖大学生体质量、体脂率、BMI及HOMA-IR，且有氧结合抗阻运动在改善微血管反应性、胰岛素抵抗方面效果更佳。另外，运动可能通过改善NO、ET-1、VEGF等因子水平提高肥胖大学生微循环功能。

肥胖会导致胰岛素抵抗（IR）的发生进而引发2型糖尿病（T2DM），严重影响人类健康。鸢尾素（irisin）是一种新发现的肌肉和脂肪因子，在代谢调控中具有重要作用，T2DM合并超重肥胖患者的血清irisin水平会出现何种变化值得研究。

观察T2DM超重肥胖患者血清irisin水平情况，并探讨血清irisin水平变化的影响因素。

选取2019年12月至2021年6月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的T2DM患者119例，根据体质指数（BMI）分为糖尿病超重肥胖组（n=78）和糖尿病体质量正常组（n=41）。另选取同期于本院体检且BMI正常的健康者为对照组（n=52）。比较三组受试者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及血清irisin水平，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究血清irisin水平与一般资料及实验室检查指标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究血清irisin水平的影响因素。

三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BMI、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糖化血红蛋白（HbA_1c）、空腹血糖（FBG）、空腹胰岛素（FINS）、稳态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糖尿病体质量正常组血清irisin水平低于对照组，糖尿病超重肥胖组血清irisin水平低于对照组、糖尿病体质量正常组（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irisin水平与HDL-C呈正相关（r_s=0.304，P<0.05），与SBP、DBP、BMI、TG、HbA_1c、FBG、FINS、HOMA-IR呈负相关（r_s值分别为-0.271、-0.420、-0.372、-0.164、-0.418、-0.348、-0.293、-0.348，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DBP〔b=-0.049，P=0.011〕、HbA_1c〔b=-0.156，P=0.009〕、FINS〔b=-0.21，P=0.038〕是血清irisin水平的影响因素。

T2DM患者血清irisin水平较健康者明显降低，尤其是合并超重肥胖患者，且血清irisin水平与血压、BMI、血脂、血糖及IR等因素存在一定关系。

铁路女职工是肥胖的高风险人群，信息化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超重/肥胖人群的减重干预中，每日自我称重是基于认知干预的体质量自我监控策略，目前其对改善超重/肥胖人群体质量的效果尚存争议。

探讨基于在线互动的每日称重干预对北京铁路局超重/肥胖女职工减重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

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于2019-06-01至2019-09-01，采用招募志愿者的方式，选取北京铁路局超重/肥胖女职工72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1∶1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36例，对其进行为期3个月的减重干预。在按个体化饮食、运动建议控制体质量的基础上，试验组采用基于在线互动的每日称重干预，对照组每月测量1次体质量并接受1次随访。观察两组干预前后体成分〔体质量、体质指数（BMI）、体脂率、脂肪含量、腰围、臀围、腰臀比〕和血脂〔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指标水平、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HPLP-Ⅱ）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的变化情况。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探究北京铁路局超重/肥胖女职工体质量较基线减轻≥5%的影响因素。

共有71例研究对象完成了随访，其中试验组35例，对照组36例。干预前，两组人群体成分和血脂指标水平、HPLP-Ⅱ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试验组人群除腰臀比外的其他体成分指标、除HDL-C外的其他血脂指标水平较干预前下降，HPLP-Ⅱ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较干预前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人群体成分和血脂指标水平、HPLP-Ⅱ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干预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人群除腰臀比外的其他体成分指标、除HDL-C外的其他血脂指标水平均低于对照组，HPLP-Ⅱ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2例（31.0%）研究对象体质量较基线降低≥5%，其中16例（72.7%）来自试验组，6例（27.3%）来自对照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均显示，干预组别和基线营养状况是北京铁路局超重/肥胖女职工体质量较基线降低≥5%的影响因素（P<0.05）。

基于在线互动的每日称重干预有助于减轻北京铁路局超重/肥胖女职工的体质量，促进其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改善其生活质量。

近年来，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患病率增长迅速，非肥胖MAFLD患者体脂成分和代谢指标的特点及各指标对该病预测价值的研究结论尚不一致。

分析非肥胖MAFLD患者的体脂成分及关键代谢指标的变化特点，明确非肥胖MAFLD的危险因素，探讨以上指标与非肥胖MAFLD相关性及对该病的预测价值。

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人员为研究对象，根据肝脏B超结果分为脂肪肝患者和非脂肪肝者，排除脂肪肝患者中的非MAFLD患者后，再根据体质指数（BMI）将两组体检者分为非肥胖非脂肪肝组（n=129）、肥胖MAFLD组（n=129）、肥胖非脂肪肝组（n=129）、非肥胖MAFLD组（n=129），比较非肥胖MAFLD组与其他3组间体脂成分及代谢指标，分析各指标与非肥胖MAFLD的相关性，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明确非肥胖M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指标对非肥胖MAFLD的预测价值。

（1）体脂成分及代谢指标比较：非肥胖MAFLD组BMI、体脂肪（BF）、体脂率（BFR）、内脏脂肪面积（VFA）、腰围（WC）、腰臀比（WHR）、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尿酸（UA）、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及谷酰转肽酶（GGT）高于非肥胖非脂肪肝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于非肥胖非脂肪肝组（P<0.05）；非肥胖MAFLD组BMI、BF、VFA、WC、WHR、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_1c）低于肥胖MAFLD组（P<0.05）；非肥胖MAFLD组BMI、BF、WC低于肥胖非脂肪肝组，TG、UA、ALT、GGT高于肥胖非脂肪肝组（P<0.05）；非肥胖MAFLD组中女性年龄、BF、BFR、VFA高于男性，WC、UA、GGT低于男性（P<0.05）。（2）Kendall's相关分析结果显示，BFR、VFA、WHR、TC、TG、LDL-C、UA、ALT、GGT与非肥胖MAFLD呈正相关（r=0.099、0.092、0.136、0.095、0.176、0.092、0.114、0.125、0.142，P<0.05），HDL-C与非肥胖MAFLD呈负相关（r=-0.112，P<0.05）。（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G、ALT、UA、BFR和VFA为非肥胖MAFLD的影响因素（P<0.05）。（4）BFR、VFA、TG、UA、ALT预测非肥胖MAFLD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53〔95%CI（0.807，0.898）〕、0.938〔95%CI（0.906，0.970）〕、0.807〔95%CI（0.754，0.860）〕、0.665〔95%CI（0.599，0.731）〕、0.752〔95%CI（0.692，0.812）〕，灵敏度分别为0.789、0.852、0.822、0.605、0.814，特异度分别为0.770、0.904、0.713、0.682、0.770，最佳临界值分别为22.30%、61.45 cm²、1.02 mmol/L、356.00 μmol/L、18.35 U/L。

非肥胖MAFLD患者与非肥胖非脂肪肝人群相比，BF及内脏脂肪增多，脂质代谢异常，UA水平升高，转氨酶上升；TG、ALT、UA、BFR和VFA为非肥胖MAFLD的影响因素；BFR、VFA、TG、UA、ALT对非肥胖MAFLD具有一定诊断价值，可用于预测非肥胖MAFLD的发生，以便尽早进行干预。

骨量肌量减少性肥胖综合征（OSO）是一种严重损害老年人健康的疾病，对疾病进行临床分型可为疾病的临床诊治提供指导。基于OSO诊断变量间的相关性对OSO进行分型，并探寻OSO的结构特征，可为OSO的防治提供新的思路。

探索OSO的结构特征，为实现OSO的个体化诊治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于2018年1月至2020年10月，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体检中心接受健康体检、年龄≥60岁的老年OSO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集其OSO诊断变量〔四肢骨骼肌指数，握力，体脂百分比（BF%），腰椎1~4（L_1~4）、髋部、股骨颈骨密度（BMD），体质指数（BMI），腰围，步速〕、社会人口学特征、生活方式、常见慢性病患病情况等方面的资料。在利用因子分析法对OSO诊断变量数据进行分析前，采用KMO检验、Bartlett's球形检验评价OSO诊断变量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1.000的成分，并运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得出方差最大正交旋转矩阵。根据因子正交旋转矩阵，对公因子进行命名。基于公因子得分，利用离差平方和系统聚类法生成树状结构并对患者进行分类，通过比较不同类别患者间诊断变量水平和临床特征的差异，分析OSO的结构特征。

共纳入107例老年OSO患者。KMO值为0.688，Bartlett's球形检验χ²=492.374，P<0.001，表明OSO诊断变量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按特征根>1.000的标准可提取3个公因子（骨质疏松因子、肌肉+体脂因子、肥胖因子），3个公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1.408%，各诊断变量在所属公因子上的载荷值为0.770~0.918。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共将OSO患者分为3类。不同类别人群四肢骨骼肌指数、握力、BF%、BMD_L1~4、BMD_髋部、BMD_股骨颈、BMI、腰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第1类人群的BMD_L1~4、BMD_髋部、BMD_股骨颈均低于其他两类人群（P<0.05）；第2类人群的BMI和腰围均低于其他两类人群（P<0.05）；第3类人群的四肢骨骼肌指数、握力和BMD均高于其他两类人群，BF%低于其他两类人群（P<0.05）。不同类别人群性别、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分布、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尿酸（UA）、肌酐（Cr）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第1类人群中本科以下学历者占比高于第3类人群（P<0.017）；第2类人群TC水平高于第3类人群（P<0.05）；第3类人群个人月收入≥5 000元者占比，以及UA、Cr水平均高于其他两类人群，女性占比低于其他两类人群（P<0.05或P<0.017）。

可从骨质疏松、肌肉与体脂、肥胖3个方面对OSO诊断变量进行概括和解释；OSO患者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应用多元统计学方法研究OSO患者的结构特征，有助于实现对不同类型OSO患者的个体化管理。

隐性肥胖（NWO）人群在中老年阶段易发生心血管疾病，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被证明可提高心血管健康，但目前HIIT对NWO人群心血管疾病风险改善效果的研究较少。

探究短期HIIT对NWO女大学生机体内晚期糖基化终产物（AGEs）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影响。

2020年11—12月在上海健康医学院招募137名女大学生，根据亚洲女性NWO标准筛选出40名NWO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受试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20）和HIIT干预组（n=20）。HIIT干预组在进行1周的适应性训练后，完成为期4周、5 d/周的HIIT训练。对照组不进行任何运动训练。观察两组受试者干预前、后体质量、体质指数（BMI）、体脂百分比（BF%）、内脏脂肪等级（VFL）、内脏脂肪面积（VFA）、腰围、血脂四项、心血管疾病风险（应用China-PAR模型评估）、AGEs、空腹血糖，并分析AGEs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性。

10名受试者在干预期间因个人原因退出研究（其中对照组7例，HIIT组3例）。干预后，HIIT干预组BMI、BF%、VFA、VFL、腰围、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HDL、三酰甘油（TG）/HDL、AGEs、空腹血糖均低于对照组（P<0.05）。由于心脑血管病风险评估工具适用于20岁及以上受试者，因此对HIIT干预组中9例受试者进行了评估。干预前对照组和HIIT干预组受试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为（11.82±0.47）%、（9.79±0.57）%，干预后分别为（14.13±0.97）%、（6.93±1.17）%。干预后HIIT干预组心血管疾病风险低于对照组（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AGEs与心血管疾病风险无相关关系（r_s=-0.006，P=0.979）。

短期（4周）HIIT可减少NWO女大学生的体脂，降低AGEs和空腹血糖水平，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三酰甘油葡萄糖乘积（TyG）指数是评价胰岛素抵抗（IR）和肥胖相关的代谢性疾病的指标，与发生心血管疾病（CVD）高危风险密切相关，但在不同性别的中年肥胖人群中TyG指数与发生CVD高危风险可能不同。

探讨不同性别中年肥胖人群TyG指数与发生CVD高危风险的关系，评估其在CVD防治中的作用。

研究对象来源于安徽省开展的10个CVD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选择30 425名中年肥胖居民，采用国家心血管中心统一设计的初筛调查表和基本信息登记表，由经过统一培训并考察合格的调查员进行调查，主要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情况、饮酒情况等，并进行CVD高危风险评估。将研究对象分为男性组（n=11 566）和女性组（n=18 859），男性组根据TyG指数四分位数分组，分为T₁（7.417~8.870）（n=2 892）、T₂（8.871~9.204）（n=2 891）、T₃（9.205~9.578）（n=2 892）、T₄（9.579~11.435）（n=2 891）亚组；女性组分为F₁（7.579~8.876）（n=4 715）、F₂（8.877~9.183）（n=4 720）、F₃（9.184~9.526）（n=4 710）、F₄（9.527~11.647）（n=4 714）亚组。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TyG指数与发生CVD高危风险的关系，采用Z检验比较亚组间的效应值差异。

男性组中发生CVD高危风险比例为28.4%（3 280/11 566），女性组中为26.0%（4 909/18 859）。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组（女性组）TyG指数T₂（F₂）、T₃（F₃）、T₄（F₄）与CVD高危风险相关（P<0.05），且随着TyG指数的逐渐增大，与发生CVD高危风险的相关性也逐渐增加。男性组，与T₁亚组相比，T₄亚组发生CVD高危的风险为OR（95%CI）=1.827（1.622，2.058）；女性组，与F₁亚组相比，F₄亚组发生CVD高危的风险为OR（95%CI）=1.552（1.410，1.708）。男、女两组中T₄亚组、F₄亚组TyG指数与发生CVD高危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再进一步调整了总胆固醇等指标后（模型2），T₂（F₂）、T₃（F₃）、T₄（F₄）与发生CVD高危风险的相关性有所减弱，但在男性和女性两组TyG指数中，T₂（F₂）、T₃（F₃）、T₄（F₄）均与发生CVD高危风险存在相关性（P<0.05），且随着TyG指数水平的逐渐增大与发生CVD高危风险的相关性逐渐增加。与T₁亚组相比，男性组T₄亚组中发生CVD高危的风险为OR（95%CI）=1.804（1.584，2.055）；与F₁亚组相比，女性组F₄亚组发生CVD高危风险为OR（95%CI）=1.496（1.345，1.665）；男、女两组中T₄亚组、F₄亚组TyG指数与发生CVD高危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高水平TyG指数的中年肥胖男性更易发生CVD高危风险，应重点关注该群体的TyG指数水平。

研究表明肥胖人群急性胰腺炎（AP）的发病风险增加，而肥胖患者常伴有空腹血糖（FPG）异常，FPG是否独立增加AP的发病风险尚存在争议，且国内外关于非肥胖人群FPG与AP发病风险的关系鲜见报道。

探究开滦研究队列中非肥胖人群基线FPG水平与AP发病风险的关联。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选取2006—2009年首次在开滦总医院及其下属10家医院完成体检的开滦研究队列非肥胖人群102 512例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流行病学资料、人体测量学数据、实验室检查指标等资料，将研究对象按FPG四分位数分为4组：第一分位组（Q1组，FPG≤4.66 mmol/L，n=25 929），第二分位组（Q2组，4.66 mmol/L≤FPG<5.10 mmol/L，n=25 797），第三分位组（Q3组，5.10 mmol/L≤FPG<5.67 mmol/L，n=25 162），第四分位组（Q4组，FPG≥5.67 mmol/L，n=25 624）。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非肥胖人群新发AP的生存曲线图，计算不同FPG水平分组非肥胖人群AP累积发病率，并采用Log-rank法进行组间检验。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非肥胖人群新发AP的影响因素及不同FPG水平分组与非肥胖人群新发AP的相关性。

本研究中位随访时间为（12.8±2.4）年，累计发生AP 320例，AP的发病密度为2.44例/万人年，4组非肥胖人群AP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3.96，P<0.001）。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高龄〔HR=1.02，95%CI（1.01，1.03），P=0.001〕、高三酰甘油（TG）水平〔HR=1.22，95%CI（1.13，1.30），P<0.001〕、有胆石症病史〔HR=2.79，95%CI（1.88，4.13），P<0.001〕是非肥胖人群新发AP的危险因素；受教育年限≥9年〔HR=0.65，95%CI（0.47，0.90），P<0.001〕是非肥胖人群新发AP的保护因素；Q4组新发AP的HR为1.40〔95%CI（1.02，1.92），P=0.038〕。剔除应用降糖药人群后，结论未发生改变，Q4组新发AP的HR为1.40〔95%CI（1.02，1.92），P=0.036〕。

高龄、高TG水平、有胆石症病史是非肥胖人群新发AP的危险因素；受教育年限≥9年是非肥胖人群新发AP的保护因素。在非肥胖人群中，当FPG≥5.67 mmol/L时AP的发病风险会增加。

低龄儿童超重问题呈现普遍化、严重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未来人口素质，给中国健康人力资本存量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科学认识中国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的时空演变模式与未来发展趋势，旨在为控制儿童超重现象、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效能、实施精准的干预措施提供支持。

于2022年4月，以华盛顿大学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提供的全球105个中低收入国家5 km×5 km格网数据集作为数据源，提取2000—2019年中国（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5 km×5 km格网数据，逐像元计算2000—2019年平均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使用泰尔森估算法、Mann-Kendall检验法与Hurst指数估计法，逐像元对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的时空演变模式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刻画。

2000—2019年20年间，5岁以下儿童超重情况在山东省、湖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及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北京市、天津市等省份的局部地区较为普遍，其中湖南省全省的平均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达29.42%；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明显增长的地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不含数据缺失区域）的60.59%，中部与东部地区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呈明显增长趋势的面积占中部与东部地区总面积（不含数据缺失区域）的比例高于西部地区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呈明显增长趋势的面积占西部地区面积（不含数据缺失区域）的比例；超重率演变趋势无明显变化的地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5.33%，从空间分布上看，以斑块状散布在各省份的部分地区，如长江中游城市群等；超重率演变呈明显降低趋势的地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4.08%，集中于西部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云南省等省份的部分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的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的局部区域。根据Hurst指数，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时间序列具有持久性或趋势增强特征的地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4.87%。

中国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空间分异特征明显。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与地区发展整体水平存在着协同的"U"型关联，这种关联背后蕴含着"发育迟缓超重现象下降期""超重现象平稳期""营养过剩超重现象上升期"这一多阶段、串联式的发展过程。针对低龄儿童超重这一多维因素耦合衍生出的社会问题，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区域政策、构建"政府政策调控-社会理念渗透-家庭健康管理"三级联动的治理网络、科学精准地解决儿童超重问题提供了科学支撑与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