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分泌代谢性疾病最新文章合辑
糖尿病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国糖尿病患病率逐年上升，成为卫生体系资源的重要消耗者。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在糖尿病管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目前我国基层卫生服务在糖尿病管理的质量提升和血糖控制方面仍存在不足。
制定政策简报，探讨应用于基层医疗服务提供者并有实证依据支持的2型糖尿病管理服务质量改进干预措施，为政策和实践提供参考。
2024年7—12月通过系统检索PubMed、Epistemonikos和Health System Evidence数据库，筛选近10年的相关系统评价文献，纳入国际已应用的、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型糖尿病管理的质量改进措施，并对应分析其在中国应用的效果。
共纳入33项符合研究质量标准的系统评价及22项中国地区已经应用的原始研究。干预内容分析中使用慢性病管理模式将所有干预分为6个关键策略：以高质量为导向的卫生服务组织综合干预、社区资源链接、自我管理支持、服务提供方式设计、决策支持、信息系统。在糖尿病管理最直接健康结局指标"血糖控制水平"上，两类干预的研究均显示促进作用，包括：以提高质量为导向"优化服务组织"的综合干预、"提供自我管理支持"；其他干预的评价效果存在不一致或者缺乏证据等问题。中国研究应用并验证了4类干预策略对血糖控制的正向作用，但"加强社区资源链接""增强决策支持"这两类干预策略在中国还欠缺证据。
该政策简报总结了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在糖尿病管理中的有效干预策略，结合当前最高质量证据的评价结果和我国应用的效果，建议重点推广和应用两类干预策略：（1）以高质量为导向、全系统综合慢性病管理模式；（2）在无法全系统启动整合慢性病管理模式的地区可优先推行患者自我管理支持的相关干预。此外，也建议逐步拓展多部门合作、探索更多"加强社区资源链接"领域的做法；同时，需要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提供更多直接的、可操作的工作指南。
儿童1型糖尿病逐渐呈现低龄化趋势，儿童青少年患者的特异性自我报告结局量表缺乏方法学质量的标准化研究。
本研究基于共识选择健康测量工具的标准方法（COSMIN），评价儿童1型糖尿病特异性自我报告结局量表的测量属性和其研究的方法学质量。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Medline、Web of Science以及Embase等数据库，限定检索年限为建库至2023年3月，获取开发儿童1型糖尿病特异性自我报告结局量表或验证其测量属性的研究，由两位研究者交叉筛选、核对与提取，并使用COSMIN清单描述评价纳入量表及其研究，形成推荐意见。
本文共纳入11个与儿童1型糖尿病特异性自我报告结局量表相关的24篇开发或验证性文章，通过评估，儿童生活质量量表（PedsQL）TM3.2糖尿病模块（PedsQLTM3.2-DM）、青年MIND问卷（MY-Q）、青少年儿童糖尿病生存质量量表（DQOL-Y）、糖尿病问题领域-青少年版（PAID-Teens）、DISABKIDS糖尿病专用模板（DSM-10）、FinDiab声明质量问卷（FDQL）和重庆地区儿童青少年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调查量表为B级推荐量表，PedsQLTM3.0糖尿病模块（PedsQLTM3.0-DM）、糖尿病问题领域-儿科版/青少年版（PAID-Peds）、1型糖尿病和生活问卷（T1DAL）和糖尿病依赖的成人生命质量-青少年版（ADDQoL-Teen）为C级推荐量表；同时，纳入研究的量表存在测量属性研究不足、报告不全面等问题。
国内外现有儿童1型糖尿病特异性自我报告结局量表测量属性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和测量属性评级多为B、C级，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潜力量表值得深入研究和应用。
糖尿病的发病率在逐年提升，我国已将2型糖尿病作为重要病种纳入社区基本卫生服务管理中；但目前糖尿病的基层规范管理，尤其是质量及能力有待提升。
了解上海市社区卫生机构糖尿病管理的现状并进行系统性质量评价，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应优化建议。
调研时间为2022年5月，调研对象包括，（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市16个行政区的全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249家机构；（2）社区全科医生：按照注册人数50%的比例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3 875名社区全科医生。自行设计医疗机构和全科医生调查问卷，调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糖尿病管理状况，以及社区全科医生实施糖尿病规范化诊疗和管理现况。
共发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糖尿病管理相关问卷249份，回收有效问卷249份，回收率为100.00%。发放社区全科医生对糖尿病规范化诊疗和管理情况问卷3 875份，回收有效问卷3 874份，回收率为99.97%。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开展糖化血红蛋白检查，但糖尿病并发症筛查项目开展不足，只有16.9%（42/249）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开展神经传导速度检查；口服降糖药的种类比较齐全，但胰岛素种类单一，仅有7.6%（19/249）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备有新型降糖药物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57.4%（143/249）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糖尿病专病门诊。社区全科医生对糖尿病规范管理认可程度高，对糖尿病基层管理指南掌握情况良好，但对于糖尿病治疗药品的基础知识掌握欠佳，对口服降糖药物应用知识正确率为27.9%（1 081/3 874）、对胰岛素应用知识正确率仅为29.0%（1 123/3 874）；在新发糖尿病患者血糖较高和确诊糖尿病肾病时，社区全科医生更倾向于将患者直接转诊至上级医院专科。
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糖尿病管理服务的基础设施、设备、药物等条件已基本满足服务质量标准；在药物使用知识方面存在差距；需要通过增加糖尿病并发症筛查相关检查检验项目、增加新型降糖药物及胰岛素种类、加强糖尿病专病门诊建设，以及提高全科医生的诊疗水平，规范全科医生诊疗行为等举措，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糖尿病管理质量和医疗能力。
糖尿病和抑郁成为两大公共卫生挑战，抑郁会影响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增加自杀及死亡风险。目前糖尿病患者抑郁诊断率和治疗率均低，因此，主动识别筛查具有抑郁风险的2型糖尿病患者，并深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探讨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抑郁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为制订糖尿病患者精神心理健康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抽样方法，于2022年5月—2023年12月在全国52家综合医院招募了18~75岁的门诊及住院的2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使用抑郁症状自评量表（PHQ-9）评估抑郁（以PHQ-9≥10分为临床抑郁）。通过查阅文献确定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脂四项、三酰甘油-葡萄糖指数（TyG）、糖尿病病程、糖尿病并发症及合并症等共29个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2型糖尿病患者抑郁的影响因素。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分析年龄、TyG与抑郁剂量-反应关系并计算拐点。
在1 659例2型糖尿病患者中，抑郁患病率为13.3%（220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为性别（女性：OR=1.815，95%CI=1.220~2.701）、年龄（OR=0.969，95%CI=0.952~0.987）、受教育水平（高中以下：OR=1.488，95%CI=1.049~2.110）、婚姻（未婚及其他：OR=1.864，95%CI=1.068~3.254）、BMI（OR=0.936，95%CI=0.896~0.977）、经济困难（OR=3.654，95%CI=2.403~5.558）、糖尿病病程（OR=1.031，95%CI=1.006~1.057）、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OR=2.170，95%CI=1.275~3.693）、心血管疾病（OR=1.844，95%CI=1.248~2.723）、高血压（OR=1.625，95%CI=1.163~2.271）、TyG（OR=1.717，95%CI=1.026~2.874）（P<0.05）。在控制全部混杂因素后，TyG与抑郁呈线性正相关（P非线性=0.191），男性人群的年龄与抑郁呈线性负相关（P非线性=0.946）。女性人群的年龄与抑郁呈非线性关系（P非线性=0.013），与抑郁关系的时间拐点为49岁（年龄<49岁时OR=0.921，95%CI=0.857~0.990，P非线性=0.025；年龄≥49岁时OR=1.036，95%CI=1.003~1.070，P非线性=0.032）。
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抑郁患病率为13.3%，高TyG、低教育水平、未婚及离异、经济困难、合并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的患者更易发生抑郁。男性患者随着年龄增加，抑郁患病率降低。女性患者年龄与糖尿病抑郁发病率呈非线性关系，49岁后抑郁风险升高。建议针对这些高危人群进行早期抑郁筛查和干预，以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
目前全球糖尿病患者已达5.37亿，我国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肺脏也是糖尿病的靶器官。既往关于糖尿病与肺功能的横断面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与非糖尿病人群相比，糖尿病人群的肺功能更低。然而，对于糖尿病和肺功能下降速度的纵向研究较少，且目前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探讨男性人群糖尿病和肺功能的相关性。
选取2014—2020年参加包括肺功能检查在内的开滦健康体检的男性开滦职工为研究对象，最终纳入18 438例（其中完成第2次肺功能检查的为12 448例）。根据观察对象的血糖水平分为3组：空腹血糖（FPG）正常组（FPG<6.1 mmol/L）15 727例、空腹血糖受损（IFG）组（6.1 mmol/L≤FPG<7.0 mmol/L）1 490例、糖尿病组（FPG≥7.0 mmol/L或有糖尿病史或正在服用降糖药）1 221例。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不同血糖水平与肺功能指标[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百分比（FVC%pred）、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pred）、最大呼气中期流量占预计值百分比（MMEF%pred）、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比值（FEV1/FVC）]及相关肺功能指标下降速度的关联。
18 438例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42.90±9.73）岁。糖尿病组FVC%pred、FEV1%pred水平低于FPG正常组和IFG组，IFG组MMEF%pred水平高于FPG正常组和糖尿病组（P<0.05）；3组研究对象肺功能下降速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校正相关变量后，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以FPG正常组为参照），糖尿病与FVC%pred（B=-1.000，95%CI=-1.784~-0.218，P=0.012）、FEV1%pred（B=-1.266，95%CI=-2.236~-0.296，P=0.011）均呈负相关，与MMEF%pred、FEV1/FVC无相关性（P>0.05）；IFG、糖尿病与肺功能指标下降速度均无相关性（P>0.05）。
糖尿病与男性肺功能指标（FVC%pred、FEV1%pred）呈负向关联，但是未发现糖尿病与男性肺功能指标下降速度有关。
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与2型糖尿病（T2DM）高度共存，两者在胰岛素抵抗、脂质稳态紊乱及慢性炎症等病理过程中相互促进。MASLD已被视为T2DM的重要共病基础，其显著增加了心血管事件、肝纤维化进展及全因死亡风险。2025年美国糖尿病学会（ADA）发布的MASLD共识报告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in People with Diabetes: the Need for Screening and Early Intervention首次将MASLD纳入T2DM的系统管理框架，提出规范化的筛查、风险分层与干预建议，并强调降糖药物在改善肝脏脂肪沉积、炎症及纤维化方面的潜在治疗价值。本文综述了T2DM与MASLD的代谢交互作用机制，系统总结了主要降糖药物（包括肠促胰素类、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激活受体激动剂等）改善MASLD的临床与转化医学证据；并基于肝纤维化程度及代谢共病，结合ADA共识提出从生活方式干预到药物选择的个体化管理策略，同时强调跨学科协作在T2DM-MASLD综合管理中的关键作用。
糖尿病前期是指血糖水平已经偏离参考范围但尚未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的状态，处于健康与糖尿病之间的过渡阶段。目前，全球尚无针对糖尿病前期患者的药物治疗指南。二甲双胍作为2型糖尿病管理的首选药物，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糖尿病前期患者的血糖调节治疗与糖尿病预防中，但二甲双胍在糖尿病前期的应用主要依赖于临床经验，尚缺乏高质量的循证证据，存在药物剂量使用不明确和不良反应未知的现况，其确切疗效与安全性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系统回顾了二甲双胍在糖尿病前期患者治疗现状，重点分析了不同剂型的药效差异、权威指南的推荐意见、临床应用的经验与观察、潜在不良反应以及不合理用药情况，旨在为糖尿病前期患者二甲双胍的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和临床实践指导。
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与2型糖尿病（T2DM）存在密切关联。MASLD及其引起的肝纤维化一方面通过诱导胰岛素抵抗和直接影响肝糖原合成促进T2DM的发生、进展；另一方面，通过胰岛素抵抗引起的血管内皮因子异常、血脂异常及诱导高凝状态显著增加了T2DM患者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和死亡率。在药物治疗方面，一些多靶点的新型降糖药物不仅能够有效减少肝内脂质沉积，改善肝脏血清学指标，而且对于延缓肝纤维化进展也具有潜在价值。本文综述了MASLD及肝纤维化与T2DM及心血管并发症发生的相关性、机制和药物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以期为T2DM合并MASLD患者的临床诊疗提供新的思路。
CAPDCA个体化健康教育模式是一项全新个体化健康教育模式，通过理论验证和临床验证充分证实了其有效性。该模式针对目前临床实施健康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内容碎片化、无法大规模个体化、缺乏全面的连续性管理、缺乏医患共同决策和持续改进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该模式适用于依从性差、传统健康教育管理效果不佳的慢性病患者。为了详细叙述该模式的应用方法，本文通过展示一例血糖控制不佳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应用该模式进行管理的具体过程，并对各步骤进行详细讲解。通过CAPDCA个体化健康教育模式进行干预后，该患者血糖逐渐平稳和达标，用药依从性改善，生活质量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增强。CAPDCA个体化健康教育模式可以为患者提供一种全新的个体化健康教育方法，提升健康教育的效果，适宜于临床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糖尿病大血管并发症是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其患病率高，危害大。但目前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炎症反应、氧化应激一直是其发病机制中的研究热点，现已明确多种炎症介质参与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病变的发生、发展，而类胰蛋白酶作为一种重要的炎症介质，是否与2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的发病相关目前尚鲜有报道。
分析2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病变者血清类胰蛋白酶水平，并对经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确诊为新诊断糖尿病者进行非干预性随访，10年后再次进行重复调查，筛选出2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病变、2型糖尿病人群，探讨不同转归人群基线时血清类胰蛋白酶水平及糖尿病大血管并发症转归的影响因素。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2011年4—11月泸州市区内茜草、大山坪、龙马潭3个社区居民的4 000名为研究对象，行查体、问卷收集、生化检查。从中选取健康人群作为正常对照组（NG组，n=30）、新诊断2型糖尿病组（B-T2DM组，n=30）、2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病变组（B-T2DM+CVD组，n=30）。对基线调查时新诊断糖尿病者331例进行10年非干预性随访，于2021年4—11月再次重复调查，筛选出2型糖尿病组（R-T2DM组，n=30）和2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病变组（R-T2DM+CVD组，n=26）。
基线调查时，不同组别空腹血糖（FPG）、OGTT 2 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BMI、类胰蛋白酶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B-T2DM组FPG、OGTT 2 h血糖、HbA1c、TG、BMI、类胰蛋白酶水平均高于NG组（P<0.05）；B-T2DM+CVD组FPG、OGTT 2 h血糖、HbA1c、类胰蛋白酶水平高于B-T2DM组和NG组，TG和BMI高于NG组（P<0.05）。类胰蛋白酶与FPG、OGTT 2 h血糖、HbA1c、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BMI、腰臀比（WHR）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226、0.296、0.185、0.272、0.213、0.245、0.278），与HDL-C呈负相关（r=-0.209）（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类胰蛋白酶是2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OR=1.832，95%CI=1.015~3.308），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类胰蛋白酶并非2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病变的影响因素（P>0.05）。随访10年后，331例糖尿病患者中26例转归为2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病变患者。R-T2DM+CVD组基线时OGTT 2 h血糖、HBA1c均高于R-T2DM组（P<0.05）；两组基线时类胰蛋白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筛选出OGTT 2 h血糖（OR=1.205，95%CI=1.001~1.451）、HbA1c（OR=1.699，95%CI=1.009~2.863）是转归为2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病变的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OGTT 2 h血糖（OR=1.118，95%CI=0.867~1.441）、HbA1c（OR=1.331，95%CI=0.664~2.795）、类胰蛋白酶（OR=1.003，95%CI=0.513~1.961）不是转归为2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P>0.05）。
2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病变者血清类胰蛋白酶高于2型糖尿病患者及正常对照人群；血清类胰蛋白酶水平与FPG、OGTT 2 h血糖、HbA1c、TC、LDL-C、BMI、WHR呈正相关，与HDL-C呈负相关；类胰蛋白酶为2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但在调整FPG、OGTT 2 h血糖、HbA1c后这种作用消失；类胰蛋白酶可能对2型糖尿病合并大血管病变的转归无影响。
非超重/肥胖人群的2型糖尿病（T2DM）发病隐匿，早期识别T2DM的危险因素，具有重要意义。肌肉与脂肪比值（MFR）在代谢性疾病预测中的应用广泛，但在T2DM领域，尤其在非超重/肥胖T2DM中研究尚少。
探究MFR与非超重/肥胖人群T2DM的相关性及其预测价值。
本研究纳入2021—2024年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参加健康体检的非超重/肥胖成年人，以是否患有T2DM作为分组依据比较基线水平；运用Logistic回归和线性回归分析MFR与非超重/肥胖人群T2DM发生风险及空腹血糖（FPG）的相关性；为判断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依据性别、年龄、是否吸烟、是否饮酒、是否患有高血压进行了亚组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MFR对非超重/肥胖人群T2DM发生风险的预测价值。
本研究共纳入非超重/肥胖受试者1 021名，包含T2DM患者113例。Logistic回归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未经协变量调整的模型1中，非超重/肥胖个体的MFR每上升1个单位，T2DM发生风险降低为原来的0.36（OR=0.36，95%CI=0.22~0.60，P<0.001），FPG降低0.26个单位（β=-0.26，95%CI=-0.39~-0.14，P<0.001）。在完全调整协变量的模型3中，MFR每上升1个单位，T2DM发生风险降低为原来的0.29（OR=0.29，95%CI=0.12~0.69，P=0.005），FPG降低0.28个单位（β=-0.28，95%CI=-0.49~-0.08，P=0.007）。当MFR作为分类变量时，在模型3中，MFR Q4组的T2DM发生风险降低为MFR Q1组的0.34（OR=0.34，95%CI=0.12~0.93，P=0.036），且FPG降低0.36个单位（β=-0.36，95%CI=-0.63~-0.09，P=0.009）。亚组分析显示，MFR与FPG水平的相关性在吸烟和高血压人群中更为显著。MFR预测非超重/肥胖人群T2DM发生风险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635 4（95%CI=0.578 6~0.687 4），最佳临界值为1.080 1，灵敏度为46.90%，特异度为75.44%。
在非超重肥胖人群中MFR与T2DM发生风险及FPG的水平呈非线性负相关，MFR具有一定预测效能，可用于非超重/肥胖人群T2DM发生风险的早期预测。
1型糖尿病（T1DM）好发于青少年群体，这使得研究重点多集中于此，对老年T1DM的关注与研究相对不足，导致这一群体的疾病负担数据存在一定空白，亟待填补。
分析1990—2021年老年1型糖尿病的疾病负担和未来趋势，为公共卫生决策提供参考。
提取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数据库中1990—2021年全球、中国及5个社会人口学指数（SDI）地区老年（年龄≥60岁）T1DM的发病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数据。以GBD 2021标准人口为参照，采用直接标准化法计算老年T1DM人群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年龄标准化DALYs率。疾病负担的趋势改变采用Joinpoint回归进行分析，结果以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表示。基于患者年龄和性别进行疾病负担的亚组分析，采用三因素分解方法分析老龄化、人口增长和流行病学改变3个因素对疾病负担变化的相对影响。使用贝叶斯模型预测2022—2040年老年T1DM的疾病负担趋势。
2021年全球、中国老年T1DM总体发病数分别为42 330人和3 049人，较1990年分别增加了199.47%和427.50%。2021年全球、中国老年T1DM总体DALYs分别为659 117人年和57 663人年，较1990年分别增加了91.80%和78.25%。全球、中国老年T1DM患者年龄标准化DALYs率均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1990—2021年全球、中国、5个SDI分层地区老年T1DM患者发病数占比最高的是60~64岁组。中国60~64岁组患者的发病数占比（27.91%）介于高-中SDI区（26.01%）和中SDI地区（30.26%）之间，但中国60~64岁T1DM患者的DALYs占比（24.06%）却低于其他所有地区。此外，中国60~69岁患者发病数占其全部老年患者的53.51%，DALYs占其全部老年患者的55.25%。导致中国老年T1DM发病数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人口增长，贡献度为58.34%。人口增长也是中国老年T1DM患者DALYs增加的决定性因素，贡献度高达178.96%。预计2022—2040年全球与中国老年T1DM患者总体、男性和女性的发病数和DALYs将呈上升趋势，且中国女性T1DM患者的DALYs改变趋势较男性更加平缓。
全球和中国老年T1DM的发病和DALYs负担仍然沉重，迫切需要进一步制定和实施更加科学、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和临床干预策略，以积极应对这一严重的健康挑战。
"医防融合"的价值已从提高基层慢性病服务质量扩展到推动整个卫生体系从"治疗为中心"转化到"健康为中心"，同时贡献卫生体系成本控制和效率提高。但"医防融合"中"预防类服务"的界定尚不明确。
以2型糖尿病为例，具体化"预防类服务"的概念和服务项目，并探讨实现路径。
基于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框架、三级预防概念、政策执行理论和"能力+机会+动机-行动"理论（COM-B理论）进行理论演绎推导，同时对已发表研究和指南进行归纳总结，构建2型糖尿病"预防类服务"的界定框架及实现路径。
本研究设计的2型糖尿病"预防类服务"界定框架横纵交叉，覆盖从健康到功能损伤后康复整个疾病流程，并涵盖宏观、社区和个人层面的不同层面干预措施，其中个人层面的预防类服务同时覆盖了家庭视角。在实现路径方面，包括"问责明确""能力建设""经济激励"和"配置条件"4条路径的做法建议。
本研究以2型糖尿病为例，对"预防类项目"进行界定并探讨其在紧密型医共体的政策框架中被采纳和执行的路径。界定为宏观、社区和个人3个层面。同时本研究认为"问责明确""能力建设""经济激励"和"配置条件"有助于在紧密型医共体的政策框架中置入预防服务的实施策略，以期促进从"治疗为中心"到"以预防为主"意识和行为的转变，也为地方能更具体、更有抓手地推进"医防融合"提供思路。
老年人2型糖尿病高发已经成为全球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糖尿病对认知功能损害极大，目前仍缺乏简便指标对其进行早期监测及识别，亟待更多探讨和挖掘。本研究基于真实世界横断面数据分析，从"体病相关"视角下探究该病对临床诊治有一定参考价值。
以四川地区为例，探讨老年2型糖尿病患轻度认知障碍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于2021年11月—2023年11月在四川省6个市（成都市、德阳市、巴中市、峨眉山市、眉山市、绵阳市）多个不同社区及3个养老院选取≥60岁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调查。使用纸质问卷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问卷包括基本资料、长沙版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中医体质评估。采用单因素分析结合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2型糖尿病伴轻度认知障碍的独立影响因素。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究不同认知域与阳虚质间相关性。
共发放调查问卷407份，回收有效问卷397份，有效回收率为97.54%。397例研究对象包括社区老年人348例（87.7%），养老院老年人49例（12.3%）；轻度认知障碍患者84例，2型糖尿病伴轻度认知障碍患病率为21.2%。依据患者是否伴轻度认知障碍将其分为2型糖尿病伴轻度认知障碍组（n=84）和2型糖尿病不伴轻度认知障碍组（n=313）。两组患者受教育程度、抑郁、读书看报、气虚质、阳虚质、痰湿质、湿热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初中：OR=0.487，95%CI=0.253~0.939；大学及以上：OR=0.149，95%CI=0.034~0.659）、阳虚质（OR=2.284，95%CI=1.220~4.279）为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轻度认知障碍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阳虚质得分与延迟记忆认知域得分呈负相关（r=-0.106，P<0.05）。
四川省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轻度认知障碍患病率为21.2%，且低教育程度、阳虚质是发生轻度认知障碍的高危人群。结合中医"体质可分-体病相关-体质可调"理论，针对阳虚者进行早期干预，可能有助于降低糖尿病认知障碍转化。
糖尿病是绝经后女性常见的慢性疾病，但绝经年龄的提前或延迟是否增加绝经后糖尿病风险，相关研究甚少。
探讨绝经年龄提前或延迟与自然绝经后女性空腹血糖和糖尿病的相关性，为绝经后女性糖尿病防控提供参考。
选取广州中老年人慢性病前瞻性队列研究中年龄≥50岁的自然绝经后女性4 905名，利用基线调查数据开展横断面研究。调查时间为2017年11月—2020年1月。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生活方式、疾病史和生育史等，并进行体格检查，检测空腹血糖、血脂等。采用广义线性回归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绝经年龄与空腹血糖和糖尿病的关系。
参与者平均年龄（60.1±5.8）岁，平均绝经年龄（50.3±3.1）岁，绝经年龄提前（≤45岁）351例，绝经年龄正常（46~54岁）4 157例，绝经年龄延迟（≥55岁）397例。广义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绝经年龄≥50岁与空腹血糖间存在线性关系（β=0.024，95%CI=0.001~0.046，P<0.05），绝经年龄<50岁与空腹血糖间无线性关系（β=0.019，95%CI=-0.002~0.040，P>0.05）。相较于绝经年龄正常，绝经年龄延迟患糖尿病风险增加41.0%（OR=1.410，95%CI=1.026~1.938，P<0.05），新发现糖尿病的患病风险增加97.1%（OR=1.971，95%CI=1.186~3.276，P<0.01）；未发现绝经年龄提前与糖尿病（OR=0.882，95%CI=0.612~1.273）和新发现糖尿病（OR=0.760，95%CI=0.410~1.407）患病风险相关（P>0.05）。
女性绝经年龄延迟与绝经后空腹血糖水平和糖尿病风险增加相关，暂未发现绝经年龄提前与绝经后空腹血糖水平和糖尿病的相关性，有必要提前加强绝经年龄延迟者的糖尿病防控。
随着糖尿病发病率不断升高，强化降糖治疗策略广泛普及，低血糖的发生率随之增加，低血糖的危害及防治是临床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探究"全-专"分级精准管理模式对社区2型糖尿病低血糖患者身心健康的影响。
选取2023年1—7月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半年内有低血糖发作史的2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60例。对照组进行常规管理；试验组纳入"全-专"分级精准管理模式，依据患者低血糖严重程度和实际情况，分至全科门诊、专病门诊或转至上级医院就诊，并给予实时数据驱动的精准管理、心理干预、全面宣教及引入家庭支持系统等综合管理。干预6个月后，比较干预后两组血糖控制指标[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目标范围内时间（TIR）及血糖变异系数（CV）]、低血糖发生次数（总次数、轻度、中度、重度）、中文版低血糖恐惧-忧虑量表（CHFS Ⅱ-WS）评分、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特异性量表（DSQL）总分及各维度评分。评估"全-专"分级精准管理模式对2型糖尿病低血糖患者血糖控制和恐惧情绪的影响，进而评价该管理模式对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管理的意义。
干预期间，因住址更换，试验组1人失访。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别和时间对BMI、腰围不存在交互作用（F交互=1.922、1.134，P交互=0.162、0.320）；时间对BMI、腰围主效应显著（F时间=7.507、4.097，P时间=0.003、0021）；组别对BMI、腰围主效应不显著（F组间=0.598、0.138，P组间=0.441、0.711）。组别和时间对收缩压和舒张压不存在交互作用（F交互=0.868、0.151，P交互=0.419、0.860）；时间和组别对BMI、腰围主效应不显著（F时间=1.295、1.267，P=0.276、0.284；F组间=1.750、0.337，P组间=0.188、0.562）。组别和时间对FPG、HbA1c、CV存在交互作用（F交互=36.662、15.157、10.767，P交互<0.001）；时间和组别分别对FPG、HbA1c、CV主效应显著（F时间=105.098、60.155、41.307，P时间<0.001；F组间=6.916、4.357、4.094，P组间=0.010、0.039、0.045）。组别和时间对TIR存在交互作用（F交互=4.767，P交互=0.012）；时间对TIR主效应显著（F时间=13.456，P时间<0.001）；组别对TIR主效应不显著（F组间=3.405，P组间=0.068）。干预6个月后，试验组患者近半年低血糖发生总次数、轻度及中度低血糖发生次数均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6个月后试验组患者CHFS Ⅱ-WS评分、DSQL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干预6个月后CHFS Ⅱ-WS评分、DSQL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低于同组干预前（P<0.05）。
"全-专"分级精准管理模式通过系统化的管理与干预能够改善患者的血糖控制水平，减少血糖波动，降低低血糖发生风险，提升社区2型糖尿病低血糖管理水平及效率。该管理模式有助于缓解患者对低血糖的恐惧情绪，改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提升患者生存质量。
糖尿病与抑郁共病现象在临床中较为常见，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关系。这种共病状态不仅加重疾病负担，增加治疗复杂性，还显著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长期预后。糖尿病与抑郁的共同病理机制可能涉及神经内分泌调节异常、慢性炎症反应及不良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目前临床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医务人员对该共病的认识不足，导致抑郁症状常被忽视或漏诊；学科之间缺乏有效协作，限制了综合管理的实施；且国内外均缺乏专门针对该共病的诊疗指南，导致临床实践中缺乏统一标准。为此，由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心身内分泌协作学组牵头，联合内分泌代谢、精神医学、神经科、心理学、心身医学及中医学等多领域专家，首次制订了《糖尿病共患抑郁诊疗中国专家共识》。该共识系统阐述了糖尿病共患抑郁的临床特点、病理机制、评估工具及干预策略，明确强调多学科协作管理的重要性，提出了标准化的筛查与诊断路径，并给出了协作治疗的具体建议。共识的发布将为临床医生提供科学、可操作的诊疗指导，有助于提高共病的识别率与干预效率，促进糖尿病患者的整体健康管理和预后改善。
2型糖尿病（T2DM）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常合并存在，二者通过胰岛素抵抗、脂代谢异常及慢性炎症等机制相互作用，显著增加了微血管病变风险，但现有研究对相关危险因素的定量分析及预测模型构建不足，亟需明确关键生物标志物以指导早期干预。
研究T2DM合并MAFLD患者微血管病变发生的相关因素及预测价值。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2023年8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六安医院接收的T2DM合并MAFLD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病历系统记录按照1∶1的比例，选取110例发生微血管病变的患者及110例未发生微血管病变的患者为建模组，选取同期106例T2DM合并MAFLD患者为验证组，另外将出现微血管病变者划分到发生组（n=110），未出现微血管病变者划分到未发生组（n=110）。通过病历系统记录内容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及实验室检查结果，计算非酒精性脂肪肝纤维化评分（NFS）、肝纤维化4因子指数（FIB-4）、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TyG）。采用共线性分析筛选方差膨胀系数（VIF）<10的指标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判断各指标对T2DM合并MAFLD患者发生微血管病变的预测效果。
建模队列和验证队列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发生微血管病变的T2DM合并MAFLD患者中，44例（40.0%）发生糖尿病肾病，29例（26.4%）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37例（33.6%）发生糖尿病肾病合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未发生组与发生组患者吸烟史、糖尿病病程、C反应蛋白（CRP）、TyG、三酰甘油（TG）、FIB-4、NF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吸烟史（OR=8.298，95%CI=1.957~35.175）、糖尿病病程长（OR=2.638，95%CI=1.515~4.596）、CRP升高（OR=7.918，95%CI=4.013~15.624）、TyG升高（OR=1.533，95%CI=1.171~2.006）、TG升高（OR=2.055，95%CI=1.475~2.862）、FIB-4升高（OR=29.598，95%CI=9.179~95.437）、NFS升高（OR=3.433，95%CI=2.113~5.576）为T2DM合并MAFLD患者发生微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P<0.05）。CRP、TyG、糖尿病病程、吸烟史、TG、NFS、FIB-4预测T2DM合并MAFLD患者发生微血管病变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64（95%CI=0.944~0.984，P<0.001）、0.620（95%CI=0.546~0.693，P=0.002）、0.795（95%CI=0.737~0.853，P=0.001）、0.605（95%CI=0.530~0.679，P=0.004）、0.663（95%CI=0.592~0.735，P<0.001）、0.730（95%CI=0.664~0.796，P<0.001）、0.743（95%CI=0.678~0.808，P<0.001）。基于上述指标构建预测模型，建模队列AUC（95%CI）为0.990（0.990~1.000），预测价值较好。
临床可通过对T2DM合并MAFLD患者的CRP、TyG、糖尿病病程、吸烟史、TG、NFS、FIB-4的观察和检测对微血管病变发生进行有效预测，有利于T2DM合并MAFLD患者中筛选发生微血管病变的高危患者。
血浆致动脉粥样硬化指数（AIP）是心血管疾病（CVD）发病的危险因素，而目前研究多基于单次AIP测量值，且多集中于一般人群或糖尿病人群，国内外尚缺乏累积血浆致动脉粥样硬化指数（cumAIP）暴露对非糖尿病人群新发CVD的影响。
探讨非糖尿病人群cumAIP对新发CVD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选取参与并完成2006年度健康体检且在后续2006度、2008年度、2010年度3次健康体检中至少完成2次体检的非糖尿病开滦集团职工65 921例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资料并对患者进行随访，计算cumAIP并根据cumAIP四分位数进行分组。利用Kaplan-Meier法计算各组的CVD累积发病率，并用Log-rank检验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不同cumAIP水平对CVD发病风险的影响。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图探讨cumAIP与CVD发病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
第1分位组（cumAIP <-0.93）、第2分位组（-0.93≤cumAIP <-0.29）、第3分位组（-0.29≤cumAIP <0.39）、第4分位组（cumAIP≥0.39）研究对象分别为16 480、16 481、16 480、16 480例，4组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收缩压、舒张压、BMI、空腹血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酰甘油、高敏C反应蛋白、吸烟、饮酒、体育锻炼、服用降压药、服用调脂药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平均随访（10.32±2.07）年，新发CVD事件4 137例。第1分位组、第2分位组、第3分位组、第4分位组CVD发病例数分别为867例、947例、1 095例和1 228例。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各组间新发CVD事件的累积发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3.33，P<0.05）。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以第1分位组为参照，第3分位组（HR=1.11，95%CI=1.00~1.24）和第4分位组（HR=1.16，95%CI=1.02~1.33）是非糖尿病人群发生CVD的危险因素（P<0.05）。校正年龄、性别等混杂因素后的限制性立方样条图显示，非糖尿病人群cumAIP与CVD发病风险呈线性相关（P总趋势<0.05，P非线性=0.97）。分别排除服用降压药（n=12 785）、服用调脂药（n=871）以及随访2年内新发CVD（n=546）的人群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排除基线服用调脂药人群、随访2年内新发CVD的人群后第4分位组是新发CVD的危险因素（HR=1.18，95%CI=1.03~1.35，P<0.05；HR=1.16，95%CI=1.00~1.34，P<0.05）。
非糖尿病人群中高cumAIP水平是新发CVD的独立危险因素。
由于老年人口多、卫生服务不足，中国农村2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较低，死亡风险更高。提高糖尿病知识掌握度有助于帮助患者提升自我效能，增强自我管理，提高生活质量。因此，糖尿病知识掌握情况和自我效能对患者的自我管理和生存质量至关重要。
了解糖尿病知识、自我效能对农村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和生存质量的影响路径。
采用横断面设计，于2022年8月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在江苏省滨海县抽取农村2型糖尿病患者2 193例。采用糖尿病患者知识量表（ADKnowl）、慢性病自我效能量表（SECD6）、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SDSCA）、糖尿病生存质量特异性量表（DSQL）对纳入患者进行调查，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 010份（91.66%）。基于健康行为改变综合理论（ITHBC）构建模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ADKnowl、SECD6得分对SDSCA、DSQL得分的影响路径。
农村2型糖尿病患者的ADKnowl、SECD6、SDSCA、DSQL得分分别为（52.5±16.5）、（6.4±1.2）、（37.9±6.9）、（48.3±8.6）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DKnowl得分对SDSCA得分的直接效应为0.156（P<0.05），SECD6得分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为0.012（P<0.05），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7.1%；ADKnowl得分对DSQL得分的直接效应为-0.048（P<0.05），SECD6得分和SDSCA得分在其中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041和-0.012（P<0.05），分别占总效应的40.6%和11.9%。此外，ADKnowl中足部护理（β=0.352）和饮食（β=0.161）维度得分对SDSCA得分有正向影响（P<0.05），减少并发症的危险（β=-0.213）、运动（β=-0.117）、饮食（β=-0.197）维度得分对DSQL得分有负向影响（P<0.05）；SECD6中症状管理自我效能（β=-0.115）、疾病共性管理自我效能（β=-0.397）维度得分对DSQL得分有负向影响（P<0.05）。
糖尿病知识可以改善农村2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和生存质量水平，且自我效能和自我管理存在积极的中介效应。此外，饮食、锻炼、足部护理等糖尿病相关知识的获取可明显改善患者的自我管理和生存质量水平。建议多部门协同，长期开展相关方面的健康教育并提供社会支持资源，增强医护人员对糖尿病患者知识水平和自我效能的重视，切实提高农村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和生存质量水平。
核苷（酸）类似物（NAs）已成为慢性乙型肝炎（CHB）的主要治疗药物，而2型糖尿病（T2DM）对其疗效的影响尚不明确。
探讨T2DM对CHB患者接受NAs抗病毒治疗疗效的影响。
纳入2015年1月—2023年6月在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行肝穿病理检查，且为NAs初治的CHB患者350例，根据是否合并T2DM，将患者分为T2DM-CHB组和CHB组。按照性别、年龄、乙型肝炎病毒（lgHBV）DNA水平、乙肝病毒e抗原（HBeAg）状态、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水平进行倾向性匹配后，最终纳入患者238例（T2DM-CHB组：n=70；CHB组：n=168）。回顾性采集患者用药情况，以及肝肾功能、病毒学指标等数据，每6个月随访1次，共随访5年。为评估NAs早期治疗的有效性，在抗病毒治疗启动后的第1个月和第3个月各随访记录1次。
T2DM-CHB组患者在接受NAs治疗后，其血清lgHBV DNA水平在1、3、6个月和18个月均高于CHB组（P<0.05）。T2DM-CHB组在治疗后12、30个月和36个月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lgHBsAg）值高于CHB组（P<0.05）。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两组患者首次达到完全病毒学应答（CVR）的时间存在差异（χ2=14.144，P<0.001），T2DM-CHB组和CHB组首次发生CVR中位时间分别为18.9个月和14.3个月。T2DM-CHB组在治疗后6、12、18、24、30个月的HBeAg累积清除率和HBeAg血清学转换率均低于CHB组（P<0.05）。T2DM-CHB组治疗后1、3、6、12、18、24个月肝功能正常累积率均低于CHB组（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2DM（HR=0.706，95%CI=0.584~0.854）、lgHBV DNA（HR=0.624，95%CI=0.534~0.730）、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HR=1.197，95%CI=1.017~1.409）是CHB患者首次CVR发生时间的影响因素（P<0.05）。
合并T2DM影响CHB患者应用NAs治疗的病毒学应答，延长达到CVR和肝功能恢复的时间。
心率变异性（HRV）与脑梗死发生相关。然而，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关于HRV与脑梗死关系的研究尚少。
探讨2型糖尿病患者HRV与脑梗死的关系。
选取2020年1月—2022年8月在宁波市第二医院住院的577例2型糖尿病患者，根据患者有无脑梗死分为脑梗死组和无脑梗死组。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患者均进行24 h动态心电图监测，HRV参数包括全部正常窦性心搏间期的标准差（SDNN）、相邻RR间期之差的均方根值（rMSSD）和相邻RR间期相差>50 ms的数量占总心搏数的百分比（PNN50）。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HRV与脑梗死的关系。依据HRV参数中SDNN水平将患者分为SDNN减低组（SDNN<100 ms）与SDNN正常组（SDNN≥100 ms），并分析其与脑梗死的关系。
共纳入577例2型糖尿病患者，脑梗死组287例，无脑梗死组290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DNN水平是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脑梗死的独立影响因素（OR=0.970，95%CI=0.961~0.979，P<0.05）。SDNN减低组264例，SDNN正常组313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DNN减低组患者发生脑梗死风险较正常组高（OR=4.164，95%CI=2.769~6.262，P<0.05）。
2型糖尿病患者中HRV参数减低与脑梗死相关，随着SDNN减低，患者发生脑梗死的风险增高。
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简称"三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三高"共管对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缺乏关于新疆地区"三高"共病情况的研究。
探讨新疆地区居民高血压、糖尿病及血脂异常的患病和共病情况，为新疆地区人群的"三高"共管提供数据支撑。
数据来源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慢性病防控项目的基线调查，该调查于2022年开展，对新疆地区5 673名≥18岁的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及实验室检查。纳入研究相关数据完整的4 990名（87.96%）居民的调查资料，分析其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患病率及共病率，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三高"共病的影响因素。
4 990名居民中，汉族2 043名（40.94%）、维吾尔族2 666名（53.43%）、其他民族281名（5.63%）。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标化患病率分别为32.66%、14.03%、39.20%，高血压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合并血脂异常、糖尿病合并血脂异常的标化共病率分别为8.83%、15.31%、8.05%，"三高"标化共病率为5.36%。2种及3种疾病共病率均随年龄和BMI的升高而呈现上升趋势（P<0.05），随文化程度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P<0.05）。居民的血脂异常表现形式以高三酰甘油血症（16.47%，822/4 990）和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15.29%，763/4 990）为主，男性高总胆固醇血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患病率低于女性（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BMI分级、文化程度是新疆地区居民"三高"共病的影响因素（P<0.05）。
新疆地区居民"三高"共病的防控形势仍较严峻，高龄、超重/肥胖、文化程度低是"三高"共病的危险因素，"三高"共管和危险因素综合管理是该地区人群慢性病防控的关键。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全球患病率快速上升，且与2型糖尿病（T2DM）共病时疾病进展风险显著增加。三酰甘油葡萄糖-体质指数（TyG-BMI）作为胰岛素抵抗的无创标志物，在非糖尿病人群中已证实对MAFLD的预测价值，但其对T2DM患者的诊断效能尚未明确。
探讨TyG-BMI对T2DM合并MAFLD的诊断作用。
2022—2023年，于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招募年龄18岁以上的T2DM患者共1 347例。依据T2DM患者是否合并MAFLD，将患者分为单纯T2DM组（601例）、T2DM合并MAFLD组（746例）。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三酰甘油葡萄糖指数（TyG）、BMI、TyG-BMI与T2DM合并MAFLD之间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TyG、BMI、血清尿酸肌酐比值（SUA/Scr）及TyG-BMI对T2DM合并MAFLD的诊断效能。
与单纯T2DM组相比，T2DM合并MAFLD组男性所占比例、收缩压（SBP）、舒张压（DBP）、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尿酸（UA）、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BMI、TyG、SUA/Scr、TyG-BMI较高，年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尿素氮（BUN）较低（P<0.05）。调整混杂因素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yG是T2DM合并MAFLD的影响因素（OR=2.989，95%CI=2.278~3.922，P<0.001），BMI是T2DM合并MAFLD的影响因素（OR=1.395，95%CI=1.324~1.470，P<0.001），TyG-BMI是T2DM合并MAFLD的影响因素（OR=1.039，95%CI=1.034~1.044，P<0.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TyG、BMI、SUA/Scr、TyG-BMI预测T2DM合并MAFLD的灵敏度分别为74.7%、73.7%、62.0%、85.8%，特异度分别为60.7%、71.3%、55.0%、66.3%，AUC分别为0.739、0.793、0.608、0.833。Delong检验结果显示，TyG-BMI预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大于BMI、TyG、SUA/Scr预测的AUC（Z=8.224、12.501、5.632，P<0.001）。
TyG、BMI、TyG-BMI对诊断T2DM合并MAFLD均有一定的价值；但与TyG、BMI、SUA/Scr相比，TyG-BMI对T2DM合并MAFLD的诊断价值更高。
当前，医院体检中心或社区主要采用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作为评估血糖水平的指标。已有研究探讨了这两种指标单独或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但这些研究仅关注指标的准确性，而忽略了其实践价值。本研究基于现实情景，构建2型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筛查策略，以早期发现和管理糖代谢异常人群。
利用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指标，形成针对2型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筛查策略和筛查界值，以提高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人群的检出率。
纳入2023年9—11月在上海市宝山区吴淞中心医院体检并接受餐后2 h血糖检测的527名受检者，比较空腹血糖、空腹血糖结合糖化血红蛋白两种筛查流程中不同筛查界值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约登指数、筛查成本和成本效果。
527名受检者中2型糖尿病患者74名（14.0%），糖尿病前期患者141名（26.8%），正常血糖312名（59.2%）。单独使用空腹血糖的筛查策略中，约登指数最大值0.461对应的空腹血糖筛查界值为5.4 mmol/L，灵敏度为54.42%，特异度为91.67%，成本效果比为233.97元/人；空腹血糖的筛查界值为5.9 mmol/L时，灵敏度为33.02%，特异度为99.68%，约登指数为0.327，成本效果比最低为212.55元/人。空腹血糖结合糖化血红蛋白筛查策略中，约登指数最大值0.433对应的糖化血红蛋白筛查界值为6.1%，灵敏度为51.63%，特异度为91.67%，成本效果比最低为480.23元/人；糖化血红蛋白筛查界值为5.9%时，灵敏度为73.95%，特异度为65.71%，约登指数为0.370，成本效果比为475.62元/人。
使用空腹血糖作为单一指标筛查糖代谢状态异常人群时，降低空腹血糖的筛查界值为5.9 mmol/L时具有良好的筛查效果和经济性。糖化血红蛋白可以作为有效的补充筛查工具，补充应用糖化血红蛋白（界值为5.9%）筛查空腹血糖正常人群，能更多地发现实际糖代谢状态异常人群，从而提高糖耐量试验的依从性，为筛查策略的优化提供更多可能性。
国际上，多学科团队协作的服务模式在改善慢性病患者健康结局方面已有充分且严谨的证据支持。在中国，虽然以全科和专科为核心的团队协作模式探索逐渐增多，但仍缺乏系统的评价与分析。
系统评价中国情景下全-专协同服务模式对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影响。
于2024年10月，计算机检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华医学期刊全文数据库，筛选基于全-专协同服务模式管理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健康管理服务，干预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全-专协同服务模式。检索时限为2011-07-06至2024-10-14。文献筛选、质量评价和数据提取由2名研究人员独立完成。采用RevMan 5.4.1和Stata 17.0软件进行Meta分析。
最终纳入17篇文献，共有受试者21 591例，其中干预组13 819例，对照组7 772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全-专协同服务模式更能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MD=-0.72，95%CI=-0.96~-0.48，P<0.001）、空腹血糖（MD=-0.84，95%CI=-1.04~-0.65，P<0.001）、餐后2 h血糖（MD=-1.12，95%CI=-1.52~-0.72，P<0.001），以及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MD=-6.49，95%CI=-7.53~-5.44，P<0.001）和舒张压（MD=-6.00，95%CI=-8.89~-3.12，P<0.00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全-专协同服务模式干预效果在不同性别、年龄、干预周期的患者中存在明显差异。Egger's检验显示，糖化血红蛋白（P=0.003）和空腹血糖（P=0.002）可能存在发表偏倚。
全-专协同服务模式对改善基层在管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和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具有显著作用，应作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两病健康管理的重要手段加以推广实施。目前基于全-专协同服务模式管理高血压患者的研究相对较少，仍需开展更多高质量、多中心、大样本的社区试验，以进一步提升基层防病治病和慢性病健康管理能力。
间歇性禁食作为一种新兴饮食疗法，虽在动物实验和一般人群的研究中展现出对2型糖尿病病理进展的积极影响，但在2型糖尿病患者身上的具体应用方案及确切效果，目前仍缺乏足够的临床证据和深入了解。
系统分析间歇性禁食应用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相关研究，总结间歇性禁食具体方案，讨论该饮食方式应用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干预效果。
以范围综述方法学框架为指导，检索国内外数据库，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3-07-01，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和提取资料，并对纳入文献进行归类分析。
共纳入13篇文献。纳入文献中间歇性禁食方案包括限时进食和隔日禁食。干预形式包括线下医院门诊教育和反馈会干预以及线下结合线上手机程序智能管理干预。干预时长最短有3周，最长有18个月。干预结果对生理指标、心理结局和血生化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间歇性禁食相比于持续禁食依从性更高，不良反应也更少。
间歇性禁食应用到2型糖尿病患者后可减轻其体质量、改善代谢指标、延缓疾病进展，可以结合个体需求和专业指导去制订适宜的饮食方案来干预2型糖尿病。
2型糖尿病肾病（T2DN）是2型糖尿病的主要慢性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终末期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给患者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已成为全球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
本研究旨在基于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分析中国T2DN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预测T2DN至2050年的发展趋势，为T2DN防控和公共卫生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本研究以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GBD 2021）为数据来源，提取1990—2021年中国T2DN的发病率、患病率、伤残调整生命年率（DALY率）和死亡率和作为评估T2DN疾病负担的指标。采用年度百分比变化估计值（EAPC）评估这些指标在不同性别和年龄组的变化趋势。采用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ARIMA）模型和指数平滑（ES）模型分别对不同性别和年龄组的各指标进行时间序列预测，并通过绝对百分比误差（APE）评估模型预测误差。
1990—2021年，中国T2DN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呈上升趋势（EAPC=0.42%，95%CI=0.34%~0.50%）；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呈轻微下降趋势（EAPC=-0.24%，95%CI=-0.39%~-0.10%）；年龄标准化DALY率呈轻微下降趋势（EAPC=-0.7%，95%CI=-0.8%~-0.6%）；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呈下降趋势（EAPC=-0.57%，95%CI=-0.66%~-0.49%）。按性别划分，女性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上升幅度相对较大（EAPC=0.6%，95%CI=0.49%~0.71%），男性上升幅度较小（EAPC=0.23%，95%CI=0.17%~0.29%）；男性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下降幅度较女性更为明显（男性EAPC=-0.27%，95%CI=-0.41%~-0.13%；女性EAPC=-0.22%，95%CI=-0.37%~-0.07%）；女性年龄标准化DALY率和死亡率呈显著下降趋势（DALY率EAPC=-1.13%，95%CI=-1.25%~-1.02%；死亡率EAPC=-1.10%，95%CI=-1.20%~-1.01%），男性变化较小（DALY率EAPC=-0.28%，95%CI=-0.40%~-0.15%；死亡率EAPC= -0.06%，95%CI=-0.19%~0.08%）。年龄别分析显示，各项疾病负担指标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高龄人群负担沉重，且部分高年龄组发病率和DALY率呈上升趋势。ARIMA模型预测结果显示，2050年男性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增至27.34/10万，患病率降至877.11/10万，DALY率保持在140.79/10万，死亡率保持在7.64/10万。女性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增至18.17/10万，患病率降至938.24/10万，DALY率降至69.66/10万，死亡率保持在4.77/10万。ES模型预测结果显示，2050年男性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增至19.57/10万，患病率降至1 055.85/10万，DALY率降至140.38/10万，死亡率保持在7.30/10万；女性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增至16.49/10万，患病率增至1 092.09/10万，DALY率降至105.84/10万，死亡率降至5.16/10万。模型误差评估显示，ES模型在大多数年龄标准化率和患病人数的预测上误差较小，而ARIMA模型在部分人数指标和女性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上误差相对较小。
1990—2021年，中国T2DN的整体疾病负担在年龄标准化后有所改善，尤其在死亡率和DALY率方面，但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持续上升，且疾病负担向高龄人群集中的趋势日益明显。本研究预测至2050年，中国新发病例仍将持续增加。应制定针对高风险人群，尤其是针对高龄人群和男性的精准防控策略，加强全科医学在慢病管理中的核心作用，以应对未来的公共卫生挑战。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2型糖尿病（T2DM）并发骨质疏松症患病率逐年上升，同时发现甲状腺激素敏感性受损与骨代谢异常发生相关，但目前关于T2DM患者甲状腺激素敏感性与骨质疏松症发生风险的相关研究较少。
分析甲状腺功能正常的T2DM患者甲状腺激素敏感性指数与骨质疏松症的关系。
选取2022—2023年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甲状腺功能正常的T2DM患者723例，并依据骨密度（BMD）测定结果将其分为三组：骨量正常组（n=362）、骨量减少组（n=291）以及骨质疏松症组（n=70）。分别测量并计算患者的甲状腺反馈分位指数（TFQI）、促甲状腺激素指数（TSHI）、促甲状腺素抵抗指数（TT4RI）和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与游离甲状腺素比值（FT3/FT4），以评估甲状腺激素敏感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T2DM患者甲状腺激素敏感性指数与骨质疏松症发生风险的关联。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TFQI预测骨质疏松症的价值。
骨质疏松症组年龄、女性所占比例、糖尿病病程、收缩压、餐后2 h血糖（2 hP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TFQI高于骨量正常组，舒张压、BMI、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肌酐、三酰甘油、FT3、FT3/FT4低于骨量正常组（P<0.05）；骨质疏松症组年龄、女性所占比例、糖尿病病程、收缩压、2 hPG、HDL-C、TFQI高于骨量减少组，ALT、肌酐、三酰甘油、FT3和FT3/FT4低于骨量减少组（P<0.05）。Spearme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T2DM患者并发骨质疏松症与TFQI呈正相关（rs=0.553，P<0.001），与FT3和FT3/FT4呈负相关（rs=-0.098，P=0.009；rs=-0.080，P=0.03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调整混杂因素后，TFQI是T2DM患者并发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OR=6.612，95%CI=5.793~8.192，P<0.05）。TFQI预测T2DM患者并发骨质疏松症风险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31（95%CI=0.794~0.867），最佳截断值为-0.029，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100.0%、55.4%。
甲状腺功能正常T2DM患者TFQI水平的升高与更高的骨质疏松症发生风险相关，提示在该群体中甲状腺激素中枢敏感性降低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有关。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的重要原因。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现代医学及中医学对于糖尿病足的认识及研究逐渐深入，进一步提高了糖尿病足的治疗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疾病痛楚，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运用代谢组学与网络药理学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四妙勇安汤治疗糖尿病足的作用机制。
选取2023年7月—2024年8月于黑龙江省医院烧伤科、血管外科、南岗院区血管外科住院的糖尿病足患者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共纳入符合标准热毒炽盛型糖尿病足患者60例。随机分成清创组、西药组、中药组、中西联用组，各组15例，另纳入同时期15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首先，运用TCMSP、GeneCards、OMIM、TTD等数据库和软件，寻找四妙勇安汤对糖尿病足的药效学基础、作用靶点及代谢通路。并将四妙勇安汤的血清代谢组学与网络药理学进行整合研究，验证四妙勇安汤干预糖尿病足可能的有效成分及代谢通路。
四妙勇安汤治疗糖尿病足的主要活性成分为木犀草素、槲皮素和刺芒柄花素等；可能通过AKT1、TNF、HSP90AA1、MAPK8、STAT3等靶点，调控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肿瘤坏死因子信号通路、磷脂酰基醇信号通路、HIF-1信号通路、Toll样受体信号通路等途径治疗糖尿病足，其中磷脂酰基醇信号通路与四妙勇安汤血清代谢组学的研究结果一致。
四妙勇安汤治疗糖尿病足的主要活性成分为木犀草素、槲皮素和刺芒柄花素等；磷脂酰肌醇信号通路可能是四妙勇安汤干预糖尿病足的代谢通路。
近年来我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呈现持续上升状态，已高达11.9%，其中，2型糖尿病占比超过90%，同时，糖尿病发病群体也日趋年轻化。我国现已进入全面建设"健康中国"阶段，探索构建以医防融合为核心的慢病管理路径成为重要趋势。本规范以现有2型糖尿病医防融合服务内容与服务流程为基础，制定2型糖尿病规范化服务诊疗规范，规范内容主要包括服务提供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等，旨在优化基层2型糖尿病的健康管理和诊疗流程，通过早期发现和综合管理，控制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并减少和延缓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有效构筑基层慢性病管理防治线。
伴有超重或肥胖的2型糖尿病是一种日益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患者常伴有胰岛素抵抗、代谢异常及慢性炎症。尽管运动干预被广泛认为能改善这些状况，但同期有氧与抗阻训练对伴有超重或肥胖的2型糖尿病患者的具体效果及其机制尚存在争议。
通过Meta分析评估同期训练对伴有超重或肥胖的2型糖尿病患者身体成分、心肺耐力、糖脂代谢、炎症因子指标的效果，为该类人群非药物无创疗法的制订提供参考。
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Ebsco、Embase、中国知网、维普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同期训练运动对伴有超重或肥胖的2型糖尿病患者身体成分、心肺耐力、脂质代谢、糖尿病相关代谢标志物、炎症因子相关指标干预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间范围为2001年1月—2024年3月。基于Cochrane风险偏倚评估工具评估纳入文献质量，Meta分析由Stata16.0软件完成。
共纳入12项随机对照试验，包括967例伴有超重或肥胖的2型糖尿病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同期训练运动干预组身体成分[BMI：WMD=-0.46，P<0.001；体脂百分比（BF%）：WMD=-3.49，P<0.001；去脂体质量（FFM%）：WMD=3.26，P<0.001；腰围（WC）：WMD=-2.73，P<0.001；臀围（HC）：WMD=-2.78，P<0.001]、心肺耐力[最大摄氧量（VO2max）：WMD=3.85，P<0.001]、脂质代谢[三酰甘油（TG）：SMD=-1.48，P=0.007；总胆固醇（TC）：SMD=-1.66，P=0.002；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SMD=1.10，P=0.011；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SMD=-1.26，P=0.018）、糖尿病代谢标志物[糖化血红蛋白（HbA1c）：WMD=-0.86，P<0.001；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SMD=-0.97，P<0.004；血糖（Glucose）：SMD=-1.32，P=0.014]、炎症标志物[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SMD=-1.98，P<0.001]显著改善。
同期训练可显著改善伴有超重或肥胖2型糖尿病患者体质健康相关结局指标，包括BMI、BF%、FFM%、WC、HC、VO2max、TG、TC、HDL-C、LDL-C、HbA1c、HOMA-IR、TNF-α，具体干预效果受训练总量及训练顺序影响。
机体摄食和能量消耗受下丘脑和外周神经信号双重调控，其中下丘脑释放的神经因子Nesfatin-1在抑制摄食和消化道黏膜分泌的Ghrelin在促进摄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二者在肥胖和糖尿病进展中的作用尚未明确。
探讨Nesfatin-1、Ghrelin与血糖、胰岛素抵抗、血脂的相关性，分析其参与糖脂代谢的潜在过程，为糖尿病、肥胖等代谢疾病的防治提供新思路。
选取2020年1月—2021年2月在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170例2型糖尿病（T2DM）患者为试验组，同期体检的85例健康人为对照组。收集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和临床检测指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血清Nesfatin-1和Ghrelin水平。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Spearman秩相关性分析探讨Nesfatin-1和Ghrelin与糖脂代谢的相关性。比较不同糖尿病病程、不同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患者血清Nesfatin-1和Ghrelin水平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Nesfatin-1和Ghrelin在糖尿病诊断中的预测价值。
Nesfatin-1与糖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糖、BMI、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内脏脂肪面积（VFA）、皮下脂肪面积（SFA）呈负相关[r（rs）分别为-0.58、-0.59、-0.51、-0.26、-0.23、-0.37、-0.27，P<0.05]，Ghrelin与上述指标呈正相关[r（rs）分别为0.41、0.41、0.43、0.15、0.24、0.50、0.30，P<0.05）]；试验组血清Nesfatin-1水平低于对照组，Ghrelin水平高于对照组（P<0.001）。不同糖尿病病程、不同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患者血清Nesfatin-1和Ghrelin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Ghrelin预测T2DM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61（95%CI=0.816~0.906），最佳截断值为30.328 μg/L。Nesfatin-1预测T2DM的AUC值为0.764（95%CI=0.704~0.824），最佳截断值为78.579 μg/L。
Nesfatin-1、Ghrelin通过影响血糖水平、胰岛素抵抗等多个方面调节机体糖脂代谢过程，对糖尿病诊断有预测价值。
糖尿病肾病（DN）是糖尿病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同时也是终末期肾脏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肾活检是DN病理诊断的金标准。既往关于DN的中医相关因素研究大多缺乏肾活检依据，可能导致纳入人群不够精准。
探讨DN患者中医证型的分布规律及伴大量蛋白尿、肾功能不全的相关中医证素，为DN病机研究提供中医思路。
纳入2022年1月—2024年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肾脏病医学部确诊为2型糖尿病且经肾活检诊断为单纯DN的78例患者的中医信息及临床资料。探索中医证型的临床特征及分布规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探讨DN伴大量蛋白尿（24 h尿蛋白定量>3.5 g）、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1·（1.73 m2）-1的相关中医证素。
将DN患者按照慢性肾脏病（CKD）分期进行分组：CKD 1期组11例，CKD 2期组19例，CKD 3期组22例，CKD 4期组21例，CKD 5期组5例。不同CKD分期组间的血红蛋白、eGFR、血清白蛋白、血清肌酐、血清尿素氮、24 h尿蛋白定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照中医证型分类DN患者可分为：阴虚燥热证11例，气阴两虚证23例，肝肾阴虚证15例，脾肾阳虚证29例。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血红蛋白、eGFR、血清总蛋白、血清白蛋白、血清肌酐、血清尿素氮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KD 1~5期组中医证型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CKD 1期组阴虚燥热证、气阴两虚证所占比例较多，分别为45.5%（5/11）、27.3%（3/11）；CKD 2期组气阴两虚证、肝肾阴虚证所占比例较多，分别为42.1%（8/19）、31.6%（6/19）；CKD 3期组脾肾阳虚证、气阴两虚证所占比例较多，分别为54.5%（12/22）、31.8%（7/22）；CKD 4期组脾肾阳虚证、肝肾阴虚证所占比例较多，分别为52.4%（11/21）、28.6%（6/21）；CKD 5期组脾肾阳虚证所占比例最多（60.0%，3/5）。对应性分析显示，阴虚燥热证、气阴两虚证、脾肾阳虚证分别对应CKD分期的1、2、5期。阳虚证（OR=3.545，95%CI=1.270~9.895，P=0.016）、病位心（OR=3.208，95%CI=1.082~9.511，P=0.035）是DN伴大量蛋白尿的影响因素。阳虚证（OR=3.000，95%CI=1.141~7.890，P=0.026）是DN伴eGFR<60 mL·min-1·（1.73 m2）-1的影响因素。
随着CKD分期的加重，DN中医证型大致呈阴虚、气虚、阳虚的转变规律。阳虚证、病位心是DN伴大量蛋白尿的影响因素，阳虚证是DN伴eGFR<60 mL·min-1·（1.73 m2）-1的影响因素。中医辨证结合现代医学，有利于把握DN病机，发挥中西医结合诊疗的优势。
2型糖尿病（T2DM）的全球患病率持续升高，已成为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在应对策略方面，糖尿病共同照护模式展现出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但目前相关研究集中在糖尿病共同照护模式的短期干预效果，长期效果的评估亟待完善，关于随访频率和APP活跃度对患者代谢指标的影响尚缺乏纵向研究支持。
了解糖尿病共同照护模式下门诊规律随访和院外APP活跃度对患者代谢指标的影响，并分析规律随访的影响因素，为逐步引导T2DM患者规律随访提供参考。
以2021—2023年甘肃省某三级甲等医院共同照护门诊管理的448例T2DM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就诊记录将其分为规律随访组（随访频次≥1次/3个月）和非规律随访组。查阅患者近3年健康档案，收集患者的代谢指标[BMI、腰围、臀围、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并发症筛查情况、院外APP活跃度。比较是否规律随访患者及不同APP活跃度患者的代谢指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规律随访的影响因素。
规律随访组患者90例（20.1%），非规律随访组患者358例（79.9%）。规律随访组患者的APP活跃度优于非规律随访组（P<0.05）。规律随访组患者的HbA1c水平在时间效应、组间效应及交互效应上均表现出显著差异（P<0.05）。规律随访组患者随访3年的HbA1c达标率高于非规律随访组（P<0.05），主动筛查频次高于非规律随访组（P<0.05）。不同配对血糖监测次数、饮食打卡次数、线上沟通时长、登录APP时长强度患者随访3年的HbA1c水平显示出显著的时间效应和组间效应（P<0.05），但APP活跃度与时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2 000元、采用药物治疗、入组时HbA1c水平较高的T2DM患者具有更高的规律随访倾向（P<0.05）。
在共同照护模式下，门诊规律随访是控制T2DM患者血糖的有效方式，应鼓励患者定期进行门诊随访；同时，患者参与APP的活跃度与血糖控制密不可分，应鼓励患者积极参与线上活动，尤其是对于医疗资源可及性较差的患者，不失为一种经济、有效的控糖方法。
随着肿瘤诊疗技术的进步以及抗肿瘤药物的快速发展，肿瘤幸存者的生存期显著延长。肿瘤治疗引发的心血管疾病，特别是心力衰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达格列净是一种新型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已被证实在治疗2型糖尿病和心力衰竭方面具有显著的临床益处。然而，其在老年乳腺癌幸存者中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HFpEF）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预后影响的研究仍然缺乏。
探讨达格列净对老年乳腺癌幸存者中HFpEF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预后的影响。
选取2018年1月—2023年8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老年女性乳腺癌幸存者中HFpEF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93例为研究对象，根据用药方案，患者被分为达格列净组（47例）和对照组（46例），收集入选患者基线资料，对患者进行为期6个月的随访，随访截止时间为2024年4月。研究的主要终点事件为随访期间因心力衰竭再入院。同时记录患者在随访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应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函数曲线，各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再入院事件的影响因素。
患者平均年龄（70.1±3.8）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6个月后，达格列净组和对照组的空腹血糖（FPG）和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降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水平升高（P<0.05）。治疗6个月后，达格列净组患者FPG、HbA1c水平低于对照组，eGFR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6个月后，达格列净组和对照组的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室间隔厚度（IVST）、左心室后壁厚度（LVPWT）、左心室舒张早期左房室瓣血流最大速度（E）/舒张早期左房室瓣环峰值速度（e'）、左心房容积指数（LAVI）和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较治疗前降低，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较治疗前升高（P<0.05）。治疗6个月后，达格列净组患者LVEDD、IVST、LVPWT、LVMI、LAVI、E/e'低于对照组，LVEF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6个月后，达格列净组和对照组的高敏心肌肌钙蛋白I（hs-cTnI）和N末端B型钠尿肽前体（NT-proBNP）水平降低（P<0.05）。治疗6个月后，达格列净组患者hs-cTnI和NT-proBNP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随访6个月，达格列净组和对照组因心力衰竭再入院的患者分别为5例（10.6%）和13例（28.3%）。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两组累积无再入院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17 9，P=0.032 6）。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使用达格列净（HR=0.325，95%CI=0.116~0.912，P=0.033）、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HR=0.562，95%CI=0.236~0.949，P=0.035）、螺内酯（HR=0.836，95%CI=0.710~0.985，P=0.037）可降低再入院事件的风险，年龄增大（HR=1.343，95%CI=1.198~1.506，P<0.001）、BMI升高（HR=1.305，95%CI=1.111~1.532，P=0.001）、使用蒽环类（HR=1.197，95%CI=1.035~1.384，P=0.023）可升高再入院事件的风险。
在老年乳腺癌幸存者中，对于HFpEF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达格列净不仅能有效控制血糖、改善肾功能，还能显著改善心脏功能，提高患者的远期预后。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是急性心肌梗死（AMI）首选的有效再灌注治疗方式，慢血流/无复流现象是PCI术后预后不良的重要原因。
探讨三酰甘油-葡萄糖体质量指数（TyG-BMI）对2型糖尿病合并AMI患者急诊PCI术后发生慢血流/无复流事件的预测价值。
该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纳入2020年7月—2023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心脏及大血管病中心收治的合并2型糖尿病的AMI患者368例为研究对象。根据心肌梗死溶栓治疗危险（TIMI）评分，将患者分为血流正常组（TIMI 3级，n=292）和慢血流/无复流组（TIMI 0~2级，n=76）。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合并2型糖尿病的AMI患者慢血流/无复流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TyG-BMI对慢血流/无复流的预测价值。采用净重新分类改善指数（NRI）和综合判别改善指数（IDI）评估TyG-BMI对基线风险模型的增量效应。
慢血流/无复流组患者年龄、女性、吸烟、冠状动脉疾病病史、高TyG-BMI、右冠状动脉（RCA）梗死比例、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血肌酐、三酰甘油（TG）、空腹血糖（FPG）、TyG-BMI高于正常血流组，血红蛋白、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血栓抽吸术、左前降支（LAD）梗死、使用他汀类比例低于正常血流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yG-BMI（OR=4.25，95%CI=2.92~6.18）、年龄（OR=1.05，95%CI=1.02~1.08）、C反应蛋白（OR=1.12，95%CI=1.09~1.15）、LVEF（OR=0.96，95%CI=0.96~0.99）、他汀类药物（OR=0.72，95%CI=0.61~0.85）、LAD（OR=0.29，95%CI=0.15~0.56）和RCA病变（OR=2.68，95%CI=1.96~3.66）是AMI患者发生慢血流/无复流的影响因素（P<0.05）。增量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联合TyG-BMI后显著提高了基线风险模型的重分类和判别能力，NRI=0.075，IDI=0.068（P<0.05）。
高TyG-BMI与糖尿病合并AMI患者PCI术后慢血流/无复流风险增加相关。TyG-BMI是慢血流/无复流现象的有效预测因子，且与FPG和TG相比，添加TyG-BMI可显著提高基线风险模型的重分类和判别能力。
肥胖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的发生和发展，但目前关于肥胖通过非脂质代谢途径介导而影响DR的研究报道较少见。
探究非脂质代谢物在肥胖与DR间的中介作用。
2023年8月，基于全基因组关联数据（GWAS），通过孟德尔随机化（MR）探究非脂质代谢物在肥胖与DR间的中介作用。
BMI增大（OR=1.78，P=5.3E-12）、腰臀比（WHR）增大（OR=1.91，P=1.3E-10）均与DR发病风险升高有关。异亮氨酸（OR=0.62，P=0.039）、丙酮酸（OR=0.60，P=0.039）、白蛋白（OR=0.65，P=0.002）、糖蛋白（OR=0.92，P=0.002）、双烯基与双键的比率降低（OR=0.93，P=0.048）均与DR发病风险升高有关。BMI与异亮氨酸（OR=1.21，P=1.0E-08）、糖蛋白（OR=1.33，P=3.2E-14）、丙酮酸（OR=1.08，P=0.03）呈正向因果关联，与白蛋白（OR=0.93，P=0.04）、双烯基与双键的比率（OR=0.82，P=2.8E-05）呈负向因果关联；WHR与异亮氨酸（OR=1.34，P=3.4E-08）、糖蛋白（OR=1.26，P=1.2E-04）呈正向因果关联。异亮氨酸（β=-0.16，P=0.019）、糖蛋白（β=-0.05，P=0.029）、丙酮酸（β=-0.07，P=0.027）、双烯基与双键的比率（β=0.02，P=0.036）介导BMI与DR间的因果关联，异亮氨酸（β=-0.21，P=7.2E-04）、糖蛋白（β=-0.03，P=0.031）介导WHR与DR间的因果关联。
肥胖与DR有正向因果关联，其中BMI与DR的关联由异亮氨酸、糖蛋白、丙酮酸、双烯基与双键的比率介导，WHR与DR的关联由异亮氨酸、糖蛋白介导，非脂质代谢产物在肥胖与DR间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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