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经产妇为主要分娩人群，高龄、慢性合并症、产科并发症、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等问题日渐突出，给产科工作者带来新的挑战。

基于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对新生育政策下经产妇的剖宫产现状进行分析，为合理控制剖宫产率、提高产科医疗质量提供数据支持。

纳入2017—2020年在南方医科大学第十附属医院剖宫产分娩的产妇共19 170例，分为初产妇组（n=5 630）和经产妇组（n=13 540）。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产妇信息，包括年龄、孕产次、既往分娩情况、胎方位、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产妇结局及新生儿结局等，并对两组产妇的一般资料、产妇结局及新生儿结局进行比较。采用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根据产科特征（产次、胎位、胎儿数量、分娩孕周）对产妇进行分类，对比两组在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中的分布及各组占比随年度变化情况。

经产妇中剖宫产后再次妊娠的比例高达81.4%（11 026/13 540）；经产妇组的年龄、孕次、产次及年龄≥35岁、妊娠合并糖尿病比例均高于初产妇组（P<0.05）。修正版Robson分类在所有剖宫产产妇中，以R3类（妊娠≥37周单胎头位，至少有1次剖宫产史）为主（50.4%，9 668/19 170），其次为R1类（妊娠≥37周单胎头位初产，自然临产、诱导临产或临产前剖宫产）（20.8%，3 993/19 170）；经产妇中，R3类的占比最高达71.4%（9 668/13 540）。分析经产妇人群特征发现，2017—2020年，占比最高的R3类产妇从73.5%下降至67.1%，而R2类[妊娠≥37周单胎头位经产（无剖宫产史），自然临产、诱导临产或临产前剖宫产]、R8类[所有妊娠<37周单胎头位（包括有剖宫产史）]的占比均有所升高。经产妇组产后24 h出血量、输血比例高于初产妇组，而术后住院天数低于初产妇组（P<0.05）。19 170例产妇共分娩新生儿20 026名例，其中初产妇分娩6 077例，经产妇分娩13 949例；经产妇组新生儿出生体质量、1 min Apgar评分高于初产妇组新生儿，而1 min Apgar评分≤7分、转新生儿科比例低于初产妇组新生儿（P<0.05）；两组产妇剖宫产新生儿5 min Apgar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高龄和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是经产妇的突出特征。R3类的占比虽然逐年下降，但仍是剖宫产经产妇的主要人群，为降低剖宫产率，需有效控制初次分娩剖宫产，并在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推广R3类产妇经阴道试产。同时，经产妇中R2类和R8类的占比有所升高，对产科临床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成熟应用，多胎妊娠的发生率急剧增加，包括早产、胎儿畸形、先兆子痫和妊娠期糖尿病等并发症也随着增多。通过减胎手段可以改善围生期预后及胎儿存活质量，妊娠早期选择性减胎可能会比妊娠中期选择性减胎的预后更佳，提示孕早期尽早评估妊娠结局将改善孕妇及胎儿的预后。

探讨孕早期超声软指标及双胎特有指标与双绒毛膜双羊膜囊（DCDA）双胎妊娠结局之间的关系。

回顾性选取2018年5月—2022年5月在深圳市龙岗区妇幼保健院超声医学科就诊的孕早期（11~13⁺⁶周）DCDA双胎妊娠孕妇及胎儿为研究对象。分析孕早期DCDA双胎妊娠胎儿超声软指标和双胎特有指标的检出率及其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超声软指标包括：颈后透明层（NT）增厚、脉络丛囊肿、鼻骨发育不良、心室点状强回声、右房室瓣反流、静脉导管a波缺失或倒置、肠管回声增强、肾盂轻度扩张、单脐动脉、右锁骨下动脉迷走。双胎特有指标包括：双胎头臀长（CRL）差异、双胎NT差异、双胎脐带插入（UCI）差异。不良妊娠结局包括：流产、死胎、新生儿死亡、结构异常、遗传学异常，另增加体质量阳性（双胎体质量差异≥25%）作为一种特殊的不良妊娠结局。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孕早期DCDA双胎妊娠胎儿超声软指标及双胎特有指标与胎儿不良妊娠结局的相关性。

最终纳入418例孕早期DCDA双胎妊娠胎儿，其中正常妊娠结局342例（81.82%），不良妊娠结局76例（18.18%）。孕早期双胎妊娠胎儿超声软指标阳性的总检出率为10.53%（53/418）；53例超声软指标阳性的胎儿中共检出61个超声软指标，检出率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NT增厚6.94%（29/418），脉络丛囊肿2.39%（10/418）和鼻骨发育不良1.67%（7/418）。超声软指标阳性胎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30.19%（16/53），高于超声软指标阴性胎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16.44%（60/365）（χ²=5.882，P=0.01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双胎CRL差异≥15%是双胎妊娠胎儿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OR=9.955，95%CI=1.882~52.662，P=0.007），双胎UCI差异阳性是双胎妊娠胎儿体质量阳性的危险因素（OR=3.733，95%CI=1.300~10.720，P=0.014）。孕早期双胎妊娠胎儿双胎特有指标阳性的总检出率为27.27%（114/418），包括双胎CRL差异≥15%、双胎UCI差异阴性12例，双胎CRL差异<15%、双胎UCI差异阳性100例，双胎CRL差异≥15%、双胎UCI差异阳性2例。孕早期双胎妊娠胎儿超声软指标阴性但双胎特有指标阳性的总检出率为25.12%（105/418），超声软指标阴性但双胎特有指标阳性胎儿中不良妊娠结局与体质量阳性发生率为27.6%（29/105），单纯超声软指标阴性胎儿中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16.4%（60/365）；孕早期超声软指标阴性但双胎特有指标阳性胎儿不良妊娠结局与体质量阳性发生率高于单纯超声软指标阴性胎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χ²=6.641，P=0.010）。孕早期双胎妊娠胎儿超声软指标阳性合并双胎特有指标阳性的总检出率为2.15%（9/418），超声软指标阳性合并双胎特有指标阳性胎儿中不良妊娠结局并体质量阳性发生率为44.4%（4/9），单纯软指标阳性胎儿中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30.2%（16/5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212，P=0.64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T增厚（OR=2.576，95%CI=1.146~5.791，P=0.022）、双胎CRL差异≥15%（OR=13.167，95%CI=3.595~48.229，P<0.001）、双胎UCI差异阳性（OR=2.369，95%CI=1.049~5.348，P=0.038）是孕早期DCDA双胎妊娠胎儿不良妊娠结局与体质量阳性的危险因素。

NT增厚、双胎CRL差异≥15%、双胎UCI差异阳性可能是孕早期DCDA双胎妊娠胎儿不良妊娠结局与体质量阳性的危险因素。对于超声软指标阳性或双胎特有指标阳性的胎儿应提高警惕，需对其进行全面综合评估并密切随访。

孕期血清尿酸代谢紊乱与不良妊娠结局相关，但目前分析并比较血清尿酸及血清尿酸/肌酐水平在孕期不良妊娠结局中的关系研究较少。

分析孕妇孕晚期血清尿酸及血清尿酸/肌酐水平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

选取2015—2022年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常规产检及生产的单胎活产孕妇743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发生不良妊娠结局，将孕妇分为正常组344例和不良结局组399例。分别以四分位数将血清尿酸及血清尿酸/肌酐分为3个水平：Q1（血清尿酸<257 μmol/L）、Q2（血清尿酸257~359 μmol/L）、Q3（血清尿酸>359 μmol/L）和q1（血清尿酸/肌酐<5.88）、q2（血清尿酸/肌酐5.88~7.94）、q3（血清尿酸/肌酐>7.94）。根据孕妇中位年龄，将孕妇分为年龄<30岁亚组（341例）及年龄≥30岁亚组（402例）。根据既往孕产次情况，将孕妇分为初产妇亚组（539例）及经产妇亚组（194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血清尿酸及血清尿酸/肌酐水平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

不良结局组孕妇年龄、BMI、血清尿酸、血清尿酸/肌酐、三酰甘油高于正常组（P<0.05）。校正混杂因素后，血清尿酸、血清尿酸/肌酐对不良妊娠结局影响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Q1水平血清尿酸相比，Q3水平时子痫前期（AOR=4.41，95%CI=2.16~8.99）、宫内生长受限（AOR=3.59，95%CI=1.08~11.96）的发生风险增加（P<0.05）；与q1水平血清尿酸/肌酐相比，q2、q3水平时子痫前期（AOR=2.33，95%CI=1.13~4.79；AOR=3.56，95%CI=1.68~7.56）的发生风险增加，q3水平时早产（AOR=2.76，95%CI=1.33~5.71）、宫内生长受限（AOR=5.15，95%CI=1.39~19.14）的发生风险增加，而q3水平时巨大儿（AOR=0.43，95%CI=0.19~0.98）、大于胎龄儿（AOR=0.38，95%CI=0.15~0.96）的发生风险降低（P<0.05）。血清尿酸、血清尿酸/肌酐在不同年龄亚组对子痫前期、早产的影响结果显示，与Q1水平血清尿酸相比，Q3水平在两个年龄亚组中子痫前期的发生风险均增加（P<0.05）；与q1水平血清尿酸/肌酐相比，q2、q3水平在年龄≥30岁孕妇中子痫前期的发生风险增加（P<0.05）。血清尿酸、血清尿酸/肌酐在不同孕产次亚组对子痫前期、早产的影响结果显示，与Q1水平血清尿酸相比，Q3水平在初产妇中子痫前期的发生风险增加（P<0.05）；与q1水平血清尿酸/肌酐相比，q2、q3水平在初产妇中子痫前期的发生风险增加，q3水平在初产妇中早产的发生风险增加（P<0.05）。

高水平血清尿酸、血清尿酸/肌酐时子痫前期、宫内生长受限的发生风险均增加，其中子痫前期主要发生在年龄≥30岁的孕妇或初产妇中。高水平血清尿酸/肌酐时早产的发生风险增加，主要发生在初产妇中。血清尿酸/肌酐较血清尿酸预测的不良妊娠结局更多。

产时发热是产科常见临床表现，可使剖宫产率、阴道助产率、新生儿窒息率增加。影响产时发热的因素包括孕产期合并症及并发症、引产时间、分娩镇痛、试产时间、产房温度、内诊次数，这些因素可独立存在，也可互为因果。在产时发热的孕产妇，是否最高体温越高，母婴预后越差？对此进行研究有利于指导产时发热孕产妇的临床预后及管理策略。

探讨足月单胎初产妇试产过程中产时发热及其程度对母婴结局的影响。

纳入2019年于首都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分娩，且在产程中诊断为产时发热的足月单胎初产妇994例作为发热组，同期按照1∶1比例入组符合标准的未发热单胎初产妇作为对照组，比较发热组与对照组孕产妇的一般资料、并发症发生情况、催引产情况、分娩方式及母婴结局，进一步根据产时发热体温程度将发热组分成4个亚组：第1亚组体温37.3~<37.5 ℃，共142例；第2亚组体温37.5~<38.0 ℃，共600例；第3亚组38.0~<38.5 ℃，共213例；第4亚组体温≥38.5 ℃，共39例。对各亚组孕产妇的一般资料、催引产情况、产科并发症、分娩方式以及母婴结局进行对比分析。

发热组入组994例，对照组入组987例。发热组孕产妇催引产率、催引产时间≥3 d的比例高于对照组（P<0.05）。发热组孕产妇胎膜早破、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发热组剖宫产、产褥感染、新生儿窒息、羊水污染发生率及新生儿转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新生儿体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亚组催引产率、催引产≥3 d的比例及孕产妇胎膜早破、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亚组剖宫产、产褥感染、新生儿窒息、羊水污染、转NICU发生率及新生儿体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产时发热孕产妇并发症及催引产率、剖宫产率、产褥感染及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升高，体温升高程度与分娩方式及母婴结局之间未体现相关性。

规范的产程管理对保障母婴安全非常重要。随着新产程模式的发布，现已不再强调滞产的概念，在新产程模式下，要求尽量减少产程干预，因此总产程>24 h的产妇数量较前增多。

分析总产程>24 h产妇的高危因素及母婴结局，探讨在新产程模式下的产程管理。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收集2022年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产检并分娩的产妇临床资料，选择总产程延长的单胎、头位初产妇40例为观察组（总产程>24 h），同期住院分娩的产程正常的单胎、头位初产妇95例为对照组（总产程≤24 h），比较两组产妇的年龄、BMI、分娩孕周、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新生儿体质量、产程情况、镇痛分娩率、分娩干预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产妇总产程>24 h的高危因素。比较两组母婴结局情况：是否有产时发热、羊水污染、会阴侧切、阴道助产、宫颈裂伤、产后出血、人工剥离胎盘等，是否有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及是否转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

两组产妇年龄、BMI、分娩孕周、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新生儿体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产妇第一产程、第二产程、总产程时长均长于对照组，分娩镇痛率及分娩干预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分娩镇痛及分娩干预均不是导致总产程>24 h的影响因素（P>0.05）。两组产妇产后出血、人工剥离胎盘及新生儿窒息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产妇产时发热、羊水污染、会阴侧切、阴道助产、宫颈裂伤及胎儿窘迫、新生儿转NICU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均未发生新生儿窒息。

由于产程的延长，总产程>24 h的产妇分娩过程中的分娩镇痛率及分娩干预率显著提高。总产程>24 h不会导致产妇产后出血、人工剥离胎盘及新生儿窒息发生率的升高，但会增加产妇产时发热、羊水污染、会阴侧切、阴道助产、宫颈裂伤及胎儿窘迫、新生儿转NICU的发生率。妇产科医生应重视总产程延长导致的母婴不良结局，个体化管理产程。

妊娠期体质量适度增加对母婴健康至关重要，我国临床长期以来采用美国医学研究所（IOM）标准评估孕妇妊娠期体质量增长。自2022年10月以来我国正式颁布并采用中国卫生行业标准《妊娠期妇女体重增长推荐值标准：WS/T 801-2022》评估孕妇体质量增长。

比较采用中国卫生行业标准与IOM推荐范围评价我国单胎孕妇妊娠期体质量增长分布及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从而为中国卫生行业标准的国内应用提供临床证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前瞻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为2020年5月—2021年9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分娩并参加北京出生队列研究（注册号ChiCTR220058395）的单胎孕妇。收集研究对象基线信息，并从临床病历系统收集妊娠期并发症发生情况及妊娠结局。参照中国卫生行业标准与美国IOM推荐的单胎孕妇妊娠期增重推荐值，比较不同标准下孕妇增重分布情况；并将孕妇划分为增重不足（IOM+WS）、增重不足（IOM）+适宜（WS）、增重适宜（IOM+WS）、增重适宜（IOM）+过多（WS）、增重过多（IOM+WS）组，分析校正混杂因素后各增重组的不良妊娠结局〔大于胎龄儿（LGA）、小于胎龄儿（SGA）、巨大儿、低出生体质量儿、早产儿〕发生风险。

研究共纳入11 839例单胎妊娠孕妇。按照美国IOM标准，增重不足（IOM）、增重适宜（IOM）及增重过多（IOM）孕妇占比分别为36.7%（4 339/11 839）、38.9%（4 601/11 839）、24.5%（2 899/11 839）；按照中国卫生行业标准，增重不足（WS）、增重适宜（WS）及增重过多（WS）孕妇占比分别为16.2%（1 913/11 839）、45.0%（5 332/11 839）及38.8%（4 594/11 839）。增重不足（IOM+WS）组、增重不足（IOM）+适宜（WS）组、增重适宜（IOM+WS）组、增重适宜（IOM）+过多（WS）组、增重过多（IOM+WS）组孕妇占比分别为16.2%（1 913/11 839）、20.5%（2 426/11 839）、24.6%（2 907/11 839）、14.3%（1 694/11 839）、24.5%（2 899/11 83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增重适宜（IOM）+过多（WS）组发生总体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高于增重适宜（IOM+WS）组〔aOR=1.23，95%CI（1.07，1.41），P<0.05〕。增重不足（IOM）+适宜（WS）组发生总体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与增重适宜（IOM+WS）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OR=1.02，95%CI（0.89，1.16），P<0.05〕。孕早、中期增重过多（IOM+WS）组发生LGA、巨大儿、剖宫产及总体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高于增重适宜（IOM+WS）组（P<0.05）。

采用中国卫生行业标准将有更多孕妇符合增重适宜范围，其妊娠结局亦优于采用美国IOM标准。因此，中国卫生行业标准更适用于我国孕妇体质量管理，其中孕早、中期避免增重过多更为重要。

妊娠期糖尿病（GDM）是妊娠期常见的并发症，在GDM孕妇中实施单纯的个体化医学营养治疗依从性较差，团体认知行为治疗（GCBT）对GDM孕妇妊娠结局的影响尚不明确。

探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在GDM妊娠结局中的作用，为改善妊娠结局并制定有效的GDM管理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回顾性选取2020—2021年接受个体化医学营养治疗并在本院分娩的878例GDM孕妇为研究对象，接受GCBT的GDM孕妇为观察组（n=141），未接受GCBT干预的GDM孕妇为对照组（n=737），分析倾向性评分匹配前后两组GDM孕妇妊娠结局差异。

通过1∶2倾向性评分匹配后观察组GDM孕妇134例，对照组GDM孕妇256例。匹配后，观察组GDM孕妇增重正常比例（50.7%，68/134）高于对照组（37.5%，96/256）（χ²=6.334，P<0.05）；观察组GDM孕妇分娩孕周〔（39.0±1.1）周〕长于对照组〔（38.5±1.7）周〕（t=3.080，P<0.05），早产儿（3.7%）、巨大儿（1.5%）、低出生体质量儿（2.2%）比例低于对照组（10.5%，5.9%，9.0%）（P<0.05）。

GCBT可降低GDM孕妇分娩早产儿、低出生体质量儿及巨大儿的发生可能，为建立GDM多学科管理模式提供参考依据。

巨大儿不仅会对孕妇及新生儿造成一定危害，也会影响子代远期代谢健康。母亲体质量状态与妊娠结局密切相关，超重肥胖者多伴有血脂异常，妊娠期血脂异常升高会影响宫内环境和新生儿出生体质量。

分析不同妊娠前BMI孕妇妊娠期血脂水平与巨大儿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2018年1月—2019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建档至分娩并符合纳排标准的单胎孕妇5 287例，根据妊娠前BMI将孕妇分为低体质量、正常体质量和超重肥胖孕妇，根据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将低体质量孕妇分为低体质量孕妇非巨大儿组（A组，n=731）和低体质量孕妇巨大儿组（B组，n=27），正常体质量孕妇分为正常体质量孕妇非巨大儿组（C组，n=3 539）和正常体质量孕妇巨大儿组（D组，n=243），超重肥胖孕妇分为超重肥胖孕妇非巨大儿组（E组，n=675）和超重肥胖孕妇巨大儿组（F组，n=72）。收集孕妇相关临床及实验室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不同妊娠前BMI孕妇妊娠期血脂水平与巨大儿之间的关系。

B组孕妇妊娠晚期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于A组（P<0.05）；D组孕妇妊娠早期总胆固醇（TC）及孕晚期三酰甘油（TG）高于C组（P<0.05），妊娠中、晚期HDL-C低于C组（P<0.05）。F组妊娠早、中、晚期TG均高于E组（P<0.05），妊娠中、晚期HDL-C低于E组（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示，妊娠晚期HDL-C〔OR=0.256，95%CI（0.075，0.871）〕是妊娠前低体质量孕妇娩出巨大儿的影响因素（P<0.05）。孕中期和晚期HDL-C〔OR=0.661，95%CI（0.450，0.971）；OR=0.406，95%CI（0.271，0.610）〕是妊娠前正常体质量孕妇娩出巨大儿的影响因素（P<0.05）。妊娠早、中、晚期TG〔OR=1.546，95%CI（1.070，2.234）；OR=1.399，95%CI（1.019，1.758）；OR=1.289，95%CI（1.072，1.550）〕是妊娠前超重肥胖孕妇娩出巨大儿的影响因素（P<0.05）。

妊娠前低体质量及正常体质量孕妇妊娠期低HDL-C水平与巨大儿相关，而超重肥胖孕妇妊娠期TG水平升高与巨大儿相关。产检时对于胎儿偏大或预测巨大儿高风险的孕妇，需要加强血脂检测及控制。

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发病率居高不下，且在全球普遍流行，在中国GDM发生率高达14.8%，妊娠期高血糖严重威胁母婴健康。

探讨GDM孕妇采用基于正念的补充替代疗法的干预效果。

2021年3—1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在长沙市中心医院门诊进行产前检查的64例GDM孕妇，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n=31）和对照组（n=33）。对照组采取常规心理护理、饮食宣教、运动指导，试验组在常规心理护理基础上采用8周基于正念的补充替代疗法。收集患者基线资料，比较两组孕妇干预前后血糖水平及炎性因子、丝氨酸蛋白抑制剂（vaspin）水平，随访新生儿结局指标（出生体质量、随机血糖）。

干预后试验组孕妇空腹血糖、餐后1 h血糖、餐后2 h血糖、白介素6、白介素8、肿瘤坏死因子α、vaspin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试验组空腹血糖、餐后1 h血糖、餐后2 h血糖、白介素6、白介素8、肿瘤坏死因子α、vaspin低于干预前（P<0.05）；试验组GDM孕妇分娩时体质量、分娩时体质指数、妊娠期增重、分娩前糖化血红蛋白，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均低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新生儿随机血糖高于对照组（P<0.05）。

对GDM孕妇给予8周基于正念的补充替代疗法可降低其体质指数，有效控制血糖，降低炎性因子及脂肪因子水平，减少新生儿低血糖的发生。

妊娠期总增重与分娩孕周紧密相连，选择增重速率作为研究指标，可以减少孕周对研究结果的干扰。目前有关妊娠期增重速率的既定建议存在争议且很少有研究探讨孕中晚期增重速率与妊娠期糖尿病（GDM）孕妇母婴结局的相关性。

探讨孕中晚期增重速率对GDM孕妇妊娠期并发症及分娩结局的影响。

选取2018年3—12月在杭州市妇产科医院住院生产并纳入"杭州市母婴健康队列"（注册号：ChiCTR1900026149）的370例GDM孕妇为研究对象。根据2021年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妇女妊娠期体重监测与评价》推荐的孕中晚期增重速率，将研究对象分为增重速率过慢组（n=115）、增重速率正常组（n=152）和增重速率过快组（n=103）。分析三组孕妇妊娠期并发症发生情况及分娩结局。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中晚期增重速率过快是GDM孕妇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OR=2.661，95%CI（1.291，9.460）〕、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症〔OR=2.288，95%CI（1.090，4.805）〕、高脂血症〔OR=2.085，95%CI（1.656，6.630）〕及分娩巨大儿〔OR=4.591，95%CI（1.238，17.031）〕的危险因素（P<0.05），孕中晚期增重速率过快是分娩早产儿〔OR=0.117，95%CI（0.014，0.959）〕的保护因素（P<0.05）。

孕妇妊娠期增重不合理现象普遍，孕中晚期增重速率过快增加了GDM孕妇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高脂血症及分娩巨大儿的风险，但降低了发生早产的风险。

单纯空腹血糖升高的妊娠期糖尿病（GDM）孕妇可能对仅空腹血糖升高未重视，导致妊娠期血糖管理不佳，而这种情况是否会造成不良妊娠结局，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有待研究。

探究单纯空腹血糖升高的GDM孕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选取2020年6月至2021年3月在西北妇女儿童医院行产前检查的单纯空腹血糖升高的411例GDM孕妇为研究对象。所有孕妇随访至分娩，并根据最终分娩结局分为不良妊娠结局组和无不良妊娠结局组。收集孕妇的临床资料和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单纯空腹血糖升高的GDM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

411例单纯空腹血糖升高的GDM孕妇中157例（38.2%）接受妊娠期规范化血糖管理并达标，88例（21.4%）接受妊娠期规范化血糖管理但未控制达标，166例（40.4%）未接受血糖管理；323例（78.6%）发生不良妊娠结局（不良妊娠结局组），88例（21.4%）妊娠结局良好（无不良妊娠结局组）。两组孕妇年龄、妊娠前超重肥胖所占比例、妊娠期血糖管理情况、空腹血糖、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 1 h血糖、OGTT 2 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_1c）≥5.5%、血清总蛋白（TP）、血清白蛋白（ALB）、低蛋白血症发生率、时间-血糖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妊娠前超重肥胖〔OR=2.89，95%CI（1.45，5.78），P=0.003〕、妊娠期血糖管理〔管理未达标：OR=3.64，95%CI（1.64，8.06），P=0.001；未管理：OR=3.46，95%CI（1.91，6.25），P<0.001〕、HbA_1c〔OR=2.38，95%CI（1.06，5.34），P=0.035〕、低蛋白血症〔OR=2.25，95%CI（1.15，4.41），P=0.018〕、时间-血糖曲线的AUC〔OR=1.23，95%CI（1.03，1.47），P=0.024〕是单纯空腹血糖升高GDM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

妊娠前超重肥胖、妊娠期血糖管理未达标或未管理、高HbA_1c、低蛋白血症、时间-血糖曲线的AUC是单纯空腹血糖升高GDM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高危因素，临床上应指导孕妇妊娠前保持正常体质量、规范化管理血糖等，以促进母婴健康。

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与个体健康息息相关，低出生体质量是早期新生儿死亡的高危因素，而巨大儿的发生不仅可增加母婴产时并发症发生风险，还可增加个体成年后罹患各种慢性病的风险。因此，寻找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影响因素十分重要。

探讨孕妇肠道菌群对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影响。

以2017年1—9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出生的516例新生儿及其孕母为研究对象，根据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将其分为低出生体质量儿组（LW组，n=24）、正常体质量儿组（NW组，n=479）、巨大儿组（OW组，n=13）。采集孕母的肠道菌群参数及临床实验室检测指标，采用QIIME软件进行孕期肠道菌群组成分析和多样性分析；采用LEfSe分析，分别对三组孕妇肠道菌群属水平上的相对丰度进行两两比较，识别组间具有明显差异的菌群；通过线性模型MaAsLin进行多元分析，以捕获各实验室检测指标与微生物属之间的相关性；通过Boruta随机森林分类器模型分别基于实验室检测指标和肠道菌群分类操作单元（OTUs）构建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分类预测模型，探究孕妇肠道菌群对新生儿体质量的影响。

三组孕母的肠道菌群组成分析发现，门水平中厚壁菌门（Firmicutes）物种丰富度最高，属水平里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明显富集，三组间门水平的香农指数和辛普森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间的LEfSe分析发现：与LW组比较，NW组链球菌（Streptococcus）和罗氏菌（Roseburia）明显富集（P<0.05），而芽孢杆菌（Bacillaceae）、萝卜属菌（Raphanus）、甲烷球形菌（Methanosphaera）、巴氏杆菌（Barnesiellaceae）、普雷沃氏菌（Paraprevotella）丰度明显降低（P<0.05）；与NW组比较，OW组属巨单胞菌（Megamonas）、属粪球菌（Coprococcus）、韦荣氏菌（Veillonellaceae）、cc-115、梭菌（Closrtidiaceae）、另枝杆菌（Alistipes）明显富集（P<0.05），而布劳特氏菌（Blautia）和伊格尔兹氏菌（Eggerthella）丰度明显降低（P<0.05）；与LW组比较，OW组Closrtidiaceae、Alistipes菌群明显富集（P<0.05），而Barnesiellaceae丰度明显降低（P<0.05）。基于实验室检测指标分类器模型、肠道菌群OTUs分类器模型，区分NW组与LW组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2、0.77，区分NW组与OW组的AUC分别为0.65、0.78。

不同出生体质量新生儿对应孕母的肠道菌群存在差异，孕母肠道菌群OTUs模型可区分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大小，孕妇肠道菌群可能是预测新生儿体质量的一个良好指标。

正确的甲状腺功能指标参考区间对于准确诊断和干预孕妇甲状腺疾病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国内外对于双胎妊娠孕妇的甲状腺功能指标参考区间仍无统一标准。

探讨双胎妊娠孕妇妊娠期甲状腺功能指标合理的参考区间。

回顾性选取2009年1月至2019年9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产科门诊行产前检查的双胎妊娠健康孕妇作为双胎组。选取同期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产科门诊行产前检查的单胎妊娠健康孕妇作为单胎组。收集研究对象基本信息和实验室检查数据。本研究以双胎妊娠孕妇促甲状腺激素（TSH）和游离甲状腺素（FT₄）的第2.5百分位数（P_2.5）和第97.5百分位数（P_97.5）为确定甲状腺功能正常与否的下限和上限。TSH<P_{2.5（总TSH）}，FT₄>P_{97.5（总FT4）}则诊断为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TSH>P_{97.5（总TSH）}，FT₄<P_{2.5（总FT4）}则诊断为临床甲状腺功能减低（简称甲减）；TSH>P_{97.5（总TSH）}，P_{2.5（总FT4）}≤FT₄≤P_{97.5（总FT4）}则诊断为亚临床甲减；P_{2.5（总TSH）}≤TSH≤P_{97.5（总TSH）}，FT₄<P_{2.5（总FT4）}则诊断为低T₄血症。比较单胎组和双胎组妊娠早期、中期、晚期FT₄和TSH，记录并分析妊娠早期、中期、晚期双胎妊娠孕妇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病率。

双胎组最终纳入352例，单胎组最终纳入988例。双胎组孕妇妊娠早期、中期、晚期时FT₄均高于单胎组（P<0.05）；双胎组孕妇妊娠早期TSH低于单胎组，妊娠晚期TSH高于单胎组（P<0.05）。双胎妊娠孕妇妊娠早期、中期、晚期时FT₄的M（P_2.5，P_97.5）分别为〔11.84（7.95，26.73）〕、〔8.24（5.53，18.58）〕、〔8.37（5.80，15.79）〕pmol/L，TSH分别为〔0.67（0.03，3.99）〕、〔1.44（0.06，4.79）〕、〔2.43（0.41，6.92）〕mU/L。以双胎妊娠孕妇的数据为参考区间：双胎妊娠孕妇甲亢、甲减、亚临床甲减、低T₄血症的患病率分别为0、0.28%（1/352）、4.83%（17/352）、3.98%（14/352）；以单胎妊娠孕妇的数据为参考区间：双胎妊娠孕妇甲亢、甲减、亚临床甲减、低T₄血症的患病率分别为8.24%（29/352）、0、15.91%（56/352）、1.99%（7/352）。

本研究建议的双胎妊娠孕妇妊娠早期、中期、晚期时FT₄的参考范围分别为7.95~26.73、5.53~18.58、5.80~15.79 pmol/L，TSH的参考范围分别为0.03~3.99、0.06~4.79、0.41~6.92 mU/L。以本实验室所得的双胎妊娠孕妇的FT₄、TSH标准范围为参考标准，则检出的双胎妊娠孕妇甲状腺功能异常发生率较低，与相关文献报道相符合；而以本实验室所得的单胎妊娠孕妇的FT₄、TSH标准范围为参考标准，则可能造成双胎妊娠孕妇甲亢和亚临床甲减的过度诊断，因此建立各自实验室的特异性双胎妊娠孕妇甲状腺功能指标参考区间是必要的。

全球青少年妊娠率居高不下，造成较多不良后果，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迫切需要对青少年初产妇的妊娠特点、不良妊娠结局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青少年初产妇和其他年龄段初产妇妊娠结局差异及相关影响因素。

分析2019—2020年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产科<35岁的分娩孕周≥28周的12 222例初产妇及胎儿的妊娠结局，其中年龄≤19岁210例，设为青少年组；20~24岁1 729例，设为成人1组；25~34岁10 283例，设为成人2组。记录初产妇的一般情况、妊娠并发症、合并症、分娩情况及胎儿不良妊娠结局。分析年龄、婚姻、学历、居住地、经济状况、孕次、体质指数（BMI）对母婴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

青少年组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无固定收入所占比例均高于成人1组和成人2组，产检次数少于成人1组和成人2组（P<0.05）。青少年组胎盘早剥、贫血、阴道分娩、会阴裂伤、早产、（极）低出生体质量儿、死胎发生率均高于成人1组和成人2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24岁、未婚、BMI<18.5 kg/m²是初产妇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保护因素（P<0.05）；孕次≥3次、BMI≥28.0 kg/m²是初产妇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24岁、未婚、无固定收入、BMI≥28.0 kg/m²是初产妇发生阴道炎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19岁、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无固定收入是初产妇发生胎盘早剥的危险因素（P<0.05）；孕次≥3次是初产妇发生前置胎盘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24岁、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无固定收入是初产妇发生贫血的危险因素（P<0.05）；BMI≥28.0 kg/m²是初产妇发生贫血的保护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24岁、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BMI<18.5 kg/m²者更愿意选择阴道分娩（P<0.05），孕次≥3次者更愿意选择剖宫产（P<0.05）；年龄≤19岁、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无固定收入、孕次≥3次、BMI<18.5 kg/m²、BMI≥28.0 kg/m²是早产儿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19岁、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无固定收入、孕次≥3次、BMI<18.5 kg/m²是（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20~24岁是胎儿窘迫发生的保护因素（P<0.05）；年龄≤19岁、未婚是死胎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24岁、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无固定收入、孕次≥3次是新生儿窒息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

青少年初产妇呈现未婚、居住在农村及无固定收入所占比例高、受教育程度低、产检次数少、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高的特点。低龄、未婚、不良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多孕次、BMI过低或过高是青少年初产妇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应根据青少年高危因素制定适宜的围生期保健方案，政府及相应青少年服务机构应给予青少年母亲适当的社会经济支持，以降低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子痫前期病情严重者可进展至子痫并威胁母婴生命安全，而肠道菌群构成变化可能参与子痫前期的发生、发展，但尚无明确证据。

探讨孕早中期孕妇肠道菌群差异与子痫前期发病的关系。

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产科招募且符合本研究纳入标准的孕妇455例。将妊娠20周后确诊为子痫前期的孕妇作为子痫前期组（n=32），未发生子痫前期的孕妇作为非子痫前期组（n=423）。收集孕妇的临床资料，并分别留取孕早期（≤12⁺⁶周）、孕中期（13~27⁺⁶周）粪便标本进行肠道菌群生物信息学分析，分析其与子痫前期发病的关系。

子痫前期组和非子痫前期组年龄、孕早期Shannon指数和Simpson指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5周岁〔OR=1.894，95%CI（1.432，2.369）〕、孕早期Shannon指数下降〔OR=0.709，95%CI（0.465，0.921）〕、孕早期Simpson指数下降〔OR=0.612，95%CI（0.354，0.893）〕是孕妇发生子痫前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孕早期Shannon指数预测孕妇子痫前期发病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为0.745〔95%CI（0.652，0.838）〕，截断值为6.255，灵敏度为76.58%，特异度为60.00%；孕早期Simpson指数预测孕妇子痫前期发病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24〔95%CI（0.623，0.826）〕，截断值为0.945，灵敏度为62.90%，特异度为60.61%。

孕早期粪便肠道菌群Shannon指数、Simpson指数降低是孕妇发生子痫前期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对子痫前期发病具有早期预测价值。

泌乳启动延迟（DOL）是造成母乳喂养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妊娠期增重过多、产后抑郁会增加产后DOL的发生风险，而妊娠期体力活动（PA）可以有效防止体质量增加过多，改善产后负性情绪，有益于母乳喂养，但目前妊娠期PA与DOL的关系尚不明确。

探讨妊娠晚期孕妇PA现状及对DOL的影响，为早期预防DOL，保障母乳喂养提供依据。

采取前瞻性研究设计，取2020年12月至2021年8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产检并分娩的妊娠晚期孕妇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并收集孕妇的一般资料（包括人口学资料和产科资料）、PA和久坐行为（SB）时间（采用国际体力活动短问卷评价）、产后抑郁（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评价）及DOL情况。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妊娠晚期孕妇PA水平和DOL的关系。

共发放调查问卷261份，回收有效问卷247份，有效回收率为94.7%。247例孕妇中69例（27.9%）发生DOL。DOL产妇和非DOL产妇妊娠期增重、分娩后48 h内添加配方奶粉、抑郁情绪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1）。247例孕妇中妊娠晚期PA充足者181例（73.3%），不充足者66例（26.7%）；15.8%（39/247）的孕妇的SB时间≥6.5 h/d。DOL产妇PA水平充足发生率低于非DOL组，SB时间≥6.5 h/d发生率高于非DOL产妇（P<0.05）。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A水平〔不充足：OR=0.421，95%CI（0.223，0.797）〕、SB时间〔≥6.5 h/d：OR=0.193，95%CI（0.090，0.414）〕是孕妇DOL的影响因素（P<0.05）。

提高妊娠期PA水平、减少SB时间有助于减少DOL的发生，有效提高母乳喂养率。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现代人生育观念的转变，高龄产妇的数量正在逐年增加。相较于适龄产妇，高龄产妇更可能因自身、家庭、工作等原因产生抑郁症状。

系统评价我国高龄产妇（分娩时年龄≥35岁）产后抑郁检出率，为早期预防和干预提供相关依据。

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以主题词和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检索与中国高龄产妇产后抑郁检出率相关的文献，检索时限为数据库建库至2023年7月。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过程由2名研究员独立进行。使用Stata 1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共纳入21篇文献，样本量合计5 163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高龄产妇产后抑郁总检出率为20.0%（95%CI=17.4%~22.6%）。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年龄<40岁高龄产妇产后抑郁检出率为19.5%（95%CI=13.8%~25.3%），≥40岁为40.3%（95%CI=11.4%~69.3%）；文化程度高中以上为19.7%（95%CI=11.7%~27.7%），高中及以下为30.7%（95%CI=19.1%~42.3%）；初产妇为21.1%（95%CI=14.4%~27.9%），经产妇为16.2%（95%CI=12.9%~19.6%）；自然分娩为16.4%（95%CI=12.2%~20.6%），剖宫产为27.8%（95%CI=20.9%~34.8%）；新生儿性别男性为20.7%（95%CI=15.6%~25.8%），女性为27.3%（95%CI=20.5%~34.0%）；有妊娠并发症为38.7%（95%CI=22.6%~54.8%），无妊娠并发症为11.7%（95%CI=7.6%~15.8%）；有不良孕产史为29.5%（95%CI=17.9%~41.1%），无不良孕产史为27.7%（95%CI=16.6%~38.8%）；发表年份为2020年以前为18.0%（95%CI=16.5%~19.4%），发表年份为2020年及以后为19.5%（95%CI=18.0%~21.0%）；调查地区北方为20.4%（95%CI=18.2%~22.6%），南方为18.2%（95%CI=17.0%~19.4%）；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分≥13分为20.0%（95%CI=18.5%~21.5%），≥10分为16.9%（95%CI=15.2%~18.5%）。Egger's检验（t=1.76，P=0.095）和Begg's检验（Z=1.48，P=0.147）提示不存在明显发表偏倚。

我国高龄产妇产后抑郁检出率较高（20.0%），其中年龄≥40岁、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初产妇、剖宫产、新生儿性别为女性、有妊娠并发症、有不良孕产史、发表年份为2020年及以后、调查地区为北方、EPDS评分≥13分的高龄产妇产后抑郁检出率较高，应重视以上高龄产妇的心理状况，并制定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