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减重最新文章合辑
近年来超重和肥胖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我国也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与超重/肥胖相关的慢性病。但由于不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存在差异，各地超重、肥胖流行情况也有所不同。其中，河北省近年来超重、肥胖流行趋势如何？防控工作应聚焦哪些重点？亟待明确。
分析2013年与2020年河北省18~44岁居民超重、肥胖流行趋势及变化情况，动态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健康河北"建设及体重管理防治策略和措施制订提供依据。
收集2013年5—9月河北省心血管疾病流行调查与2020年4—12月河北省居民心血管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项目的调查数据，采用不同肥胖指标全面衡量18~44岁居民超重、肥胖流行变化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和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并对其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2020年河北省18~44岁居民的超重、肥胖、体脂率肥胖、腹型肥胖、高腰高比（WHtR）标化检出率均高于2013年，2013年居民的各项检出率依次为32.24%、11.49%、24.86%、27.03%、45.01%，2020年的各项检出率依次为32.85%、25.75%、57.93%、40.77%、59.7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总体上，高年龄段（与18~20岁人群相比）、男性、在婚、患高血压者的各类型肥胖检出风险更大（P<0.05）；除此以外，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在婚、职业为个体工商户和农业劳动者、身体活动不充足、高脂饮食、鱼类和蛋类摄入量>1 000 g/周、睡眠时长<6 h/d、患高血压也会增加不同类型肥胖的患病风险（P<0.05）。相乘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在婚的高血压患者发生肥胖、体脂率肥胖、高WHtR的风险分别是参照组的1.551倍（95%CI=1.400~1.758，P<0.05）、1.418倍（95%CI=1.170~1.720，P<0.05）和1.652倍（95%CI=1.454~1.935，P<0.05）；与参照组相比，睡眠时长<6 h/d且高脂饮食者发生腹型肥胖的风险更高（OR=1.428，95%CI=1.075~1.897，P<0.05）；职业为个体工商户和农业劳动者的高血压患者发生高WHtR的风险分别是参照组的3.248倍（95%CI=1.418~7.44，P<0.05）和3.100倍（95%CI=1.606~5.984，P<0.05）。与2013年相比，2020年各肥胖类型共同的影响因素中，男性在超重、体脂率肥胖人群中的占比略有降低（P<0.05），在腹型肥胖人群中占比增加（P<0.05）；不同肥胖类型人群在31~35、36~40岁年龄段中的占比均达到20%以上；在婚者在全身性肥胖的两类人群中占比略有降低（P<0.05），在中心性肥胖的两类人群中占比略有增加（P<0.05）；高血压患者在各肥胖类型人群中占比明显升高，超过2013年的2倍（P<0.05）。
2020年河北省18~44岁居民各类型肥胖检出率明显高于2013年，应关注河北省中青年人群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动态变化趋势，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提升居民健康意识，做好体重管理。
肥胖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难题。强化生活方式干预虽可实现减重，但其效果常受饮食行为的影响。现有饮食行为干预的有效性仍显不足。因此，亟须探索能够有效改善饮食行为的新方法，以提升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减重疗效。
探索泄热醒脾饮对肥胖患者饮食行为和体质量相关结局的影响。
选取2022年3月—2024年3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门诊接诊的108例肥胖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方法按1∶1比例随机分为试验组（n=54）和对照组（n=54）。两组均实施为期12周的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在此基础上试验组给予泄热醒脾饮颗粒剂，对照组给予安慰剂颗粒剂。于干预后比较两组饮食行为（认知限制性进食、非控制性进食、情绪性进食），减重疗效（体质量变化、BMI变化、体质量下降≥5%的患者比例、体质量下降≥10%的患者比例），体脂分布，炎症指标和糖脂代谢，并监测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数据分析以全分析集（FAS）为主要分析集，遵循意向性治疗原则，并采用符合方案集（PPS）对饮食行为和减重疗效的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
最终93例患者完成试验，其中对照组42例、试验组51例。两组体质量、BMI、既往减重史、情绪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试验组认知限制性进食[（12.9±3.2）分与（14.3±3.8）分]和非控制性进食[（16.5±4.9）分与（18.9±6.2）分]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体质量下降≥5%的患者比例和体质量下降≥10%的患者比例高于对照组[90.7%（49/54）与50.0%（27/54）；35.2%（19/54）与9.3%（5/54），P<0.05]，体质量和BMI降幅大于对照组[（8.7±3.6）kg与（5.1±3.0）kg；（3.1±1.2）kg/m2与（1.8±1.0） kg/m2，P<0.05]。敏感性分析显示，以上指标PPS分析与FAS分析结果均一致。试验组体脂分布改善幅度、炎症指标和糖脂代谢水平及中医证素积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11.1%（6/54）与9.3%（5/5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91，P>0.05）。
泄热醒脾饮可改善肥胖患者的饮食行为，进而提升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减重疗效，并在改善体脂分布、降低炎症及优化糖脂代谢等方面显示出综合获益；该方案安全性良好，可作为改善饮食行为以强化体质量管理的中医药辅助选择。
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CVD）的重要危险因素，传统肥胖评估指标BMI在识别高危患者时存在不足，而新型肥胖指标在高血压人群中的预测价值尚待明确。
探讨中国人内脏脂肪指数（CVAI）、身体圆度指数（BRI）、相对脂肪质量指数（RFM）、体质量调整腰围指数（WWI）、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TyG）及其相关指数TyG-BMI、TyG-腰围（TyG-WC）、TyG-腰高比（TyG-WHtR）等新型肥胖指标与高血压患者CVD发病风险的关联，并比较其预测性能，为高血压人群的CVD防治提供依据。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纳入2016—20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公共卫生监测数据库中69 627名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基本信息、一般体格检查指标和实验室检查指标，并计算CVAI、BRI、RFM、WWI、TyG、TyG-BMI、TyG-WC、TyG-WHtR。随访终点为患者首次确诊CVD或研究截止。构建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和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评估不同指标与CVD的发病风险。采用时间依赖性C指数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比较不同指标的预测性能。
截至随访终点，共2 466例（3.54%）患者发生CVD。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在调整混杂因素后，CVAI（HR=1.122，95%CI=1.072~1.175）、BRI（HR=1.104，95%CI=1.061~1.149）、RFM（HR=1.236，95%CI=1.141~1.338）、WWI（HR=1.073，95%CI=1.029~1.118）、TyG-BMI（HR=1.099，95%CI=1.054~1.146）、TyG-WC（HR=1.105，95%CI=1.058~1.154）、TyG-WHtR（HR=1.113，95%CI=1.066~1.161）均与CVD风险升高相关（P<0.05）。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显示，RFM与CVD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nonlinear<0.05）。时间依赖性C指数分析显示，各指标判别能力随访时间总体稳定。ROC曲线分析显示，TyG、CVAI、BRI、WWI、TyG-BMI、TyG-WC和TyG-WHtR预测CVD发生风险的AUC分别为0.512、0.568、0.558、0.566、0.518、0.531和0.553。亚组分析结果显示，BRI、RFM、WWI和TyG-WHtR表现出明显的性别交互作用（Pinteraction<0.05）。
在高血压人群中，CVAI、BRI和WWI等新型肥胖指标均与CVD发生风险相关，对CVD的风险评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独立预测效能有限。
2025年肥胖诊疗进入以疾病分层和长期管理为主线的新阶段。本文围绕肥胖分型、临床指南、新型药物、共病共治、体重门诊和营养标签6个关键词，总结2025年国内外肥胖领域的重要进展。《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委员会提出了临床前肥胖与临床肥胖的新框架，美国临床内分泌医师学会（AACE）、欧洲肥胖研究学会（EASO）和WHO进一步强调了以并发症和功能受损决定治疗强度。替尔泊肽、玛仕度肽、口服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及多靶点药物推动减重药物进入高效和多样化阶段。肥胖相关2型糖尿病、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骨关节炎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等共病管理成为临床重点。我国同步推进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建设和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实施，肥胖防治正在从医院治疗延伸到医防融合。本文旨在为2026年肥胖临床研究、专科建设以及肥胖临床实践、研究及学科发展提供年度参考。
肥胖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但代谢肥胖表型对急性冠脉综合征（ACS）预后影响的证据仍不充足。
探讨不同代谢肥胖表型对ACS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预后的影响。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连续纳入2012年6月—2023年6月因胸痛就诊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为ACS且在胸痛发作12 h内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的基线资料。根据研究对象是否肥胖和代谢状态分为代谢健康非肥胖（MHNW）组、代谢健康肥胖（MHO）组、代谢不健康非肥胖（MUNW）组和代谢不健康肥胖（MUO）组。术后所有患者每12个月接受1次电话和/或门诊随访，记录并收集患者发生的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及Log-rank检验比较4组人群MACCE的发生率，利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不同代谢肥胖表型与MACCE的关系。
本研究共纳入1 913例ACS患者，平均年龄（58.8±12.1）岁，其中男1 588例（83.0%），女325例（17.0%）。MHNW组612例，MUNW组878例，MHO组105例，MUO组318例。4组年龄、性别、BMI、高血压比例、糖尿病比例、吸烟比例、入院收缩压（SBP）和舒张压（DBP）、血糖、血红蛋白浓度、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肌酐、尿素、尿酸、直接胆红素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位随访时间4.77（2.26，7.16）年，136例（7.1%）失访，共发生656例（34.3%）MACCE。4组MACCE发生率和不稳定型心绞痛再入院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4组MACCE累积风险概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6.23，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调整年龄、性别、吸烟、SBP、DBP、TG、LDL-C、HDL-C、尿素和尿酸等变量因素后，MHO组、MUNW组、MUO组发生MACCE的风险分别为MHNW组的1.56、1.28、1.94倍（P<0.05）。敏感性分析结果证明了代谢肥胖表型与预后MACCE发生风险关联的稳定性。
无论代谢状态如何肥胖均显著增加了ACS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远期不良预后风险，而合并代谢异常者风险更高。临床管理应重视肥胖的长期不利影响，并结合代谢状态进行分层评估与个体化干预。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老年肌肉减少性肥胖成为常见且危害严重的疾病。美国运动医学学会（ACSM）制定的运动指南，是运动领域的权威指引，就老年肌肉减少性肥胖患者而言，该指南涵盖了心肺运动、抗阻运动的运动强度、频率、持续时间等多维度的运动剂量建议。
分析ACSM建议依从性高的运动剂量与ACSM建议依从性低或不确定的运动剂量对老年肌肉减少性肥胖患者身体成分[体脂率、BMI、体质量、四肢骨骼肌质量（ASM）]和身体功能（握力、步速）的影响。
系统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Ovid和中国知网中运动对老年肌肉减少性肥胖患者影响的相关研究，前4个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3-12-26，Ovid、中国知网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4-01-14。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采用随机对照试验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评价研究质量，采用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依据纳入研究干预组运动剂量是否依从ACSM建议，分为ACSM建议依从性高和ACSM建议依从性低或不确定，分析两类运动剂量对体脂率、BMI、体质量、ASM、握力、步速的影响。使用Higgins I2统计评估各研究之间的异质性，逐一排除每项研究进行敏感性分析。
共纳入15项研究，包含810名参与者，其中有7项研究对ACSM建议依从性高，8项研究对ACSM建议依从性低或不确定。共11项研究以体脂率为结局指标，干预组ACSM建议依从性高对体脂率的降低效果优于对照组（MD=-3.54，95%CI=-5.65~-1.44，P<0.05），干预组ACSM建议依从性低或不确定对体脂率的降低效果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D=-0.94，95%CI=-2.54~0.67，P>0.05）。共5项研究以BMI为结局指标，干预组ACSM建议依从性高对BMI的降低效果优于对照组（MD=-1.98，95%CI=-3.02~-0.93，P<0.05），干预组ACSM建议依从性低或不确定降低BMI的效果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D=-1.72，95%CI=-3.42~-0.03，P=0.05）。共5项研究以体质量为结局指标，干预组ACSM建议依从性高对体质量的降低效果优于对照组（MD=-4.85，95%CI=-7.84~-1.86，P<0.05），干预组ACSM建议依从性低或不确定对体质量的降低效果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D=-1.56，95%CI=-5.94~2.81，P>0.05）。共4项研究以ASM为结局指标，干预组ACSM建议依从性高和依从性低或不确定对ASM的影响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MD=-0.18，95%CI=-1.03~0.67；MD=-0.05，95%CI=-0.85~0.76；P>0.05）。共8项研究以握力为结局指标，干预组ACSM建议依从性高增加握力的效果优于对照组（MD=2.86，95%CI=0.76~4.97，P<0.05），干预组ACSM建议依从性低或不确定增加握力的效果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D=3.04，95%CI=-0.26~6.34，P>0.05）。共7项研究以步速为结局指标，ACSM建议依从性高提高步速的效果优于对照组（MD=0.32，95%CI=0.23~0.41，P<0.05），ACSM建议依从性低或不确定对步速的影响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D=0.05，95%CI=-0.01~0.11，P>0.05）。
对ACSM建议依从性高的运动措施对改善肌肉减少性肥胖患者的体脂率、BMI、体质量、握力、步速具有显著的效果，运动干预对于ASM没有显著影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这些发现。
肥胖是以异常或过度脂肪蓄积为特征并可显著增加多种健康风险的慢性病。肥胖者减重可降低多种疾病发生风险，改善身体和社会功能。行为与生活方式干预（behavior and lifestyle interventions, BLIs）是体重管理的基石，应遵循有效性、循序渐进、综合性、个体化原则。BLIs实施策略包括运用成熟的行为改变理论、行为改变技术（behavioral change techniques, BCTs）和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膳食行为干预策略包括控制总能量摄入，调整膳食模式，科学管理饮食时间、方式、地点和情绪。运动干预策略包括提供心理和行为支持、开具个体化运动处方。心理干预应结合BCTs和认知重构，改变关于饮食和身体活动的价值理念。睡眠干预应强调教育与自我管理、CBT、放松训练、规律运动、光疗法与生物钟调节。BLIs流程包括干预前评估、确定优先级、干预目标、内容、场所、方式、强度、时限和效果评估，也要强调落实多学科协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诊疗模式。儿童青少年肥胖干预应采用家庭、学校、社区、临床、多部门和全发育周期策略。数字技术重点强化精准化诊断、个性化干预和全周期监测。BLIs的效果评价包括形成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并结合高质量研究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其他关键注意事项还包括提高实效性、预防体重反弹、增强文化适应性，以及药物和手术治疗的合理应用与规范转诊。
肥胖已成为我国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患病率持续上升。研究表明，24 h活动行为与肥胖密切相关，但现有指南多对各活动行为分别提出推荐时间，尚未充分考虑其在24 h内的相互制约与协同作用。
基于最佳时间使用成分数据分析方法，探讨24 h活动行为与大学生肥胖相关指标的关系，并构建预防肥胖的活动时间组合。
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4年4—6月选取杭州师范大学108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测试调查。使用加速度计测量24 h活动行为；通过标准化工具测量身高、体重、腰围等指标，计算BMI、腰臀比、腰高比，并采用InBody 720分析仪测定体脂百分比和内脏脂肪面积。通过构建成分线性回归模型、生成预测活动行为时间组合、预测肥胖相关指标估计值等步骤确定最佳时间组合时长和区间。
24 h活动行为组合与大学生BMI（F=8.25，P<0.01）、体脂百分比（F=27.58，P<0.01）、腰围（F=13.90，P<0.01）、腰臀比（F=13.10，P<0.01）、腰高比（F=14.09，P<0.01）及内脏脂肪面积（F=7.04，P<0.01）具有相关性。预防大学生肥胖相关指标的24 h活动最佳时间组合为：中高强度身体活动（MVPA）131 min（110~140 min）、低强度身体活动（LPA）208 min（160~230 min）、久坐行为（SB）663 min（620~730 min）和睡眠时间（SLP）438 min（360~520 min）。
24 h活动行为组合与大学生肥胖相关指标关系密切。所构建的最佳时间组合中，MVPA和SLP的最佳时长与现有指南相符，并对SB和LPA时长提出了一定建议，该研究为大学生24 h身体活动行为时间分配的科学优化和肥胖的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
体重管理是慢性病防控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4年启动为期3年的"体重管理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旨在提升全民体重管理意识并推广科学的体重控制方法。体重管理不仅关注体重数值，更强调通过饮食、运动和生活习惯的综合干预，以预防慢性病、提升生活质量。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体重管理领域展示出巨大潜力，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饮食建议、运动方案及行为干预，从而提升管理效果与依从性。本文系统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体重管理中的应用路径与实效，指出其在实现饮食方案动态个性化、提升身体活动水平等方面具有优势，同时也面临内容真实性、隐私安全、算法偏见及长期依从性等多重挑战。本文可为我国体重管理模式的优化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健康领域的深入应用提供参考。
随着全球肥胖问题日益严峻，减重已成为改善公共健康、降低慢性病负担的关键任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有效推动肥胖防控的关口前移，具有贴近群众需求、健康服务可及性强的优势。本文结合政策背景与现实需求，阐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减重门诊建设的必要性与现存问题，系统探讨其功能定位、服务模式及软硬实力建设。同时，以北京市海淀区会城门社区卫生服务站减重门诊建设为典型案例，剖析其依托三级甲等医院学术支撑、构建双向转诊机制、搭建智能化管理系统等实践经验。基层减重门诊建设是推动基层医疗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型的重要举措，当前全国基层减重门诊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可为其规范化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肥胖症是一种由遗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导致的慢性、复发性疾病，全球患病率持续上升，已成为重大公共卫生挑战。传统体重管理策略效果有限，近年来以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GLP-1R）、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受体（GIPR）和胰高血糖素受体（GCGR）为靶点的肽类药物快速发展，尤其多靶点激动剂逐渐成为治疗新趋势。本文系统介绍了该类药物的作用机制与临床研究进展：GLP-1R单靶点激动剂在减重、降糖及多器官保护中显示显著效果，但仍存在个体差异和胃肠道不良反应；GLP-1R/GIPR及GLP-1R/GCGR双靶点激动剂（如替尔泊肽、玛仕度肽）通过协同调控摄食、能量消耗和脂代谢，进一步改善代谢指标并减轻肝脏脂肪及心血管风险；而GLP-1R/GIPR/GCGR三重激动剂瑞他鲁肽更展现出强劲的减重与身体成分优化潜力，同时调节血管生成素样蛋白3/8（ANGPTL3/8）等脂代谢关键因子，拓宽了代谢性疾病的治疗前景。展望未来，多靶点药物研发结合长效制剂技术、精准分型及个体化治疗策略，有望显著提升肥胖症的治疗效果与用药安全性，减轻公共健康负担。
超重与肥胖是全球重大公共健康挑战，各国指南的预防策略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介绍了澳大利亚全科医生学会《全科医学的预防活动指南》（红皮书）第十版中关于体质量问题筛查与预防的核心建议，分析了其基于WHO筛查原则的机会性筛查模式、反污名化伦理框架及结构化非药物干预工具的特点；同时回顾了我国肥胖防控体系的发展现状，并从全科医学实践角度比较了中澳两国在肥胖筛查理念、伦理考量与实践支持方面的差异。本文提出，我国未来肥胖防治应重视将伦理原则融入筛查与干预流程，开发适用于基层的本土化工具，并建议将体质量管理有机整合至慢性病诊疗路径，以赋能全科医生实现从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的转变。
近年来超重、肥胖呈低龄化趋势蔓延，严重影响着儿童当下及未来健康。在国家启动"体重管理年"活动之际，澳门特区政府《健康澳门蓝图》将肥胖防控纳入2030年目标，推动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防病"，因此，制订澳门本土化学龄前儿童BMI科学评价工具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澳门学龄前儿童BMI精准体质评估标准体系，并探究消瘦、超重和肥胖的年龄趋势和年代趋势，为提升澳门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水平提供参考。
数据来源于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在2005、2010、2015、2020年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技术支援下完成的市民体质监测，选取学龄前儿童为研究对象，4次体质监测儿童人数分别为1 044、1 065、1 072、1 113名。分性别、年龄收集纳入儿童的身高、体重数据，进而得出BMI。采用GAMLSS模型构建BMI百分位标准曲线，并划分消瘦、超重和肥胖临界值。
将澳门2005、2010、2015、2025年4次监测数据合并后学龄前儿童总人数为4 294名，其中男童2 612名（60.8%）、女童1 682名（39.2%），平均年龄为（4.2±1.0）岁，平均BMI为（15.4±1.6）kg/m2。采用GAMLSS模型得到澳门学龄前儿童BMI百分位标准曲线及参考值、百分制评分标准和消瘦、正常、超重和肥胖4个等级区间，构建了兼具个性化精准评估、百分制和等级制的BMI多维评估标准体系。BMI百分位标准曲线随年龄增长先降后升，且男、女童最低点分别在5岁和5.5岁。应用研究发现，2005—2020年澳门学龄前儿童超重率、肥胖率略有增加但无显著性趋势（P>0.05）。
本研究为澳门学龄前儿童提供了个性化的BMI精准评估工具，澳门学龄前儿童BMI百分位标准曲线随年龄增长先降后升，且男、女童最低点分别在5岁和5.5岁。建议创造条件增加学龄前儿童户外活动和睡眠时间，并减少屏幕暴露时间等，遏制肥胖低龄化趋势。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及多病共存现象的日益普遍，心血管代谢性共病（CMM）的高风险特征已成为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内脏肥胖指数（CVAI）作为预测心血管疾病的新指标，与CMM的关系目前尚不明确。
探讨≥60岁人群CVAI与CMM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评估CVAI在CMM防治中的潜在作用。
基于2017—2021年安徽省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的60 029例受试者数据，分析其人口学信息、心血管健康状况、体格检查及实验室检查指标，计算CVAI。根据CVAI四分位数将不同性别受试者分为4组（男性：T1~T4组；女性F1~F4组），比较不同性别受试者4组基线特征，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不同性别人群中CVAI与CMM高危风险的关系。通过限制性立方样条（RCS）曲线评估不同性别间CVAI与CMM的关系，确定OR=1为阈值。
60 029例受试者中男27 203例（45.32%）、女32 826例（54.68%）。在不同性别CVAI四分位数组中，年龄、吸烟、饮酒、农村、高中学历、BMI、平均动脉压（MAP）、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空腹血糖（FPG）及糖尿病、卒中、高血压、缺血性心脏病比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女性中，CVAI四分位数组高血压用药史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T1（F1）组相比，T2~T4（F2~F4）组CMM风险增加（P<0.05）。在完全调整混杂因素后，T4组男性（OR=2.335，95%CI=1.741~3.180，P<0.001）和F4组女性（OR=2.075，95%CI=1.678~2.686，P<0.001）均表现出最高的CMM风险。各组不同性别间CMM风险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控制不同的混杂因素后，RCS曲线显示，男性CVAI与CMM风险呈非线性关系，且OR=1的阈值为94.75；女性CVAI与CMM风险呈线性关系，且OR=1的阈值为114.87。
高水平CVAI可能与CMM风险密切相关，且在不同性别中CVAI预测CMM的效能一致。应特别关注CVAI超过94.75的男性和超过114.87的女性以降低CMM风险。
衰弱是一种与年龄增长相关的老年综合征，我国老年人衰弱患病率较高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肥胖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均密切相关，但其与衰弱之间的关联仍存在争议，这可能是由于传统肥胖指标在识别脂肪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探究多种肥胖指标与衰弱的关联，对进一步探索衰弱发病机制和制订预防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讨老年人多种肥胖指标与衰弱的相关性，为老年人衰弱的早期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于2023年3—5月在甘肃省靖远县的6个农村共调查了1 429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经进一步排除，最终纳入1 153人。使用FRAIL量表评估老年人的衰弱状况。根据中国肥胖标准对腰围和BMI进行分组，将腰臀比（WHR）、腰高比（WHtR）、躯体圆度指数（BRI）和中国内脏脂肪指数（CVAI）按四分位数分组，并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探讨不同肥胖指标与衰弱的相关性。
本研究共纳入1 153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其中男474名（41.11%）、女679名（58.89%），平均年龄（70.86±4.76）岁。根据FRAIL量表评分，衰弱老年人226名，非衰弱老年人927名，衰弱患病率为19.60%。调整相关变量后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心性肥胖、中重度肥胖（以BMI正常为参照）、Q3和Q4水平的WHR以及Q4水平的WHtR、BRI和CVAI（均以Q1水平为参照）是老年人衰弱的危险因素（P<0.05）；且随着腰围、BMI、WHR、WHtR、BRI和CVAI水平的增加，老年人衰弱患病风险呈上升趋势（P趋势<0.05）。RCS曲线结果显示，老年人腰围、BMI、WHtR、BRI和CVAI与衰弱患病风险呈正相关（P线性<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腰围、BMI、WHR、WHtR、BRI、CVAI预测衰弱风险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557（95%CI=0.515~0.598）、0.570（95%CI=0.528~0.612）、0.558（95%CI=0.515~0.600）、0.610（95%CI=0.568~0.652）、0.610（95%CI=0.568~0.652）、0.586（95%CI=0.546~0.626），对衰弱风险均有预测价值（P<0.05）。其中，WHtR、BRI、CVAI预测衰弱风险的AUC大于腰围（Z=-5.443，P<0.001；Z=-5.443，P<0.001；Z=-2.595，P=0.009）；WHtR、BRI预测衰弱风险的AUC大于BMI（Z=-2.885，P=0.004；Z=-2.884，P=0.004）。
农村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肥胖指标腰围、BMI、WHR、WHtR、BRI、CVAI与衰弱风险呈正相关，其中WHtR和BRI对老年人衰弱的预测能力较好。
青少年肥胖会导致2型糖尿病、脂肪肝等多种疾病发生，并增加成年后患慢性病的风险。肥胖的发生、发展除与食物种类和进食量有关外，也可能与进食速度、进食时间、早餐频次及夜间进食等进食方式有关，但中国青少年饮食方式与肥胖之间的关联性尚未得到验证。
探讨大学新生肥胖与饮食方式的关系，为有效预防青少年肥胖提供科学依据。
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在全国抽取7个省份；按照便利抽样原则，在抽到的7个省份选取16所大学；根据整群抽样原则，将样本大学中所有年龄16~19岁的一年级新生作为研究对象。使用自填式电子问卷收集青少年的身高、体重、既往饮食方式等信息。使用SPSS 26.0和R 4.3.3统计软件，对分类资料进行χ2检验、趋势χ2检验及Logistic回归分析。
共调查16 445名大一新生。其中，男6 710名（40.80%）、女9 735名（59.20%），平均年龄为（18.04±0.75）岁，18岁（9 618名，58.49%）和19岁（4 169名，25.35%）年龄者占比最高，独生子女有5 375名（32.68%）。青少年的总体肥胖率为10.48%（1 723/16 445）。进食速度快很多、稍快、慢很多青少年的肥胖率分别为15.02%（587/3 908）、9.41%（1 029/10 930）、6.66%（107/1 607），肥胖率随进食速度增快而上升（P<0.05）。父母均肥胖的青少年肥胖率高于父母均不肥胖者[18.89%（17/90）比10.10%（1 544/15 293），P<0.05]。父母均肥胖男生和女生的肥胖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6.22%（6/37）比20.75%（11/53），P=0.79]；父母均不肥胖男生的肥胖率高于女生[12.79%（796/6 225）比8.25%（748/9 068），P<0.05]。父亲肥胖而母亲不肥胖青少年的肥胖率为16.06%（88/548），男生肥胖率低于女生[14.29%（38/266）比17.73%（50/282），P<0.05]。母亲肥胖而父亲不肥胖青少年的肥胖率为16.15%（26/161），男生肥胖率高于女生[22.03%（13/59）比12.75%（13/102），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生[OR（95%CI）=1.46（1.31~1.62）]、低龄[与19岁相比，16岁的OR（95%CI）=1.37（1.08~1.73），17岁的OR（95%CI）=1.27（1.06~1.51）]、进食速度快[与慢很多相比，快很多的OR（95%CI）=2.19（1.76~2.74），稍快的OR（95%CI）=1.42（1.15~1.75）]、早晚餐在家午餐在学校[在学校就餐与之相比的OR（95%CI）=0.86（0.75~0.98）]的青少年更容易发生肥胖。
性别、年龄、父母是否肥胖、进食速度和进食地点是青少年肥胖的影响因素，男性、低龄、父母肥胖、既往进食速度快、早晚餐在家午餐在学校的青少年更容易肥胖。中国青少年肥胖可能存在X染色体显性交叉遗传现象，但需进一步验证。
近年研究结果表明，通过饮食干预能够促进合并超重和肥胖的2型糖尿病病情的缓解。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开展尚不充分。
评估短期饮食干预对肥胖合并糖代谢异常患者的临床疗效，探讨其对肝胰腺脂肪含量及胰岛β细胞功能的影响。
2020年3月—2022年8月，收集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内分泌科肥胖专病门诊治疗的肥胖合并糖代谢异常受试者的样本（n=60），随机分配至对照组（采用基于传统食物的低热量平衡饮食，n=30）和试验组（采用代餐代替早餐和晚餐，n=30）。两组均进行3个月的饮食干预。干预前后，两组受试者均进行身体成分分析、实验室检查指标和影像学检查检测。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各指标差异。
干预前对照组和试验组的性别、身体成分指标、实验室检查指标及影像学检查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对照组和试验组受试者的体质量（BW）、BMI、腰围（WC）、体脂率（BFP）、内脏脂肪面积（VFA）、皮下脂肪面积（SFA）、空腹血糖（FP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2 h血糖（OGTT 2 h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胰岛β细胞功能指数（HOMA-β）、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肝脏脂肪分数（FF）、胰腺FF、血脂（BL）均较干预前下降（P<0.01）。两组血糖监测指标、血脂、血尿酸（UA）、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及胰岛素抵抗监测指标中除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外，其他指标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Δ（治疗前后差值）BW、BW下降百分比、ΔBMI、ΔFPG和ΔVFA均较对照组下降明显（P<0.05）。两组治疗前后ΔFPG与ΔBW、ΔWC、ΔVFA、ΔHOMA-IR、Δ肝脏FF均呈正相关（P<0.05）。ΔHOMA-IR与Δ肝脏FF呈正相关（r=0.432，P=0.001）。
3个月的饮食干预有效降低了肥胖合并糖代谢异常受试者的BW、BMI、WC及肝脂肪含量和胰岛素抵抗，显著改善了糖代谢异常。
超重和肥胖与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为应对这一健康危机，美国运动医学会于2024年发布了《成人体力活动与超重、肥胖共识声明》，提倡在合适的医学场景下，将体力活动纳入超重和肥胖的医学治疗中，并对体力活动的应用给出指导。共识特别指出：（1）对于减肥和预防体重增加，每周至少150 min的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效果可能最为显著；（2）高强度间歇训练在体重调控方面并不优于中高强度持续训练的体力活动效应；（3）低强度体力活动在保证能量消耗的前提下，可作为一种替代方式；（4）各种运动方式在体重管理方面具有等效性；为获得除控制体重和减脂之外的整体健康益处，建议采用多种模式的体力活动。该共识强调了体力活动在预防、治疗和管理超重与肥胖中的重要性。本指南解读旨在深入分析这一共识声明的核心要点，为我国通过体力活动防治超重/肥胖提供新的建议，帮助基层医生更有效地管理超重/肥胖患者。
在我国，超重及肥胖已经成为危害人们健康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但体质量管理的模式还需进一步研究与分析。
分析限能量的间歇性禁食饮食模式联合线上干预对超重及肥胖人群体质量管理的效果。
选择2024年1—10月在天津市武清区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进行体质量管理的超重及肥胖人群作为研究对象，以分层随机法分为干预组（100例）和对照组（96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宣教限能量的间歇性禁食饮食模式进行体质量管理，干预组采用限能量的间歇性禁食饮食模式联合线上干预进行体质量管理。对比两组干预前、干预后2个月、干预后4个月体质量、代谢率、围度、肌肉量及BMI的变化。
组别与时间对体质量、腰围及BMI存在交互作用（P交互<0.05）；组别分别对体质量、腰围及BMI主效应显著（P组间<0.05）；时间分别对体质量、腰围及BMI主效应显著（P时间<0.05）。干预前2组体质量、腰围、BMI、肌肉量、代谢率、上臂肌围、小腿围、体脂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4个月时，干预组体质量、腰围、BMI、体脂率少于对照组，干预组代谢率、上臂肌围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组与对照组小腿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体质量减轻有效率（WLER）为66.0%（66/100），高于对照组的20.8%（20/9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20，P=0.006）。组别与时间对运动锻炼、饮食行为、情绪控制及总分存在交互作用（P交互<0.05）；组别分别对运动锻炼、饮食行为、情绪控制及总分主效应显著（P组间<0.05）；时间分别对运动锻炼、饮食行为、情绪控制及总分主效应显著（P时间<0.05）。干预前干预组和对照组运动锻炼、饮食行为、情绪控制得分及总分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2、4个月时，干预组以上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限能量的间歇性禁食饮食模式联合线上干预，较常规宣教限能量的间歇性禁食饮食干预模式对进行体质量管理的超重及肥胖人群的体质量、代谢率、围度、肌肉量的改善效果明显，且能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肥胖相关性高血压（ORH）作为一种长期持续的慢性病，在我国的发病率日益增长。运动是ORH重要的防治手段，但由于运动康复中场地、距离和费用的限制，运动的完成度和依从性多难以保证，运动所带来的健康效益被大幅降低。因此，探索合适的运动处方和管理模式至关重要。
评估基于"医院-体育馆-社区"模式的五体平衡操运动对ORH患者的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
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选取2022年6月—2023年12月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招募的ORH患者84例为研究对象，利用SPSS 26.0在线随机数生成器随机分为试验组（n=42）和对照组（n=42）。两组受试者均接受相同的生活方式干预，对照组配合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试验组配合基于"医院-体育馆-社区"康复模式的五体平衡操训练，干预周期为6个月。观察两组受试者干预前后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平均动脉压（MAP）、腰围（WC）、体质量（BW）、BMI、臀围（HC）、腰臀比（WHR）、腰高比（WHtR）、空腹血糖（GLU）、血清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VLDL-C）、三酰甘油（TG）、血清神经酰胺（Cer）以及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生活质量量表（SF-36）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得分，并记录干预过程中出现的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和运动损伤情况。
最终，试验组37例、对照组36例受试者完成了试验。6个月康复锻炼后，试验组SBP、DBP、MAP、WC、BW、BMI、HC、WHR、WHtR、LDL-C、Cer及SAS、SDS、PSQI得分低于对照组（P<0.05），SF-36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GLU、TC、VLDL-C、TG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干预后的SBP、DBP、MAP、WC、BW、BMI、HC、WHR、WHtR、GLU、LDL-C、VLDL-C、TG、Cer及SAS、SDS、PSQI得分低于干预前（P<0.05），SF-36得分高于干预前（P<0.05）；TC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均未出现MACE和运动损伤。
基于"医院-体育馆-社区"康复模式的五体平衡操运动能较好地改善ORH患者的血压和形态学指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疗效优于常规有氧运动，安全性较好，同时还可以降低血清Cer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运动方案在降低心血管风险中的潜在有益效应。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老年综合征的发病率及其影响逐渐受到了广泛关注，肌少症性肥胖（SO）作为其中之一也成为近期研究的热点。研究表明，血脂水平可能是SO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目前关于血脂成分与SO相关性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探究中国中老年人血脂水平与SO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5年的数据进行队列研究，纳入2011年基线无SO的中老年人，将研究人群基线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作为暴露因素，将2013、2015年发生SO作为结局事件。SO的定义结合了肌少症和肥胖的双重标准，根据经体质量调整的骨骼肌质量（ASM/W）来确定肌少症，肥胖定义为BMI≥25 kg/m2。构建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基线TC、TG、HDL-C、LDL-C与SO发病风险之间的关系，并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检验可能的非线性关联。
共纳入5 268名研究对象，中位年龄为58（52，64）岁，累积随访20 592人年，SO新发病例为382例，累积发病率为7.25%，其中男性SO发病率为5.22%（128/2 451），女性SO发病率为9.02%（254/2 817）。完全调整后的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与TC最低四分位数Q1组相比，Q4（HR=1.35，95%CI=1.00~1.82）组中老年人SO发病风险明显升高；与TG Q1组相比，Q2（HR=1.55，95%CI=1.08~2.21）、Q3（HR=2.07，95%CI=1.48~2.90）、Q4（HR=2.53，95%CI=1.82~3.52）组中老年人SO发病风险明显升高（P<0.05）；与LDL-C Q1组相比，Q2（HR=1.38，95%=1.02~1.88）、Q4（HR=1.44，95%=1.07~1.95）组中老年人SO发病风险也明显升高（P<0.05）；而与HDL-C Q1组相比，Q2（HR=0.75，95%CI=0.58~0.96）、Q3（HR=0.54，95%CI=0.41~0.71）、Q4（HR=0.43，95%CI=0.31~0.58）组中老年人SO发病风险明显下降（P<0.05）。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表明，TG水平与SO发病呈倒"L"型关联（P非线性<0.001），而TC（P非线性=0.731）、HDL-C（P非线性=0.600）、LDL-C（P非线性=0.400）与SO发病风险呈线性关系。
TG、TC、LDL-C是中国中老年人群发生SO的危险因素，而HDL-C则具有保护作用，其中TG水平与SO发病呈倒"L"型关联。因此，血脂管理可能对于中国中老年人群防治SO具有重要意义。
肥胖症常合并代谢相关疾病，是代谢相关疾病的重要病因或危险因素且与不良预后相关，有效减重可改善甚至缓解这些合并症。仅生活方式干预效果欠佳且行为治疗抵抗普遍，我国目前尚缺乏针对行为治疗抵抗患者的指南。2024年意大利内分泌学会基于最新循证研究证据发布了《成人超重、肥胖和代谢合并症行为治疗抵抗的管理指南》，重点探讨药物和手术治疗在这些患者中的应用。本文结合我国相关指南，重点分析该指南中肥胖症评估和治疗，以期为我国行为治疗抵抗的超重或肥胖患者管理提供参考。
伴有超重或肥胖的2型糖尿病是一种日益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患者常伴有胰岛素抵抗、代谢异常及慢性炎症。尽管运动干预被广泛认为能改善这些状况，但同期有氧与抗阻训练对伴有超重或肥胖的2型糖尿病患者的具体效果及其机制尚存在争议。
通过Meta分析评估同期训练对伴有超重或肥胖的2型糖尿病患者身体成分、心肺耐力、糖脂代谢、炎症因子指标的效果，为该类人群非药物无创疗法的制订提供参考。
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Ebsco、Embase、中国知网、维普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同期训练运动对伴有超重或肥胖的2型糖尿病患者身体成分、心肺耐力、脂质代谢、糖尿病相关代谢标志物、炎症因子相关指标干预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间范围为2001年1月—2024年3月。基于Cochrane风险偏倚评估工具评估纳入文献质量，Meta分析由Stata16.0软件完成。
共纳入12项随机对照试验，包括967例伴有超重或肥胖的2型糖尿病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同期训练运动干预组身体成分[BMI：WMD=-0.46，P<0.001；体脂百分比（BF%）：WMD=-3.49，P<0.001；去脂体质量（FFM%）：WMD=3.26，P<0.001；腰围（WC）：WMD=-2.73，P<0.001；臀围（HC）：WMD=-2.78，P<0.001]、心肺耐力[最大摄氧量（VO2max）：WMD=3.85，P<0.001]、脂质代谢[三酰甘油（TG）：SMD=-1.48，P=0.007；总胆固醇（TC）：SMD=-1.66，P=0.002；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SMD=1.10，P=0.011；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SMD=-1.26，P=0.018）、糖尿病代谢标志物[糖化血红蛋白（HbA1c）：WMD=-0.86，P<0.001；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SMD=-0.97，P<0.004；血糖（Glucose）：SMD=-1.32，P=0.014]、炎症标志物[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SMD=-1.98，P<0.001]显著改善。
同期训练可显著改善伴有超重或肥胖2型糖尿病患者体质健康相关结局指标，包括BMI、BF%、FFM%、WC、HC、VO2max、TG、TC、HDL-C、LDL-C、HbA1c、HOMA-IR、TNF-α，具体干预效果受训练总量及训练顺序影响。
与健康体质量人群相比，超重或肥胖儿童青少年多存在执行功能缺陷，可能加剧超重或肥胖和诱发其他疾病。运动能促进执行功能已被证实，但不同运动方式效果的优劣仍需进一步探讨。
探索改善超重或肥胖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效果最佳的运动方式。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汇总运动干预超重或肥胖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间为数据库建库至2024年10月。由2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使用RevMan 5.4和Stata 18.0软件进行网状Meta分析，以标准化均数差（SMD）及其95%CI为效应指标，比较各运动方式间的差异以及计算累计概率排名曲线下面积（SUCRA）值并进行排序。采用Cochrane风险偏倚评估工具进行风险偏倚评估和Egger's检验进行发表偏倚分析。
本研究共纳入10篇中英文文献，其中超重或肥胖儿童青少年675名，年龄8~15岁，结局指标为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共纳入4种运动方式组（体育游戏、球类运动、武术练习、体能训练）与无运动组。在改善抑制控制方面，与无运动组相比，体育游戏（SMD=-1.75，95%CI=-2.83~-0.68，P<0.05）、球类运动（SMD=-1.93，95%CI=-3.87~-0.10，P<0.05）、体能训练（SMD=-1.20，95%CI=-2.40~-0.05，P<0.05）均能提高超重或肥胖儿童青少年的抑制控制水平，其中球类运动SUCRA值最大（82.8），排序第一。在提高超重或肥胖儿童青少年的工作记忆方面，球类运动优于体能训练（SMD=-1.02，95%CI=-1.68~-0.36，P<0.05）；在提高超重或肥胖儿童青少年的认知灵活性方面，球类运动优于体能训练（SMD=-1.22，95%CI=-1.90~-0.54，P<0.05）。
与其他运动方式相比，球类运动在改善超重或肥胖儿童青少年的执行功能方面展现出了较优良的改善效果。在实践干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球类运动与强度、周期、频率以及量的协同搭配。后续需进一步充实与超重或肥胖儿童青少年执行功能改善相关的证据，从而制订出更为精确、高效的运动处方。
肥胖患者存在更多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风险，肥胖多学科门诊短期内科门诊减重对肥胖患者ASCVD风险等级的影响有待明确。
探讨短期内科门诊减重对肥胖患者ASCVD风险等级的影响。
回顾性选取2019年7月—2024年5月在南京鼓楼医院内分泌科肥胖多学科就诊并完成3个月随访的172例肥胖患者为研究对象。记录患者一般资料、临床指标及ASCVD风险（应用中国成年人ASCVD总体风险评估流程图进行ASCVD风险评估）。基于患者治疗前ASCVD风险评级分为中高危组（n=58）和低危组（n=114），比较两组一般资料的差异。中高危组患者根据治疗3个月后ASCVD风险下降情况分为中高危降低亚组（n=36）和中高危不变亚组（n=22），比较两亚组治疗前后各指标差异及ASCVD风险，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中高危ASCVD风险肥胖患者风险下降的影响因素。分析不同用药组及以BMI、性别、年龄分层的患者治疗3个月后ASCVD风险等级及减重指标的差异。
172例患者中男73例、女99例，平均年龄32（28，38）岁，平均体质量89.8（82.0，101.2）kg，平均BMI 31.6（30.0，33.9）kg/m2。治疗3个月后患者总体质量减少量为8.8%（5.6%，13.6%），BMI下降为28.8（27.0，30.7）kg/m2，腰围、腰高比、体脂肪、体脂百分比、脂肪质量指数（FMI）、四肢骨骼肌指数、总肌肉量、内脏脂肪面积（VFA）、收缩压、舒张压及糖脂代谢指标（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空腹胰岛素、餐后2 h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酸、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及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均较治疗前下降（P<0.05）。治疗前114例患者为ASCVD低危组，58例患者为ASCVD中高危组。与中高危组相比，低危组治疗前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餐后2 h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及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P<0.05）。58例治疗前中高危ASCVD风险患者治疗3个月后36例降为低风险（中高危降低亚组），22例患者仍为中高危（中高危不变亚组），治疗3个月后两亚组体质量、BMI、腰围、腰高比、体脂肪、体脂百分比、FMI、VFA、空腹胰岛素、餐后2 h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三酰甘油、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及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均较治疗前下降，中高危降低亚组收缩压、舒张压、空腹血糖、总胆固醇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较治疗前下降（P<0.05）；中高危降低亚组BMI、体脂肪、体脂百分比、FMI及VFA较中高危不变亚组下降（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MI（OR=1.257，95%CI=1.034~1.528，P=0.022）是中高危ASCVD风险肥胖患者危险因素下降的独立危险因素，BMI每下降1个单位，ASCVD风险降低25.7%。利拉鲁肽组（n=51）、二甲双胍组（n=61）及未用药组（n=60）治疗3个月后ASCVD中高危患者占比均较治疗前下降（P<0.05），治疗3个月后三组间ASCVD风险等级及减重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3个月后28.0 kg/m2≤BMI<32.5 kg/m2组和BMI≥32.5 kg/m2组ASCVD中高风险患者占比均较治疗前下降，28.0 kg/m2≤BMI<32.5 kg/m2组ASCVD中高风险患者占比低于BMI≥32.5 kg/m2组（P<0.05）；治疗3个月后女性组和男性组ASCVD中高风险患者占比均下降（P<0.05），治疗3个月后两组ASCVD风险等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3个月后18~30岁组和≥30岁组ASCVD风险等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肥胖患者经短期内科门诊减重，可有效减重、减脂，改善ASCVD危险因素，对于BMI≥32.5 kg/m2伴中高危ASCVD风险者，这种减重措施尚不足以短期内降低ASCVD风险等级，更强及持久减重措施是未来治疗的选择。
肥胖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的发生和发展，但目前关于肥胖通过非脂质代谢途径介导而影响DR的研究报道较少见。
探究非脂质代谢物在肥胖与DR间的中介作用。
2023年8月，基于全基因组关联数据（GWAS），通过孟德尔随机化（MR）探究非脂质代谢物在肥胖与DR间的中介作用。
BMI增大（OR=1.78，P=5.3E-12）、腰臀比（WHR）增大（OR=1.91，P=1.3E-10）均与DR发病风险升高有关。异亮氨酸（OR=0.62，P=0.039）、丙酮酸（OR=0.60，P=0.039）、白蛋白（OR=0.65，P=0.002）、糖蛋白（OR=0.92，P=0.002）、双烯基与双键的比率降低（OR=0.93，P=0.048）均与DR发病风险升高有关。BMI与异亮氨酸（OR=1.21，P=1.0E-08）、糖蛋白（OR=1.33，P=3.2E-14）、丙酮酸（OR=1.08，P=0.03）呈正向因果关联，与白蛋白（OR=0.93，P=0.04）、双烯基与双键的比率（OR=0.82，P=2.8E-05）呈负向因果关联；WHR与异亮氨酸（OR=1.34，P=3.4E-08）、糖蛋白（OR=1.26，P=1.2E-04）呈正向因果关联。异亮氨酸（β=-0.16，P=0.019）、糖蛋白（β=-0.05，P=0.029）、丙酮酸（β=-0.07，P=0.027）、双烯基与双键的比率（β=0.02，P=0.036）介导BMI与DR间的因果关联，异亮氨酸（β=-0.21，P=7.2E-04）、糖蛋白（β=-0.03，P=0.031）介导WHR与DR间的因果关联。
肥胖与DR有正向因果关联，其中BMI与DR的关联由异亮氨酸、糖蛋白、丙酮酸、双烯基与双键的比率介导，WHR与DR的关联由异亮氨酸、糖蛋白介导，非脂质代谢产物在肥胖与DR间具有中介作用。
代谢综合征（MetS）是心血管并发症和肾损害的重要危险因素。肥胖和脂质相关指标与MetS密切相关，目前不同指标对MetS的预测价值尚有争议。
本研究旨在评估脂质积累指数、BMI、内脏脂肪指数、中国内脏脂肪指数（CVAI）、腹容积指数（AVI）、体脂肪指数、体圆度指数、体型指数（ABSI）、三酰甘油葡萄糖指数（TyG）及其联合指数TyG-BMI、TyG-腰围（TyG-WC）、TyG-腰高比（TyG-WHtR）12项肥胖和脂质相关指标对MetS筛查和预测的最佳截断值，并确定最合适的预测因子。
选取2023年安徽省某国企成年人健康体检资料，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12项肥胖和脂质相关指标与MetS的相关性。绘制不同肥胖和脂质相关指标评估MetS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并比较其预测价值。
本研究共纳入4 028名某国企成年人健康体检者的数据，研究人群MetS总体患病率为23.43%（944/4 028），男性MetS患病率为26.53%（816/3 075），女性MetS患病率为13.43%（128/953）。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yG-WHtR与总人群[OR（95%CI）=7.170（5.411~9.500）]、性别亚组[男性OR（95%CI）=16.277（11.554~22.930）；女性OR（95%CI）=13.422（5.388~33.435）]、年龄亚组[>50岁男性，OR（95%CI）=31.411（18.868~52.292）与36~50岁女性，OR（95%CI）=95.154（22.610~400.465）]MetS患病风险相关（P<0.05）。CVAI预测总人群、男性及年龄亚组男性≤35岁组和36~50岁组发生MetS的AUC分别为0.926（95%CI=0.917~0.936，P<0.001）、0.941（95%CI=0.933~0.949，P<0.001）、0.931（95%CI=0.917~0.946，P<0.001）、0.947（95%CI=0.934~0.961，P<0.001）；AVI预测女性及年龄亚组女性≤35岁和>50岁、男性>50岁组发生MetS的AUC分别为0.951（95%CI=0.938~0.963，P<0.001）、0.961（95%CI=0.943~0.978，P<0.001）、0.909（95%CI=0.857~0.961，P<0.001）、0.962（95%CI=0.951~0.974，P<0.001）；TyG-WC预测年龄亚组女性36~50岁组发生MetS的AUC为0.949（95%CI=0.925~0.972，P<0.001）。
TyG-WHtR与成年人MetS关联性最强。除ABSI对MetS预测能力欠佳外，CVAI在总人群、男性及年龄亚组男性≤35岁组和36~50岁组对MetS预测能力均较佳，AVI对女性及年龄亚组女性≤35岁和>50岁、男性>50岁组对MetS均具有较高预测价值，TyG-WC对年龄亚组女性36~50岁组MetS的预测能力表现更优。
心血管代谢性共病（CMM）是中老年人常见的共病聚集模式之一，增加了我国居民致残及死亡的风险。胰岛素抵抗及肥胖与心血管代谢性疾病（CMD）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目前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了肥胖与多种CMD具有相关性。不同性别、不同肥胖类型居民发生CMM是否具有差异，目前尚不明确。
基于安徽省不同性别的中年居民，探讨其肥胖类型与CMM的关系。
本研究对象来源于2017—2021年在安徽省开展的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共10个项目点，对12个县市的社区居民进行调查，最终纳入70 812名中年（45岁≤年龄<65岁）常住居民作为研究对象，由经过专项培训的调查员对受试者进行调查，主要调查的内容包括一般信息（年龄、性别、吸烟、饮酒、是否在婚、是否为高中及以上学历、是否为农民）、疾病史（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脑卒中、血脂异常）、体格检查（身高、体质量、腰围）、实验室检查（血糖、血脂）。按照性别分为男女两组，再分别分为非肥胖、周围型肥胖、中心型肥胖、复合型肥胖不同肥胖亚组，构建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探究男女两组CMM的发生情况及不同肥胖亚组与CMM的关系，采用R软件中的Z检验比较男女两组不同肥胖亚组间的效应值差异。
共纳入男26 726例，女44 086例。总人群CMM的患病率为14.6%（10 361/70 812），男、女性人群CMM患病率分别为16.6%（4 445/26 726）、13.4%（5 916/44 086）。安徽省中年居民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脑卒中、血脂异常患病率分别为27.0%、7.8%、0.5%、2.5%、29.5%。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在调整年龄、吸烟、饮酒、是否在婚、是否高中及以上学历、是否为农民后，相较非肥胖亚组，外周型肥胖亚组、中心型肥胖亚组、复合型肥胖亚组发生CMD的高危风险依次增加（OR=1.665，95%CI=1.599~1.734；OR=1.788，95%CI=1.656~1.930；OR=3.020，95%CI=2.913~3.131；P<0.05）。在男性人群中，与非肥胖亚组相比，周围型肥胖、中心型肥胖、复合型肥胖亚组发生CMM的风险增加[OR（95%CI）分别为2.008（1.822~2.213）、2.281（1.875~2.774）、4.137（3.799~4.504）]，而在女性人群中分别为1.574（1.443~1.717）、1.727（1.509~1.976）、2.916（2.721~3.12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Z检验结果显示，男女两组在外周型肥胖、中心型肥胖、复合型肥胖3个亚组之间OR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调整了血脂等相关指标后，男性与女性人群外周型肥胖、中心型肥胖、复合型肥胖亚组发生CMM的风险依次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与女性人群复合型肥胖亚组发生CMM的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258 ，P<0.05）。
安徽省中年不同肥胖类型居民发生CMM的风险不同，复合型肥胖居民发生CMM的风险最高，其次为中心型肥胖。男性人群中年复合型肥胖居民发生CMM的风险较女性更高，应该重点关注此人群。
目前，中国肥胖青少年数量急剧增加，青春期肥胖不仅与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还是成年期冠心病死亡的危险因素。脂代谢灵活性被视为衡量机体代谢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研究证实心肺耐力与脂代谢灵活性相关，但缺少在不同代谢表型肥胖青少年中的研究。
探究心肺耐力在代谢异常型肥胖（MUO）青少年和代谢健康型肥胖（MHO）青少年中与脂代谢灵活性的关系。
选取参与2022—2023年深圳减肥夏令营的肥胖青少年91名，按照《中国儿童代谢健康型肥胖定义与筛查专家共识》标准划分为MUO组35人，MHO组56人。使用气体代谢分析仪与心率表采集受试者静息代谢测试、递增负荷跑台测试的气体代谢数据和心率数据；根据心率-摄氧量关系推算最大摄氧量（VO2max）；通过三阶数多项式拟合曲线求得最大脂肪氧化速率（MFO）或与之对应的最大脂肪氧化强度（FATmax）反映脂代谢灵活性。使用线性回归分析VO2max与MFO和FATmax的关系。
两组肥胖青少年总体MFO为（5.54±1.37）mg·min-1·kg-1，FATmax为（4.19±0.87）MET。MUO组BMI、收缩压、舒张压、三酰甘油水平高于MHO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低于MHO组（P<0.05）。调整前，MUO组的MFO低于MHO组（P<0.05）；调整VO2max后，两组肥胖青少年MFO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调整前、调整VO2max后，两组肥胖青少年FATmax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总体（B=0.077，95%CI=0.011~0.144，P=0.023）及MHO组（B=0.105，95%CI=0.027~0.182，P=0.009）肥胖青少年的VO2max与MFO呈正相关；MHO组（B=0.057，95%CI=0.003~0.111，P=0.041）肥胖青少年的VO2max与FATmax呈正相关；MUO组肥胖青少年的VO2max与MFO和FATmax并无线性关系（P>0.05）。
MUO青少年的MFO低于MHO青少年；跑步运动时，不同代谢表型肥胖青少年在（4.19±0.87）MET强度即可达到MFO。心肺耐力是影响MHO青少年脂代谢灵活性的关键因素，MUO青少年可能需转变为MHO青少年，促进脂代谢灵活性提升。
随着肥胖的流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肝纤维化、肝癌的风险也随之增加，筛查早期纤维化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指南推荐纤维化4（FIB-4）指数作为筛查肝纤维化的指标，但FIB-4指数在筛查早期纤维化时是否受2型糖尿病（T2DM）及BMI的影响尚不明确。
评估FIB-4指数筛查早期肝纤维化的有效性是否受T2DM和BMI因素的影响。
选取2013—2023年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经肝穿刺活检诊断为NAFLD的11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T2DM分为T2DM组和非T2DM组；根据BMI分为正常组、超重组和肥胖组；根据肝活检结果分为F0-F1组和F2-F4组。计算FIB-4指数并比较组间的差异；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FIB-4指数与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FIB-4指数筛查早期肝纤维化的准确性，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并采用Delong检验比较组间AUC差异。
110例患者中，男74例（67.3%），女36例（32.7%），平均年龄（44.5±12.5）岁。T2DM组35例（31.8%），非T2DM组75例（68.2%）；正常组19例（17.3%），超重组37例（33.6%），肥胖组54例（49.1%）；F0-F1组70例（63.6%），F2-F4组40例（36.4%）。T2DM组FIB-4指数高于非T2DM组，F0-F1组FIB-4指数低于F2-F4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组、超重组和肥胖组FIB-4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FIB-4指数与年龄、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空腹血糖以及纤维化分期呈正相关（P<0.05），与血小板计数呈负相关（P<0.05）。FIB-4指数诊断NAFLD的AUC为0.77（95%CI=0.68~0.86，P<0.001），诊断NAFLD合并T2DM的AUC为0.85（95%CI=0.72~0.98，P<0.001），诊断NAFLD非合并T2DM的AUC为0.71（95%CI=0.58~0.84，P=0.006）；Delong检验结果显示，T2DM组与非T2DM组的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509，P=0.131）。FIB-4指数诊断正常组NAFLD的AUC为0.91（95%CI=0.76~1.00，P=0.029），超重组为0.65（95%CI=0.46~0.83，P=0.125），肥胖组为0.82（95%CI=0.70~0.94，P<0.001）；正常组的AUC高于超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037，P=0.042），肥胖组与正常组、超重组的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876，P=0.381；Z=1.452，P=0.146）。
FIB-4指数评估NAFLD患者早期纤维化时，未受到T2DM的影响，但与BMI有一定关系。
在肥胖率日益增长的现况下，代谢正常型肥胖通过早期干预可以获得良好结局，此类人群出现放牧饮食行为是体质量管理的一个明确障碍因素。了解出现放牧饮食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提升肥胖症的饮食依从性，但目前缺少相关的质性研究。
探索代谢正常型肥胖者放牧饮食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
基于能力、机会、动机-行为模型（COM-B）和理论域框架（TDF）制订访谈提纲，2023年6—9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17例代谢正常型肥胖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资料以COM-B和TDF为编码框架，采用归纳主题法和演绎框架法分析。
分析归纳出包括缺乏饮食管理知识、认知资源不足、感知和实践影响、不良应对方式、缺乏反思/自发动机、环境与社会影响6个核心主题。
代谢正常型肥胖者由于自身、医护、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导致出现放牧饮食行为，应根据患者多维度需求采取相应干预措施，以帮助患者建立健康饮食行为习惯。
肥胖和代谢异常与动脉硬化（AS）相关，不同肥胖代谢表型发生AS的风险不同。血清尿酸（SUA）水平与AS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以肱踝脉搏波传导速度（baPWV）作为AS的早期预测指标，研究肥胖代谢表型与AS发病风险之间的相关性，重点关注代谢健康型肥胖（MHO）人群，并进一步探讨SUA是否作为其潜在影响因素。
选取2021年12月—2022年1月于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东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健康体检的622名体检者为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根据BMI和代谢状况将研究对象分为四组，分别为代谢健康型非肥胖（MHNO）组、MHO组、代谢不健康型非肥胖（MUNO）组和代谢不健康型肥胖（MUO）组。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SUA与baPWV及各项临床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SUA对baPWV的影响、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不同肥胖代谢表型对高baPWV水平和高尿酸血症的影响。
根据不同肥胖代谢表型分组后，MHNO、MHO、MUNO和MUO组高baPWV水平的患病率逐渐增高，分别为3.9%、9.8%、14.5%和2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趋势=60.722，P<0.001）；MHNO组、MHO组、MUNO组和MUO组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分别为3.6%、8.9%、10.1%和2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趋势=56.444，P<0.001）。校正混杂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UA是动脉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校正性别、年龄、当前吸烟、当前饮酒和文化程度后，MHNO、MHO、MUNO、MUO四组高baPWV的患病风险依次增高、高尿酸血症的患病风险也依次增高（P<0.05）。
在青年人群中，肥胖代谢表型和AS间存在显著相关性，SUA可能是潜在影响因素。此外，应当关注青年MHO人群，尽早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和健康管理。
中国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衰弱发生率增高，探究老年人中心性肥胖与维生素D水平在衰弱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衰弱管理至关重要。
使用交叉滞后模型探究维生素D水平在老年人中心性肥胖与衰弱之间的纵向中介作用，为老年人衰弱管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选取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1—2012年（T1）和2014年（T2）中1 364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测定研究对象的维生素D水平，并采用体质量校正腰围指数（WWI）测量中心性肥胖、衰弱指数（FI）测量衰弱。通过交叉滞后模型分析老年人中心性肥胖与衰弱之间的因果时序关系，并探讨维生素D是否作为中介因素参与中心性肥胖与衰弱的发生。
T1老年人衰弱检出率为21.8%（298/1 364），T2衰弱检出率为31.2%（425/1 364）。在两个时间点上，WWI与维生素D水平均呈负相关（P<0.05），与FI均呈正相关（P<0.05）；维生素D水平与FI均呈负相关（P<0.05）。交叉滞后模型结果显示，T1 WWI能够预测T2 FI（β=1.124，P<0.05），T1 FI能够预测T2 WWI（β=0.125，P<0.05）。纵向中介效应分析表明，T1 WWI不仅可以直接预测T2 FI（β=0.040，P<0.05），还可以通过T2维生素D水平的中介作用预测T2 FI（β=-0.131，P<0.05）。
中心性肥胖不仅可以直接影响老年人的衰弱，同时也能通过维生素D水平的部分纵向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老年人的衰弱。老年人应定期监测中心性肥胖与维生素D水平，预防或延缓衰弱的发生。
医疗卫生人员在预防和控制COVID-19大流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高感染风险和密集的工作不仅导致医疗卫生人员职业倦怠，并且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方式，大量国外研究表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导致医疗卫生人员出现膳食不合理、运动减少、睡眠障碍等情况，增加了超重和肥胖的风险。截至目前，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对中国医疗卫生人员体重及生活方式变化影响的研究较少，影响体重变化的主要生活方式因素尚不清楚。
通过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对中国医疗卫生人员超重/肥胖的影响及其危险因素，为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预防和控制超重/肥胖提供科学依据。
于2022年8月，随机抽取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家医疗卫生机构中的医疗卫生人员，采用课题组自行编写的调查问卷[Cronbach's α=0.820，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AVCR）=63.55%]，调查对象通过扫描"问卷星"平台生成的电子问卷二维码，填写并提交问卷。使用SPSS 25.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用R 4.3.0软件的"bnlearn"包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并使用Netica 6.09软件进行贝叶斯网络模型概率预测。
本研究共调查医疗卫生人员20 261名，其中女性占67.57%（13 690/20 261）；平均年龄（40.2±9.2）岁；文化程度为大专或本科的占73.28%（14 848/20 261）。2019、2022年超重/肥胖率分别为43.06%（8 726/20 261）和45.71%（9 262/20 261）。2019—2022年，12.64%（1 458/11 535）的调查对象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贝叶斯网络模型共纳入15个节点，其中，吃蔬菜水果、吃早餐频次、饮酒、饭量为调查对象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父节点，当吃蔬菜水果"有所减少"、吃早餐频次"无变化"、饮酒"无变化"且饭量"增加很多"时，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风险最高，为75.00%。当吃蔬菜水果为"增加很多"、吃早餐频次为"有所增加"、饮酒为"从不或很少"且饭量为"有所减少"时，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风险最低，为2.04%。贝叶斯网络概率预测模型发现，当调查对象熬夜及持续性压力/焦虑/抑郁情绪"有所增加"、睡眠时间及吃蔬菜水果"有所减少"、吃早餐频次"减少很多"、饮酒"无变化"且饭量"有所增加"时，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风险为26.70%，如果该研究对象吃早餐频次"增加很多"时，则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发生风险降低为14.30%。
吃蔬菜水果、吃早餐频次、饮酒以及饭量是医疗卫生人员超重/肥胖的直接预测因素，新冠疫情等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在确保医疗卫生机构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实行合理的轮休制度，提供心理支持和生活方式行为干预服务，有利于医疗卫生人员肥胖防控。
目前6分钟步行试验（6MWT）已经被广泛用于评估肥胖人群的运动能力，并为制订干预措施提供了参考依据。国外已有研究提出了其他人群的6MWT距离参考方程，但中国17~45岁且BMI≥30 kg/m2肥胖受试者的6MWT距离参考方程研究较少。
为17~45岁门诊肥胖受试者制订6MWT距离参考方程，并评估其影响因素。
根据美国胸科学会指南，前瞻性选取2022年6月—2023年9月于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内分泌科肥胖门诊部就诊的143名年龄17~45岁且BMI≥30 kg/m2的成年人（71名男性和72名女性），进行人体测量和6MWT。采用逐步多元回归模型建立6MWT距离参考方程，将新建立的6MWT距离参考方程与现有的预测方程进行比较。
143名受试者的平均6MWT距离为（506.1±49.8）m，其中男性平均6MWT距离为（515.7±50.1）m，大于女性的平均6MWT距离（496.6±47.9）m（P<0.05）。在年龄段17~23岁、24~30岁、31~37岁以及38~45岁中，男性与女性6MWT距离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受试者的体质量、BMI、最大心率（HRmax）、心率差（ΔHR）、腰围、舒张压差（ΔDBP）、Borg量表评分差（ΔBorg）与6MWT距离相关（P<0.05），女性受试者的体质量、BMI、腰围与6MWT距离相关（P<0.05）。以步进的方法将潜在的影响因素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中，最终建立6MWT距离参考公式：男性y=494.463+1.414×ΔHR-3.903×BMI+0.874×HRmax，R2=0.429，女性y=670.448+0.299×ΔHR-4.342×BMI-0.195×HRmax，R2=0.312。
17~45岁门诊肥胖受试者中，男性的平均6MWT距离长于女性，且在不同年龄段均有显著差异。男性的体质量、BMI、HRmax、ΔHR、腰围、ΔDBP、ΔBorg与6MWT距离相关，女性的体质量、BMI、腰围、ΔSBP与6MWT距离相关。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为男性和女性分别建立了预测6MWT距离的参考方程，这些公式可能为评估个体的体能水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研究证实，超重或肥胖人群体质（体成分、心肺耐力、脂质代谢）与肥胖密切相关，并可能存在双向关联。最大脂肪氧化强度（FATmax）运动作为一种新型运动干预手段，可有效促进体质改善，但改善效果的量化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
系统评价FATmax运动对超重或肥胖人群体质相关指标的干预效果。
检索PubmMed、Web of Science、EBSCO、中国知网、维普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FATmax运动对超重或肥胖患者身体成分、心肺耐力、脂质代谢相关指标干预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间为2001年1月—2024年1月。基于Cochrane风险偏倚评估工具评估纳入文献的质量，Meta分析由RevMan 5.4软件完成。
共纳入16项随机对照试验，包含568例超重或肥胖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FATmax运动干预组身体成分[BMI：WMD=-1.82，P<0.01；体脂百分比（BFR）：WMD=-2.86，P<0.01；腰臀比（WHR）：WMD=-0.04，P<0.01]、心肺耐力[最大摄氧量（VO2max）：WMD=3.34，P<0.01]，除总胆固醇（TC）外脂质代谢状况[三酰甘油（TG）：WMD=-0.24，P<0.05；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WMD=0.14，P<0.05；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WMD=-0.27，P<0.05]显著改善。经亚组分析得出最佳干预方案为：干预周期≥12周，3~5次/周的训练，60 min/次的跑步，以优化身体成分；而提升VO2max的最佳方案为5次/周、<60 min/次的组合运动。在脂质代谢方面，对TG的改善最佳方案为3次/周、60 min/次的跑步；对HDL-C的最佳改善方案为4次/周、60 min/次的组合运动；对LDL-C则是4次/周、>60 min/次的组合运动。
FATmax运动可显著改善超重或肥胖患者BMI、BFR、WHR、VO2max、TG、HDL-C、LDL-C结局指标，但对TC并无改善作用。
肥胖和高血压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对个人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负担。肥胖与高血压密切相关，二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2023年，美国肥胖医学协会深入探讨了肥胖相关高血压的机制，并于Obesity Pillars杂志发布了《肥胖和高血压临床实践声明》，该声明总结出10条关于肥胖和高血压的要点，为我国肥胖相关高血压的防治提供了新的建议。本文旨在通过解读该声明，向基层医生介绍肥胖相关高血压的发病机制以及治疗方法，帮助基层医生更有效地管理肥胖和高血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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