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儿童群体的特殊性及近几年生育政策的调整，儿科医师队伍建设越来越重要，但当前儿科医师紧缺且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缺乏。

建立多角度需求预测模型，综合分析江苏儿科医生队伍紧缺情况，为推动江苏省"十四五"时期儿童健康事业发展，加快建设新时代儿科队伍提供参考。

根据《2018年江苏省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获得2018年江苏省儿科医疗服务相关指标，利用《2019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从江苏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数据库中获取江苏省各市儿科的基本情况，运用SPSS 24.0分析软件，从供给-需求两个视角建立多角度需求预测模型，对江苏省儿科医师紧缺数量进行综合分析。

江苏省儿科医师队伍女性医师占比较高；年龄以中青年为主；学历以本科为主；职称结构较为合理；工作年限大部分在20年以上。结合江苏儿科医师队伍基本情况并综合供给-需求视角，江苏省儿科医师紧缺数在1.83万人，13个设区市平均紧缺医师数为0.15万人。

儿科诊疗资源供不应求，医师工作负荷较高；儿科医师队伍的性别和职称结构失衡；特殊的执业环境导致执业风险增加。需加强人才培养及引进政策，夯实人才专业基础，探索"互联网+医联体"管理新模式。

进食障碍治疗成本高，且发病率逐年增高，与其他精神障碍相比，死亡风险也较高。回避性/限制性摄食障碍作为较新的一类进食障碍，相比其他年龄群体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更易出现，影响儿童青少年正常生长发育和社会心理功能。目前，国外研究较多，国内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因此，本文对儿童青少年回避性/限制性摄食障碍评估工具、影响因素和治疗方式进行综述，以期为国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扩张型心肌病（DCM）是儿童心源性猝死和心力衰竭的常见原因之一，不同病因与DCM患儿的预后显著相关。其中原发性DCM的占比最高且预后相对较差，特别是与遗传因素相关的患儿预后更差。因此基于遗传背景下的死亡危险因素分析将有利于DCM患儿的精准预后评估及危险分层。

探讨儿童原发性DCM的遗传病因占比、遗传学特征及死亡危险因素。

回顾性纳入2018年7月—2022年12月在河北省儿童医院住院治疗并完成基因检测的42例原发性DCM患儿的临床资料，收集患儿的基因检测结果。出院后定期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心内科门诊随访。以患儿死亡时间或2022-12-31为随访终点，根据随访结局将患儿分为死亡组（9例）与存活组（33例）。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患儿的生存曲线，生存曲线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患儿死亡的危险因素。

患儿中位首诊年龄12（7，96）个月，中位随访时间24（9，36）个月。死亡组患儿中位随访时间8（0，11）个月，存活组中位随访时间30（12，39）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9，P<0.05）。死亡组患儿男性、心功能分级Ⅲ/Ⅳ级、基因突变阳性占比高于生存组，左心室短轴缩短率（LVFS）低于生存组（P<0.05）。患儿基因突变阳性率为38.1%（16/42），其中自发突变占25.0%（4/16），基因突变阴性为61.9%（26/42）。死亡组9例患儿均在诊断后1年内死亡。基因突变阳性患儿死亡8例（50.0%，8/16），基因突变阴性患儿死亡1例（3.8%，1/26），组间死亡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基因突变阴性死亡患儿CSRP3（c.190C>T）杂合变异，致病分类为临床意义未明。绘制患儿Kaplan-Meier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基因突变阴性患儿生存率高于基因突变阳性患儿（χ²=18.1，P<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基因突变[HR=23.91，95%CI=（1.80~317.21），P=0.016]、心功能分级Ⅲ/Ⅳ级[HR=11.29，95%CI（1.13~112.68），P=0.039]为DCM患儿死亡的危险因素。

本研究38.1%的原发性DCM患儿与遗传病因相关，诊断后第1年内是DCM患儿死亡的高发期，基因突变阳性的患儿预后更差。存在致病基因突变、首诊心功能分级Ⅲ/Ⅳ级是患儿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身体活动是糖尿病管理的基石，儿童和青少年糖尿病患儿因其血糖变化的复杂性需要更精准的运动处方指导，但此类人群的运动指南相对较少。随着专家学者对该领域的不断研究探索，2022年国际儿童青少年糖尿病协会（ISPAD）更新了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糖尿病患儿运动的指南。本指南将服务人群更精准地面向1型糖尿病儿童和青少年患儿，从运动类型、运动时机、运动时血糖波动、胰岛素调整及营养补充等角度全面提出了指导意见。本文对《2022 ISPAD临床实践共识指南：儿童和青少年糖尿病患儿运动》指南的主要内容及重点更新内容进行解读，旨在为国内儿童和青少年糖尿病患儿提供更科学的运动指导。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是近年来评估急危重症预后的新指标。目前AST/ALT仅报道可用于评估成人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LH）的预后，而儿童HLH尚未见相关研究。

探讨HLH患儿AST/ALT与临床特征的关系及预后意义，为临床早期识别并诊断儿童HLH提供理论依据。

选取2013年1月—2022年5月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确诊为HLH的128例住院患儿为研究对象，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儿的基线资料。将患儿按AST/ALT三分位数分为3组：T1组（AST/ALT≤1.57，n=43），T2组（1.57<AST/ALT<3.22，n=42），T3组（AST/ALT≥3.22，n=43）。采取门诊复查和电话随访形式对患儿进行随访。随访开始时间为患儿出院时间，每6个月随访1次，随访截至2022-06-01，终止事件为患儿死亡或失访。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AST/ALT与实验室检查结果的相关性。绘制实验室指标预测HLH患儿死亡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并计算最佳截断值。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分析不同AST/ALT分组对患者总生存期的影响，并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探讨HLH患儿死亡的影响因素。

3组患儿性别、进入儿童重症监护室（PICU）情况、治疗方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组患儿呼吸衰竭、休克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3组患儿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同工酶、血清铁蛋白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高于T1、T2组，白蛋白、纤维蛋白原水平低于T1、T2组（P<0.05）；T2、T3组Na⁺水平低于T1组，C反应蛋白水平高于T1组（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AST/ALT与中性粒细胞绝对值（r_s=0.182，P=0.040）、C反应蛋白（r_s=0.419，P<0.001）、总胆红素（r_s=0.182，P=0.040）、肌酸激酶同工酶（r_s=0.310，P<0.001）、乳酸脱氢酶（r_s=0.474，P<0.001）、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r_s=0.316，P<0.001）、血清铁蛋白（r_s=0.311，P<0.001）呈正相关，与白蛋白（r_s=-0.352，P<0.001）、纤维蛋白原（r_s=-0.179，P=0.043）、Ca²⁺（r_s=-0.259，P=0.003）、Na⁺（r_s=-0.244，P=0.006）呈负相关。ROC曲线结果显示，C反应蛋白、乳酸脱氢酶、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血清铁蛋白、纤维蛋白原预测患儿死亡的AUC分别为0.560〔95%CI（0.451，0.669）〕、0.666〔95%CI（0.560，0.772）〕、0.605〔95%CI（0.499，0.710）〕、0.724〔95%CI（0.626，0.822）〕、0.648〔95%CI（0.551，0.745）〕、0.715〔95%CI（0.624，0.807）〕，最佳截断值分别为82.08 mg/L、40.5 U/L、927.5 U/L、53.95 s、1 897 μg/L、1.45 g/L。随访过程中T1、T2、T3组患儿死亡率分别为14.0%（6/43）、33.3%（14/42）、44.2%（19/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518，P=0.009）。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发生休克〔HR=4.24，95%CI（2.09，8.61），P<0.001〕、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53.95 s〔HR=2.44，95%CI（1.24，4.81），P=0.010〕、血清铁蛋白≥1 897 μg/L〔HR=3.05，95%CI（1.02，9.09），P=0.046〕是HLH患儿死亡的影响因素。

HLH患儿的AST/ALT更高，其预后不良的发生率更高，且其总生存期更短，患儿预后更差，早期关注AST/ALT变化对HLH患儿预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近视是危害儿童视力健康的主要因素，规范化开展近视的筛查工作，实现近视的早发现、早干预是防控儿童近视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措施。当前我国近视筛查、屈光发育档案建立和管理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屈光档案建立后的后续跟进措施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本文根据我国目前近视筛查和屈光档案建立后的现状和特点，结合分级诊疗要求，对基层卫生服务在儿童近视防控行为干预中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我国近视筛查及屈光档案建立、社区行为干预提供建议，更好地均衡医疗资源，使其能规范、良性、持续性发展。

儿童非故意伤害是威胁儿童健康的主要原因，但多数是可预防的，各地的发生率和分布特征不同，根据当地特征制订相适应的预防措施是必要的。

分析宁波市单中心儿童非故意伤害的临床特征，为制订相适应的预防与治疗措施提供依据。

回顾性收集2020年8月—2021年7月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急诊科就诊的0~17岁非故意伤害患儿的临床资料（年龄、性别、户籍、来院方式及院前应急救护情况、就诊时间、来院时长、受伤地点、发生原因、受伤部位、治疗结局、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参考国际疾病分类法（ICD-10）对非故意伤害进行分类，并根据患儿的年龄将其分为婴儿期（n=1 225）、幼儿期（n=5 116）、学龄前期（n=4 447）、学龄期（n=3 219）和青春期（n=1 766），比较患儿不同临床资料在非故意伤害类型上的差异。

共收集15 773例患儿临床资料，平均年龄为（5.3±3.6）岁，男女比为1.56∶1。幼儿期伤害以跌倒/坠落伤、烧烫伤、腔道异物、中毒、钝器伤、电击伤为主，学龄前期以道路交通伤害为主，学龄期以锐器伤为主；患儿以农村户籍为主（9 329/15 773，59.15%），跌倒/坠落伤、道路交通伤害、烧烫伤、腔道异物、锐器伤、电击伤、溺水患儿以农村户籍为主；跌倒/坠落伤、道路交通伤害、溺水患儿以自驾来院为主；跌倒/坠落伤、道路交通伤害、烧烫伤、中毒、锐器伤、电击伤、溺水患儿以无院前应急救护为主。患儿非故意伤害多发生于夏季（4 301/15 773，27.27%），道路交通伤害、烧烫伤多发生于夏季，钝器伤、电击伤多发生于秋季，咬伤多发生于春、秋季，7月和2月分别为患儿非故意伤害高发与低发月份，12：00和20：00为1日的就诊高峰期；道路交通伤害的来院时长低于其他类型的非故意伤害（P<0.05）；非故意伤害主要发生在家庭（14 396/15 773，91.27%）；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原因前三位分别是跌倒坠落伤（12 375/15 773，78.46%），道路交通伤害（835/15 773，5.29%）和烧烫伤（583/15 773，3.70%）；非故意伤害发生部位多为头部（5 015/15 773，31.79%），婴儿期、学龄前期、学龄期患儿以头部伤害为主，幼儿期、青春期患儿以双上肢为主；溺水患儿的住院率、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高于其他类型的非故意伤害（P<0.05）。

宁波市儿童非故意伤害多发于幼儿期，农村男童为主，主要为跌倒坠落伤和道路交通伤害，夏季高发，受伤以头部为主，儿童的不同特征会影响非故意伤害类型的发生，不同非故意伤害类型也会影响患儿的来院方式、来院时长、院前应急救护情况和住院结局。因此，应根据儿童特征针对性地开展宣教工作来减少儿童非故意伤害的发生，也要根据患儿非故意伤害类型制订合理的临床治疗策略。

我国目前存在儿科"看病难"困境，儿科诊疗下沉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大势所趋，目前鲜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诊疗疾病谱的相关研究。

通过分析深圳市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社康中心）儿科门诊疾病谱，了解社康中心儿科诊疗现状；并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2022年版）》全科培训细则中儿科轮转掌握疾病谱（儿科培训细则）为依据，探讨培训内容和实际诊疗之间的差距。

选取2021年4月—9月深圳市10个区签约家庭医生且在社康中心有门诊收费诊疗记录的儿童为研究对象，按年龄段分为婴儿（<1岁）、幼儿（1~3岁）、学龄前儿童（4~6岁）、小学儿童（7~12岁）、初高中儿童（13~18岁），分析实际诊疗疾病谱和诊疗行为；同时与儿科培训细则匹配，分析儿科培训细则中要求掌握内容在实际诊疗中的应用情况。

共入选961 605人次就诊患儿，学龄前儿童较多，占比为38.22%（367 486/961 605）；小学儿童占比27.57%（265 151/961 605）、幼儿占比21.90%（210 621/961 605）、初高中儿童占比8.49%（81 594/961 605），婴儿占比3.82%（36 753/961 605）。疾病谱和诊疗行为前五位依次为：呼吸道疾病、补钙和维生素、儿童体检和保健、创伤和术后换药、皮肤疾病，累计占总诊疗量的67.92%。年龄越小，诊疗行为越集中，婴儿以儿童体检和保健（27.60%，10 142/36 753）、补钙和维生素（25.48%，9 364/36 753）为主；婴儿累计≥80%诊疗量的疾病谱和诊疗行为为5种，初高中儿童累计≥80%诊疗量的疾病谱和诊疗行为为13种；除婴儿外，其他年龄段患儿以呼吸道疾病为就诊首位，不同年龄段创伤和术后换药诊疗量构成比以初高中患儿较高。除新生儿窒息、新生儿肺炎、脊髓灰质炎、婴儿手足搐搦症、病毒性心肌炎外，社康中心儿科诊疗涵盖儿科培训细则要求掌握的疾病谱，其中呼吸道疾病333 172人次（34.65%），儿童体检和保健7 0703人次（7.35%），急性传染病20 893人次（2.17%），小儿腹泻13 622人次（1.42%），小儿腹痛12 526人次（1.30%），而小儿贫血、小儿白血病、VitD缺乏症、小儿糖尿病、营养不良、新生儿黄疸、肾炎和肾病综合征、小儿癫痫、单纯性肥胖症、小儿惊厥诊疗量占比均<1.00%，且小儿贫血、小儿白血病、新生儿黄疸、肾炎和肾病综合征、小儿癫痫、单纯性肥胖症诊疗行为多以转诊和开具化验单为主。

即使深圳市社康中心提供大量儿科诊疗服务，但仍对年龄偏小患儿诊疗量不足；儿科培训细则集中在内科疾病，培训内容与实际诊疗存在差距；儿科细则中一些疾病谱专科化过强，在实际诊疗中数量明显不足，且诊疗行为多以转诊和开具化验单为主。因此，全科规培中儿科培训不仅涉及内科疾病，而是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规划，拓展培训内容，加大门诊带教力度，加强对小龄患儿诊疗能力培养。

推进分级诊疗是解决儿科医疗资源不合理利用的关键，但目前尚缺乏儿童分级诊疗执行现状的相关研究。

总结上呼吸道感染儿童的就医行为，包括就诊次数和就诊机构，并探讨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诊的主要影响因素。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19年3—7月、2022年2—7月分别在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儿科门诊及同一行政区的天河区石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儿童家长进行2次问卷调查。按照调查时间将研究对象分为2019年组（n=419）和2022年组（n=307）。本研究以安德森模型为理论指导，自行设计上呼吸道感染儿童的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上呼吸道感染儿童基层首诊的影响因素。

2019年组的419例儿童，第1次（首诊）、第2次、第3/4次就诊者分别为301例（71.84%）、87例（20.76%）、31例（7.40%），首诊、第2次、第3/4次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比例分别为47.49%、27.12%、16.13%；2022年组的307例儿童，第1次、第2次、第3次就诊者分别为219例（71.34%）、72例（23.45%）、16例（5.21%），首诊、第2次、第3/4次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比例分别为41.04%、39.77%、43.7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最近的医疗机构不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OR=0.220，95%CI（0.147，1.056），P<0.001〕、父母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OR=0.584，95%CI（0.365，0.936），P=0.025〕、家长评估疾病严重程度较轻、一般〔OR（95%CI）=0.399（0.207，0.768）、0.388（0.226，0.665），P=0.006、0.001〕、儿童年龄3岁以下相比7~13岁〔OR=0.537，95%CI（0.309，0.930），P=0.027〕时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诊的可能性较低；家长对分级诊疗认知比较了解〔OR=2.139，95%CI（1.284，3.564），P=0.003〕及家长对分级诊疗态度比较赞同〔OR=2.841，95%CI（1.937，5.779），P=0.004〕时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诊的可能性更高。

儿童上呼吸道感染的多次就诊现象较普遍，基层就诊比例较低。家长的文化程度、分级诊疗的认知及态度、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儿童年龄及最近的医疗机构是上呼吸道感染儿童基层首诊的影响因素。加强儿童常见病和分级诊疗制度的宣传教育、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可及性并完善其儿科诊疗条件是促进儿童常见病基层诊治的可能途径。

支气管哮喘（BA）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是困扰儿童健康的两大慢性疾病，合并OSAHS可能使BA病情加重，BA又可通过多种机制导致OSAHS的发生或进展，两者关系日益受到关注。

探讨儿童BA合并OSAHS的临床特征及影响因素。

选取2021年9月—2022年8月在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哮喘中心就诊的BA患儿109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合并OSAHS，分为BA合并OSAHS组（n=49）和单纯BA组（n=60），收集患儿的一般临床资料、肺功能检查、血清炎性细胞因子、25-羟维生素D〔25-（OH）D〕及C反应蛋白（CRP）检测结果，分析BA合并OSAHS患儿的临床特征，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BA患儿合并OSAHS的影响因素。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肥胖〔OR=4.803，95%CI（1.011，2.822）〕、颈围增大〔OR=1.318，95%CI（1.003，1.732）〕、合并胃食管反流病（GERD）〔OR=7.756，95%CI（1.398，43.045）〕是BA患儿合并OSAHS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25-（OH）D水平升高〔OR=0.830，95%CI（0.757，0.910）〕是BA患儿合并OSAHS的保护因素（P<0.05）。

BA合并OSAHS患儿的肺功能指标低于单纯BA患儿，肥胖、颈围、合并GERD、25-（OH）D水平是BA合并OSAHS患儿的影响因素。

抗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MOG）免疫球蛋白G抗体相关疾病（MOGAD）在儿童中的比例明显高于成人。目前在儿童中MOGAD相关表型的特征及与复发风险的联系仍未明确。

观察儿童血清MOG免疫球蛋白G抗体（MOG-IgG）阳性的中枢神经系统（CNS）脱髓鞘疾病的表型特征及复发因素。

对河北省儿童医院2017年12月至2021年12月确诊的54例MOGAD的儿童进行随访研究，回顾性分析每次发作时的临床表型、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特点、血/脑脊液的MOG-IgG滴度变化、疗效及复发高危因素。采用细胞转染免疫荧光法（CBA）检测MOG-IgG。随访截至2022-03-31。结果　54例患儿发病年龄为6.0（4.0，8.0）岁，男女比例为1∶1.07。血清MOG-IgG滴度为1∶10~1∶320。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ADEM）为最常见的表型（44.4%，24/54），其次是视神经炎（ON）（25.9%，14/54）及非ADEM样脑膜/脑炎（20.4%，11/54）。10例（18.5%）患儿血及脑脊液MOG-IgG均呈阳性，2例（3.7%）脑脊液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IgG和血MOG-IgG为双阳性。在78次病程事件中，76.9%（60/78）事件的患儿脑MRI显示急性发作病灶，常见部位为皮质旁白质（66.7%，40/60）及视神经（35.0%，21/60）。40例（74.1%）患儿为单次病程，主要的临床表型为ADEM（57.5%，23/40）及非ADEM样脑膜/脑炎（25.0%，10/40）；14例患儿经历了2次及以上的复发病程（25.9%，14/54），主要的首发表型为ADEM-ON（57.1%，8/14）及单纯ON（21.4%，3/14）。未复发患儿首发表型为单纯ON、ADEM-ON比例明显低于复发患儿（P<0.05）。患儿首次发作均接受一线免疫调节治疗，14例复发患儿中2例（14.3%）经吗替麦考分酯治疗后好转，1例（7.1%）给予美罗华治疗后好转，11例（78.6%）经再次甲泼尼松冲击联合丙种球蛋白治疗后症状及影像学好转。复发患儿MOG-IgG滴度未见增加。经治疗28例（51.9%）患儿临床症状完全恢复，11例（20.4%）患儿有神经后遗症，视觉障碍（54.5%，6/11）是最常见的后遗症。

MOGAD的临床表型多样，儿童常见的表型为ADEM、ON及非ADEM样脑膜/脑炎。MRI损害部位广泛，以ADEM-ON及单纯ON为首发表型是复发的高危表型，大多患儿预后良好，部分可伴神经后遗症表现。

低龄儿童超重问题呈现普遍化、严重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未来人口素质，给中国健康人力资本存量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科学认识中国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的时空演变模式与未来发展趋势，旨在为控制儿童超重现象、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效能、实施精准的干预措施提供支持。

于2022年4月，以华盛顿大学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提供的全球105个中低收入国家5 km×5 km格网数据集作为数据源，提取2000—2019年中国（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5 km×5 km格网数据，逐像元计算2000—2019年平均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使用泰尔森估算法、Mann-Kendall检验法与Hurst指数估计法，逐像元对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的时空演变模式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刻画。

2000—2019年20年间，5岁以下儿童超重情况在山东省、湖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及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北京市、天津市等省份的局部地区较为普遍，其中湖南省全省的平均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达29.42%；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明显增长的地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不含数据缺失区域）的60.59%，中部与东部地区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呈明显增长趋势的面积占中部与东部地区总面积（不含数据缺失区域）的比例高于西部地区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呈明显增长趋势的面积占西部地区面积（不含数据缺失区域）的比例；超重率演变趋势无明显变化的地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5.33%，从空间分布上看，以斑块状散布在各省份的部分地区，如长江中游城市群等；超重率演变呈明显降低趋势的地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4.08%，集中于西部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云南省等省份的部分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的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的局部区域。根据Hurst指数，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时间序列具有持久性或趋势增强特征的地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4.87%。

中国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空间分异特征明显。5岁以下儿童超重率与地区发展整体水平存在着协同的"U"型关联，这种关联背后蕴含着"发育迟缓超重现象下降期""超重现象平稳期""营养过剩超重现象上升期"这一多阶段、串联式的发展过程。针对低龄儿童超重这一多维因素耦合衍生出的社会问题，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区域政策、构建"政府政策调控-社会理念渗透-家庭健康管理"三级联动的治理网络、科学精准地解决儿童超重问题提供了科学支撑与政策参考。

国外研究表明互动性阅读正在成为一种探索中的干预孤独症儿童早期语言能力的方法。本文整理和分析了国外互动性阅读干预学前孤独症儿童口语沟通的实证研究，表明互动性阅读干预对孤独症儿童的词汇发展和口语（主动回应）有积极效果，而对口语（主动发起沟通）的效果存在争论，但由于这些研究的被试样本量较小，互动性阅读干预对改善孤独症儿童口语沟通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期望未来研究在更大的样本中探讨并验证互动性阅读干预对学前孤独症儿童主动回应和主动发起沟通的促进效果，并进一步考察互动性阅读干预对孤独症儿童口语能力提升效果的维持和泛化情况。

哮喘儿童的执行功能方面存有缺陷会影响患儿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执行功能与肺功能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

研究支气管哮喘儿童是否存有执行功能障碍及其具体表现形式；探讨支气管哮喘儿童执行功能与肺功能检测指标的关系。

选取2020年6月—2022年4月就诊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门诊且被诊断为支气管哮喘的儿童35例为哮喘儿童组，同时纳入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就诊的健康儿童35例为健康对照组，采用GO/NOGO范式实验收集执行功能指标，并检测其肺功能，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与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执行功能指标与肺功能检测指标的关系。

哮喘儿童组击中数低于健康对照组，反应时间、反应时间变异性、漏报错误数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Pearson相关分析/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哮喘儿童反应时间与最大肺活量（VCmax）、用力肺活量（FVC）呈负相关，反应时间变异性与VCmax、FVC、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呈负相关，漏报错误数与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百分比呈正相关（P<0.05）。

与健康儿童相比，哮喘儿童持续注意力、反应速度存在障碍，哮喘儿童的执行功能障碍与肺功能检测指标具有相关性，主要表现在持续注意力、反应速度降低。

全面性发育迟缓（GDD）是儿童时期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其临床表现多样，目前国内鲜有大样本分析该类患儿临床表现的性别差异。

探究GDD患儿临床资料的性别差异。

回顾性收集2020年1月—2022年2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康复科首次住院治疗的799例GDD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患儿一般资料、母亲妊娠期和围生期资料、患儿脑电图、患儿颅脑MRI和患儿Gesell量表结果及共患病情况，分析GDD患儿临床资料的性别差异。

男GDD患儿568例，女GDD患儿231例，男女比例为2.46∶1。男性患儿首次就诊月龄〔19.0（8.8，33.0）个月〕晚于女性患儿〔12.7（6.8，27.0）个月〕（P<0.05）；女性患儿以运动发育迟缓（51.1%，118/231）为主要就诊原因，男性患儿以语言发育迟缓（41.4%，235/568）为主要就诊原因。不同性别患儿主要就诊原因、出生季节、出生胎龄、出生胎龄体质量关系、出生体质量分类、精细动作分级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患儿宫内窘迫、脑电图异常、小头畸形比例低于女性患儿，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比例高于女性患儿（P<0.05）。

GDD患儿的部分临床资料存在性别差异，GDD患儿中以男性为主，女性患儿临床症状较多。

目前大部分国家和组织发布的儿科高血压指南对高血压的定义基于健康儿童青少年血压序列的第95百分位（P₉₅）的血压值。然而，大量数据显示正常高值血压发展为高血压的风险更高且会造成和高血压类似的靶器官损害。本综述对不同国家和组织关于儿童青少年血压的分类方法、儿童青少年正常高值血压和高血压的患病率、正常高值血压向高血压的进展比例及正常高值血压造成的靶器官损害进行阐述，强调儿科医生未来应加强对儿童青少年正常高值血压和高血压定义的关注。

儿童的健康权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儿童系统管理率是反映促进儿童体格生长发育和心理行为发育的监测管理工作开展与落实情况的核心指标。儿童系统管理领域现有研究多为实证研究，多聚焦模式探索，少有研究者从整体性和历时性角度对全国层面儿童系统管理水平及其变化情况进行深入剖析。

通过分析2010—2019年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把握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水平的纵向变动与横向差异，力求为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水平的巩固与提升、促进儿童健康水平的提高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于2021年11月，以2011—2020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作为数据来源，提取2010—2019年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法，对2010—2019年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情况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

2010—2019年，我国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总体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2019年为91.9%，与2010年（81.5%）相比，增幅达12.8%；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陕西省历年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90.0%；西藏自治区历年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较低（2019年为71.9%），距离实现政策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从历年变化趋势、不同省份差异和区域角度来看：2010—2019年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均高于同期全国水平、均低于同期全国水平、围绕全国水平上下波动的省份分别占41.9%（13/31）、22.6%（7/31）、35.5%（11/31）；2010—2012年，同期省际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差异较大，2015年后，同期省际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差距逐渐缩小；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总体呈现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特点；2019年西部地区内部省际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差异仍较大。

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成效明显。在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水平的提升中，要重点关注西部地区，尤其是西藏自治区。未来，应不断提升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缩小区域间资源配置及公共卫生服务差距。通过推广先进地区的儿童系统管理经验，充分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加强社区儿童健康管理团队建设等途径，进一步提高、巩固儿童系统管理水平。

目前我国对学龄前儿童的睡眠障碍研究较少，且缺乏较为有效的量表进行筛查评估。

评价儿童睡眠障碍量表（SDSC）在中国学龄前儿童中的信度和效度，为拓展SDSC的学龄前儿童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1年6—11月，通过福建省计划生育协会组织网络，采用便利抽样法，在福建省福州市、泉州市、龙岩市、三明市、南平市分别抽取城市和农村各1个社区的学龄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通过课题研究专家组多次讨论，对SDSC条目进行了修改、筛选和评价论证，形成的中文版学龄前SDSC共23个条目、6个维度，通过项目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考评量表的信效度。

共发放调查问卷402份，回收有效问卷370份，有效回收率为92.04%。据中文版学龄前SDSC总分，采用临界比值法将27%作为分割线，前27%为高分组（n=106，≥49分）、后27%为低分组（n=113，≤37分），两组各条目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文版学龄前SDSC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中文版学龄前SDSC的评定者间一致性水平为0.87，I-CVI均>0.78，Kappa值均>0.74，S-CVI/UA为0.87，S-CVI/Ave为0.98；中文版学龄前SDSC KMO=0.85，Bartlett's球形检验χ²=3 013.30，P<0.001。采用主成分法共提取出7个特征根>1的公因子，可解释总变异的65.125%；采用原量表6公因子结构可解释总变异的60.539%，各条目的因子负荷为0.34~0.85。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χ²/DF=2.66，CFI=0.84，TLI=0.81，SRMR=0.08，RMESA=0.08。

中文版学龄前SDSC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和适用性，能够全面、详细地评估学龄前儿童的睡眠障碍，有利于临床医生早期筛查评估学龄前儿童的睡眠相关问题。

发育迟缓（DD）/精神发育迟缓（MR）病因复杂，临床表现多样、异质性强，该类患儿的早期精准诊断十分困难，目前国内鲜有大样本分析该类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基因检测结果。

分析DD/MR患儿基因检测结果，为DD/MR患儿确定遗传学诊断、制订治疗方案和判断预后提供依据。

选取2017年9月至2021年9月于昆明市儿童医院康复科就诊的致病原因尚不明确的93例DD/MR患儿为研究对象，对患儿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WES）和拷贝数变异（CNV）检测，分析与患儿临床表现相关的致病性基因突变位点和CNV特点，分析基因突变检出情况。

93例患儿临床表现包括运动发育落后、智力低下或全面性发育落后，发育水平落后于正常发育里程碑。共检出遗传变异74例，检出率为79.6%，其中40例（43.0%）为致病性基因突变，13例（14.0%）为基因CNV，21例（22.6%）为突变意义未明。基因检测结果共涉及50种基因，所致疾病中SMN1基因突变引起的脊髓性肌萎缩症所占比例最高（10.0%，4/40），其次为COL6A2基因突变引起的Bethlem综合征1型（7.5%，3/40）及CSPP1基因突变所致的Joubert综合征21型（5.0%，2/40）。

致病基因突变和基因CNV可能是导致DD/MR的主要病因，SMN1、COL6A2、CSPP1为DD/MR患者常见突变基因，WES结合CNV检测对明确DD/MR的病因，特别是对诊断表型和临床表现不典型的患儿有重要意义。

儿科医生经常面临父母和教师对孩子行为问题报告不一致的情况，但既往关于父母和教师对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评估的研究较少。

调查重庆市主城区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现状，探讨父母及教师对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评估的一致性及差异。

于2018年6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在重庆市主城区幼儿园抽取学龄前儿童2 698例。儿童家长填写Conners父母用症状问卷（PSQ），教师填写Conners教师量表（TRS），比较基于PSQ和TRS的行为问题检出情况。

最终纳入问卷被有效回收的学龄前儿童2 660例（98.59%）。基于PSQ的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4.47%（385/2 660），男童高于女童〔17.91%（245/1 368）比10.84%（140/1 292），P<0.001〕；基于TRS的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4.44%（118/2 660），男童亦高于女童〔6.29%（86/1 368）比2.48%（32/1 292），P<0.001〕。PSQ中，男童在学习问题、心身问题、多动指数上的检出率高于女童（P<0.05）；TRS中，男童在品行问题、多动指数上的检出率高于女童（P<0.05）。PSQ中，男童在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冲动-多动问题、多动指数4个因子上的得分高于女童（P<0.05）；TRS中，男童在品行问题、多动问题、注意力不集中-被动问题、多动指数4个因子上的得分高于女童（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男童中，TRS中品行问题、注意力不集中-被动问题、多动指数得分与PSQ中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冲动-多动问题、多动指数得分呈正相关，TRS中多动问题得分与PSQ中品行问题、冲动-多动问题、多动指数得分呈正相关（r_s值为0.056~0.113，P<0.05），TRS中多动问题得分与PSQ中焦虑问题得分呈负相关（r_s=-0.059，P<0.05）；在女童中，TRS中各因子得分与PSQ中各因子得分无相关关系（P>0.05）。

家长反映的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较教师高，家长及教师对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评估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品行问题、多动方面的评估一致性较好。

功能性便秘（FC）在儿童中的患病率较高，影响因素复杂，对患儿健康危害较大。目前，国内外关于FC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而针对我国城市儿童FC的研究相对较少。

探讨城市社区儿童的FC患病率及影响因素，为建立社区儿童FC数据库并在社区开展儿童FC规范化、多学科、连续性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于2021年4—7月，以北京市月坛社区为调查现场，从"北京市妇幼保健二期信息系统"中调取辖区内登记在册的6~48月龄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问卷对纳入儿童的主要监护人进行调查，内容包括：根据2016年颁布的儿童功能性胃肠病罗马Ⅳ标准FC部分编制的排便习惯相关问题，以及过敏史、家族史、分娩方式、出生6个月内喂养方式、食欲、饮食习惯、饮水量、体育活动频率、家庭育儿方式等FC的可能影响因素。共发放问卷1 458份，回收有效问卷1 26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6.69%。

6~48月龄儿童的FC患病率为9.89%（125/1 264），6~12、13~36、37~48月龄儿童的FC患病率分别为10.39%（16/154）、8.75%（69/789）、12.46%（40/321），不同月龄儿童的FC患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过敏史、出生6个月内喂养方式是6~12月龄儿童患FC的影响因素（P<0.05），过敏史、出生6个月内喂养方式、家庭育儿方式是13~36月龄儿童患FC的影响因素（P<0.05），过敏史、家庭育儿方式是37~48月龄儿童患FC的影响因素（P<0.05）。

城市社区儿童的FC患病率较高，多种可防可控的因素和儿童FC相关，提示医务工作者要从儿童个人、家庭关系、社会环境多方面着手预防FC。

我国是幽门螺杆菌的高感染国家。幽门螺杆菌进入儿童体内后，很难被自然清除。受样本量、研究方案设计、调查地域、调查对象群体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不一。全面客观地了解、分析我国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其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系统评价我国儿童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于2021年6月，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获取有关中国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1年6月。由2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采用R 4.1.0软件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37篇文献，总样本量为40 786例，其中11 267例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为30.31%〔95%CI（25.72%，35.10%）〕；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地理区域、文献发表时间段、检测方法（下）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下降，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呈上升趋势（χ²_趋势=465.955，P<0.001）；单因素Meta回归结果显示，城市经济水平对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水平有影响（P<0.05）。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较差的居住条件〔OR（95%CI）=1.47（1.09，2.00）〕、口嚼食物喂养史〔OR（95%CI）=2.88（1.80，4.60）〕、儿童有消化道症状〔OR（95%CI）=1.56（1.01，2.43）〕、家庭成员有消化道症状〔OR（95%CI）=2.23（1.68，2.98）〕、有啃食手指/玩具的习惯〔OR（95%CI）=3.64（2.10，6.32）〕、共用洗漱用具〔OR（95%CI）=2.54（2.54，5.73）〕是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危险因素，居住地为城市〔OR（95%CI）=0.63（0.56，0.71）〕、勤洗手〔OR（95%CI）=0.36（0.18，0.69）〕是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保护因素。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呈升高趋势（χ²_趋势=416.923，P<0.001）。

我国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较高，农村和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儿童，以及个人或家庭成员卫生习惯不良的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可能性更大。应加强对此类（地区）儿童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工作，并针对相关危险因素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这将有助于儿童有效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

功能性便秘（FC）是儿童常见健康问题，也是儿童父母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就诊中咨询频率较高的问题。尽管便秘不是急症，但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进而影响儿童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

了解基层医生的儿童FC诊疗水平，为针对性提高基层医生的儿童FC诊疗与管理能力提供依据。

于2020年7月，在北京市西城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选取在日常诊疗中能接触到儿童患者的医生130例。采用本研究组自行设计的问卷对纳入医生开展调查，内容包括对≥6个月儿童FC诊断中常见症状的认知，以及对儿童FC的推荐治疗方法、推荐治疗药物、药物治疗时机及治疗持续时间等。

108例（83.1%）基层医生的问卷被有效回收，其中全科医生34例（31.5%）、儿科医生30例（27.8%）、中医科医生30例（27.8%），平均每月门诊接触儿童患者（10.1±4.4）例。对于儿童FC的诊断：当≥6个月患儿出现排便次数少、大便坚硬、排便时出血、大便失禁、排便困难、排出稠便前哭泣症状时，分别有40.7%（44/108）、39.8%（43/108）、23.1%（25/108）、9.3%（14/108）、39.8%（43/108）、23.1%（25/108）的基层医生会考虑将其诊断为FC；51.9%（56/108）的基层医生认为同时存在排便次数少、排便困难两种症状时可诊断为FC；25.0%（27/108）的基层医生认为，同时存在排便次数少、大便坚硬、排便时出血、排便困难4种症状时可诊断为FC。对于儿童FC的治疗：37.0%（40/108）的基层医生推荐将药物治疗作为儿童FC的首选治疗方法；63.0%（68/108）的基层医生推荐将非药物治疗作为首选治疗方法，其中88.2%（60/68）推荐腹部按摩，85.3%（58/68）推荐高纤维饮食，82.4%（56/68）推荐如厕训练，72.1%（49/68）推荐增加液体摄入量。75.9%（82/108）的基层医生推荐使用乳果糖治疗；27.8%（30/108）的基层医生推荐联合应用柠檬酸钠、十二烷基磺基乙酸钠、山梨糖醇的微灌肠为直肠治疗方法，64.8%（70/108）的基层医师建议在患儿排便特别困难时进行直肠给药。基层医生认为，患儿开始治疗到有阳性反应的平均时间为（4.1±2.6）d；基层医生对儿童FC的平均治疗时间为（21.2±4.3）d；88.9%（96/108）的基层医生认为，便秘平均平均治疗（46.0±9.3）d可终止；当排便频率和/或稠度恢复正常/患者不再有不适时，88.9%（96/108）的基层医生会考虑停止治疗。

尽管基层医生对儿童FC的诊断和治疗有一定认识，但总体认知水平有待提高。建议进一步提升现有基层医生对儿童FC的认知和综合管理能力，并制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儿童FC综合管理模式，以提高对儿童FC的管理水平，从而降低患病率、提升治愈率。

儿童期不良经历（ACEs）对中老年慢性病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热点，但ACEs对老年时期自评健康的影响尚不明确，尤其是以我国人群为样本的研究鲜有报道。

探索我国老年人群的自评健康状况，研究ACEs对老年时期自评健康的影响。

于2021年10月申请获取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和2018年中≥60岁受试者（n=7 579）的ACEs与自评健康数据。提取的ACEs共10种，按照事件发生数量分为高危组（≥4种）、低危组（1~3种）、零ACE组（0种），自评健康状况分为好、中、差3级。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CEs分组和ACEs种类对自评健康的影响。

7 579例研究对象中，分别有1 672例（22.06%）、4 474例（59.03%）、1 433例（18.91%）自评健康状况为好、一般、差；1 922例（25.36%）经历过≥4种ACEs（高危组），5 283例（69.71%）经历过1~3种ACEs（低危组），374例（4.93%）未经历过ACEs（零ACE组）。不同年龄、性别、居住地点、ACEs种类（父母离婚、父母暴力、父母抑郁、父母残疾、成长环境危险、童年孤独、童年饥饿、霸凌）、ACEs分组的研究对象自评健康状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低危ACEs组导致更差的自评健康等级是零ACEs组的1.358倍〔95%CI（1.110，1.663）〕，高危ACEs组导致更差的自评健康等级是零ACEs组的2.151倍〔95%CI（1.735，2.667）〕（P<0.05）。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父母离婚、父母暴力、父母抑郁、父母残疾、成长环境危险、童年孤独、童年饥饿、霸凌是导致自评健康更差的因素（P<0.05）；校正年龄、性别、居住地点因素后的统计结果保持不变。

我国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整体尚可，未来可通过对经历过父母离婚、父母暴力、父母抑郁和残疾、不安全的成长环境、童年孤独、童年饥饿、霸凌者进行干预，以改善老年期自评健康结果，促进健康老龄化。

近视是导致视觉损害的重要病因，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问题。近视在我国有着高发病率和低龄化趋势。目前临床上尚无儿童近视的逆转方法，因此规范化开展屈光不正的筛查工作，实现近视的早发现、早干预极其重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最基层的卫生健康专业机构，能够准确掌握本地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分布情况。有效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作用，对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探讨基于社区卫生服务的学龄儿童近视防控干预模式的可行性。

本研究为队列研究，收集2019年9月至2021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学生视力与屈光状态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纳入、排除标准最终纳入2019年9月、2020年9月、2021年3月、2021年9月4组数据5 558条记录。建立学生电子屈光档案，包括裸眼远视力、矫正视力、屈光状态（球镜度数、柱镜度数、轴位）、是否戴镜、角膜塑形镜佩戴情况。设立视力筛查警戒级别从低到高分别为0、1、2和3级，分别对不同年级学生视力变化情况、视力警戒级别、等效球镜度数（SE）以及同一学生不同时间视力变化情况和警戒级别演变过程进行比较，针对不同警戒级别实施相应的干预措施，分析并讨论干预结果。

不同年级学生、男生、女生裸眼远视力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00.413、47.168、53.042，P<0.05）；与低年级（1、2年级）学生相比，中高年级（3、4、5、6年级）学生裸眼远视力均降低（P<0.003）。男生和女生裸眼远视力随年级增加而降低，其中女生比男生下降更快。各年级男、女生裸眼远视力警戒级别组成类似，主要由0、1和3级组成；随着年级增加，低警戒级别（0级）人数逐渐减少，高警戒级别（3级）人数逐渐增加。不同年级学生、男生、女生SE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474.728、121.704、123.807，P<0.05）；随着年级的增加，SE愈偏向负值，且左、右眼SE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67，P<0.05），右眼SE负值化的趋势更加显著，提示右眼警戒级别更高，右眼更易趋于近视化。追踪同一学生连续3年视力变化情况，结果显示，4次视力检测的学生、女生裸眼远视力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8.727、10.221，P<0.05）；与2019年9月和2020年9月相比，2021年3月和9月学生裸眼远视力均下降（P<0.008）。在警戒级别演变过程中，警戒级别越高，恢复为低警戒级别的可能性越低，各警戒级别向更高警戒级别进展程度随级别增高而增高。

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学生视力与屈光状态现状不容乐观，学生裸眼远视力随年级增加而降低，高警戒级别人数随年级增加而增加。在社区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建立视力筛查警戒机制，推进学龄儿童近视防控的三级预防进校园，联合家-校-医三方，有望在学龄儿童近视防控中起到积极作用。

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不容乐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青少年健康问题如近视、肥胖、口腔龋齿、脊柱侧弯等的关注已经提升到国家层面。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辖区学校联合对儿童青少年长期规范化疾病筛查与管理的模式将为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工作提出新思路。

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学校联合，筛查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辖区内的九年义务教育在校学生体态及视力现状，探讨儿童青少年疾病筛查及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医校联合对儿童青少年进行疾病筛查与健康管理的做法与优势，初步建立医校联合对学生健康管理的模式。

2021年5—11月于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整群抽样潮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辖区内所有学校，包括6所小学、3所中学的225个班级共计11 318名学生，按照年级分层，对1~9年级所有在校学生进行体态检查和视力检查。

本研究纳入调查的11 318名学生中男生6 260名、女生5 058名；小学生7 979名、初中生3 339名。体态检查异常4 679名，异常率为41.34%，随年级的升高，高低肩、胸椎后凸、脊柱侧弯、O型腿、足趾外翻检出率升高，膝关节过伸、扁平足、足外翻检出率下降（P<0.05）。仅有1种类型异常体态学生3 297名（29.13%），有2种类型异常体态学生973名（8.60%），有3种类型异常体态学生341名（3.01%），有4种及以上异常体态学生68名（0.60%）。男生的胸椎后凸、脊柱侧弯、扁平足、足趾外翻检出率高于女生，膝关节过伸、X型腿、O型腿、足外翻检出率低于女生（P<0.05）。视力检查异常8 486名，异常率为74.99%；其中4 725名学生近视（41.75%），2 959名学生远视（26.14%），802名学生散光（7.09%），随着年级升高近视率提高、远视率降低（P<0.05）。

目前郑州地区的儿童青少年体态异常率约40%，近视率超过40%，随年级的升高，高低肩、胸椎后凸、脊柱侧弯、O型腿、足趾外翻检出率和近视率均升高，但缺乏有效、常态化筛查及健康管理机制，医校联合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筛查及管理有效、常态化进行，建议医校联合进一步解决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顶层设计及效果评价问题；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学校管理因素外，家庭与儿童、青少年个体的参与同样重要。

在国家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政策背景下，针对儿童的有序就医格局尚未形成，主要症结之一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儿童医疗服务能力弱化，导致儿童基层首诊未能很好落实。因此，分析儿童基层就医意愿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

调查儿童的基层就医意愿，并分析影响儿童基层就医意愿的因素，为构建健康、有序的儿童就医格局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以0~14岁儿童为研究对象，以0~14岁儿童的监护人为调查对象。于2021年3—7月，在广州市城区2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开展线下偶遇抽样调查，同时通过微信群向儿童的监护人发放电子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501份。问卷基于安德森模型设计，主要内容包括：儿童及其监护人基本情况、就医医疗机构选择及原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意愿等。采用单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和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儿童基层就医意愿的影响因素。

501例儿童家长中，愿意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者183例（36.5%）；患常见病时，首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者132例（26.3%），主要原因为距离近（83.3%，110/132）、候诊时间短（40.9%，54/132）、有儿科/全科门诊（36.4%，48/132）。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离家最近的医疗机构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者的基层就医意愿高于离家最近的医疗机构是二级或以上医疗机构者〔OR（95%CI）=1.514（1.060，2.166）〕，最近一年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4次者的基层就医意愿高于最近一年未到过基层就医者〔OR（95%CI）=0.248（0.111，0.557）〕，家长对基层医疗服务总体感到满意者的基层就医意愿高于对基层医疗服务总体感到一般、不满意者〔OR（95%CI）分别为0.348（0.236，0.515）、0.086（0.043，0.173）〕。

广州市儿童就医行为基本遵循就近原则，但儿童基层就医意愿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建议继续深化分级诊疗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加强卫生系统内部的上下联动，以加快儿童医疗资源均衡布局；通过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软件与硬件配置，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儿童服务能力，以实现患者满意度和基层就医意愿的提升。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力标准（2018年版本）》，提出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该提供56种常见病种的诊疗服务，但并没有明确社区儿童常见病病种，一定程度影响社区儿童健康服务能力评价和建设。

调查分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常见儿童疾病病种及其特点，为进一步加强社区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2020年4月，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全国11个不同级别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样本单位。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内容涵盖调查对象基本情况、适宜在社区诊疗的常见儿童疾病病种及其排序。问卷由样本机构儿童健康服务人员自愿匿名在线填写，共成功调查3 090例儿童健康服务人员。调查对象将儿童相关疾病常见程度从高到低排序，选出前5种常见儿童疾病分别赋分1~5分，即排序第1的病种赋5分，排序第5的病种赋1分，未被选中的病种赋0分，计算各种疾病总得分，并按照总得分进行排序。

社区儿童常见疾病病种前5位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腹泻、支气管炎、肺炎和湿疹；排序前10位的社区常见儿童疾病中，呼吸系统疾病占3种，五官和皮肤科疾病3种，传染病2种，消化系统和生长发育相关疾病各1种。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城市和不同岗位下排序前5位常见儿童疾病一致，但排序不同，第6~10位病种及其顺序均存在差异。

目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常见儿童疾病病种覆盖面较广。社区常见儿童疾病病种存在地区、城市和岗位差异性。社区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建设要以提高社区常见儿童疾病诊疗服务能力为导向，并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城市和岗位的病种差异性。

社区全科医生作为儿童基本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其接诊能力直接反映基层儿科诊疗水平。我国儿童医疗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且基层儿科医疗服务能力不足，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现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了解北京市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现况，分析制约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的主要因素，以期为儿童疾病分级诊疗的开展提供参考。

于2021年6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参与"北京市密云区医共体建设暨全科医生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项目"的全科医生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半结构化焦点小组访谈，了解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现况及相关影响因素。应用NVivo 12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归类，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并提炼访谈主题。

共纳入19例访谈对象。其中男5例；年龄24~51岁，平均年龄（33.2±7.6）岁；18例学历为本科；9例职称为主治医师；1例参加过"5+3"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8例参加过"3+2"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8例参加过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年限为1~18年，平均年限（6.3±4.8）年。基于访谈资料，共提炼出4个主题：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的数量和病种均较少，且接诊的儿童以3岁以上为主；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的自信心普遍不高；制约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的因素（家长对全科医生的信任度低、全科医生诊疗能力不足、儿童疾病诊疗风险高、护士执行能力不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缺乏儿童用药和实验室检查设备、尚无明确的儿童转诊制度）；促进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的方法（儿科专家社区出诊、增加针对儿童的药品及实验室检查设备配备）。

北京市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基层接诊儿童现况堪忧。加强对郊区全科医生的儿童疾病诊治能力培养，加强全科与儿科间的协同合作，对健全儿童疾病分级诊疗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与个体健康息息相关，低出生体质量是早期新生儿死亡的高危因素，而巨大儿的发生不仅可增加母婴产时并发症发生风险，还可增加个体成年后罹患各种慢性病的风险。因此，寻找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影响因素十分重要。

探讨孕妇肠道菌群对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影响。

以2017年1—9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出生的516例新生儿及其孕母为研究对象，根据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将其分为低出生体质量儿组（LW组，n=24）、正常体质量儿组（NW组，n=479）、巨大儿组（OW组，n=13）。采集孕母的肠道菌群参数及临床实验室检测指标，采用QIIME软件进行孕期肠道菌群组成分析和多样性分析；采用LEfSe分析，分别对三组孕妇肠道菌群属水平上的相对丰度进行两两比较，识别组间具有明显差异的菌群；通过线性模型MaAsLin进行多元分析，以捕获各实验室检测指标与微生物属之间的相关性；通过Boruta随机森林分类器模型分别基于实验室检测指标和肠道菌群分类操作单元（OTUs）构建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分类预测模型，探究孕妇肠道菌群对新生儿体质量的影响。

三组孕母的肠道菌群组成分析发现，门水平中厚壁菌门（Firmicutes）物种丰富度最高，属水平里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明显富集，三组间门水平的香农指数和辛普森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间的LEfSe分析发现：与LW组比较，NW组链球菌（Streptococcus）和罗氏菌（Roseburia）明显富集（P<0.05），而芽孢杆菌（Bacillaceae）、萝卜属菌（Raphanus）、甲烷球形菌（Methanosphaera）、巴氏杆菌（Barnesiellaceae）、普雷沃氏菌（Paraprevotella）丰度明显降低（P<0.05）；与NW组比较，OW组属巨单胞菌（Megamonas）、属粪球菌（Coprococcus）、韦荣氏菌（Veillonellaceae）、cc-115、梭菌（Closrtidiaceae）、另枝杆菌（Alistipes）明显富集（P<0.05），而布劳特氏菌（Blautia）和伊格尔兹氏菌（Eggerthella）丰度明显降低（P<0.05）；与LW组比较，OW组Closrtidiaceae、Alistipes菌群明显富集（P<0.05），而Barnesiellaceae丰度明显降低（P<0.05）。基于实验室检测指标分类器模型、肠道菌群OTUs分类器模型，区分NW组与LW组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2、0.77，区分NW组与OW组的AUC分别为0.65、0.78。

不同出生体质量新生儿对应孕母的肠道菌群存在差异，孕母肠道菌群OTUs模型可区分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大小，孕妇肠道菌群可能是预测新生儿体质量的一个良好指标。

慢性幽门螺杆菌（H. pylori）感染是引起成年人胃黏膜癌前病变的主要原因，但其是否也可能发生在儿童中尚存在争议。

探讨中原地区因上消化道症状住院的儿童H. pylori感染情况及其胃黏膜癌前病变情况。

连续选取2018年8月至2021年7月因上消化道症状（如腹痛、腹胀、恶心、呕吐、打嗝、反酸等）于郑州大学人民医院就诊的18岁以下患儿1 015例。患儿均行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并取胃黏膜活检组织行快速尿素酶试验和组织病理学检查。回顾性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病理资料。依据H. pylori感染情况将患儿分为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比较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患儿年龄、性别、内镜检查结果，不同年龄段患儿H. pylori感染率。比较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患儿胃黏膜癌前病变发生率、胃黏膜活动性炎症发生率、胃黏膜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胃黏膜淋巴细胞浸润程度。比较感染组与未感染组不同年龄段患儿胃黏膜活动性炎症发生率、胃黏膜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胃黏膜淋巴细胞浸润程度。

1 015例患儿中，感染H. pylori 854例（84.14%，即感染组），未感染H. pylori 161例（15.86%，即未感染组）。感染组患儿年龄大于未感染组，浅表性胃炎发生率低于未感染组，疣状胃炎发生率高于未感染组（P<0.05）。1 015例患儿中1~4岁54例，5~8岁199例，9~12岁435例，13~18岁327例。5~8、9~12、13~18岁患儿H. pylori感染率高于1~4岁患儿（P<0.05）；9~12、13~18岁患儿H. pylori感染率高于5~8岁患儿（P<0.05）。感染组患儿中经胃黏膜病理结果证实的癌前病变发生率为4.33%（37/854），其中包括17例胃黏膜萎缩、11例肠上皮化生和9例不典型增生。感染组患儿胃黏膜癌前病变发生率高于未感染组〔0.62%（1/161）〕（χ²=5.178，P<0.05）。感染组患儿胃黏膜活动性炎症发生率、胃黏膜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胃黏膜淋巴细胞浸润程度均高于未感染组（P<0.05）。5~8、9~12、13~18岁：感染组患儿胃黏膜活动性炎症发生率、胃黏膜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高于未感染组（P<0.05）；9~12、13~18岁：感染组患儿胃黏膜淋巴细胞浸润程度高于未感染组（P<0.05）。

在中原地区，H. pylori感染患儿胃黏膜癌前病变的发生率为4.33%，胃黏膜癌前病变包括胃黏膜萎缩、肠上皮化生和不典型增生。

目前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患儿复发比例较高，而相关研究较少，大部分医务人员对其认识不足。

对复发和非复发的抗NMDAR脑炎患儿进行对比研究，以提高临床医生对抗NMDAR脑炎及其复发相关因素的认识，进而为抗NMDAR脑炎患儿的个性化治疗及降低复发率提供依据。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诊断为抗NDMAR脑炎的54例住院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患儿复发情况分为非复发组和复发组。分析抗NDMAR脑炎患儿临床特征，包括性别和年龄分布、发病时间、临床症状及体征、脑脊液常规检查情况、影像学检查情况、脑电图检查情况、免疫学检查情况、治疗及预后情况，并对两组的上述相关指标进行比较。

54例患儿男女比为1.16∶1，学龄期组（≥7岁）占比较高为51.8%；发病时间以夏季（6—8月）占比较高（33.3%）；临床症状表现多样，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为癫痫发作，占61.1%；38例（70.4%）患儿出现脑脊液常规检查结果异常，主要表现为脑脊液白细胞升高和蛋白轻度升高；25例（46.3%）患儿颅脑磁共振成像（MRI）检查显示异常，异常信号最常见于额叶，其次为基底核及丘脑；6例（11.1%）给予免疫球蛋白治疗≥2轮，5例（9.3%）给予激素冲击治疗≥2轮，7例（13.0%）给予二线免疫治疗，31例（57.4%）给予抗癫痫药治疗；26例（48.1%）达到完全缓解。两组性别和年龄分布情况、发病时间、脑脊液常规检查结果、颅脑MRI检查结果异常比例、视频脑电图检查结果、CD₈⁺T淋巴细胞、CD₄/CD₈、总B淋巴细胞、IgA、IgM、IgG比较、治疗前病程、免疫球蛋白治疗≥2轮比例、激素冲击治疗≥2轮比例、二线免疫治疗比例、应用抗癫痫药比例、出院时改良的Rankin量表评分（mRS）、完全缓解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复发组总T淋巴细胞及CD₄⁺T淋巴细胞较未复发组降低（P<0.05）。

抗NMDAR脑炎患儿的临床症状表现多样，但早期临床症状较重、入院后总T淋巴细胞及CD₄⁺T淋巴细胞明显降低、给予规范免疫治疗后不易达到完全缓解的患儿应警惕复发的风险。

肺炎支原体肺炎（MPP）可导致多种肺内外损伤，包括血栓性疾病，严重危害患儿健康，对其凝血状态的评估，常规凝血检测局限性大，血栓弹力图（TEG）可全面快速评估儿童凝血状态，但有关TEG在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病情评估中应用的相关研究较少。

探讨TEG在MPP患儿病情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选取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212例MPP患儿，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将其分为重症MPP（SMPP）组（n=52）、非SMPP组（n=160），比较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血小板计数（PLT）、常规凝血参数、TEG参数，分析TEG参数与常规凝血参数、PLT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MPP患儿病情的影响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影响因素对MPP患儿病情的预测价值。

两组患儿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非SMPP组相比，SMPP组的反应时间（R）和凝血形成时间（K）缩短，最大振幅（MA）、凝固角（α角）、凝血综合指数（CI）、纤维蛋白原（FIB）、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D-二聚体（D-D）升高（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MA与PLT、FIB呈中度正相关（P<0.001）；R与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呈弱正相关（P<0.001）；K与PLT、FIB呈弱负相关（P<0.001）；α角与PLT、FIB呈弱正相关（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I〔OR=5.698，95%CI（3.329，9.753），P<0.05〕、D-D〔OR=5.061，95%CI（1.724，14.859），P<0.05〕是MPP患儿病情的影响因素，两者联合所得的MPP病情影响因素预测模型CI+D-D为：Y=1.777CI+1.624D-D-5.264。CI、D-D、CI+D-D预测MPP病情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85〔95%CI（0.830，0.941）〕、0.716〔95%CI（0.632，0.799）〕、0.901〔95%CI（0.850，0.952）〕；最佳截断值分别为2.05、0.545、-0.65；灵敏度分别为0.750、0.615、0.769；特异度分别为0.907、0.784、0.914。

TEG对MPP患儿病情有一定预测价值，但不能取代常规凝血参数。TEG与常规凝血联合，可进一步提高对MPP患儿病情评估的准确性。

5岁以下儿童作为重症流感的高危人群，住院负担较重，但目前对其住院危险因素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探讨5岁以下甲型流感患儿住院的危险因素。

回顾性分析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急诊收治的5岁以下甲型流感患儿1 450例，收集其年龄、性别、合并慢性基础疾病、发病至首次就诊时间、发病至抗病毒治疗时间、主要临床表现及是否住院治疗等临床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甲型流感患儿住院的危险因素。

1 450例甲型流感患儿的中位年龄为2.5（1.1，3.9）岁，男童多于女童（56.5% vs 43.5%），38例（2.6%）患儿合并慢性基础疾病，155例（10.7%）患儿需住院治疗。逐步对各分析变量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月龄〔OR=5.808，95%CI（2.650，12.730），P<0.001〕、男童〔OR=1.673，95%CI（1.098，2.549），P<0.05〕、合并慢性基础疾病〔OR=17.999，95%CI（7.882，41.103），P<0.001〕、发病至首次就诊时间>48 h〔OR=4.663，95%CI（1.712，12.704），P<0.001〕、发病至抗病毒治疗时间>48 h〔OR=19.835，95%CI（9.043，43.502），P<0.001〕、存在咳嗽/咳痰〔OR=7.174，95%CI（4.222，12.191），P<0.001〕、存在意识障碍/抽搐〔OR=10.044，95%CI（6.142，16.425），P<0.001〕均为甲型流感患儿住院的独立危险因素。

男性、年龄<6月龄及合并慢性基础疾病是5岁以下甲型流感患儿住院的高危因素。存在咳嗽/咳痰，意识障碍/抽搐的患儿住院风险更高，早期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可降低住院风险。

小儿消化不良（即小儿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儿科临床常见病症，复发率较高，严重的小儿消化不良会影响儿童营养摄入，进而影响儿童身体生长发育乃至心理健康。

对肠炎宁颗粒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系统评价。

计算机检索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外文数据库：PubMed，The Cochrane Libarary，EMBase，Web of Science；检索时间从建库起至2021年5月，筛选出肠炎宁颗粒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试验组使用肠炎宁颗粒或肠炎宁颗粒联合西医常规治疗（金双歧或吗丁啉）；对照组为中成药常规治疗（小儿喜食片）或西医常规治疗（金双歧或吗丁啉），且不含肠炎宁颗粒，用药剂量、给药方式和疗程不限；主要结局指标为显效率，次要结局指标为不良反应发生率、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应用Cochrane Handbook 5.1评价标准和RevMan 5.3评价软件对最终纳入的研究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6项研究进行Meta分析，包含1 150例患儿，试验组575例，对照组575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肠炎宁颗粒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的显效率高于中成药常规治疗〔RR=1.57，95%CI（1.27，1.94），P<0.000 1〕；肠炎宁颗粒+西医常规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的显效率高于西医常规治疗〔RR=1.60，95%CI（1.13，2.26），P=0.008〕；肠炎宁颗粒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中成药常规治疗〔RR=0.18，95%CI（0.09，0.37），P<0.000 01〕；肠炎宁颗粒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单用西医常规治疗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肠炎宁颗粒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小儿消化不良临床症状消失时间短于单用西医常规治疗（P<0.05）。

基于现有数据和方法，肠炎宁颗粒单用或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可提高显效率、缩短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且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较低。但由于纳入研究质量不高，欲得到更有力的证据，还需采用大样本、设计严谨、符合国际规范的临床试验方案提高证据质量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