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上，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越来越普遍，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但是，目前对于该疾病的治疗方法较少，疗效一般，缺少统一有效的治疗方案。

探讨施罗斯疗法联合正骨推拿对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疗效。

选择2018年9月至2020年12月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40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20例。对照组施行正骨推拿，1次/周，治疗6个月；治疗组在正骨推拿的基础上联合施罗斯疗法，90 min/次，3次/周，治疗6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Cobb角、脊柱旋转角度（ATR）和临床疗效。

治疗后，治疗组Cobb角小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后Cobb角均小于同组治疗前（P<0.05）。治疗后，治疗组ATR小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后ATR均小于同组治疗前（P<0.05）。治疗后，对照组显效率为30.0%（6/20），有效率为95.0%（19/20）；治疗组显效率为85.0%（17/20），有效率为95.0%（19/20）。治疗后，治疗组显效率高于对照组（P<0.001）。

与单纯实施正骨推拿相比，施罗斯疗法联合正骨推拿能更有效地改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Cobb角和ATR，推荐在临床上联合应用。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力标准（2018年版本）》，提出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该提供56种常见病种的诊疗服务，但并没有明确社区儿童常见病病种，一定程度影响社区儿童健康服务能力评价和建设。

调查分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常见儿童疾病病种及其特点，为进一步加强社区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2020年4月，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全国11个不同级别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样本单位。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内容涵盖调查对象基本情况、适宜在社区诊疗的常见儿童疾病病种及其排序。问卷由样本机构儿童健康服务人员自愿匿名在线填写，共成功调查3 090例儿童健康服务人员。调查对象将儿童相关疾病常见程度从高到低排序，选出前5种常见儿童疾病分别赋分1~5分，即排序第1的病种赋5分，排序第5的病种赋1分，未被选中的病种赋0分，计算各种疾病总得分，并按照总得分进行排序。

社区儿童常见疾病病种前5位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腹泻、支气管炎、肺炎和湿疹；排序前10位的社区常见儿童疾病中，呼吸系统疾病占3种，五官和皮肤科疾病3种，传染病2种，消化系统和生长发育相关疾病各1种。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城市和不同岗位下排序前5位常见儿童疾病一致，但排序不同，第6~10位病种及其顺序均存在差异。

目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常见儿童疾病病种覆盖面较广。社区常见儿童疾病病种存在地区、城市和岗位差异性。社区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建设要以提高社区常见儿童疾病诊疗服务能力为导向，并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城市和岗位的病种差异性。

儿童的健康权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儿童系统管理率是反映促进儿童体格生长发育和心理行为发育的监测管理工作开展与落实情况的核心指标。儿童系统管理领域现有研究多为实证研究，多聚焦模式探索，少有研究者从整体性和历时性角度对全国层面儿童系统管理水平及其变化情况进行深入剖析。

通过分析2010—2019年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把握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水平的纵向变动与横向差异，力求为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水平的巩固与提升、促进儿童健康水平的提高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于2021年11月，以2011—2020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作为数据来源，提取2010—2019年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法，对2010—2019年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情况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

2010—2019年，我国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总体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2019年为91.9%，与2010年（81.5%）相比，增幅达12.8%；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陕西省历年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90.0%；西藏自治区历年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较低（2019年为71.9%），距离实现政策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从历年变化趋势、不同省份差异和区域角度来看：2010—2019年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均高于同期全国水平、均低于同期全国水平、围绕全国水平上下波动的省份分别占41.9%（13/31）、22.6%（7/31）、35.5%（11/31）；2010—2012年，同期省际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差异较大，2015年后，同期省际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差距逐渐缩小；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总体呈现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特点；2019年西部地区内部省际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差异仍较大。

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成效明显。在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水平的提升中，要重点关注西部地区，尤其是西藏自治区。未来，应不断提升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缩小区域间资源配置及公共卫生服务差距。通过推广先进地区的儿童系统管理经验，充分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加强社区儿童健康管理团队建设等途径，进一步提高、巩固儿童系统管理水平。

我国是幽门螺杆菌的高感染国家。幽门螺杆菌进入儿童体内后，很难被自然清除。受样本量、研究方案设计、调查地域、调查对象群体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不一。全面客观地了解、分析我国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其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系统评价我国儿童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于2021年6月，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获取有关中国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1年6月。由2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采用R 4.1.0软件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37篇文献，总样本量为40 786例，其中11 267例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为30.31%〔95%CI（25.72%，35.10%）〕；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地理区域、文献发表时间段、检测方法（下）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下降，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呈上升趋势（χ²_趋势=465.955，P<0.001）；单因素Meta回归结果显示，城市经济水平对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水平有影响（P<0.05）。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较差的居住条件〔OR（95%CI）=1.47（1.09，2.00）〕、口嚼食物喂养史〔OR（95%CI）=2.88（1.80，4.60）〕、儿童有消化道症状〔OR（95%CI）=1.56（1.01，2.43）〕、家庭成员有消化道症状〔OR（95%CI）=2.23（1.68，2.98）〕、有啃食手指/玩具的习惯〔OR（95%CI）=3.64（2.10，6.32）〕、共用洗漱用具〔OR（95%CI）=2.54（2.54，5.73）〕是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危险因素，居住地为城市〔OR（95%CI）=0.63（0.56，0.71）〕、勤洗手〔OR（95%CI）=0.36（0.18，0.69）〕是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保护因素。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呈升高趋势（χ²_趋势=416.923，P<0.001）。

我国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率较高，农村和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儿童，以及个人或家庭成员卫生习惯不良的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可能性更大。应加强对此类（地区）儿童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工作，并针对相关危险因素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这将有助于儿童有效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

目前我国对学龄前儿童的睡眠障碍研究较少，且缺乏较为有效的量表进行筛查评估。

评价儿童睡眠障碍量表（SDSC）在中国学龄前儿童中的信度和效度，为拓展SDSC的学龄前儿童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1年6—11月，通过福建省计划生育协会组织网络，采用便利抽样法，在福建省福州市、泉州市、龙岩市、三明市、南平市分别抽取城市和农村各1个社区的学龄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通过课题研究专家组多次讨论，对SDSC条目进行了修改、筛选和评价论证，形成的中文版学龄前SDSC共23个条目、6个维度，通过项目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考评量表的信效度。

共发放调查问卷402份，回收有效问卷370份，有效回收率为92.04%。据中文版学龄前SDSC总分，采用临界比值法将27%作为分割线，前27%为高分组（n=106，≥49分）、后27%为低分组（n=113，≤37分），两组各条目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文版学龄前SDSC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中文版学龄前SDSC的评定者间一致性水平为0.87，I-CVI均>0.78，Kappa值均>0.74，S-CVI/UA为0.87，S-CVI/Ave为0.98；中文版学龄前SDSC KMO=0.85，Bartlett's球形检验χ²=3 013.30，P<0.001。采用主成分法共提取出7个特征根>1的公因子，可解释总变异的65.125%；采用原量表6公因子结构可解释总变异的60.539%，各条目的因子负荷为0.34~0.85。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χ²/DF=2.66，CFI=0.84，TLI=0.81，SRMR=0.08，RMESA=0.08。

中文版学龄前SDSC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和适用性，能够全面、详细地评估学龄前儿童的睡眠障碍，有利于临床医生早期筛查评估学龄前儿童的睡眠相关问题。

无创产前筛查针对胎儿非整倍体的筛查效率明显高于传统的血清学筛查方式，本研究试图获得真实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NIPT）筛查染色体非整倍体及染色体拷贝数变异（CNVs）的阳性预测值（PPV）数据，并初步探讨孕妇对于性染色体非整倍体及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胎儿的妊娠选择。

评估应用胎儿染色体核型分析、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明确NIPT筛查提示高风险病例的临床意义。

选择2014-01-01至2018-12-31就诊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生殖遗传科，经无创产前筛查提示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高风险以及胎儿CNVs高风险而需进行产前诊断的528例孕妇为研究对象。经羊膜腔穿刺或脐静脉穿刺获取胎儿细胞，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CMA的产前诊断。对所有分娩病例在1年内进行电话随访，记录其妊娠结局。

NIPT提示528例胎儿中447例为染色体非整倍体高风险，产前诊断的PPV分别为21-三体82.86%（174/210）、18-三体51.52%（34/66）、13-三体12.50%（4/32）、性染色体非整倍体50.82%（62/122）、其他类型三体5.88%（1/17）。NIPT提示81例为CNVs高风险，CMA发现拷贝数变异28例（PPV为34.57%），CMA有明确致病意义者占24.69%（20/81）。<35岁和≥35岁孕妇经产前诊断明确结果异常的比例分别为48.51%（147/303）、70.22%（158/225），<35岁和≥35岁孕妇产前诊断结果异常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4.938，P<0.05）。62例确诊为胎儿性染色体非整倍体的孕妇中，继续妊娠率为20.97%（13/62）；CMA无明确意义8例，其中1例失访、7例选择继续妊娠（1例婴儿具体情况未告知；1例女婴，双手为六指；余5例婴儿发育正常）。

本研究获得了真实的NIPT筛查染色体非整倍体及CNVs的PPV数据和妊娠结局随访情况，为临床遗传咨询及处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无创高风险提示染色体存在可疑异常（染色体偏多/偏少/微缺失/微重复）时，建议同时行染色体核型及CMA检查，以便发现染色体倒位、平衡易位、低比例嵌合以及某些形态上的异常，提高胎儿染色体异常的检出率。

慢性幽门螺杆菌（H. pylori）感染是引起成年人胃黏膜癌前病变的主要原因，但其是否也可能发生在儿童中尚存在争议。

探讨中原地区因上消化道症状住院的儿童H. pylori感染情况及其胃黏膜癌前病变情况。

连续选取2018年8月至2021年7月因上消化道症状（如腹痛、腹胀、恶心、呕吐、打嗝、反酸等）于郑州大学人民医院就诊的18岁以下患儿1 015例。患儿均行上消化道内镜检查，并取胃黏膜活检组织行快速尿素酶试验和组织病理学检查。回顾性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病理资料。依据H. pylori感染情况将患儿分为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比较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患儿年龄、性别、内镜检查结果，不同年龄段患儿H. pylori感染率。比较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患儿胃黏膜癌前病变发生率、胃黏膜活动性炎症发生率、胃黏膜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胃黏膜淋巴细胞浸润程度。比较感染组与未感染组不同年龄段患儿胃黏膜活动性炎症发生率、胃黏膜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胃黏膜淋巴细胞浸润程度。

1 015例患儿中，感染H. pylori 854例（84.14%，即感染组），未感染H. pylori 161例（15.86%，即未感染组）。感染组患儿年龄大于未感染组，浅表性胃炎发生率低于未感染组，疣状胃炎发生率高于未感染组（P<0.05）。1 015例患儿中1~4岁54例，5~8岁199例，9~12岁435例，13~18岁327例。5~8、9~12、13~18岁患儿H. pylori感染率高于1~4岁患儿（P<0.05）；9~12、13~18岁患儿H. pylori感染率高于5~8岁患儿（P<0.05）。感染组患儿中经胃黏膜病理结果证实的癌前病变发生率为4.33%（37/854），其中包括17例胃黏膜萎缩、11例肠上皮化生和9例不典型增生。感染组患儿胃黏膜癌前病变发生率高于未感染组〔0.62%（1/161）〕（χ²=5.178，P<0.05）。感染组患儿胃黏膜活动性炎症发生率、胃黏膜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胃黏膜淋巴细胞浸润程度均高于未感染组（P<0.05）。5~8、9~12、13~18岁：感染组患儿胃黏膜活动性炎症发生率、胃黏膜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高于未感染组（P<0.05）；9~12、13~18岁：感染组患儿胃黏膜淋巴细胞浸润程度高于未感染组（P<0.05）。

在中原地区，H. pylori感染患儿胃黏膜癌前病变的发生率为4.33%，胃黏膜癌前病变包括胃黏膜萎缩、肠上皮化生和不典型增生。

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不容乐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青少年健康问题如近视、肥胖、口腔龋齿、脊柱侧弯等的关注已经提升到国家层面。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辖区学校联合对儿童青少年长期规范化疾病筛查与管理的模式将为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工作提出新思路。

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学校联合，筛查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辖区内的九年义务教育在校学生体态及视力现状，探讨儿童青少年疾病筛查及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医校联合对儿童青少年进行疾病筛查与健康管理的做法与优势，初步建立医校联合对学生健康管理的模式。

2021年5—11月于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整群抽样潮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辖区内所有学校，包括6所小学、3所中学的225个班级共计11 318名学生，按照年级分层，对1~9年级所有在校学生进行体态检查和视力检查。

本研究纳入调查的11 318名学生中男生6 260名、女生5 058名；小学生7 979名、初中生3 339名。体态检查异常4 679名，异常率为41.34%，随年级的升高，高低肩、胸椎后凸、脊柱侧弯、O型腿、足趾外翻检出率升高，膝关节过伸、扁平足、足外翻检出率下降（P<0.05）。仅有1种类型异常体态学生3 297名（29.13%），有2种类型异常体态学生973名（8.60%），有3种类型异常体态学生341名（3.01%），有4种及以上异常体态学生68名（0.60%）。男生的胸椎后凸、脊柱侧弯、扁平足、足趾外翻检出率高于女生，膝关节过伸、X型腿、O型腿、足外翻检出率低于女生（P<0.05）。视力检查异常8 486名，异常率为74.99%；其中4 725名学生近视（41.75%），2 959名学生远视（26.14%），802名学生散光（7.09%），随着年级升高近视率提高、远视率降低（P<0.05）。

目前郑州地区的儿童青少年体态异常率约40%，近视率超过40%，随年级的升高，高低肩、胸椎后凸、脊柱侧弯、O型腿、足趾外翻检出率和近视率均升高，但缺乏有效、常态化筛查及健康管理机制，医校联合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筛查及管理有效、常态化进行，建议医校联合进一步解决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顶层设计及效果评价问题；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学校管理因素外，家庭与儿童、青少年个体的参与同样重要。

脊柱侧凸是脊柱常见的畸形之一，门诊物理治疗是轻度侧凸患者最常采取的治疗方式。有效的治疗需要保证充足的治疗时间和频次，但线下医疗资源有限，还可能会受到患者时间和空间等因素的影响，远程康复则可解决时空等因素的限制，使训练更为简单方便。

探讨远程康复联合门诊治疗轻度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的疗效。

选取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就诊于天津医院康复科门诊且符合纳入标准的轻度AIS患者58例。依据AIS患者及其家长治疗意愿将其分为线上组（n=18）、结合组（n=20）及线下组（n=20）。线上组通过微信和腾讯会议APP进行远程脊柱侧凸特定物理运动疗法（PSSE）治疗，结合组采用门诊+线上方式进行特定PSSE治疗，线下组采用门诊方式进行特定PSSE治疗。比较三组患者治疗前后主弯Cobb角、冠状面平衡距离（CBD）、胸椎后凸角（TK）、腰椎前凸角（LL）、脊柱矢状轴（SVA）、躯干旋转角（ATR）、Raimondi值、骨盆投射角（PI）、骨盆倾斜角（PT）、骶骨倾斜角（SS）、顶椎双侧椎旁肌肌肉激活率（MAR）、顶椎双侧椎旁肌均方根肌电值比值（RMSR）和脊柱侧凸研究学会-22（SRS-22）量表评分的变化。

三组患者治疗后主弯Cobb角、TK、SVA、ATR、Raimondi值、SS、顶椎椎旁肌MAR、RMSR及SRS-22量表评分中自我形象评分、心理健康评分较治疗前改善（P<0.05）；结合组在改善ATR、治疗满意度方面优于线上组和线下组，在改善主弯Cobb角方面优于线上组；结合组与线下组椎旁肌MAR的改善优于线上组（P<0.05）。

远程康复联合门诊治疗的方式可以有效减缓轻度AIS弯弧的进展，改善脊柱矢状位异常、体态异常及椎体旋转，提高顶椎椎旁肌MAR并改善顶椎双侧椎旁肌平衡性，对轻度AIS患者的生活质量也有积极作用。

探索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影响因素，有利于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是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对于农村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而言，还是落实农村"健康扶贫""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

考察累积生态风险对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纵向影响，以及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中介作用。

于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对河北省石家庄市12个学校24个班级的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进行调查，第1、2、3次调查各调查累积生态风险、未来时间洞察力、健康生活方式，各回收1 135、1 102、1 053份有效问卷。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累积生态风险、未来时间洞察力、健康生活方式的相关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分析，利用Bootstrap抽样法对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中介作用进行进一步检验。

最终共纳入1 053例青少年，其中留守青少年335例（31.81%），非留守青少年718例（68.19%）。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未来时间洞察力、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分别为（2.78±1.45）、（53.40±13.80）、（150.72±24.67）分，非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未来时间洞察力、健康生活方式得分分别为（2.34±1.24）、（59.21±8.46）、（159.07±14.43）分。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累积生态风险与未来时间洞察力、健康生活方式呈负相关，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健康生活方式呈负相关（P<0.05）。强迫回归结果显示，累积生态风险对农村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均具有纵向负向预测作用（β=-0.31，P<0.01；β=-0.22，P<0.01）。累积生态风险对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纵向影响模式为急剧下降的正加速模式，累积生态风险对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纵向影响模式为较为平缓的线性模式。采用Bootstrap抽样法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未来时间洞察力在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累积生态风险对健康生活方式纵向预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P<0.01）。

累积生态风险对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均有纵向预测效应，相比之下，对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纵向预测效应更高；未来时间洞察力在累积生态风险与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间均具有中介作用。

发育迟缓（DD）/精神发育迟缓（MR）病因复杂，临床表现多样、异质性强，该类患儿的早期精准诊断十分困难，目前国内鲜有大样本分析该类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基因检测结果。

分析DD/MR患儿基因检测结果，为DD/MR患儿确定遗传学诊断、制订治疗方案和判断预后提供依据。

选取2017年9月至2021年9月于昆明市儿童医院康复科就诊的致病原因尚不明确的93例DD/MR患儿为研究对象，对患儿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WES）和拷贝数变异（CNV）检测，分析与患儿临床表现相关的致病性基因突变位点和CNV特点，分析基因突变检出情况。

93例患儿临床表现包括运动发育落后、智力低下或全面性发育落后，发育水平落后于正常发育里程碑。共检出遗传变异74例，检出率为79.6%，其中40例（43.0%）为致病性基因突变，13例（14.0%）为基因CNV，21例（22.6%）为突变意义未明。基因检测结果共涉及50种基因，所致疾病中SMN1基因突变引起的脊髓性肌萎缩症所占比例最高（10.0%，4/40），其次为COL6A2基因突变引起的Bethlem综合征1型（7.5%，3/40）及CSPP1基因突变所致的Joubert综合征21型（5.0%，2/40）。

致病基因突变和基因CNV可能是导致DD/MR的主要病因，SMN1、COL6A2、CSPP1为DD/MR患者常见突变基因，WES结合CNV检测对明确DD/MR的病因，特别是对诊断表型和临床表现不典型的患儿有重要意义。

小儿消化不良（即小儿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儿科临床常见病症，复发率较高，严重的小儿消化不良会影响儿童营养摄入，进而影响儿童身体生长发育乃至心理健康。

对肠炎宁颗粒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系统评价。

计算机检索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外文数据库：PubMed，The Cochrane Libarary，EMBase，Web of Science；检索时间从建库起至2021年5月，筛选出肠炎宁颗粒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试验组使用肠炎宁颗粒或肠炎宁颗粒联合西医常规治疗（金双歧或吗丁啉）；对照组为中成药常规治疗（小儿喜食片）或西医常规治疗（金双歧或吗丁啉），且不含肠炎宁颗粒，用药剂量、给药方式和疗程不限；主要结局指标为显效率，次要结局指标为不良反应发生率、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应用Cochrane Handbook 5.1评价标准和RevMan 5.3评价软件对最终纳入的研究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6项研究进行Meta分析，包含1 150例患儿，试验组575例，对照组575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肠炎宁颗粒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的显效率高于中成药常规治疗〔RR=1.57，95%CI（1.27，1.94），P<0.000 1〕；肠炎宁颗粒+西医常规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的显效率高于西医常规治疗〔RR=1.60，95%CI（1.13，2.26），P=0.008〕；肠炎宁颗粒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中成药常规治疗〔RR=0.18，95%CI（0.09，0.37），P<0.000 01〕；肠炎宁颗粒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小儿消化不良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单用西医常规治疗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肠炎宁颗粒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小儿消化不良临床症状消失时间短于单用西医常规治疗（P<0.05）。

基于现有数据和方法，肠炎宁颗粒单用或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可提高显效率、缩短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且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较低。但由于纳入研究质量不高，欲得到更有力的证据，还需采用大样本、设计严谨、符合国际规范的临床试验方案提高证据质量级别。

功能性便秘（FC）在儿童中的患病率较高，影响因素复杂，对患儿健康危害较大。目前，国内外关于FC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而针对我国城市儿童FC的研究相对较少。

探讨城市社区儿童的FC患病率及影响因素，为建立社区儿童FC数据库并在社区开展儿童FC规范化、多学科、连续性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于2021年4—7月，以北京市月坛社区为调查现场，从"北京市妇幼保健二期信息系统"中调取辖区内登记在册的6~48月龄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问卷对纳入儿童的主要监护人进行调查，内容包括：根据2016年颁布的儿童功能性胃肠病罗马Ⅳ标准FC部分编制的排便习惯相关问题，以及过敏史、家族史、分娩方式、出生6个月内喂养方式、食欲、饮食习惯、饮水量、体育活动频率、家庭育儿方式等FC的可能影响因素。共发放问卷1 458份，回收有效问卷1 26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6.69%。

6~48月龄儿童的FC患病率为9.89%（125/1 264），6~12、13~36、37~48月龄儿童的FC患病率分别为10.39%（16/154）、8.75%（69/789）、12.46%（40/321），不同月龄儿童的FC患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过敏史、出生6个月内喂养方式是6~12月龄儿童患FC的影响因素（P<0.05），过敏史、出生6个月内喂养方式、家庭育儿方式是13~36月龄儿童患FC的影响因素（P<0.05），过敏史、家庭育儿方式是37~48月龄儿童患FC的影响因素（P<0.05）。

城市社区儿童的FC患病率较高，多种可防可控的因素和儿童FC相关，提示医务工作者要从儿童个人、家庭关系、社会环境多方面着手预防FC。

儿童期不良经历（ACEs）对中老年慢性病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热点，但ACEs对老年时期自评健康的影响尚不明确，尤其是以我国人群为样本的研究鲜有报道。

探索我国老年人群的自评健康状况，研究ACEs对老年时期自评健康的影响。

于2021年10月申请获取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和2018年中≥60岁受试者（n=7 579）的ACEs与自评健康数据。提取的ACEs共10种，按照事件发生数量分为高危组（≥4种）、低危组（1~3种）、零ACE组（0种），自评健康状况分为好、中、差3级。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CEs分组和ACEs种类对自评健康的影响。

7 579例研究对象中，分别有1 672例（22.06%）、4 474例（59.03%）、1 433例（18.91%）自评健康状况为好、一般、差；1 922例（25.36%）经历过≥4种ACEs（高危组），5 283例（69.71%）经历过1~3种ACEs（低危组），374例（4.93%）未经历过ACEs（零ACE组）。不同年龄、性别、居住地点、ACEs种类（父母离婚、父母暴力、父母抑郁、父母残疾、成长环境危险、童年孤独、童年饥饿、霸凌）、ACEs分组的研究对象自评健康状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低危ACEs组导致更差的自评健康等级是零ACEs组的1.358倍〔95%CI（1.110，1.663）〕，高危ACEs组导致更差的自评健康等级是零ACEs组的2.151倍〔95%CI（1.735，2.667）〕（P<0.05）。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父母离婚、父母暴力、父母抑郁、父母残疾、成长环境危险、童年孤独、童年饥饿、霸凌是导致自评健康更差的因素（P<0.05）；校正年龄、性别、居住地点因素后的统计结果保持不变。

我国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整体尚可，未来可通过对经历过父母离婚、父母暴力、父母抑郁和残疾、不安全的成长环境、童年孤独、童年饥饿、霸凌者进行干预，以改善老年期自评健康结果，促进健康老龄化。

目前大部分国家和组织发布的儿科高血压指南对高血压的定义基于健康儿童青少年血压序列的第95百分位（P₉₅）的血压值。然而，大量数据显示正常高值血压发展为高血压的风险更高且会造成和高血压类似的靶器官损害。本综述对不同国家和组织关于儿童青少年血压的分类方法、儿童青少年正常高值血压和高血压的患病率、正常高值血压向高血压的进展比例及正常高值血压造成的靶器官损害进行阐述，强调儿科医生未来应加强对儿童青少年正常高值血压和高血压定义的关注。

儿童肺炎给全球带来严重的疾病负担，接种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是预防肺炎链球菌性疾病最直接有效的预防措施，而目前关于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PCV13）在儿童中的覆盖情况较为缺乏。

对江苏省2017—2022年出生儿童PCV13接种情况进行分析，以发现不同情况下覆盖水平的差异及原因分析，为后续提高PCV13接种率提供参考。

通过江苏省预防接种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收集2017—2022年江苏省出生儿童的基本信息以及接种PCV13信息（截至2023-12-31），包括出生日期、性别、户籍属性、接种日期、接种剂次等基本信息，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

2017—2022年江苏省接种信息系统共登记出生儿童4 537 123名，其中784 220名儿童共接种2 406 974剂次PCV13，接种率为17.28%。在江苏省进行首剂接种的有697 698名，首剂接种年龄<2月龄82 503名（11.83%）、2~6月龄511 273名（73.28%）、7~11月龄26 106名（3.74%）、12~24月龄38 530名（5.52%）、2~5岁39 286名（5.63%）。常住儿童1、2、3、4剂次接种率（16.11%、14.71%、13.43%、11.50%）高于流动儿童（13.87%、12.70%、11.42%、9.52%）（P<0.05）。地区分布上，各剂次接种率从高到低依次是苏南、苏中、苏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上，男童与女童第1剂次、第2剂次接种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男童第3剂次、第4剂次接种率均低于女童（P<0.05）。2017—2022年出生儿童中，第1、2、3、4剂次接种率随着出生年份逐年增高（P<0.05）。不同户籍、性别、出生年份以及地区儿童PCV13首剂接种均以2~6月龄儿童占比最高，不同户籍、性别、出生年份、地区儿童PCV13首剂接种年龄分布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江苏省儿童PCV13接种率为17.28%，处于较低水平，首剂接种年龄以2~6月龄占比最高，各剂次接种率随着出生年份逐年增高，为提高PCV13在目标人群中的覆盖水平，建议将PCV13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在国家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政策背景下，针对儿童的有序就医格局尚未形成，主要症结之一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儿童医疗服务能力弱化，导致儿童基层首诊未能很好落实。因此，分析儿童基层就医意愿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

调查儿童的基层就医意愿，并分析影响儿童基层就医意愿的因素，为构建健康、有序的儿童就医格局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以0~14岁儿童为研究对象，以0~14岁儿童的监护人为调查对象。于2021年3—7月，在广州市城区2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开展线下偶遇抽样调查，同时通过微信群向儿童的监护人发放电子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501份。问卷基于安德森模型设计，主要内容包括：儿童及其监护人基本情况、就医医疗机构选择及原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意愿等。采用单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和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儿童基层就医意愿的影响因素。

501例儿童家长中，愿意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者183例（36.5%）；患常见病时，首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者132例（26.3%），主要原因为距离近（83.3%，110/132）、候诊时间短（40.9%，54/132）、有儿科/全科门诊（36.4%，48/132）。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离家最近的医疗机构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者的基层就医意愿高于离家最近的医疗机构是二级或以上医疗机构者〔OR（95%CI）=1.514（1.060，2.166）〕，最近一年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4次者的基层就医意愿高于最近一年未到过基层就医者〔OR（95%CI）=0.248（0.111，0.557）〕，家长对基层医疗服务总体感到满意者的基层就医意愿高于对基层医疗服务总体感到一般、不满意者〔OR（95%CI）分别为0.348（0.236，0.515）、0.086（0.043，0.173）〕。

广州市儿童就医行为基本遵循就近原则，但儿童基层就医意愿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建议继续深化分级诊疗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加强卫生系统内部的上下联动，以加快儿童医疗资源均衡布局；通过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软件与硬件配置，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儿童服务能力，以实现患者满意度和基层就医意愿的提升。

近视是导致视觉损害的重要病因，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问题。近视在我国有着高发病率和低龄化趋势。目前临床上尚无儿童近视的逆转方法，因此规范化开展屈光不正的筛查工作，实现近视的早发现、早干预极其重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最基层的卫生健康专业机构，能够准确掌握本地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分布情况。有效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作用，对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探讨基于社区卫生服务的学龄儿童近视防控干预模式的可行性。

本研究为队列研究，收集2019年9月至2021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学生视力与屈光状态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纳入、排除标准最终纳入2019年9月、2020年9月、2021年3月、2021年9月4组数据5 558条记录。建立学生电子屈光档案，包括裸眼远视力、矫正视力、屈光状态（球镜度数、柱镜度数、轴位）、是否戴镜、角膜塑形镜佩戴情况。设立视力筛查警戒级别从低到高分别为0、1、2和3级，分别对不同年级学生视力变化情况、视力警戒级别、等效球镜度数（SE）以及同一学生不同时间视力变化情况和警戒级别演变过程进行比较，针对不同警戒级别实施相应的干预措施，分析并讨论干预结果。

不同年级学生、男生、女生裸眼远视力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00.413、47.168、53.042，P<0.05）；与低年级（1、2年级）学生相比，中高年级（3、4、5、6年级）学生裸眼远视力均降低（P<0.003）。男生和女生裸眼远视力随年级增加而降低，其中女生比男生下降更快。各年级男、女生裸眼远视力警戒级别组成类似，主要由0、1和3级组成；随着年级增加，低警戒级别（0级）人数逐渐减少，高警戒级别（3级）人数逐渐增加。不同年级学生、男生、女生SE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474.728、121.704、123.807，P<0.05）；随着年级的增加，SE愈偏向负值，且左、右眼SE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67，P<0.05），右眼SE负值化的趋势更加显著，提示右眼警戒级别更高，右眼更易趋于近视化。追踪同一学生连续3年视力变化情况，结果显示，4次视力检测的学生、女生裸眼远视力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8.727、10.221，P<0.05）；与2019年9月和2020年9月相比，2021年3月和9月学生裸眼远视力均下降（P<0.008）。在警戒级别演变过程中，警戒级别越高，恢复为低警戒级别的可能性越低，各警戒级别向更高警戒级别进展程度随级别增高而增高。

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学生视力与屈光状态现状不容乐观，学生裸眼远视力随年级增加而降低，高警戒级别人数随年级增加而增加。在社区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建立视力筛查警戒机制，推进学龄儿童近视防控的三级预防进校园，联合家-校-医三方，有望在学龄儿童近视防控中起到积极作用。

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会影响患儿远期神经发育情况，目前关于NEC并发不良神经结局的危险因素的研究较少。

探讨新生儿NEC并发神经发育障碍的危险因素。

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新生儿科就诊并确诊为Ⅱ~Ⅲ期NEC的早产儿为研究对象。记录患儿的新生儿一般情况、母亲孕期合并症、新生儿期并发症。所有患儿随访至纠正年龄1岁，并采用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Ⅲ（BSID-Ⅲ）进行神经发育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将患儿分为神经发育障碍组和神经发育正常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NEC患儿并发神经发育障碍的危险因素。

本研究共纳入Ⅱ~Ⅲ期NEC患儿236例，其中死亡23例、失访13例，完成随访200例。200例患儿中神经发育障碍21例（10.5%，神经发育障碍组），神经发育正常179例（89.5%，神经发育正常组）。神经发育障碍组患儿出生体质量低于神经发育正常组，败血症、肠穿孔、短肠综合征发生率高于神经发育正常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出生体质量<1 000 g〔OR=4.603，95%CI（1.220，17.365），P=0.024〕、败血症〔OR=4.401，95%CI（1.191，16.262），P=0.026〕、肠穿孔〔OR=5.239，95%CI（1.522，18.029），P=0.009〕是NEC患儿并发神经发育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

出生体质量<1 000 g、败血症、肠穿孔是NEC患儿并发神经发育障碍的危险因素，新生儿科医生应高度重视，注意早期识别和预防，以降低NEC伤残率。

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与个体健康息息相关，低出生体质量是早期新生儿死亡的高危因素，而巨大儿的发生不仅可增加母婴产时并发症发生风险，还可增加个体成年后罹患各种慢性病的风险。因此，寻找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影响因素十分重要。

探讨孕妇肠道菌群对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影响。

以2017年1—9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出生的516例新生儿及其孕母为研究对象，根据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将其分为低出生体质量儿组（LW组，n=24）、正常体质量儿组（NW组，n=479）、巨大儿组（OW组，n=13）。采集孕母的肠道菌群参数及临床实验室检测指标，采用QIIME软件进行孕期肠道菌群组成分析和多样性分析；采用LEfSe分析，分别对三组孕妇肠道菌群属水平上的相对丰度进行两两比较，识别组间具有明显差异的菌群；通过线性模型MaAsLin进行多元分析，以捕获各实验室检测指标与微生物属之间的相关性；通过Boruta随机森林分类器模型分别基于实验室检测指标和肠道菌群分类操作单元（OTUs）构建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分类预测模型，探究孕妇肠道菌群对新生儿体质量的影响。

三组孕母的肠道菌群组成分析发现，门水平中厚壁菌门（Firmicutes）物种丰富度最高，属水平里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明显富集，三组间门水平的香农指数和辛普森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间的LEfSe分析发现：与LW组比较，NW组链球菌（Streptococcus）和罗氏菌（Roseburia）明显富集（P<0.05），而芽孢杆菌（Bacillaceae）、萝卜属菌（Raphanus）、甲烷球形菌（Methanosphaera）、巴氏杆菌（Barnesiellaceae）、普雷沃氏菌（Paraprevotella）丰度明显降低（P<0.05）；与NW组比较，OW组属巨单胞菌（Megamonas）、属粪球菌（Coprococcus）、韦荣氏菌（Veillonellaceae）、cc-115、梭菌（Closrtidiaceae）、另枝杆菌（Alistipes）明显富集（P<0.05），而布劳特氏菌（Blautia）和伊格尔兹氏菌（Eggerthella）丰度明显降低（P<0.05）；与LW组比较，OW组Closrtidiaceae、Alistipes菌群明显富集（P<0.05），而Barnesiellaceae丰度明显降低（P<0.05）。基于实验室检测指标分类器模型、肠道菌群OTUs分类器模型，区分NW组与LW组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2、0.77，区分NW组与OW组的AUC分别为0.65、0.78。

不同出生体质量新生儿对应孕母的肠道菌群存在差异，孕母肠道菌群OTUs模型可区分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大小，孕妇肠道菌群可能是预测新生儿体质量的一个良好指标。

社区全科医生作为儿童基本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其接诊能力直接反映基层儿科诊疗水平。我国儿童医疗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且基层儿科医疗服务能力不足，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现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了解北京市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现况，分析制约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的主要因素，以期为儿童疾病分级诊疗的开展提供参考。

于2021年6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参与"北京市密云区医共体建设暨全科医生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项目"的全科医生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半结构化焦点小组访谈，了解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现况及相关影响因素。应用NVivo 12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归类，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并提炼访谈主题。

共纳入19例访谈对象。其中男5例；年龄24~51岁，平均年龄（33.2±7.6）岁；18例学历为本科；9例职称为主治医师；1例参加过"5+3"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8例参加过"3+2"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8例参加过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年限为1~18年，平均年限（6.3±4.8）年。基于访谈资料，共提炼出4个主题：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的数量和病种均较少，且接诊的儿童以3岁以上为主；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的自信心普遍不高；制约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的因素（家长对全科医生的信任度低、全科医生诊疗能力不足、儿童疾病诊疗风险高、护士执行能力不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缺乏儿童用药和实验室检查设备、尚无明确的儿童转诊制度）；促进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的方法（儿科专家社区出诊、增加针对儿童的药品及实验室检查设备配备）。

北京市郊区全科医生接诊儿童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基层接诊儿童现况堪忧。加强对郊区全科医生的儿童疾病诊治能力培养，加强全科与儿科间的协同合作，对健全儿童疾病分级诊疗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是近年来评估急危重症预后的新指标。目前AST/ALT仅报道可用于评估成人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LH）的预后，而儿童HLH尚未见相关研究。

探讨HLH患儿AST/ALT与临床特征的关系及预后意义，为临床早期识别并诊断儿童HLH提供理论依据。

选取2013年1月—2022年5月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确诊为HLH的128例住院患儿为研究对象，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儿的基线资料。将患儿按AST/ALT三分位数分为3组：T1组（AST/ALT≤1.57，n=43），T2组（1.57<AST/ALT<3.22，n=42），T3组（AST/ALT≥3.22，n=43）。采取门诊复查和电话随访形式对患儿进行随访。随访开始时间为患儿出院时间，每6个月随访1次，随访截至2022-06-01，终止事件为患儿死亡或失访。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AST/ALT与实验室检查结果的相关性。绘制实验室指标预测HLH患儿死亡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并计算最佳截断值。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分析不同AST/ALT分组对患者总生存期的影响，并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探讨HLH患儿死亡的影响因素。

3组患儿性别、进入儿童重症监护室（PICU）情况、治疗方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组患儿呼吸衰竭、休克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3组患儿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同工酶、血清铁蛋白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高于T1、T2组，白蛋白、纤维蛋白原水平低于T1、T2组（P<0.05）；T2、T3组Na⁺水平低于T1组，C反应蛋白水平高于T1组（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AST/ALT与中性粒细胞绝对值（r_s=0.182，P=0.040）、C反应蛋白（r_s=0.419，P<0.001）、总胆红素（r_s=0.182，P=0.040）、肌酸激酶同工酶（r_s=0.310，P<0.001）、乳酸脱氢酶（r_s=0.474，P<0.001）、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r_s=0.316，P<0.001）、血清铁蛋白（r_s=0.311，P<0.001）呈正相关，与白蛋白（r_s=-0.352，P<0.001）、纤维蛋白原（r_s=-0.179，P=0.043）、Ca²⁺（r_s=-0.259，P=0.003）、Na⁺（r_s=-0.244，P=0.006）呈负相关。ROC曲线结果显示，C反应蛋白、乳酸脱氢酶、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血清铁蛋白、纤维蛋白原预测患儿死亡的AUC分别为0.560〔95%CI（0.451，0.669）〕、0.666〔95%CI（0.560，0.772）〕、0.605〔95%CI（0.499，0.710）〕、0.724〔95%CI（0.626，0.822）〕、0.648〔95%CI（0.551，0.745）〕、0.715〔95%CI（0.624，0.807）〕，最佳截断值分别为82.08 mg/L、40.5 U/L、927.5 U/L、53.95 s、1 897 μg/L、1.45 g/L。随访过程中T1、T2、T3组患儿死亡率分别为14.0%（6/43）、33.3%（14/42）、44.2%（19/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518，P=0.009）。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发生休克〔HR=4.24，95%CI（2.09，8.61），P<0.001〕、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53.95 s〔HR=2.44，95%CI（1.24，4.81），P=0.010〕、血清铁蛋白≥1 897 μg/L〔HR=3.05，95%CI（1.02，9.09），P=0.046〕是HLH患儿死亡的影响因素。

HLH患儿的AST/ALT更高，其预后不良的发生率更高，且其总生存期更短，患儿预后更差，早期关注AST/ALT变化对HLH患儿预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全球青少年妊娠率居高不下，造成较多不良后果，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迫切需要对青少年初产妇的妊娠特点、不良妊娠结局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青少年初产妇和其他年龄段初产妇妊娠结局差异及相关影响因素。

分析2019—2020年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产科<35岁的分娩孕周≥28周的12 222例初产妇及胎儿的妊娠结局，其中年龄≤19岁210例，设为青少年组；20~24岁1 729例，设为成人1组；25~34岁10 283例，设为成人2组。记录初产妇的一般情况、妊娠并发症、合并症、分娩情况及胎儿不良妊娠结局。分析年龄、婚姻、学历、居住地、经济状况、孕次、体质指数（BMI）对母婴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

青少年组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无固定收入所占比例均高于成人1组和成人2组，产检次数少于成人1组和成人2组（P<0.05）。青少年组胎盘早剥、贫血、阴道分娩、会阴裂伤、早产、（极）低出生体质量儿、死胎发生率均高于成人1组和成人2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24岁、未婚、BMI<18.5 kg/m²是初产妇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保护因素（P<0.05）；孕次≥3次、BMI≥28.0 kg/m²是初产妇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24岁、未婚、无固定收入、BMI≥28.0 kg/m²是初产妇发生阴道炎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19岁、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无固定收入是初产妇发生胎盘早剥的危险因素（P<0.05）；孕次≥3次是初产妇发生前置胎盘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24岁、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无固定收入是初产妇发生贫血的危险因素（P<0.05）；BMI≥28.0 kg/m²是初产妇发生贫血的保护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24岁、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BMI<18.5 kg/m²者更愿意选择阴道分娩（P<0.05），孕次≥3次者更愿意选择剖宫产（P<0.05）；年龄≤19岁、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无固定收入、孕次≥3次、BMI<18.5 kg/m²、BMI≥28.0 kg/m²是早产儿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19岁、未婚、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无固定收入、孕次≥3次、BMI<18.5 kg/m²是（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20~24岁是胎儿窘迫发生的保护因素（P<0.05）；年龄≤19岁、未婚是死胎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24岁、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无固定收入、孕次≥3次是新生儿窒息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

青少年初产妇呈现未婚、居住在农村及无固定收入所占比例高、受教育程度低、产检次数少、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高的特点。低龄、未婚、不良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多孕次、BMI过低或过高是青少年初产妇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应根据青少年高危因素制定适宜的围生期保健方案，政府及相应青少年服务机构应给予青少年母亲适当的社会经济支持，以降低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