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界对中医药政策的研究日趋活跃且内涵日臻丰富，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中医药政策的某一特定领域，缺乏全方位的综合性研究。本文系统检索了2011—2023年我国中医药相关政策和期刊文献，结合中医药综合统计制度数据，基于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六位一体"发展模型，对"十二五"至"十四五"期间中医药政策和发展现状进行多维度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尚存在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不足、中医药保健网络不健全、教育模式不完善、科研力量薄弱等问题。基于此，提出筑牢中医医疗体系，强化"治未病"保健，加强科研力量建设，融合创新教育模式，加强中医药产业监管，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和健康教育等发展策略。

已完成5年本科教育和3年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规培）的农村订单定向全科医生（简称"5+3"定向全科医生）是农村基层高层次卫生人才的重要来源。我国基层全科医生岗位吸引力仍需提高，有必要针对我国"5+3"定向全科医生使用和激励相关政策进展进行分析。

了解"5+3"定向全科医生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简称定向单位）使用和激励政策进展与实践。

2024年8月，梳理2010年至今我国"5+3"定向全科医生使用与激励相关政策、各地典型做法；采用聚敛式混合方法设计，对中西部地区8个省9个县（市）"5+3"定向全科医生、定向单位院长和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

2018年以前我国"5+3"定向全科医生使用与激励政策主要为导向性表述，2018年以后相关政策要求更加具体，主要聚焦在提高薪酬水平、聘用与编制、职业发展和履约管理等。现场调查数据显示：2010—2015年调研县（市）共培养"5+3"定向全科医生209名，履约率为90.0%（188/209），其中2010~2012级履约率为84.0%（63/75），2013~2015级履约率为93.3%（125/134）；工作前履约率为91.4%（191/209），工作后履约率为98.4%（188/191）；服务期满全科医生共有63名，61.9%（39/63）的服务期满后续约。被调查的142名在岗"5+3"定向全科医生规培期间年均税后工资为5.4万元，在定向单位年均税后工资为5.7万元，14.1%（20/142）的全科医生期满后愿意续约。

"5+3"定向全科医生履约率逐年增高，实际续约率向好但续约意愿较低。存在全科医生培养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际需求有差距、定向单位的工作条件与职业发展受限等问题。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从基层实际需求出发，统筹安排"5+3"定向全科医生培养，全面落实薪酬、职称晋升等相关激励政策，研究制订服务期满后续约方案。

社区健康管理服务作为预防疾病、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方式，逐渐被各级政府部门重视，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但由于政策主体、类型多样，该领域政策的创新扩散路径和特点尚不清楚，缺乏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基于创新扩散理论的视角与方法探索我国社区健康管理服务政策扩散的过程与特点，为社区健康管理政策制定及推广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1年6—9月，在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官方网站、"北大法宝"等权威数据库中检索1997年1月至2021年7月发布的涉及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的政策文件。采用政策参照网络分析法和关键词时序分析法，从政策扩散强度、广度、速度、方向4个维度对社区健康管理服务政策扩散过程和特点进行量化分析。

共纳入政策文件1 540件，包括中央政策159件、地方政策1 381件。将目前国内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的发展划分为萌芽期（1997—2004年）、形成期（2005—2008年）、转折期（2009—2012年）、初步发展期（2013—2015年）、创新开拓期（2016—2021年）共5个阶段。社区健康管理服务政策中扩散强度和广度较大的政策发布机构基本为行政级别较高的中央机构，且政策类型主要以规划、意见、法律为主，扩散强度排在前10位政策的绝对扩散广度均超过30，扩散广度排在前10位政策的绝对扩散广度均超过20。大部分政策的扩散速度随时间呈现先增长后减缓的变化趋势。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在政策发布机构间的扩散方向主要呈现同级平行扩散和中央向地方自上而下的扩散特点。

通过政策扩散研究系统、全面地了解了我国社区健康管理服务政策扩散的过程和特点，并得出我国社区健康管理服务政策发展主要经历五大阶段，其政策扩散过程受发布机构行政级别、政策类型等自身属性影响，具有多重路径特点，存在学习和模仿等多种机制，在时间上呈"先骤增、后减缓"变化等结论。

我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基础就医需求较高，但不合理的就医行为可能会造成卫生资源的浪费，相关政策的出台旨在增进就医保障、合理引导患者就医。当前学界对于政策因素与就医行为的研究鲜少涉及精神卫生政策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医行为的关联。

分析政策因素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医行为的影响，了解在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和精神卫生政策引导下精神分裂症群体的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和利用效果，为政策完善提供实证参考。

于2019年11月以重庆市某区2018年三级精神病防治网络体系数据为基础，结合重庆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信息平台匹配该区患者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数据，最终获得关键数据有效的精神分裂症样本2 314例。以患者是否发生就医行为及就医时选择的医疗机构为被解释变量，以患者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情况（包括城乡居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情况、门诊特殊病种报销办理情况）和精神卫生政策覆盖情况（包括社区康复服务、监护人补助、残联补助、"686"项目、"免费二代药"项目、精神残疾证）为关键解释变量，以患者的人口学特征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纳入的2 314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1 915例（82.76%）发生就医行为。1 482例发生门诊就医行为的患者中，选择到一级医疗机构就诊者252例（17.01%），二级医疗机构就诊者1 080例（72.87%），三级医疗机构就诊者150例（10.12%）；795例发生住院就医行为的患者中，选择到一级医疗机构就诊者38例（4.78%），二级医疗机构就诊者518例（65.16%），三级医疗机构就诊者239例（30.06%）。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本医疗保险类型、门诊特殊病种报销办理情况、社区康复服务参与情况、"686"项目办理情况、"免费二代药"项目办理情况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就医的影响因素（P<0.05）；基本医疗保险类型、门诊特殊病种报销办理情况、社区康复服务参与情况、"免费二代药"项目参与情况、精神残疾证办理情况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选择门诊医疗机构的影响因素（P<0.05），基本医疗保险类型、精神残疾证办理情况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选择住院医疗机构的影响因素（P<0.05）。

政策因素对于引导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存在参与度低、覆盖路径不够全面等问题。应尽快优化精神卫生政策，完善帮扶救助体系，加大宣传力度以提高政策参与度，积极引导家庭康复活动，进一步推动精神卫生服务社区化，持续健全精神卫生保障体系。

我国对慢性病防治工作日益重视，政策数量和种类呈增长趋势。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多重慢病成为公共健康领域面临的关键挑战，亟需优化相关政策。

旨在揭示慢性病政策的特征、重点领域，并识别政策改进的潜在方向。

基于政策工具、政策演进和政策主体的三维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NVivo 20.0软件对2009年1月—2024年1月发布的慢性病相关政策文件进行编码及分类分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Ucinet 6.0软件对政策主体合作网络进行分析，并使用Excel 2021进行统计分析。

对纳入的68份政策文件进行分析，识别出政策工具的使用共计279次，其中供给型工具135次，需求型工具27次，环境型工具117次。国务院办公厅涉及的政策工具参考点最多（35.48%，99/27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最少（2.87%，8/279）。社会网络分析中政策主体合作网络密度为0.63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中心度最高。对68份政策进行分析，随着政策演进，政策工具数量与种类呈上升态势，但仍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35份），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涉及较少（3份）。此外，68份政策中涉及多重慢病的政策仅10份。

政策工具使用存在结构性不均衡，政策主体间协同性有待加强，多重慢病相关政策数量有限，缺乏专项政策。为应对慢性病防治挑战，建议优化政策工具配置，强化政策主体协同作用，并推动制定多重慢病专项政策，扩大政策覆盖面，且需从单病种管理模式转向多病共管模式，全面提升慢性病综合防治能力。

公共卫生委员会是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一种新型的基层治理模式，各地正在进行公共卫生委员会治理模式的探索，以期使其成为实现基层社区纵向连接和横向联动网格化管理的关键枢纽。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法对我国各地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相关政策文件进行分析，为完善基层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提供参考。

选取目前已开展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的北京市、广东省、重庆市、山东省、安徽省、贵州省、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8个省份作为样本地区，于2022年3月在样本地区政府和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以"公共卫生委员会"为关键词进行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相关政策文件的检索。通过文献研究和政策分析构建公共卫生委员会治理体系分析框架，采用Nvivo 11 Plus质性分析软件对纳入研究的政策文本进行词频和编码分析。

最终纳入15份政策文件和2份公共卫生委员会工作指导手册。词频结果显示"卫生""公共""工作""委员会""健康"5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说明选取的政策文本符合研究主题。结合公共卫生委员会治理体系分析框架，确定出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制度保障和能力建设4个根节点和13个子节点的政策内容结构分析维度。其中，治理主体共208个参考点，治理机制共48个参考点，制度保障共57个参考点，能力建设共87个参考点。

样本地区的政策文件对4个维度的内容均有所涉及，但侧重点不同。基于本研究的框架，公共卫生委员会在目前建设基础上，仍需对委员会人员设置一定准入条件并明晰其工作权责，建立有效的协作沟通机制，完善制度保障和给予经费、技术支持等。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是推进社区卫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既往研究较少探讨社区卫生服务政策的演变逻辑和发展趋势，较难全面回答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如何产生、演变和走向等问题。

了解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发布现况、演进逻辑及未来走向，以期为推进社区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及落实分级诊疗制度提供参考。

于2019年12月—2022年3月，检索中央人民政府网、国家卫生健康委及省级相关官方网站，以及中国知网、中国社区卫生协会等平台，以获取1997年1月—2022年3月国家层面发布的社区卫生服务改革相关政策（n=98）。借助政策取向分析模式，对纳入政策进行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变迁历经了4个核心阶段：以"转型建框"为中心的初步探索阶段（1997—2002年）、以公共卫生网底为抓手的规范建设阶段（2003—2008年）、以机制改革为重点的繁荣发展阶段（2009—2016年）、以提质赋能为核心的深化变革阶段（2017—2022年）。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政策的变迁遵循着以下演变逻辑：动力机制由市场化向专业化与社会社群联动治理演变，目标取向由规模扩张向内涵质量提升转变，执行策略选择由以权威工具为主向多种工具协同转变，政策话语由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向多元化话语规则转变。

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应促进双协同治理框架和机制创新，加强专业系统间协同及其与社会社群治理体系的有效协同联动；促进以健康为核心的社区价值医疗和信任医疗，建立和完善基层特色服务能力和质量评价标准；促进政策工具的多元化运用和匹配性，适应社区卫生健康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需求。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助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建立合理有序就医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学者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定性评价，较少有学者利用工具聚焦代表性政策对各篇进行定量评价。

定量评价我国中央层面的6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政策，分析政策优劣，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和措施，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

于2022-04-30，以"家庭医生"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数据库进行全文检索，并在国务院网站进行相关内容检索，检索时限为2015-01-01至今。采用ROSTCM 6.0软件进行文本挖掘，然后以其结果为依据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央层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政策，并基于政策一致性评价（PMC）指数模型对其进行量化评价。

依据纳入与排除标准检索获得相关政策32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领域排名前5位的高频关键词为"签约服务"（274次）、"健康"（272次）、"医疗"（264次）、"家庭医生"（225次）、"签约"（180次），以其为依据共选择中央层面有代表性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政策6篇，分别标记为P1~P6。政策量化评价结果显示：依据PMC指数得分和政策等级，政策排名为P1>P3>P2>P6>P4>P5；3篇政策为优秀等级，3篇政策为可接受等级；在政策内容、政策性质、政策评价、政策领域、作用方式等方面，各维度的得分比较高。

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内容的覆盖面较为广泛，政策比较成熟。建议注重政策时效长期、中期与短期的有机结合，多角度完善激励方式，提升家庭医生职业荣誉感，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与政策作用方式。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作为推进分级诊疗的重要抓手，经历了从试点到全面实施的发展历程，是目前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核心工作。根据政策发展和社会需求，本文将关注重点放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上，解读高质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推进分级诊疗、促进医防融合、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职业化方面的政策价值，阐述高质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服务方式、服务内容、服务模式及服务保障中的作用路径，并提出当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政策配套不及时、基层人才急缺、居民获得感有待提高。

浙江省嵊州市自2022年8月起开展医疗保险门诊支付方式改革，通过实施总额预算、更新人头费测算标准、改进激励约束机制等政策逐步开展按人头付费改革，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适宜的基本医疗服务，降低基层医疗费用支出，促进医疗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

分析浙江省嵊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按人头付费政策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费用的影响机制，为完善相关支付制度提供参考。

于2022年4—7月，以"capitation""medical costs"等为英文检索词，以"按人头付费""医疗费用"等为中文检索词，检索2000-01-01—2022-07-31 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数据库中与按人头付费相关的文献，同时梳理嵊州市实行按人头付费相关的政策文件、政府报告及新闻报道等；于2022年9—12月，对嵊州市按人头付费政策制定与实施者代表进行个人访谈（n=13）。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浙江省嵊州市门诊总额预算下按人头付费改革政策对费用的影响机制进行定性分析。

将嵊州市本轮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政策绘制成因果关系图，得到5条反馈回路。结果显示：按人头总额预算政策的实行能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居民提供规范的医疗服务，促进提高基层签约率，从而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科学的人头费用标准能够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主控制医疗费用；提高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可以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完善绩效考核制度，有利于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加强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设，实现数据共享互通，能整体性地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

实施按人头付费改革配合多项政策措施，能够提高基层签约率和就诊率，拓宽医疗保险基金来源，保证医疗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改善居民健康状况，最终有利于改善慢性病的防治效果。

老年人跌倒会给社会、家庭造成沉重负担，制定有效的社区老年人跌倒干预政策是解决这一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举措。

从政策工具视角分析、比较不同国家现行社区老年人跌倒干预政策的内容构成、重点举措和实施策略。

根据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经济收入水平，选取亚洲、北美洲、欧洲的6个国家（日本、新加坡、泰国、美国、德国、俄罗斯）为样本国家，查阅其国家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相关政府部门及其直属机构，以及欧洲跌倒预防网络、美国老龄问题委员会、日本跌倒预防协会、德国健康保险协会等非政府机构官网，以"老年人，跌倒/坠落/意外伤害，预防"为关键词，检索2010年1月—2022年6月发布的全国性社区老年人跌倒干预政策文本，从需求型、供给型、环境型等政策工具维度和教育预防策略、评估策略等伤害预防策略维度进行文本分析。

24份政策文本中，政策工具维度共212个编码参考点，环境型、供给型、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占比分别为45.3%（96/212）、40.6%（86/212）和14.1%（30/212）。在高收入国家中，美国和德国应用供给型政策工具下的公共服务工具较多，占比分别为40.5%（17/42）和13.8%（8/58）；新加坡重点应用供给型政策工具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工具〔24.1%（7/29）〕。在非高收入国家中，俄罗斯、泰国应用环境型政策工具最多，应用比例分别为51.3%（20/39）和55.6%（10/18）。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公共服务被使用最多，占17.5%（37/212）；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技术标准使用最多，占10.8%（23/212）；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医保支付被使用最多，占4.7%（10/212）。此外，伤害预防策略维度共105个参考点，教育预防策略占比最高，为31.4%（33/105），工程策略占比最低，为5.7%（6/105）。高收入国家进入多部门协作政策执行阶段，非中高收入国家处于卫生部政策制定阶段。

六国侧重应用供给型政策工具下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型工具的应用重点可以概述为医保经办干预服务、财政基金筹建干预项目、价格补贴吸引服务购买；环境型工具重规划、组织、宣传及标准制定。结合六国开展干预工作的优先事项和具体措施，可充分借鉴完善公共服务、加强循证、规范技术标准、财政激励、医保经办、价格补贴等方面的先进经验，进一步优化我国社区老年人跌倒干预政策。

针对图像类医疗大数据隐私加密需求，构建一种创新的、基于编码的隐私保护分割技术框架，并从技术与政策立法协同的角度探索促进该技术落地应用的实施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适用于图像类医疗大数据的隐私保护技术框架，提出促进技术应用的政策立法协同策略，以期通过技术创新与政策支持共同推动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通过文献综述、理论分析、技术框架构建、实验验证、政策分析等方法构建创新型图像类医疗大数据隐私保护分割技术框架，提出政策立法协同策略。

成功构建创新型图像类医疗大数据隐私保护分割技术框架并通过有效性验证；针对现行法律法规在云数据处理、责任归属、技术标准及特殊数据保护等方面的不足提出了政策立法建议。

基于编码的创新型图像类医疗大数据隐私保护分割技术框架能够在保障患者隐私的前提下实现图像类医疗数据的有效共享与利用，提高数据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水平；相应政策立法协同策略的提出为图像类医疗大数据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根据医防融合工作部署，在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础上，深圳市龙华区于2022年1月在全区推行"数字化+健康管理"全-专协同服务试点，通过数字化赋能基层全科与医院专科的协同融合，以期提升慢性病患者的区域内就诊率和规范管理率。

评估数字化赋能下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协同服务模式在提升基层卫生服务机构高血压管理能力方面的政策实施效果，为政策优化与推广决策提供依据。

本研究采用准自然实验设计，以深圳市2021—2024年运营的532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研究对象，将龙华区84家机构作为试验组，其余448家未受该政策干预影响的机构作为对照组。试验组自2022年1月起实施数字化全-专协同服务模式管理高血压患者，对照组依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要求，为高血压患者提供常规健康管理服务。采用逆概率加权法，构建双重差分回归模型，分析政策实施前后试验组与对照组机构之间各项管理指标的差异，通过稳健性检验验证模型可靠性和稳定性。

数字化全-专协同政策试点实施后，相比于对照组，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后，试验组机构高血压规范管理率每季度平均上升了4.3个百分点（DID回归系数=0.043，SE=0.011，P<0.001），管理人群血压控制率每季度平均上升了11.5个百分点（DID回归系数=0.115，SE=0.012，P<0.001），在管患者向上转诊人次数每季度平均减少17.1%（P=0.038），总诊疗人次数平均增加22.1%（P=0.003）。

实施数字化全-专协同显著提升了试验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高血压规范管理水平，改善了管理人群健康结局，有效减少了在管患者向上转诊次数，同时通过政策外溢效应促进了基层就诊量，对分级诊疗的完善具有重要作用。未来可通过完善政策机制、建立标准化实施路径等措施，为数字化全-专协同服务的全面推广提供参考，助力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下简称深化医改）十五年，中央政府层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全科医生制度发展的政策，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我国全科医学在学科建设、培养培训、全科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我国设立全科教学机构的医学院校占比从2010年的21.1%提高到2019年的85.7%，提高了64.6个百分点，开设全科医学课程的医学院校占比从46.1%提高到81.1%，提高了35.0个百分点。多种途径培养的全科医生从2012年的10.98万人增加到2023年的56.18万人，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6.00%，远高于全国执业（助理）医师的增长速度（5.64%），全科医生占医生总数的比例从4.20%提高到11.75%，提高了7.55个百分点，其中2010—2024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实际招生数达到8.9万人，中西部农村地区全科医生数得到提升、学历得到优化；全科床位从2009年的30.79万张增加到2023年的48.78万张，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34%；全科门急诊人次从2009年的4.31亿人次增加到2023年的8.48亿人次，占全国门急诊总人次比例维持在13.00%左右，其中基层全科门急诊人次占基层门急诊人次比例从26.32%提升到33.07%；全科住院人次从1 127.52万人增加到1 224.79万人，占全国出院总人数比例从8.47%降低到4.07%，近2年占比有所增加（增加0.39个百分点）。与其他临床二级学科相比，全科医学依然存在着一些需要持续改进的方面，全科医生数量和质量仍然薄弱、科研能力不强，从全国层面看全科医生配置不均衡，高素质全科医生数量不足，全科医生岗位吸引力不够等，并面临老龄化和慢病化叠加带来健康需求增加的挑战。

高血压是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基层作为高血压管理与控制的重要关口，其管理能力直接影响着管理效果。现阶段我国基层高血压管理模式运作现状和共性规律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了解我国基层高血压管理现状，梳理典型经验，为我国高血压管理优化提供建议。

2021年11—12月，对我国五省市29名高血压管理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以世界卫生组织卫生体系理论为指导，从领导治理、服务提供、卫生人力、卫生筹资、药物和设备可及性以及卫生信息系统6个维度进行分析。

在领导治理层面：基层高血压管理工作的开展主要依托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并需要医疗机构与公共卫生等多部门协同管理；在服务提供层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需提供全专融合服务以满足患者个性化医疗需求；在卫生人力层面：社区全科医生是基层高血压管理工作开展的主力，应通过绩效考核按劳分配提升其工作积极性；在卫生筹资方面：高血压患者在基层就诊可获得医保报销倾斜性政策支持；在药物和设备可及性方面：基本医疗设备及高血压基本用药在基层均有配备；在卫生信息系统方面：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平台可实现签约患者健康信息共享与服务协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着对高血压患者长期随访管理的工作，可通过进一步提升基层卫生综合治理能力与基层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加强基层卫生人员能力建设，完善医保报销与支付方式制度，改善基层高血压治疗的药物和设备条件，并通过信息化建设有效赋能基层高血压管理，进一步提升基层高血压管理水平。

儿童作为特殊群体受到公众的关注，虽然近年来发布了一系列政策保障儿童用药安全，但仍存在药物适宜品种少、不合理用药等问题，亟需科学合理的儿童用药政策推动其发展。

对我国儿童用药政策文本进行量化评价，为未来的儿童用药政策的制订和完善提供参考，从而推动儿童用药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文本挖掘法对2014—2023年国家层面出台的23份儿童用药政策文件进行处理，构建儿童用药政策的政策建模一致性（PMC）指数模型，通过10个一级变量和41个二级变量对我国23项儿童用药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分析。

23项儿童用药政策的PMC指数均值为5.65，PMC凹陷指数均值为4.35，包括1项优秀级政策、17项良好级政策和5项合格级政策，无完美级政策和不良政策；23项儿童用药政策在政策工具和政策受体上得分较高，在发布机构和政策时效上得分较低。

我国儿童用药政策总体上处于良好水平，可从政策时效、发布机构和政策内容方面进一步完善。

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全面推进不足7年，仍面临着一系列发展问题，保障机制不健全是阻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发展的关键问题，亟须科学且合理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来保障工作的有效开展。

对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探究现有政策的侧重点及不足，为后续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发展和优化提供依据与参考。

于2023-01-10，检索中国政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官方网站，获取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的政策文件15份，检索时限为2015—2022年。构建政策工具-利益相关者-政策力度三维分析框架，对政策文件进行分类、编码及分析。

政策工具维度中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工具分别占30.5%（69/226）、19.0%（43/226）、50.5%（114/226），利益相关者维度中家庭医生、签约者、未签约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院（二级及以上）、政府分别占29.2%（123/422）、14.7%（62/422）、9.2%（39/422）、21.3%（90/422）、13.3%（56/422）、12.3%（52/422），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平均力度值为2.2分。政策工具-利益相关者交叉维度中，利益相关者在供给型、环境型工具中的分布情况欠佳，子工具存在缺位现象；政策工具-政策力度交叉维度中，环境型工具随着政策力度的加大受到更多使用；利益相关者-政策力度交叉维度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力度匹配分数具有较大差异，家庭医生主体分数最高（311分），未签约者主体分数最低（90分）。

政策工具角度，应合理配置政策工具，不断调整使用比重，优化内部结构，并提升利益相关者间政策工具分布的合理性；利益相关者角度，应统筹兼顾所有利益相关者，明确各自定位，着重关注未签约者需求；政策力度角度，应强化政策监督管理能力，持续提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执行力度。

为了解决儿童"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困境，我国推行了分级诊疗制度。目前国内对儿童分级诊疗相关政策分析的系统研究献见报道。

作为分级诊疗第一批试点城市，北京市和深圳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下简称社区卫生机构）儿童接诊情况差异较大，本研究通过分析两地儿童分级诊疗相关政策，探索政策对社区卫生机构接诊儿童的影响。

根据研究小组制定的分级诊疗政策研究框架（社区首诊制、双向转诊、医联体、薪酬激励、儿科培训、宣传、农村医疗可及性），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深圳市政府在线、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检索儿童分级诊疗相关政策文件。筛选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政策，比较两市纳入政策的数量与内容，分析异同点。

从6 953篇政策文件中筛选出35篇符合分级诊疗政策研究框架的政策文件，其中北京市27篇、深圳市8篇。在医联体、薪酬激励、儿科培训方面，两市都有相关政策。在差异性方面北京市在分级诊疗的宣传和农村医疗可及性方面有相关政策，深圳市在社区首诊制和双向转诊制有相关政策。

通过落实社区首诊制或加大医保支付比例差距方法促进儿童基层首诊、完善双向转诊指征、完善医联体、薪酬激励和儿科培训相关分级诊疗政策可能对改善社区卫生机构接诊儿童现况有重要意义。

门急诊服务（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院和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的门诊和急诊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决定了卫生服务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和居民健康，同时门急诊服务也是老龄化社会中持续性服务的核心组成部分。美国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门急诊服务敏感疾病（ACSCs）的概念，此后，门急诊服务敏感疾病住院（ACSH）被广泛应用于评价门急诊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近年来，有关ACSH的研究逐渐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与重视，我国的初步研究证据也显示该问题不应被忽视。本文首先介绍ACSH的概念缘起，然后对ACSH、可避免住院、不合理入院等目前学界尚在混用的概念进行辨析，并系统梳理国际上ACSH的前沿识别标准，最后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讨论ACSH这一指标的政策价值，明确识别我国ACSCs应注意的问题，并提出减少ACSH的策略建议。

为了更好地应对我国基本卫生保健服务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盖茨基金会开展紧密合作，2017—2022年在山西省、湖北省以及河南省部分农村地区开展基本卫生保健项目。项目的总目标是探索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有效模式，助力健康扶贫工作，加强中国国内经验分享，并惠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总结在以高血压和糖尿病为代表的农村重点疾病人群中开展以人为本整合型健康管理的经验。

农村基本卫生保健项目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包含了多个来源，包括医院信息系统数据、统计报表资料、基本公共卫生数据、定性访谈、患者调查、医生问卷调查、病历质量调查等，以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前后比较作为主要的评估方法。

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规范化管理率保持稳定上升，住院患者次均住院费用下降，患者健康生活行为逐渐上升、患者服药依从性有明显改善。在健康结局方面，患者高血压控制情况明显改善但患者血糖控制情况变化不明显。

项目地区重点疾病健康管理的服务理念和服务能力明显提升，相关措施已经变成政策在项目地区推广和落地，各类专家是项目推动实施的关键因素，各项措施的可持续性有待保持。

自"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经产妇为主要分娩人群，高龄、慢性合并症、产科并发症、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等问题日渐突出，给产科工作者带来新的挑战。

基于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对新生育政策下经产妇的剖宫产现状进行分析，为合理控制剖宫产率、提高产科医疗质量提供数据支持。

纳入2017—2020年在南方医科大学第十附属医院剖宫产分娩的产妇共19 170例，分为初产妇组（n=5 630）和经产妇组（n=13 540）。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产妇信息，包括年龄、孕产次、既往分娩情况、胎方位、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产妇结局及新生儿结局等，并对两组产妇的一般资料、产妇结局及新生儿结局进行比较。采用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根据产科特征（产次、胎位、胎儿数量、分娩孕周）对产妇进行分类，对比两组在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中的分布及各组占比随年度变化情况。

经产妇中剖宫产后再次妊娠的比例高达81.4%（11 026/13 540）；经产妇组的年龄、孕次、产次及年龄≥35岁、妊娠合并糖尿病比例均高于初产妇组（P<0.05）。修正版Robson分类在所有剖宫产产妇中，以R3类（妊娠≥37周单胎头位，至少有1次剖宫产史）为主（50.4%，9 668/19 170），其次为R1类（妊娠≥37周单胎头位初产，自然临产、诱导临产或临产前剖宫产）（20.8%，3 993/19 170）；经产妇中，R3类的占比最高达71.4%（9 668/13 540）。分析经产妇人群特征发现，2017—2020年，占比最高的R3类产妇从73.5%下降至67.1%，而R2类[妊娠≥37周单胎头位经产（无剖宫产史），自然临产、诱导临产或临产前剖宫产]、R8类[所有妊娠<37周单胎头位（包括有剖宫产史）]的占比均有所升高。经产妇组产后24 h出血量、输血比例高于初产妇组，而术后住院天数低于初产妇组（P<0.05）。19 170例产妇共分娩新生儿20 026名例，其中初产妇分娩6 077例，经产妇分娩13 949例；经产妇组新生儿出生体质量、1 min Apgar评分高于初产妇组新生儿，而1 min Apgar评分≤7分、转新生儿科比例低于初产妇组新生儿（P<0.05）；两组产妇剖宫产新生儿5 min Apgar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高龄和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是经产妇的突出特征。R3类的占比虽然逐年下降，但仍是剖宫产经产妇的主要人群，为降低剖宫产率，需有效控制初次分娩剖宫产，并在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推广R3类产妇经阴道试产。同时，经产妇中R2类和R8类的占比有所升高，对产科临床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