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医疗资源配置最新文章合辑
医疗卫生人员在预防和控制COVID-19大流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高感染风险和密集的工作不仅导致医疗卫生人员职业倦怠，并且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方式，大量国外研究表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导致医疗卫生人员出现膳食不合理、运动减少、睡眠障碍等情况，增加了超重和肥胖的风险。截至目前，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对中国医疗卫生人员体重及生活方式变化影响的研究较少，影响体重变化的主要生活方式因素尚不清楚。
通过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对中国医疗卫生人员超重/肥胖的影响及其危险因素，为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预防和控制超重/肥胖提供科学依据。
于2022年8月，随机抽取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家医疗卫生机构中的医疗卫生人员，采用课题组自行编写的调查问卷[Cronbach's α=0.820，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AVCR）=63.55%]，调查对象通过扫描"问卷星"平台生成的电子问卷二维码，填写并提交问卷。使用SPSS 25.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用R 4.3.0软件的"bnlearn"包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并使用Netica 6.09软件进行贝叶斯网络模型概率预测。
本研究共调查医疗卫生人员20 261名，其中女性占67.57%（13 690/20 261）；平均年龄（40.2±9.2）岁；文化程度为大专或本科的占73.28%（14 848/20 261）。2019、2022年超重/肥胖率分别为43.06%（8 726/20 261）和45.71%（9 262/20 261）。2019—2022年，12.64%（1 458/11 535）的调查对象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贝叶斯网络模型共纳入15个节点，其中，吃蔬菜水果、吃早餐频次、饮酒、饭量为调查对象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父节点，当吃蔬菜水果"有所减少"、吃早餐频次"无变化"、饮酒"无变化"且饭量"增加很多"时，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风险最高，为75.00%。当吃蔬菜水果为"增加很多"、吃早餐频次为"有所增加"、饮酒为"从不或很少"且饭量为"有所减少"时，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风险最低，为2.04%。贝叶斯网络概率预测模型发现，当调查对象熬夜及持续性压力/焦虑/抑郁情绪"有所增加"、睡眠时间及吃蔬菜水果"有所减少"、吃早餐频次"减少很多"、饮酒"无变化"且饭量"有所增加"时，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风险为26.70%，如果该研究对象吃早餐频次"增加很多"时，则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发生风险降低为14.30%。
吃蔬菜水果、吃早餐频次、饮酒以及饭量是医疗卫生人员超重/肥胖的直接预测因素，新冠疫情等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在确保医疗卫生机构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实行合理的轮休制度，提供心理支持和生活方式行为干预服务，有利于医疗卫生人员肥胖防控。
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建设是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能力的关键。
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建设现状、优势与不足，提出完善北京市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建设的对策建议。
于2022年6—9月，从《北京市卫生机构人力基本信息调查表》《北京市社区卫生工作统计资料汇编》中收集2016—2021年的公共卫生人员数量及年龄、学历、职称等信息，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北京市专业和基层公共卫生人力资源的数量、结构及配置情况。
2019—2021年，北京市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总数由15 157人增至16 048人，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员占比增长0.93个百分点，拥有高、中级职称的人员占比分别增长2.29、3.87个百分点；基层公共卫生人员总数由3 701人增至4 017人，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占比增长5.36个百分点，拥有高、中级职称的人员占比分别增长0.72、1.70个百分点。2019—2021年，每万常住人口疾控力量配比由1.68人降至1.57人，每千常住人口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卫生人员数由0.70人增至0.73人，每万人口基层公共卫生人员数由1.72人增至1.84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共卫生人力资源总量增长，人员配备缺口尚存，公共卫生机构梯队建设强化，各机构人力资源质量不均衡，公共卫生人力职称结构趋于合理。建议明确公共卫生人员配置标准，补齐公共卫生人力资源缺口；优化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公共卫生人力资源质量；完善公共卫生人力发展保障机制，吸引并留住人才。
运用离散选择实验（DCE）对卫生人员工作选择倾向性进行研究，可以为制定农村及偏远地区吸引和留用卫生人员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且有效的依据。
对DCE应用于卫生人力资源领域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和归纳，以期为将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于2022年2—4月，系统检索Web of Science、PubMed、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与DCE应用于卫生人力资源领域相关的文献。提取纳入文献的研究对象、分析模型、选择项设置及研究结果等。
最终纳入44篇文献，文献发表时间为2000—2020年。研究对象主要为在职卫生工作者、学生；纳入文献中，6篇是标签式，其余为一般式；属性数量为4~8个；水平数量以2~4个居多（88.6%，39/44）。高收入国家的研究中将全科医生团队合作、工作量作为工作属性；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中工作属性选择最多的是住房（21次），其次是设施、药物等的配备（19次）、学习/培训机会（16次）。各文献的工作属性均纳入了收入（工资）。形成的工作属性框架包含4个层面：社会层面，包括医院规模、社会支持/尊重、身份确认（编制或成为永久员工）；工作层面，包括工作地点、工作条件、工作量、工作（管理）氛围、团队合作、上级指导（针对基层卫生工作者）；职业发展层面，包括晋升年限、培训（继续教育）机会、学术和研究机会；生活层面，包括收入、住房、交通、子女教育。分析模型运用最多的是Mixed Logit Model（19次），其次是Conditional Logit Model（9次）、Generalized Multinomial Logit Model（3次）。
该领域研究结果的异质性较大，难以得出统一结论。而且DCE在卫生人力资源领域的应用仍需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相关研究十分有限，得到的证据尚需进一步研究的证实。
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是缓解农村地区基层医生匮乏、提升基层医疗卫生队伍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的重要举措。目前，完成"5+3"培养模式的农村订单定向医学毕业生（以下简称定向毕业生）逐步履约进入基层工作，其基层工作现状及服务期满后留任意愿受到高度关注。
探讨职业倦怠和工作场所患者源暴力对离职意向的影响，为稳定全科医生队伍提供政策建议。
于2021年12月—2022年2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9个省份，在各省卫生健康委科教处的协助下向定向毕业生开展电子问卷调查。定向毕业生的职业倦怠采用职业倦怠量表-服务行业版（MBI-HSS）评估，工作场所患者源暴力涉及语言暴力和躯体暴力，离职意向的测量问题为"服务期满后，您是否愿意继续服务基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定向毕业生的职业倦怠和工作场所患者源暴力对离职意向的影响。
3 615份定向毕业生的问卷被有效回收。87.77%（3 173/3 615）的定向毕业生服务期满后不愿意/不确定是否留任。17.46%（631/3 615）的定向毕业生遭受过躯体暴力，60.33%（2 181/3 615）的毕业生遭受过语言暴力。定向毕业生的职业倦怠检出率为55.82%（2 018/3 615），其中，60.80%（2 198/3 615）的定向毕业生处于中度/重度情感耗竭，去个性化和个人低成就感的占比分别为67.55%（2 442/3 615）和83.76%（3 028/3 61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职称、个人月收入等社会经济学因素后，处于职业倦怠的定向毕业生有4.92倍[95%CI（3.87~6.25）]的风险离职，1.92倍[95%CI（1.50~2.46）]的风险不确定是否留任（P<0.05）；遭受语言暴力和躯体暴力的定向毕业生分别有1.46倍[95%CI（1.12~1.91）]和0.38倍[95%CI（0.27~0.52）]的风险会在服务期满后离职（P<0.05）。
目前，定向毕业生的离职意向较高，预计服务期满后基层全科人才流失较多。职业倦怠是离职意向的核心影响因素，我国定向毕业生职业倦怠状况不容乐观，应从多个层面加强对工作的调节，缓解员工负面情绪，从而稳定全科医生队伍。
我国全科医学近年来发展迅速，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欧美发达国家间差距仍然较大，在培养全科医生方面仍不完善。德国在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建设以及全科医生培养上卓有成效，在全民医保覆盖及分级诊疗的体制下实现了居民的高健康水平以及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高患者满意度。故本研究将中国与德国在全科毕业后教育及继续教育建设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我国全科教育改革的痛难点，借鉴德国全科教育理念框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和建议。（1）针对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适当增加轮转自由度以促进学员个性化的能力完善，纳入心身医学规范课程及巴林特小组活动以改善学员的心身医学能力，尽快确立统一的社区师资遴选标准并促进社区师资统一培训发展，在改善社区带教师资水平后重审全科（含社区）轮转时间；（2）针对继续教育：将亚专长和小专长纳入全科继续教育体系中以增加全科医学的功能医学特性并促进全科医生的职业多样化发展，建立全国统一的全科医学继续教育课程平台。将来仍需要更多的实践性研究和资源投入来完善我国的全科医生培养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全科医生是居民健康和医疗费用的"守门人"，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应用型、复合型新时代全科医生人才，将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一步。本报告在《中国全科医生培养发展报告（2018）》的基础上，将2018年至今我国全科医生的队伍建设、培养教育、使用激励机制改革等情况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并提出了我国全科医生的未来展望，希望可以为我国全科医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资料。
当前我国医疗资源配置区域失衡、公平性缺失问题仍然突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探究提升我国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具体路径，为实现我国医疗资源合理且高效配置、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科学参考。
于2022年9月—2023年2月开展研究，数据源于《2021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将医疗卫生机构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床位数作为投入指标，以诊疗人次和入院人数为产出指标，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我国2020年31个省份医疗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度；以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为结果变量，以卫生技术人员占比、每千人口床位数、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可支配收入、财政收入分权和医疗卫生财政预算支出占比为条件变量，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究内外部要素对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协同影响机制，剖析高或非高水平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组态，明确医疗资源高效率和低效率配置的多重路径。
2020年我国31个省份医疗资源配置效率整体水平较高，均值为0.852，但省际存在较大差异。组态分析结果可知，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共存在3种医疗资源高效率配置的路径。路径1：政府主导型驱动路径，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典型案例。路径2：内外协调型驱动路径，以云南省和甘肃省为代表案例。路径3：均衡型驱动路径，代表案例主要有广东省、福建省和湖北省。非高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路径也存在3条。路径1：政府制约型路径。路径2：经济-政府双重制约型路径，代表案例有黑龙江省和吉林省。路径3：内外制约型路径，典型案例有山西省和西藏自治区。
内外部各要素及要素间的协同在良性互动过程中共同影响着医疗资源配置效率水平，需优化内外部环境，并对关键资源要素进行有效整合，以形成合力，促进区域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澳大利亚28%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或偏远地区，因为地理条件问题，该类人群在卫生服务利用上面临着诸多挑战，健康状况普遍劣于沿海大都市区居民。为解决该类地区的医疗服务难题，澳大利亚卫生部自1994年起使用基于地理分级的人力资源分类系统以改进医疗服务，并定时更新地理分级系统以适应新的社会人口情况与医疗服务状况，同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卫生政策来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医疗服务。2018年起，澳大利亚卫生部开始启用新的分级标准，即改良版蒙纳士模型（MMM）。本文回顾性分析了澳大利亚的做法并认为：为更好地为我国医疗资源薄弱地区提供优质、可及的医疗服务，我国可借鉴澳大利亚的相关经验，适时推进并分阶段细化医疗服务的地理分级系统，系统化制定相应资源优化政策，并发挥现代化与高新科学技术的作用。
我国医疗资源配置长期呈"倒三角"状态，基层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多样化的医疗服务需求。基层医疗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情况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但目前对于两者协调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如何通过组合产生作用的研究较为缺乏。
明确我国基层医疗资源配置与经济协调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完善医疗资源配置、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开展研究，数据来源于《2019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9中国统计年鉴》。以全国31个省份基层医疗资源配置与经济水平的耦合协调度为结果变量，以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财政补助收入、床位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9个变量为条件变量，开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研究。
2018年，我国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61，达到（0.6，1.0]的协调发展区间；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0，处于（0.4，0.6]的过渡调和区间；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38，处于[0，0.4]的失调衰退区间。基层医疗资源配置与经济水平的协调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组态分析结果显示，存在4种条件组态可以促进两者协调发展。组态1：床位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财政补助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组态2：~床位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财政补助收入*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组态3：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财政补助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组态4：~床位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财政补助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表示"且"，~表示"非"）。又可将4种条件组态归纳为基层医疗资源配置驱动型、基层医疗资源配置与经济权衡型、经济发展驱动型3种路径。
我国基层医疗资源配置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且地区差异明显，注册护士数、地区生产总值及地方财政收入是基层医疗资源配置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且不同因素组合均可产生基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与经济水平的高度协调发展状态。因此，各地区可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及条件因素选择不同的高协调发展实现路径，以推动基层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医疗资源与经济水平的协调发展，提高我国基层医疗服务整体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