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简称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急能力得到极大历练与提升，在此背景下构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需更具针对性与实践性。

在应急管理理论基础上融合韧性理论以构建符合北京市实际情况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2022年10—11月，采用文献分析法、政策归纳法、专题小组讨论法初步构建北京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2023年3—5月，通过两轮改良德尔菲专家函询法确立北京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

两轮改良德尔菲专家函询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4.4%（17/18）、100.0%（17/17），专家权威系数为0.84。第一轮改良德尔菲专家函询结果显示，指标重要性、可操作性的协调系数分别为0.144（P<0.05）、0.190（P<0.05）；第二轮改良德尔菲专家函询结果显示，指标重要性、可操作性的协调系数分别为0.104（P<0.05）、0.155（P<0.05）。最终形成包含3个一级指标（准备能力、处置能力、评估与恢复能力）、18个二级指标、56个三级指标的北京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3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别为0.528、0.333、0.140。

本研究基于应急管理理论框架，融合韧性理念，构建了北京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使之更真实地反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能力，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工作的评估提供参考。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传染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对城市疫情防控至关重要。经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疫情防控，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传染病防控能力有所提升，但缺乏评估，未来改进的方向尚不明确。

评估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传染病防控能力在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的变化，分析其影响因素，提出改进措施建议，为进一步提升基层传染病防控能力提供科学依据。

2019—2022年，分别对北京市愿意配合调查的334、354、405、40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独立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问卷调查。采用定量打分方法，从发热筛查哨点设置情况（20分）、常见传染病病原检测能力（30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50分）3个方面测量各机构的传染病防控能力。采用线性混合模型比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2019—2022年传染病防控能力变化情况，并分析影响传染病防控能力的因素。

2019—2022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中位传染病防控能力得分分别为50（43，60）、63（43，70）、70（50，80）、70（50，80）分，不同年份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机构类别、是否设置预防保健科、是否具备P2实验室、实际在岗人数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传染病防控能力的影响因素（P<0.05）。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传染病防控能力高于独立社区卫生服务站[b（95%CI）=18.94（15.73~22.15），P<0.05]，设置预防保健科机构的传染病防控能力高于未设置的机构[b（95%CI）=6.50（4.00~9.01），P<0.05]，具备P2实验室机构的传染病防控能力高于不具备的机构[b（95%CI）=2.59（0.62~4.55），P<0.05]，实际在岗人数多的机构传染病防控能力更高[b（95%CI）=0.05（0.03~0.07），P<0.05]。

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传染病防控能力逐年提升，主要受机构类别、预防保健科设置、P2实验室设置及实际在岗人数等因素影响，建议持续投入并合理配置资源，加强人员培训，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耐多药结核病（MDR-TB）流行严重危害公众健康。中国是MDR-TB高疾病负担国家之一。

分析1992—2021年中国MDR-TB疾病负担现状和变化趋势，为制定防控策略提供参考。

从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GBD 2021）中提取1992—2021年中国、全球和不同社会人口指数（SDI）地区MDR-TB的疾病负担数据，使用Joinpoint回归模型计算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及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描述变化趋势。使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中国MDR-TB发病和死亡的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

1992—2021年中国MDR-TB标化发病率和标化死亡率由7.72/10万、2.21/10万分别降至1.49/10万、0.15/10万，下降幅度分别为80.70%、93.21%。2021年中国MDR-TB标化发病率和标化死亡率在全球和不同SDI地区中处于中下等水平，但与高SDI地区相比负担仍较重。Joinpoint分析结果显示，地区差异上看，1992—2021年中国MDR-TB标化发病率和标化死亡率的AAPC值分别为-5.51%、-9.06%，均呈下降趋势（P<0.05）。性别差异上看，女性MDR-TB标化发病率和标化死亡率（AAPC分别为-5.91%、-10.08%，P<0.05）下降速度均高于男性（AAPC分别为-5.26%、-8.51%，P<0.05），男性的疾病负担高于女性。年龄差异上看，85~89岁MDR-TB发病率下降趋势最大（AAPC=-6.04%，P<0.05），15~19岁死亡率下降趋势最大（AAPC=-9.88%，P<0.05）。APC分析结果显示，1992—2021年中国MDR-TB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净偏移值分别为-7.78%、-11.07%。年龄效应表明，发病率随年龄增长波动上升，死亡率呈现单调递增，均在85~89岁达到最大值，分别为22.10/10万和16.58/10万。时期效应表明，发病和死亡风险随着年份推移而下降，发病和死亡的风险比（RR）值由1.55、1.87分别降至0.26、0.13。队列效应表明，发病和死亡风险随出生队列后移而降低，发病和死亡率的RR值由44.01、185.33分别降至0.02、0.01。

1992—2021年中国MDR-TB的疾病负担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逐渐减缓，且与高SDI地区相比疾病负担仍较重。男性和老年人是高疾病负担群体，应加强MDR-TB健康教育知识普及和早诊早治工作。

儿童肺炎给全球带来严重的疾病负担，接种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是预防肺炎链球菌性疾病最直接有效的预防措施，而目前关于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PCV13）在儿童中的覆盖情况较为缺乏。

对江苏省2017—2022年出生儿童PCV13接种情况进行分析，以发现不同情况下覆盖水平的差异及原因分析，为后续提高PCV13接种率提供参考。

通过江苏省预防接种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收集2017—2022年江苏省出生儿童的基本信息以及接种PCV13信息（截至2023-12-31），包括出生日期、性别、户籍属性、接种日期、接种剂次等基本信息，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

2017—2022年江苏省接种信息系统共登记出生儿童4 537 123名，其中784 220名儿童共接种2 406 974剂次PCV13，接种率为17.28%。在江苏省进行首剂接种的有697 698名，首剂接种年龄<2月龄82 503名（11.83%）、2~6月龄511 273名（73.28%）、7~11月龄26 106名（3.74%）、12~24月龄38 530名（5.52%）、2~5岁39 286名（5.63%）。常住儿童1、2、3、4剂次接种率（16.11%、14.71%、13.43%、11.50%）高于流动儿童（13.87%、12.70%、11.42%、9.52%）（P<0.05）。地区分布上，各剂次接种率从高到低依次是苏南、苏中、苏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上，男童与女童第1剂次、第2剂次接种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男童第3剂次、第4剂次接种率均低于女童（P<0.05）。2017—2022年出生儿童中，第1、2、3、4剂次接种率随着出生年份逐年增高（P<0.05）。不同户籍、性别、出生年份以及地区儿童PCV13首剂接种均以2~6月龄儿童占比最高，不同户籍、性别、出生年份、地区儿童PCV13首剂接种年龄分布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江苏省儿童PCV13接种率为17.28%，处于较低水平，首剂接种年龄以2~6月龄占比最高，各剂次接种率随着出生年份逐年增高，为提高PCV13在目标人群中的覆盖水平，建议将PCV13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中国不同地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的治疗前耐药（PDR）和获得性耐药（ADR）的患病率及流行情况差异较大。这两种耐药对患者的抗病毒治疗效果具有不良影响，可能会加剧患者不良预后的发生。目前针对中国西南地区的HIV感染者PDR和ADR患病率及流行情况的研究较少。

调查在中国西南地区HIV感染者PDR和ADR的患病率及流行情况。

纳入2021-01-01—2023-06-30在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就诊并进行耐药基因检测的HIV感染者。使用HIV-1 pol序列分析HIV-1基因型和耐药性。使用斯坦福大学HIV耐药性数据库分析逆转录酶和蛋白酶Sanger序列的主要耐药性突变。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与PDR相关的风险因素。

共1 613例HIV感染者参与研究，其中824例初治，789例经治。初治患者最常见的基因型为B+C（47.0%），耐药率为18.7%（154/824），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NRTIs）为14.9%（123/824），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s）为1.7%（14/824），蛋白酶抑制剂（PIs）为2.7%（22/824），整合酶链转移抑制剂（INSTIs）为1.9%（16/824）。经治患者最常见的基因型为CRF01-AE（37.4%），耐药率为27.8%（219/789），NNRTIs、NRTIs、PIs和INSTIs的突变率分别为7.7%（61/789）、19.3%（152/789）、2.7%（21/789）和1.1%（9/78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传播途径、CD₄⁺ T细胞计数、病毒载量和确诊与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间隔时间是HIV感染者PDR的影响因素（P<0.05）。

流行于中国西南地区的HIV感染者PDR和ADR发生率较高，分别为18.7%和27.8%。PDR的影响因素包括传播途径、CD₄⁺ T细胞计数、病毒载量和确诊与ART间隔时间。因此，为了避免耐药性发生，迫切需要常规基线基因型耐药性检测和足够的病毒载量监测间隔时间。

肠道传染病是常见的传染性疾病之一，分析和预测其流行现状能够为肠道传染病的防治提供一定的参考。

了解1990—2019年中国腹泻病、伤寒与副伤寒和侵袭性非伤寒沙门菌肠道感染3种肠道传染病的发病和死亡情况，并预测2020—2030年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为肠道传染病的防控提供参考。

基于2019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库（GBD），收集1990—2019年中国腹泻病、伤寒与副伤寒和侵袭性非伤寒沙门菌肠道感染3种肠道传染病的发病和死亡数据，根据变化率（%）和年估计百分比（EAPC）分析以上3种肠道感染疾病的变化趋势。利用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预测2020—2030年中国以上3种肠道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1990—2019年腹泻病的发病率变化无统计学意义（EAPC=0.09，P>0.05），而伤寒与副伤寒和侵袭性非伤寒沙门菌肠道感染的发病率均呈下降趋势（EAPC分别为-4.0%、-0.64%，P<0.05）。1990—2019年腹泻病、伤寒与副伤寒和侵袭性非伤寒沙门菌肠道感染的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EAPC分别为-8.39%、-3.38%、-1.87%，P<0.05）。在各年龄组中，2019年≥70岁人群腹泻病的发病率在各年龄组中最高，且呈上升趋势（EAPC=0.27，P<0.05）。1990—2019年所有年龄组以上3种肠道传染病的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P<0.05）。ARIMA模型预测结果显示，2020—2030年我国腹泻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伤寒与副伤寒和侵袭性非伤寒沙门菌的发病率呈下降趋势，预计以上3种疾病的发病率分别为58 793.04/10万、5.26/10万、0.447/10万。此外，2020—2030年我国腹泻病、伤寒与副伤寒和侵袭性非伤寒沙门菌的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预计2030年以上3种疾病的死亡率分别为0.214/10万、0.039/10万、0.026/10万。

2030年我国腹泻病、伤寒与副伤寒和侵袭性非伤寒沙门菌肠道感染的死亡率呈下降趋势；除腹泻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外，其余两种疾病的发病率呈下降趋势，提示政府及相关卫生部门应当重视关注腹泻病，并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防控措施。

过负荷医院在突发重大传染病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其他情况相比，过负荷医院在突发重大传染病事件背景下的管理与运营具有特异性，管理模式的漏洞会造成严重后果，目前尚无相关研究的梳理与总结。

对突发重大传染病事件背景下过负荷医院管理的研究进行范围审查，以分析医院管理的要素及研究现状，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指导。

以Arksey和O'Malley报告的框架和原则及相关学者提供的进一步建议构建方法学框架，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相关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06-17。对纳入文献进行汇总和分析。

纳入25篇文献，均来自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中国方舱医院与定点医院的研究，过负荷医院管理的要素涵盖应急准备、人员管理、运营管理和服务管理。

对于过负荷医院管理的研究数量增加、研究领域广泛，但研究质量不佳、缺乏统一的评价指标与反馈工具。今后应提高与过负荷医院相关研究质量，制定标准化管理流程，完善评价指标的构建和落实，为临床护理实践提供更多指导。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病症（PCC）定义为在有可能或确诊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SARS-CoV-2）感染的3个月后，出现无法用其他诊断来解释的、至少持续2个月的症状。PCC是生物学因素、心理学因素及社会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患病数较多、发病机制复杂、症状多样、长期照护需求大的特点。PCC的诊断被视为排除性诊断，可划分为"非重度COVID-19多器官后遗症""肺纤维化后遗症""肌痛性脑脊髓炎或慢性疲劳综合征""体位性直立性心动过速综合征""重症监护后综合征"和"医学或临床后遗症"6种亚型，在整体性评估的基础上，可在多学科协作的模式下，通过药物、膳食、运动、心理干预、患者教育等方法进行治疗和照护。

肝细胞癌（HCC）是原发性肝癌（PLC）的主要病理分型，与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密切相关，HCC早期无明显症状，发现时多进展至中晚期阶段，有肝内、门静脉或其他部位转移，预后较差。在疾病早期对高风险人群进行定期筛查及早期诊断，对临床治疗及预后有重大意义。

探究寡糖链和甲胎蛋白（AFP）在HBV相关HCC的风险人群及患者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

纳入2022年1—11月就诊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慢性HBV感染患者165例为研究对象，其中非HCC患者123例，HCC患者42例。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年龄、性别、肝硬化情况）、实验室检查指标[总胆红素（TB）、白蛋白（ALB）、血小板计数（PLT）、AFP]，计算慢性肝病患者肝癌风险预测模型评分（aMAP评分），收集寡糖链标志物检测结果（G-Test）。将HCC患者作为HCC组（42例），非HCC患者根据aMAP评分进行分组，<50分为低风险组（40例）、50~60分为中风险组（44例）、>60分为高风险组（39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AFP、G-Test及两者联合诊断HCC的效能，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并用DeLong检验比较联合指标与单个指标AUC的差异。采用Kappa一致性检验分析AFP、G-Test与临床诊断结果的一致性。

HCC组患者AFP、G-Test高于低风险组、中风险组、高风险组，年龄、肝硬化比例高于低风险组、中风险组，ALB低于低风险组、中风险组，TB低于高风险组，PLT低于低风险组（P<0.05）；高风险组患者年龄、TB、G-Test高于低风险组、中风险组，ALB、PLT低于低风险组、中风险组，肝硬化比例高于低风险组（P<0.05）；中风险组患者的年龄、肝硬化比例高于低风险组，PLT低于低风险组（P<0.05）。AFP和G-Test诊断HCC的AUC分别为0.796（95%CI=0.706~0.886，P<0.001）、0.878（95%CI=0.813~0.943，P<0.001），两者联合诊断HCC的AUC为0.901（95%CI=0.844~0.957，P<0.001）。DeLong检验结果显示，联合诊断HCC的AUC高于AFP（Z=2.104，P=0.035）。一致性分析结果显示，AFP与临床诊断结果的一致率为84.8%（140/165），一致性中等（Kappa值=0.539，P<0.001），G-Test与临床诊断结果的一致率为89.5%（145/165），一致性较高（Kappa值=0.704，P<0.001）。G-Test诊断AFP阴性HCC的AUC为0.895（95%CI=0.839~0.952，P<0.001）。

寡糖链作为一种潜在血清生物标志物，对HBV相关HCC患者的诊断效能优于AFP，可作为AFP阴性HCC患者的补充检测标志物。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后机体将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体力不足、疲劳、心率加快等症状，当前各研究机构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后持续症状和原因没有明确的描述。

探究COVID-19恢复期疲劳发生特征与其相关症状的关联，为科学防治COVID-19提供数据参考。

于2022年12月—2023年2月在广州市、武汉市、郑州市的城镇和农村地区开展COVID-19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50份，回收问卷732份，有效回收率97.6%。732名调查对象中，男356名（48.63%），女376名（51.37%）；平均年龄（35.2±16.0）岁；感染者526名，未感染者206名。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对调查对象感染情况及临床症状进行统计，使用疲劳量表-14（FS-14）测量调查对象主观疲劳程度，并对测量结果进行差异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讨COVID-19临床特征与疲劳程度的相关性。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感染者COVID-19恢复期疲劳发生的危险因素。

发热是COVID-19最常见的症状，发生率88.97%（468/526）；发热患者平均最高体温为（38.96±1.35）℃。感染者身体疲劳、总体疲劳评分高于未感染者（P<0.05）；女性感染者身体疲劳、精神疲劳、总体疲劳评分高于男性感染者（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FS-14总体疲劳评分与最高发热体温（r=0.192，P<0.001）、发热持续时间（r=0.299，P<0.001）、体力恢复时间（r=0.358，P<0.001）呈正相关。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发热（OR=1.215，95%CI=1.029~1.434，P=0.022）、心率过快（OR=7.325，95%CI=1.671~32.114，P=0.008）、眼球痛（OR=3.298，95%CI=1.251~8.696，P=0.016）是COVID-19恢复期发生中度以上疲劳的危险因素。

COVID-19恢复期疲劳发生率高，女性疲劳程度高于男性。发热、心率过快、眼球痛可能是感染者COVID-19恢复期发生中度以上疲劳的危险因素。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对人类健康和全球经济造成重创。健康相关脆弱人群的免疫功能减退，导致疫苗的防护效果不足，并且，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重症和死亡风险更高，而目前尚缺乏足够有针对性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和治疗药物。在我国"乙类乙管"的防疫背景下，脆弱人群成为疫情防控的重点人群。因此，针对脆弱人群应该进一步优化个体免疫和防控策略，在疫苗之外，还需要补充其他预防手段，如长效中和抗体。基于此，本文将对脆弱人群的识别、免疫功能特点与预防方法进行综述，为国内健康相关脆弱人群的防治策略提供参考，期待未来可以研发出更适宜脆弱人群的预防药物，降低脆弱人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

吸入用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以下简称吸入用新冠疫苗）是我国批准的首个吸入用新冠疫苗，具有免疫原性好、无痛、可及性高的优势，已被列入WHO紧急使用清单和我国的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疫苗清单。由于民众对其了解甚少，因此该疫苗在真实世界中的应用研究值得关注。

深入了解贵阳市≥18岁抗疫一线人员接种吸入用新冠疫苗的真实感受，为该型疫苗的推广接种提供参考。

采用目的抽样法，根据加强免疫接种原则选取2022年10月在贵阳市某接种点完成紧急接种吸入用新冠疫苗的受种者作为研究对象，样本量的确定以访谈到没有新的信息出现，即访谈资料饱和为止，本研究共访谈了17位受种者。对研究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首先采用面对面访谈了解当时的接种体验，并约定接种后5~7 d进行电话访谈，运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共归纳提炼出5个主题：接种便捷、接种体验好、心理负担轻、疫苗犹豫程度低以及保护效果不确定。接种便捷包括接种流程简便省时、接种速度快、接种成本低以及不影响核酸检测；接种体验好包括接种感觉舒适、留观氛围和谐、不良反应少以及不影响日常生活；心理负担轻包括减轻了接种疫苗的紧张、焦虑情绪，更好的保持心理健康以及无创接种，消除了注射恐惧；疫苗犹豫程度低包括接种可及性高、提升疫苗的接受程度以及疫情暴发提高了民众的疫情风险感知；保护效果不确定包括不知道注射与吸入哪种接种方式的保护效果更好以及不确定吸入用新冠疫苗对变异毒株是否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吸入用新冠疫苗接种便捷且不良反应少，贵阳市≥18岁抗疫一线人员对其接受程度高，接种体验好。

老年人是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简称新冠疫苗）接种的重点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可有效降低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发展为重症、危重症患者甚至死亡的风险。目前，我国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且鲜少有研究者探讨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行为。

分析我国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率提供参考。

于2022年8月3—14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常州市武进区、郑州市中牟县、西宁市城中区和牡丹江市林口县1 323例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设问卷对其进行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老年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因素。

96.60%（1 278/1 323）的老年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91.76%（1 214/1 323）的老年人完成了新冠疫苗全程接种，79.67%（1 054/1 323）的老年人接种了新冠疫苗加强剂。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年龄为60~64岁的老年人相比，年龄≥75岁的老年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的可能性更小〔OR（95%CI）=0.27（0.11，0.62），P<0.05〕；与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相比，未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的可能性更大〔OR（95%CI）=2.07（1.12，3.84），P<0.05〕；感知利益水平越高的老年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的可能性越大〔OR（95%CI）=1.39（1.07，1.79），P<0.05〕。与年龄为60~64岁、保持规律体育锻炼的老年人相比，年龄≥75岁〔OR（95%CI）=0.34（0.19，0.59），P<0.05〕、未保持规律体育锻炼〔OR（95%CI）=0.64（0.42，0.96），P<0.05〕的老年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可能性更小；与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相比，未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可能性更大〔OR（95%CI）=1.59（1.05，2.40），P<0.05〕。与年龄为60~64岁、来自中部地区的老年人相比，年龄≥75岁〔OR（95%CI）=0.55（0.36，0.86），P<0.05〕、来自东部地区〔OR（95%CI）=0.47（0.34，0.64），P<0.05〕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可能性更小；与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相比，未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可能性更大〔OR（95%CI）=1.54（1.15，2.06），P<0.05〕；感知严重性水平越高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可能性越大〔OR（95%CI）=1.06（1.00，1.11），P<0.0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与年龄为60~64岁、来自中部地区的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相比，年龄≥75岁〔OR（95%CI）=0.35（0.19，0.65），P<0.05〕、来自东部地区〔OR（95%CI）=0.49（0.29，0.83），P<0.05〕的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可能性更小；感知严重性水平越高的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可能性越大〔OR（95%CI）=1.09（1.01，1.18），P<0.05〕。与来自中部地区的未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相比，来自东部地区的未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可能性更小〔OR（95%CI）=0.44（0.29，0.68），P<0.05〕。

在开展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高龄和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通过加强新冠疫苗知识的宣传，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