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情防控研究
Omicron（B.1.1.529）变异株于2021年11月24日首次从南非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截至2021年12月8日全球共有57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Omicron感染病例。目前Omicron变异株在部分非洲国家已成为主导毒株，且传播速度快。尽管Omicron变异株引起的疾病症状较轻，多数病例为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患者，但病例数量的快速增长可能给全球卫生系统带来沉重压力。此外，Omicron变异株的变异来源、传播特征、疫苗抗性等尚不明确，给各国和地区的疫情防控带来很大挑战。本文就Omicron变异株的病原学特征、变异来源、传播特征及可能的机制、流行现状、疫苗对其保护效果、防控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科学防控Omicron变异株所致疫情提供参考。
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处于大流行状态，Omicron仍是全球优势株，约占全球基因序列的99%。全球多个地区正在经历第7波疫情，主要由Omicron变异株亚型BA.4和BA.5引起，目前对于Omicron变异株亚型BA.4和BA.5的流行病学特征尚不明确，给各国家和/或地区的疫情防控带来很大挑战。本文就Omicron变异株亚型BA.4和BA.5的发现与流行现状、潜伏期、传播力、临床症状、病死率、疫苗对其保护效果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科学防控Omicron变异株亚型BA.4和BA.5所致疫情提供参考。
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初始至今，COVID-19的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不断进化和变异，产生传播力和毒力变化的变异株，如Alpha（B.1.1.7）、Beta（B.1.351）、Gamma（P.1）、Delta（B.1.617.2）以及Omicron（B.1.1.529）变异株。深入研究不同变异株感染所致的COVID-19潜伏期有助于追溯传染源，确定密切接触者的留验、检疫和医学观察期限，为及时调整COVID-19疫情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本文主要综述了国内外感染SARS-CoV-2野生株和不同变异株的COVID-19潜伏期的相关研究，研究发现，感染SARS-CoV-2野生株的潜伏期在4~8 d，中位潜伏期约为5.5 d。感染Beta、Gamma变异株的潜伏期与野生株基本类似，约为5 d。感染Alpha、Delta和Omicron变异株的潜伏期则低于其他毒株，分别为4 d、4 d和3 d。
明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应承担的任务和职能，是其充分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
通过梳理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系统总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应该承担的职责和工作任务，为各地开展具体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指导。
于2021年8月，浏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其下设委机关的官方网站，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层防控""新冠肺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主要检索词，采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布的政策文件。将同时符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两个主题的政策文件按发布时间顺序进行梳理，并采用人工精读、分析和总结的方式，对其内容进行整理、归纳。
共纳入34份政策文件。34份政策文件主要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司、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等官方网站，发文单位主要为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司等。政策文件指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应承担的主要工作任务包括以下8个方面：病例早发现、早报告；疫情防控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医院感染防控和个人防护；会同社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科学开展疫情防控健康教育；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核酸检测样本采集和送检；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各地方应该在政策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切实发挥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底"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在全球范围蔓延，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和生活。有研究报道COVID-19可导致血栓性疾病，而脑卒中与血栓事件密切相关。
评估COVID-19对脑卒中患者病死率的影响，并对其可能机制进行探讨，从而为合并COVID-19的脑卒中患者的科学防治提供可靠的临床理论依据。
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及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数据库，收集关于COVID-19对脑卒中患者病死率影响的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检索时间为2019年12月至2022年1月。2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文献筛选、资料提取，采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OS）对文献质量进行评估。采用Meta分析评价COVID-19对脑卒中患者病死率的影响，采用漏斗图评价文献发表偏倚。
共纳入18篇文献，12篇文献质量为高质量，6篇文献质量为中等质量。Meta分析结果显示，合并COVID-19的脑卒中患者病死率、凝血酶原时间（PT）、D-二聚体水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高于未合并COVID-19的脑卒中患者〔RR=4.16，95%CI（2.82，6.13），P<0.000 01；MD=0.78，95%CI（0.35，1.20），P=0.000 3；MD=1.34，95%CI（0.83，1.84），P<0.000 01；MD=6.66，95%CI（4.54，8.79），P<0.000 01〕，年龄低于未合并COVID-19的脑卒中患者〔MD=-2.04，95%CI（-3.48，-0.61），P=0.005〕。合并COVID-19的脑卒中患者和未合并COVID-19的脑卒中患者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D=2.51，95%CI（-2.69，7.71），P=0.34〕。对合并COVID-19脑卒中患者的病死率绘制漏斗图，结果显示两侧基本对称分布。
COVID-19可增加脑卒中患者病死率，PT、D-二聚体等凝血系统指标的改变可能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其预后与年龄、入院时NIHSS评分等相关。
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多地城中村暴发聚集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关注。城中村内道路错综，人口密集且人员结构复杂、跨区域流动频繁，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挑战。
城中村因其空间环境、人口结构特征、跨区域流动的特点且居民就医行为特点更容易发生传染病的区域性暴发，了解我国城中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特点及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在此类区域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困难，为应对常态化防控、社会面动态清零的基层防控工作及应对未来传染病发生的防控提供借鉴。
通过舆情分析、文献检索、城中村基层疫情防控人员和疫情防控专家在线访谈等方法，总结城中村疫情发生及防控现状，分析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重要漏洞。
基于相关资料共提炼出6个关注点：（1）摸底排查量大面宽，是城中村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2）没有严格闭环管理，病毒携带者未被及时管控，存在疫情传播扩散风险；（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院感防控工作不到位，院感发生风险大；（4）属地管理原则在排查密切接触者环节存在漏洞，对于生活与工作场所不在同一行政区域的密切接触者，只排查其生活场所容易导致工作场所的次密切接触者可能存在被感染风险未被及时排查而扩散疫情；（5）超负荷工作成常态，凸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力缺口大；（6）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居民麻痹大意，公共场所不戴口罩、人群聚集现象屡见不鲜，健康教育仍需深入并强调居民为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者在城中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承担着社区健康管理、门诊诊疗、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新冠疫苗接种、隔离酒店驻守、联防联控等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议增设发热哨点诊所，早发现早隔离，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征用出租屋满足隔离医学观察需求，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院感防控，开通绿色救助通道，保障特殊群体就医，组织志愿者增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教育强调居民是保持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提高个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风险意识。
基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是防控传染的重要方法。建立方便快捷的免疫层析检测技术，对于防控SARS-CoV-2的传播十分必要。
建立基于量子点标记技术的免疫荧光层析法检测抗SARS-CoV-2 N蛋白IgG抗体的方法，判断被检测者是否感染过SARS-CoV-2或者是否接种过SARS-CoV-2灭活疫苗。
2020年8月将制备好的鼠抗人二抗和抗N蛋白抗体固定至硝酸纤维素（NC）膜上，分别作为检测线（T）和质控线（C），然后将量子点标记的SARS-CoV-2 N蛋白均匀喷洒在玻璃纤维上，干燥后组装、切割、包装成试纸条。用该试纸条分别检测35例COVID-19患者和50例健康人的血清，以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试剂盒初筛结果作为对照，计算量子点荧光免疫层析法的检测特异度和灵敏度，并利用N蛋白抗体标准品检测试纸条灵敏度。
本研究制备的试纸条特异度为100.00%，灵敏度为94.29%，灵敏性为8.53~17.06 ng/ml抗体浓度。
采用量子点标记技术检测血清中的抗N蛋白IgG抗体，操作简单、快速，灵敏度及特异度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我国在COVID-19疫情防控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医共体内全科医生团队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更好地指导和规范我国医共体建设，发挥全科医生团队在疫情防控中的"桥梁"和网格化管理作用，进一步巩固我国COVID-19疫情防控成果，本项目组织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在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证据、广泛征集意见、充分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全科医学+"医共体在COVID-19疫情防控中的优势和构建经验进行汇总，形成了本专家建议（第一版试行）。本专家建议的内容包括"全科医学+"医共体的内涵、组织结构、职责与分工、运行机制、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培训与考核等，可以为各地区建设"全科医学+"医共体并发挥其在COVID-19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提供参考。
呼吸道病毒感染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以下简称慢阻肺）急性加重的重要诱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疫情发生后，我国采取一系列防疫措施，旨在切断COVID-19传播链。已有多项研究表明，在COVID-19流行期间，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住院的频率有所下降，但防疫措施对慢阻肺急性加重频率影响的研究相对缺乏。
探究COVID-19疫情背景对未就诊和已就诊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频率的影响。
研究对象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慢阻肺随访队列，该队列从2016年初开始招募患者，每3个月访视1次，收集人口学信息和临床资料。选取队列中随访时间窗在2017年6—8月（Ⅰ组）、2018年6—8月（Ⅱ组）、2019年6—8月（Ⅲ组）、2020年6—8月（Ⅳ组）患者作为本研究对象。分别收集Ⅰ组患者2016年10月至2017年5月、Ⅱ组患者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Ⅲ组患者2018年10月至2019年5月、Ⅳ组患者2019年10月至2020年5月的急性加重频率和性别、年龄、症状评分等基本临床资料。Ⅳ组患者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为COVID-19疫情前数据，2020年2—5月为COVID-19疫情后数据。分别比较Ⅳ组患者与Ⅰ~Ⅲ组患者同期急性加重频率的差异，分析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频率在COVID-19疫情前后的变化。
慢阻肺患者Ⅰ组共162例、Ⅱ组共157例、Ⅲ组共167例、Ⅳ组共159例。Ⅰ组、Ⅱ组患者在2—5月急性加重频率比10月至次年1月高（PⅠ=0.013，PⅡ=0.016）；Ⅳ组患者10月至次年1月急性加重频率高于2—5月（P=0.001）；Ⅳ组患者10—12月的每月急性加重总频率与Ⅰ~Ⅲ组同期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Ⅳ组2—4月的每月急性加重总频率低于Ⅰ~Ⅲ组（P<0.001）。Ⅳ组患者每月的急性加重未就诊频率与Ⅰ~Ⅲ组同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Ⅳ组患者10—12月每月急性加重已就诊频率与Ⅰ~Ⅲ组同期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2—4月每月急性加重已就诊频率低于Ⅰ~Ⅲ组（P<0.05）。
COVID-19防控措施对降低慢阻肺急性加重的频率起着积极的作用，提示慢阻肺患者即使疫情过后也应减少聚集活动，保持社交距离，外出戴口罩，勤洗手。
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给慢性病医疗服务的保障带来了影响和挑战。为保障社区慢性病患者的医疗服务，满足其医疗服务需求，疫情应对和常态化防控期间北京市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相应的配套措施，包括推行"长处方"政策、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发挥家庭医生的作用、开展"送药上门"服务5个方面。本文梳理和总结了疫情应对期间和常态化防控阶段北京市社区慢性病患者医疗服务保障的政策和相关措施，通过评价政策实施效果和与国内外比较发现，未来可以考虑从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培养、重视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精准化健康管理、继续落实分级诊疗制度、探索慢性病全周期健康管理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疫情持续状态下的社区慢性病管理。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社区卫生应急人员核心应急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成效，当前针对社区卫生应急人员的核心应急能力及提升需求的研究尚少。
了解浙江省社区卫生应急人员应对COVID-19的核心应急能力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和能力提升需求。
2020年9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从浙江省6个县（区）抽取社区卫生应急人员749例作为调查对象进行在线问卷调查。参考医护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核心应急能力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包括人员基本情况和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问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核心应急能力量表、能力提升需求问卷三部分。
共回收有效问卷699份（有效率回收率为93.3%）。社区卫生应急人员核心应急能力得分为（118.38±27.60）分，得分率为62.3%；各维度得分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预防能力（66.4%）、准备能力（63.7%）、救援能力（62.0%）。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区卫生应急人员学历（b=4.55）、身体素质胜任应急工作情况（b=9.26）、COVID-19知识培训次数（b=4.29）、参加应急预案/技术方案编写情况（b=6.43）、参加应急拉练情况（b=6.35）、参加现场流行病学培训班情况（b=4.62）、现场应急处置经验（b=5.32）及疫情防控工作参与项目数（b=1.16）是社区卫生应急人员COVID-19核心应急能力的影响因素（P<0.05）。能力提升需求调查显示，需求最高的是卫生应急响应与处理知识，得分为（4.09±0.86）分；现场指导和短期集中培训分别是最受欢迎的培训形式和培训方式，得分分别为（4.17±0.84）、（3.93±0.92）分。
浙江省社区卫生应急人员核心应急能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其对能力提升需求较大，管理者应结合其实际需求，加强现场实践类型的培训，注重实践技能的锻炼，以提升社区卫生应急人员对传染病突发事件的核心应急能力。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Omicron变异株传播速度增快、隐匿性增强，方舱医院SARS-CoV-2防控工作人员正确穿、脱个人防护装备（PPE）技能不仅直接影响入舱人员自身健康，还关乎方舱医院整体感染控制质量。
分析方舱医院SARS-CoV-2防控工作人员对正确穿、脱PPE的认知和技能。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2022-04-10至2022-05-10进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第四分院的SARS-CoV-2防控工作人员460名，通过自制网络调查问卷评估其对正确穿、脱PPE的认知，通过现场考核评估其正确穿、脱PPE的技能。
共发放网络调查问卷460份，回收有效问卷384份，回收有效率为83.5%；对于《正确穿、脱PPE认知评价量表》评分，医生、护士第一次更衣区、第二次更衣区、前置脱衣区和第一次脱衣区、第二次脱衣区、手卫生消毒维度评分高于公安和消防人员（P<0.05）。460名方舱医院SARS-CoV-2防控工作人员均完成正确穿、脱PPE技能现场考核；对于《正确穿、脱PPE技能考核表》评分，医生、护士第一次更衣区、清洁区入污染区更衣步骤维度评分低于公安和消防人员，医生第一次更衣区维度评分低于护士（P<0.05）。
不同岗位的方舱医院SARS-CoV-2防控工作人员对正确穿、脱PPE的认知和技能掌握程度存在一定差异，且对穿、脱PPE认知和技能存在不匹配的情况，应注意开展有针对性、有重点的培训和督导。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在全世界大规模流行，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的灾难性公共卫生危机；目前关于COVID-19患者院内死亡危险因素的结论尚不统一。
通过Meta分析探讨COVID-19患者院内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
计算机检索Cochrane Library、ScienceDirect、PubMed、Medline、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知网、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搜索已发表的关于COVID-19患者院内死亡的病例对照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1-10-01。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文献质量，采用Stata 15.1软件进行Meta分析，采用Meta回归探索可能的异质性来源。
最终纳入80篇文献，共405 157例患者，其中存活组349 923例（86.37%），死亡组55 234例（13.63%）。根据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OS）评分，均为高质量文献。Meta分析结果显示，男性〔OR=1.49，95%CI（1.41，1.57），P<0.001〕、年龄大〔WMD=10.44，95%CI（9.79，11.09），P<0.001〕、呼吸困难〔OR=2.09，95%CI（1.80，2.43），P<0.001〕、疲劳〔OR=1.49，95%CI（1.31，1.69），P<0.001〕、肥胖〔OR=1.46，95%CI（1.43，1.50），P<0.001〕、吸烟〔OR=1.18，95%CI（1.14，1.23），P<0.001〕、脑卒中〔OR=2.26，95%CI（1.41，3.62），P<0.001〕、肾脏疾病〔OR=3.62，95%CI（3.26，4.03），P<0.001〕、心血管疾病〔OR=2.34，95%CI（2.21，2.47），P<0.001〕、高血压〔OR=2.23，95%CI（2.10，2.37），P<0.001〕、糖尿病〔OR=1.84，95%CI（1.74，1.94），P<0.001〕、肿瘤〔OR=1.86，95%CI（1.69，2.05），P<0.001〕、肺部疾病〔OR=2.38，95%CI（2.19，2.58），P<0.001〕、肝脏疾病〔OR=1.65，95%CI（1.36，2.01），P<0.001〕、白细胞计数升高〔WMD=2.03，95%CI（1.74，2.32），P<0.001〕、中性粒细胞计数升高〔WMD=1.77，95%CI（1.49，2.05），P<0.001〕、总胆红素升高〔WMD=3.19，95%CI（1.96，4.42），P<0.001〕、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WMD=13.02，95%CI（11.70，14.34），P<0.001〕、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WMD=2.76，95%CI（1.68，3.85），P<0.001〕、乳酸脱氢酶升高〔WMD=166.91，95%CI（150.17，183.64），P<0.001〕、尿素氮升高〔WMD=3.11，95%CI（2.61，3.60），P<0.001〕、肌酐升高〔WMD=22.06，95%CI（19.41，24.72），P<0.001〕、C反应蛋白升高〔WMD=76.45，95%CI（71.33，81.56），P<0.001〕、白介素6升高〔WMD=28.21，95%CI（14.98，41.44），P<0.001〕、红细胞沉降率升高〔WMD=8.48，95%CI（5.79，11.17），P<0.001〕是COVID-19患者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肌痛〔OR=0.73，95%CI（0.62，0.85），P<0.001〕、咳嗽〔OR=0.87，95%CI（0.78，0.97），P=0.013〕、呕吐〔OR=0.73，95%CI（0.54，0.98），P=0.030〕、腹泻〔OR=0.79，95%CI（0.69，0.92），P=0.001〕、头痛〔OR=0.55，95%CI（0.45，0.68），P<0.001〕、哮喘〔OR=0.73，95%CI（0.69，0.78），P<0.001〕、体质指数降低〔WMD=-0.58，95%CI（-1.10，-0.06），P=0.029〕、淋巴细胞计数降低〔WMD=-0.36，95%CI（-0.39，-0.32），P<0.001〕、血小板计数降低〔WMD=-38.26，95%CI（-44.37，-32.15），P<0.001〕、D-二聚体升高〔WMD=0.79，95%CI（0.63，0.95），P<0.001〕、凝血酶原时间升高〔WMD=0.78，95%CI（0.61，0.94），P<0.001〕、白蛋白降低〔WMD=-1.88，95%CI（-2.35，-1.40），P<0.001〕、降钙素原升高〔WMD=0.27，95%CI（0.24，0.31），P<0.001〕、肌钙蛋白升高〔WMD=0.04，95%CI（0.03，0.04），P<0.001〕是COVID-19患者院内死亡的保护因素。Meta回归结果显示，国家对性别、肾脏疾病、心血管疾病、哮喘、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血红蛋白、尿素氮的异质性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男性、年龄大、呼吸困难、疲劳、肥胖、吸烟、脑卒中、肾脏疾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肿瘤、肺部疾病、肝脏疾病，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总胆红素、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乳酸脱氢酶、尿素氮、肌酐、C反应蛋白、白介素6、红细胞沉降率升高可能是COVID-19患者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肌痛、呕吐、腹泻、头痛、哮喘、体质指数降低、淋巴细胞计数降低、血小板计数降低、D-二聚体升高、凝血酶原时间升高、白蛋白降低、降钙素原升高、肌钙蛋白升高可能是COVID-19患者院内死亡的保护因素。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尚需更多高质量、多中心、大样本、真实世界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蔓延流行给全球生命健康及疾病防治带来了严峻挑战，COVID-19合并基础疾病患者的死亡率明显增高。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RAASi）是一类重要的抗高血压药，研究发现RAASi可能增加COVID-19患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本研究旨在明确RAASi治疗COVID-19合并高血压患者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系统评价RAASi治疗COVID-19合并高血压患者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及中国知网（CNKI），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2年1月。纳入公开发表的、采用RAASi治疗与非RAASi治疗的COVID-19合并高血压患者的病例对照研究，结局指标为总体死亡率、危重症发生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发生率、心肌损伤发生率、肾损伤发生率，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
纳入的17项研究共包含5 689例患者，其中2 168例接受了RAASi治疗（RAASi治疗组），3 521例未接受RAASi治疗（非RAASi治疗组）。Meta分析结果显示：RAASi治疗组COVID-19合并高血压患者总体死亡率低于非RAASi治疗组〔OR=0.54，95%CI（0.41，0.72），P<0.000 1〕；RAASi治疗组与非RAASi治疗组COVID-19合并高血压患者危重症发生率〔OR=0.92，95%CI（0.79，1.08），P=0.30〕、ARDS发生率〔OR=0.81，95%CI（0.57，1.13），P=0.22〕、心肌损伤发生率〔OR=1.03，95%CI（0.83，1.27），P=0.82〕、肾脏损伤发生率〔OR=1.13，95%CI（0.78，1.66），P=0.52〕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RAASi治疗COVID-19合并高血压患者可降低总体死亡率，且不增加COVID-19合并高血压患者危重症、ARDS、心肌损伤及肾脏损伤发生率，具有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简称新冠感染）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然而感染者出院后是否存在极早期认知功能障碍及其影响因素尚不明确。
对新冠感染出院患者进行极早期认知功能筛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于2020-08-20至2020-09-30，随机抽取武汉市新冠感染定点医院病历管理系统中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的成年新冠感染出院康复者，同时通过新闻媒体招募同意调查的康复者，共计纳入新冠感染康复者574例。依据8条目痴呆筛查问卷（AD8）评分，将纳入者分为存在极早期认知功能障碍组（AD8≥2分）、无极早期认知功能障碍组（AD8<2分）。由4名调查人员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展开问卷调查，采用一般信息调查表采集患者人口学信息及既往疾病史，包括性别、年龄、基础疾病、入院新冠感染分型、出院至本次调查的间隔时间、随访时存在的各类症状，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PCL-C）、健康状况调查简表（SF-36）评估患者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状况、生活质量，最终完成认知功能筛查的康复者311例。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评价性别、年龄、基础疾病、入院新冠感染分型等变量对极早期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以限制性立方样条函数模型评估焦虑水平和极早期认知功能障碍的量效关系。
311例新冠感染康复者中，170例（54.7%）存在极早期认知功能障碍，141例（45.3%）不存在极早期认知功能障碍；230例（23.9%）存在出院后遗留症状。是否存在极早期认知功能障碍者的性别、年龄、失眠、疲倦乏力、胸闷、气短、食欲减退、广泛性焦虑症、PTSD阳性、SF-36各项条目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OR（95%CI）=2.658（1.528，4.625）〕、高龄〔OR（95%CI）=3.736（1.083，12.890）〕、有广泛性焦虑症〔OR（95%CI）=5.081（1.229，21.008）〕是新冠感染康复者发生极早期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P<0.05）。限制性立方样条函数模型显示，焦虑程度和极早期认知功能障碍存在线性量效关系，即焦虑水平越高，极早期认知功能障碍的可能性越大（非线性检验P=0.13）。
新冠感染康复者的极早期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较高，高龄、女性、有广泛性焦虑症状可能更易发生极早期认知功能障碍。应及时干预新冠感染康复者，尤其是老年女性的精神心理问题，缓解其焦虑症状，可能有助于改善康复者认知功能，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在过去的10 d 里，博伊尔夫人，一位59 岁的遗孀，已经是第三次来诊所看病了。她长期患有广泛性焦虑症，伴有频繁发作的躯体化症状，目前服用150 mg 的文拉法辛才能控制住。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大流行以来，她笃信自己会被这种病毒消灭掉。她丈夫3 年前死于运动神经元疾病，她曾看到过丈夫挣扎着喘不上气的样子，后来也在电视上看到过几次患者使用呼吸机的镜头，这让她坚信这就是等待着她的命运结局。
西安市2021—2022年跨年期间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是发生在一个超大城市且病例数众多、规模较大的本土疫情，有必要对该次疫情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总结。
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疾病特征，探索重症病例的危险因素以及预测指标。
回顾性收集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收治于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患者的一般资料和实验室检查指标，计算总IgG与淋巴细胞百分比的比值（IgG∶L%）、总IgM与淋巴细胞百分比的比值（IgM∶L%）、总IgG与淋巴细胞计数的比值（IgG∶L#）、总IgM与淋巴细胞计数的比值（IgM∶L#），将患者分为轻型及普通型组、重型及危重型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探究发生重型及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各指标对重型及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预测价值，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并采用Delong检验比较各指标的AUC。
最终纳入699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患者，分为轻型及普通型组（n=678）和重型及危重型组（n=21），轻型及普通型组年龄、基础疾病、D-二聚体、IgM∶L%、IgM∶L#低于重型及危重型组，淋巴细胞百分比、淋巴细胞计数高于重型及危重型组（P<0.05）。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1.068，95%CI（1.031，1.105），P<0.001〕、D-二聚体〔OR=1.612，95%CI（1.026，2.533），P=0.038〕以及IgM∶L#〔OR=1.034，95%CI（1.006，1.063），P=0.018〕是重型及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淋巴细胞百分比〔OR=0.918，95%CI（0.844，0.997），P=0.043〕是重型及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发生的保护因素。建立重型及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联合预测模型，P=-5.031+0.065×年龄-0.086×淋巴细胞百分比+0.738×淋巴细胞计数+0.477×D-二聚体+0.034×IgM∶L#，联合检测预测重型及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AUC为0.912〔95%CI（0.858，0.965）〕，截断值为0.04，灵敏度为90.00%，特异度为83.18%，预测价值优于年龄（Z=5.314，P<0.001）、淋巴细胞百分比（Z=-1.987，P=0.047）、D-二聚体（Z=2.273，P=0.023）和IgM∶L#（Z=0.161，P<0.001）。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急性期，存在炎症反应与细胞免疫功能失衡，该失衡与年龄、D-二聚体均是重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D-二聚体、淋巴细胞百分比、IgM∶L#在内的联合指标可有效预测重型和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期间，各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常规医疗服务减少情况，慢性病管理工作也相应受到影响。2022年12月，中国调整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相关政策和方案，医疗卫生系统面临挑战，基层医疗压力增加。在此情况下，本文基于其他国家经验，建议中国基层医疗应注重开展慢性病患者的自我管理，并为复杂和高需求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主动服务，加强对远程医疗的应用与研究，强化基层服务的社区连接，重点完善医疗服务的补偿机制。
阿兹夫定是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常用抗病毒药物，但其对肝肾功能影响的研究极为匮乏。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使用阿兹夫定后肝肾功能的变化，为肾功能不全患者安全使用阿兹夫定提供用药参考。
回顾性连续纳入某三甲综合医院2022 - 12- 26—31使用阿兹夫定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住院患者，按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水平将其分为正常组、轻度损伤组、中度损伤组、重度损伤组、终末期组，观察各组患者使用阿兹夫定后肝肾生化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碱性磷酸酶（ALP）、白蛋白、总胆红素（TB），血肌酐（Scr）、eGFR〕变化；对eGFR<60 mL·min-1·（1.73 m2）-1的患者应用D_FR =D_NL ×[1-F_k（1-K_f）]公式校正阿兹夫定维持剂量，按是否遵循此公式给药将其分为校正组和未校正组，比较两组患者肝肾功能生化指标变化。
336例使用阿兹夫定的患者中190例符合纳入、排除标准，按eGFR水平分组后各组年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严重程度、降钙素原峰值、降压药、襻利尿药及阿兹夫定维持剂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用药后发生ALT升高有73例（38.4%），其中升高1倍正常上限值以内的有68例（93.2%）；eGFR降低有58例（30.5%），其中下降至下一肾功能分级的有7例（12.1%）；无论肾损伤分级如何，使用常规剂量或校正剂量阿兹夫定后eGFR、ALT、AST、TB、ALP、白蛋白未见恶化（P>0.05）；因中重度肾损伤患者使用阿兹夫定均进行剂量校正，未能比较此类人群若不校正剂量的安全性。
使用阿兹夫定易引起ALT升高、eGFR降低，但具有临床意义的损伤分别为2.6%、3.7%；中重度肾损伤患者使用校正阿兹夫定剂量后，未见肝肾功能损伤加重，但此结论还需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确认。
